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占军:国外有关非智力因素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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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1-22 13:20:05

    邢占军,1968年出生,山东文登人。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文名 邢占军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 出生地 山东 出生日期 1968 代表作品 《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
    目录
    1 个人简介
    2 主要研究领域
    3 主要开设课程
    4 主持科研课题
    5 重要著作、译著
    6 重要论文
    个人简介编辑
    邢占军
    邢占军(3张)
    邢占军,1968年出生,山东文登人。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基地主任,山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咨询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中国社会学会生活方式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山东省社会学会副会长,山东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国际幸福指数研究组成员,《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编委。
    主要从事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人力资源评价、社会调查与测量研究。近年来在《社会学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学报》、《本土心理学研究》、《心理科学》、《社会》、《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社会科学战线》、《理论探讨》、《科学管理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理论学刊》、《求索》、《应用心理学》、《心理学探新》、《应用伦理评论》、《中国行为医学科学》、《探索与争鸣》、《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东岳论丛》等重要学术刊物、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社会科学报》等重要报纸理论版上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或摘要转载。出版专著3部,代表作为《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获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次,二等奖3次,三等奖2次。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今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等省部级以上课题研究10余项。他的有关幸福指数的一些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邢教授还是国内领导干部公选和公务员考录面试方面的知名专家。[1-2]
    主要研究领域编辑
    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 社会调查与测量 人力资源评价[3]
    主要开设课程编辑
    公共行政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人力资源评价原理与技术
    主持科研课题编辑
    ·中国公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当今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走势分析与政策选择,国际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基地重点项目。
    ·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综合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基地重点项目。
    ·公务员报考资格设置和审查问题与对策研究,国家公务员局委托项目。
    ·国家公务员考录质量研究,山东省软科学项目。
    ·党政领导干部公选中的能力素质测评研究,山东省软科学项目。
    ·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研究,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
    ·山东省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
    ·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心态研究,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
    ·山东省城市居民信心指数研究,山东省委委托项目。
    重要著作、译著编辑
    ·《中国幸福指数报告2006-2010》,邢占军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4月。
    ·《错不在我》,【美】塔夫里斯、阿伦森著,邢占军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公共政策导向的生活质量评价研究》,邢占军等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邢占军、衣芳主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
    ·《谁会认错》,【美】塔夫里斯、阿伦森著,邢占军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城市幸福感:来自六个省会城市的研究报告》,邢占军、刘相等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
    ·《社会性动物》,【美】阿伦森著,邢占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邢占军著,人民出版社2005。
    ·《乌托邦》,【英】莫尔著,邢占军译,外文出版社1998年。
    重要论文编辑
    2014年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生活质量提升:发展的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Personal wellbeing index from Five Capital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In Michalos AC(Ed.).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 .Springer,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4:4755-4759.
    ·《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的思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期。
    2013年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3: published online.
    ·《民主与生活质量的提升》,《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公务员考录资格审查的梳理与思考》,《行政论坛》2013年第4期。
    ·《不丹国民幸福总值测算与启示》,《东岳论丛》2013年第6期。
    2012年
    ·Research on constructing composite index of objective well-being fromChinamainland.Statistics in Transition, 2012,13(2):419-438.
    ·《商业银行员工工作压力、社会支持与工作满意感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年第6期。
    ·《幸福社会:追求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理论探讨》2012年第12期。
    ·《焦虑之下的幸福指数》,《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7期。
    ·《从宏观角度探讨生活质量》,《应用伦理评论》(中国台湾)2012年第52期。
    2011年
    ·《社区化建设中的农民生活质量研究——以山东省齐河县为例》,《求索》2011年第4期。
    ·《生活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凝聚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
    ·《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加拿大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2010年
    ·《结构化面试质量评估研究的现状与思考》,《理论学刊》2010年第2期。
    ·《党政领导干部心理工作环境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初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党政领导干部心理工作环境的初步研究》,《理论探讨》2010年第2期。
    2009年
    · Development of the revised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for Chinese citizens, Statistics in
    Transition,2009,10(2):301-316.
    ·《对党政领导干部考选工作的几点思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2期。
    ·《人格测评与企管人员工作绩效的预测效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2008年
    ·《基于六省会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心理科学》2008年第6期。
    ·《幸福指数与社会决策》,《政工研究动态》2008年第5期。
    2007年
    ·An initial research on assessment of Chinese citizens' subjective well-being.Asian Social Science, 2007,(1):73-85.
    ·《当前主要社会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国民幸福:执政理念与评价指标》,《新华文摘》2007年第18期。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
    2006年
    ·《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初探》,《社会》2006年第1期。
    ·《幸福指数的政策意义》,《理论动态》2006年第1705期;《红旗文稿》2006年第12期全文转发。
    ·《科学对待幸福指数》,《人民日报(理论版)》2006年5月26日。
    ·《山东省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报告》,《社会科学报》2006年7月27日第2版。
    ·《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与追踪研究》,《数据》2006年第8期。
    2005年
    ·《心理体验与幸福指数》,《人民论坛》2005年第1期。
    ·《国外有关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幸福指数量表在我国内地城市居民中的试用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年第5期。
    ·《沿海某省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纵向研究》,《心理科学》2005年第5期。
    ·《大学生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初步研究》,《青少年研究》2005年第6期。
    ·《对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的反思》,《本土心理学研究》(中国台湾)2005年第24期。
    ·《谈谈幸福指数》,《光明日报(理论版)》2005年12月6日。
    2004年
    ·《西方哲学史上的两种主要幸福观与当代主观幸福感研究》,《理论探讨》2004年第1期。
    ·《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在我国城市居民中的应用》,《健康心理学杂志》2004年第5期。
    ·《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新东方》2004年11期。
    2003年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的编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3年第5期。
    ·《城市居民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初步研究》,《心理科学》2003年第6期。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城市老年群体中的应用》,《中国老年学杂志》,2003年第10期。
    2002年
    ·《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心理科学》2002年第2期。
    ·《主观幸福感研究:对幸福的实证研究》,《理论学刊》2002年第5期。
    ·《几种常用自陈主观幸福感量表在我国城市居民中的应用》,《健康心理学杂志》,2002年第5期。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中国香港)2002年第23期。
    2001年
    ·《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满意感研究》,《心理科学》2001年第2期。
    ·《国有企业职工对改革的态度研究》,《应用心理学》2001年第2期。
    2000年
    ·《世纪之交的社会心理学走向》,《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2期
    ·《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责任感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00年第2期。
    1999年
    ·《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需要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
    ·《国外有关非智力因素的实证研究》,《心理学探新》1999年第3期。
    ·《费尔巴哈人学思想探析》,《理论探讨》1999年第4期。
    ·《有效领导的心理学依据》,《理论学刊》1999年第6期。
    1998年及以前
    ·《自我的丧失与复归》,《理论学刊》1998年第6期。
    ·《领导素质刍议》,《理论学刊》1996年第1期。
    ·《艾米斯的课堂成就目标理论》,《比较教育研究》1995年第1期。
    词条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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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尔巴哈人学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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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邢占军+关注

    作者简介:
    邢占军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济南250021

    原文出处:
    《理论探讨》(济南)1999年第04期 第60-63页

    期刊名称: 《外国哲学》复印期号: 1999年12期
    字号:大中小
      人是费尔巴哈全部哲学的基础,他宣称自己的哲学是人本学,他的“新哲学”就是人的哲学,“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的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84页。)。他从类存在物出发,对人的本质、人的存在、 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体与类的关系、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等方面广泛地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丰富的人学思想,并逻辑地构成了他的人学体系。
      1
      费尔巴哈认为对人的认识必须从认识那些为人所特有的差别性出发,这是他认识人的根本方法。“如果你从人身上除去他赖以成为人的东西,那你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向我证明他不是人。如果你从人的概念中除去人的特有的差别性,这个概念就不再是人的概念,而是一个杜撰出来的东西”(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62页。)。这种认识方法促使他首先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出发来认识人。
      费尔巴哈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表现在,人不是一种特殊的实体,而是一种普遍的实体。作为实体的人的普遍意义首先表现在他的人体官能上。“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他的感官作用不像动物那样有局限,而是绝对的,是由于他的感官的对象不限于这一种或那一种可感觉的东西,而是包括一切对象、整个世界、无限的空间;而且他们所以追求这些,又仅仅是为了这些现象本身,为了美的享受”(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213页。)。“普遍的官能就是理智, 普遍的感性就是精神性……甚至于人的胃,尽管我们那样轻视它,也不是一个动物性的东西,而是人性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普遍性的,不限制于一定种类的食料的东西。”(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 183页。)
      在费尔巴哈看来,官能方面的这种区别还不足以说明人与动物之间所具有的本质差别。于是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他把对这种本质区别即人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的论证上升到意识层面:人的内生活。在人的内生活中,人本身既是“我”又是“你”,他能够将自己假设成别人,他不仅把自己的个体性当作对象,而且也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当作对象,因此“人的内在生活,是对他的类、他的本质发生关系的生活”(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27页。),类意识成为人的内在生活的根本标志,是一种完成了的人与动物之间的质的分野,是人作为普遍实存的最后确证。由此,费尔巴哈便可以信心十足地将人宣布为一种类的存在物。
      2
      费尔巴哈认为,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类本质是通过其对象表现出来的。“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如果这个对象是若干同类而不同种的个体所共有的,那么,它就至少像它按照不同特点分别成为这些个体的对象那样地成为这些个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29页。)费尔巴哈从基督教中发现了这个人与之发生本质性关系的对象——上帝,于是他断言上帝那属神的本质就是属人的本质。具体地讲,“在人里面而又超乎个别的人之上的属神的三位一体,就是理性、爱和意志的统一。”“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底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28页。)。
      综合费尔巴哈在不同时期的论述,不难看出通过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而揭示出来的人的本质的三位一体有其深层次的含义,构成了费尔巴哈人学本体论体系的基干。
      首先,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具有理性。在他看来,理智是类所原有的能力,它把自己的本质假定为原因式的、第一的、先于世界本质的,是寓于人之中的超人格的和非人格的力量或本质性。只有通过理智,人才能将自己提升到普遍的概念和关系,才能具备力量摆脱自己的主观的、个人本质的局限性,而上升到类。不仅如此,理性还使得人的独立和不依赖成为可能,从而使人自己成为自己的目标,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真正成为主体。“无理智就意味着为了他者而存在,意味着客体,而理智则意味着为了自己而存在,意味着主体”(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67页。)。费尔巴哈坚决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摒弃理性的做法,主张不能从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所发展了的这个方面倒退,但是却应当使理性充满现实世界的内容,使“天上的、超自然主义的主观性变成实践的主观性”(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596 页。)。
      其次,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具有爱。只有爱才是人的心。“凡是我所爱的,则就是我的心,就是我的内容,就是我的本质。”(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86页。)感觉是费尔巴哈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因而爱在费尔巴哈的人学体系中自然也占据了突出的位置。爱不仅是理性的基础和承担者,而且还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真正的根本的意志,因为它是“人的感情的、情欲的意志”(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421页。)。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爱并非仅仅局限于狭隘的男女之爱,虽然后者是体现人的爱的本质的一种重要形式。在费尔巴哈看来,爱首先表现为一种自爱,即适合于人的本性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乃是人争取自己的地位,乃是人的自我坚持,以之对抗神学的伪善、宗教的思辨和幻想、政治的野蛮和专制等向人所提出的一切非自然的和非人的要求。”(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551页。 )这种爱还是个体对于与自己同等的个体的爱,只有通过爱,一个异于我的对象——“你”才能呈现于我,这个“你”不仅仅指异性,而是“一切存在于我以外的其他个体”,(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428页。)因而这种爱具有自我在类中的推及性。
      再次,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具有意志力。费尔巴哈认为意志力在人的本质结构中的地位是相对模糊的,然而这种意志力对于理性和爱却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基督教中圣灵对于圣父和圣子的关系一样。真正的意志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乃是能够实现和相信自己事业的、与自己对象相适应的意志和成熟的意志。”(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417页。)意志的目的就是意志自由, 然而自由总是与一定的历史相联系的。“自由只是历史的事情,个人不是先天就自由的,只是在后天才自由的。”(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422页。 )从爱的原则出发,费尔巴哈引申出自然和人都追求的基本和原始的意志自由,即对幸福的追求。他称“凡是活着的东西就有爱,即使只爱自己和爱自己的生命;它希望生活,因为它活着;它希望存在,因为它存在着;但,要注意,它所希望的只是健康和幸福,因为从有生命、有感觉、有愿望的生物的观点看来,只有幸福的存在才是存在,只有这种存在才是被渴望的和可爱的存在”(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535页。)。因此,抑制人类追求幸福的愿望, 就是抑制人类的意志,“只有以追求幸福(自然,不是单个人的,而是所有一切人的)的愿望为基础的自由,才是民主主义的,因而也是不可克服的政治力量。”(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431页。 )他把免于饥饿的自由视为人应当拥有的最根本的和最必要的自由,是人民和个人首要的和基本的权利。
      那种简单地把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界定斥之为生物学本质的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如果说对人进行认识的最初切入点是具有生物学意义的,那么在对人的本质进行探讨时,费尔巴哈不仅远远地超越了生物界,而且上升到了神的境界。宗教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们的宗教意识、体现在宗教中的人的本质,不过是社会生活及人本身在从事社会生活的人身上的主观反映。但是由于费尔巴哈只知道宗教,只知道抽象的类生活,而不懂得社会历史,因而他在理解、解释人的社会生活,反思人的本质特征时所持的便只能是一种抽象的观点。对此恩格斯评价道“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12页。)
      人们往往把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人的自然本质,例如费尔巴哈称“完全与动植物一样,人也是一个自然本质。”但是他的这种提法很大程度是为了说明人的人性(与宗教和绝对哲学中的非人性相对立)。它指出:“作为自然本质,人就不应当有一种特殊的、超乎地的、超乎人的规定。”(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312 页。)由此可见,他所强调的人的本质是一种与超自然相对立的自然的人的本质,与这种认识相对应,他甚至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不能加以抽象的,因为存在与本质的概念是“随着人们的现实的存在和本质的变化而变化的。”(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97页。 )事实上,费尔巴哈也没有把人的本质完全归结为自然本质。他称“自然界产生的人,只是纯粹自然的本质,而不是人。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247页。 )他也试图超越个体的人,从人与人的统一中去把握人的本质,认为“孤立的个别的人,不管是作为道德实体还是作为思维实体,都未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85页。)。但是, 由于他的这些努力都是在“人是类存在物”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他不可能揭示出人的社会本质。
      3
      在费尔巴哈的人学视野中,自然的确是极为重要的。他把自然界定为“人拿来当作非人性的东西而从自己分割出去的一切感性的力量、事物和本质之总和。”(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591 页。)在他看来,作为类存在物的人与自然高度统一,自然是人得以存在的依据,人在自然面前也不是消极无为的。
      首先,自然与人是高度统一的,自然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我所吃所喝的东西是我的‘第二个自我’,是我的另一半,我的本质,反过来说,我也是它的本质。”(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530页。 )他坚决批判有神论和神学把人从同他联系的自然界中抽离出来,使人成为傲然超乎自然界之上的实体“自我”的观点。
      其次,人要受制于自然,自然是人存在的依据。从发生学角度讲,自然界是非发生的永恒的实体,是时间上的第一性的实体,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从个体发生来看,首先要有作为基础或原因的客观物,然后才会有人的主观感觉,以及建立在感觉之上的思维与意识。“自然力不仅作用于我的表面、我的皮肤、我的身体,而且作用于我的核心,我的灵魂;我在晴朗天气下所吸入的空气,不仅使我的肺腑舒畅,而且使我的头脑清新,太阳的光辉不仅照耀我的眼睛,而且也照耀着我的精神和心情”(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537页。), 因此,人必须尊重自然,“随时随地地崇敬自然界、奉自然界为神圣,不仅作为自己生存的基础和源泉,而且作为自己精神和肉体健康的基础和源泉,因为只有借助自然,人才能摆脱病态的、僭妄的要求和愿望”(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538页。)。
      再次,在自然面前人不是消极无为的。有意识的、属人的实体,在其发生的时间上是第二性的,但在地位上说来则是第一性的。费尔巴哈认为“制造”是一个真正属人的和根本属人的概念。自然界繁殖、产生,而人则能够制造。制造是一种自主的、有意的、外在的行为。在制造这个行为中,人不再是受动的、被动的。但是他却把制造视为一种纯粹的个体行为,声称人固有的、最内在的内质并未直接参预其中。
      费尔巴哈虽然提出了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环节——制造。但是这个制造不过是受了上帝造人的启示,而从神学还原而来的,它甚至不是一种类活动,更称不上是社会活动了。
      4
      既然把人视为类存在物,在费尔巴哈看来类对于人类个体便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在他的眼里只有绝对完善的类,没有绝对完善的个体,与类相比,个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借助类,个体才能生存和得以发展。他指责“基督教由于过分主观性而不懂得类,不知道只有在类里面个体的罪恶和缺陷才能得到开释、辩护、调和和治疗。”(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194页。)
      费尔巴哈认为,只有借助类个体才能获得感觉并形成观念,才能对真理性的认识加以检验,才能使认识不断深化和完善。他称“人是由两个人生的——肉体的人是这样生的,精神的人也是这样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乃是真理性和普遍性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73页。)个体只有通过类才能更正、 补足、扩大他自己的判断和认识。费尔巴哈把类生活作为人认识的来源,无疑比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的类生活始终没有超越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他的类关系也停留在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上。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对人的认识大受局限。尤其是当他把真理理解为别人跟我认识相一致的地方,把类作为真理的最终尺度时,这种利用认识检验认识的方法,必然陷入主观。费尔巴哈力图使个人在类的尺度中思想,从而获得人一般能够获得的思想,这种努力使得他那从感觉出发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倾向最终完全彻底地滑向了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虽然主张类对个体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但是他并未由此而否定个体及其差异。有的研究者因为费尔巴哈曾讲过“类是对个别体的一视同仁”(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82页。)这样的话,便断言他主张构成类的人类个体是无差别的。这种看法实际上误解了费尔巴哈的本意。这里所讲的“一视同仁”是指由个体抽象而来的类的特征具有普遍性,而并非讲在这种普遍性下个体的差异也将随之消失。就在引文的同页的注上,费尔巴哈宣称“没有差别的地方,就没有真理。”在其他场合他还对“基督教抹杀人与人之间质的区别,把人视为千篇一律,把所有的人都看作同一个体”(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194页。)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 在组成类的“我”与“你”之间有着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基于这种区别,在爱的基础上,“我”与“你”便会“感到互相拥有,缺一不可,而成为集体,只有集体才能构成人类”。
      当然,肯定人与人之间的质的差别,并不意味着费尔巴哈不再把人视为抽象的类存在物。譬如说,费尔巴哈虽然提出了集体这一概念,但是对它的理解却仍然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之上。
      5
      长期以来,国内研究者普遍认为,费尔巴哈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方法论错误:用人的存在来代替人的本质。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也不符合费尔巴哈的一贯思想。众所周知,费尔巴哈对人的存在状况是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的。与黑格尔的现存世界理性化原则相对立,费尔巴哈指出,尽管作为类的人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然而个体的人却被禁锢起来,丧失了其本质力量,其中大部分忍受着痛苦。作为人的类本质对象化身的神,已经完全成为与人的本质相对立的异化物。在这个异化物面前,人的精神化为乌有,人的肉体也遭到摧残。“上帝是无限的存在者,而人是有限的存在者;上帝是完善的,而人是非完善的;上帝是永恒的,而人是暂时的;上帝是全能的,而人是无能的;上帝是完全的积极者,是一切实在性总和,而人是完全的消极者,是一切虚无性之总和”,这样,“一个精神的即抽象的东西或神,被人拿来当作人生的法则,其结果必然造成残身和禁欲等现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7 页。)。由此看来,从人的本质分离出来的神的本质反过来又束缚人、压制人、摧残人,人变成了“非人”,人的存在也便成为“无”。“属天的生活成了真理,属地的生活就成了谎言;幻想成了一切,现实成了无。”(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196页。)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这种与本质相异化的存在状态是由个体自身以及类在发展中的局限所造成的,是与个体认识的局限性、心理依赖感和崇拜等主观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只存在于人们的精神领域。因此,消除异化必须借助于人性的复归。那么如何把人的本质从天国请回地上呢?国家在此所起的作用陡然变得神圣起来。“在国家中,人的力量被分化和挖掘出来,为的是通过这种分离和复合而组成无限的实体;许多人、力量形成统一的力量。……在国家中,一个人代替另一个,一个补足另一个人,——我所不能做到的,我们不知道,别人可以做到。我不是听命于自然力的偶然性的孤独的人,别人会保护我,我处于共同的本质之中,我是整体的一员。”(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98页。)对国家的这种单纯天真的迷恋和颂扬甚至使他忘记了他所设身处地的德意志帝国也是一种国家。
      6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类的全部历史不过是人遗失了自己的类本质,而又重新发现、重新占有的过程,是平淡无奇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人性化的过程:对于最初和最接近的东西乃是最后的最远的东西。人借助于对象化来表示自己的本质,人在开始把这种本质看为自己的本质之前,先是把它看作与自己有别的、超越自己的本质——这条道路是正确的道路——历史给它提供了最平淡无奇的例证。”(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59页。)因而在费尔巴哈的眼里,没有社会形态的自然更替,只有两种设定的国家形式——君主专制和共和国,而与人的本质相适应的则是共和国。
      费尔巴哈还对宗教神学的英雄史观大加驳斥。他称“人们总是拿着一个人的名字安放在一种发明的尖端上,安放在一个国家的建立、一个城市的创设、一个民族的发生的尖端上面,虽然这些是由一大群未知的名字和个人协助而成的;——同样,人也是拿着神的名字安放在世界的尖端上面;平时,一切发明者、一切城市创设者和国家建立者,也都显然被人设想为神。历史或神话所遗下的人、英雄和神,他们的名字,可见大多数本是集体的名字,却被人误认做专有的名字。”(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597页。)
      总之,费尔巴哈以类存在物为基础来展开他的人学学说,“达到了理论家一般可能达到的地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47页。)在当时的德国,费尔巴哈的这种人学思想也成为对抗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忽视人、麻痹人、压抑人的强有力思想武器,起到了一定意义上的思想启蒙作用。然而,他全部人学赖以为基础的类存在物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按照他的人学,人们不能理解自身的存在、认识自身的本质;按照他的人道主义理想,现实的人找不到一条摆脱不合理的生存条件、实现自身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类存在物,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社会的人坚实的基础之上,才实现了人学的彻底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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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1-22 13:21:02

    世纪之交的社会心理学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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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邢占军+关注

    作者简介:
    邢占军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0年第02期 第207-215页

    期刊名称: 《心理学》复印期号: 2000年07期
    字号:大中小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透过时空坐标系追踪着社会心理学这门古老而年轻学科的发展轨迹,感慨良多。这门曾被视为典范地实践了孔德传统并一度给予人们最有力生活指导的学科,是否已建构起属于自身的得以普遍认同的理论体系?自七十年代末以来曾引起激烈争议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将这门学科推向巅峰后,是否又要将它引向危机?对社会心理学在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状况,又该作何评说?本文试循着与此相关的问题,对世纪之交的社会心理学走向做出自己的思考,并就教于社会心理学界的前辈与同仁。
      一、世纪之交的社会心理学体系建构
      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科恩认为,范式是使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具体而言,范式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又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具有共同的范式,才可以称为科学,否则就不能称为科学或称前科学。按照科恩的标准来衡量当代社会科学诸门类,称得上科学(或称常规科学)的可谓凤毛鳞角,由此看来科恩标准难免有些苛刻。尽管如此,科恩的范式论却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那就是,当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逻辑地存在着一个自身理论构建问题。换句话讲,一门现代科学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是,拥有广为认同的属于该门学科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等。
      发展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心理学是否已经拥有了一系列广为认同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了呢?稍有社会心理学常识的人似乎都可以为我们举出若干:社会化、自我意识、角色、印象、认知、动机、需要、攻击、逆反、偏见、态度、交往、从众、利他、冷漠、流行、暗示、摹仿等术语已近乎口头禅;动机理论、需要理论、认知理论、态度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也广为人知;实验、相关、调查、访问、现场等方法也得到较多运用,并成为构建社会心理学方法论的基础。但若要将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而举出其体系,这些为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却仿佛又一下子离我们远去了。来自于不同理论流派的概念或术语,往往都隐含着特定的原理并代表着研究者特定的方法偏好,但在将它们放到一起时,却又是那样地不兼容。以至于我们在社会心理学课堂上讲解某个具体问题时,有时不得不像开中药铺一样罗列出不同流派的散在观点。
      有一种看法认为,造成社会心理学的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社会心理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的取向,而且在不同的取向上还形成了许多流派。的确,社会心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取向,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在不同的取向上进一步分化(或称独立化)出许多理论流派。在这些理论流派中对这门学科曾产生过较大影响且流传较广的有:行为主义流派、精神分析流派、符号互动学派、团体动力学派、认知主义学派等,以及这些流派的不同形式的变种。这些流派都曾一度或多或少地影响过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方向,但是却始终没有哪一个流派在这一学科领域中居于主宰地位。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于物理学、数学等自然学科领域中所呈现出的科恩式“科学革命”趋势。与大多数自然科学中在某一阶段内某一学派的“一枝独秀”局面相异,社会心理学中的这种不同流派的“百花齐放”态势的确为其理论体系建构制造了一定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讲却不是主要原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点有可能恰恰是这门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
      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这种局面归因于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忽视理论建构的实证主义倾向。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表现是,在西方的大部分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其体系编排(在此仅借用“体系”这个术语来指代教材中的章节安排)主要是以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来组织的,在不同的专题中往往陈述的重点是采用实证方法所得出的若干结论,至于逻辑上存在而没有得到证实的因素或环节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八十年代初重建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时,一开始就力图能够对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从总体上加以把握,但由于重点仍在于引介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忙于消化吸收,因此体系建构方面的探索是很不够的。只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才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
      一门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环节,是对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界定。尽管西方研究者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还是莫衷一是,但目前国内研究者的看法则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不在于各家说法在字面表述上的不同(有的甚至差异较大),而在于大家基本上都认同社会心理学应该研究个体和群体在特定背景下的心理与行为规律。毕竟我国社会心理学更多的是引进,在研究者身上尚不具备如西方研究者中所存在的深刻的不同取向研究传统的印记。因此,在我们这里似不应该过多地对自家研究者做些社会学研究取向、心理学研究取向之类的区别。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这种后起性又为我们更为客观地对这门学科加以体系化创造了条件。但事实上,我们没有能够在这方面取得多大进展。不难看出,上述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不过是一个折衷的观点。它一方面试图将行为主义的影响与正统的纯心理学传统揉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则力图将社会学传统中的群体取向与心理学传统中的个体取向加以调和。这种努力,如同西方研究者在对这门学科理论体系探索(假如有这种探索的话)中的毫无建树一样,几乎不可能对这门学科的发展有任何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因此,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为我们提供的体系建构图景仍不外乎:个体社会心理与行为、互动中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群体社会心理与行为,有时还包括所谓的集群心理与行为。换言之,这种思路大多仍建立在对以往实证研究结果的简单归纳基础之上,而对体系的建构则似乎需要做出更多的理性思考。
      在此,笔者不想也无力提出一个能够广为接受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但当世纪之交,这一关乎社会心理学在新的世纪立足根基和发展兴衰的问题日益突现之时,却不能不做出自己的思考。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基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主体的反应规律和特征。所谓主体是指能动的人。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人应当包括具体人(或称个体人)、社会人和文化人。由于这几个概念在现实运用中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含义,在此有必要对它们重新加以界定。这里所讲的具体人是指有着鲜明的生物学特征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他们是构成人类(或将其比作“大写的人”)的细胞,是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主体反应,成为被我们描述为人格或个性的东西。这里的社会人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相去更远。他不是指人性的社会方面,而是指对具体人的社会抽象。在社会的背景下,即便是个体人也表现出与具体人相异的特征,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可能是对具体人的否定。群体理论研究中的“去个性化”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人。假如说基础心理学研究重点在于揭示生理人的反应特征与规律,那么以往的社会心理学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社会人展开的。文化人的抽象程度更高,他几乎完全可以舍弃其现实的生理载体,而成为一个纯粹心理上的概念。他是特定社会和历史在价值观念和人格特质上的淀积。他是历史在现实中的反应,同时他又将现实不断纳入历史。基于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上述理解,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似应循着个体人格、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三个层面逐次展开。
      个体人格层面着眼于具体人。主要研究个体人格的形成与构成规律。在以往的研究中,基础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等学科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其中心理治疗学对该层面有更深的探索。在八十年代以前,西方社会心理学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由精神分析和新精神分析学派进行的。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许多流派,包括认知学派对该领域兴趣大增,奠定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自我理论甚至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进展带来了不小的动力。按照通常的理解,人格是表现在一个人身上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和个性倾向性。它是理解人的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前提,然而在以往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它却是可有可无的。
      社会心理层面的研究着眼于社会人,研究社会人对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心理体验和心理反应。社会人既可以是人类个体,也可以是若干人类个体构成的不同水平人类群体。如前所述,一旦具体人置身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去反应,那么他们的基本心理过程(如普通心理学中所研究的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也就不再从属于某个特定的个体,而成为交互作用的产物。有些教科书紧紧抓住这一点,将社会心理学的体系视为普通心理学体系在社会条件下的引伸,是有失偏颇的。其实,仅就社会心理学这一研究层面来讲,它还应当涵盖传统社会心理学中所研究的人际互动规律、团体动力规律、大众心理现象等等。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者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尤为关注的社会心理承受力、社会心态等问题亦当属于这一研究层面。
      文化心态层面的研究着眼于文化人,即研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主体的心态特征和规律。这一层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对所谓“民族心”的研究。弗洛伊德的晚期著作更是试图对文化心态形成的心理机制进行精神分析的探讨。这一研究层面虽抽象度高,离现实的具体人最远,但却不乏有人对其作实证性的研究。我国研究者对中国人国民性的一些有影响的实证性研究就是较近的例证。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人类学家们的努力,不仅为社会心理学对这一层面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素材,而且也引入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文化心态层面的研究对于理解当代世界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融合和文化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世纪之交的社会心理学方法创新
      历经几千年的曲折发展,是以实验方法为主的实证研究使得社会心理学不再仅仅依赖于狭隘的经验和抽象的思辨,它使科学社会心理学得以诞生,并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得以空前的发展。然而自七十年代末以来,以实验方法为主的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引起了研究者们激烈的争论,批评者们坚信正是实验将社会心理学引向了危机的边缘。而另一方面,实验方法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却并未动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反而有加强之势。与此同时,大规模社会调查这一实证方法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更是得到了空前的运用。
      实验方法在社会心理学中所具有的这种生命力不是偶然的。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就坚信,科学是实验的科学,因为科学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而实验则是理性方法的一种主要条件。实验是通过系统地控制和操作部分变量(自变量、控制变量)而观察其它变量(因变量)作出的反应,并通过数据处理揭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而在实验法诞生之前所流行的思辨方法,则往往是一种在纯理性的超越了感性经验水平之上的概念运动,是一种从概念推导出现实的方法。与思辨方法相对立的经验方法,往往停留在经验和半经验的层次,虽也进行一定的观察、搜集和整理工作,但却是不精确的,也没有一套可靠的方法和有效的途径来加以验证。因此,对于实验方法对近现代科学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无论怎样估计也不过分。
      然而,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实验方法却受到了严格的审视。实验方法的批评者们对社会心理学实验的批判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首先是实验的现实性问题,即在实验室这一高度控制的背景下所得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其次,如何处理社会心理学实验中的对象反应性问题,这一问题在自然科学实验中是不存在的或可以忽略的。第三,实验者的价值中立问题,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地受到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影响,有些人担心,社会心理学实验者在前提假定和结果解释等环节中会比自然科学家更多地受到个人价值取向的左右,难以保证实验结果的客观性。第四,社会心理学实验被试的资格问题,由于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绝大部分结论都是在青年白人学生身上取得的,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结论是否普遍适用。第五,西方社会心理学对实验的过分迷恋,和由此而导致的实验主义倾向和以方法为中心,有将社会心理学研究引向工具主义的偏向。第六,社会心理学实验中的伦理学问题,这一问题事实上也是诸如新闻报道、影视制作等领域中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有时它已不限于伦理道德,而涉及到人身合法权利问题。从以上这些指责中不难看出,那些对实验方法本身的批评是软弱无力的,其中绝大部分责任似乎不应由实验方法来负,而应当由实验者来负。实验方法在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时,只是增加了实验设计的难度,而并不足以否认实验的基本逻辑。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中,必须要解决好实验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践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再精密的实验,如果不能得到人类实践的验证,都是没有价值的。而西方的一些实验研究,尤其是实验室实验,恰恰没有很好地注意这一点,因此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所取得的实验结果持谨慎的态度。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所存在的实验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则更是超越了实验方法本身。这种倾向固然与研究者的方法论取向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这种选择的现实根源。在所研究的问题不便或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之前,对方法过分加以关注似也无可厚非,但这却实在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长期以来习惯于从总体上把握事物,长于抽象思辨,缺乏实证经验,这一特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尤其要提倡实验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应当注意避免实验法在西方研究中出现的种种误区,使这一科学研究方法发扬光大。
      事实上,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实验室实验并非唯一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现场实验、现场调查、问卷调查、心理测验、观察访谈、临床调查、田野考察等方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这些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实证的研究方法。以临床调查法为例,以往我们很少涉及这种研究方法。提到弗洛伊德的理论时,我们往往将它视为一种思辨性的假说,而忽视了他的理论的来源。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假说本身,虽很难为常人所接受,但赖以支持其假说的材料却来自临床调查这一实证的途径。因此在西方,弗洛伊德的学说亦被视为实证的科学。在此还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有时候在讨论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功与过时,往往将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对立起来,认为只要强调实证研究,就必然忽视理论研究,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弗洛伊德和其他一些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们的工作是对这种观点的最好反驳。其实,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都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它们在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事实上二者可以互为补充。实证的研究方法主要用于搜集材料,而理论的研究方法,则主要对所搜集的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并由此而提出理论假说,构建理论体系。因此,我们不能因循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实证化倾向,忽视理论建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走向反面,去一味地强调理论方法的作用,否定实证方法。
      要使社会心理学在新的世纪里有较大的发展,方法上的创新与突破是至关重要的。就社会心理学方法的创新而言,一方面应当重视理论研究,加快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理论综合与体系建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基本的,则是加强对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当前西方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最大推动力来自计算机技术的进展。计算机运行速度的加快,大大便利了研究者对统计数据的处理,并使得一些以往被视为不可行的方法在现实中逐步运用和推广开来。自三十年代开始出现的因素分析方法,就是统计学与计算机技术联姻的产物。今天,它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对复杂现象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有力工具。这种方法的出现,不仅大大强化了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等方法的功能,而且其自身也在整合与发展中不断接近于成为一门科学。计算机编程技术的进展,更是与计算机运算速度一起,大大简化了以往繁杂的统计程式,将研究者从繁重的运算劳动中解放出来。西方研究者根据社会科学对统计技术的要求编制的SPSS、SAS等统计软件包, 在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中得以广泛的应用。在这些统计软件的支持下,多水平和多因子的实验设计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在掌握了计算机编程技术后,将这一技术直接运用于实验设计,开创了一种称之为电子计算机模拟实验的新的实验方法。这一方法在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人际交往、群体动力等一些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当然,当我们越来越多地将电子计算机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工具的同时,也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专业素质,掌握好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的一些基本规律,这是进行任何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要深入实践、深入人类社会实际。决不能单凭数据机械地去套用某些常模和标准,做出武断片面的解释,重蹈前述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以方法为中心的复辙。
      三、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建设
      中国社会心理学自八十年代初重建至今已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历程。在这段时期内,我们的研究有哪些进展呢?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是考察一下这段时期内社会心理学的有关文献。鉴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索引》涵盖面较广,且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笔者对该目录索引下(1979—1997)分类名为社会心理学的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共得到603个记录,其中8个记录是有关会讯、会议纪要、学会信息的,其余595篇则为论文和研究报告。根据对这些论文和研究报告内容的进一步分析,其中85.5%集中在以下11个方面。(表1见下页)
      ——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又可粗略地分为4 个方面,研究者基本上采用理论研究的方法。第一个方面主要是探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现实意义,以及社会心理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等。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建设,出现了社会心理学“中国化”和“本土化”两种提法,也有一些文章对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第二个方面的研究抽象程度较高,有些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分析社会心理等现象。论述了社会心理的含义、结构、特征、作用、形成机制,以及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稳定、社会规律、民族凝聚力等的相互关系。第三个方面主要是对社会心理学领域中一些带有总体性的问题的回顾、展望、综述和评价。第四个方面的几篇文章研究了我国古代思想家的一些社会心理学思想。
      ——变革中的社会心理研究。这类研究是同我国改革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是对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心理问题所做的一些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了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对时代和社会的强烈关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我国城市居民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方面改革的态度的研究。从文献上考察这类研究,最早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1985年2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单位联合进行了“物价改革的社会心理反应”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此后,这类调查研究不断涌现,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对改革中的一些重大举措,例如物价改革、住房改革、工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企业改制、体制转轨等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查研究,力图把握城市居民对这些措施的心理反应,帮助决策层掌握“民意”的动向,为改革的顺利进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提出建议。与这些实证研究相呼应,也出现了不少对改革中的社会心态的深层次的理论分析。这类研究涉及到对社会心态的一般规定、本质、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理论思考。在对改革的社会心理研究方面,还出现了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即社会心理承受力问题,对该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表1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文献资料索引(1979—1997 )社会心理学类文献内容分析
      
       研 究 内 容 篇数 累积篇数
      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对象、方法、学科构建
      88 88
      
      
      
      社会心理诸问题理论思考 53 141
      
      
      
      回顾、展望、综述、评价 15 156
      
      
      
      中国古代社会心理学思想 3 159
      变革中社会心理研究:城市居民心态研究
      46 205
      
      
      
      社会心理承受力研究 19 224
      
      
      
      社会心态理论思考
      19 243
      
      
      
      农民心态研究7 250
      社会现象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特殊社会现象 70 320
      
      
      
       大众心理现象 5 325
      国外社会心理学理论评介 54 379
      人际关系、互动、社交心理研究
      36 415
      经营、消费、服务、广告等方面社会心理研究
      30 445
      教育、宣传社会心理学研究
      22 467
      婚姻家庭心理学研究 16 483
      群体心理学研究 12 495
      国民性研究 9 504
      管理、领导心理研究 5 509
      
       研 究 内 容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对象、方法、学科构建 14.814.8
      
      
      
      社会心理诸问题理论思考 8.923.7
      
      
      
      回顾、展望、综述、评价 2.526.2
      
      
      
      中国古代社会心理学思想 0.526.7
      变革中社会心理研究:城市居民心态研究
      7.734.4
      
      
      
      社会心理承受力研究 3.237.6
      
      
      
      社会心态理论思考
      3.240.8
      
      
      
      农民心态研究
      1.242.0
      社会现象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特殊社会现象11.853.8
      
      
      
       大众心理现象 0.854.6
      国外社会心理学理论评介9.163.7
      人际关系、互动、社交心理研究 6.169.8
      经营、消费、服务、广告等方面社会心理研究 5.074.8
      教育、宣传社会心理学研究 3.778.5
      婚姻家庭心理学研究2.781.2
      群体心理学研究2.083.2
      国民性研究1.584.7
      管理、领导心理研究0.885.5
      已初具规模,且方兴未艾,这一理论热点给整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带来了一股活力。对改革中社会心态进行实证研究,大都以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也出现了少量对农民心态的调查研究。
      ——社会现象的社会心理学分析。这类研究主要包括运用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对一些特殊社会现象所进行的研究。这些现象大多都是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像“追星热”、“崇红”现象、冷漠现象、外遇现象、农民“怕政策变”现象、评选国花现象、“浙江村”现象、“抢购风”、“毛泽东热”、“远来和尚好念经”、三峡移民、长江漂流等社会现象与社会事件。也有一些是对历史上存在过的特殊现象所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例如,关公崇拜、帝王心理、“文革”现象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研究在近二十年来的报刊文献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仅次于有关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方法和学科建构方面的研究。另外,在这一部分还包括少量对流行、时尚、流言等大众心理现象的研究。
      ——国外社会心理学理论评介。这类研究集中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以介绍美国和前苏联的社会心理学历史、现状、发展趋势为主。九十年代以来,一些评介性的论文主要关注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若干热点领域,如偏见研究、挫折心理研究、“控制点”理论、自我研究等等。
      ——人际关系、互动、社交心理研究。这类研究主要考察了影响人际交往的因素,人际互动的规律,以及克服人际交往中的心理障碍,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策略等问题。多以青年人为研究对象。
      ——经营、消费、服务、广告等方面的社会心理研究。这类研究主要与人们的经济活动有关,但研究的领域较广,涉及到商业、客运业、旅游业、银行业、广告业、演艺业以及信息服务业等。研究对象既包括营销和服务人员,也包括广大消费者,另外还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客观环境方面的研究。
      ——教育、宣传社会心理学研究。在教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面,有几篇论文是关于这门分支学科的意义及总体介绍的,有些研究则试图考察课堂中的交往和互动规律及其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这方面的一个研究热点是有关非智力因素(有时也称之为非认知因素)的研究,这类研究集中在八十年代末以来,力图打破传统的智力观。对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社会心理研究,则集中于探讨宣传活动的社会心理功能,影响说服宣传的因素,以及其它宣传心理学的基本规律。对宣传教育中的“逆反心理”研究是这类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婚姻家庭心理学研究。这部分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恋爱、结婚、离婚中的一些心理障碍和心理因素的探讨。另一类则主要研究家庭生活中的心理学问题,如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家庭结构意愿等等。
      ——群体心理学研究。这类研究涉及到群体心理的规律、群体心理的变革,以及对群体心理效应的调控等问题。
      ——国民性研究。这里的国民性研究是指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格和现实人格典型特质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深层次理论研究为哲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则主要利用实证的方法对国民性及其形成因素加以探讨,有些研究还涉及到国民性的变革。
      ——管理、领导心理研究。社会心理学理论在管理和领导活动中的运用是比较广泛的,有些报刊对这类文章也注意编发,但内容以介绍和应用为主,这也可能是该类文献索引收目较少的一个原因。收目的这几篇文章主要涉及到管理和领导活动中的决策心理、用人心理,以及领导者的影响力等等。
      以上仅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文献索引》这一视角对近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状况加以梳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要比上述概括广泛、复杂、深刻得多。不过从这个大致的概括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问题。譬如,“头重脚轻”和“头轻脚重”的问题。“头重脚轻”是指我们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以理论探讨为主,实证分析所占的比重过低,这样我们进行理论思考的材料中很大一部分要依靠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平添了许多中间环节,这是制约我国社会心理学理论突破的一大“瓶颈”。“头轻脚重”是指我们在对国外一些理论包括重要实验结论的引介中,生搬硬套多,普及运用多,而必要的思考和反省少,有时不太注意这些理论和结论的适用背景和条件,这种偏向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以及应用社会心理学诸分支学科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再譬如,在实证研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研究改革中居民对具体措施的态度、对生活的满意感等方面。这类研究以大规模抽样调查为基础,以数理统计为技术手段,但其研究结果则具有动态性和实用性,在国外也一般由民意和新闻机构操作,主要为政策服务,仅是社会心理学中有关社会态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因此,如何更好地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加强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在中国社会心理学建设中,本土化的观点是较有影响的。这一观点最早是由港台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提出的,在大陆学者中也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在前述文献索引中,有12篇论文是以此为标题的,可见其影响之大。本土化的基本含义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视点和方法,研究中国人自己的社会行为,得出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和结论,构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心理学体系。然而,当我们试着从头开始来构建中国社会心理学时,我们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小的困难。首先,如果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方法和思维习惯来把握社会心理现象,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是与当代社会心理学这门科学难以衔接的,于是我们不能不继承西方的研究方法,并在批判与反省中,使之创新与突破。其次,我们自己的理论与结论,能否代表人类主体反应的一般规律,这个问题如同西方研究者从西方人身上所得出的结论一样,是颇成问题的。假如我们借口文化背景差异,而否定人类社会性主体反应存在一般规律,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而代之以“美国人社会心理学”、“中国人社会心理学”、“欧洲人社会心理学”、“××人社会心理学”等等即可。在社会心理学的中国建设中,我们不必自卑,但的确需要自我超越,唯有此才能跟得上当今科学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步伐。在对待我们自己在中国人身上所得出的若干社会心理学研究结论时,我们不必过分地强调文化情结,因为这些材料不过是社会心理学体系中的一些佐证,而不是体系本身,唯有采取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胸怀来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与交流,我们才有可能在新世纪的社会心理学发展中居于有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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