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

鲁西南农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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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鲁西南农村研究

    鲁西南农村研究 (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24 12:14:12

    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基本走向
    ——对百名地厅级领导干部调查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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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谢志强+关注

    作者简介:
    谢志强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

    原文出处: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京)2002年第01期 第18-21页

    期刊名称: 《社会学》复印期号: 2002年04期
    字号:大中小
      要准确把握和科学预测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看法很重要。丰富的实际经验和较高的理论水平,以及在领导岗位上特殊的锻炼,决定了领导干部对问题的看法会比较深刻,更能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基于这一考虑,“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于2001年10月对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共发放问卷115份,回收有效问卷102份,有效回收率达88%。下面是根据计算机统计、处理的数据,就领导干部对2002年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形势进行分析和预测的调查结果。
      一、关于前景、信心问题
      1.97%的领导干部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这是连续几年来最高的信心指数。
      怎样看待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景,被访的102位领导干部中41.2%的人对此“充满信心”,55.9%的人“比较有信心”,2.0%的人“说不清”,1.0%的人“信心不足”,没有一个人说“没有信心”。这表明,绝对大多数领导干部对中国的未来是持积极、乐观态度的,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继续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因为,对未来的信心是建立在对现实情况的判断基础上的,92.2%的人认为2001年的社会形势“非常好”和“比较好”,73.5%的领导干部认为2001年的改革“进展正常”。上述情况反映出了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对中国现行改革开放、发展稳定政策的肯定。这一情况与前几年调查得出的信心指数(1999年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的为92.3%,7.7%的人说不清和信心不足;2000年前三项比例分别为28.9%、63.3%和3.9%)几乎完全一样。这表明,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连续几年来的心态是稳定的。他们对中国未来形势有良好预期,对中国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这也是中国社会平稳运行、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2.72%的领导干部认为:2002年他们所在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会有提高。这明显好于前两年的调查情况。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它是一个综合变量,作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领导干部,对自己所在地区2002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预测是这样的:1.0%的人认为会“提高很多”,71.6%的人认为会“略有提高”,23.5%的人认为将基本持平,2.0%的人认为会“略有下降”,2.0%的人对此“说不清”。这与2000年的调查结果基本上差不多。本次调查因增加了“基本持平”一项,故“略有下降”一项的比例有较大变化。领导干部对这一问题的预测是偏向保守的,以前将可能“基本持平”的部分也放到了“略有下降”中。总的来看,近两年的期望值是稳定的,且明显高于1999年和2000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变化。详见表1。
      表1 领导干部对自己所在地区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升降预测
      (单位:%)
      
      注:①1999年、2000年、2001年的调查样本分别为103人、128人与102人,下同。
      ②2001年有1.6%人未作回答,2002年2.0%的人未作回答。
      ③1999—2001年对“基本持平”一项未作调查。
      二、关于改革重点、条件问题
      3.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领导干部2002年的头号关注重点。
      改革越深入,情况越复杂,难度也越大。众所周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今后五到十年是怎样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体制作为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部分,也必然要被改革。目前,这方面的改革虽然已取得较大成绩,但还有很多很艰巨的工作要做,如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问题,腐败现象的继续蔓延、扩大问题,政治民主化与现代化的科学机制的建立问题,等等。这样,对2002年改革的关注点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的一些改革上来。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地厅级领导干部最关注的问题,选中率达到39.2%,大大高于前几年调查的比例。其次是机构人事改革(18.6%),再次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15.9%),以下依次是国有企业改革(9.8%)、“教育科技”(5.9%)、“劳动就业”(3.9%)、“医疗”与“住房”(均为2.9%)、“财税金融”(1.0%)方面的改革。上述情况与2000年的调查相比,排在第一位前三项的改革是一样的,而且顺序也相同。但2002年对政治改革的关注度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关注度降低了约4个百分点,对机构人事改革的关注度降低了约6个百分点。详见表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次调查领导干部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关注度提高了6.3个百分点,而且三年来的调查结果呈连续上升的趋势,关注度越来越高。这一情况是与领导干部将“收入差距”列为2001年社会形势发展中第二位最严重的问题相一致的。
      表2 领导干部对2002年改革的关注点
      (单位:%)
      
      领导干部对改革重点的投向,反映了多方面的情况,如社会生活中新的矛盾和问题,未来工作的重点与思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着力点与新举措。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社会形势走向的晴雨表,需要引起特别重视。
      4.今后一段时期改革顺利推进的最重要因素是要保持社会稳定、强化宏观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
      问卷中提出:“依您看,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顺利推进将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请依重要性排序。”在十一个可供选择的推进因素中,作为第一位的选择,“保持社会稳定”排在了首位,选中率为54.9%,比2000年的调查高出4.1个百分点。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这一判断成为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的共识;“宏观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排在第二位(20.6%),排第三位的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8.8%);排在第四位的是“缓解一些突出的矛盾”,如失业、犯罪与腐败等,选择比例为6.9%。详见表3。
      本次调查结果与前两次的调查结果相比基本相同。即对前三位的选择都一样,认为社会稳定、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是关系到未来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决定性因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第二位排序的结果显示,“缓解一些突出的矛盾”在此成了首选因素,选择比例高达21.6%。而且从第一位的选择来看,三次调查中,对此的选择越来越多,分别为4.9%、5.5%和6.9%。上述情况表明,社会是否稳定是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最重要因素;社会稳定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是第一位的,最为关键。稳定是前提和基础;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确保改革取得进展、实现突破的重要因素;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缓解一些突出矛盾、清除一些障碍因素又是胜利推进改革的必备条件。这些都是中国50年来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和结论。
      表3 影响改革顺利推进的因素
      (单位:%)
      
      5.75%的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取得成效,必须处理好党政关系、扩大党内民主和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
      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复杂的问题,是改革中最需要突破的问题,也是目前地厅级领导干部最关注的问题。种种情况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其它各项改革能否取得重要进展的关键。
      那么,政治体制改革要取得成效,取决于哪些因素呢?在问卷中列出的11个要素中,“处理好党政关系”被排在了首位,选择率为30.4%,其次是“扩大党内民主”(23.5%)、“进一步转换行政机构职能”(21.6%)。这一点,从第二位的选择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此外,“改善决策机制”和“严格推行干部任期制”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相当重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地厅级领导干部认为“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在第二位共11个因素的选择中,该因素列第三位,选中率为13.7%,仅排在“转换行政机构职能”与“扩大党内民主”之后。详见表4。
      表4 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要素选择
      (单位:%)
      
      三、关于改革与个人得失问题
      6.1/3的领导干部认为,每项改革都会对他们有益处;“医疗改革”和“住房改革”对他们的损失最大;“说不清”改革对他们是有益还是有损的是“劳动就业改革”和“金融改革”。
      问卷中列举了10项与领导干部的个人利益相关的改革,以测试这些改革对他们的利益关系的影响程度。调查结果表明:每项改革均有1/3以上(“医疗改革”一项除外,为27.5%)的干部认为会对他们有益处,其中“工资改革”一项高达91.2%,“住房改革”、“政治改革”与“教育科技改革”均在60%以上,分别为65.7%、63.7%和62.7%。认为改革会对他们的利益造成损失的主要集中在“医疗改革”、“政治改革”和“住房改革”上。与2000年的调查结果比较,有几个异同点:在“有好处”一栏中,列前三位的未变,且顺序也相同,其它也无太大调整;在“受损失”一栏中,其顺序、选中率也基本未变;在“说不清”一栏中,只有“机构人事改革”上升了10.7个百分点,幅度较大,其它情况与2000年调查结果基本相同。详见表5。总的来看,在改革与个人利益得失关系问题上,两年来的调查结果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央的政策能否切实贯彻,与各级干部的个人得失密切相关。朱镕基总理曾经指出,中央的政策到了基层,有的80%得到了落实,有的只有50%,这是令我们十分忧虑和头痛的地方。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在利益问题上,既要考虑领导干部的得失,更要考虑到改革全局,考虑到广大百姓的满意程度和拥护程度。
      表5 改革对领导干部个人利益的影响
      (单位:%)
      
      第一至第十项内容,分别有5人、4人、6人、6人、6人、6人、4人、5人、5人、6人未作回答,2001年一栏、2002年一栏,分别有32人、4人、4人、4人、4人、3人、4人、3人、4人、3人未作回答。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改革都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每个人的利益,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自然也在其中。一项改革能否实施并取得成功,取决于它能否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中特别是改革执行者的支持。领导干部作为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对改革的拥护程度、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成与败。从调查的结果和平时的观察、分析看,笔者认为在改革的利益关系问题上有四点需要引起特别注意:一是由于改革对他们带来的好处程度不一样,执行改革政策和落实改革政策的情况可能就不一样,这样会造成各地区、各部门改革进展的不平衡。二是作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改革还会使一些人失去既得利益,这些人可能会以各种方式阻挠和反对此项改革的实行。情况严重者,可能使某项改革中途夭折。因此,任何一项改革在时机基本成熟时,一要坚决、果断、大胆,二要慎重、稳妥,特别是要对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一个比较科学的估计,并备有相应的措施去解决它。三是由于改革的效果是预期的,与个人的利害关系难以确定,而且因人的认识水平的差异,对改革的认同程度也不一样,这样,每项改革对个人利益的影响在一部分人那里都会存在“说不清”的情况,有的甚至高达53.9%,如“劳动就业改革”。这种现象的出现尽管是很正常的,但会给改革的实施带来不小阻力。因为不可预见,大大影响了人们改革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宣传、发动、解释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四是必须充分认识到,对领导干部有益处的,对老百姓不一定有益,反之亦是。因此调查结果中比例的高与低,并不代表某项改革政策的好与坏。对一项改革政策的评价,一要看与其它改革的配套情况,二要看是否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三要看是否合乎改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潮流。必须使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全局上认清改革的伟大意义,并结合各地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性的贯彻和实施。
      四、关于社会稳定的条件问题
      7.75%的领导干部认为,今后一段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关键因素是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问卷中列出了12个与社会稳定相关的因素,领导干部对保持社会稳定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的选择达到了高度一致。75.5%的人认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对社会稳定是最为重要的,2000年的调查结果是76.6%。首选因素中“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惩治腐败”问题两项列第二位和第三位。
      与去年的调查结果比较,对每一位因素的选择基本相同;对影响社会稳定的第二位关键因素的选择,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选择比例越来越大,而且今年出现了大幅提高,达到19.6%,前两年分别为3.9%和5.5%;在“第三位”一栏的因素选择中,“调节收入差距”一项比去年提高了8.2个百分点。此外,“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也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详见表6。没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体制,就无法实现对劳动者的优胜劣汰,就无法实现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制、改造、改组,就无法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更无法在确保效率优先的同时兼顾好公正、公平,无法实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无法充分体现出来。
      表6 今后一段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选择
      (单位:%)
      
      说明:2000年10月的调查有1人未作回答,样本为127人。
      此外,连续4年对地厅级领导干部的调查结果显示,“惩治腐败”一项稳坐第三的位置不变,这与百姓对惩治腐败的强烈呼声是一致的。而且各方面的调查结果表明,腐败已成为头号的社会问题。如当这次调查中问到2001年“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时,19.6%的人认为是“腐败”,居问卷中所列问题之首。我们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才成为了在今后一段时期最受领导干部关注的改革。在一些地方,经济越发展,腐败越厉害的现象绝对是不正常的,应当使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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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南农村研究 (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24 12:14:41

    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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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谢志强+关注

    作者简介:
    谢志强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教授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发展战略》(京)1998年第01期 第18-24页

    期刊名称: 《体制改革》复印期号: 1998年06期
    字号:大中小
      一、结构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价值
      1.1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二十年,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震撼性变化,已经使有识之士深刻感到: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已进入一个全面的、迅速分化和重组的新时期。
      1.2 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大变动,通过近些年来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也可以看出来。“结构”一词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述媒体中。一个词如果在一时期内突然高频率地出现,反映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社会现象:或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或是社会发展中矛盾的聚焦点,或预示着一个时期内人们心理、行为的基本走向,或几者兼而有之……如1997年岁末,中国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概括出当前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使用率最高的十大流行词汇,“网上”、“克隆”、“公交优先”、““节流”、“回归”等词汇均在其中。在学术界,“结构”一词的频繁出现是与大变革、大发展的中国相伴随的,它表明中国已进入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即结构的调整和转换阶段。
      1.3 无论是事关全局的宏观性结构,还是具体细小的微观结构, 都无一例外地进入了调整范围。诸如社区结构、经济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制度结构、决策结构、所有制结构、组织结构、家庭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等一系列与结构有关的问题。与此同时,结构失调、结构失衡、结构扭曲、结构冲突、结构恶化等概念出现的频率也愈来愈高,涉及面越来越广。这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必然出现的现象。毫无疑问,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与结构有关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将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前推进必须要攻破的难点,只有闯过“结构”关,才能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才能为中国赢得21世纪打下坚实基础。这一跨世纪的极具理论和实际价值的时代性课题,自然也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着力研究的重点。
      1.4 因此,深入分析结构的内涵, 科学描述当前社会运行的种种结构性障碍,揭示各种结构性问题的实质,探索结构优化的途径,科学制定结构调整、转换的策略,努力创造中国走向长期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结构性条件,是摆在我们社会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与结构有关的几个重要问题
      2.1 结构的内涵。 结构是事物内部各主要要素之间的构成方式与比例关系,是事关该事物全局的带根本性的核心问题。一个系统一般由要素、结构、机制与功能四大部分组成。对象不同、要素不同、要求不同,要素间的构成方式与比例关系也就不同。结构是整个系统的骨架,机制是建立在结构之上的一整套制度、措施、方式和程序等,它们通过彼此间的推动与制约,使系统获得一种相应的功能输出。一个结构框架中可以有不同的运行机制,机制的科学化程度与运行状况的好坏直接规定着系统整体功能的输出。对系统输出功能的要求不同,也会直接影响我们对结构的设计,从而改变结构的原有形态及事物的运行机理。例如,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其经济结构显然不同于单一的计划经济时代里所要求的经济结构。如果事物机制的变动只是一种改良的话,结构的变化对该事物来说则是一场革命,它往往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发展契机或事物内部发出的一个危险信号,是事物发展的转折点。
      结构支撑和维护着一个系统的生存。如果结构出现严重失衡或发生畸型,对事物的发展将产生极为严重的不利影响。如作为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应当先行发展,然而见效快、获利大的加工工业的迅猛发展彻底打破了原有的结构平衡,使能源、交通成为一种明显的短线制约因素,反过来限制了加工工业的发展,这种在不平衡的发展中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效果。
      2.2 结构的种类和特性。任何事物都有结构, 由此规定了结构种类的多样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①一个事物或系统可以有不同的结构,正如同样是房子可以设计出各种不同的结构样式,同样是国有企业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内部组织结构一样。至于哪一种是最理想的,需要认真分析、比较、探索和实践。②有的结构是自然生成的,它不能像房子一样可以被随意设计出来,必须严格遵守自然法则,严格按科学办事。因此,调整结构时必须明了该对象的性质、特点,决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简单作法。③结构具有较强的封闭性。特别是对于一些灵活性较差、弹性较小、内部循环较多的系统而言,封闭性就更强,这是保存自己、维护系统稳定所必需的。外部的冲击、哪怕是强力的冲击在起始阶段影响的也只是在事物的运行机理方面,还不足以冲击到结构的稳定。这种封闭性也使得结构不像其它要素一样具有很强的对外界事物的敏感性。④结构一旦生成就具有了很强的刚性和稳定性,是不会被轻易改变的。因此,结构生成后就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力量,就有了一种惯性。内在的力量既支撑着系统,又维护着自己的存在。其惯性使自己的发展有了一种向前发展的动力(在特定情形下也可以成为阻力)。惯性的大小随时间久远而加强,即系统运行时间越长,惯性越大。因此,一个结构生存的时间越长,凝聚的力量越大,排他性越强。一旦结构受损,对该系统的冲击就越大。如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结构面对迅猛而来的改革开放大潮,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继而引发了民族文化的危机和重构等大问题。
      2.3 结构的层次和关联度。众所周知,事物或系统有大小、层次之分,作为其内在的结构也同样如此。划分结构层次的标准、方法可以有许多种,可以从系统的重要性去划分,可以从事物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去划分,可以按事物的属性去划分,可以按结构演进的层次去划分,也可以根据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大小去划分……划分的多样性表明了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在这里,我们将按事物或系统本身的层次大小、关联程度来认定结构的层次。关联度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结构和结构间的关系变量。关联度越大、越强,表明结构之间的联系程度越紧密。一般来说,事物内部大小结构之间的关联度要远远大于同级系统之间结构的关联度,因为前者具有从属性质、隶属关系,后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关和彼此影响。如经济结构内部的结构间的关系永远要强于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文化结构间的关系,而且内部结构间的影响具有速度快、作用力大、直接渗透等特点。
      结构的特性和层次告诉我们,当整个系统受到冲击时,由于冲击的内容、对象、时间、地域、达到的目标等情况的不同,加上结构固有的稳定性,整个社会中第一层面的整体结构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受冲击最大的是一些相关的小系统、小结构。但经过长期的作用之后,特别是当冲击力、冲击面越来越大的时候,整个系统的平衡就会被打破。二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在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的逐步深化过程中,旧的结构体系相应地被依次打破,最终提出要对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改革,从而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新的平衡。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结构的变化是由小到大,由线到面推进的,但调整结构时在战略上必须作相反的考虑,就是要在对结构的层次作清晰区分的基础上,理清思路,抓住要点,从大系统、高层次着眼,从中观或微观处着手进行调整,避免顾此失彼。
      三、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主要表现和特征
      3.1 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有结构失衡、 结构冲突、结构脱节、结构软弱、结构僵硬、结构趋同、结构扭曲、结构变异、结构滞后、结构超前转换和结构畸型等一系列症状。结构性问题有的以上述单一形态表现出来,有的则是几者兼而有之,数病并发。
      3.2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为核心的中国改革开放打破了整个系统的平衡。相对滞后的意识形态结构、政治结构需要在重点部位和环节上加快改革的进程,加大改革的力度。经济体制的彻底转轨,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和政治作保证、作支撑,是不能取得成功的。这也是系统的平衡和结构原则所要求的。
      3.3 沿海地区的先行发展打破了区域之间的结构平衡, 东中西部之间的矛盾加剧。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之间差别很大,要发展,决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必须让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富帮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区域之间的这种不平衡是暂时的,是发展中的问题。为了实现共同发展,全面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国家重点项目倾斜制度等。
      3.4 畸形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 人为地把社会成员摆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存与发展的起点上。而且由于制度、习惯的刚性使这种不平等和结构具有了一种难以打破的超稳态特征,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体内自我循环。加上外力的不断支持,使各阶层的分化和流动也基本上是在各自的空间内进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步履维艰。
      3.5 农、轻、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加剧了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矛盾。关于农业的基础地位;口号一年喊得比一年响,而问题则一年比一年多。关键问题在于种粮的效益低,加上给农民的各种摊派太多,单一化的农业经营又无附加值可言,农民自然少了种粮的积极性。轻工业的发展,重工业的发展还是城市的发展,如果没有了农业和农村的相应发展作坚强后盾,中国将会失去稳定的坚实基础,“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将会被不幸言中。
      3.6 产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农业基础薄弱, 基础工业与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性矛盾突出,加工工业因其总规模偏大导致能源、原材料短缺;加工能力相对过剩,相当部分产品滞销;结构系统运转效率、效益低下;产业间关联机制不正常,缺乏必要的弹性机制,导致系统运行有序性差。第三产业发展尽管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滞后,主要表现为商业服务业、教育、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等方面的落后。
      产业发展中的组织结构出现畸型:一方面规模效益低下的小企业过度繁衍,急功近利,一哄而上。同时区域产业组织结构严重趋同、重复建设,而且在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庇护下,越演越烈,导致基础产业紧张状态进一步恶化,这也是造成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1996年我国电冰箱总产量为965万台,而实际生产能力接近2000 万台,闲置了近一半的生产能力。可悲的是,现在各地又新上马8 个大型合资电冰箱厂,建成后总产量为800万台。在国家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还如此重复建设,必然要造成人、财、物的大量浪费。问题是明摆着的,可为什么一些决策者乐此不疲呢?看来产业组织结构趋同的问题有的并不完全是一种经济行为和简单的决策失误。
      3.7 近几年来调整农业结构的呼声越来越高, 单纯的粮食生产只能实现粮食大县、大省目标,但无法实现向经济强县、强省的转变。目前的问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分散经营的千家万户怎样和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联接起来?靠狭小的农业经营规模怎样去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粮食及其他作物生产的高社会效益与其自身效益低的矛盾如何解决?怎样实现乡镇工业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机结合?怎样实现以工促农的发展战略?结构调整过程中又如何形成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农业产业一体化的经营体系?面对分散的农村市场,怎样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积极培育各种中介组织,去为广阔的农村,为龙头企业,为基地和农户提供系统化服务?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调整农业结构中必须予以认真考虑的。
      3.8 产品结构调整不适应消费需求的快速变化, 一些传统的优势产业因跟不上消费多样化的需要而受到严重挑战。
      3.9 社会组织结构空前分化,主要表现为组织类型的增多, 组织关系的复杂化,组织控制的松动和组织分布的重组等。组织的高度分化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由此而出现的一些管理真空、权力错位、转换空档、结构脱节等现象也使一些组织和个人不顾大局,乘机作乱起来。其作法或加强地方保护,分割市场;或打着组织的名义,进行资源垄断;或利用新的规划尚未建立起来之时,大打擦边球,甚至违法违纪为个人谋取私利。
      3.10 机制性结构问题重重。“机制”一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使用的,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它主要指事物内部运行的机理、程序和方式等。机制性的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制度的冲突与脱节,运行程序的无序和混乱,运行方式的滞后和不科学等众多方面。如制度结构,新制度的成长和一些旧制度的残留形成的制度双轨运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碰撞;企业管理中,特别是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管理中的家政式管理方法,必然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与瞬息万变彻底开放的市场要求形成强烈反差;有些制度的超前性与实际生活中执行的滞后性,或制度的滞后性与现实的超前性往往会使制度失去应有的作用。
      3.11 前所未有的阶级阶层结构分化使人们对影响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有了新的理解,社会流动渠道的扩大和增加,为人们变换社会角色,寻找就业机会拓展了空间。由于转轨时期经济因素的作用大大增强,人们追逐财富的欲望空前增涨。因此,在影响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声望等要素之间形成了严重错位,阶层结构内部出现了许多新的摩擦和冲突。目前,结构的分化与重组仍在迅速地进行着,边界清晰而稳定、内部融洽而协调的群体、阶层的形成还尚待时日。
      3.12 文化结构中存在着严重的超前与滞后、重叠与真空等现象。文化结构是最深层、最持久的结构,但又是最敏感、反应最激烈的结构,它与政治的意识形态结构紧密关联,又与世俗或高雅、传统或现代的文化息息相关。西方文化的进入与中国自身的文化形成了一个既冲突又开始彼此渗透、融合的双重过程。文化管制的松动使人们获得了思想、观念上的空前解放:价值观念的多元取向、社会心态的复杂多变、个人意识的觉醒、政治批判的淡化、现代人意识的增强等等,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更富活力和弹性的文化结构来继承和接纳新的文化因子,重新构造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新文化。
      3.13 文明结构失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的两大文明系统,在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的年代,我们主要抓的是精神文明建设,尽管这种建设十分呆板和单一。在工作的重点由革命转向生产以后,物质文明的建设摆在了首要位置,尽管我们大力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却始终存在,经济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唯一注脚。抓经济建设不喊自然动,抓精神文明建设千呼万唤出不来。目前,越演越烈的腐败之风,议论越来越多的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日渐沦落的理想、道德,仍然大有市场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一系列现象,与物质文明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反差。社会系统中如果这两个文明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并长久持续下去,社会的发展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一个没有理想、没有道德、没有秩序、没有安全感、权力不被制约、腐败之风盛行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3.14 此外,还有决策结构、权力结构、人口结构、收入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投资与信贷结构、进出口结构、调节性结构、大中小城镇之间的比例结构,以及因结构与结构之间不协调、相脱节而引起的各种结构性问题,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任何结构性问题都不是小问题,都不是表层上的问题,它标志事物可能开始发生质的转变或其它新的重大变化。
      3.15 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上述结构性问题具有以下特点:①覆盖面广,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②深刻性。改革越深入,结构内部的矛盾暴露得越充分。③联带性。社会是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统内部或结构之间的关系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如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就业结构、分配结构、阶层结构等方面的变化。④不平稳性。改革有轻重、主次、缓急之分,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程度、作用力大小也不均衡,这一点主要取决于对改革对象的选择和人们的可接受程度。如开放之初,国外的生活方式如一般旋风猛烈地冲击着封闭已久的中国,这时人们消费观念、消费结构转换的速度之快、动力之大永远超过了其它结构的变化。人们的消费欲望、消费水平方面形成了与国力、生产力发展水平、收入分配结构等级不相适应的情况。⑤短缺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社会有效供给明显不足。旧的结构之所以失衡或需要重构,是因为它不能有效而充分地输出新的功能,以满足新的时代的需要。⑥转换慢。结构的稳固性、刚性和惯性决定了调整、转换结构的难度,它既要考虑到自身的发展、完善程度,又要与相关系统、相关结构的变化和调整速度相适应。因此,要把握好时机,切不可盲目冒进。
      此外,结构性问题还具有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久等特点。结构问题直接关系到事物内部的稳定与发展,它每时每刻都在起着一种支撑和平衡的作用,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事物也将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或变腐朽为神奇,或变程序为混乱……结构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将会加剧社会运行的紧张状态,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的结构性问题在相互作用后还可能触发一系列问题。如产业结构雷同,会使经济发展失去分工与规模的双重效益,造成投资膨胀、重复引进、资金浪费、产品质量下降、流通渠道变窄,会强化地方保护主义,阻隔区域间的经济联系,等等。结构性问题一旦形成,由此造成的影响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在社会转轨时期出现的许多社会病态现象,有的在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上的原因,如果我们指望在一夜之间去消除它,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不能以此为借口,消极地等待问题的自行消失和新结构的自行生成。
      四、结构优化的标准和途径
      4.1 结构是事物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最后一道防线, 也是改革必须最后攻破的一道屏障。大变革时代,整个社会系统结构转换的任务不完成,改革就不能算是成功的。任何新要素的生长,新机制的形成,新功能的输出,都离不开结构的支持。所以,为了取得改革的全面胜利,必须以新的思路和战略寻找结构优化的最佳途径,从而最终实现全社会的结构转换之目标。
      4.2 结构优化的标准主要有三个:首先要能适应环境的变化, 比较好地控制来自外部的威胁势力。当遇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外界力量时,又能主动地调整自己,始终与环境保持一种主动的、积极的、有效率的健康平衡。第二,必须有良好的平衡性能和支撑能力。这是对一个结构的基本要求,它是保证事物持续发展的关键。第三,必须有良好的功能输出。按照灵活、高效、平衡等方面的要求,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把自己调整到与社会需要、与系统要求相适应的最佳状态,实现理想的功能输出。
      4.3 结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正常现象,在社会的转轨、 转型时期只是变得更频繁、更激烈一些。因此必须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去对待它,在大的结构性变动面前,切不可惊惶失措。结构问题往往和社会组织的发展联在一起,所以应当经常分析、跟踪、研究组织的变化发展情况,可以设立永久性的机构来负责组织的规划、发展工作。社会由组织构成,社会结构的变化实际上是组织结构的变化。因此,探讨结构优化问题必须要有“组织”观念。
      4.4 要有“过程”意识,“阶段”意识。结构设计、 结构优化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它必须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保持同步,以自身特有的力量和优势去巩固、扩大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决不能以旧的观念、僵化落后的意识来调整、设计新时代、新时期所需要的社会结构。
      4.5 社会越开放,市场越统一, 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就应当越强,结构就必须更有灵活性和动态性。因此,脱离刻板、封闭、超稳态的结构走向动态、灵活、富有弹性的结构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面对高度专业化和高度分工的社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必须打破封闭的结构设计思路,以开放求发展的心态,以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为目标,实现结构设计和思维上的新突破。
      4.6 管住大的、放活小的,从小到大,由易到难, 依次推进结构转换。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网开一面,让一些微观层面上的小系统、小结构去自由博击,让他们在竞争和改革的大潮中获得升华,获得新生。考虑到结构调整的震荡性大,必须从易到难,由小到大逐步进行。待时机成熟,基础性的工作已经作好,全面的结构性转换就能安全、顺利地完成。这一点,已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所不断证明。
      4.7 理清思路,抓住要害,顺藤摸瓜,个个击破。 事物的结构通过其要素、运行机制和作用均与外界保持着各种不同的联系,在各个层次和方面形成了松紧不同的关联。我们必须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通道,了解每一结构在整个结构网络中的位置和它的作用力度,了解每一结构性问题的成因,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实施相应的调整战略:或个个击破,或区域突破;或中心开花,或分击合围;或点上切入,或线上开刀……结构调整,决无固定方式可言。就是同一结构的调整,因地区不同、环境不同、规模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等等因素的影响,调整的方式和时机也会出现较大的差异,正像我们对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不能作出相同的要求一样。
      4.8 我国由于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结构性资源还比较贫乏, 调整结构的经验还不足以应付当前错综复杂的情况,还需不断积累。因此,我们应当以积极的心态迎接结构分化时代的到来,积极培养结构分化的各种新的生长点。结构的充分繁衍和生长,为结构性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更高层次上的结构整合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千万不能将现阶段出现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都看作是一种不良现象,有些结构原来就存在许多问题,只是没有暴露的机会,未来许多充满活力的新结构将从它们当中诞生。
      现在有学者提出,应将社会文明作三重区分,即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外再加上一个社会结构文明。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结构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无论是社会形态的变更,还是某一领域的革命,都伴随着结构性的变革,没有这一变革的发生,事物的质的飞跃就不可能到来。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由于积累的问题很多,结构优化的任务还很繁重。然而,作为社会变革的最核心、最深层的结构问题,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绕过去。中国要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要在此基础上继续保持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势头,必须不断优化社会结构,这是前提,也是最根本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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