记者状告他人恶意诉讼 法院判决记者获赔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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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2-01 20:58:10

    恶意诉讼应当受到法律惩处
    刘德禄

    近日,“台首富企业索赔记者三千万”(8月30日,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将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个人资产的冻结,同时将诉讼标的由之前的3000万元降为1元,并添加《第一财经日报》报社作为被诉对象)事件,在全国炒得沸沸扬扬。《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和编委翁宝均是该报的员工,即使他们所写、所编的稿件有侵权嫌疑,也只是职务行为,在法律上是没有承担责任的义务。细细了解该事件之后,甚觉这是一起严重的恶意诉讼案件。这样的恶意诉讼,笔者在前年也遭遇过,见《谁来为记者的权益受损埋单》一文(《法制新闻界》2005第2期登载,或通过百度或google可以搜索到《民主与法制时报》、新浪网上刊发的此文)。笔者通过不懈地努力,终于获得该起官司的胜利。官司胜利了,但笔者还是不折不饶,对提起恶意诉讼的当事者当庭进行了反诉,这个反诉虽然没有被法院支持,但终为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受损吼了一声(见《中华新闻报》2005年3月16日B3版头条,对笔者的报道)。
    从我国著名法学家、王利明作序的《新闻官司防范与应对》一书和新华网《名誉侵权官司/媒体为什么总败诉?》一文中获悉,目前,我国对新闻官司的立案几乎是一告就准,且有数字统计,全国新闻侵权案80%的新闻单位(记者、通讯员及撰稿人)败诉,而在美国的媒体侵权官司中,媒体败诉的机率仅为8%。鉴于国内外如此大的反差,笔者才反诉原告的无端诉讼。
    为何我国媒体败诉率如此之高?笔者认为,这80%的败诉案件中不尽其然都是败得有理,而大部分是被无端诉讼和无理缠讼拉下马的。一些自身有“短”而被新闻记者和媒介曝光的人和单位,故意把新闻单位(记者、通讯员及撰稿人)作为“发难”的对象,特别是有些人和单位想借“官司”炒作,来达到“名扬天下”的目的,把新闻媒介、特别是那些知名媒体拉进无休止的新闻侵权的诉讼战中,以达到“搞臭”新闻单位和记者,甚至以“自己要死,还要拉个垫底”的恶意缠诉,使新闻单位和记者处于被动、守势地位,而且要耗时、耗力、耗财应付官司。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目前法律对这种无理缠诉、甚至恶意诉讼的当事人,不作任何责任追究而产生的后果。
      因此,为保护正当的新闻舆论监督,有必要从法律上对那些明知有错还故意无理缠诉的原告,除驳回其诉讼请求外,还要进行适当的法律责任追究,这样才能让新闻报道所涉及的新闻当事人懂得要慎重打新闻官司,要有充分的证据才能打官司。
      记者今天再提起该起案例,目的也是想给《第一财经日报》“受伤”记者王佑和编委翁宝抛砖引玉,借鉴本人的做法,力争打赢这场官司。虽然,原告将官司的诉讼标的从3000万元降至1元,这不是原告给足俩记者的面子,而是一起明显带有炒作嫌疑的案子,也是一起明显的恶意诉讼案件,这给俩记者带去了沉重的压力,也给全国新闻媒体蒙上了一层阴影。
    据了解,这场官司10月23日将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场官司的输赢,不仅仅是关乎着《第一财经日报》“受伤”记者王佑和编委翁宝的合法权益,也关乎着全国记者的合法权益。
    官司胜败,万人瞩目。记者呼吁全国人大尽快立法,惩处恶意诉讼,保护记者舆论监督权,特别是记者的采访权。因为,采访权是记者取得第一手资料、证据的开始,没有采访权,无从谈报章、电视、网络等媒体文章、节目的真实性。否则,新闻的真实性难以得到保障,媒体遭遇恶意诉讼就会永远不断。(作者为新法制报社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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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2-01 20:59:09

    媒体遭登封粮储恶意诉讼 巨额索赔请求被驳回

    2011-12-23 12:02:14| 分类: 工作 日志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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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遭登封粮储恶意诉讼 巨额索赔请求被驳回



    2011-06-25 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来源:华夏时报

    2009年7月18日和8月1日,华夏时报详细报道了登封粮储公司涉嫌虚假库存、骗取小麦托市资金以及其实际控制人、原登封市粮食局长王国顺家人利用巨额来源不明资金进行房地产开发的事宜。登封粮储即向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庭审中原告并未能向法庭提交有力证据。

    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的等待后,因舆论监督遭到恶意诉讼、巨额索赔的本报记者终于等来了最后的判决。

    6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寄送给记者的判决书显示,2011年5月23日,金水区人民法院就河南省登封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下称“登封粮储”)状告《华夏时报》记者名誉侵权一案作出终审判决:被告采访报道并无瑕疵,依法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承担。

    “老鼠告猫”

    此案于2009年9月9日在金水区人民法院开庭,本报当事记者郑重、殷泽及律师出庭,并吸引了国内20多家媒体记者旁听,一度被舆论评论为“老鼠告猫”。

    2009年7月18日和8月1日,本报记者连续发表《河南登封粮企亏库案曝光 巨额资金疑似流入地产》、《登封粮储狂骗1.5亿元小麦托市资金》两篇报道,详细报道了登封粮储公司涉嫌虚假库存、骗取小麦托市资金以及其实际控制人、原登封市粮食局长王国顺家人利用巨额来源不明资金进行房地产开发的事宜。报道一出,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在第一篇报道刊发后的第二天,登封粮储即向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两位《华夏时报》记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

    但是,庭审中原告并未能向法庭提交有力证据支撑其观点。

    佯装不知《审计报告》

    登封粮储认为,《华夏时报》记者在文章中涉及的《审计报告》纯属记者本身杜撰,没有这种事实。并表示“我方没有见到该文提到的《审计报告》,我们向有关人员咨询,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

    但事实证明,《审计报告》的存在不容置疑。被告(即本报记者)当天向法庭提交了7月14日采访河南省审计厅和河南省公安厅相关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和整理材料。

    录音中,河南省审计厅办公室工作人员当着本报记者的面向业务部门经贸处电话咨询相关事宜。该工作人员明确告诉记者《审计报告》的存在,并表示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建议公安机关介入。

    此外,在河南省公安厅政治宣传处,工作人员同样是当着本报记者的面向河南省经侦总队核实相关情况。他透露,涉案金额一亿多,并且由河南省公安厅一位主管副厅长和经侦总队长直接掌握,具体交由洛阳市公安局异地查办。目前,还处于侦查阶段。

    与此同时,被告当庭向法庭申请从河南省审计厅调取《审计报告》原文。

    庭审中,本报记者表示,采访过程严谨不可挑剔。报道之前,7月13日,被告到登封市

    联系采访原告、原告法人代表孙志伟,以及原告实际控制人王国顺。

    记者在报道新闻之前,履行向被采访方核实相关情况的义务,但是各方却一直躲着记者,并未对“核实内容”提出一点质疑。

    原告证据虚弱

    前述本报报道中曾提到,截至2008年11月底,登封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下属的唐庄粮库账面库存小麦8.04万吨,而实际库存仅为7.4万吨,亏库5756吨,金额932万元,亏库率7.15%,亏库的资金去向不明。

    登封粮储认为,上述报道“纯属编造”。起诉书中,原告表示,国家组织的清仓查库工作普查工作报告于2009年4月15日的清查结论是:登封库存粮食数量真实准确、账单、账账、账表、账实四相符,库存粮食品质完好,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登封粮储还拿出了登封市财政局、国家农业发展银行登封支行等单位的文件,试图否认亏库、骗取国家小麦托市资金的报道。但是,被告律师、北京市赵晓 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苏衍庆、李应智指出,上述所谓证明文件均在2009年之后,而被告的文章报道的事实截止日期均为2008年12月17日河南省出具《审计报告》的时间。因此,相互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被告证据不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多次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被相关部门调查后,登封粮储就已开始紧急向外筹措资金,积极补库。但出于谨慎以及善意,记者当时并未将其体现在文章中。

    起诉书中,原告提出巨额赔偿,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万元。但是,当审判长问及相关赔偿根据时,原告却承认没有相关根据。

    与此同时,原告对被告有所诽谤。庭审中提交证据环节,原告竟拿出从网上摘抄的一份没有正规出处、未加核实的文章作为辅助证据使用,而该文章明显存在侮辱其中一被告人格的语言。

    诉讼背后的遮掩

    本报第一篇报道出来后,社会反响热烈,众多读者通过各种方式声援,要求当地查清事实。登封粮储对报道提出异议,但相关人士似乎对本报重点报道的王国顺家人控制郑州泰基地产有限公司选择性遗忘。

    工商注册登记资料显示,上述公司中,王国顺的妻子范花梅和与王国顺关系密切的郑占敏各占65%和35%的股份。知情人士透露,其时范花梅还是登封市工商局工作人员。

    郑州泰基地产有限公司系范花梅等花400万元收购获得,该公司投资1.1亿元以上开发郑州市长江路与大学路交叉口的“江南戎居”项目,获利颇丰。按照正常情况,公务员不会有如此巨额的资金投资房地产项目,这不得不让人生疑。

    “如果利用职权或者财力对媒体的监督予以打压,那么将来换来的不仅是媒体对社会不公现象的集体失语,同时也会损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庭审中,被告律师苏衍庆和李应智对本案所涉及的社会问题表示担忧。

    2、徐书记你好,我是登封粮食职工,华夏时报反映的粮食收… 网友: 匿名网友 (222.141.52.*) 2009-8-17 08:02 未回复

    徐书记你好,我是登封粮食职工,华夏时报反映的粮食收储公司"转圈粮"、和亏库情况已存在多年,为什么上级有关部门多次检查,且在审计厅审计后到现在还没结果,洛阳市公安局到登查帐还没来早在2个月前收储公司人都知道,并组织人进行公关(找原洛阳市公安局姓弋的局长),真的还是让王国顺的罪行继续上演吗?到现在转圈粮还在转圈(购密县小麦)。(老粮人)

    3、登封粮食局前任局长王国顺耍大了!案件由省公安厅督办! 基层督察长 发表于: 2009-07-21 11:03:17

    登封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不仅存在虚假销售、骗取小麦托市收购资金过亿元、套取国家收购费用480万元等问题,其库存亦亏库5756吨,金额932万元,而亏库的资金去向不明。这一系列案情都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 登封粮食局前任局长王国顺。

      河南省公安厅政治宣传处张晓雷7月14日在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上述案件由主管厅长和省经侦总队队长督促,洛阳市公安局具体负责调查,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

    4、登封粮库硕鼠状告媒体 江左巴人 注册会员 发表于:2009-09-07 15:05

    贪官告媒体9月9日郑州开庭,近百记者到庭采访,郑州这次又要出名了

    河南省登封市粮食局原局长、党组书记王国顺状告国内知名财经媒体《华夏时报》记者一案将于9月9日在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开庭。因为案件特殊,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据了解,届时可能有数十家媒体的记者到庭审现场采访。

    而很多媒体的记者表示,这个贪官简直是傻X。本来这样的事情就是记者追逐的焦点。这样已开庭,记者们就有好料了。那么,会加快他的倒台。

    “老鼠要告猫”

    案件起因,是《华夏时报》记者对王国顺及其控制的登封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挪用国家粮食收购贷款、侵占国有资产等问题进行的报道引起的。

    据悉,在该报道刊登后的次日,当事人即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华夏时报》记者报道严重失实,并索赔名誉损失30万元。

    在收到法院诉状后,《华夏时报》又对案件进行了跟踪报道,更深入的解开了王国顺贪污等问题的盖子。

    《华夏时报》律师介绍,记者的报道是慎重和真实的,并有包括采访河南省审计厅、省公安厅等部门的采访录音等证据。根本不存在失实的问题。

    据了解,不说其他的,就说王国顺仅仅一个科级干部,全家都是公务员,哪来的巨额财产。比如房地产公司、购置的郑州市照相机厂的土地等等。

    贪官何以逍遥?背后的后台引起媒体关注

    据报道,王国顺所控制的登封粮储以及王国顺或其直系亲属在一些项目上的投资额,保守估计高达2亿元;其中仅郑州泰基地产有限公司在郑州市长江路与大学路交叉口的“江南戎居”项目投资就高达1.1亿元。

    这些资金都是王国顺在粮食局任职时所得。

    王国顺本人及其亲属均系公务员,其资产来源值得怀疑。这样严重的问题至少应该引起河南省委、省政府等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重视才对。

    但报道似乎并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王国顺等当事人一直安然无恙。据知情人士介绍,王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其有相当大的后台为其做后盾。

    这样的事实无疑是引起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记者肯定要质疑,其后台到底是谁?谁为贪官撑起了保护伞?

    记者:一定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做舆论监督引起官司,对记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对当事记者和媒体来讲,这样的官司对他们应该是更加有利。

    据当事记者介绍,目前已经有数十家媒体的记者开始跟踪。他们一直也在深入的采访,经挖到了更深的不为人知的料。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案件能够将王国顺等贪官背后更大的贪官挖出来,并通过更多有正义感的媒体的曝光,促进有关部门尽快将贪官绳之以法。

    而华夏时报可能要推出更大规模的报道,将事实真相公布于天下。

    看来,好戏要开演了。不过,对于郑州市乃至河南省来说,这样的报道给党委、政府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是很难挽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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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2-01 20:59:44

    论我国新闻恶意诉讼及其预防机制
    论我国新闻恶意诉讼及其预防机制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引用发生在司法审判 活动中的一个具体案例,对新闻恶意诉讼的特征及其危害进行了论述。文章最 后提出对新闻恶意诉讼,我们应在立法上设立诉讼前置程序对其进行预防。 新闻恶意诉讼诉讼前置程序 恶意诉讼在我国目前为止,还没有一 部法律对其有过明文规定,这一概念来自于司法实践。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恶 意诉讼在司法审判活动中的日益增多,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和司法审判工作人 员的密切关注。中国侵权行为法专家杨立新教授认为,广义的恶意诉讼是一个 侵权行为类型,包括三种侵权行为:一是恶意告发,是无诉权而起诉或者控告 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的行为;二是狭义的恶意诉讼,是无诉权而起诉民事案件 企图追究对方的民事责任的行为;三是滥用诉权,是有一个正当诉权,但是起 诉后企图追究正当诉权以外的非法诉讼目的的行为。恶意诉讼是一种特殊的 侵权行为,而新闻恶意诉讼又是一种特殊的恶意诉讼。两者具有共性,但新闻 恶意诉讼又有其自身的个性,两者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案例进行分析。1999 日,湖南日报晚报版《三湘都市报》刊登了甘建华撰写的新闻调查报告《福建游医小病治出残疾 27.4万起纷争》。孰料其中报道的一个性病受害者“衡南县三塘镇徐 ”的化名,与生活中的衡南县车江镇徐某同名偶合。徐某、费某夫妇自动 对号入座,故意捏造事实,在明知道甘建华根本不可能了解他们的“隐私”的 情况下,执意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甘建华列为第三被告,要求他与衡阳市卫 生防疫站、湖南日报社共同赔偿其 39 万元的精神损失费,该案一审判决原告胜 诉,后二审改判被告不构成侵权。之后甘建华于 2001 20日向衡南县人 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徐某、费某恶意诉讼的侵权责任,法院判决被告徐某、 费某赔偿原告甘建华经济损失 10376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万元。我们认为新闻恶意诉讼区别于一般恶意诉讼的特征在于,首先,被告恒定。在新闻恶意 诉讼中,由于原告恶意起诉的对象是媒体或记者,因此在新闻恶意诉讼中充当 被告角色的总是媒体或记者。其次,新闻恶意诉讼侵害的是复杂客体。在新闻 恶意诉讼中原告的恶意诉讼侵害的不仅是媒体或记者个人的利益,而且还侵害 了公众对大众传媒的公信力,乃至整个社会舆论监督机制的正常运行。因为, 我国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担负着社会公众赋予的行使社会舆论监督的职责, 新闻恶意诉讼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在最终的判决下来之前,将会对公众产生不 良的舆论导向,引起社会公众对媒体公信力的普遍猜疑。最后,由于我国民事 诉讼的周期较长,新闻报道一旦涉诉,还将导致“舆论监督止于诉讼”的现象 发生。也就是在终审的裁判文书下来之前,诉争的新闻报道应该暂停报道、评 论,而新闻具有很强的时新性,如果在走完全部的司法程序后,整个报道与评 论将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本案记者最终的胜利,鼓舞了新闻界的同仁在面对不 实的新闻侵权诉讼中应当敢于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捍卫自己所 肩负的神圣职责。同时,对那些藐视法律,试图通过滥用诉权提起新闻恶意诉 讼以达到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的“玩法者”也将起到警示与威慑作用。 恶意诉 讼不独是我国的“专利”,其实早在古罗马时期,及现今大陆法系的德国、法 国都有成文的立法对滥用诉权、恶意诉讼行为给予制裁的规定。在英美国家, 滥用诉权的行为可以构成一种独立的民事侵权行为责任。在我国,已有学者呼 吁在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增加有关恶意诉讼损害赔偿制度,而且在王利明教授 起草的民法典草案中,在第八编侵权行为法中的第 1863 条已把恶意诉讼作为一 类特殊的侵权行为写入民法典草案中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法律的制裁只是 一种事后补救措施,旨在于恢复或补偿被侵害的权利。正像上述案例中的记者 从其发表文章之日到被诉侵犯名誉权直至其提起恶意诉讼侵权损害赔偿并获得 胜诉判决书之日止,历经 年半之久,在这期间受到的精神、心灵上的伤害远非一纸判决书所能恢复的。同时,这种新闻恶意诉讼还损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 权威、破坏了程序正义还造成对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使得本来就紧缺的司法 资源越发捉襟见肘了。 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里,新闻媒体是社会黑暗的揭 露者、是社会腐败的防腐剂、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日益膨胀公权力侵犯的 守护者、是维护整个社会大机器正常、有序运转的润滑剂。当一个国家的媒体 疲于应诉,被恶意诉讼缠身时,他在行使上述职能时就不堪重负了。因此,为 了避免新闻媒体及记者被这种毫无法律依据的恶意诉讼缠身,我们有必要在法 律上对新闻恶意诉讼行为设立一种诉讼前置程序,对那些事实清楚、法律关系 简单、法律依据明显不足的新闻恶意诉讼通过一种简便、快捷、操作性强的程 序,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就将此类纠纷解决。对此,我们可以借鉴我国证券民 事诉讼中的做法,对涉及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由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先进行诉前审查。这样,可以防止一些不实的诉 讼对上市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避免因恶意诉讼给上市公司的正常运转带来负 面影响。同样,在涉及新闻侵权的纠纷中,可以先由新闻业的行业组织,如中 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或新闻媒体的主管机关对此类纠纷进行实质性审查。 其好处在于,对于涉及专业性的问题,由他们进行审查可能会比法院更具有行 业权威性。另外,还可以减轻法院的工作压力,节省司法资源。如果当事人对 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但,法院只对案件适用法律、程序性事项进行 审查,不对案件事实进行审查,这样法院就能快速、有效、便捷的做出判决, 不至于使新闻媒体和记者因新闻恶意诉讼久缠不决而困挠。而且对于新闻恶意 诉讼应允许媒体或记者行使反诉权,这样就能将案件纠纷和损害赔偿在一个程 序中得以解决。不过,对诉讼前置程序存在的问题,像行使前置程序机构的性 质、组成人员的构成及其中立性等都有待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进行深入的探 注释:杨立新:《杨立新品百案》,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1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8/25/content_537556.htm 参见黄双全: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设立恶意诉 讼损害赔偿制度//陈光中、汪建成、张卫平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司 法理念与三大诉讼法修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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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2-01 21:00:24

    浅论恶意诉讼现象及对策
    分享到: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 作者:段永红 发布时间:2014-10-09 11:10:05
      论文提要:

    中国人素来讲究“以和为贵”、“厌诉” 、“耻诉”,不肯轻易对簿公堂。但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人们观念的改变,诉讼被视为人们维护合法权益和解决争议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其价值与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升,利用诉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然而与此同时,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现象也随之剧增,这不仅严重侵害了特定法律主体的合法权益,浪费司法资源和扰乱诉讼秩序,也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诉讼价值造成了冲击与损害,从而成为了构建法治社会的不和谐的因素。

    我国法律目前尚无关于恶意诉讼的明确规定,除《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过错责任原则对恶意诉讼行为有原则性的规定,以及《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25条规定不正当的诉讼行为所支出的费用由败诉方承担的规定外,最新的《侵权责任法》也没有将恶意诉讼界定为一种侵权行为。中国的一些法学研究者如汤维建的《恶意诉讼及其防治》,杨立新的《侵权司法对策》虽然就恶意诉讼问题开展了很多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在恶意诉讼的界定、构成以及规制措施方面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在此,笔者将就恶意诉讼构成、认定及对策方面陈述管见,以期引起立法和司法实务界关注此类问题。

    一、恶意诉讼的认定

    (一)恶意诉讼的内涵

    “恶意诉讼”是英美侵权法中的概念,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没有“恶意诉讼”的概念。随着近来来诉讼案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一现象才逐渐引起人们重视。在我国法律中没有恶意诉讼的概念,学界对恶意诉讼概念的界定不一。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研究基地负责起草民法典的侵权行为法,其中将恶意诉讼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类作了专门的规定。起草者将恶意诉讼界定为:明知道没有合法的诉讼理由,意图使他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故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这种侵权行为就是恶意诉讼。王家庚认为:“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其诉讼目的是不正当的,而仍然诉请保护,以致不正当诉讼发生,侵害对方合法权益的行为,恶意诉讼包括恶意起诉、恶意保全、恶意反诉等情形。”[1]汤维建指出:“所谓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故意提起一个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无根据之诉,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诉讼行为。”[2]以上对恶意诉讼的界定都注意到了诉讼者的主观恶意,也分析到了其提起的诉讼没有正当或合法的依据,但三种界定各有不同之处。第一种界定的范围仅限定在起诉没有合法的理由,对给相对人造成何种损害没有涉及;第二种界定的范围较广,不仅指恶意诉讼提起诉讼,还包括恶意保全等,但同样没有明确指出给相对人是否造成损害;第三种在界定范围上限于提起诉讼,其损害仅限于财产上的损害。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界定各有偏颇之处。

    1.恶意诉讼的范围应限于提起诉讼较为妥当。不能将恶意诉讼与滥用诉讼权利相混淆,恶意诉讼是滥用诉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滥用诉讼权利不仅包括滥用起诉、反诉的权利,而且还包括诉讼程序中的其他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如滥用回避、财产保全、证据交换等行为,即可能是发生在各个诉讼阶段的行为。因为恶意诉讼的概念是指会引起损害赔偿的一种侵权类型,它与一般的滥用诉讼权利行为有着较大的区别。一般的滥用诉讼权利行为,在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均有处罚措施,法官也可以利用职权进行制止,一般不会给相对人造成很大伤害。但恶意诉讼在现行审判体制下只能驳回其起诉,由其承担诉讼费用,而相对人因恶意诉讼发生的财产和精神方面的损害赔偿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明显有失公正,并且可能导致恶意诉讼的盛行。因此,有必要将此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独立出来。

    2.恶意诉讼的外延应限于民事、经济诉讼较为妥当,而不适用于刑事、行政诉讼。因为刑事诉讼中因已有了诬告陷害罪,故刑事案件中的诬告行为,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可按此罪追究刑事责任,并且还可以对对方当事人的名誉权予以民事上的救济,故不需按恶意诉讼追究。而行政诉讼则是为了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专门设立的司法救济措施,并且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人本来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原告即使有理,在起诉时尚且顾虑重重,权衡再三,如果法院再以恶意诉讼对某些原告予以追究,势必将使人们更加认为法院与政府“官官相护”,导致行政诉讼无人敢诉,故也不宜引入恶意诉讼概念。[3]

    3.恶意诉讼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应包括精神方面的损害,因为恶意诉讼者无合法依据提起诉讼,不仅给相对人造成精力、财物上的损失,也会扰乱相对人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给相对人造成巨大的精神损失。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恶意诉讼的涵义: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虚构法律关系或主要法律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给相对人造成财产及精神方面损害的诉讼。

    二、恶意诉讼的构成

    作为一种侵权行为,恶意诉讼必须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恶意诉讼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侵权行为,其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一方面需要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另一方面还应结合法院对该诉讼的判决结果,因此,恶意诉讼的构成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一)提起诉讼者在主观上有损害相对人的故意

    关于恶意诉讼的主观方面,到底是要求恶意呢?还是要求以故意为限?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极其严格的观点认为,主观上要有恶意;稍微宽松一点的观点认为,主观上是故意就可以了;进一步宽松的认为,发生重大过失的也认为构成恶意诉讼。所谓恶意,有的学者认为是“最严重的故意”,它不仅符合故意的一般要件,还需要一些特别要件。笔者认为,恶意和直接故意其实没有区分,均表达了行为人具有积极侵害他人权利的动机。因此,不必将主观心理状态界定为恶意。有人认为,原告在行使诉权时,应负有对自己行为进行充分注意的义务,应能预测可能会导致侵害相对人权力的后果,如其应预见而未预见,或虽然预见到而轻信其不会发生,以致造成损害结果,就应认定是恶意诉讼,即认为过失或者间接故意也应当构成恶意诉讼。重大过失在客观上虽与故意差不多,但重大过失表明当事人没有基于个人的积极行为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动机,不应构成恶意诉讼。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可能发生损害对方当事人权益的后果,但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同样也不符合恶意诉讼行为人积极侵害他人权利的主观心理。此外,从我国法律实践来看,恶意诉讼的范围不宜过宽。我国公民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将恶意诉讼的范围界定得过宽,必然会抑制当事人的诉讼积极性。因此恶意诉讼的主观要件应确定为故意。[4]恶意诉讼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提起诉讼者在主观上具有损害相对人的故意。恶意诉讼采用“恶意”的意义在于,突出行为人在提起诉讼时的不诚实心理状态,表明行为人具有积极侵害他人权利的动机。正常的提起诉讼者是因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才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恶意诉讼的提起者将诉讼作为一种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当做侵权的工具,有的恶意诉讼提起者明知自己提起诉讼会失败,却积极提起诉讼,以此来耗费对方的精力、物力,就是我们常说的“无理乱告状,恶人先告状”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恶意诉讼的主观方面应该界定为故意较为妥当。

    (二)有损害事实存在

    损害事实是指因恶意诉讼行为给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结果,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两方面。物质损失主要是指相对人因被迫应诉,由此指出的各种实际费用,包括聘用律师的费用,因参与诉讼而产生的误工费、差旅费和减少的劳动收入;精神损害主要是指相对人因无故陷入诉讼带来的社会压力在其精神上的体现,使其名誉、声誉受损,造成精神痛苦,法人也会因恶意诉讼而使其对外经营交往中的商业信誉、企业形象受损。有人认为,仅包括物质损害,但实践中有些恶意诉讼人提起诉讼的目的就是使人在精神上痛苦,使法人的商业信誉受损,因此,精神损害也应当属于恶意诉讼的损失范围。

    (三)恶意诉讼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恶意诉讼相对人出现的侵害结果必须与恶意诉讼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恶意诉讼相对人的侵害结果是由恶意诉讼者滥用诉讼权利,无中生有地制造诉讼造成的,而这种关系必须是直接的因果关系,间接的因果关系不能构成侵权。

    (四)法院已作出驳回原告起诉的裁决并已生效

    在法院作出裁决前,人们是不能单纯由自己去认定某一诉讼是否为恶意诉讼,只有生效的法律裁决才能确定提起诉讼者的败诉,相对人才可以以法院的生效裁决结果去进行侵权损害赔偿之诉。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提起诉讼者完全败诉的诉讼都是恶意诉讼,相对人有证明提起诉讼者具有损害自己合法利益的恶意。恶意诉讼的侵权损害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般的侵权赔偿只要受害者认为对方的行为构成侵权即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恶意诉讼的侵权损害赔偿除了相对人认为对方的行为构成侵权以外,还必须有法院最终的裁定,相对人不能简单地判断起诉者的起诉是恶意诉讼还是合法运用诉权,只有法院才有权作最终的认定。

    三、恶意诉讼的现实危害及成因分析

    (一)恶意诉讼的现实危害

    恶意的诉讼不仅不能伸张社会正义,还会造成一些恶果。恶意诉讼就像诉讼的影子,一直伴随着人类整个诉讼时期,给社会和民众造成了莫大的损害。当前,恶意诉讼的危害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恶意诉讼对受害人的危害。恶意诉讼是直接针对对方当事人的侵权行为,它不仅带给受害人物质上的损失,有时还带来精神上的极大伤害。轰动一时的湖南记者甘建华案中,由于该恶意诉讼的影响,甘建华的周围充斥着流言蜚语,导致其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精神上带来极大的损害。有的人甚至利用连续的不成功的诉讼来折磨被告,特别是针对公司,影响其资信状况。

    2.恶意诉讼造成了国家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社会纠纷层出不穷,永无止境,这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永远是一对矛盾。目前,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司法资源常常捉襟见肘,而恶意诉讼更使得司法资源白白的浪费。在广东首例恶意诉讼引起的、侵权的官司中,租户曾对两房东分别提起恶意诉讼,从一审到二审,经历了四场官司,司法资源的无端耗费深刻地凸显出来。

    3.恶意诉讼破坏法律信仰。最后在现有法律还无法对恶意诉讼形成强有力制约的情况下,希图通过“打官司”破他人之财、扬自己之名的事例越来越多。而那些恶意诉讼的受害者也因为法律保护的阙如,逐渐产生了法治信仰上的危机。更有甚者,采用法律之外的非法方法来找回受到的损失和心理的平衡,走上了歧途,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所以,恶意诉讼问题理应引起各方的重视。

    (二)恶意诉讼成因分析

    在社会法制的初级发展阶段,常常会发生恶意诉讼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随着法治的完善而减少。导致恶意诉讼的原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社会诚实信用的缺失。社会诚实信用的缺失是造成恶意诉讼泛滥的内因。讲诚信是一条古今中外的正当行为准则,也是我国民事、经济法律的原则之一,诉讼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当然亦应遵循这项原则。然而,当下,有人认为为达其不正当利益,虚构事实和伪造证据故意提起诉讼,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2.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立法总是需要稳定性,而且具有高度的技术性,还要考虑政治、历史、传统等复杂因素,我国还是实行成文法的国家,成文法的局限性,即其滞后性、不周延性和模糊性在我国法律中也同样存在。因此,法律无法对社会生活中的新变化作出及时的回应。对于恶意诉讼这一逐渐引起人们重视的现象,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具体规定恶意诉讼的民事责任。

    在立法上,我国法律目前尚无关于恶意诉讼的明确规定,在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曾对恶意诉讼作了规定,但在全国人大最后公布的民法典草案中又删去了该条规定。我国现行法律中只有部分对其形式的规定。如《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25条和《民事诉讼法》第102条、104条对恶意诉讼行为规定了若干事后救济的罚则。在目前的立法状况下,对恶意诉讼行为人来说,即使法院未支持其诉讼请求,也不过是支出诉讼费用或有的少许惩罚,这根本不足以成为恶意诉讼行为人的一种成本考虑,仅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起到事后惩戒的作用。

    在司法上,我国目前对恶意诉讼确认为侵权行为并判决损失赔偿的司法案例均援引的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损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种恶意诉讼的规制方式在实践中存在诸多的局限性;首先,《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只是对过错原则的一般规定,法官找法之后必须对其进行价值补充后进行区分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的作业。其次,我国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大陆法中“将法官视为适用法律的机械,判决获得犹如文件复印” [5]的僵化思想,使得法官对直接使用一般条款作为审判依据有着某种先天的心理障碍。此外,由于我国特色的错案追究制度的存在,更使得法官本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往往不肯直接以过错原则追究恶意诉讼人的民事责任。因此,法官依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对恶意诉讼的侵权行为做出判决,不仅需要艺高,更要胆大。

    由于我国法律制度尤其是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对恶意诉讼缺乏相应的规定,给人留下了可乘之机。其次,法律制度的缺损必然直接影响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也只能是相对的公正,司法活动只能保证法律真实而无法保证事实真实。而事实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存在的差距,便会给当事人利用诉讼非法牟利或追求不当、不法目的留下余地,使恶意诉讼获得了滋长的条件与生存空间。

    3.不法、不当利益或非法目的的驱动。恶意诉讼的发生是由于恶意诉讼人往往出于侵占他人财物、谋取本不该获得的利益,比如经营人员、财务人员利用管理国有企业资产的便利条件,与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联手,编制虚假证据,制造虚假的债务关系,用国有企业资产偿还债务,甘愿冒法律风险,披着诉讼的合法外衣,以实现其不正当的目的。

    4.部分法官素质不够高。一些法官借助司法职权,和当事人恶意串通,共同进行恶意诉讼,谋取个人私利,破坏司法公正,还有一些法官由于业务不精、把关不严,以至于给恶意诉讼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使恶意诉讼予以得逞。如在受理案件时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审查把关不严,或者在讲诉讼文书送达当事人时没有按照法定方式送达,打一面官司,缺席判决,等等。

    5.证据制度不够严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仅规定了7种证据的形式要件,即证据的外在表现形态,但没有规定证据的本质属性。外在形态仅是一种载体,而证实民事行为真实性的是这种载体所记载的内容属性。又由于法律没有规定证据的本质属性,因而增加了编制证据的任意性和认定证据的随意性,为提供虚假证据和恶意诉讼的得逞提供了机会。为提高审判质量,应完善此类规定,并强化审判人员审查证据的职责以堵塞漏洞。

    6.个体法律意识的偏差。民事主体在民商活动中缺乏应有的防范意识,在诉讼活动中缺乏应有的抗辩能力,如不注意保存合同及签订合同过程中形成的书面材料,或者对印章使用保管不善,存在管理上的漏洞,以致印章被盗用。

    四、恶意诉讼的救济模式探讨

    在我们未来的民法典、其他法律制度中以及司法上如何规范恶意诉讼应坚持一点,保护诉权是居于核心或者是主导地位的。在保护诉权的前提下,限制或禁止虚构法律关系或主要法律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的行为,并给受害人提供一定的救济,这是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如果偏离这个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制度与我们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念是不相符合的。健全制约体系和强化法律法规力度,在客观上增大进行恶意诉讼的风险,是进行制度预防与行为制裁并举的措施。面对恶意诉讼问题,我国应当根据其性质、特点与成因,对症下药。对此,笔者特别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根本

    规范人们行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道德、宗教、法律,他们各自在现实生活中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也非常注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解决“恶意诉讼”等道德失范现象最为迅速有效地手段当然首推法律,但是法律救济往往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并不能防患于未然。道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人们行为的规劝和诱导,它的实现主要依靠社会舆论的监督、内心的修养和习惯的驱使,从而更能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有道德的人会从内心深处对这种行为感到可耻,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遏制这种行为的出现和蔓延。虽然这种方法效果很慢,但实际上这是杜绝恶意诉讼行为最根本的方法。

    (二)增加恶意诉讼者的诉讼成本,不仅要赔偿经济损失,也要赔偿精神损失

    法律应该明确恶意诉讼提起者的赔偿责任,扩大赔偿范围。这是各国避免此类诉讼情况产生普遍采用的措施。在法国,其《新民事诉讼法典》第三十二条规定:“以拖延诉讼方式,或者以滥用方式进行诉讼者,得科处100法郎至10000法郎的民事罚款,且不影响可能对其要求的损害赔偿。”[6]我国法院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保守,一直以来,败诉方除了要承担诉讼费用之外,无需承担对方因此而支出的律师费或其他费用,而他一旦胜诉,将获得丰厚的赔偿金或使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等,这也是恶意诉讼行为越来越猖獗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当某一个诉讼行为被确认为恶意诉讼时,该行为人应当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恶意诉讼者不但要承担诉讼费用,还应当赔偿受害人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误工费、鉴定费、通讯费、请求证人作证的费用等。尽管它是一般侵权行为,但是在构成要件上面有特殊性,它要求直接故意,并对赔偿的范围与其它类别的案件可能会有所不同的;比如有关律师费用的赔偿,这在承认恶意诉讼为侵权行为的国家,几乎一致的实践都是这样的,应该赔偿对方的律师费。而在我们的律师职业实践中,别的案件通常是不赔偿律师费用的,比如双方合同当事人之间的违约责任,认为自己掏自己的律师费,法院也不会判的,但是在这一类案件里面,法院应当判决赔偿对方律师的费用。

    (三)加速民事诉讼制度改革,完善现有的民事诉讼程序,严把立案关。

    1.在民事诉讼法中加大对恶意诉讼行为的惩罚力度,改变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惩罚力度薄弱的现象。这样可以威吓住一部分想要采取恶意诉讼行为的人,并且对恶意诉讼者以严厉的惩罚,使他们不敢再犯。

    2.应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诉前审查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和要求,主要是形式上的要求,就具体案件立案,还需要在立案前就严格审查当事人诉求是否有足够祥实证据,否则就不予立案,不要等到进入诉讼程序,开庭审理后再以原告证据不足驳回,这样客观上还是让恶意诉讼者目的得逞。

    对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以防止部分行为人浑水摸鱼,这样既可以节省司法资源,也可以防止相对人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害。

    3.一旦该诉讼行为被法院确定为恶意诉讼或有恶意诉讼之嫌,那么法院有权禁止原告撤诉。有部分行为人想通过起诉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抬升其知名度或者达到其他目的后再撤诉,这种行为实际上也给相对人造成了损害,应当予以制裁。同时恶意诉讼行为也是一种藐视法律和司法公正的行为,禁止撤诉,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给恶意诉讼者以应有的制裁。

    (四)运用刑事手段遏制恶意诉讼行为

    刑法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任何违法行为,一旦超过了刑法允许的范围,都将构成犯罪。社会在不断发展,新型犯罪也在不断产生,我国刑法中应当增设有关恶意诉讼犯罪的条文,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可以减少恶意诉讼的发生,以此来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也不能为了遏制恶意诉讼行为而滥设法律条文,应当依照我国的国情和社会的迫切需要,以严谨的态度来对待。

    恶意诉讼是一种妨碍司法并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存在事实刑事法律制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根据恶意诉讼的行为特点,有必要并建议在适当时候修改刑法第305条,扩大伪证罪的适用范围,是发生在民事诉讼中的某些严重的恶意诉讼行为能够依伪证罪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或者我国刑法中增设民事伪证罪,专门规制特定的恶意诉讼行为。

    法律制度的最终价值就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恶意诉讼行为严重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藐视法律的权威性,浪费司法资源,应当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若国家能够尽快采取相关措施,势必能能遏制这一不法行为,还大家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                                                       

    结 论

    通过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从思想根源上根治恶意诉讼。在法律制度上,增加恶意诉讼者的诉讼成本,不仅要赔偿经济损失,也要赔偿精神损失。在诉讼程序上,加速民事诉讼的改革,加大对恶意诉讼行为的惩罚力度。通过对刑法305条的修改或者增设民事伪证罪,对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恶意诉讼行为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通过上述这些规制方式,恶意诉讼行为势必会得到遏制。

    参考文献:

    [1]王家庚.应设立恶意诉讼赔偿制度[N].人民法院报.2004-02-27

    [2]汤维建.恶意诉讼及其防治[A].陈光中,李浩.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2年民事行

    政诉讼法学卷(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页

    [3] 孟庆吉,赵飞寒. 论恶意诉讼之成因与规制[J].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1)

    [4]温后终,沈典松.对恶意诉讼及其规制的思考.法制与社会.2007 (7)

    [5]王泽鉴.民法判例研习---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6]法国民事诉讼法典[Z].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859页

  • 山东民间智库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2-01 21:01:03

    宽容媒体出错 推进舆论监督
    作者:孙旭培
    2008-04-17 10:42:1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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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允许媒体出错,跟不允许司法机关逮捕嫌疑犯一样,都是不合逻辑的。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强调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媒介批评有所增加,但传统格局依然顽强,除了继续不能批评同级党委外,对下级机构进行监督也大多力不从心。各地方常常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保驾护航,运用种种手段将不利于自己的新闻报道扼杀在公开传播之前。在本地监督本来就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跨地区监督也越来越困难,舆论监督路在何方呢?
    在舆论监督困难和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还是坚守自己的社会责任,冒着巨大风险对腐败行为进行不懈的调查和深入的揭露。可是,我国法院并没有或缺乏基于公众利益需要而对舆论监督进行保护的意识和程序设计,把新闻诉讼多当成一般的民事案件来处理,要求媒体从根源上就报道事实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做不到,或者因为保护新闻来源不能做到,媒体就败诉。据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研究统计,中国媒体遭起诉时的败诉率是69.27%,而在美国,媒体在遭起诉时的败诉率仅为8%。即是说在新闻诉讼中,我国法院给媒体的言论自由权重仅仅30%多一点,而在美国,法院给新闻媒体言论自由权的权重是92%。两者对比,可见我国媒体在新闻诉讼中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虽然社会各界未曾对媒体正面提出“准确无误”的要求,但是高败诉率却以另一种方式严厉地告诫媒体:不许出错!
    媒体的这种境遇,揭示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所面临的困扰。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可见舆论监督是受我国宪法保护的公众权利。那么,对于代表公众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新闻媒体,就应该持保护和宽容的态度。对新闻媒体宽容,要特别表现在媒体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监督时,允许媒体在一定范围内出错。不允许媒体出错,就无异于不要公众的监督。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曾撰文指出:“如果犯错之人的确是为了寻求真理,那么他要求自由就是绝对需要的。”宽容媒体犯错正是要放宽媒体的自由空间,建构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鼓励其敢做敢言,借其敏锐广泛的报道网络及时曝光不良现象,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不允许媒体出错,跟不允许司法机关逮捕嫌疑犯一样,都是不合逻辑的。假如我们要求司法机关逮人绝对不出错,司法机关逮的人最终被宣判无罪就要惩处司法机关,就会有很多罪犯逃过法律惩处。同样,要求媒体揭露报道与事实完全吻合,做不到就要惩罚媒体,那么也会有大量危害公共利益的人和事不能进入公众的视野。
    宽容媒体,让媒体放心进行监督,可以预防和减少重大弊案的发生。众所周知,任何坏人坏事只有其危害性发展到某种程度,足以使一级机关统一思想,并报经上级批准时,有关行政、司法部门才能介入和立案,而这时社会代价已经付出。媒体的及时披露,则可以避免“小恙积久成疴”,预防皮毛之病深入腠理,这对于维护公共利益,节约行政、司法资源都有很大益处。相反,若媒体频频败诉,他们就难免畏首畏尾,就会有意减少批评性报道,即使发现一些不良事件初露端倪,也会佯装不知,闭口不谈。这最终伤及的还是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允许媒体负责任地畅所欲言,才能保证舆论监督的力度。越南媒体就依据越南新闻法,大胆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因此腐败案件大多是媒体揭出来的,然后政府和司法机关跟进。它们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要宽容媒体出错,还因为媒体采访时所能利用的资源有限。众所周知,在进行报道之前,记者会利用各种手段调查事实真相,但无权像国家权力机关那样强制采访对象配合调查,只能凭借所见、所闻、所感,可能时利用采访设备对事实进行记录。媒体的调查能力和范围是有限的,取证难度很大。而且,新闻工作是时效性很强的工作。所以它有时只能触及事实浅层,而无力求证事实背后所隐蔽的全部复杂情况。新闻人辛辛苦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调查和采访那些隐秘的事件,本来在这个过程中就受到各种权势的阻挠和打击,结果报道写出来,还要吃官司,而且官司败诉的几率也很大,长此以往,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把批评报道做下去呢?
    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作为公众人物,本身就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而且他们这个群体具有普通公众没有的权力和资源,使其具有较强的抵御侵害的能力。他们对于自己不认同的报道,可以通过让有关部门披露情况,或者召开记者招待会,让新闻发言人来澄清事实,来削减因不实报道带来的影响。
    要宽容媒体出错,当前情况下以下三点需要重视。
    首先,判断是否严重失实,不能没有公众利益的视角。在一篇揭露腐败的报道中,媒体报道某官员有贪污500万元的事实,但经法院审定,只认定了50万元的贪污。媒体报道的新闻事实与法律认定事实有10倍的悬殊,值得媒体自身总结经验教训,但媒体只要如实报道法院审理过程和审判结果,可以不另行更正,更无须道歉。从性质上讲,这条报道并未捏造该人的贪污罪行,恰恰是因为该报道,挖出了一个犯有贪污罪的官员,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更谈不上追究媒体的法律责任。这样做是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为了让舆论监督更好地维护公众利益,应该在程序设计上和法律执行上给予媒体更多的保护。
    其次,借鉴美国的“实际恶意”原则,在官员为原告的案件中免除或减轻对媒体失实报道的处罚。根据美国1964年沙利文案后确立的“实际恶意”(actualmalice)原则,官员如果要向做出不实报道的新闻媒体提出诉讼并获得赔偿,就必须是原告举证,除了要证明报道的确虚假外,还要证明被告(即媒体)在作虚假报道时确有恶意。这些原则的确立,有助于保证言论自由,也大大削减了媒体在涉及公众人物的新闻诉讼中的责任。美国的这一法律设计对媒体提高其舆论监督的强度有很大推动。根据我国现在能够承受的新闻自由水准,我国完全实行这些原则还有困难,但至少要求作为原告的官员优先举证,在原告只能证明报道虚假而不能证明被告确有恶意的情况下,即使判定被告败诉,可责令被告更正,甚至赔礼道歉,也不应要求被告给予精神赔偿。如果原告能证明被告确有恶意,就可以判被告赔偿,甚至高额赔偿。这样就能促使媒体大胆而负责地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更好地维护公众的利益。
    最后,应借鉴“即决判决”,减少无休止的诉讼。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即决判决”程序,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重要的事实没有争议的案件中,法官在开庭前根据无争议的事实做出法律上的判决,这样做,可使新闻侵权案件尚未进入正式审判时便审毕结案,既加快诉讼进程,节约司法资源,还能减少媒体为诉讼所消耗的人力和财力。美国80%的新闻诽谤案件正是在开庭前以即决判决的形式判决媒体胜诉,其根源在于法官保护新闻媒体享有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的决心与明确性。如果我们法庭这样做,就能使我们的媒体和记者的宝贵生命不致耗费于长年累月的诉讼中。
    强调社会对媒体的宽容态度,并非为媒体谋求特权。社会也有理由要求媒体要严于自律,认真细致采写,一旦有错及时更正,有的还要准予辩驳,严重失实还要适时、自觉地进行道歉。对于蓄意的严重的虚假报道,则可以诉诸法律,依法惩处。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陈敏 实习生 吴冰清)

  • 山东民间智库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2-01 21:02:43

    方舟子:呼吁最高法院正视恶意诉讼
    26
    06
    2007年
    方舟子:呼吁最高法院正视恶意诉讼
    本报记者 高明勇

    《江南时报》 ( 2007-05-30 第03版 )

      新闻动态<<<

      著名自由撰稿人方舟子(原名方是民)因在汤姆网谈学术腐败和科学打假问题时,对参选中科院院士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进行了批评,从而引发了一场备受社会关注的名誉权侵权纠纷案。2005年9月21日,搜狐新闻频道发表方是民《脚踏两只船
    中国院士越选越滥》一文,文中提到:肖传国以华中科技大学工作人员身份参选中国院士,同时在纽约大学担任全职的教师,“这种脚踏两只船的人是否符合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的要求?”,并指责肖传国“学术造假”。

      昨天,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驳回了肖传国要求方舟子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本报第一时间连线了这位“打假斗士”。

      对话当事人<<<

      记者:目前的判决结果是否为最终结果?

      方舟子:这是肖传国诉汤姆网和我的诉讼的一审判决,并非最终结果。肖是在北京西城区法院起诉的,因为本案有重大社会影响,所以西城区法院根据有关规定上交给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初审。败诉方有可能上诉到北京市高级法院。肖在武汉告了我4次,4次的共同被告有所不同,其他被告分别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北京科技报社、人民网和搜狐。其中协和医大有关的一起已经终审判决其胜诉。其他案件有的已开庭,有的还未开庭。但是因为第一起已经判肖胜诉,其他三起案情相似,又是在同一家法院审理的,结果如何就可以预料到了。据称有几百人和几十个网站还面临着相似的诉讼威胁。

      记者:今年年初,当地媒体报道,武汉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您须在网上赔礼道歉,并赔偿肖传国“名誉侵权”损失3万元;另一被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赔偿其精神损失1万元,您承担连带责任。为何前后两次的判决差距如此之大?

      方舟子:这就涉及到地方保护主义、法制不健全甚至司法腐败的问题了。武汉的判决出来后舆论一片哗然,因为该判决的理由非常荒唐,例如认定肖传国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也属于国际期刊论文、在历年获奖者名单中没有找到原告的名字不能否认原告获奖,该判决因此成了笑柄,网上出现了无数的文章嘲笑这一判决,并有近600名海内外知识分子联名抗议这一判决。而这次北京的判决一出来,舆论则是一片赞扬。像这样因为同一个案件在不同的地方审理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有截然相反的社会影响的,最高法院应该进行干预。

      记者:您对判决结果是否满意?还会有进一步计划吗?如果说这次结果算是胜利的话,您认为是谁的胜利?

      方舟子:我对这个判决结果是满意的。这个判决重申了两条原则:一、学术争议应该在学术范围内解决,不应诉诸法律途径;二、公众人物应该接受个人、媒体的舆论监督,即便批评言论有所过激,也应保持一定的宽容度。这个判决结果,应该算成是中国学术、媒体的一次胜利,也是中国公民言论自由权的一次胜利。如果因为有人、有媒体质疑了其学术成就,就恼羞成怒上法庭起诉个人、媒体,并且还能用不正当的手段获胜,还怎么进行学术争论、舆论监督呢?我注意到就在同一天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都公布了本年度院士候选人名单,向社会公示征求不同意见,在这个背景下,这个判决结果就显得更有意义。我对肖传国的批评,不过是响应中国科学院的号召而已。如果法律不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这样的社会公示又有什么意义呢?

      记者:作为当事人,您如何看待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有何启发或者感慨?

      方舟子:近年来我因为从事学术打假、反对伪科学,惹上了不少名誉权官司,而且结果往往是败诉。当然这也不是近年才有的,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其他人以及众多媒体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这是很难得的一次胜利,但是也因此耗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和资金,比如为调查、取证付出的费用和律师费用并没有得到补偿。法院其实是无法决定学术问题的是非的,不管判决结果如何,都不可能为造假者挽回声誉。造假者其实也知道这一点,只不过是想通过诉讼给我的生活制造点麻烦,这明显是恶意诉讼。所以我一直在呼吁中国最高立法、司法机构要正视因为反对伪科学、批评学术造假而频繁引发的恶意诉讼。这些案件大多在原告所在地的地方法院审理,判决理由有的非常荒唐,在学术界影响非常坏,极其不利于《科普法》所提出的“反对伪科学”的要求,不利于揭露学术不端行为和开展学术批评,也有损我国司法形象和法律尊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对此应该有所行动,对在地方法院已出现的多起明显违背科学规律、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的判决,应该及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因学术争论而引发的名誉权诉讼,如果要受理的话,也应该规定在被告所在地或第三地受理,这样才可以防止原告滥用司法资源。

  • 山东民间智库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2-01 21:04:48

    柴会群当庭拿出新证据 侵权案庭审被迫延期
    原创文/李子君2015-06-11 来源:健康界 A-A+
    摘要6月10日,《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当庭拿出与“走廊医生”报道有关的新证据,这让次日的庭审无法继续进行。
    《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诉中国医师协会、记者王志安、律师邓利强名誉侵权案又生变数。按照原计划,此案于2015年6月10~11日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进行二次庭审,然而,柴会群当庭拿出与“走廊医生”报道有关的新证据,这让次日的庭审无法继续进行。在开庭当天,法庭就此案进行了将近10个小时的庭审之后,宣布次日的开庭延期举行。
    被告之一--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本人并未到达庭审现场,其代理律师刘凯向健康界表示,在全天的庭审中,被告方始终占据上风。截至健康界发稿时,尚未联系到案件核心人物柴会群。
    起因:柴会群自认清白索赔 “剑指”中国医师协会
    众所周知,自称“红嘴乌鸦”的柴会群与中国医师协会间的宿怨,源于其所写的几篇涉医报道。2014年4月1日和4月28日,中国医师协会网站转载并刊登王志安的两篇文章:《某些媒体何以成了法外之地--央视最新揭露<走廊医生>真相》、《柴会群求被起诉,支持绵阳市人民医院起诉无良媒体》,质疑柴会群“没有采访当事患者,也没有采访当事医生”,“炮制新闻”,“利用兰越峰达到了自己的无耻目的”。此后,邓利强也公开表示,已向中国记协投诉这位记者,因为其在涉医报道中,“极端不负责任,混淆事实,歪曲真相,恶意撕裂医患关系。”
    柴会群认为,中国医师协会、邓利强、王志安三方公开言论“对客观事实存在虚构,对其进行诽谤和侮辱,严重侵害了他的名誉权”,要求被告方删除在医师协会上的侵权文章,连续一周刊登致歉声明,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1万元和精神抚慰金1万元。今年1月,此案在第一次开庭中,原被告双方进行了相关举证。
    二次庭审:原告带来新证据
    不难看出,此案原被告双方都是高级辩手,且准备充分。6月10日,案件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进行二次庭审。柴会群和王志安均亲自到庭,邓利强则委托了代理律师“应战”。邓利强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强调,没有到庭是因为不想让自己成为本案的焦点,且双方的输赢并不重要,但“恶意撕裂医患关系的人,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邓利强的代理律师刘凯表示,在当日的庭审当中,被告方“明显占据上风”,并且胜券在握。
    “柴会群向法官表示,邓利强在接受某报采访时尽管并未指名道姓,但‘歪曲事实、混淆真相’的言论明显就是指自己。”刘凯告诉健康界,当柴会群提出上述观点时,自己立刻表示,这话就是邓利强本人说的,无需原告进行猜测和指责,包括自己在内,也支持“柴会群恶意撕裂医患关系”的观点。
    事实上,当日的庭审,双方仍然停留在举证层面上。原告出示了30多页证据,被告则带来20多页材料,争论主要集中在柴会群所写几篇涉医报道是否客观属实上。不过,用邓利强的话讲,“原告所写报道,正确的内容不足5%”。
    在下午的庭审即将结束时,柴会群进行了新的举证,涉及“走廊医生”那篇报道。据相关人士透露,柴会群的举证为730彩超的一份新材料,其希望通过这份材料来证明在“走廊医生”报道中,“绵阳市人民医院用高价购买已经停产的彩超设备属实”。这个举证引起了被告方的反感,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且被告方需要对最新举证进行核实,法官决定,次日庭审延期。邓利强说,这份材料实际上并没有重大意义,因为即使彩超设备型号固定,但包括软件、探头、保修期等配套并不相同,因此价格也是千差万别。
    庭外:数十人声援柴会群
    6月10日,北京绵延的小雨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了中午。法庭内,双方口若悬河,你争我夺,激辩不断升级;法庭外,十几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人们在雨中手举横幅和锦旗,声援柴会群。
    柴会群1.jpg
    (图片来自网络)
    通过现场发回的照片可以看到,锦旗上有“彰显凌然正气,秉承职业操守”、“打击缺德医生,揭露医疗腐败”等字眼。每当被告律师走出大门时,就会遭到手持锦旗人群不同程度的谩骂。“从现场人数上看,声援柴会群的人明显多于声援医师协会的人,这是因为医生都太忙,无法赶到庭审现场。”刘凯告诉健康界,这些人大部分是医患纠纷中的患方。
    但愿柴会群诉讼案是医媒纠纷的终点
    中国医师协会是一个维护医生权益的组织,而柴会群只是一名记者。可以预见的是,这起“个人告组织”的诉讼上演“反转剧”的可能性不大,但诉讼终将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和口水战,任何一方都无法成为最后的赢家。
    很多医生将柴会群看成是“吃人血馒头的人”。人们应该还记得,当柴会群的部分涉医文章被中国记协定性为失实报道时,医疗界掀起的那场狂欢在自媒体上几乎呈刷屏状态被传播。然而,这样一名记者真的应该被“千刀万剐”吗?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讲的那样,医疗领域非常复杂,有其报道的特殊性,一名记者很难对医和药有很充分的了解,公众应对涉医报道抱有相对宽容的心态。
    医患双方不应是剑拔弩张的仇敌,医生和媒体间也不该视若水火。但当看到这起诉讼庭审外相互的谩骂的人群,以及医生和媒体人在这起诉讼中各自表现出的狂欢和愤怒时不难发现,横亘在医患之间、医媒之间的矛盾是清晰可见的。
    可以肯定的是,媒体一定是医患沟通的润滑剂而不是绊脚石,因此未来在报道涉医事件时,需要医生和媒体间呈现紧密的合作,让双方进行更细致的沟通,来让报道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得到提升,使这两个行业的人在疾病问题上,实现互相支持与谅解,从而才能不同程度上帮助化解医患间的矛盾。
    希望柴会群诉讼案,是中国医媒纠纷的终点。

  • 山东民间智库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2-01 21:08:06

    揭开柴会群背后的人(特别篇)--灭绝人性的律师杨志伟和陈晓兰
    2015年7月15日 20:14 阅读 17万+


    大家好,我是匿名记者,今天我是带着无比的愤怒来写这篇文章。当我看到杨志伟和陈晓兰最近灭绝人性的做法,我抛弃了我过去人性本善的认知,我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

    在跌宕起伏的走廊医生实践中,杨志伟和陈晓兰躲在兰越峰和柴会群的身后,恶意撕裂医患关系,打击报复指出假新闻的媒体人王志安,打击每日常为病人奔波到夜里,为医生群体鼓与呼的阿宝,甚至为了个人利益,鼓动夫妻举报,父子监狱相隔,实在是违背了人伦,丧失了人性。我真的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

    昨晚我找了我的精神导师,我问他,为什么有人明知自己做的不对,明明成千上万人都指出了他的错误和偏执,他却不以为然固执己见呢?我的导师反问我:全世界除了日本不吱声,都在反对希特勒,而希特勒觉得自己错了吗?

    完全没有,希特勒觉得自己是为了世界人民品种的进化,为了世界和平,而且他把尼采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灌输给自己狂热的支持者。



    说正事!

    首先说明一下,柴会群的辩护律师叫杨志伟,属于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大家先来个感性的认识,下面我详细的说。

    刚开始了解柴会群一事,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偏执的记者和一个偏执医生的相遇。后期经过了几个阶段。

    1、柴会群被记协通报
    心情:觉得同情
    2、柴会群告王志安
    心情:觉得无聊
    3、陈晓兰窜出来
    心情:觉得反感
    4、律师反复的撕裂医患关系,满口胡言乱语
    心情:觉得愤怒
    5、开始告烧伤超人阿宝
    心情:意料之中
    6、开始举报兰越峰前夫
    心情:灭绝人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要从柴会群试图从记协通报假新闻中解套策略开始。

    从庭审记录和双方微博的发言中我们都看到了,柴会群的文章真实与否已经辩无可辩,那么他的策略是,树立自己的反腐败大旗,偷换假新闻的概念。我们先来个假设,如果绵阳医院出现进一步的腐败,柴会群的假新闻能否翻案呢?
    我们再来温习一下记协对柴会群的通报。认定的假新闻一共五项内容:

    1、关于绵阳市人民医院“为正常人安装心脏起搏器”

    2、“高价购买老款医疗设备”、

    3“公推直选科主任从未有过先例”

    4、“四维彩超机每天收入近万元”

    5、“2007年超声科收入比2006年增长45%”

    在这五项里面,1、3、4、5事实很清晰,柴会群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答辩。再扯多少谎也没用。于是聪明的柴会群把翻身的焦点放在了第2项,高价购买老款设备,也只有这一项能跟反腐败扯上关系。

    设备有问题吗?
    绵阳市调查组查了十次,也没发现购买设备有问题。在记协的评议会上,王志安经过调查,还发现柴会群特意忽略了这款彩超专家版和普通版的区别,用政府采购网完全不同版本的彩超价格试图蒙混过关,实际上这已经是信用的破产,柴会群至此也在不好意思提这件事。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很有趣。

    奇葩律师拿出来所谓的神马注册号问题,首先说实在的,一般人都看不懂他在说什么,他的目的也就是打这个混沌仗,就让你看不明白才好。这里要明确一点,无论这个彩超仪的注册号有什么瑕疵,那是完全另外一个概念的事情,彩超仪本身的价格和使用,都已经经过了多次调查,事实就是摆在那里。这位律师的策略只能是骗骗铁杆粉和三岁小孩。如果注册号没问题,他又找出什么里面金属的含量不对,彩超仪的商标贴歪了之类的,扯来扯去就是这么点事。

    再退一万步,明确一个绝对的问题,柴会群当初写新闻的时候,根本没了解什么彩超仪的注册号,一个字都没提过,也就是说,记协认定他的假新闻,截止时间就是基于评议会的时间,就算彩超仪有问题,也不过是柴会群在事后从所谓反腐败的角度补证据而已。根本不会影响假新闻的认定。如果你柴会群早知彩超仪注册号有问题,而且是这么重要的证据,那你早在文章中写出来,早在记协评议会拿出来不就完了?

    综合来说,柴会群假新闻的五项内容,唯一想翻盘的一项其实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戴上面具的柴会群、陈晓兰已经没有退路,面对仅剩的几个支持者,他必须用反腐这个理论继续灌输下去,哪怕这个理论再漏洞百出,再令人不齿。

    律师杨志伟做了什么?

    首先必须说,他是个聪明人,如同任何一个恶人一样,能作恶的人,一般都有着超于普通人的聪明。
    杨志伟最近终于在微博上晒了号称自己的几个代理案子的成绩,我看了以后差点没笑晕过去,我认识的律所里面的实习生,都比他办的案子大一些。最要命的是,他随便几个截图,上面字都看不清,更没他的名字,就拿来装门面。
    其实从杨志伟的代理词中我们就看到了,把什么百度百科截图拿给法官当证据,连公正都不做,这摆明了要不就是阴险的试图欺骗法官,要不就是业务不行,杨阿律你承认那个吧?前者他不敢承认,那么后者,也正是他试图接关注度高的案子来让自己出名的目的,并且为此,他使用了灭绝人伦的手段。

    杨志伟的恶意诉讼之路

    早在2012年9月份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中,就出现了杨志伟阿律的名字,说了些不痛不痒的话,定睛一看,作者正是柴会群。时隔近三年,杨柴再次合体。

    烧伤超人阿宝的文章,一万个转载都署名only阿宝,唯一一个署名王志安,但是杨志伟却鼓动柴会群只告王志安,为什么呢?

    大家能否回忆一下缝肛门,产妇丈夫一审被判输掉名誉官司,转身杨志伟就让产妇丈夫继续告助产士人身伤害。好手段!无限拖延了案子,让名誉官司不得不暂停,他就可以继续赚黑心律师费。

    说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吧,杨志伟特意的把阿宝时隔半年再告,就是为了王志安的案子也审不下去。因为一审肯定判他败诉,然后他就会提出,告阿宝的案子对王志安案子有影响,必须阿宝案有结果才能判定王志安案。他还有个双保险,就是告记协,如果阿宝和王志安两案都败诉,他就能以记协案尚未宣判为由,再继续拖延之前的两案。

    可以预判的是,记协案,阿宝案,王志安案他必然全败诉,好办,他会再以行政不作为告绵阳医院或绵阳政府,再次拖延前三个案子。

    柴会群若真觉得自己有理,理应先告记协,告赢了再告其它人。他采取了倒叙的方式,目的很明确,以为别人看不懂,其实被人耻笑不已。

    庄严的法律,被杨志伟等人当猴耍,恶意诉讼成为了讼棍的金箍棒。

    灭绝人性!

    在这起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躲在背后的陈晓兰近乎身败名裂,至此再无任何媒体会相信她,没了媒体的支持,陈晓兰的名利产业也就断了。
    杨志伟,本来想借着这个案子出名,结果却因为告错被告,成了律师业的奇葩一朵。并且因为“缝肛---门”成了网络红人。

    他们俩都试图逆转外界对自己的恶评,此时,他们选择了灭绝人性的手段!

    “我为保护他而离婚。糖尿病,甲状腺肿瘤,疑似抑郁症和精神分裂”
    “何军,离婚3年的前夫,同学,因为疾病,背弃我,还是让我永远割舍不下的亲人”

    ----选自兰越峰微博


    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还有人依旧真心爱着兰越峰,那就是前夫何军和雨子。

    2011年前后,兰越峰提出与何军离婚,两人20多岁的儿子,雨子,留在了母亲身边。在柴兰越峰“走廊”期间,何军没有忘记感情的收留了她,在兰越峰闹医院最严重的时候,何军没有说过兰越峰半句坏话。即便是各类探寻真相的媒体记者,包括兰越峰的反对者,没有一个人去打扰这个多病的老医生,或者通过何军来证实兰越峰的偏执病。

    四天前,律师杨志伟和陈晓兰以兰越峰的名义举报何军收回扣,杨志伟和陈晓兰试图挽回名誉的策略很简单,就是拼死也要找出绵阳医院的腐败,来证明他们的卑劣行为是为了反腐。当他们俩发现实在找不出什么证据来,漫天的胡编也没有用的时候,他们俩把黑手伸向了自己人,兰越峰。

    我暂且假设何军收了回扣,按照他们的存折截图(上面连谁的存折名字都没有,这简直是万能证据,举报孙悟空都行)。

    事情发生在2001年,那是兰越峰与何军距离离婚还有十年, 如果何军受贿,兰越峰显然就是受贿共同体,他们用这笔钱买房消费。而兰越峰声称反腐,却和当时的丈夫共同贪腐,这简直是彻底毁掉了兰越峰的面具。

    如果说兰越峰当时看到钱不知情,那是当别人傻子,2001年,我父亲副处级每个月工资才两千出头,十万要不吃不喝攒五年。兰越峰看到这笔钱难道以为是丈夫买彩票中奖了?

    如果说兰越峰离婚后才知情,那更是扯淡,十年没告诉兰,何军难道会在离婚时来一句,这钱咱俩分了吧,这是我收回扣赚的?而且你们俩都离婚三年多了,现在才举报?这么痴呆的理由也许只有陈晓兰的铁杆粉才能相信吧?

    此外,发生在2011年的事情,距离柴会群的走廊医生报道还有13年,当时的设备也根本不是柴会群报道的设备,所以这根本与柴的虚假新闻,杨陈的卑劣行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举例说明:杨志伟去饭店吃了饭不给钱,非说菜里有老鼠药。找了一圈证据找不到,然后杨志伟翻出13年前这个房子所属的另一家饭店,说当时菜里有老鼠药,现在也一定有。

    多么可笑,即便如此,为了翻身的黑心律师杨志伟和陈晓兰,仍然毫不留情的抛弃了兰越峰,鼓动兰越峰举报同床共枕30多年,亲生儿子的父亲,直至让兰越峰连自称的反腐都彻底破产,名誉变为废纸。

    在杨志伟和陈晓兰举报的那一夜,兰越峰彻夜未眠,疯子般的连发几十个微博,没有一句提到何军,直至凌晨六点。

    有位网友在留言中告诉我,他再也不想去看陈晓兰和杨志伟的微博,那里一丝阳光都没有。如果你想做恶,所有人性中的阴暗和狡诈在杨志伟和陈晓兰的微博都能找到,那里是教科书,他们俩是资深教授。

    题外话:
    1、杨陈兰柴四人中,我对兰越峰最同情,因为我的母亲也有偏执症,50-60岁年龄的人,经历了60、70、80年代,还有现如今巨大的精神扭转和变迁,在缺乏信仰和制度化的心理疏导情况下,心理有不同程度疾病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我母亲也是个有地位的成功商人但是她发怒时的行为也很偏执。

    记得2004年,母亲去中国银行办贷款,每去一次都让我母亲补一些随手可得的材料,当去了第四次,我母亲愤怒了,她问信贷科长,你让我补材料可以,为什么不能一次告诉完我缺什么,每次只是告诉一两项,你这不是折腾我玩呢么!我母亲痛骂了这个信贷科长。
    于是,贷款没批下来,知情人告诉我,你家的材料全都够,信贷科长就是不签字,因为你母亲骂了他。我后来找到了行长,他调查才发现,信贷科长说了谎,说材料有问题,实际上毫无问题。

    行长要处分这个科长,我拒绝了,我劝解了母亲,我知道这个科长三十几岁到这个位置不容易,闹下去他肯定被撤职,我母亲虽然偏执爱激动,但是心底也是善良的,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科长,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偏执的人并不可怕,只要没有坏人利用他们当棋子,当炮灰,他们其实可以通过心理疏导治疗慢慢的好一些,也可以做很多对社会有用的事情,众所周知,乔布斯就是个非常偏执的人,但良好的环境和制度,让他成为了apple之父。

    但是可惜的是,兰越峰遇到了陈晓兰,陈晓兰找来了柴会群,柴会群拉出了杨志伟。于是,兰越峰有了一生的悲剧。

    2、对于柴会群,唇亡齿寒,我其实也有同情,他也写过一些有价值的新闻。如今他已经在记者生涯上被记协判了死刑,他受到了最大的惩罚,还能说他再多什么呢?

    曾有位柴会群的前同事私信我,copy了他在缝肛门事件中苦劝柴会群的对话给我看,入情入理的劝他不要太偏执,可惜,没用。

    他对柴会群的评语是:他的世界是二元的,非黑即白,文科生出身的他,没有受到良好的逻辑思维训练。某种程度上,偏执的柴会群就是南方周末的兰越峰。听了这些话,我沉默了很久,坦白说,从感性的角度,我同情柴会群。

    3、我最反感的就是杨志伟和陈晓兰,他们竟然说所有反对者都是为绵阳医院的腐败洗地,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别说绵阳医院,那么多省部级干部出事,谁稀罕去给他们洗地。

    至于真理他哥王志安,撕逼事业时常都突破银河系,还有闲心帮神马绵阳医院。

    他们二人恰恰就是用这种明眼人看的一清二楚的卑劣逻辑,来为自己肮脏的内心和龌龊的行为洗地,还时不时自我陶醉其中。我真是愤怒的不能自已!



    结束语:

    杨志伟作为律师,他很清楚如何抓人把柄,如何自己满口胡言,卑鄙行为不受惩罚,他深知善良的大多数人都忙于工作和生活,没人有那么多作恶的宏图大志。

    杨志伟和陈晓兰打击记者中的出头人王志安,医生中仗义执言的阿宝,还有医协、记协。他们俩试图把这些反对者捆绑起来,说成是为腐败洗地的人群。

    撕开他们的计谋很好办!如今我写下这篇文章,我立志当他的被告,在法庭中继续揭穿杨志伟和陈晓兰恶意诉讼,撕裂医患关系,灭绝人伦的行为。

    所有看我文章的朋友,如果有同感,请你们转发的时候,写下这样一句话:

    “卑鄙的人,我痛骂你,我来自某地,欢迎你来告!”

    让这群小丑看到善良人们的力量!


    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如果你支持他当光荣的被告,请惨绝人寰的打赏他!

  • 山东民间智库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2-01 21:14:03

    厚街商人称遭恶意诉讼 巨额财产被冻结
    2016年07月14日 08:10 南方都市报 评论(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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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东莞厚街祥鸿国际农批城(以下简称“祥鸿农批”)的创始人,王建荣几乎用了与创建农批城一样长的时间来摆脱,因与股东产生矛盾,2013年,王建荣转出了全部股份,但转让款却一直无法全部拿到手。经过三年的诉讼,今年5月份,眼看法院强制拍卖农批城铺位的3200万元的执行款到了法院的银行账户上,王建荣被告知又陷入了另外一桩官司,执行款被冻结。随后,其在厚街的5处房产也被冻结,至今未解封。王建荣认为,自己跟这桩官司没有关系,属于恶意诉讼。

      昨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向南都回应,王建荣所涉及的是一家担保公司起诉祥鸿农批要求偿还债务的诉讼,法院是基于担保公司提出的申请和线索对王建荣进行了诉前财产保全措施,是否属恶意诉讼,法院要根据诉讼过程中双方的陈述情况、举证情况等作出判断,如若查实属于恶意诉讼,将追究相关方的责任,王建荣也可以依法申请赔偿。

      旧账未清又添新债

      打了几年官司的王建荣,如今脱口就是法律专业名词。对于东莞隆盛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盛担保”)起诉他和祥鸿农批以及另外四名被告要求偿还债务的诉讼,他认为自己与该诉讼没有任何法律关系。

      这桩诉讼的“根”在于2013年的那场轰动一时的祥鸿农批股东纷争。据南都记者了解,因为生意惨淡,祥鸿农批股东之间的冲突自开业之时就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了王建荣实名举报东莞“铺叔”、祥鸿农批隐形股东、时任中堂镇国税分局局长的罗绍强新闻事件(2013年7月15日南都A08版《东莞“铺叔”停职被曝拥139个商铺》)。事件曝出之后,王建荣辞去董事长职务,并签署合同,以4200万元转让了全部股份,彻底退出祥鸿农批。但转让款却一直没有付清。双方开始打官司。最终,东莞法院强制拍卖了祥鸿农批的铺位,今年5月份拍卖款3200万元进入法院银行账号,准备交付给王建荣。

      眼看纷争即将落幕,却又起波澜。隆盛担保起诉祥鸿农批、王建荣等6人,称2011年3月10日祥鸿农批因为经营困难曾向民生银行贷款30 0 0万元,贷款期限到2014年3月10日。王建荣等人对贷款做了担保。但贷款到期时,仍有1850万未还。2014年3月5日,祥鸿农批请求隆盛担保对其在民生银行的贷款进行担保,以保证到期顺利还款。但到期后,祥鸿农批并未还款,民生银行直接从隆盛担保的账户上划走了欠款。隆盛担保在起诉书中称,此后再也无法联系上祥鸿农批,因此只好起诉。同时向银行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并依法作出裁定,认为申请合法。并执行了财产保全,冻结了王建荣3200万法院执行款,还冻结了他在厚街5套房产。后经评估部门认定,冻结的房产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价值也高达3268万元。

      巨额财产突遭查封,让王建荣措手不及。因为前期建设祥鸿农批以及后续经营其他项目时欠下高利贷,每个月光利息就要支付50万左右。其称自己在退出股份时就对于所欠民生银行的债务进行了约定和清偿,如今再被起诉,实在不知道自己到底与该案还有什么关系,而且被起诉了6人,却只冻结了他1人的财产,而且几乎是他全部身家,让其正常的生意经营和生活出现困难。

      “这次财产被封,估计仍然是以前股东矛盾的延续,有人不希望我顺利拿到钱,毕竟拍卖了农批城的商铺,他们很不高兴,这是恶意串通,针对我的。”王建荣说。

      事主称担保的并非同一单债务

      南都记者获得了一份隆盛担保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起诉书中提及,除了祥鸿农批,隆盛担保将王建荣等5方作为被告的依据是,2011年3月10日,王建荣等5方曾签署过个人担保合同,为祥鸿农批向民生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因此,应负连带担保责任。要求六被告分别承担欠款本金1850万,以及利息、违约金5000余万元,共计6800余万元。

      王建荣告诉南都记者,2011年确实为祥鸿农批担保过,也承认负有还款责任,但这些担保关系,债务关系等都是跟民生银行发生的。在退出股份时,也明确做了约定。

      在股权转让之时,也就是2013年7月31日,祥鸿农批尚欠民生银行贷款2200万元。在转让合同中,南都记者看到有如此约定,王建荣原先占有40%股份,那就承担这些比例的还款责任,也就是880万元。股份的受让方东莞凯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利公司”),在合同签署15日内,向民生银行实际还款880万元或提供其他民生银行同意的担保等方式,解除王建荣的还款及担保责任。这视为凯利公司向王建荣支付了880万元转让款。

      后续双方就合同转让款的支付问题打起了官司。在广州仲裁委为该案出具的仲裁书中,南都记者看到,凯利公司在收购王建荣股份之前就已经占有了祥鸿农批60%的股份。当时,王建荣称,包括880万元在内的转让款都未支付,请求支付并支付违约金。凯利公司回应称,2014年3月11日,凯利公司已经实际全部偿还民生银行的借款2200万,民生银行也出具《结清证明》,事实上解除了王建荣对民生银行的还款和担保责任,因此,不应再承担支付该款项的义务。

      对此,隆盛担保方面回应称,起诉完全是基于法律事实作出的,一切均以法院判决为准。

      法院:

      庭审时确定是否恶意诉讼

      昨日,东莞市第一法院回应称,王建荣提出的意见以及提交的材料,法院均已收到。王建荣也到法院的信访部门进行了投诉,对其提出的查封问题,法院已立异议案件另案处理。另外,王建荣还针对案件提交了答辩意见,因为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法院经过审理后将通过判决的形式作出最终认定。

      东莞第一法院表示,法院作出的财产保全措施,完全是依法作出的。根据民诉法规定,为避免判决难以执行或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在当事人提出查封申请并提供担保后,法院经审查认为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作出相应的查封裁定实施财产保全。本案中,原告诉请标的额大,原告的财产保全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法院依法作出保全裁定并予以实施。

      对于王建荣称自己遭遇了恶意诉讼的问题,东莞市第一法院表示,同样因为案件尚未开挺审理,是否恶意诉讼,法院要根据诉讼过程中双方的陈述情况、举证情况等作出判断。

      如果查实本案属于恶意诉讼,将依法追究相关方的责任。我国民诉法明确规定,如果法院经过调查,发现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法院将依法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专门增设“虚假诉讼罪”,以刑罚威慑和制裁虚假诉讼。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虚假诉讼的构成要素,构建了法院对虚假诉讼的释明、识别和制裁机制。实践中,法院立案阶段有诉讼风险提示,告知当事人参与虚假诉讼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审理中对有虚假诉讼苗头的案件,将适当加大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以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

      同时,因恶意诉讼造成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可以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申请再审等司法程序保护自己的权益,或者向虚假诉讼行为人提出侵权损害赔偿之诉。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张鹏

      线索提供:佚名100元

      焦点

      1。王建荣是否与该案有关系?

      东莞第一法院:关于王建荣提出的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等意见,是法院实体审查(也就是案件审理阶段)应当查明的事实,本案仍在审理之中,相关问题待法院审理后作出认定。本案属于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欢迎社会各界对案件审理过程进行监督。

      2 。即便与诉讼有关,案件中有六名被告,缘何只冻结一人财产,且冻结额度高达6000余万?

      东莞第一法院:诉讼保全期间,法院的查封是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财产线索而进行,原告方提供的财产线索只有王建荣一人的财产。且王建荣已就该问题向法院提出查封异议,在异议审查期间,法院征询王建荣能否提供其他被告财产线索,王建荣表示无法提供其他被告有价值的财产线索供法院以替换对其财产的查封。

  • 山东民间智库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2-01 21:14:59

    企业不要玩“恶意诉讼” 否则可能触犯刑法
    来源:重庆晨报2012年7月13日【评论0条】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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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不要玩“恶意诉讼”

    否则可能触犯刑法

    恶意诉讼是指为了达到不正当目的,在明知没有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故意提起诉讼或滥用其他诉讼权利,致使相对人遭受损害的行为。

    市检察院一分院民行处处长陈涛说,恶意诉讼的动机有多种。有的是利用诉讼,使受害者陷入繁杂的应诉过程,导致企业失去某些商业机会或使其经济利益受损。有的是诉讼双方为达到非法牟利目的,伪造证据和虚构案件事实的手段启动诉讼,从而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恶意诉讼的行为一般不涉及刑事案件,但其手段可能会触犯刑法,比如伪造印章、证件等。因此,陈涛提醒民营企业主们务必要高度警惕,对恶意诉讼的特征、性质及危害应有所了解,强化民事诉讼法律知识,增强对恶意诉讼的辨别和防范能力。

    本组文/重庆晨报记者 刘波 实习生 王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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