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业走出去 域外再造“北大荒”

王中银

来自: 王中银(建设乡村和县城重建故乡精神气质) 2016-11-22 22:31:53

  • 王中银

    王中银 (建设乡村和县城重建故乡精神气质) 2016-11-22 22:34:22

    到海外租地种粮
    2009年11月06日 15:47中国经济报告【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 黎霆 吴剑飞

    近年来,农业“走出去”在我国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2008年全球粮价涨至历史性高位时,“到海外租地种粮”的讨论更是空前热烈。今年6月,商务部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国农业“走出去”要向“两端”进发》的调研文章,使这一话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尽管目前国际市场上的粮价已经回落,但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安全问题以及我国的农产品产需缺口都将长期存在。在这一背景下,讨论我国农业“走出去”问题,始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农产品的供求形势:大豆和油料作物是供给软肋

    2007〜2008年,全球粮食市场经历了一轮暴涨暴跌的“过山车”行情。粮价的波动,促使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应对措施,也使人们认识到了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粮食安全隐患。总体来看,在这一轮全球粮食危机中,中国受到的冲击尚不大,国内的农产品价格也基本保持了平稳。

    这一形势的取得,与近年我国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如图1所示,1998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性高峰51230万吨,但到2003年又减至43065万吨,使粮食安全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从2004年开始,随着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的实施,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连续5年增长,2008年达到52850万吨,创下了新的历史最高水平。对照来看,2008年我国的粮食净进口量为2881万吨,粮食自给率保持在了95%左右,这是我国粮食市场受国际粮价波动影响较小的重要保障。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放松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警惕。一方面,近年我国粮食的连续增产,是多方面积极因素的共同结果,如果农业科技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今后继续增产的潜力是有限的。整体来看,我国从2004年开始成为粮食的净进口国,这一净进口的局面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我国农产品还存在结构性短缺,大豆和油料作物是我国农产品供给的软肋,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07/2008年度中国大豆的进口量达到了3781.6万吨,比上年度增加了20%以上,并且近10年来全球大豆进口的增量全部来自中国。图2清楚地显示了在我国谷物保持高比例自给的同时,大豆的自给率却在逐年下降。由于大豆是一种介于粮食和油料之间的农产品,在土地上和谷物之间存在着种植替代的问题,它的短缺同样会带来粮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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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走出去”的理由和现状

    一、到海外租地的理由

    如前所述,我国农产品尚存在一定的产需缺口,尤其表现在大豆及油料作物上。目前我国的总人口还在继续增长,工业化城市化还将不可避免地占用一部分耕地,因此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将长期存在。但另一方面,由于全球范围内的粮食供求处于紧平衡状态,一旦再度出现2007〜2008年这样的粮食危机,我国是否能按合理价格足量地进口到所需的粮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这种情况下,鼓励农业企业积极“走出去”,控制一定规模的海外农业生产能力,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从资源禀赋的角度看,在我国农地属于稀缺资源,而农业劳动力则有一定程度的富余。农地的稀缺性具体可由图3中土地成本的逐年增高得到印证,以大豆生产为例,在2000年我国的大豆生产成本中,土地成本远低于人工成本,由于土地成本提高的速度较快,到2007年已基本和人工成本持平了。此外,从农地流转的价格来看,目前东部沿海的农地租金最高可以达到每亩每年800元以上,这已是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而对于一些地广人稀的国家来说,土地则是一种富余资源。例如,巴西共有可耕地面积2.8亿公顷,目前已耕种的仅占五分之一左右,非洲可开发的耕地面积达8亿多公顷,实际利用的也只有四分之一。如果到这些国家租地,并派出一定数量的国内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无疑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农业“走出去”的现状

    首先从国外经验来看,日本和韩国同样是人多地少的国家,其在农业“走出去”方面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早在1899年,日本一家由官方资助的公司就向秘鲁派出了农场工人,这可以视作是日本农业“走出去”的开端。后来,日本东棉株式会社又在巴西的亚马逊河谷及圣保罗建起了农业聚居区。目前,日本在世界各地已拥有1200万公顷的农田,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左右。1978年8月,韩国政府为实施大米增产项目,在阿根廷购买了2万多公顷的土地。2008年4月,韩国又以提供无偿援助的方式,在蒙古获得了27万公顷的土地,这也是韩国规模最大的海外垦田项目。

    我国也有相对较早的农业“走出去”实践。1996年,总部位于新疆的上市公司新天集团在古巴投资5万美元,播种了150公顷水稻,1998年新天集团又在墨西哥购置了1050公顷土地,累计投资320万美元。由于在这些土地上种植的单产远高于当地水平,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五部分的第三条提出,要“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这表明农业“走出去”已上升为我国中央层面的决策。在2008年4月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农业部官员表示,国内企业赴海外开发战略性、短缺性农业资源,将弥补国内资源与需求间的矛盾,目前政府部门正在探讨相关鼓励政策。

    从部分省区的情况看,各种形式的农业“走出去”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截至2008年7月底,广西有20多家农业企业到国外投资,投资总额达5亿元人民币。2004年3月,重庆市政府与老挝签订了“中国重庆(老挝)农业综合园区项目”合作协议,园区规划面积5000公顷,总投资498万美元,还计划输出1万名农业劳动力。截至2008年7月底,重庆市共批准境外投资农业的企业6家,投资总额1586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为1486万美元。此外,像中粮集团这样的大型企业,也在南美、东南亚等地通过合资或并购的方式,积极地探索海外战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在境外投资、合作的农业龙头企业有40多家,投资金额达153亿元,投资地区涉及亚洲、非洲、北美、欧洲、大洋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还有不少尚未开始海外投资的农业企业也表达了“走出去”的意愿。

    “走出去”所面临的挑战

    农业“走出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对于当前是否应大规模地实施,人们尚存有不少争议。总结起来,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风险是否可控,二是经济上是否可行。

    第一方面,在海外从事农业经营面临着较大的风险。首先,这表现在社会安全上,目前我国大多数“走出去”的企业选择在非洲、南美洲等地区购买或租赁农场,这些地区的安全局势往往不太乐观,存在政局动荡、宗教和种族冲突及暴力事件多发等问题,这使海外农业经营面临很大的风险,甚至赴外人员的人身安全也面临威胁。

    其次,风险还表现在企业经营上,位于非洲、拉美等地的投资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法律制度、农村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可能都较为落后,同时由于国外投机资本的频繁进出,一些国家还会周期性地爆发金融危机,使得农业企业的经营风险大大增加。

    最后,如果海外种地的目的是将所生产的粮食运回国内,那么当真正发生粮食危机时,还可能面临一种特殊的风险,即投资东道国为了优先满足本国需求而禁止粮食出口。或者,由于“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当粮价高涨时,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不愿意按原计划将粮食卖回国内,而转售给其他出价更高的买主。事实上,定向销售到某一国的做法,本身是违背WTO自由贸易精神的。这些风险的存在,可能影响海外种粮初始目标的实现。

    第二方面,“走出去”将产生不少额外成本,而农业投资的利润本来就不高,所以从经济的角度看可能并不合算。首先,在海外从事农业生产,无论是产前、产中还是产后都将增加许多环节。例如,需要土地租金及农田基础设施的建设费,国内人员到海外需要签证、交通及生活安顿,如果海外种粮最终是为了供应国内,那么还需加上运输及关税等成本。这种情况下,和国内生产相比,甚至和直接从国外进口相比,海外租地种粮都将具有成本劣势。其次,为了适应东道国的环境,需要培养和招募一大批熟悉当地法律制度、风俗文化、市场状况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处在国外政府的管辖之下,税收和租金政策由所在国掌握,还可能导致成本波动。东道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或环保方面的考虑,往往会优先将劣等地出租给前来投资的企业,这将进一步导致经济上的不利。

    此外,我国国内的农业生产能力尚有潜力可挖,使得国内的生产成本成为海外种粮的重要参照。尽管我国耕地资源十分紧张,但撂荒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主要是由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引起的。例如,就在去年国际粮价持续大涨的时候,我国部分地区却出现了农民“卖粮难”问题,过低的粮价信号难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国内的农业经营成本低于“走出去”的经营成本,在大规模到海外租地种粮之前,应首先充分挖掘国内的粮食生产潜力,适当提高粮价,使农民能够对粮食供求作出准确的反应。

    完善农业“走出去”的对策

    尽管农业“走出去”面临着不少挑战,但在全球性粮食安全问题的阴影下,我国作为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国,仍需将农业“走出去”作为一项长期战略。笔者认为,我们应采取以下几方面的对策,来保证农业能够顺利“走出去”。

    第一,农业“走出去”需要由我国政府提供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服务,同时“走出去”的农业企业自身也要积极地与当地的制度文化进行融合。海外的农业经营离不开东道国全方位的支持,因此我国政府应在外交上为农业“走出去”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时,由于国外的法律制度、风俗文化往往与我国存在较大的差异,“走出去”的企业需全面掌握当地的法律制度,并融入当地文化以便充分调动当地雇员的积极性。

    第二,在海外经营农业同样需要注重经济效益。固然,农业“走出去”有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考虑,因此付出一些额外成本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外的农业经营就可以不计成本,因为农业“走出去”主要还是以企业为主体来实施,本质上属于一种商业行为,如果在经济上不可行,这一行动就不可持续。我们必须避免农业“走出去”沦为经济上不合理的形象工程。

    第三,“走出去”的农业经营品种应与国内的种植结构相协调,目前来看,海外应以种植大豆为主。尽管各种农产品[0.00% 资金 研报]在种植结构上可以互相替代,但它们对一国粮食安全的敏感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粮食作物的敏感度要高于经济作物,而在粮食内部,谷物的敏感度又要高于大豆。因此出于安全考虑,我国国内的农业生产应重点保障谷物供应,而“走出去”的生产则应以大豆和经济作物为主。

    第四,海外的农业经营应同样可获得国家的农业补贴,同时应积极争取东道国政府的农业支持。目前我国在海外投资的农业企业,既不能享受国内对农业投资的优惠政策,也不能获得粮食直补、综合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惠农补贴,这导致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为使农业“走出去”的战略能顺利实施,国内的各项农业补贴也应覆盖这些企业,同时尽量简化海外投资的各种审批程序。另一方面,“走出去”的企业还应尽力熟悉和争取东道国的各种农业支持政策。

    第五,应着力培育我国的大型农业跨国企业,并使之成为农业“走出去”的主力军。众所周知,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是世界知名的四大粮商,它们垄断了80%以上的全球粮食贸易量。这四家粮商的分支机构遍布全球,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业务区域,并且都具有百年以上的跨国经营历史。我国国内的粮食企业与之相比,不但规模偏小,海外机构尚不健全,而且从事海外经营的经验也不足。我国要顺利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培育大型农业跨国企业应是一项重要举措。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

  • 王中银

    王中银 (建设乡村和县城重建故乡精神气质) 2016-11-22 22:41:54

    中国农企是海外租地还是买地种粮?

    发表于:2015-07-01 09:09:16
    作者:王渝发短信加关注更多作品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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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企海外租地

    农业部建议企业海外“租地种粮”

      全球性的粮食短缺,让中国打造“海外农场”的热情日益高涨。农业部相关人士近日表示,国内企业赴海外开发战略性、短缺性农业资源,将弥补国内资源与需求的矛盾。

     继投资委内瑞拉的油田和澳洲的钨矿之后,南美洲和俄罗斯的农场也有可能成为中国企业新的投资热土。新天集团正打算将自己的农业投资扩展至独联体国家。此前,这家公司从中古合资水稻农场项目和墨西哥农业开发项目中获益颇丰。新天集团纪委书记张洗尘认为,扶持农业企业走出去“租地种粮”甚至“买地种粮”,是加强中国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这一观点与农业部的表态不谋而合。

      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农业部官员透露,政府部门目前正在探讨相关的鼓励政策,原本仍具试探色彩的农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

      中国海外“租地种粮”的冲动缘于国际粮价的高歌猛进。今年前3个月,国际粮价60%的增幅让很多国家挥别廉价粮食时代。基础粮价上涨让海地总理成为全球首位因为大米和大豆价格上涨而下台的国家首脑。富庶的国家也难以幸免,当美国消费者抱怨超市限制大米出售时,美国政府也因为玉米乙醇和其他生物燃料过分消耗粮食而受到抨击。得益于连续4年的粮食丰收,中国市场显得平静许多。但随着各界释放粮价长期上涨预期,中国遏制农产品价格飙升、避免经济陷入物价轮番上涨的压力也在逐渐增大。

     “全球性的粮食危机至少提醒政府,在储备战略中,农业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张洗尘说。以新天集团的中古合资水稻农场项目为例,该项目是古巴最大的农业合资企业,完成土地开发5000公顷,解决了古巴粮食短缺的问题,因此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事实上,开发南美、澳洲、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优厚的水土资源在降低中国企业生产成本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农业经济进入全球农业大循环,粮食产品返销国内将成为国内市场的有益补充。”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副主任谢国立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中国农业目前已经具备“走出去”的技术优势,未来国家也将加大协调双边政策的力度。粮食涨价 千万要让农民受益

     日前在多个省市,农业部组织调研组对农业生产环节全程跟踪调查。结果显示,这次农产品涨价主要来自成本推动和产后各环节加价;在农产品产销链条中,农民投入多、耗时长、风险大,但获得的利润相对较少。1斤油菜,地头收购价0.4元,北京超市价2.2元,农民每斤只赚5分钱。农产品总成本的增加,主要增加在了农民的生产环节。在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农产品成本增加的博弈中,农民很容易成为输家。笔者在清明节前后到农村实地考察算账,结果与农业部调研组的调查结果基本吻合。当前,国际粮食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出粮食供应警告,并认为其远比美国次贷危机更加危险。

     中国拥有13亿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任何时候都要自给,别的国家也供给不起。而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关键还在于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靠什么来提高呢?让农民在种植农产品中得到利益、增加收入是关键。

     一些专家口口声声说农产品涨价并不可怕,农产品价格长期过低,涨价了就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像当前的“涨”法,农民在农产品涨价中几乎没有得到利益,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又如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呢?解决收益问题,如今显得相当迫切。从短期看,国家要继续采取措施稳定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农民直补资金,减轻成本增加的压力。还可采取国家给农产品生产投保等措施,化解农业生产风险。同时应加强流通领域各环节的价格监控,利用政策调节收购、运输、加工、销售等产后环节利润空间过大的问题。

    东北人远赴俄罗斯租地种田 遭遇诸多发展瓶颈

    2011年11月24日来源:新京报责任编辑:zhangshaoling有0人参与

      部分个体和企业在俄租地种菜种粮,产品在当地销售;经营受到当地政策等因素影响,遇招工难等问题。

    耕种在俄罗斯土地的东北人

      黑龙江东宁县是我国对俄贸易的重要边境口岸。图/吴伟

    耕种在俄罗斯土地的东北人

      中资企业不仅在俄罗斯种菜种粮,同时还有养殖业。

    耕种在俄罗斯土地的东北人

      租种在俄罗斯的广袤土地,农用机械是必需的生产工具。资料图片 

      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今年秋收后,黑龙江农垦系统“农场主”年收入30万的新闻引发关注。事实上,中国农场主不仅存在于“北大荒”,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广袤的黑土上,也闪现着他们的身影。 

      从本世纪初开始,从边贸口岸东宁县出发,中国人尤其是东北人就在俄罗斯开发着新的生意——租种土地。俄罗斯是目前中国人赴海外农业开发的最大目标国。 

      通常,小型家庭农户以蔬菜大棚为主,中国企业则动用机械化力量种粮。种植物几乎都在俄罗斯当地销售。 

      不过,赴俄农业开发也存在风险,并遭遇“瓶颈”,尤其是国内招工难问题突出,而签证限制、国际竞争等,也让赴俄种地的前景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 

      累了半年多,终于到家了。

      11月7日上午,阳光懒懒照在曹秀芝家院坝里的枯玉米叶上。

      这里是牡丹江市东宁县,曹秀芝所在的村子叫太阳升,位于大肚川镇。由此往东几公里,就是中俄边境。

      今年3月份,顶着初春凛冽的风,曹秀芝跟着丈夫徐化生到百公里外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十月区的一个农场打工。

      这是曹秀芝第一次出国。

      到处是黑土地、农场、大棚,“和黑龙江的风景没啥太大区别,就是地特别大”。到农场安顿下后,曹秀芝的异乡孤独感迅速被周围中国人的面孔冲淡了,“附近的各个农场里,种地的中国人差不多该有上千”。

      徐化生则像候鸟一般,连续六七年,每年的3月至11月在俄罗斯种地,其余时间返回太阳升村的家中。

      东宁县是通往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三个中国陆路口岸之一。

      来自东宁县官方的数据显示,仅东宁人就在俄罗斯协议承租土地约320万亩,其中约240万亩已开发。因种地赴俄的中国籍农民为数众多,不过尚无相应统计数据。

      走向俄罗斯的村庄 

      太阳升村是出国务农最集中的,其中在俄罗斯租种土地的个体约五六十户 

      曹秀芝耕作的农场土地,是由同村的赵彦斌承租的,面积几十公顷,大棚里种了胡萝卜、大头菜、黄瓜等蔬菜作物。

      徐化生到俄罗斯几年了,不会几句俄语,他只在地头忙活。农忙时期,偶尔会向开农用机械的俄罗斯雇工打个招呼,算仅有的“外交”。

      租地、雇人、维持等必须与俄罗斯人打交道的事,都由雇主赵彦斌打理。

      赵彦斌是由其兄弟赵彦明从太阳升村带出来的。如今,赵彦明是太阳升村最大的在俄土地承包户之一。

      52岁的太阳升村村民蒋年春介绍,太阳升村总共1000亩地,由420户农户分配,人均只有两三亩地。

      11月7日,进入农闲期的村民们,聚在一起边晒太阳,边发着牢骚抱怨人多地少。在粮食价格较高的今天,这意味着劳动力过剩,收入受限。

      赴俄务农的发端是另一番光景。蒋年春回忆,2000年左右,全国粮价低迷,大米价格不及现在的一半,种地不挣钱甚至赔钱,一些村民的心思飘到了一山之隔的俄罗斯。

      “1998年,刘军、张良海、许培毅、薛立功最先出去种地,到那边挣到钱了。2000年,赵彦明也跟着出去。头几年,资金投入不到位,后来才慢慢发家”,蒋年春介绍。

      太阳升村是目前东宁农民出国务农最集中的村庄。蒋年春估计,赴俄罗斯租种土地的个体约五六十户,一般在俄租十多公顷地种蔬菜。

      村里出国帮工的,有约七八十人。徐化生、曹秀芝夫妇就属于这类打工者。

      太阳升村的集体赴俄种地行为在东宁并非孤例。

      从卖菜到租种土地 

      最初中国菜商主要贩卖来自中国的蔬菜,慢慢的,开始租赁俄罗斯的土地,就地进行市场供应 

      20多公里外的东宁县新立村,11月7日,张洪宇坐在客厅里接过幼子递过来的蘸着辣椒的薯条。

      前年,他累了,告别了持续6年的赴俄租地生涯,回国享天伦之乐。

      2002年的某天,在乌苏里斯克市一个菜市场卖菜的张洪宇遇到了刘宇昆,一个比他早两年到俄罗斯闯荡的新立村老乡。

      张洪宇被刘在俄种地发家的故事打动。于是,他也成了赴俄租种土地潮的一分子。

      他雇了6名中国人。在俄种地的中国个体户,基本都雇中国人帮工。

      “雇佣俄罗斯的人工比中国人便宜,中国民工要签证成本、吃喝拉撒睡都得包,但当地人的‘时间观念’有点太强了,只要8小时工作时间一到,哪怕犁田100米的计划只剩下最后两米,或者用起重机吊木头,木头正在空中,他们也会停下来,关机、走人,你给加班费都叫不回来人。”张洪宇说。

      通常只有在农忙时期,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才雇当地人。

      长期在俄从事机床贸易的姜宏星认为,中国民工优势很明显,能吃苦,方便管理。

      在黑龙江省社科院与东宁县官员的印象中,自前苏联解体后,具体哪一年开始有中国人到俄罗斯租种土地的记录很模糊,但是,赴俄种地热潮与中俄边贸的逐渐兴起有莫大关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商人大量涌入俄罗斯远东地区各个市场,其中包括菜市场。

      最初中国人主要贩卖来自中国的蔬菜。随着俄国内土地租赁政策的松动,一部分中国菜商、农民开始租赁俄罗斯原集体农场的土地,就地种菜进行市场供应。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曲伟研究员介绍,俄罗斯远东地区闲置、未开发的耕地面积达1亿亩,而其人口相当于黑龙江省的五分之一,且90%以上集中于城市居住。自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原有的集体农庄相继解体,大量土地被弃耕,但粮食蔬菜是刚性需求,这为中俄农业交流提供了契机。

      勤奋加上较为先进的种植技术,使得在俄罗斯租种土地的中国人规模越来越多,土地面积越租越大。

      东宁县相关官员介绍,该县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有上百家公司、千余农户在俄从事租赁土地耕种的业务。

      除远东地区外,莫斯科、黑海、西伯利亚地区都有东宁农民的足迹。

      个体户以种菜为主 

      种菜的张洪宇说,种粮需要更高的投入,不是个体户的能力范围内了 

      2003年,张洪宇在俄罗斯种地的第一年,在乌苏里斯克市的波尔达夫卡村,他投入21万元人民币,雇了6名中国工人,种了圆葱、大头菜、西瓜。

      当年只赚到4万元。大头菜遍地都是,蔬菜价格走低。由于种植技术不过关,别人圆葱一公顷收45吨,他只收10吨,而且个头小一圈。他买了一些别人的圆葱,把自己的圆葱夹杂其中卖掉。

      第二年他换到了南沃乔尔夫克村。“就像掷骰子,你不知道哪种蔬菜明年是什么价格。”张洪宇说。

      随后几年,他按卖菜时锻炼出来的对价格走势的预判,调整种植品种,学习种植技术,才慢慢走出困境。

      “挣钱、赔钱,关键是品种和质量。”不过每年张洪宇的收入还是受蔬菜价格波动的影响,“真正赚钱也就是2009年,赌对了,几个人赚了100多万。”

      张洪宇介绍,通常第一年种地很难收回投入。农业需投入农用机械,否则根本种不了太大的地;需投入水利基础设施,否则抗灾能力和产量都会受严重影响。“这些都需要大把的钱,有些人没熬住,亏了就回来了。”

      东宁商人姜宏星介绍,赴俄种地的主体人群,是徐化生、曹秀芝夫妇这样的打工者,以及赵彦斌兄弟、张洪宇这样的个体承包户,一般以几十公顷的大棚蔬菜种植为主。

      大豆、大麦等粮食作物,相比蔬菜的价格更加稳定,不过张洪宇他们这样的土地承租者一般是不奢求的。“种粮需要更高的投入,这不是个体户的能力范围内了。”

      企业巨头转租土地 

      相对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企业应对当地政策变动或不利因素的抗风险能力更强 

      赴俄种地的也不乏国内企业的身影。

      李德民是最早走到俄罗斯的一批中国商人之一。他旗下的东宁华信工贸集团(下称华信集团)主业是对俄机械贸易。2004年,华信与一家俄罗斯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华信集团控股90%股份,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米哈伊尔洛夫卡地区,位于兴凯湖与海参崴之间,该公司与当地政府签约开发4万公顷土地,合约49年。

      整个东宁县的耕地面积才5万多公顷。华信集团成了黑龙江企业在俄开发耕地的巨头之一。

      类似上规模的黑龙江企业在俄罗斯还有四五家。

      华信集团企划部经理刘洪宇介绍,承租俄罗斯土地,须与意向土地所在的当地农庄或当地政府谈判签约,通常小型地块与集体农庄谈判签约即可,大面积土地开发需俄方或中俄合资企业参与,并有当地政府授权。

      签约了也并不意味着从此高枕无忧。

      张洪宇抱怨,与俄方集体农庄或地方政府签协议后,也难免出现反复甚至毁约。或有一些其他势力的俄罗斯人到农场找麻烦,例如找当地警察刻意查,或干脆雇人抢粮,“虽然在国内偶尔也有类似的事,但在俄罗斯遇到了,通常就不了了之”。

      太阳升村的蒋年春也曾听赴俄的老乡说,当地政策常变来变去,让人无所适从。

      刘洪宇说,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相对缺乏法律保护或缺乏维权渠道,企业应对当地政策变动或不利因素的抗风险能力更强。

      2005年,华信集团承租的部分土地种上了大豆、玉米、小麦、大麦等粮食作物,在农场上养猪、养牛等,在此基础上,形成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的农业产业链。

      刘洪宇说,协议承包土地太大,而华信集团的农业员工含俄罗斯工人只300余人,仅靠自己的人和机械根本种不完,目前仅开发1万公顷左右。

      一部分土地,华信集团尝试交由土地承包商代耕,机械、管理由承包商负责,承包商赚取劳务费,粮食归华信集团所有,集团承担粮食价格波动的风险。

      还有一种模式,华信集团将土地发包给中国的土地承包商,并提供种子、化肥、签证及机械过境报关等服务,粮食归承包商支配。

      目前,黑龙江农垦区的部分国营农场多以此模式与华信集团合作。

      农场转移富余劳力 

      梧桐河农场向外发展,是因农场拥有富余劳动力,但在当地无更多地可种 

      2010年,柴方森连着去了两趟俄罗斯。

      这名黑龙江农垦系统梧桐河农场的副场长,看中了距离乌苏里斯克市31公里的一处名叫都比涅克的小村庄,那里土壤、气候、水文条件与肥沃的黑龙江土地差别不大。柴方森随即与华信集团签订了3000公顷的土地承租协议。

      10月24日,柴方森说,促使梧桐河农场向外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场拥有富余劳动力、闲置的机械和成熟的种植技术,但在当地无更多地可种。

      2011年初,8名梧桐河农场的职工带着农业机械过境,在其中的500公顷土地上种上了大豆、大麦。

      他们根据地块条件,付给华信集团每公顷数百元不等的租金。柴方森说,去俄罗斯种地的农场职工,每公顷的纯收入大约1500元。

      11月是收获季节,8名农场职工还得在那边待到卖完粮才能回来。柴方森说,如果能赚钱,明年就把土地开发至2000公顷,并大量种植玉米。

      梧桐河农场的域外农业开发并非个案。10月20日,牡丹江地区的农场刚与华信集团就赴俄农业合作签署了合作协议书。

      黑龙江社科院院长曲伟介绍,其实农场在俄开发耕地存在困难。由于中国农垦系统的政企双重角色,俄罗斯对其有可能造成的市场垄断有戒心。因此,目前农垦系统的农场在俄土地开发,通常通过民间企业或农场下属商贸企业进行角色转换。

      垦区农场或企业在俄开发土地的规模,从黑龙江农垦总局局长隋凤富于2011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可窥一斑:截至2010年底,垦区有30个农场及龙头企业在俄罗斯、巴西、菲律宾等国家注册公司15家,承包租种土地一百多万亩……累计生产粮食15亿斤。

      由该局官方提供的材料显示,到2011年底,该局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实现种植面积120万亩。

      招工难的背后 

      收入没有太大吸引力,而且工人们会担心离家太远,人生地不熟被老板“坑”了 

      赴俄种地,农民徐化生最在乎的,是包吃包住、两口子一年5.1万元的工钱。8个多月能挣这些钱,夫妻俩很满意,闲暇下来还可以回国打零工。

      工钱约3000元每月,是东宁招工付俄的大致薪金水平。通常包吃住,8个多月的劳作后,一人能挣约2.5万元。

      不过,东宁三兴赴俄商务咨询公司经理吴锋举介绍,招工去俄罗斯种地现在困难很大。东宁人认为出国种地的劳累程度比在国内更甚,但收入却没太大吸引力。

      一些对俄企业、在俄土地承租户介绍,通常会去绥化、柑南、江北等地招工,而离俄越远的雇工,对去俄罗斯种地打工的担心越重。

      姜宏星介绍,他一名对俄劳务中介公司的朋友给一家中国人在俄农场雇了50名甘肃工人,都已办好劳务签证了,但这批工人担心离家太远,人生地不熟被老板“坑”了,临时反悔又不去了。

      黑龙江省社科院院长曲伟说,招工难的另一方面,是部分国内雇工在俄有些不文明行为,如公共场合喧哗、行为粗鲁,甚至有小偷小摸行为,引起当地居民反感。

      他认为,有必要对中国赴俄劳工进行一定的法律、礼仪培训,“这是在保护中国劳工自身的利益”。

      吴锋举感觉,赴俄劳务签证的申办越来越难,不再是要多少有多少。现在通常是俄罗斯方面按农场雇工的计划使用数量,给出签证配额,“这实际上是一种签证限制措施”。

      “一门纯粹的生意” 

      若粮食从俄罗斯远东大量进口,会导致国内粮价下跌。但另一种可能是,特殊时期可平抑粮价 

      据了解,目前中国企业或个人在俄罗斯种植的粮食、蔬菜,均在当地销售。

      张洪宇说,从来没听说哪个农户把种的蔬菜运回国内销售。因为运费加上关税后,利润和在俄罗斯销售差不多,“谁愿意来回折腾?”

      另一方面,华信集团的刘洪宇介绍,因中国粮油蔬菜进口配额多掌握在中粮等大型国企手中,在俄开发的农业企业或个人,是没有资质开展相关贸易的。

      并且,俄远东地区对中国人开放土地租种,初衷也是借中国人之手,解决俄国内粮食蔬菜供应问题,在粮食出口配额方面也有限制。

      曲伟介绍,在一些特殊时期,例如去年的莫斯科大火,又逢俄罗斯农业遇灾减产,俄政府就紧急下令暂停粮食出口,“这也是保护其国家粮食战略安全的一种手段”。

      曲伟今年底前的一份重要工作,是努力完成一份“将扩大黑龙江对俄合作提升为国家战略”的研究报告。他介绍,中俄的农业合作,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合作。如今,仅黑龙江就在俄开垦土地约600万亩。其他与中国有农业土地合作的国家,如菲律宾、缅甸、巴西等,无论从地理距离,还是耕地规模上,都无法与中俄合作相比。

      东宁县官方人士介绍,目前在俄开发农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面临来自韩国、日本企业的竞争,市场形势不再如前些年那般一帆风顺。由此,也导致了俄罗斯在劳务签证政策上的摇摆与徘徊。

      曲伟认为,中国应当正视日、韩企业在俄的竞争,俄罗斯不希望中国一方独大,通过国际竞争抬高土地租赁价格,这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这是一门纯粹的生意,暂时与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无关。”刘洪宇说,不过理论上存在着影响国内粮食市场的可能性。

      刘洪宇算了一笔账,由于机械化集约化耕种、俄罗斯油料成本更低等因素,大型企业如将所种植的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运回国内,按现有关税水平,到中国港口的粮食价格将比国内现价低约200—300元/吨。

      这意味着,若从俄罗斯远东大量进口粮食,会导致中国国内粮食价格下跌,伤害中国农民的利益。但另一种可能,如国内粮食价格过高,由此进口粮食将对平抑粮价起积极作用。

    澳大利亚拍卖“巨无霸”地产 面积相当于江苏省(图)

    2015年06月24日 08:50

    来源:新华网

    原标题:澳拍卖“巨无霸”地产面积堪比江苏省

    新华网北京6月24日电 据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澳大利亚一处地产即将开卖,号称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地产之一,究竟有多大呢?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江苏省或浙江省的面积!

    消息传出,来自全球各国的30个潜在买家争相竞购,其中中国买家也是跃跃欲试。

    可是,也有人表达担忧:这么大块地若是落入外国买家之手,那国籍可怎么算呢?

    【巡视一圈耗时一周】

    据新华国际客户端了解,这处私人地产总面积达10.1411万平方公里,遍及南澳大利亚州、昆士兰州、西澳大利亚州、北部地方(又称:北领地区)等地。

    如此一大片土地,其面积相当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甚至快赶上英伦三岛的英格兰了。光是让潜在买家乘飞机仔细巡视一圈,就得耗费一个星期。

    这处地产已在基德曼家族流传至第五代。这一传奇家族最近决定出售此地,起拍价不会低于3.25亿美元。

    风声传出后,全球已有30个潜在买家表露兴趣,分别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南美洲、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等。

    基德曼家族旗下公司常务董事格雷格·坎贝尔告诉英国《每日邮报》记者,这家公司将着手筛选潜在买家,然后选出6位买家进入最终角逐。

    不过,一些人表示担心:这块地如果落入外国买家之手,岂不是等于在澳大利亚内陆建立一个“国中国”?这国籍可咋算?

    地产中介多恩·马尼福尔德介绍,“眼下存在着对外国买家购得此地的恐慌情绪”,但其实根本无需担忧。这片土地上有多个养牛场,主要用于放牧牛群,而居住人口仅为150人,且全部是养牛场员工。

    【牛肉帝国谁与争锋】

    据新华国际客户端了解,这处地产最早由澳大利亚传奇人物悉尼·基德曼购买,百余年间一直由基德曼家族所持有。

    基德曼出生于1857年,13岁时怀揣5先令、牵着一匹独眼马离家出走,后来在一个牲畜贩子手下找到活计,逐渐在牲畜买卖、放牧牛群等方面积攒经验。

    到1903年,基德曼已经打造了一个庞大的“牛肉帝国”。通过战略性地购买地产,他把几大养牛场串联起来,从而能够自由自在地“逐水草而居”,果然把牛肉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1921年,英王乔治五世授予基德曼爵位。基德曼逝于1935年,享年78岁。

    如今,基德曼家族旗下公司已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牛肉生产商之一,放牧规模达到18.5万头牛,其牛肉产品远销美国、日本和东南亚。澳大利亚出口牛肉产品中,大约1.3%来自该公司。(记者杨舒怡,编辑徐超,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图片来自英国《每日邮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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