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转型社会国民心态探析

鲁西南农村研究

来自: 鲁西南农村研究(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24 18: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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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南农村研究 (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24 18:28:34

    “反腐败五年目标”威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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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改革内参》(京)2000年第18期 第29-32页

    期刊名称: 《体制改革》复印期号: 2000年12期
    字号:大中小
      “反腐败五年目标”能做到什么
      中纪委提出的“反腐败五年目标”是明确的,但是,什么样的状况是“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怎样做才算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它的具体内涵并不是很清楚的。我认为,如果通过五年的反腐败斗争能有效地控制以下五个方面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反腐败五年目标”基本实现。
      ——这几年来,无论是官方的或是民间的众多社会调查结果都表明,腐败问题是国民最主要的关注点,在对诸多的社会问题的排名中,它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为腐败问题而忧虑时,我们就不能说它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应该提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的领导对反腐败的“感觉”与百姓的“民意”总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因为他们很少能切身地感觉到百姓感觉到的那种“身边的腐败”、“隐性腐败”。
      ——199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了17名省部级干部,对腐败了的高层干部作了这样的“手术”,在我国反腐败史上是少有的。但是,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开始,离彻底清查还差得很远。
      ——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是当今反腐败斗争中一个客观存在而又难以查处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一是向私人流失,一是向境外、国外流失。有人估计:国有资产流失已达5000亿元,有人估计现在每天流失1 亿元,全年500亿元,也有人说是全年流失1000亿元。其中, 资本外逃对社会发展的危害更严重,更巨大。资料表明,“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达到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而且在进入90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先生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 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
      迄今为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但是,鉴于查处这种腐败形式的难度很大,还不能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司法腐败指的是存在于我国司法机关的各个领域,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等部门的腐败现象。最近几年来,司法腐败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严重关注。若得不到根治,“有效的遏制”则是一句空话。
      ——大案、要案是衡量一个社会腐败是否泛滥的重要指标。解放初期,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其个人挥霍和浪费的金额不过是3.7亿元(旧币,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7万元)。而现在的腐败分子则是几百万、几千万地贪。大案、要案的居高不下说明了社会“漏洞”太多,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说明了一些身居要位的有权人无视党纪国法,胆大妄为,权钱交易盛行;说明法律失去了它应有的尊严,威慑力下降。因此,若是在五年中大案、要案的发案数得不到足够的下降,那么也就很难说腐败的发展势头得到了遏制。
      制约“反腐败五年目标”实现的障碍在哪里
      ——反腐败运作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决定了当今这场斗争难以达到法治水平。烙上了计划经济痕迹的反腐败运作模式的主要局限性是:它使当今的“反腐败斗争仍在‘运动式’水平上,尚未进级到‘法律制度式’水平上”。这种运作模式的必然结果是:使反腐败斗争烙上了人治色彩,任何一级的“主要地方父母官”都可以以他的“长官意志”去影响他权力范围内的反腐败进程。为什么有很多大案、要案,本是地方上能办的事到最后非得要中央领导发话或亲自干预才能得到圆满解决?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整个反腐败斗争的“法制化水平”还不是很高,致使许多制度上已经建立了的监督机制失效。
      ——“官场”风气不好,难以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许多干部的心态是:不敢监督,不好监督,不能监督,不想监督。
      ——“刑不上大夫”的“官官相护”现象,是新生腐败的温床。当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在一些地区和地方“刑不上大夫”还比较严重,因而使腐败的“出生率”超过了“死亡率”。有资料表明,“目前查处的各类腐败分子,真正判了实体刑的不足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的腐败分子都保住了工作,保住了饭碗。”
      ——社会风气的下降、国民心态的变异、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助长了腐败的发展。社会风气、国民心态、社会道德的发展状况,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状况的综合反映,而且,它反过来对社会的发展又起着巨大的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腐败的蔓延、泛滥也是社会风气下降、国民心态变异、社会道德滑坡的结果。
      由于社会风气不好,使社会价值取向混乱,大大削弱了社会的规范功能,使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表现出大量的失衡、失当和失控现象。
      由于国民心态的变异,一些人不仅变得冷漠,而且还“逆向发展”:譬如你搞大腐败,我就来小腐败;你搞黑色腐败,我就来灰色腐败;你说腐败亡党亡国,我说亡党亡国关我屁事。结果呢,大家都尽可能去进行那种不那么合法、不那么光彩的“利益补偿”,都想从别人的口袋里,从公家的口袋里多掏一点原本不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因而使如今的腐败问题居然带有“全民性的痕迹”了,这就好像雪上加霜,当今反腐败为何变得如此艰难,恐怕是与人们这种心态上的“微妙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社会道德的滑坡,不仅人们的责任、义务意识淡薄,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的那种“堕落现象”:“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以及诸如“偷窃、暴力、欺诈、背信等卑鄙的手段”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反腐败是一个社会工程,若是我们不认真治理社会风气、国民心态和社会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想在五年内实现根本好转也是很困难的。
      ——一个潜在的、严峻的“新课题”:“入世”对未来腐败的影响。“入世”,这是即将到来的现实,对中国的发展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入世”——大量外商、外资的拥入,对一个尚未建立起良好的“游戏规则”的社会来说,对一个腐败的泛滥还没有得到有效抑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漠视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知,腐败已毒蚀着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治理腐败迫在眉睫,但反腐工程却又任重道远。

  • 鲁西南农村研究

    鲁西南农村研究 (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24 18:28:53

    对权力腐败者“监督难”的成因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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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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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成都)1998年第19期 第18-19页

    期刊名称: 《体制改革》复印期号: 1998年12期
    字号:大中小
      一、“监督难”,难就难在对腐败者监督问题的指导思想上,即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由上至下的指令性模式。
      所以,作为强化监督的第一个对策:在监督问题上,我们必须在指导思想上来一个“质的解放”,不能依靠过去那种“由上至下、指令性的模式”了。
      二、“监督难”,难就难在我们的社会虽说在口头上承认监督的重要性,然而却经常有意无意地将对腐败的监督与高唱“主旋律”对立起来。
      (1)认为监督(即“反腐败”)多了, 权力内部的腐败分子被揭露出来多了,会动摇人们对党的信任,会动摇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2)认为“反腐败”反得多了,会影响人们对大好形势的看法。(3)认为“反腐败”反得多了,会削弱党的领导。(4 )认为“反腐败”反得多了,是在揭露社会的“阴暗面”。(5 )认为“反腐败”反得多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所以,作为强化监督的第二个对策,一定要大力去除那种将对腐败的监督与高唱“主旋律”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这个思想不解决,就永远不会放手发动群众,监督也就只会冷冷清清。
      三、“监督难”,难就难在一些地区和单位通过所谓的“改革”不适当地强化了“第一把手”(或“有实权的当官者”)的权力,强化了“官本位”,强化了带有封建色彩的“家长制”,从而使这些有权势人的权力大到了可以无法无天的程度。
      所以,作为强化监督的第三个措施: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监察制度,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建立防止“第一把手”权力绝对垄断的制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对“第一把手”的考核制度。要设立诸如廉政公署、反贪局这类权力大、专管有权势人物腐败的机构,绝对防止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扰;要强化纪委、监察的权力,要强化纪委、监察的“垂直领导”;要建立“第一把手”的定期全国轮换制度,打破领导在一地、一单位的职务终身制。
      四、“监督难”,难就难在即使有制度也不敢、不会、不能使用,譬如“弹劾”。
      所以,作为强化监督的第四个措施,就是要全面地、不折不扣地将诸如弹劾之类的已有的监督制度应用到现实生活之中,要敢用、会用、善用,不能对这些东西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
      五、“监督难”,难就难在当今社会的风气使正义的监督力量很难战胜腐败分子所设置、构筑的“四张网”的侵蚀。
      这“四张网”是:家族网、权力网、人情网和金钱网。
      家族网。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家族势力一直是统治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近几年来(尤其在农村)又有死灰复燃的倾向。在不少已被揭发出来的腐败集团中,腐败集团的头子和骨干一般都是具有血缘关系,属于同一家族的成员,这样一来,当愚昧的、封建性很强的家族力量与腐败分子的贪得无厌欲望结合起来之后,它就会发展成一股很难摧毁的家族恶势力。
      权力网。许多大案要案材料表明,变异了的权力网是腐败分子的保护伞。越是大的腐败分子,在其相应的权力部门中都有它的“代言人”。这些腐败分子消息灵通极了,上头一有什么精神就马上紧跟,往往要比他人抢先一步;一旦有什么“风声紧”的预兆,就会暂时“收敛”一下,“收敛”的目的不是改邪归正,而是为了以后的东山再起。在权力网的作用下,他们在权力体系内,或是无视组织原则,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结党营私、狼狈为奸;或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扭成一股绳,经常是群起而攻之,倒打一耙,将水搅混,于是好人反而变成了坏人;或是运作包括舆论在内的权力机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蒙混过关;或是在事发东窗之前就采取“补救措施”,将它搞得“天衣无缝”。
      人情网。过去,社会盛行的是“人治”,因而也就特别讲究“人情”,在某些人眼中,它比原则、比政策、比法律还重要,只要是老部下、老同事、老同学、亲爱者,尽管他触犯了法律,还是一个劲地写条子、打电话、通关节、走路子。掌权者稍不留心,就掉进人情的泥坑中去。
      金钱网。它是腐败势力形成的“粘结剂”,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它可以轰开意志薄弱者的灵魂,使一些人乖乖地落入关系网;它是“粘结剂”,可以将不同类型的、不同层次的人“粘”在一起,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腐败势力效劳;它又是“润滑剂”,可以使“关系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协调、润和。
      所以,作为强化监督的第五条对策:就是要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更要强化社会风气和党风的建设,要花大力摧毁社会中流行的这“四张网”。这“四张网”不破,对腐败分子的监督就难于执行。
      六、监督难,难就难在当今的腐败者会利用掌握的权力报复、镇压那些想起来监督的监督者。
      所以,作为强化监督的第六条措施:一定要大力保护“监督者”,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当今对监督者的打击报复的风头压下去。否则,对腐败者的监督将会是一句空话。
      江泽民同志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中指出:“为了爱护干部党组织要抓好对干部的经常教育、管理和监督的作用。”我想,当今社会之所以产生“监督难”和“难监督”的问题,关键还是没有做到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健全”、“拓宽”和“发挥”这六个字。诸如监督制度等“硬件建设”中的不完善确是造成“监督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在有关监督问题上的“软件建设”(指导思想)上所存在的障碍则是“难监督”产生的现实成因。若不在这个问题上“换脑筋”,那么要想彻底地解决对腐败的监督,也不过是乌托邦而已。
      (选自《学术动态》1998年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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