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洮砚的历史

十里洋场

来自: 十里洋场(走走跑跑) 2016-11-25 16: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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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里洋场 (走走跑跑) 2016-11-25 16:47:07

    洮砚历史悠久,在宋初就闻名于世,历代作为贡品而显赫于当时宫庭或权贵之书房中。金朝诗人元好问就曾有诗曰:“县官岁费六百万,才得此砚来临洮”,继之宋时大书法家黄山谷又对洮硕有“洮州绿石含风漪,能泽笔锋利如锥”的评价,益发验证了洮砚的优异,苏轼的《洮砚铭》:“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岷,至中国”的题记,更加赞誉洮砚的肤理缜润,色泽雅丽;元明的以后的赞誉更是连声不辍,而且日本昭科14年出版的《书苑》封面上就连刊有“宋洮河绿石大砚”的原物照片,又说明洮砚在国外的影响之深,至今仍在我国、日本、东南亚及世界各国作为珍品使用或馈赠。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巨型砚
    《九九归一》由甘肃省政府赠予香港特区政府。
    洮砚石料矿的开采历史将近千年,矿区的所有权在历史上屡易其主。唐代成名
    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论砚》记道:“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端、歙、临洮。”这是对洮砚最早的记载。唐代石制名砚的发展迎来了成熟期,端砚、歙砚、洮砚与澄泥砚并称中国四大名砚也开源于此时,使得大唐成为石质制砚开始一统天下的标志性时代,洮砚、端砚、歙砚逐渐取代各类材质的名砚,至今不可撼动。

    宋代盛名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一0七一年〕王昭于征战中在洮河边,被宋神宗任以秦风路经略使司,收复河陇,筑古渭堡为通远军。王昭于应朝中恩旨,选用当地特产洮砚作为皇宫贡品,并赠予各大文豪,立即被苏轼、黄庭坚、陆游、张耒一般文士所赏识,倍受宠爱。洮砚身价一哄而起,珍贵无比。
    苏轼作词《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岁丙寅,斗南北。归予者,黄鲁直。”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有诗云:“久闻岷石(或作岷右)鸭头绿,可磨桂溪龙文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试饱霜秋兔毫”。
    陆游《剑南诗稿》中有诗句云:“玉屑名笺来濯锦,风漪奇石出临洮。”
    张耒《以黄鲁直惠洮河绿石,作米壶砚诗》:“洮河之石利剑矛,磨刀日解十二牛。千年虎地困沙砾,一日见宝来中州。黄子文章妙天下,独驾八马森幢旒。平生笔墨万金值,奇谋利翰盈箧收。谁持此砚参几案,风澜近乎寒生秋。抱持投我弃不惜,副以请诗帛加璧。明窗试墨吐秀润,端溪歙州无此色!”

    元代断续
    金大定十四年起(南宋淳熙二二年、西夏乾硝五年、公元1175年),洮州地盘分别为金、西夏及洮州番部十八族所有。部落间轮番作战,早复晚失。老噢什地区(今洮砚)名义上同时受赵土司(当时已降金)、金熙河路、西夏国河湟诸路管辖,但因地处偏隅,谁也不管。洮砚矿区的真正主宰、所有者仍是当地部落的小首领。此阶段战事纷沓,交易经营渠道又梗塞不通,洮砚石料矿的开采、制砚业几乎陷于中断、停顿的状态。金朝诗人元好问诗曰:“县官岁费六百万,才得此砚来临洮”,雷渊《洮石砚诗》曰:缇囊深复有沧州,文石春融翠欲流。退笔成邱竟何益,乘时直欲利吴钩。冯延登作诗《洮石砚》:鹦鹉洲前抱石归,琢来犹自带清辉。芸窗尽日无人到,坐看元云吐翠微。可见当时虽行业断续不整,但文人藏家对洮砚的追捧、渴望更加迫切。

    明清盛况
    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78年),洮州资堡部落首领昝南秀节投诚内附,总兵李文忠申报朝庭,赐昝南秀节洮州千户所世袭百户。于原番部十八族中实授百户辖民统之,老噢什附近居民中也有部分属民,洮砚石料矿也即为其开采、制造贡品而效力了。明正德初年,土司旺秀调京晋见,被赐姓杨名洪,自此称卓尼土司为杨土司、亦称卓尼所有辖区的所有百姓为杨家百姓、洮砚石料自此即为“杨家洮砚”了。
    历代杨土司深知洮砚的珍贵,对矿区开始严加管理,规定:凡采石者必须以土司衙门的尕书(相当于今之介绍信)为执照,知会驻纳儿村的老噢什旗总管,再由总管通知达窝村的采石工去采石。绝不允许其它人无照采石。达窝村民除担负采石任务外,同时负有监视、保护石窟的职责,经常派出专人守护,“但闻窃石之声,即纠合村民,前往制止,丝毫不予通融”。
    为了加强对矿区的管理和保护,防止当地村民和外来人等的非法采石,土司和当地的头目除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外,还通过寺院等宗教机构,传播封建迷信思想来束缚人们。他们在洞窟门边的石岩上凿一块极大的喇嘛爷神碑。购石者必须在采石前向“喇嘛爷”献上一只绵羊,并在碑前祈祷祭祀后,才能进洞采石。否则,据说不仅采不出好石,而且还要遭到不幸,当地还要遭受冰雹之灾。对这些迷信观念,谁也不敢贸然去作试验,民们深信不疑,不仅自身不敢丝毫触犯,并且严格制外人,不得擅自行事,有违神明。土司的这一措施,适应当时、当地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虽带有一定的欺骗色彩,但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管理方式。在此阶段内,洮砚石料的滥采乱掘现象得到了控制。
    石料得到规范管理的同时,洮砚制作、贸易也迎来空前盛况,洮州、卓尼、岷州(今岷县)、狄道(今临洮)、巩昌(今陇西)、河州(今临夏)、兰州分布着繁多的雕刻工人和贸易往来。

    民国衰落
    民国后期,朝政腐败,横征暴敛,更加战事不断,烽烟四起。土司为了八面应付,谁也不敢得罪,只有加重对其属民的盘剥和榨取。作为贡物的洮砚,年贡数猛增。石料需求、开采量也相应增大,对矿区的管理逐渐趋于混乱,采掘全以眼前利益为准,杀鸡取蛋,资源浪费严重。很多中、下品石料得不到综合利用,全被弃掷、风化。数眼优质矿石洞窟被毁坏、坍塌而不能采石。洞窟、岩坑无长远规划,仅容单人爬出爬进,更谈不上什么安全支护设施了。整个矿带,在十数年间被凿剥得坑坑洼洼、疮痍满目。

    解放后兴起
    建国初期,这里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洮砚矿区随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而归农业社集体所有。石料亦由集体采取,作为集体的一项副业收入而出售经营,矿区管理又逐渐趋于稳定,混乱局面也予以扭转。一九五八年初,“引洮上山”工程动工,整天炮火连天,土石飞扬。沿工程渠线的山坡村寨多被土石掩埋,无人再顾及洮砚石料的存亡了。喇嘛崖也被当时“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气势所摄服,乖乖让人腰斩了自己,就连历来让人顶礼膜拜的“喇嘛爷”神碑也被炸得不知去向。原有的采石洞窟被碎石流砂淹埋。在近乎两年半的日月里,人们一方面被当时的狂热气氛所陶醉,忘乎了洮砚;另一方而被引洮工程的炮火所阻隔,断了流通渠道。致使洮砚石料的开掘和雕琢几乎中断。
    一九六零年初,引洮工程在严酷的自然灾害面前被迫半途下马。当人们从狂热中醒来后,面临的是生存的威胁和挑战。生存欲望驱使砚乡的人们在令人头晕目眩的喇嘛崖畔,重新踩出了一条比以往更危险、更崎岖的小路。在半崖的流砂、滚石中,又凿出了几个仅容人身躯爬行的缝,在这些毫不惹人注目的洞穴中,重新采取出了稀世珍宝——洮砚石料。
    洮砚石料采集的艰难迫使洮砚事业的发展在往后的几十年中风雨飘摇。期间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热爱洮砚的雕刻师,为洮砚的传承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由于喇嘛崖、水泉湾一带石材已无法人力获取,致使很多喇嘛崖、水泉湾一带之外劣质石材涌出市场,对洮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
    2010年,国家正式收回洮砚劣质石材的矿产——岷县禾驮乡、西江一带,以及唯一一处洮砚顶级石材的矿产——卓尼县喇嘛崖、水泉湾一带,并通过国家招拍挂公开招拍,停止开采岷县石材、让洮砚劣质石材得到流通的遏制,并科学开采卓尼县喇嘛崖一代顶级石材。

    随着华夏文明创新区落户甘肃,洮砚的精品化也随之被多次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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