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写作的姿态

菏泽发展研究

来自: 菏泽发展研究(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6-11-29 23: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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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民间智库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1-29 23:38:46

    2012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
    Ten Academic Hot Spots of China 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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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学术月刊》编辑部/《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关注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沪)2013年第1期 第5-12页

    期刊名称: 《社会科学总论》复印期号: 2013年01期
    字号:大中小
      热点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入选理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近九十年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2012年,学术界形成了一个持续的研究热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大视野中进行研究,强调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的最终体现,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道路和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厘定,明确了三者之间相互依存、三位一体的关系。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进行解读。纵向上,研究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经验和成就;横向上,研究其各个层面的制度和各种相关要素的内在联系;同时,对其核心内容和价值取向进行提炼和阐发。四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形态进行对比,从中阐释其优势,概括其特点。五是对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主要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各项具体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和解读,并基于实践中形成的问题意识来探索制度完善的路径。总的来看,当前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宏观解读层面,分层面、多角度的深化研究还有待加强。
       [专家点评] 2012年,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积极成果。但从社会制度研究的总体水平来看,尚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是对社会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社会制度到底包括哪些构成要素,各个构成要素在制度体系中起什么作用,各构成要素之间是什么关系等,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二是对社会制度的分层研究不够。作为社会形态的制度,体现社会形态的基本制度,法律体系和建立在基本制度基础之上的具体体制经常被混在一起论述,导致不同层次制度的错位。三是对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不够。不论是纵向历史比较,还是横向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比较,都显得不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并没有凸显出来,导致人们缺乏应有的制度自信。因此,在下一阶段,如何从理论上克服社会制度研究方面的不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进而实现制度创新,以便我们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制度,将是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点评人秦宣,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二: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权
      入选理由:与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丰富的理论资源相比,中国在国际话语权方面仍然处于“西强我弱”的局面,而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2011—2012年,中央相继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使我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地位相适应,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2012年,学术界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学者们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内涵解读为起点,深入阐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必然性、重要性和路径选择,主要包括:(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走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是理论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根本基础,中国学者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坚定的理论自信,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二)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是由核心概念铸造起来的,要以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为基础,运用新方法,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三)正确解释外来名词概念,实现西方学术话语的中国化,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四)创建有利于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体制机制,建立中国特色的学术评价体系,打造理论学术造诣高深、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大家。
      [专家点评] 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议题在2012年的学术界备受关注,一方面与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相勾连,另一方面又与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有联系。揆诸学术交往的历史,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都有其自身的发展经历,而任何一种发展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的学术都在自身发展的进程中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即逐渐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进而提出它的“自我主张”。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权的议题并不是被主观地设想出来的,其现实基础乃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这一实践基础主要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第一,是现代化的基本诉求和长期任务。这一诉求和任务意味着积极的对外学习,特别是向现代文明之诸多方面的学习。第二,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是在非常独特的传统、国情和社会状况中展开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先前的遗产并把握自身的现实,并通过这种把握而取得文化上和学术上的真正自觉。事实上,这两个方面在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进程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以至于其学术所面临的每一个重大问题都处于“古今中西”的巨大张力之中。
      (点评人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三: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与政策选项
      入选理由:中国经济增速在经历逆周期应对的暂时反弹后,2009年下半年起步入下降轨道,2012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破八”成为令人瞩目的标志性事件,且至今增速已持续12个季度回落。就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及未来政策选项,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与激烈的辩论:一是关于经济减速的性质与原因。相对悲观且占主流的观点认为,经济已呈现趋势性减速,中国经济尤其是发达地区提前进入自然减速区,劳动力、资源耗竭,投资回报率下降,原有发展模式走到尽头是其深层次的原因;相对乐观的观点认为,当前经济减速的性质仍为周期性减速,在短期触底后中国经济仍有可能实现持久的上升,周期性减速的核心动力来自出口下滑导致的产能过剩。二是关于政策走势与选项。相对经济减速性质的双重判断,衍生出不同的政策取向:(1)认为应着眼于中长期结构性改革,使经济增长方式更加依赖于提高效率和内生性增长;(2)主张继续实施逆周期调控政策,稳定投资增长,避免“GDP”增长率出现失速下滑风险;(3)倾向于从周期性和结构性双方面解释经济放缓原因,主张周期应对与促进转型并重,提高效率政策与扩大增长空间政策并举,认为改革红利与推进城镇化将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不竭动力。
      [专家点评] 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近10%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保证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始终是政府经济政策选择的首要目标。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从国际看,发达国家至今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世界经济仍陷于低迷状态,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非常复杂。从国内来看,经济增长面临着产能过剩、成本上升、资源环境和体制制约矛盾,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保持经济平衡较快增长的任务非常艰巨。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化解矛盾,克服困难,兼顾当前与长远、速度与效益、发展与改革,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同时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对政府经济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也是中国经济学界高度关注和热议的重大课题。
      (点评人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四:现代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
      入选理由:截至2012年,中国粮食生产已实现九连增,然而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粮食安全也面临一系列挑战:(1)传统的“以粮为天,以土为纲”的观念受到严重冲击,土地弃耕抛荒现象严重;(2)农村建房大量占用农田现象普遍,且有蔓延态势,中国的18亿亩耕地红线受到严峻考验;(3)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能否加快现代农业建设、补齐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决定着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决定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能否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代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1)基于粮食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农业仍是中国的薄弱环节,农业现代化建设仍然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已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瓶颈。(2)保障粮食安全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从国际经验看,政府补贴、农业科技和经营体制、国际农产品贸易政策均对实现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中国粮食应坚持“立足国内生产,实现基本自给”的原则,充分发挥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作用,注重农业科技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3)通过发展现代农业,确保粮食安全的战略与政策建议。应加强粮食安全的顶层设计,改革农业管理体制,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
      [专家点评] 现代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在2012年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是由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特定国情决定的。首先,近年来全球粮食供求日益偏紧,粮食危机的隐患越来越大,确保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其次,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对粮食生产的“挤出效应”日趋严重,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粮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紧迫性突显。再次,当前粮食消费在人们日常消费食物中的比重开始显著下降,其他食物消费的重要性逐渐高于粮食,粮食安全将逐渐让位于食物安全,人们对粮食需求的重点转变为食物的营养和卫生保障以及随生活水平提高而产生的食物偏好。因此,强调逐步以食物安全取代粮食安全,扩大对粮食安全认知的内涵和外延,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点评人朱信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五:人口结构转变与中国人口问题
      入选理由:近年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形式与人口问题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口发展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因此,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及由此引发的问题不断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一是积极思考人口结构转变的理论问题,对人口结构转变的概念模型、理论观点以及学术流派做了总结分析,提出了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两阶段理论。二是从历史向度对中国人口结构转变道路进行分析,指出中国进行人口结构转变是由时代发展特征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共同决定的。三是对人口结构转变引起的城乡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等方面的转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具体探讨了人口结构转变对中国经济、社会、国防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强调中国的人口问题的重点是人口结构问题,严重的话将会导致深刻的人口危机。四是从人力资本提升、劳动力供给、生育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与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建言献策。总的来看,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人口发展态势的复杂性以及解决人口结构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预示了中国未来人口问题将面临诸多挑战。
      [专家点评] 近年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种人口群体之间、各年龄的人口之间在与人口活动有关的行为方式和理念方面正出现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中国人口问题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巨大的挑战。 现行人口政策的目标已经实现,应当适时地加以调整,以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长期协调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趋势已不可逆转,城镇化进程将继续加速,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终将逐渐关闭。人口问题的解决需要整合的社会政策体系和适应性的制度重构,也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 家庭的功能应当得以提升,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应当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对年轻人口的教育投资应当进一步加大, 流动人口的权利和福利应当得到保障。人口问题的妥善解决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 而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必将有助于应对人口问题的挑战。
      (点评人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六 :“八二宪法”三十年与法治建设
      入选理由: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八二宪法”),经过四次修正沿用至今。三十年来,“八二宪法”其以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量,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2012年,学术界以“八二宪法”颁行三十年为契机,充分总结和评价其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并深入研讨宪法及宪法学发展的未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回顾《宪法》的制定过程、内容的丰富和文本演变。(2)评价《宪法》施行的历史贡献,认为它积极回应现实,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肯定了改革开放成果,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奠定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调整了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3)高度肯定《宪法》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认为它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整体基调,落实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顶层设计;强化了政党法治,确立了国家价值与人权文化。(4)客观理性地分析《宪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如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宪法司法化等。(5)通过“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等不同学术路径,研讨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如宪法学研究转型和历史使命,宪法的适用实施,回应型宪法等。
      [专家点评] “八二宪法”颁行至今已逾卅载,作为社会转型期的宪法,它反映和见证了这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深刻变化,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动力与保障。三十年的实践说明,宪法不仅是政治实践的产物,同时其自身还蕴涵着价值取向,通过明确宣示内在于其自身的一些原则,体现出了规范的力量。比如,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这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了更明确的价值取向。然而,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道远,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因此,中国当前的制度建设以及宪法学研究的重点应该聚焦于宪法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这一课题。唯有建立起这样一种理性机制,才能进一步推动法治建设,缓解转型期社会矛盾,在真正的意义上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局。
      (点评人林来梵,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七: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发展路径
      入选理由: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国家为破解中国城乡教育二元结构、推动城乡教育公平发展而作出的战略部署。2012年,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引领下,中国城乡教育资源公平配置和教育发展均衡化得到进一步推进,但距离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真正实现还有相当长的路程。在此背景下,教育学术界对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诸多热点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深入剖析城乡教育一体化基本理论问题,明确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内涵与特征,探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层次与类型等,为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制度构想与实践策略奠定理论基础。二是以体制重构和制度创新为核心,逐步纠正或改进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体制和政策,如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以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三是构建各级各类教育的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监测其发展进程并评价其发展水平,为政府决策部门和各级各类教育部门与机构制定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总体来看,随着城乡教育一体化在制度、实践层面的进一步实现,教育界、学术界对中国特色教育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与思考也将日趋深化。
      [专家点评]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路径问题,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热议,本年度被评为研究热点,反映了教育研究关注时代性重大命题的敏锐性以及破解教育改革和发展关键问题的价值追求。首先,在中国经济社会由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转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下,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中国推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现实要求,也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其次,促进教育公平、保障人民群众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已经成为中国的基本教育政策,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教育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是当前推进教育公平政策的主要障碍。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核心是全面缩小城乡差距,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这反映了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期盼。再次,城乡教育一体化本质上要求实现城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整体提升教育质量,这是达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必然选择。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路径问题的探讨,是教育公平理论和教育发展研究的深化与延展,是教育管理和政策研究的重要命题,其理论创新对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点评人高宝立,《教育研究》杂志社总编辑、编审、博士生导师)
      热点八:《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
      入选理由:近年来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有了更深层的感受,同时深感马克思当年对于资本逻辑的深刻剖析以及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仍然是透视当代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实质重要而有效的思维方式。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的出齐以及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的问世,为人们提供了更为权威而完整的文献资料,而当代理论思维水准的提升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也为人们重新研究《资本论》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可能。在2012年度,“《资本论》及其手稿”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曾两次将其列为重大招标项目,发表相关学术论著近百篇。其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文本研究的角度,试图还原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历史原貌,并通过对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编辑过程的考证,还原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关系;二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现实,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资本论》中的概念术语如财富、资本、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等进行解读,以此求解和表达社会的历史进化和人类自身自由程度;三是基于经济、制度的视角,以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去解析中国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剖析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素,从而起到理论预警的作用。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最后都将价值诉求聚焦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和意义方面上,这显示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关注现实实践问题的理论自觉意识。
      [专家点评] 检视既往的《资本论》研究,至少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其一,将《资本论》视为一部业已全部完成了的而不是思想、体系处于开放状态的著作。离开其庞大的笔记和手稿群,甚至离开马克思本人的“第一手稿”,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的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其二,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三个板块,《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做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而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界、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其三,没有看到马克思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两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概括和评论。在当代新的境遇下重新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一要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基础,以此廓清《资本论》发表百余年来争论的众多问题;二要突破把它仅仅看做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哲学上只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与检验的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要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三要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结合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点评人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九:莫言获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定位
      入选理由:莫言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由此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不仅仅是中国人“诺贝尔情结”的释放,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经验、中国文化和中国国家地位被世界认同和确证的反映。国内学术界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莫言获奖为契机,探讨莫言创作特质的同时进而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向世界提供的独特经验以及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评判标准的逐渐改变问题。莫言的创作表现出持久的想象力与生命激情,以其超越的姿态和不同于精英知识分子的理论批判,在对农民、对民间生存状态的悲悯与关怀中出入自如,并辅之以敏感的题材与成熟的技巧,这是莫言获奖的重要原因。这一事件也昭示着,每每有意无意以西方价值判断为准绳的文学评奖机构开始有力地关注东方、中国作家的创作,体现出文学发展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的有机融合趋势。二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的深层次思考。如果将莫言与同时代其他中国作家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尚有较莫言艺术水准更胜一筹者,不能因本次获奖便简单断言莫言作为地方性的作家已经达到世界性标准与经典标准,因为其创作在深入细致表现民族国家与全世界全人类的能力方面尚有提升空间,莫言创作中艺术的不均衡性等不足之处也客观存在着。为此,更明智的做法是以平常心看待此次事件,在力避文学民族主义情绪的浮躁中坦然展示中国文学的实绩。
      [专家点评] 莫言的获奖,是西方主流话语对汉语书写的一次认同。它至少表明,中国文学内在性因素唤起了域外读者的一种心灵的快感。他们从这位作家那里发现了一种在黑暗里咀嚼苦难且超越苦难的雄浑之气。莫言的作品是充满力量感和想象力的,他的阔大情思,涤荡着历史的污垢和流俗的庸常之见,历史的灰暗之影被其生命的光泽驱走了。莫言的价值在于显示了中国人面对苦难而不甘于沦落的生命之力。他的话语里有一个民族记忆里的歌哭,我们在此甚至能够读出《圣经》般伟岸、神圣的存在。莫言并不满足在文本的里面袒露隐私,他站在了文本的外面,以上帝般的悲悯俯瞰芸芸众生,获得了一种穿透人性与时间的双眸,一切鬼蜮和不可告人的阴冷,悉收眼底,世界的颜色已不再是几种或数种,灿烂的与隐晦的都有无尽的神态,魔幻般地在我们的眼前晃来晃去。小说不都是告诉我们生活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它本来就不是什么。但他的获奖,并不意味当代文学已进入黄金时代,只是一种隐喻和象征。中国文学书写中的无智无趣的存在比比皆是。莫言只是一个突围者,我们的文化还在巨大的惯性里滑动,文学与艺术要真正复兴还有漫长的道路。
      (点评人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热点十: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拓展、深化及反思
      入选理由:社会史是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整体及其运动、社会组织(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社区、邻里、各种社会集团)及其运动、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的研究,其特点突出体现在对整体社会的研究,对下层民众的研究、对“长时段”历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工作者对下层民众生活关注的加深,中国社会史已俨然发展成史学领域中的一门显学,其中古代和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发展迅速,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具体研究的路径与个案,成果都极其丰富。特别是对医疗、家庭、婚姻、妇女、家族、风俗、民间崇拜、人口迁移、农民及手工业者等的研究,使得社会史贴上了对社会变迁的敏感捕捉和强烈现实关怀的标签。近年来,随着浙南明清石仓契约文书、贵州清水江文书、浙江龙泉晚清民国司法档案、四川南充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等一批批档案和契约文书等新史料的发现,使得史学界对传统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有所突破,也使传统社会史的研究维度和深度发生了变化。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使治史者可以回到文书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回到“历史现场”,探索契约文书背后活生生的“故事”。这些新史料的出现不仅有区域史构建方面的意义,也大大丰富了史学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径。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等文书的发现一样,各地纷纷创立相关学科或研究领域。这种眼光朝下,研究原来不为人注意的、无关历史进化的日常小事或边缘人物和事件也使得对社会史乃至整个历史的研究出现了细化和碎化。2012年,针对历史研究是否碎片化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这种理论的探讨和反思将会极大地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专家点评] 中国社会史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复兴以来,已走过二十多年历程,特别是近十余年来,一直是热门研究领域。2012年社会史研究维度的拓展与深化,突出地反映在三点:一是关于社会生活、民间组织、社会管理等受到更多关注,这与中国当今社会转型的难点问题有关,反映了史学研究者的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二是跨学科交叉研究趋向越发明显,这既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历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倾向;三是出现社会史研究时段后移的新趋向,不仅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较为活跃,新中国建立及“文革”时期的社会状况与社会生活也已进入史学研究视野,这是反省那段历史的一个突破口。对社会史研究“碎片化”的反思也是今年的一个集中议题,一方面“碎片化”正是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化、细化的必然现象,另一方面也成为制约社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从而向人们提出了需要更高一层理论概括的要求。
      (点评人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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