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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南农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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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鲁西南农村研究

    鲁西南农村研究 (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23 07:35:34

    新闻传播中“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解析
    Analysis of Abnormal Normalization Phenomena in News Communication

    作 者:
    罗云锋 ccLuo Yunfeng+关注

    作者简介:
    罗云,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201620)

    原文出处:
    《当代传播》(乌鲁木齐)2008年第4期 第32-34页

    内容提要:
    本论文主要从传播学与社会学的角度重点研讨新闻传播过程中“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总结出诸如非统计数据、自证预言、异端行为扩大化、传媒的情绪感染等几大原因,以期为解决问题提供某种思路和启发。

    期刊名称: 《新闻与传播》复印期号: 2008年11期
    关 键 词:
    非常态的常态化/非统计数据/自证预言/异端行为扩大化

    字号:大中小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08)04—0032—3
      在新闻传播过程或社会发展过程中,原本是非常态的异常事物和社会现象,由于被大量报道从而引发大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最终成为(或似乎成为)常态化的事物和社会现象,笔者将此现象称之为“非常态的常态化”。本论文拟从传播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分析、研究其形成机制。
      一、新闻常态化与非统计数据
      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塔尔德触及到“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及其原因分析,譬如统计数据[1] 与非统计数据、定量与定性研究、舆论以及轰动性舆论的遮蔽作用[2] 等。在他看来,造成“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众往往将非统计数据当成统计数据来理解,因而造成夸大效应,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判断和选择。[3] 在社会心理学上,这一现象亦反映了“大众的无知”:“没有按照统计学方法处理信息”,而是“经常违反统计原则……根据小样本中获得的信息得出看似重要的结论”。[4] 譬如,“犯罪新闻的数量与全国的犯罪数量是无关的。另外,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众对严重的犯罪和盗窃的了解只反映了犯罪新闻数量的变化趋势,并不反映实际的犯罪率”。[5] 而受众常常混为一谈。一些电视在歪曲现实和误导受众进而影响和塑造社会现实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其原因或手段之一就是有意无意地混淆非统计数据与统计数据之间的关系,使受众错误地将非常态的新闻直接等同于常态的社会现实。
      我们还可以从新闻的本身特质来分析。新闻是转喻性的,“转喻是用某物的某个部分或要素来代表其整体。……转喻是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模式。”[6] 反常事物的常态化亦是转喻功能的一种体现。“新闻是转喻性的:一个得到报道的事件被当做整个现实的代表,而它只是这个现实的一部分。一个转喻引发我们对其所属整体的构建,一个形象将以同样方式引发一系列的概念。”[7] 传媒有意以转喻的方式来进行加工和报道新闻,而受众却并未意识到新闻的转喻性,而是信以为真,即将关于事件的表达等同于事件本身。这也直接导致“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出现。
      二、熟视无睹与耸人听闻——传媒的情绪感染
      非常态的事物常常被优先关注,这既是由心理认知的逻辑亦是由新闻报道的内在逻辑所致。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常识可知,非常态的事物总能引起人的感官的优先注意。同时,非常态与异样的事物本身也是构成新闻内容的重要因素之一。新闻价值的决定因素导致非常态事物总是得到优先关注,譬如冲突化、暴力化、负面化的新闻;娱乐性的、戏剧性的、刺激性的、可视性的事物(非常态)。所以,从认知心理学和新闻的内在特质来说,新闻传媒对非常态事物的更多关注无可厚非。[8] 关键在于新闻报道的处理态度,即采取夸张、扩大化、耸人听闻、情绪感染的方式来进行报道,这是由现代大众传媒的经济逻辑所推动的。大众传媒要生存下去,要获得经济利益,就必须考虑收视率的问题。另外,在大众化时代,受到关注、广为人知也是一种巨大的经济资源,意味着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某些情境下,常常是代表“庸俗、丑恶”的非常态现实(譬如负面社会新闻、娱乐新闻中的种种丑闻等)在新闻传媒中得到大量呈现和讨论,并在诸如示范效应等的综合作用下导致庸俗事物常态化的后果。
      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进行新闻报道,客观上造成对受众的误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受众也会采取相同的策略来提高社会对其的关注,譬如采取诸如断交、罢工、静坐、演讲等一些特殊的行动以唤起公众对其问题的关注。[9] 也就是说无论是传媒还是受众都会有意利用此规律来达成各自的目的,这一方面证明了两者的同构性质,另一方面也表明任何手段,如果指向和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和宗旨,都有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作用和效果。
      三、新闻常态化与自证预言、积累优势原理
      在“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实现过程中,自证预言机制[10] 和积累优势原理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自证预言机制而言,非常态的事物作为常态呈现出来以后,引发受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并要么以示范效应导致非常态事物的大量流行,要么因为被揭示出来而提高大家对此事物的关注敏感度,从而有利于揭露出原来并未予以注意的现象。而所谓的积累优势原理[11],应用到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则是指,由于非常态被频繁密集地报道、关注和讨论,此事件于是进入到舆论的中心,亦由于主动或被动的信息接受增加了受众对此事件的敏感度,从而引发更多的关注,并因此导致一些影响到正确判断的后果。常常被提及的事物总是能更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被传媒大量提及和关注的(非常态)事物最终亦积累了自身的光环、知名度、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等,这种光环、知名度和影响力等本身又是引致新闻关注的重要因素,因而又能进一步使自己赢得关注,从而引起循环效应。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规律,即:社会问题和相关后果往往是相互加强的,一旦形成之后,就具有自我加强和自我巩固机制,使得事情不由自主地朝着一个方面发展下去,无论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
      四、“从有看到无”的思维方式的欠缺
      在新闻传播学理论里,新闻把关人的存在意义重大。“把关人通过选择性的控制而真正在制造新闻。换言之,他们对部分信息‘打开大门’,而对其他信息则‘关上大门’。”[12] 通过新闻把关人的工作(基于各种考虑,有时亦确有必要),新闻进行了过滤和包装,将“安全的”、符合诸如社会文化逻辑或经济逻辑等的信息公开,而“隐含着危险因素的”、“暧昧不明的”信息则不予报道。而受众无法看到新闻背后的背景,不明就里地将报道的内容直接作为现实本身。这一方面当然是新闻传媒有意为之造成“新闻文本”规定了受众的解读过程;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是受众缺乏“从有看到无”的思维能力所致。[13] 新闻没有呈现出来的和呈现出来的同样重要——在一定的情形之下,甚至更加重要。常态与非常态常常发生错位:我们对发挥作用的常态往往熟视无睹、了无意识(集体无意识),而昙花一现或仅仅是异常事物的“非常态”反而被我们大量关注和讨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哪里有选择,哪里才有意义’,这是传播的一个基本规律。所有的符码都涉及联想关系上的选择,其间被选定的意义仅同本来可能入选而没有入选的意义进行比较才能确定。”[14]
      五、异端行为扩大化
      在某些方面,“非常态的常态化”也和“异端行为的扩大化”一样,遵循着大致相似的生成机制。“异端行为的扩大化”指的是,“偏离利他主义规范的实际比率,可能由于专门职业工作的社会背景的变迁而被夸大,这种变迁改变了传统上以个人为当事人的做法。”[15] 而在异端行为扩大化这一现象中,大众传媒同样起着不可或缺的主要作用。异端行为扩大化的后果既可能促成社会的进步,亦可以看成是社会堕落的重要原因所在。而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大量的大众媒介产品告诉我们种种不同的异端行为。这样一来,媒介便成为重要的参照点,为我们解释什么是‘好的’、‘坏的’与‘丑恶的’;什么是正常与反常;什么是合法与非法,等等。
      六、新闻常态化与意识形态控制、权力关系
      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新闻传媒与受众在资源掌握和信息来源方面的地位不对称。换言之,恰恰是由于新闻传媒本身造成受众欠缺“从有看到无”的能力,并由于“积累优势原理”而愈发加剧和巩固这一不平等。所以,对“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分析还涉及到对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等的分析。哪些话语可被公开显示,哪些不能公开显示,背后总存在着权力关系的逻辑,如果不是意识形态的逻辑的话。[16] 受众是这种权力关系中的弱势群体,缺乏综合性、统计性数据以及相应的“从有看到无”的眼光等所要求的相关必要资源和信息;而媒体本身则通过诸如“自证预言”、“优势积累原理”、“异端行为扩大化”等种种机制愈发巩固了自身的信息优势地位。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不平等并不能加固传媒的优势,反而蕴含了诸种引发危机的可能性,譬如,媒体日益缺乏受众对其的制约、制衡和监督,从而导致两者关系失衡和失范,以及受众的疏离。削弱了受众和媒体之间的信任关系,这对某一媒体的生存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危机。
      七、求证过程的封闭回路
      尤其应该予以提出的是,由于对相关传媒资源的垄断,还造成了求证过程的封闭回路——即只提供一致的、“安全的”信息。与自证预言略微不同的是,这种情况导致虚假的占统治多数的证人(这亦是社会心理学理论中所揭示出来的“偏好伪装”现象,这一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影响和后果[17]),并塑造了一个自我指涉的“逻辑循环”的链条。受众完全无法在相关领域获得不同的信息、事实或思考。未曾公开显示的话语零碎但却庞大,是社会的常态,但由于缺乏媒介的传播而被边缘化,不能得到有效的关注和讨论;而由于种种原因得以报道的“非常态”的事物和现象反而通过上述机制终于转变成为社会“常态”,在新闻传媒的帮助下实现了“非常态的常态化”。
      “非常态”事物由于媒介引发公开呈现、想象和讨论从而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问题,但这种由于“共知”而成为“主流”的信息本身却并非统计学意义上的,因为媒介常常能通过互相印证、互相支撑的自证或自我实现而营造虚假现实。譬如,当影视传媒反复传播种种庸俗娱乐以及其中所蕴涵的种种价值观念,此一价值观念就慢慢内化到受众的情意结构之中,成为个体常识的一部分,并且很容易再次从影视传媒中得到求证和巩固。而要找出反证的证据时,由于所有影视传媒在报道内容、诠释方式上都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所以毫无反证的可能性。传媒所制造的“统治性话语”由此形成。
      八、新闻传媒与受众的同构
      在传播理论上,存在两种相反的思路。一种认为在传播过程中,媒体掌握有完全的控制权,而受众是完全被动的,这就是早期传播理论中的所谓“皮下注射模式”[18]。另一种理论则认为受众亦具有能动性,能对传播信息进行创造性地解码和解读,并不是屈服于媒体控制而毫无作为的被动接受者。前者是从传播方来思考分析,强调编码过程,体现了阴谋论的思路,后者则更强调受众的主体能动性,以及解码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因素。而今“皮下注射模式”的理论日渐被质疑乃至抛弃,代之而起的理论则预设了与被动主体不同的能动主体。与此同时,传播理论也有了新的变化趋势。一方面,在“皮下注射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作为信息和新闻发布方的媒体仍然占有主动和支配性的地位,媒介可以通过对受众的预先分析而调整传播与说服策略,以达到隐蔽塑造受众的目的。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日益注意到传媒和受众在许多方面的同构性质。即传媒与受众两者之间“共谋”。换言之,并非是传媒为了实现意识形态或经济逻辑等诸种隐蔽目的而有意控制传播过程,而恰恰是在经济逻辑的压力之下迎合受众的趣味和兴奋点来选择和决定其媒体运作的内容和过程,并因此导致“非常态的常态化”,譬如社会趣味的庸俗化、社会道德风气的整体性下降等等。
      九、刻板印象与认知规律
      “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产生还和人类的认知特质有关,譬如刻板印象等。所谓刻板印象,是指简单而武断地认定某一团体的所有人都具有某一共同的特征。刻板印象以及偏见等常常和一律化[19] 过程有关,受众在对待新闻时也容易陷入此窠臼。
      从精确认识事实本身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能够像实验室的科学家一样掌握所有数据,然后根据功利主义原则来进行分析判断,做出能够收到最大利益的选择。然而就认知规律而言,我们常常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就被要求必须做出选择,这就往往导致我们行为的“非理性”、投机性和错误博弈的可能性。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根本无法获取所有数据并做出科学的分析,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效率原则而不是功利主义原则来行事。所以才有了所谓“人类是‘认知的吝啬鬼’”[20] 这种说法,而这种“认知的吝啬”和认知简化可能导致偏见、误导、误判等后果。刻板印象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我们没有能力和智慧找出最好、最适宜、最正确、最经济的决定,只是我们没有时间、精力和耐心去进行这样的寻找、选择和决定——那只会无限加重认知的负担,造成极度的认知疲劳——所以我们借助于条件反射、习惯反应、刻板印象、先见之明、终南捷径、偏见等认知路径来节省时间、精力、脑力。
      同样的,新闻报道本身也含有无法完全避免的内在矛盾,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有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譬如,新闻传媒无法时时事事处处都做到程序公正,因为大多数时候,一时一处只能呈现出一事,而事物呈现的先后顺序就可能导致不同的影响和结果[21]。因此,要么通过常识教育使受众认识到这种内在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看待和接受新闻报道的态度,要么受众便通过将积极的认知转化为消极的认知的方式来应对。
      到此,关于“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原因探讨已如上述,而关于其文化、社会、政治后果以及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应之道,有待进一步的分析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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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参考文献:
    [1][2] [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232页。
    [3][5][9][10][15][16] 罗伯特·K·默顿著,林聚任等译,《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5页、105页、68页、285-303页、148页、58页。
    [4][17] [美]第默尔·库兰著,丁振寰、欧阳武译:《偏好社会伪装的社会后果》,长春出版社2005年,第72-73页。
    [6][7][12][14][18][19][21]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167页、116页、35页、126页、17页、133页。
    [8] [英]赫伯特·斯宾塞著:《社会学研究》,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11] 罗伯特·K·默顿著:《科学社会学》(中译本前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14页。
    [13] 所谓“从无看到有”的能力,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怀疑精神与忧患精神。
    [20] [美]埃利奥特·阿伦森著,郑日昌等译:《社会性动物》,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 鲁西南农村研究

    鲁西南农村研究 (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23 07:36:17

    “革命文学”研究回顾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Revolution Literature” LUO Yun-feng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isty,Shanghai 20062,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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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罗云锋+关注

    作者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62 罗云锋,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哈尔滨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01期 第105-108页

    内容提要:
    “革命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所呈现的重要文学现象,自20年代以来,产生 了不少研究成果。从文学史研究的具体进展看,“革命文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1949年以前;1949年至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这三个阶段,因历时条件不同,研究的 问题及重心也有所变化。
    “Revolution Literature”is important phenomenon of literature in the deve 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a great deal of achievemen ts has been made since the 20th.Theve are three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li terature history study,the stage before the year 1949,the stage from 1949 to the 70th,the stage after the 80th.Research problems and focus vary to diffe rent periods during the three stages.

    期刊名称: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 2002年10期
    关 键 词:
    革命文学/研究史/回顾/revolution literation/history of research/review

    字号:大中小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革命文学”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由创造社和太阳社等倡导而兴起的文 学思潮。对“革命文学”的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90年代,就其研究状况看,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之前;第二阶段为1949年到70年代末;第三阶段为80 年代初以来。从总体上看其研究,则有如下特点:第一,对“革命文学”的研究和评价 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息息相关。第二,对“革命文学”的研究的关注重点随时代而变 化,第一阶段较为重视对:“革命文学”本身的性质以及“革命文学”倡导初期的理论 建设和论争等的研究评述;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往往停留在“路线是非”与“人事纠 葛”上;80年代以来则力图以更开阔的历史眼兴,突破固有的模式,把“革命文学”纳 入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框架中,研究它与五四文学的纵向的承继关系、与世界文学 (主要为苏俄文学)的横向的引进、移植和爱动关系,以及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 中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第一阶段的研究与“革命文学”的倡导和理论建设密切相联,是同时代人的自评或他 评,主要是围绕革命文学的兴起必要性和内涵界定,以理论鼓吹或论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
      茅盾的《论无产阶级艺术》(《文学周报》,1925年5月第172、173、175期及10月第19 6期)被认为是较早对“革命文学”进行系统阐述与研究的一篇论文。他从无产阶级艺术 的内涵、产生的条件、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对“革命文学”进行了探讨,强调 阶级性、社会性、集体主义等。茅盾反复指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反对对象是资产阶级总体 而非资产阶级个人,当时建设无产阶级艺术面临的问题是无产阶级艺术题材、内容的浅 狭,并指出其原因。茅盾的这篇论文尽管留有当时苏联“拉普”思想影响的痕迹,但一 些具体的批评意见还是有针对性的。
      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李初梨等则是较早倡导、阐述“革命文学”并进行理论建 设的有代表性的作家。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 16日)中强调文学与革命的密切关系,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应该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 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成仿吾认为“革命文学”的作者必须是具有革命热情 的人,“真挚的人性 + 审美的形式 + 热情 = 永远的革命文学”(《革命文学与他的永 远性》,《创造月刊》第1卷第4期,1926年6月16日),蒋光慈则在《关于革命文学》( 《太阳月刊》第2期,1928年2月)中重点强调了文学的描写对象问题:“革命文学是以 被压迫群众作为了发点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 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中要求无产阶级作家是“为革命而文 学”,而不是“为文学而革命”;作品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形式是“讽 刺的、暴露的、鼓动的、教导的”等等。李初梨还初步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原理为 “革命文学”的发生寻找社会根据:“中国一般无产大众的激增,与乎中间阶级的贫困 化,遂驯致智识阶级的自然生长的革命要求”。同时,他反对作家“当一个留声机器” 。
      以上文章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革命文学”的实制裁,但由于尚处于“革命文学”的运 动初期,对“革命文学”。的认识和把握便不可避免地存有分歧。如创造社、太阳社争 夺无产阶级文学发明权的斗争,太阳社和创造社对鲁迅、茅盾的攻击等事例,都说明了 对“革命文学”的理解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鲁迅在争中,一方面充分肯定倡导“革 命文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对“革命文学”倡导者的文学理论、文学观念等方面存 在的偏激和偏颇等局限提出了批评。鲁迅对“革命文学”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关于革命文艺的作用,他认为将文艺“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 也可以的”,但“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第二,关于文艺的特征,“ 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世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文艺有自己的特征,当先求“内容 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文艺与革命》,《语丝》第4卷第6期,1928年4月16日);第 三,关于作家世界观的转变,鲁迅指出不可能出现一夜之间的“突变”;第四,关于革 命文学兴起的原因,则认为“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 共产党及革命群众),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涨,而 是因为革命的挫折”;第五,鲁迅还批评某些革命文学倡导者在政治认识上“机械地运 用方法”,“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上海之一瞥》,上海《文艺新闻》第2 0、21期,1931年7月27日、8月3日),却“对于目前的暴动和黑暗不敢正视”,艺术上 “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文艺与革命》)。
      此外,也有对革命文学基本上持反对和否定意见的,代表人物有“新月派”的徐志摩 、梁实秋等。他们主要是反对“革命文学”作家提倡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鲜明的政 治功利性,以及创作题材、描写对象的单一性和排他性等。
      本阶段对“革命文学”的阐释、研究上,还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是批评家通 过作家作品评论发表自己对“革命文学”的看法,如钱杏邨《英兰的一生》(《 太阳月刊》创刊号,1928年1月1日)评孙梦雷的同名作品、刘大杰的《<呐喊>与<彷徨> 与<野草>》(《长夜》第4期,1928年5月15日)、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 》第19卷第10号,1928年10月10日)、《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1929年7月 )等。尤其是茅盾,他从创作的角度批评了“革命文学”的“忽略于文艺的本质,或把 文学也视为宣传工具”、“标语口号文学”、“太欧化或是太文言化”、题材偏狭等特 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二,是一些资料搜集工作开始进行,出现了一批有关“革命 文学”的论文集,如《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仿吾、郭沫若著,上海创造社出版 部1928年4月初版)、《革命文学论文集》(霁楼,《生活》第1卷第4期,上海生路社,1 928年5月初版)、《非“革命文学”》(梅子编,上海光明书局,1929年1月出版)、《关 于革命文学的文献》(知白,《大分报文学副刊》,1929年3月出版)、《革命文学论》( 丁丁编,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2月5日出版),以及李何林的《中国文艺论战》(李何 林编,上北新书局,1930年出版)等,这些都是研究“革命文学”较有价值的史料。
      1949年至70年代末,是“革命文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中一个鲜明 的特征,是政治因素对研究的影响逐渐强化。50年代对“革命文学”的研究不多,一般 在现代文学史的编撰中体现其评价,这些文学史著作主要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 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9月出版)、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作家出版社, 1955年10月初版)、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出版)以及刘 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4月出版)等。王瑶的《初稿》是新 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因而在“革命文学”以来,新文学就表现革 命文学的传统,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学,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革命 思想”,同时又指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 活等理论问题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片面的观点”。作者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 革命文学”的得失进行了总结和评价。50年代以后,对“革命文学”的研究了宪法观分 正的轨道。“文革”10年,“革命文学”的研究基本中断。
      80年代初以来,是“革命文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80年代上半期,对“革命文学” 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恢复时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上,出版了一批史料 摘编、汇编。如《“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全书选录与革命文学论争相关的文章 150余篇。类似的还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上册、《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北京出版社,19 85年1月出版)、1984年4月重印的李何林的《中国文艺论战》(陕西人民出版社)等。这 些史料为“革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事实依据,为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 基础。本时期的专题研究则有严家炎的《评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论争》( 载《知春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王野的《“革命文学”论争与福本和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等。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革命文学”研究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位置不像以前 那样突出,研究论文和论著也不像别的研究领域那么多,但“革命文学”这一专题而言 ,这一阶段的研究比以往更加深入、细致,作者往往是选择某个具体的切入点进行深入 详细的分析研究,内容涉及到“革命文学”的创作、形成动因、承传关系等多个方面。 这些论文包括丁帆的《“革命文学”旗帜下的乡土小说创作》(《镇江师范学报》社科 版,1992年第1期)、夏德勇的《论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普罗小说派》(《广西师范大学 学报》,1988年第3期)、沈永宝的《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宗派》(《上海文论》,1989年 第1期)等。其中夏文主要分析了普罗小说的主要特点和明显不足(如公式化、概念化、 革命浪漫谛克和偏激等)。沈文则认为“这场论战可以说是革命文学运动中宗派主义的 开端”,对50年代以来文艺界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时期)都有影响。这种尖锐的学 术观点开拓了新的思维空间,也成了这一时期革命文学研究的深入与突破的重要标志之 一,即把“革命文学”置于历史发展的坐标上来考察它的前因后果和承传关系,以求对 “革命文学”的意义有更清晰和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林非在《中国现代文学之新素质》 (《中国现代文学之新素质——关于“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读后笔记》,载《 河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 过渡是历史的必然,是把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主义推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同时他也 指出“革命文学”未能把这两种正当的历史要求完满地交叉揉合起来的局限。《试论中 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道路》(徐瑞岳、李程骅著,《徐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 第4期)一文在把“革命文学”纳入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总体框架中阐明革命文学、左翼文 学、大众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厘清革命文学的概念内涵的同时,认为无产阶级文学( 包括革命文学)“为‘五四’文学的革命传统赋予了新的内容增添了新光彩”。
      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开始致力于横向的拓展研究,研究视野更开阔、思路更活跃。严 家炎的《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的“革命小说”》(载《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湖南 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从“革命小说”的创作着手分析研究“革命文学”,批评其 形象塑造的苍白、概念化、简单化等创作局限,并指出这种局限和当时的国际性思潮, 特别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深刻因果联系。艾晓明的《苏俄文艺论战与中国“革命文学 ”的论争》(《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深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版)把“革命文 学”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中进行研究,指出“革命文学”的论争同1923年的苏俄文艺 论战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这场具有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文学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 详细分析考察了苏俄文艺论战对中国“革命文学”论争所起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并对中 苏两国各自的文艺论战的过程及结局作了一番历史的比较,体现了这一时期“革命文学 ”研究的新的思路。
      90年代末,对“革命文学”的研究继续深入发展,如旷新在《1928:革命文学》(山东 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一书中从文化、美学与文学生产方式的角度对“革命文 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第一,“1928年发生的普罗文学运动是在文化中心南移、新 书业和杂志在上海聚合的契机中爆发的”,“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实际上是一场‘杂 志在之战’”;第二,普罗文学“形成了新文学的规模生产和普遍模式,并且迅速地拓 展了新文学的读者大众”;第三,从美学的方面来说,它是和现代主义文学共生的典型 的现代城市文学,有力地摧毁了传统的美学范畴和标准。可以预见,“革命文学”的研 究在新世纪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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