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书》

王中银

来自: 王中银(建设乡村和县城重建故乡精神气质) 2016-11-22 23: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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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银 (建设乡村和县城重建故乡精神气质) 2016-11-22 23:24:05

    朱镕基洒泪为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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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马立诚/凌志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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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处:
    《参考文选》(京)1998年第09期 第1-4页

    期刊名称: 《体制改革》复印期号: 1998年04期
    字号:大中小
      中国的事情,看清楚已经不易,做到就更难。
      很多事,不是没有看清,而是装糊涂;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做。有如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凤梧所说,“要说话不敢张嘴,要走路不敢动腿”。
      什么都不做的人,其乐无穷;什么都想做的人,苦不堪言。如果你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那就要准备好了:不仅吃苦,还要伤心。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潸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二千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朱镕基目前是中国经济大局的实际主持者。此人给予外界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
      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洒剧场么?
      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朱镕基的“有感而发”。
      1996年12月18日,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参与者,包托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6000人。关于这件事,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只在头版下面放了一条300多字的消息,全然一篇官样文字。 读者在这简洁的消息当中,不会读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外人或许以为,朱镕基对他的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话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淡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两场戏。
      朱镕基的讲话在当天被复制录音带若干,在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共产党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有幸聆听全部内容的人大都以为,这是朱镕基副总理自他主持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演说,发自内心,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有详细交待。
      朱镕基在1991年由上海来到北京上任副总理,据说是由于邓小平的提议。依照上海普通百姓中的“口碑”,朱是“务实之主”,朱进入中南海的时候,正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新一轮扶摇直上的起点。
      然而朱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展开,其标志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亦从这时候开始,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典型的表现,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
      其实,“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失去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大体上说,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第三代领导人来执政,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1996年12月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0%,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赤字还是在中央”。
      朱镕基所主持的宏观调控,成就值得自豪。
      首先,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61%,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30%;1995年,17%;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2%。
      其次,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1200亿元。那时是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1424亿元;1995 年, 590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800亿元,后来发到1000亿元。因为农业大丰收,需要增加收购资金。
      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200亿公斤,1996 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400亿公斤,今年初是200亿公斤,现在快到450亿公斤了。朱镕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
      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朱镕基说:“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
      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相当坦率地叙述了一些令人头痛的事。他说,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是重复建设。
      中央政府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现在,朱镕基说,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1/3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致。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险,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问题,有如朱镕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镕基主张坚决地“一刀切”;“一个项目也不上。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而朱镕基只能声明自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然是商量而非命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镕基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中央政府领导经济的权力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依靠强制,这是一个显例。
      朱镕基是目前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比如他知道全国的彩电生产能力已经达到年产3000万台,而其中1/3的部分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镕基也确曾发现,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他还曾亲临这家工厂来探寻企业改造的秘密。结果他就知道了该厂将在1997年生产580 万台彩电,1998年生产800万台,占市场份额几近半数, 故令无数其它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镕基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因为这正好贯彻了他的“优胜劣汰”的初衷。然而他对“长虹”总裁说,你如果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生产越多,成本越低。可是在社会主义我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其它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来找我要工资,我怎么办?“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汰”,朱镕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不得不维持重复建设。无论我们国家怎样力挽狂澜,都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镕基副总理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他极少参与种种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场合,比如为英模题词、听道德报告之类,也极少将经济问题同政治问题连连扯扯。在一次演讲中,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55%,合作制36%,这两个加起来,91%,私营和外资不到10%。1995年,国有制工业34%,乡镇企业合作制36%,私营个体三资占30%。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公有制再降到60%,也没有危险。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不是在委婉地回答“万言书”的一些观点呢?
      对于朱镕基掌握经济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证明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1996年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1亿元左右,12月, 最高的一天成交300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 中央政府作了三件事。其一是立法,也就是朱镕基说的“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其二是严惩违规;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3 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所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时为12月16日。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的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挂出跌停板来“免战”。股民们纷纷责怪朱镕基,有人说“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猪(朱)市’”。朱镕基举出比例来说明人们对他的不能理解和不能支持,说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嘛”。他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晚跌不如早跌,所以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股市全线下跌。
      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中央政府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此后几个月中,股市大致“牛”与“熊”你来我往,涨涨跌跌,总的走势,不离大谱。
      但是,股市上的一派风云中还有一个更深的意味:普通百姓的追逐实际利益的热情,正逐渐取代追求意识形态的热情,这为第三次思想解放提供了潜在的社会基础。
      现在到了1996年岁末,也即朱镕基观看《商鞅》潸然泪下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0.9分(1994年为5.5分;1995年大约3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30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20%,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55%。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28.6倍。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40%、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6%,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200亿元;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 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1979亿元,每100 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20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10次发行国债。前9 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5000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1028亿元;1995年1510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50%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
      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节选自《第三次思想解放》,马立诚、凌志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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