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到城市:文化转型的视角

山东民间智库

来自: 山东民间智库(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1-22 11: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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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1-22 11:30:57

    未来的城市与都市人类学
    ——都市人类学研究(下)
    On Cities of Tomorrow and Urban Anthropology ——Ohe of the Research Papers on Urban Anthro-pology

    作 者:
    周大鸣+关注

    作者简介:
    周大鸣,1957年生,湖南湘潭人,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代表作是《现代人类学》、《中国乡村都市化》等。广州,邮编:510275。 Zhonyshan University

    原文出处: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南宁)1997年第04期 第36-43页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未来都市聚落的趋势,都市体系和世界性都市的出现及都市结构的变化;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未来都市中潜在的问题;且从国际都市人类学研究主题的变化,并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提出了都市人类学的未来取向。
    The fllowing thesis probes into the tendency of thedevelopment of cities of tomorrow,the system of cities andthe emerging of cities of the world.the changes of urbanstructure and so on.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potentialsexisting in cities of tomorro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well as in developed ones,and predicts the changes of thesubj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urba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and the future trend of urban anthropology in accordance withthe specific conditions in china.

    期刊名称: 《社会学》复印期号: 1998年02期
    关 键 词:
    都市/都市问题/都市人类学

    字号:大中小
      研究未来的城市,必须预计未来的经济、社会结构、文化混合、管理方式,以及交通、信息、机械技术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和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对人类活动、居住方式的作用。而未来城市的变迁必将影响着都市人类学研究主题的变化。
      一、未来的全球性都市聚落
      (一)城市发展的趋势
      尽管各国都市化的过程不同,未来的发展也有不同的模式,但是预期仍有一些共同的发展趋势。
      1.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发展中国家,人口的高增长率致使占据人口净增值的绝大多数。2.到21世纪,尽管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增长比发达国家(北美、欧洲、大洋洲、日本)迅速,但是到21世纪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仍然不会超过50%。3.在未来的1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主要是城市人口的增长。4.发展中国家将持续地在世界城市总数(包括各类城市,尤其是在都市群)中占绝大多数。5.发达国家乡村往城市的移民将持续减少,迁移的方向也不一定是大城市;而发展中国家乡城移民迅速增长,并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心。6.发展中国家的都市首位度和核心与边陲不平衡的问题将进一步扩大。
      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都市化模式和过程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两者之间的民族和城市正通过先进的技术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用“时空聚合”这一概念来检验都市中心和网络在全国与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度。这一概念指的是当绝对距离保持不变时所需旅行的时间和通讯的时间。铁路和汽车使得两城市间的接触比乘马车要方便和迅速,飞机和电话更缩短了旅行和通讯的时间,这表明地理的影响正在缩小。时空聚合的观念可以用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和都市中心。最终,全球的都市无论绝对距离多远,其时空聚合将高度整合。
      当然,时空的聚合取决于一个社会是否采用这些先进的技术,时空聚合的影响也必须在国家的、或国际的水平上实现。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富裕地区比贫困地区更容易、更有条件接受先进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发展中国家,目前只有大的都市中心通讯和交通条件得以改善,而广大的乡村还难以消费得起。因此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全整合在地球村里,只是大的都市中心成为受益者。
      时空的聚合可以根据旅行的时间和花费来测量。随着技术的进步,1950年需要24小时旅行的距离,而到今天仅需要6—10小时, 同时跨越空间所需费用也随着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而稳步下降。这样空间的聚合意味着通向任何地方的电话时间的花费与距离无关。
      时空聚合的意义在于怎样影响对未来都市中人们的决策和生活。到21世纪,超过50%的人将生活在都市中,超过一半的人将直接或间接受空间技术进步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政府、学校及家庭受大众传播的影响,几乎可以同时收到瞬间的信息,这有助于国际间的相互了解和冲突的调和。迅速的交通也促进流动范围的扩大和交流的增加,这有助于劳动力的流动、商贸业的发展和国际产业的分工。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把个人和家庭更紧密的聚合在同一地球村里。但也将产生新的问题:一方面个人比任何时候有广泛而迅速的联系,另一方面个人之间的隔离和孤独比任何时候严峻。未来的城市规划,将优先考虑吸引居民的公众设施。
      都市中的商业、大学、政府、工业、都在向国际化发展。都市中的组织和个人也越来越多地进行跨地区、跨国的联系。但是,由于语言、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的差异所造成的心理、政治上的障碍,在日益缩小的世界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有着什么意义,或者,经济的一体化会带来文化上的一体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的差异将长期存在,但随着交往的增多,相互的了解也越多,促成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使得文化的差异不再成为交往的障碍。
      (二)城市体系的出现
      城市的扩展,人口的增长,大、中、小城市群沿着主要交通干线,尤其是交汇点分布。在沿海岸线的主要港口不但操纵着国内和国际的通商,而且附近的旅游、观光、休闲活动的场所也迅速成为都市、或都市附加的地区。这些地带,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强、贸易的增多,促进了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发达,促成了城市体系的产生。大都市与中小都市整合成经济学上的体系,并超越了地区和国家行政体系的划分。
      在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上,集中了单一的要点的个别城市体系,或许最终会整合为全国性城市体系的一部分。城市体系或都会带,是由现存的单个的城市发展成的。这种“填充”的过程发生在沿主要交通线和通讯网的交汇点上。在这一阶段,城市带或体系中的人群、公司、和机关联系起来。
      这种地区性或全国性的都会带填充的过程并不限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和城市人口高密度的地区,随着都市的膨胀更容易形成都市网络。主要的城市和地区的主要中心(在交通要点、新的行政中心、新的工业区)逐渐形成带状的都会区。这种体系在一些国家已开始出现:如巴西的最南端从里约热内卢到圣保罗,墨西哥从墨西哥城到韦拉克鲁斯,埃及从亚历山大到开罗,印度尼西亚从雅加达到苏腊巴西等等都形成了都会带的雏形。发达国家从未经历过发展中国家这种持久的乡村人口增长和高密度。因而发展中国家在大的区域内都市和乡村的高人口密度导致新的都市形式产生。这种都市和乡村的聚合将蔓延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印度的北部、西部和东部。在发展中国家组成这些都市体系的最大城市可能将更容易整合到发达国家的体系中,而不是其自身国家的较低体系中。全球都市核心和乡村外围组成一个并非完全整合的都市系统。
      (三)都市的结构和功能
      未来都市数量的增长,沿着交通和信息网延伸,将导致新的都市结构出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经济的变迁,尤其是劳动力收入的增长,将使未来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定位。
      1.都市结构。宽阔的国际性的都会带,大都会将成为主要结构。交通走廊和环境宜人的地方将成为未来都市生长和扩张的中心。北美、欧洲、日本等国家都市的近郊化,是由于低廉而充足的燃料、汽车的普及,以及大城市近郊土地的开发。近郊化,导致都市规模的扩张和都市中心的衰落。未来都市中心的重建将成为这类都市的主题。
      Doxiadis和其他有先见之明的人认为,未来的特大城市、大都会区和Ecumenopolis是21世纪的主流。首要城市、第二、第三位都市中心将构成这样的体系:人员、原材料、制成品及服务在接近交通干线的地方发生交换。随着全国性的都市体系出现在更多的国家里,这些新老都市聚落将整合成新的团块,亦将会产生新的问题。
      与都市结构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未来的城市自然景观将变得相似。在商业中心是层叠的高楼大厦,在城市中心高密度住宅与各类商业公司混合在一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的发展变得太相似而毫无特色。发展中国家制定的全国性的都市计划制止乡村向都市的移民、将工业、政府机构、商业从旧城区分离出来是成功的。但也造成了城乡的隔离,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往往成为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发达的都市与贫困的乡村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些城市新建筑的结构也雷同。许多发展中国家把摩天大楼、立交桥、庞大的体育中心视为现代化的象征。尽管这些“现代化”建筑的造价是昂贵的,可是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并不整合,其利用率极低。
      2.都市的功能。与未来都市结构相连的问题是都市的功能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很显然,今天发展中国家除了前工业城市、工业城市外还将增加第三类城市:即后工业城市。这种城市以服务为主,包括研究和开发技术、旅游娱乐、出版和电讯及各种管理。因为后工业社会的城市与前工业时期和工业时期的城市相比有不同的劳动力组成,因而组织和结构也不同。前工业和工业城市活动的场所通常离居所相对近的地方。工作、礼拜、购物、娱乐的场所在较近的范围之内,通常是步行、或公共交通方便的地方。甚至商业和工业也趋向建在离原材料供应点、其子公司、市场、所需服务部门(银行、法律、政府、广告)不太远的地方。高密集结构的城市和商业、工业及居住的集合体代表了前汽车时代;汽车的冲击,改变了城市的结构,如城市的道路、停车场增多,工业、商业、居住的分区,以及郊区化等等。
      假如,更迅速的交通和信息是后工业城市的两种属性,那么这种城市的结构可以设想成什么呢?也许,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都市系统、特大城市和都会带。但未来城市的主要特征是更加分散而又相同的发展。尤其是那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利益和能量耗费可以限定城市蔓延的程度。这一特征将与私人汽车和批量运输的错综复杂的高速公路系统联系起来,同时也与家庭中工作的个人连接起来,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许多高技术的、或半技术的工作能在家中完成。此外,不必外出就可以进行医疗检查、开会、选举、订购商品和写信。由此,可能会导致城市人口的分散。
      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仍在经历发达国家城市已经历过的交通、通讯和市场的冲击。卫星、电视、计算机技术的引进尚不足以改变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都市形态的后工业经济和迅速的交通、瞬时通讯将达到什么程度?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城市可能将越过工业阶段,而直接进入类似发达国家后工业都市发展的阶段。城市的生长可能是选择较为分散和平行发展的模式,而不是聚集和层级式的发展。
      二、未来的都市问题
      虽然就全球来看,每个国家和都市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但是仍有许多现在的或潜在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着5类问题:1.怎样满足和提供人口日益增长的基本需要;2.非整合的都市活动;3.制止乡村到都市的移民潮;4.急剧变迁中(从前工业城市到工业城市),居民对文化变迁的适应和调适;5.既要管理好环境又要维持经济的增长。
      对发达国家将来面临的问题有:1.提高生活的物质质量;2.适应人口的零增长和缓慢增长;3.适应潜在的资源短缺(尤其是水和能源)的危机有规划的选择聚落;4.减缓都市居民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
      (一)发展中国家
      我们避开年龄、性别,以及民族和政治意识不谈,而仅讨论人类的基本需求。这些基本需要被界定为:可以负担得起的、安全的住房,可饮用的自来水,有效而便利的医疗保健,普及文化的学校,规范的农场和市场体系,基本的交通和通讯系统。提供和满足这种需要是同样重要。许多国家和国际援助组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提供这种最低限度的需要。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是:高速的人口增长,庞大的债务和发展优先权的冲突,这些都需要庞大的资金才能解决。然而这些国家的金融资源极为有限。因此各种援助常常面临选择和道德的问题,究竟哪些城市和村镇该援助,哪些不能援助呢?这也是援助中的“优先权”的问题。就像一条行将沉没的危船,谁优先上有限的救生艇一样。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怎样将过度集中的都市活动分散。城市的首位度过高,因此需要规划来打破这种都市体系,而将都市化的利益扩展到其他都市中心。首位城市虽然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地位越来越重要,但也造成了与其他区域的隔离,变成了“孤岛”。这样的城市更像一个国家之外的城市,而不是国家内的城市。因此需要从集中向分散发展。中国、以色列和坦桑尼亚试图消除城乡分离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努力是有成效的。
      限制乡村向都市的移民与分散都市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随着移民比例的提高,尤其是向首要城市移民增长,政府面临着如何解决都市居民的基本需要和就业、半就业的困难。高失业和非充分就业将导致更为严重的问题,除非有其他可以替代就业的都市和地区中心的兴起。否则难以缓和移民潮。有的人认为是因为没有限制自由迁移的结果,可是,许多强制性地禁止移民的努力并不成功。从长远来看,真正可以解决和缓和移民潮的办法是计划生育,这比规划建立第二级、第三级都市中心要成功得多。
      第四个问题是一些传统取向的发展中国家怎样与周围地区一样过渡到迅速变迁的世界中来。先进的运输和电讯业可能促使前工业城市的基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但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那些预期的变迁是怎样发生的?二是将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力?那些变迁是缓慢的还是迅速的,是强迫的还是自愿的,是接受的还是排拒的。了解这些不但有助于预期发展中国家前工业城市的未来,而且有助于理解全球的都市化。人道的、有计划的、逐渐的从前工业城市到后工业城市,将较好的适应不断聚合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城市越过工业化阶段,而直接从前工业跳跃到后工业社会。这种跳跃,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未曾发生过,因而又产生了一个疑问:依据发达国家而形成的西方都市化理论和模式能否适应和理解发展中国家都市化模式和进程?
      第五个问题就是努力减少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差距。城市中的医疗保障、儿童教育机会、安全、住房、就业机会、供电、供水及燃料的差异是巨大的。这种差距不仅存在于新、旧阶级间,永久居民和暂住居民之间,而且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优越民族与一般民族之间。但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居民间的不平等的问题。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官僚主义都是解决问题的障碍。
      (二)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首要的问题是提高生活的物质品质,因为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居民已满足了最基本的需要。因而政府和规划者的任务就是提供一个整洁、安全、卫生的环境。当制定了平等的政策、职业、教育和司法时,空气、水和噪音污染就成为主要的问题。当经济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人们感兴趣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产品的质量。
      鉴于人口的增长率日趋稳定、甚至下降,发达国家将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主要目标。在人口稳定的条件下,社会、经济和环境的规划比较易于实行。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口已经或接近零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的增长将延缓这些国家人口零增长的到来(如美国和加拿大)。另外难民流向那些特定的沿海城市和国际性都市,引发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社会、经济调节力的降低和经济增长的停滞。这种变化是缓慢而不平稳的。工业社会的另一个标签是经济增长,许多新的工业项目支持着人口的增长。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是政治的变革。对于一个增长缓慢的社会,公司、组织、个人都面临着调适的问题。但是那些增长缓慢的城市和地区也并非一无是处,因为改善卫生、休闲、教育服务和物质环境更为方便。
      能源价格的增长和供应的短缺直接影响着当代都市的结构。能源价格不仅影响成熟规划的形式(水平的、垂直的),而且影响着居民的交通、娱乐、和消费。像日本、北美等依赖汽车的社会,受能源价格的影响更大。居住相对集中的欧洲城市所受影响要小些。聚落的结构和功能显现出人们日常生活中能源的重要性,反而忽视了位置、文化、财富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连带出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什么样的能量混合(原子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等)将是未来个别城市或都市区域的特性;其二是向后石油时代的过渡,是否会造成物质的、经济的、和情感的严重损伤。从能源可以预期未来城市之路及其居民生存的水平和舒适程度。
      能源的消耗与发达国家面临的第四个问题相关:规划不同类型聚落和不同结构的水平。但是无论什么新的或不同的聚落,无论是在市中心、郊区或远郊,其建筑、交通,或人们基本的传递和休闲都必须消耗能量。现在有关新城镇、新社区等方便工作、消费、娱乐和养老环境的设计,都取决于未来的能源市场和社会消耗。
      最后一个问题是:对全球性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调适及变迁的速度。这种转变将包括个人工作于一家世界性的公司,政府从事地区的或半球的环境和经济政策的制订,以及非政府组织来监控男女之间、有特权和被剥夺群体之间、富裕地区和城市与贫困地区和城市之间的不平等。地方的、国家的和跨国家的经济社会基本结构的变迁必定会影响大、小城市、都会带居民的生活及城市自身组织形态和环境的变化。
      三、建立世界体系都市人类学
      都市人类学自产生以来,其研究的主题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们通过追溯都市人类学的发展史,来前瞻未来的方向。
      (一)纵观1950—1970年,都市人类学的研究有这么几个特征:
      1.探索都市贫困问题,包括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匮乏文化”及论争。2.关于“乡—城移民”的讨论,以及“城市中的农民”的研究。3.有关都市邻里的研究,如“都市村庄”的透视。4.志愿社团的适应功能和结构。5.亲属关系在城市中的持续性。6.角色差异的分化及网络分析技术的应用。7.族群和族群性的研究。
      1980年以后,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并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检讨,指出了不足之处:1.人类学家仅注意都市贫困和都市移民的研究,而忽视“社会上层”、富人、中产阶级和决策者的研究。2.忽视了对城市的“世界体系”的透视,仅注意乡城移民和国际移民推拉的文化意义,而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的重构和全球流动性进行分析。3.仅注意工作场所和工作关系而缺乏对本地居民与活动的比较。4.缺乏对妇女、性别和性生活的比较研究。5.缺乏对整个生命周期的探讨;都市人类学家重视老年人研究而忽视青年人的教育和培训。6.对都市宗教、卫生和大众文化缺乏兴趣。7.社会基层政治很少用来作为中心研究课题。8.强调都市生活的秩序和连续性,较少调查社会关系的结构和转化。
      80年代的都市人类学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城市不是一个孤岛”的论争,对过去把城市视为孤立的、僵化的研究提出了批评。新的理论认为,城市只是社会或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都市关系是一个连续体,与国家或国家制度中的教育、传播、运输、生产、商业、福利、工作、市民、住房、土地使用密切相关。
      二是在研究内容上有较大的变化,很少对“什么是城市”,“都市性”等定义进行讨论,而是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学、生态学、考古学等方面,强调对都市进行全方位的考察。
      三是在研究主题上集中在对都市族群的研究上。研究都市族群的人口密度、权力关系、族群结构以及族群之间的关系。
      四是研究的地域从英语国家扩展到世界各地,都市人类学被各国广泛接受。
      表 1 都市人类学研究主题表
       主题1~10卷 11~20卷 合计
       经济 61
      121 182
       族群 6674 140
      家庭、宗教、亲属5850 108
      性
      1562
      77
      移民 2518
      43
       社会结构 2416
      40
      贫穷和下层阶级 2316
      39
      保健 713
      20
      政治 9 9
      18
      宗教 7 6
      13
       中产阶级和精英 7 18
      合计 302
      386 688
      从上表看,经济学是最重要的主题(182),其次是族群研究(140)以及家庭和亲属研究(108),前10卷与后10卷进行比较,可以看出80年代有关经济、性、族群、保健的研究更为重要,而有关家庭、亲属、移民、社会结构、下层阶级、中产阶级和精英的研究减少。
      这种研究主题和研究地域的变化,与世界的发展密切相关。近20年来各个国家都把经济发展视为最重要的目标。在发展过程中,民族矛盾、族群矛盾、性别差异引发的问题较多。因此以应用为特色的都市人类学把经济和族群作为最重要的主题。而研究地域的扩大正是城市全球化发展的结果。随着世界体系城市的建立,未来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方向也在此。
      (二)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都市人类学有了新的发展,都市人类学学会有会员400多人,来自10多个学科,20多个民族; 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淄博、丹东)并加入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出版了《都市人类学通讯》和相关的论文集;在中山大学开设了都市人类学的课程,并做了专题的研究,出版了《中国乡村都市化》等书。
      尽管都市人类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当前飞速的都市化相比,还需要上一层楼。我国都市人类学如何发展?笔者以为,除了借鉴国外都市人类学发展的经验以外,更重要的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进行研究。也就是把都市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都市人类学的主题,将理论与应用相结合。
      我国都市人类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第一是中国都市文化的多元性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有56个民族,大的民族还是由许多具有地方色彩的群体构成的。这种多民族、多族群所表现的多元文化在都市中尤为突出。因此,研究都市中的民族关系和各地方群体的关系,推进和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平等,各地方群体的团结和平等,是都市人类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二是都市化带来的文化适应问题。变迁与适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的都市化进程很快,这表现在城镇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乡村生活方式的都市化等。这种急剧的文化变迁,使得城市中的人都面临着调适过程,只是个人经历的转折不同,而所需要调节的范围不同而已,如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汉族地区到民族地区、从乡村生活向都市生活等等都面临着文化适应问题。都市人类学应该探讨都市化冲击之下文化变迁的进程以及不同环境下的适应策略,制定指导变迁的计划,为都市化服务。
      第三是都市中庞大的外来人口问题。伴随着都市化而来的是人口的迁移和流动的问题。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劳动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从事交通、建筑、服务等各行各业的工作。外来人口一方面给城市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一系列难以承受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治安、管理、住房、计划生育、文化教育、文化适应、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冲突等等。怎样管理外来人口,制定公平合理的政策都是都市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四是加强城乡关系的研究。将城市与乡村联系在一起研究是人类学的传统,而我国过去不太重视这方面的研究,都市人类学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在过去,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政策,因此在城乡关系上发生的问题也较多。如市与县的、镇与乡、村的矛盾就较多;企事业单位与周围乡村地区常常造成紧张关系;城乡结合部,往往成为“三不管”的地方,成为犯罪和各种越轨行为多发地区。都市人类学应该注重城乡的相互影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交互影响,协调城乡关系等课题的研究。
      第五是加强对城市基本组织的研究。中国的城市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城市的特色,如“单位”、“居民委员会”、传统里巷、机关大院等等,还有社会网络的调查和分析,亲属和家庭的分析以及职业群体的分析,这些既是城市的基础,亦可反映城市的本质。另外就是对乡村都市化的研究,尤其是研究乡村的基础村,村是怎样从农村变为城市的,变迁的过程中是怎样适应的;农村的个人和家庭是怎样适应都市化的冲击的。
      总之,随着中国未来的都市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会越多,这不但为都市人类学提供用武之地,也使都市人类学所扮演的角色也会更重要。
      责任编辑注:《未来的城市与都市人类学》(上、中)见本专题1998年第1期。
      收稿日期:1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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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参考文献:
    ①周大鸣:《都市人类学三题》,《中山大学学报》,1991 年第4期。
    ②李德洙主编:《都市化与民族现代化》,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4年。
    ③李德洙主编:《走向世界的中国都市人类学》, 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
    ④Stanley D.brunn & Jack F.Williams,Cities Of The World,Harper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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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1-22 11:31:24

    庙、社结合与中国乡村社会整合
    Combination of Temple and Cla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s Rur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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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周大鸣+关注

    作者简介:
    周大鸣,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周大鸣,男,湖南湘潭人,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贵阳)2014年第20146期 第19-25页

    内容提要:
    社神和庙宇都在乡村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之间既存在一定差别又紧密联系。在对潮州饶平所城乡和中山小榄镇永宁社区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归纳出社、庙之间的三种关系类型,并进一步讨论了社、庙对社区认同和排他的影响。文章指出,社神认同仅限于“社”这种最小的聚落单位,因此社神的主要功能表现为社会区分;而庙宇的祭祀圈范围则依所奉祀神祇的神格大小而定,神格较高的庙宇社会整合能力也较强。只有将社、庙结合起来分析,才能洞悉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
    Clan gods and templ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social integration; they are different yet interrelated.Based on the field work in Chaozhou and Zhongshan of Guangdong Province,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ree type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n and temple,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clan and temple on community recognition.It is pointed out that clan gods are confined to the smallest living unit of "she"(clan) and thus display the main function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and that temple services may vary in range according to the ranks of gods and thus show a higher 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It is only when clan and temple are combined for analysis that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community can be perceived.

    期刊名称: 《社会学》复印期号: 2015年04期
    关 键 词:
    社神/庙宇/乡村社会/社会整合/clan god/temple/rural society/social integration

    字号:大中小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14)06-0019-07
       笔者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三缘”,即血缘(家族、宗族制度),亲缘(姻亲、亲属制度)以及地缘(祭祀、信仰制度)。本文讨论的庙社是地缘组织的一部分。在农村调查时,各种庙宇和社神是随处可见的,学者们大多笼统地将其归为“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来讨论,而很少对二者进行区分。事实上,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庙与社是两个既有差别又相互关联的体系,二者都在乡村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将以潮州市饶平县所城乡和中山市小榄镇永宁社区为例,就庙与社的关系进行讨论,进而提出庙、社结合是中国乡村社会重要的整合机制之一。
       一、庙、社的概念
       庙最早是祭祀祖先的处所,《说文》:“庙,尊先祖貌也。”段玉裁注:“古者庙以祀先祖。凡神不为庙也,为神立庙者,始三代之后。”[1]P456现在,庙大致可被分为三类:一是祭祀祖先的建筑,称家庙或宗祠;二是奉祀圣贤、神灵的祭祀建筑,如关帝庙、龙王庙、城隍庙等;三是各种宗教建筑,如佛教的寺、庵,道教的观、堂、院、祠、宫等。这些庙宇遍布名山大川和乡野市镇,在庙宇中举行各种宗教仪式,遇到困难时到庙里烧香拜佛求神问卜,是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座庙宇不论规模大小,都有自己的信仰圈或祭祀圈,居住在该祭祀圈范围内的民众共同奉祀庙宇中的主神。主祭神的神格高低决定着祭祀圈的大小,根据范围大小,祭祀圈可以分为不同层次。[2]
       与庙相比,社的涵义更为丰富:一是土地神,二是祭祀土地神的场所,三是指古代地方行政单位。[3]P2263这三者之间联系紧密:首先,随着人类从采集渔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变,土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社作为土地神的观念由此产生。《说文》:“社,地主也。”在甲骨文中,社作土;进而,为了表达对土地神的崇拜,人们常常选择一些地点进行祭祀,这些地点也被称为社。社的标志通常为一棵茂盛的大树或一片丛林,这些树或树丛被称之为“社树”、“社丛”、“神丛”、“丛位”或简称为“社”、“丛”。有的还在树丛旁边修筑围墙或祠堂,或者封土立坛,称为“社坛”[4]。再者,土地对生计的影响,也使得土地神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夏商周时期,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以分封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社相应成为各级宗法贵族权力的象征,天子和诸侯都要封土立社,表明自己对这一方土地的所有权。为了体现权力等级的差别,不同社会群体所立的社在形制和名称上也有所不同,《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天子太社方五丈,诸侯半之。”[5]汉代各级行政机构都立有社,分别称为帝社、郡社、国社、县社、乡社、里社。[6]作为最小的基层行政管理单元,“里”的规模大小不一,从二十五家到一百家不等。这种行政管理单元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里、社合一,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土地神崇拜与该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互为表里、联合为治。[7]
       二、庙与社的关系
       从对庙、社的概念梳理可知,二者之间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一定差异:首先,从性质来看,庙、社都是祭祀场所,只不过庙可以奉祀各类神祇和先贤人物,而社祭祀的只是土地神。其次,从建筑形制来看,庙较为精致,一般由台基、主体与屋顶三部分组成;而社则较为简陋,大多是树、丛、坛等露天的自然场所。不过,从明朝初期开始,在国家社祭制度的推动下,一些露天的社坛逐渐发展为带屋顶的庙宇,[8]社也成为庙宇的一种,即土地庙。再次,庙、社都有一定地域范围,庙的地域范围主要依祭祀圈而定,其范围大小与庙宇主祀神的神格大小成正比,而社的祭祀范围则常常限定于“里”这种最小的聚落单位。
       不过,从社、庙出现的先后顺序来看,在村落社区的发展过程中,一般却是先有社而后有庙。许多研究表明,社坛或土地庙的建立是聚落形成的标志。从商代开始,建邑立社就已经成为惯常的做法,有邑必有社,[9]P383这种传统一直延续数千年,因此,在中国农村,村村都有土地庙便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有的村庄甚至不只有一座土地庙。增田福太郎和刘万枝在对台湾庙宇的研究中发现,村落的发展一般会经过无庙期、土地庙期和多庙期三个阶段:村落拓垦时期无庙,仅有个人携带的香火;庄、社构成时期,以土地庙的设立为特征;村落繁盛时期,庙宇数量增加,奉祀各种乡土神、职业神、祖先神的庙宇逐渐出现。[10]郑振满则认为,村庙由里社制度发展演变而来,社的创立对村落社区和庙宇系统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村社由里社直接派生而来,而村庙也相应在各里所祭祀的社神,即土地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因此而具有逐级分香的性质。[11]另一方面,当原生村落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地缘组织和血缘组织都开始发育,这些组织之间的竞争和发展不平衡又会导致社区裂变,村落内的一些单元通常会分裂出去独立成村,独立成村的标志即是土地庙的建立。黄忠怀指出,土地庙虽然简陋,但对新成立的村社来说却标志着这个聚落有着共同的村落之神,并且摆脱了原来村庄土地神的管理。[12]当这些新村社发展壮大后,它们又会建立自己的庙宇,这些庙宇与原有的村落庙宇一起构成复杂的社区庙宇体系。总体来看,村落社区的裂变分化与村落庙宇的结构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以下,本文就将以潮州饶平县所城乡为例,具体讨论社区发展过程中的社、庙关系。
       所城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是一座基于军事目的而建的屯所,最初的居民均为军户,建城伊始已建有城隍庙、关帝庙、北帝庙、天后宫等庙宇,其中城隍庙为境内的主庙。明朝中期,随着军户里甲制度的瓦解,所城成为人员身份混杂的地方性市镇,其地域范围不断分化,庙宇数量也不断增加,形成了今日八大庙社的局面,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所城辖境由八社组成,这八社都有自己的庙宇,共同构成所城的庙宇系统。这些庙宇又分为不同层级:居于顶端的是城隍庙,这座庙宇是所城所有居民“都有份”的社区主庙;其次是各个社的庙,这些庙宇的地位也存在一定差异;再次是部分社中更小的聚落单位供奉的福德祠,即土地庙,因为土地神又称福德正神。所城当前的庙、社分布格局是经过数次裂变重组的结果,调查资料显示,所城的庙、社关系可以被分为三种类型:
       (一)从属型
       以大庙社为例,该社的主庙是城隍庙,但该社下辖的两个次级社——上社与下社又有各自供奉的庙宇。上社供奉的是主祀白衣大士,即观音的白衣庵,配祀主管生育的注生娘娘①和公婆神;下社供奉的主庙是主祀五谷主的先农庙。上下两社将大庙社一分为二,对于分社的原因,城隍庙的庙祝认为,由于城隍庙的地位高,全乡人都有份,大庙社的社民不能在庙中添灯,所以只能将灯挂在其他地方,由此另建了两座小庙。
       白衣庵与先农庙的地位并不对等。白衣庵平日铁门紧闭,香客极少,只有在初一十五、观音诞、注生娘娘诞时才对外开放。到了农忙时节,白衣庵前一块平整的水泥地更成了乡民们晒稻谷的好地方。据上社的一位妇女讲述,白衣庵并没有什么活动,不需参加端午节的舞龙、中元节的平安戏以及正月的游神赛会。与白衣庵的冷清相比,先农庙就热闹多了。先农庙每日定时开放,一般是早上六点到下午五点,更重要的是五谷主取得了正月十八单独出巡的资格,这意味着五谷主在等级上要高于白衣大士。
       尽管白衣庵和先农庙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但这两座庙宇与大社主庙——城隍庙之间的主从关系是十分确定的,相应地,上、下两社对大庙社的从属关系也毋庸置疑。上下两社在大庙社的公共事务中所承担的责任对等,每年的游神赛会,上下两社都需要派出当年的新婚子弟参加游神。十月十五的平安戏,所需缴纳的丁口钱也是按照实际人数进行分摊入户,归总后以大庙社的名义统一上交。
       (二)半分立型
       庙、社的分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较长的时期才能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试图独立的聚落及其庙宇暂时尚且无法摆脱母体社区和庙宇的控制而与其处于一种半分立的状态中。换而言之,这种分立至少在象征意义上还没有获得合法性。元帅社就属于这种情况。
       关于所城到底有几社,乡人有两种说法,一是八社,一是九社,差别就在于对元帅社的归类上,这个社供奉的是主祀陈吊王元帅②及其副官的元帅庙。笔者对元帅社的归类请教了元帅庙的庙祝和几位老人,得到的答案都是相同的,即元帅社属于北帝社,而非单独的一社。那乡人为何会出现误解呢?这主要是元帅社相对独立的运作模式引起的。在一份“丙戌年(2006年)元宵节本乡收付情况”表上,笔者看到,与北帝社一样,元帅社作为独立一社成为收款单位。而笔者走访了几户元帅社的乡民,他们都自我认同为元帅社的弟子,“除了有些诚心的,我们都很少去北帝庙里拜”,一位乡民说道。同样,北帝社的乡民则明确表示不会将元帅庙视为自己的地头庙。从这一点看,元帅社与北帝社各自为政,独立运作。然而,从游神赛会的程序来看,仍能发现元帅庙与北帝庙地位上的差异。以正月十四晚北帝出巡为例,陈元帅虽然也出巡,但却没有自己的香炉和旗号;在程序上,则是要赶到北帝庙与北帝会合后,再跟在北帝的队伍后面出巡。这就表明,尽管元帅社及其庙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独立,但却依然无法摆脱对北帝社及其庙宇的依附。
       (三)分立型
       另外一些庙、社则成功地实现了与母体庙、社的分离获得独立,如东门社。东门社原属于妈庙社,但20世纪80年代传统复兴之际,却趁机从妈庙社分离了出去,该社庙宇所奉祀的神祇“龙尾爷”也取得了巡境出游的权力。东门社的分立既有必然性,也带有一定偶然性。
       东门社原来隶属的妈庙社曾是所城最具权势的四大社之一,该社供奉的庙宇天后宫也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庙宇之一。妈庙社和天后宫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缘和业缘因素所决定的,所城建立之初,东面原本面朝大海,许多居民靠讨海为生,为了获得妈祖这位海上保护神的庇佑,这些船户和外来客商纷纷向天后宫捐款,使得天后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保持着旺盛的香火,在所城庙宇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也很高。但随着海岸线的推移,所城东面的大海逐渐成为冲积平原,大批渔民船户也随之变成了以种田为生的农民,妈祖这位海上保护神的地位不断衰落,天后宫也日益破败。在这种背景下,主管雨水年成丰歉,被视为农业保护神的龙尾爷适时出现,并表现出后来居上的趋势。一名陈姓老人说:“东门以前住不了人,自从请来龙尾爷后,东门就渐渐昌盛起来了。”为了强调龙尾爷的合法性,在龙尾爷出现的百余年间,该地区不断有龙尾爷的灵验故事传出,使之逐渐取代天后而成为东门社的地头神。
       东门社的分立还与一名地方精英的大力推动分不开,即上文中的陈姓老人。据老人的好友,另外一位杨姓的老人介绍,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陈姓老人的儿子靠贩卖化肥饲料成为所城乡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是当地数一数二的有钱人。而陈姓老人也成为所城民间信仰复兴的主力,不仅自己付钱请人恢复了城隍庙的神灵造像,还出钱建造了龙尾爷像,使东门社正式脱离妈庙社而独立。
       现在,虽然天后宫在庙宇仪式系统中的地位仍然高于龙尾爷庙,但由于地缘和业缘因素的改变,天后宫的实际地位已经远远不如龙尾爷庙,而东门社这个从妈庙社分立出去的社也成为地位更高的“头社”。天后宫的庙祝介绍说:
       妈祖庙人少,只有92户人家,每次来添香油钱,只能收个十几元。庙里的油灯、香火和桌子等,都是我自己在垫钱。我们的屋顶都烂成这样了也没办法修。其他庙社不会理的,他们只是修自己的地头庙。除了大庙,我们妈祖是排第二的,五月节游龙船时,我们妈祖是排在圣日(正日,五月初五)。但我们庙社的人太少了,多数在种田,没有过番的华侨来资助。以前妈祖庙是双社,但神明复兴后,两社的人却分开了,现在龙尾爷这个社的人属于头社。
       三、社、庙与社区认同和排他
       庙宇一向是社区认同与区分的重要机制,因此会出现上文“地头庙”的概念,每个聚落区域都与一定的庙宇相对应,各个“地头”的人只认各自的“地头庙”,对自己“地头庙”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其他“地头庙”的排斥。即使有些大型村落下属的各个次级聚落经过长期整合,外人已经无法辨识其边界,但这些次级聚落的居民却十分清楚自己属于哪个地头及其庙宇。各个庙宇的“地头”,一般以为庙宇祭祀缴纳“丁钱”的成员居住范围为界。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社区的发展壮大,新的社、庙不断建立,因而会形成不同层级的社、庙体系,围绕社、庙建立起来的认同也表现出相应的“差序格局”:首先是对共同祭祀土地神的社或角落的认同,其次是对共同祭祀其他神祇的次级聚落单位的认同,再次是对共同祭祀某一主神的区域认同。每个聚落的家庭,既要为本聚落奉祀的神祇举行祭祀,也要参与更高级别的聚落和庙宇的祭祀。以所城为例,这里的八个社既要为各自的社庙举办祭祀交钱,也要为所城全乡共有的城隍庙祭祀交钱。有些社下属还有更小的、祭祀福德祠的聚落单位,这些聚落单位不但要参加上级社和乡的祭祀,还要承担各自所属的福德祠祭祀。
       社、庙认同与排他功能的形成主要源于以下因素:
       (一)社的行政管理单元性质
       如前文所述,以里社作为行政管理单元的做法古已有之,而且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被延续和保留。以中山市小榄镇永宁社区为例,这个由14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行政村面积达7平方公里,2009年常住人口约8万人左右,其中户籍人口26500人,外来劳工近5万人。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促成土地资源的集中利用和管理,永宁一直在持续进行“社队合并”,从最初的29个社队合并为现在的14个自然村。尽管大规模的“社队合并”已经使永宁各个次级聚落的行政边界一变再变,但以“社”作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轮廓还是能被清楚地辨别。这是因为,在这14个自然村中,有7个村的名称直接沿用了原社名,或经由各生产队社名组合、拼接而成。如现在的洪山村是由两个生产队合并而来,而这两个生产队又由洪山祖社、安宁社、绍宁社、丰宁社、白花祖社、兴仁社等社合并而成;大华村由三个生产队合并而成,这三个生产队又由大社、细社、华林社、华宁社、华丰社等社合并构成。正是以这些社为基础,永宁的社区发展路径才有迹可循,不论社区行政区划如何改变,当地居民对自己属于哪一社依然十分清楚。
       (二)社神与居民日常生活的联系
       社神的神格虽然很低,但却是和民众日常生活最贴近的神祇,社区和居民家庭的大小事情,都在社神的管辖范围之内,与社神的联系,构成个人地方感和安全感的重要来源。[13]在永宁,社神被当地居民亲切地称为“社头公”,这种带有亲属意味的称谓,除了表示对长者的尊敬以外,也表明了社神与其辖区居民的亲近程度。在当地的人生礼仪中,“拜社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永宁生了男孩的家庭,一般会在来年元宵节前后带孩子到各自所属的社坛和祠堂参拜,并在这两处悬挂花灯,俗称“开灯”。粤语中“灯”和“丁”谐音,举行该仪式的意图在于告知社神和祖先新成员的加入。举行婚礼的时候,新婚夫妇也要到社坛参拜,尤其是嫁进来的新媳妇,要去向社头“报到”,声明自己新成员的身份。如果有人去世,出殡时也会到所属的社坛焚烧纸钱,当地人说,这相当于在社头处注销户口的意思。拜社头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每逢初一、十五,各个家庭的长者都会去拜社头,向社头祈福,请求社头对家庭成员予以关照保护。当地居民深信,社头的庇护是个人和家庭获得幸福安宁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每个家庭都要归于某个社头的管辖,如果搬了家进入了另外一个社头的管辖领域,那么就要拜祭新的社头,对原有社头的参拜则随之终止。不仅如此,各个社还经常举办集体性活动,如社区庙宇祭祀、吃龙舟饭等,这些活动能够有效地加强人们对各自所属的社及其社神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各个社之间的竞争与分化
       对于资源的争夺,使得同一个村落的各个社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与分化,为了加强凝聚力,防止利益外流,各社都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方式强调各自的边界,在增进内部认同的同时加强对外界的防范排斥。各个社之间的竞争分化既反映在不同庙宇之间的关系上,又通过与庙宇“祭祀圈”的互动得以巩固。这也是永宁的社神崇拜在都市化导致的“社队合并”过程中得以凸显的原因。在永宁,“社队合并”并不仅仅意味着聚落边界的改变,更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调整,通过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要素重组,各个社从原来各自分立的状态逐渐被整合为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融合的整体。现在,尽管永宁已经在总体上实现了村一级核算和村庄合并,但各个自然村、生产队之间的差距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消除,由于各个社队之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在资源、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不同,人们对社的边界划分依然极为强调。本地村民竭力通过包括社神崇拜在内的仪式将自身与他者进行区分,他们重建了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毁坏的社坛,踊跃捐款建造“社头公”像,积极恢复“拜社头”的传统。王铭铭认为,仪式有助于当地社区“边界”的创造与维持。[14]P115陈春声也发现,人们在参与民间信仰的过程中,会在认同上产生“有份”与“无份”的差别。在同一个仪式中,董事司理者、参与表演者、一般乡民和看热闹的外乡人的“有份”的感觉很不一样。[15]
       四、社、庙与社区整合
       村落社区的发展,一般会经过聚落扩展、分化裂变与再整合三个时期。在村落扩展与积聚时期,通常只有零星几户人家,以这几户人家为核心,随着村落自身人口增殖和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村落规模也开始逐渐增大,这种村落可被称为单核型村落。有些村落则属于多核型村落,由较为分散的几个聚落联合而成,如郑振满所说的“江口七境”,由几个早期的里社共同组成。这两种类型的村落发展成熟时,都会发生社区分化:单核型村落围绕一个中心分化为几个不同的次级社区,在华北农村,这些次级社区被称为“街团”;[16]多核心村落则会以各个主要聚落为中心,不断向周边派生出新的次生和再次生聚落,最终使最初较为分散的聚落发展为地缘上连片的大型聚落群。在社区分化过程中,有的村落发生裂变,村落集团分裂为几个平行的新社区;有的村落则发展为包含不同层级聚落单位的复合型村落,如前文所提及的所城。
       作为村落社区的精神象征,庙宇在社区整合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文所述,在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庙的建立被视为最小单位的聚落建立的标志,当一个村落开始发育时最先建立的是土地庙,而村落发展成熟、发生社区裂变时,分裂出去的社区也会建立自己的土地庙,因而一个成熟的村落中常常会有数个土地庙或土地祠。由于土地庙的祭祀圈范围有限,因此当村落发展壮大后,便会建立神格更高、统合性更强的庙宇来整合不同层级的聚落单位。不过,历史最悠久的里社建立的庙宇,通常会成为统摄村落全境的主庙。一般情况下,社区空间层级与社区庙宇层级严格对应,每个层级的聚落单位都会建立相应级别的庙宇。在所城,社区空间的裂变及层级关系清晰地反映在村落的庙宇结构中。所城最初建立的时候,只有寥寥数社,这些社建立了城隍庙和天后宫等庙宇,其中城隍庙地位最高。后来社区逐渐分化为几个次级社区,部分次级社区还发生了裂变和再次分化,各个社区的地位也因地缘和业缘关系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但所城的庙宇还是以城隍庙为中心形成了村庙—社庙—次级社庙—福德祠四个等级,城隍庙和天后宫等“始祖庙”依然在村落庙宇系统中享有崇高地位,这在游神赛会的日期和路线安排中有明显体现。
       五、结论
       本文以潮州市饶平县所城乡和中山市小榄镇永宁社区为例,从社、庙之间的关系入手,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进行了分析。从社、庙的发展历史来看,“社”虽然是最小的聚落单位和最小的祭祀圈,但它却是村落和庙宇得以建构的基础。当原生村落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村落内的一些单元通常会分裂出去独立成村,这些新的村社又会建立自己的社坛/土地祠和庙宇,并与既有庙宇一起构成复杂的社区庙宇体系。总体来看,村落社区的裂变分化与村落庙宇结构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村落的庙宇结构能够清晰地反映社区空间的裂变及层级关系。在潮州饶平所城乡的个案中,社、庙关系表现出三种形式:一是“社”裂变为几个次级聚落单位,社区庙宇逐级分香,不同级别的庙宇之间具有明确的从属关系;二是“社”分裂为几个独立的聚落单位,原社区范围缩小,各个聚落分别建立各自的庙宇,这些聚落和庙宇的地位是平行的;三是“社”的分裂尚未完成,新建立的聚落单位虽然已有相对独立的祭祀圈,但这些庙宇在社区祭祀仪式中的地位依然低于其母体聚落的庙宇。
       社、庙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地域和人群进行划分,在促进社区认同的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意识。中山小榄永宁社区的案例表明,社的社区认同与排他功能主要源于社的行政管理单位性质、社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关联以及各个社区单元之间的竞争分化。以社为基础建立的当代行政管理体系以及人生礼仪和日常生活中的拜社,使各个“社”之间的界限清晰可辨,也使得当地居民建立起清晰的对某社的归属感。改革开放以来,社与社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加剧,为了防止利益外溢,对“社”边界及社区成员资格的强调也日益严格,非社区成员被坚决排斥在外,大量外来工也由此被与本地人区分、隔离开来。
       如果说“社”的范围十分有限,其排他和分化功能大于整合功能,那么庙的整合功能则要明显得多。一般情况下,社区空间层级与社区庙宇层级严格对应,每个层级的聚落单位都会建立相应级别的庙宇,而庙宇奉祀神祇的神格越高,其整合能力就越强,祭祀圈范围也越大。在一个成熟的大型村落中,通常会有一座全村人共同祭祀的主庙以及一些仅供次级社区祭祀的庙宇、土地祠。以潮州饶平所城为例,这个乡村社区的庙宇系统分为城隍庙—社庙—次级社庙—福德祠四个等级,其中城隍庙为所城居民全部“有份”的主庙,其余庙宇的祭祀则仅由相应层级的次级社区各自承担。尽管所城的社区裂变已经相当复杂,但城隍在游神赛会中巡游全境,全体居民都要为城隍庙的祭祀“出份子钱”的行为,仍旧表明所城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庙宇的社区整合功能展现无遗。
       庙宇在乡村社会整合中扮演的角色,已在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得到过诸多讨论,但从社、庙关系角度分析乡村社会整合的研究却并不多见。通过细致地梳理社、庙之间的关系,社区分裂整合的层次和历程能够得以动态展现。本文的研究充分表明,虽然社、庙都在乡村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只有将社、庙结合起来,乡村社会中的认同和排他机制才能被更透彻地认识和理解。
       收稿日期:2014-05-02
       注释:
       ①注生娘娘为主管生育的神灵,大多附设在祀奉观音、妈祖等庙的两侧或偏殿。注生娘娘诞辰为三月二十四日。
       ②陈吊王元帅,福建抗元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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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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