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理财:“贫困”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分析的贫困

鲁西南农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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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南农村研究 (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23 12:15:52

    反贫困:对人类自身的一场战争

    作 者:
    吴理财+关注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社会》》(沪)2001年第03期 第4-10页

    期刊名称: 《社会学》复印期号: 2001年07期
    字号:大中小
      西方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人类越是发动对其古老敌人——贫困和愚昧的战争,也就越是发动了对自身的战争。”[1]贫困和愚昧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具有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但是,可能正是由于二者之间是“天然”的关系,人们往往却忽视了这层关系的存在,以及这种关系本身所蕴含的深刻含义。
      一
      其实,这位学者所说的古老敌人,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人们对它的“战争”还是最近几百年来的事情。因为在传统社会里,贫困被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这种想法不但由来久远,而且还十分古老。继伊索之后,亚里士多德就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互相依存同人体各个部分的互相依存相比较,认为机能最大的器官指挥其他器官是十分合理的自然之事。这种比喻至今仍为一些人所引用。因而,在这样的社会里通常将贫困归咎于命运,并孳生安贫乐道、恬静寡欲的社会价值。同时,出世的宗教取向也将人们对现世困境的纾解导向安于现状而寄望来世。当然时或也有一些私人或宗教的周济,偶尔也有政府的减轻税赋、缓解民困的所谓“仁政”,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由于“社会普遍贫困,一般人尚可维持心理上的平衡,穷人并不感到被其他人看轻或被大社会所孤立。更少人会感到整个社会须对个人的贫穷困苦负责,也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藉整个社会多数人的力量,合力去除这种经济所得不平等的现象,因为在传统社会里,穷人被认为是自己的过失,地位低也被认为是个人的懒惰与能力缺乏使然”[2]。这种看法不仅在中国、印度等这些东方传统社会中流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以至今天的欧美社会统治阶层也有不少人信奉这一点:谁拥有财富就证明谁有能力,谁处于贫困状态,只说明他懒惰无能。甚至有人还这样说:“就是应该让社会下层尝尝贫穷的滋味,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变得勤快起来。”[3]不少人把贫困看成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下的必然产物,并认为它是社会发展的要素之一。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R·Malthus)在《人口论》中就认为穷人“没有权利得到一点食物,……在自然界的宴席上,没有他们的席位,自然命令他们离开”。1806年,英国一位负责调查贫困事务的官员科尔库姆曾这样指出:“贫困是社会发展必须的、不可或缺的一大要素。没有它,社会就无法在文明状态中生存。贫困是个人运气不佳所致——它是财富的源泉,因为没有贫困就没有人愿意去劳动,这对于那些富有者来说,也就没有金银财宝,没有精制物品,没有舒适生活,什么益处都没有——这是因为,若没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贫困状态,那些游手好闲者就不可能为争取美好生活而努力工作……因此,罪恶之源不在于贫困,而在于懒惰。”[4]
      即使在当今的美国,盛行的思潮也是个人主义、私有权、雇佣权形成的社会系统如何直接影响和促进着自由经济的增长,而不是从根本上消除贫困问题。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早期,穷人应对他们自己的贫困问题负责的观点就很喧嚣。诸如懒惰、赌博、早婚、移民、娼妓以及个人利己主义的进取等等,这些就与传统的“穷人就是穷人”的观念直接相关,这种观念反映了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一些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家亦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市场经济中贫困符合社会功能,自由市场容纳贫困。具体表现在:贫困能减少薪水以提高非技能工人的供给;贫困和失业有利于雇佣者或老板得到更好的降低成本的结果,以帮助企业实现从萧条到繁荣的跳跃。值得一提的是,贫困有助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多项活动。例如,职业中介业务、委托服务业务或救济贫困活动等等。社会工作者的活动也包括在内。另外,贫困增长了非穷人的自尊和自信,并且提供了慈善、施舍的可能方式。在美国,穷人们做必要的但没有决定意义的工作,它包括低薪的饭店、医院的工人、服务员、管家和劳工等等,穷人总是第一个被解聘或最后一个被雇佣。而且社会还排挤他们,他们仅能与生活水平差的人为邻,形成社会中最低级的群体[5]。
      尽管如此,我们也注意到,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社会贫富的悬殊日益明显,财富集中与资源剥削的现象也日趋严重。社会价值乃由安贫乐道、悠然自得迈向现实与功利。经济上被剥削的穷人除了物质生活陷入困境,各项社会参与或娱乐活动也受到了限制,穷人因此产生不满、愤懑的心态,阶级对立愈趋明显。正如马克思所言,那个时候“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随着人民大众的觉醒,人们开始将贫困归咎于各种社会的因素,而非视为个人问题的集合。这种由社会一起对付贫困的观念,配合人类应有的尊严和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之平等观念的发展,使人们警觉到人类进化史上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乃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真正注意到贫困的社会性存在及其对社会秩序、发展的影响,并着手开始研究它,设法去解决这一问题。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最早对贫困这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似乎可以追溯到15、16世纪。从16世纪开始,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他们从改造人类社会出发,将贫困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反理性原则的集中表现,曾对贫困作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们将贫困看作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认为贫困的主要根源是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要想彻底消除贫困,就必须首先消灭私有制度。后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资本运行的分析,也揭示出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制度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必须“用另建立新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这一切贫困”。这个新制度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
      一位英国社会学家曾经说过:社会制度乃是社会“基本问题的冷冻答案”[6]。虽然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事实确实如此,因为任何社会问题都必然地与当时的社会制度背景相联系。下面,我们不妨暂且抛开社会制度层面的影响,具体地看看贫困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现状。
      如果以一国政府来看,世界上最早重视贫困问题的国家是英国。早在16世纪末,英国就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但是,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之下,一部《济贫法》根本不可能拯救广大的无产阶级,实际上它是剥削阶级“吸干了无产者最后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7]而已。
      谈到对贫困问题的专门研究,我们不得不提到英国的布什和朗特里,他们最早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角度研究贫困问题,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因而,直到今天,在许多国家里,贫困者依然是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主要对象,特别是西欧的一些国家社会保障事业特别发达,从“摇篮”到“坟墓”,社会保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参与贫困问题的研究,从而形成意见分歧的各种流派。但是,无论如何,人们早期对贫困的认识总是基于生存意义上的。从他们给贫困所下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朗特里1899年给贫困所下的定义:“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活动要求,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这一经典的定义,至今仍有一定的代表性。早期对贫困的认识之所以限于生存层次,因为“在低收入的社会里,要为生计以外的事忧虑是不可能的。而在其它社会中,如果社会有更多的能力帮助它的国民,就可以开始考虑穷人对非穷人的影响问题。……任何时期,政策界定所反映的都是社会能力与期望之间的平衡”[8]。
      尽管后来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有所发展,但是在这一时期大多数人还是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的。这种理解方式逐渐形成贫困的定量研究取向,它以“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贫困线”、“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缺口率”等为主要概念,注重对贫困和反贫困的测度性、可比性、可行性和操作性研究。然而,实际上,贫困本身是一个模糊概念,它不具备确定性。同时,它又是一个过程,它随时间、空间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9]。随着对贫困根源的探索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认识到贫困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也不可能是由经济统计所能说明清楚的。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从社会、政治、文化或历史等经济以外的角度来研究贫困问题。其中较为著名的观点有:相对剥夺说、不平等说、价值判断说、政策界定说、权利丧失说、发展不足说、能力缺乏说等等。
      (一)相对剥夺说 “相对剥夺”,这一概念是由英国著名学者汤森1979年提出来的,他对贫困问题作了充分的考察后认为:“当某些个人、家庭和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自己所属的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那么就可以说他们处于贫困状态。他们由于缺少资源而被排斥在一般生活方式、常规及活动之外。”[10]汤森对贫困的这一看法,随后经常被人所引用。我们从欧共体1989年一份《向贫困开战》的报告中给贫困所下的定义,就能反映这一点。这个定义认为:“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资源(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致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在成员国的可以接受的最低的生活方式之外。”不过,汤森又强调指出:贫困是一个被侵占、被剥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地、不知不觉地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主流之外。
      后来,有一派“相对剥夺说”发展成为“机会剥夺说”,而另一派则发展为“权利剥夺说”。对于“机会剥夺说”者来说,贫困首先夺去了人们建立未来大厦——“生存机会”的工具。随后,它又悄悄地夺去了人们享受生命不受疾病侵害、有体面的教育、有安全的住宅和长时间的退休生涯的机会[11]。而“权利剥夺说”则是基本“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人们之所以贫困是由于他们的权利被剥夺的缘故。
      很显然,一方面是权利被剥夺,另一方面是权利的丧失,那么,与之相应的便是“权利丧失说”。“权利丧失说”认为,贫困就是产生于一个人无论因为什么理由丧失了这些权利中的一项或几项而挨饿。这些权利主要包括:生产权、交换权、所有权、继承和遗产权等。由此可知,无论是“权利剥夺说”还是“权利丧失说”,它们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对贫困的一种解释。
      (二)不平等说 它认为,贫困就是一种不平等。在贫困和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因果的内在联系。但是,不同的学者对于“不平等”却有不同的解释。经济学者较多从经济上来分析问题,他们视贫困为一种经济上的不平等(Economic Inequality);社会学者较多从社会分层的意义上解析贫困问题,认为“在分层的意义上,贫困就是一种不平等”
      (Miller & Roby,1971),穷人一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过着悲惨的生活。也有不少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从社会的结构或社会制度上寻找贫困的病因,他们认为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平等导致了现代意义的社会贫困。不过,这其中也有两派相异的观点:(1)结构功能派对贫困的解释,通常强调社会各次系统或子制度的缺失,或各次系统、子制度之间的运作未能有效整合而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2)冲突派虽然也是站在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揭示人们的贫困,但是他们根本上不承认造成社会经济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现行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必须连根拔起,彻底毁灭,另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
      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另外的解释。例如,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对南亚一些国家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后认为:“教育的垄断——以及土地所有的垄断——是不平等的最为根本的基础。……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改变人民的基本态度和帮助他们为发展作准备,而是培养驯服的牧师和次要的官员。……这种制度毫无疑问支持他们对体力劳动的偏见,支持他们的社会与经济权利,以及他们视为自身利益的一切。……南亚人民不仅受到不充分的教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错误的教育。”[12]正是这种错误的教育阻碍了南亚国家的发展,从而使之陷入贫困的深渊。
      但是,对于有些研究乡村社会问题的专家来说,土地的不平等分配才是乡村贫困的主要原因。因为“土地的分配虽然不是解释农村社会的唯一因素,但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归根结带,乡村社会赖以生存的条件是土地”。在乡村,土地所有权几乎等于政治权力,“尽管法律上没有这种条文,但实际上,土地成了政治权力的基础”[13]。
      不管怎么样,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不平等,的确造成了一部分人的贫困。但是,如前所述,却有两种社会是看不到或不承认“贫困是由于不平等造成的”:一是极端封闭的传统社会,它们把这种不平等视为自然模式的一部分,就连穷人自己也感到这是命运的安排;另一个则是“崇尚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弥漫的社会”,它们“往往将贫困的责任归咎于个人本身的懒散与缺乏奋发的动机”。相反地,它们甚至相信:贫困的存在对于社会其它阶层尤其是富人有正面的功能(而这些正功能,Herbert J·Gans就曾罗列了好几条)。与“贫困功能论”相近似的,还有“社会分层职能学说”、“三M理论”以及弗里德曼(M·Freedman)的个体主义贫困观等,他们都宣扬贫困的存在有利于社会的正常运转,穷人应对自己的贫困负责任。正如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教授林松龄先生所指出的,“如此的‘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社会价值,或许是多数民主国家一般政治家在大声疾呼消除通货膨胀、降低高利税率声中很少提到消除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14]。
      (三)发展不足说 它认为,“贫困是与发展相对应的概念;贫困就其本质的含义说来就是发展不足”,即作为社会的人的发展权利实现不足或未能得到实现。“所谓发展不足是指经济和人文发展指数都低于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往往因时因地而异,……因此,贫困的具体含义往往带有很强的相对性,而且也不应该有一个绝对指数,因为发展总是相对的”。因而,“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是贫困的;相对于我国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而言,西部一些省份是贫困的”。它也强调“贫困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概念”,“贫困归根到底是人或人的社会群体的贫困”。“作为社会的人,享有社会权利,如接受社会教育的权利、参加劳动进行生产的权利,享受社会福利保障的权利、公民的政治权利、进行社会活动和传播文化信息的权利等等”。按人的需要层次说,有获得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要,人的发展首先要满足基本生存资料的需要,然后才能通过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其它劳务,为社会服务,并在这一过程中经历社会化、再社会化,使自己的体力、智力获得发展,完善和调动自己的潜能。为此,人们获得发展资料,其中包括较高生活质量的物质条件、教育培养费用和文化娱乐、体育等等的需要。人们这种发展的权利如不能得到实现或实现不够就是陷于贫困的境地[15]。
      应当注意到,这一“学说”对贫困所作的分析,比单纯的地理学、生物学、经济学或政治学分析要宽泛得多。它在不忽视对贫困的社会环境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应以人为主体来加以考察”;它在强调作为社会的人应当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的同时,更加注重“贫困”与“发展”的内在联系。这些都是“发展不足说”的主要优点,但是,它也同样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不足’不仅是一个相对概念(其实,‘发展’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也是一个模糊概念,用以注解贫困定义会使概念更加含混不清。”[16]与其说贫困是发展不足,毋宁说贫困是发展之障碍或限制;“发展不足说”只是对贫困现象的一种表述而已,如果要进一步解释“发展不足”的原因,“发展不足说”可能就无能为力了。
      (四)能力缺乏说 这一解释认为,人们之所以贫困,主要是由于自身的能力不足或缺乏的缘故。例如,世界银行曾在一份以“贫困问题”为主题的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同样,这一解释也受到部分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个定义一方面未涉及及贫困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将贫困视为一种能力的缺少,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因为许许多多的贫困人口并非缺少这种能力,问题的实质倒是贫困者的能力的发挥和发展受到种种的制约”。于是,他们给贫困下了另外一个定义:“贫困是因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生活困境;一定层面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不被改善将是恶性循环的。”当然,这个定义仍有它的不足之处,我们无需多议。
      此外,甚至还有人将贫困归因于贫困本身,认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原本就处在贫困中,缺乏发展所需的那些基本条件,如此,贫困者将因无力发展而进一步陷入贫困之中。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解释之中,它不但无助于贫困的研究,而且容易把贫困问题的探讨引入歧途。
      三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对贫困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多层面来解析贫困问题,从物质的层面深入到文化的层面,并自觉做到“以人为主体”加以考察,这要比过去那种单一的、“见物不见人”式的研究进步了许多。
      其中,贫困的“愚昧说”可能是这些研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了。愚昧说,一开始主要是从知识教育或人口素质方面来看待贫困问题的。它认为,贫困主要源于一个人的愚昧与无知。持这一观点的人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怀着鄙夷的态度,认为贫困者就是愚昧、无知、粗野、低贱的下等人;另一种则是怀着同情的态度,认为贫困者的愚昧、无知主要是由于接受教育的不足,因而他们主张“治贫必先治愚”,大力提高贫困人口素质。梁漱溟先生曾在其拟订的《邹平实验计划》中谈到:“吾国民生穷困,其要点实在于知识技能之缺乏,纵有资金,亦难运用;且因循而流于懒惰,以致利弃于地,力余其身。”因此,他主张“乡村建设之教育一面,眼前可作之事甚多,而要民众教育为先,小学教育尤在其次”。因为“民众教育随在可施,要以提高一般民众之知能为主旨,经济一面、政治一面之得有些微进行,统赖于此”[17]。而他之所以重视“乡村建设”,也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以乡村为本的社会,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口住在乡村,过着乡村生活,……中国的命运是寄托在农业,寄托在乡村,所以它的苦乐痛痒也就在这个地方。乡下人的痛苦,就是全中国人的痛苦,乡下人的好处,就是全中国人的好处”[18]。
      从人口素质方面来考察贫困问题的还有很多,例如,王小强、白南风在其所著的《富饶的贫困》一书中曾经提出:“人的素质差,才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规定。”辛秋水在1980年代中期深入大别山贫困地区调查后指出:“人的素质差,既是物质贫困的结果,又是物质贫困的根源。”因此,“贫困地区走出贫困必须紧紧扣住提高人的素质这个中心环节。……人的素质提高了,‘造血’机制才能真正形成”。“治贫之计首先是治愚。从开发智力、更新观念,发展商品经济入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革,才能使贫困山区脱贫致富,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9]这便是他“以文扶贫、扶智扶文”的基本思想。穆光宗也在《论人口素质和脱贫致富的关系》一文中认为:“当我们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学的贫困观再来审度‘贫困’现象时,就会认可:人口素质低或差本身既是广义贫困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也是狭义贫困(经济贫困或物质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20]另外,刘传江也从人口素质方面对贫困与反贫困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贫困地区人口生理素质差,不利于提高本地区人均财富贡献/消费比率;2.贫困地区人口文化技术素质低决定了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较低;3.贫困地区人口思想观念陈旧束缚了他们的进取性和事业心[21]。北京大学人口所的柳玉芝通过对六个贫困县劳动力素质与农户经济收入的实证分析,研究了劳动力素质与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关系[22]。其实,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也支持人力资本不足与贫困的关系。
      四
      实际上,“愚昧”的真正含义并不仅仅止于知识(或教育)的层面,如果我们将之提升到文化的高度上来分析“贫困——愚昧”的关系,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和更为内在的东西——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影响、作用——而这些东西正是我们所要进一步探讨和揭示的。
      真正的穷人往往不重视知识教育,这是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政治学家所焦虑的事情。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个别的穷人家庭会做出很大的牺牲供一个或两个孩子上学,他们期望将来全家都将因此受益。但是,这毕竟是极少数的。事实上,穷人缺乏的正是教育,教育的不足是他们贫困的重要原因。这一极端矛盾的现象居然都发生在穷人身上。对于那些不了解穷人贫困之所在的人来说,这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这正是他们之所以贫困的真正根源。
      穷人之所以漠视知识、教育,并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经济的拮据,其实,还有更为广泛的和更为深层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社会的、心理的或文化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首先,穷人由于受主客观因素影响,他们往往只关心眼前的利益,而很少、甚至没有热情对教育这样长远利益的事业进行长期投资。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穷极潦倒者遇事无动于衷,漠然处之……吃了上餐而愁下餐的人不见得会为社会的伟大转变而操心。他们成了边际主义者和渐进主义者,只关心对当前情况作一些微小但又绝对必要的改进”[23]。
      如果仅此就认为,贫民的保守倾向是与生俱来的,那至少是一个偏见。人们一谈到贫困,就想到穷人的保守性、宿命论等等,其实,如果进一步探究这种落后性的根源,就不难发现,它恰恰是他们处于社会底层无保障状况的反映——遇到天灾人祸,他们总是首先遭到不幸,他们的损失总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得以补偿。当有利时间到来时,他们也会作出积极的反应。他们的保守性反映了他们在无保障的环境中求稳定的意向。因此,所谓贫民的“保守”,不过是他们自我保护心态的一种外部表现而已[24]。如果前景稳定,穷人就不会只关心眼前的利益,他们也会对像教育这样长远的事业感兴趣,并抱有信心。
      其次,对于穷人来说,教育并不能帮助他们改善什么(至少在眼前如此),因此,“教育无用论”在他们之间泛滥成灾。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农村,人们往往用“自发教育”就完全可以胜任绝大多数的经济活动,而这些自发教育是孩子通过家庭、观察或配合成人劳动的方式进行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乡土社会里,“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不会遗漏”[25]。即使在目前的农村社会里,基本上仍以单一作物为主,机械化程度也很低,传统的耕作知识、生活和生产经验完全可以满足实际的生活、生产需要,因此,一个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通常无用武之地。甚至,那些接受较高教育的回乡知识青年,在农业生产上还不如他们文盲、半文盲的父母。他们一旦回到农村,就很少有机会离开农村。在随后的生活中,他们重复的仍然是从祖辈父辈那里承袭下来的生活方式,久而久之,他们把那点仅有的然而却又学无致用的知识“还”给了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投资于教育的积极性和让子女接受教育的热情难免有所衰减。
      更为重要的是,受过教育的人趋向于认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免除他们弄脏双手的体力劳动的标志。教育一方面增加了他们的欲望,另一方面加重了他们的傲慢与偏见——尽管他们大多出身寒微,但他们却鄙弃自己的出身以及养育他们的父母乡亲。不容置疑,这种傲慢与偏见正是发展最严重的障碍之一,它只会加剧社会贫富的分化,造成社会最深层次的隔阂和矛盾。
      然而,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们来说,他们在社会中的上升的可能性是极其有限的,可以说,教育是唯一正当、合法的上升阶梯,因而有许多人都拥挤在这条狭长的阶梯上,他们拼命地向上爬,是为了争取脱离底层的生活。但是,在许多落后的地区或国家里,上层社会似乎比中、下层社会更闭关自守。许多穷人,在教育这条狭长的阶梯上挤得头破血流,元气大伤,因而,他们无心亦不敢对教育抱有任何的幻想。诚如英国肯特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A·P·瑟尔瓦尔所言,“教育无疑有利于个人和社会,但它也能给发展增加困难。教育可以传授知识和技能,这会使生产率提高。但是,它也会维持社会的不平等,传授不利于发展的价值观、态度和意愿”[26]。
      勿用置疑,既然知识的缺乏或不足能引发贫困,那么,知识(或者教育)也就具有一定的反贫困功能。但是,知识(或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因为“知识或技术的存量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些限度内人类如何取得成功”。[27]更为重要的是人民的态度、价值观和心理状态,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贫困,从表面上看是经济性的、物质性的,而从深层剖析,则是社会文化的因素起着作用。这种社会的、文化的或心理的因素长期积淀后就形成落后的心态和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价值取向,进而形成顽固的文化习俗(或生活习惯)、意识形态(或理念),即贫困文化。这种文化实际上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使浸淫于这种文化的人无法自觉到它的影响作用,以至在外人看来,他们是安贫乐道、自甘“堕落”、没有“进取精神”的一群,而不可救药。这也就是沃尔曼(S·Wallman)所指的“甘于贫困”的人,对于任何促使他们发展(比如教育)和增加财富的事物都不感兴趣[28],以至许多贫困者从贫困的泥淖之中爬起,旋即陷入贫困的沼泽里。因此,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仅仅停在知识层面上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贫民大众的心理、态度和价值体系之中,进一步分析他们的“贫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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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参考文献:
    [1]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2] 参见林松龄:“贫穷问题”,《台湾的社会问题》,杨国枢、叶启政主编,(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02-103页
    [3] 参见哈里森:《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1932-1851》,第43页
    [4] 参见特里弗·梅:《英国经济社会史1760-1970》,第120页
    [5] 参见[美]D·Iatridis,"Social Policy: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rvices",Brooksl Cole,
    Belmont 1994
    [6] James K·Feiblenan,"The Institutions of Society",(
    London:G·Allen,1956),第5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6页
    [8] U.S.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Income Maintenance,"
    Poverty Amid Plenty",Washington D.C.,1969
    [9] 参见唐钧:“确定中国城镇贫困线方法的探讨”,《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
    [10] P·Townsend,"Poverty in United Kingdom:A Survey of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Penguin,1979,第31页
    [11] [英]Carey Oppenheim,"Poverty:The Facts",CPAG,1993
    [12] 参见冈·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13] 参见[乌拉圭]埃尔多·索拉里:“拉丁美洲的农村社会学”,《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1983年第2期,杨仲林译自阿根廷《拉丁美洲的农村社会》,1963年版
    [14] 参见林松龄:“贫穷问题”,第113页
    [15] 参见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农村贫困的社会学分析”,《江汉论坛》1995年第4期
    [16] 屈锡华、左齐:“贫困与反贫困——定义、度量与目标”,《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3期
    [17] 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学概要》
    [18] 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
    [19] 辛秋水“从输血、造血到树人——莲云乡科技文化扶盆8年的思考”,《求是》1996年第4期;辛秋水:《以文扶贫——对一个贫困山乡的改革方案》1987年12月30日
    [20] 穆光宗:“论人口素质和脱贫致富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
    [21] 刘传江:“贫困与反贫困:人口素质方面的考察”,《江汉论坛》1993年第6期
    [22] 柳玉芝:“劳动力素质与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六个贫困县劳动力素质与农户经济收入实证分析”,《经济科学》1993年第6期
    [23] 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24] 可进一步参见J·米格代尔著:《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次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5]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2页
    [26] [英]A·P·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金碚等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27]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7页
    [28] 参见S·沃尔曼主编:《发展概念》,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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