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人的心理取向实证分析

菏泽发展研究

来自: 菏泽发展研究(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6-11-22 00: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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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6-11-22 00:30:11

    中国社会的三层次变迁与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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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叶南客+关注

    作者简介:
    叶南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原文出处:
    《新东方》(海口)1994年第1011期 第43-47页

    期刊名称: 《社会学》复印期号: 1995年02期
    字号:大中小
       社会的变迁是多因素多层面的,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日益清晰地显示了中国社会大过渡中三大层面的变迁,一是宏观上的社会结构、体制的变革,诸如社会制度形态、社会阶层分化等等;二是中观层次上社区与各类社会组织的变迁;三是微观意义上的社会细胞──家庭结构、关系的变迁。这三大层面的社会因素都确确实实地在从传统型向现代型演进,并且对现代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着决定性影响。
      
       一、社会体制的大过渡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涉及到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其中最突出的变革莫过于是社会体制的转换,这里的社会体制是广义的,不仅包含社会运行管理体制,而且包含经济运行、政治调控、文化发展等体制,体制变革中又包括了社会制度创新和社会结构转型等要素的变迁。
       近一百多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可谓是社会体制的持续裂变、创新过程,1940年代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便开始了传统社会统治结构的瓦解,随后在1870年代中国军事工业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中工业主义的萌芽;上个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呼唤着新制度的建设;本世纪初的“兴学堂”不仅是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文化传递机制的一种创举。1911年辛亥革命揭开了中国政治体制向现代化大过渡的崭新一页;之后数年爆发的“五四”文化运动更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现代性启蒙,其意义远远超越了文化结构的“大过渡”;19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不仅彻底推翻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社会体制,并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提供了制度性保障;1960年代中国的现代工业布局基本形成,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国民经济体制;1980年代中国确立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战略,其内涵早已超越了城乡经济结构的变革,同时引发了文化、政治、社会结构的连锁性大变革。
       中国社会的百年变革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并且是在持续的结构性变动中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况的过渡,这种转型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不断地呈现出变动的阶段性特征,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钱纳里在提出结构转换概念时所说的:“在描述经济发展的过程时,我们试图用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换这个概念。取代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二分法概念。”①中国的社会体制变革至今应该承认尚未实现其现代化目标,但是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的多次结构性改组,一次又一次地将中国社会推向并接近现代化,这便是一个持续性过渡和不断转换的过程。
       截至今日,中国社会体制的大过渡已体现出两大阶段性成果,一是在制度创新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政治体系和文化意识形态,并在经济领域中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发展体制;二是在社会结构中逐渐打破了等级结构、消灭了阶段压迫,加深了阶层结构的分化和多元化趋势,因而正如有的社会学者所揭示的:“社会由等级结构、阶级结构向阶层结构的转变,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内容”。②在农村,“社员”曾长期代表着整个农民阶级,而在90年代中农村居民至少已分化为5大阶层,即农业生产者、农民工、个体和私营企业主、管理者和农民知识分子阶层。在城市中也出现了个体、私营企业主、三资企业职工、待业和无业人员、有闲者阶层,这些都是改革之前很少有乃至未曾有过的群体。现代化也带来了知识分子的大分化,除了农民知识分子新阶层的涌现外,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也基本形成了科技型知识分子、医生、律师、记者等职业型知识分子、宣传理论工作者、文化明星(如歌星、影星)阶层等等。
       在肯定这场大过渡的同时,要看到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在向现代化过渡转换中,还将并已经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障碍因素,因为在社会结构转型期各种结构性要素都处于变化之中,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经济层面与社会层面之间、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之间都会出现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体制改革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也是利益格局再调整的过程,在这种调整中,多数人会从改革中获益,但也有一部分人会暂时失去一些利益;放权的过程,会使一些组织和个人失去原有的权力:在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由于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会使另一部分人的相对收入地位下移。加之在利益格局调整中由于体制不完善而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公等现象,都会使利益差距拉大的同时伴随着各种利益磨擦和冲突,使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动荡不定的背景下,从而加大了发展的难度。
       社会体制和大过渡促成了现代人格的大转换。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动和社会主义体制的确立,使每个人的主体意识和自主发展成为现实和可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又要求每个人作为市场的主体,学会自主、自强、竞争和开拓的现代化行为方式;文化的现代化则要求现代人在反思传统中扬其精华、去其糟粕,培育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另外,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社会流动的增强,使现代人的身份和角色处在一个变动的状态,从积极的意义上看,使社会晋升渠道呈现多样化,为社会成员更新素质、更新角色、发挥潜能,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提供无限广阔的空间;从消极意义上看,持续的阶层分化和结构变动,往往会“使个人和组织丧失对自身角色及其角色规范的认同,陷入经常性的角色冲突中,如企业所陷入的作为行政主管部门下属和市场竞争主体的矛盾,乡镇企业工人所呈现的农民户籍身份和工人职业身份的矛盾等等。”③这既是“边际人”成长中常常遇到的困境,也是他们人格成长的薄弱环节。
      
       二、社区、组织的大过渡
       社区是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意指特定的地域性社会组织。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区类型主要是城市和乡村两大类,8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还有一种介乎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种社区──集镇(中国现有5万个以上的集镇社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和标志有二,一是经济结构的工业化,再一个就是社区转型中的城市化。上个世纪后半叶,由于国门被迫打开,带动了东南沿海一带城市群的崛起,该地区的农村组织也从长期闭锁静态之中转向开放和动态发展。本世纪前数十年由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消极作用,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1952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仅达14.4%,而到1978年也只到15.8%,三十多年只增长了1.4个面分点。80年代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大潮汹涌,城市化也快速推进,从1981-1988年,市镇人口增长了1.7倍,农村集镇人口增长近3倍,199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达到26%以上,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化持续增长,至今中国实际城镇人口已超过总人口的30%。因此中国社会学者在总结中国社会转型特征时便指出这是一场“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过程,④并且,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长期成为社会网络枢纽的乡村,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开放,业缘关系也日益发达起来,大批农民走出家庭和乡里,投身于乡镇企业或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他们通过自己的业缘关系把乡村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⑤在市场经济的大课堂里,中国农民的行为方式和情感观念得到了现代性的发展。
       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高度组织化了的社会,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超稳定存在的一种社会力量,并且中国的官僚体系对外国现代组织理论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组织作为一种对各类人群的功能性组合,既是社会变迁中的关键性因素,又是关系到每个人性格能力变迁的中观因素,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社会组织由传统的村落型地缘、血缘亲族组织向现代企业型业缘组织的转变,由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行政授权组织向功能合理分化的社会组织转变。
       中国社会组织的现代性大过渡,突出体现在近百年间城乡经济组织的成长和发展中。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以兴办军事工业为开端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色彩的工厂组织;在20世纪中随着工业化扩散和深化,工厂组织不断扩大、完善,成为中国城市中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和工作单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本世纪初城市中大量新式经济社团的涌现,这不仅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动力标志,而且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起了重要的社会动员作用。辛亥革命后不久,第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社团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于1912年成立,同时国内原有的传统行会组织,开始向新型的同业公会组织过渡,并且又出现了大量以振兴实业为目的、以资本家阶级为主体的各类经济社团,据不完全统计,此类社团在1912年到1915年间共计成立107个,其中工业性团体48个,商业性的41个,农业性的13个,交通业团体9个,这些经济团体几乎每省都有,但70%以上集中于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四大城市,可见民初的经济社团崛起是一个从中心城市推向全国的社会动员过程,并开始朝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商业化和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向迈进。⑥
       本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城市的工业组织一直在发生变化。50年代工业化中发展起来的工业组织在单一的公有制体制下,以计划调拨、统购统销、产值核算为特征,并因接受条块双重领导,企业组织功能模糊既缺乏独立性又成为组织成员社会生活的多功能综合载体。在80年代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明确了企业组织的法人地位,使企业面对市场,企业组织机构逐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模式,向专业化联合方向发展。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呼唤中国及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意味着中国的企业组织结构将进一步趋向合理化、科学化和现代化,将对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促进城乡社会经济的一体化产生日益重要的作用。
       50年代形成的农村人民公社是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农村社区组织的主要形式,也是我国国家组织机体的基本单元,80年代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公社组织被迫瓦解更新,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政社分开的推动下,产业结构的分化促进了农村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农村中出现了由初级群体向企业组织发展的大趋势。到80年代末,中国农村已有经济联合体47万多个,联合体从业人员近434万人;乡镇企业也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1989年的1868万个,乡镇企业职工近亿人。目前,乡镇企业、农村经济联合体、家庭经营以及各类农业生产服务性组织构筑了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多样化格局,它们共同促进了农村社区的有机整合,促进了农村社会与人的现代性成长。
      
       三、家庭形态的大过渡
       不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家庭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细胞,林语堂曾深刻揭示过家庭在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指出“家”是中国人文主义的象征,家庭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家族本位,家族中心主义是中国人最根本的生活观念,“使种族稳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国的家庭制度,这种制度有明确的定义和优良的组织系统,使得人们不可能忘记自己的宗旨,……对这一套东西的意义也已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⑦中国人不仅以家为本位、为中心展开其生命活动,而且具有泛家族主义的倾向,正象当代伦理学家韦政教授所言:“因为中国传统中人的家族意识太强,所以几乎促使人类关系全部家庭化。”⑧应该肯定的是,中国家庭结构及其特点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以农业为本位的社会中,人们多附着于土地上,故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人们的生活需求不出家庭范围即可得到满足,同时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文化大力提倡家庭伦理精神,通过“教孝”来“教忠”,通过“齐家”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在传统的家庭和家族中,个人失去了经济的自由和人格的平等,一切为了家庭、一切依赖家长,家庭为封建国家制造了一代又一代的顺民,从而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因而旧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吸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⑨
       上个世纪中叶,在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大过渡的时代后,中国家庭形态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也是主要的变迁有两点,即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家庭关系的平等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滋长,瓦解了中国传统家庭结构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随着社会活动的加剧、出现了大量只身流落到城市的近代“边缘人”,他们远离了家族的羁绊,即使许多举家迁移到有荒可垦之地的农民,也是五方杂处,“即无宗族思想维持,复无安土重迁之观念”。在人们与家庭以外的人交往日密、风气日开的情况下,社会结构也便发生了象李大钊所说的“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的变迁,各类社会成员都有了家族以外的群体的联系,在这些近似业缘性的群体社团中,有一定的人格平等和意志的表达,人的独立地位和尊严开始得到社会的承认,在农村,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开放、开明,地缘关系迅速扩展,以家庭为内核的血缘关系受到冲击,地方行政力量的强化削弱了传统家族自治的功能,促进了传统大家族结构的解组。
       19-20世纪之交,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所引起的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动,也成为传统家庭形态变革的又一内在动因。“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西方,脱离大家庭而建立由夫妇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夫妇、父子人格平等,人权独立,团结互助,为此,主张先破坏维护大家族合居制度的儒家伦理观念,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庭本位主义,改变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个人无权利的现状,而象西方那样,“社会之所向往,家国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这些思想在“五·四”前后得到广泛传播,使人们的家庭观念得到更新,成为中国家庭制度革命的前奏。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转折,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家庭变迁的步伐加快,出现了一系列的现代化趋势。首先是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根据历史资料,中国在19世纪现代化启动之前,家庭人口规模一般在5-7人,在20世纪前期,家庭户均人数还在5.17-5.35人之间,1981年时,我国城镇家庭户均人数已降为4.24人,农村家庭中还多达5.05人,但到80年代末,城市家庭人口进一步降至3.6人,农村家庭人口也降至4.9人。在这里中国城乡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一是表现为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即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与同一代有两对夫妻的联合家庭所占比例降低,以一对夫妇和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小家庭)比例增长;二是表现在每种家庭结构中家庭容量(人口数)都向组成这种家庭结构所需求的最低限度的人口接近,如城市核心的家庭中一对夫妇一个子女的家庭越来越多,这也与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现代化的家庭形态不仅表现在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更重要的还呈现出一种家庭模式的变迁,即由传统的以纵式关系(如父子关系)为中轴的主干家庭向以横向关系(夫妇关系)为中轴的核心家庭转变,这种基本家庭模式的变迁其实质是家庭制度的变更,表明传统的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正逐渐失去在城乡中的影响,让位于适应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夫妻平权的家庭制度。家庭制度和基本模式的变革体现在家庭成员的关系上,便是传统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家长制作风逐渐风消云散,现代家庭中“代”的等级观念被破除,代之以更加的平等和更多的亲情。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家庭观念还在不断更新,家庭模式和结构仍处于变革中,如90年代又出现了单亲家庭、单身家庭、丁克家庭(夫妻无子女家庭)、隔代家庭、人工组合家庭等类型增多的趋向,使中国的家庭结构进一步趋向小型化和多元化。
       “家庭是帮助建立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因素,现代化过程有理由要求家庭从小培养儿女具有能适合现代化环境的品质”。⑩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证明,在各种环境媒体中,家庭对个人成长和世界观的形成影响作用最大、影响时间也最长。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仍是人的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在促进现代人格的成长中,父母的现代性倾向和教育子女的方法至关重要,优越的家庭地位和环境条件只有与父母优秀的人格、得当的教育方法相结合,才能相得益彰,塑造成功具有现代化人格特征的一代新人,中国家庭形态的百年变迁,确实对近百年来的人格变迁产生了积极的、多重的、长时间的社会化作用。
       注释:
       ①[美]线纳里等著《发展的格局》第147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89)
       ②庞树奇:《转型期社会结构论纲》((沪)《探索与争呜》1992年5期)
       ③参见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④见陆学艺等《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第16页。
       ⑤见陆学艺等《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第28页。
       ⑥参见章开沅等编著《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194-19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林语堂《中国人》第1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会1988年版)
       ⑧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第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⑨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⑩A·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第8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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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人与社会的互动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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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叶南客+关注

    作者简介:
    叶南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邮编:

    原文出处:
    《贵州社会科学》(贵阳)1998年第03期 第20-23,36页

    期刊名称: 《社会学》复印期号: 1998年04期
    字号:大中小
      当人类社会进化到了现代,20世纪的世界变化之大令人既无限兴奋又更加新奇,使人感叹不已,要想适应今天的社会,就不得不花更多更新的社会化代价了。在中国,崭新的社会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已经确立,它要求社会成员以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操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要求每个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角色。社会现代化要求社会在经济方面的工业化,在人的精神活动方面的世俗化,在社会文明开化方面的知识化。个人要与社会相适应就必须在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从传统的文化心理素质转向现代的文化心理素质,使人的现代意识和潜能充分发挥。而同时人的变革,也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附属产品或结果,他们自身也积极参与了社会变革,在全方位现代化过程中,人同环境和制度相互作用着共同产生了社会的文明进步。考察世界近百年来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的现代人越多,社会经济改革的步伐就会变得越快,当现代性渗透到大多数国民性格之中时,人们对现代化的态度、舆论和社会行为就会变成一种巨大内在动力,推动国民经济社会计划的全面实施。
      本文拟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对现代人与现代社会互动的理论与实践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理论
      现代化的有序运动要求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和同步进行。两者在动态发展中是一组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积极因素。从社会现代化对人的现代化而言,它的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现实基础。思想来源于现实,具有现代化意识和思维特征的人来源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塑造。要想从根本上改造人,使之具有现代化意识,必须改变落后的、非现代化的社会环境,没有新的现代化的现实,新的现代化观念不可能凭空产生,即使产生了也难以巩固和发展。
      第二,社会现代化是人的发展、转型的导向和制约因素。例如,随着社会经济体制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人们的观念也从封闭、保守转向开放、竞争。又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在变化,省吃俭用、深居简行不再为大多数人所乐于接受了,代之而起的是加速消费品的更新换代,注重生活质量的改善,提倡社会流动和人际间的健康广泛的交往。但是消费观念、方式的变革又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还处在中下水平,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倡高消费和超前消费,因此,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影响着制约着人的不同发展特征和进步取向。
      第三,社会现代化反映了人类发展的成熟状态。正如恩格斯所说,时代的特征决定了人的性格。工业化的社会要求社会成员更善于分工、协作和组织与流动,城市文明要求人们具有更高的素质和更多的理性化、规范化行为;现代化的社会势必要求现代人格的成长、成熟和潜能的尽快开发。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犹如一架运转正常的机器,要求社会各子系统的有序化运转,它体现为整个社会的公民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而决不能象一架“发疯”的机器,运转失灵,噪音震耳,经常需要大修,同时,每个现代人也都会自觉地维护这部大机器,促使个人在集体环境中寻找最佳的位置,争取更优化地发展。
      人的现代化对社会现代化而言,也不是简单地被动适应,而是构成社会进步的主体、动力和发展最终目的,具体也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人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主体和核心构件。人的素质的高低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决定性的影响。60年代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它们中有许多国家在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中发展并不顺利,人民还是象以往那样生活着,整个社会生活很难感到一点现代化的气息,即使有现代化的机器在运转,也是由外国人操纵的。由于人得不到彻底改造,社会也得不到彻底改造,经济发展缓慢,长期摘不掉贫困落后的帽子。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一个千百万人的事业,只有造就千百万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人来,我们现代化的事业才能成功。
      其次,人是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主导动力,现代化事业的目标、任务、制度都是靠人来制定和执行的,一代有魄力、有眼光、有头脑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人能够克服困难、实现伟大的目标和艰巨的任务,冲破不合理制度,建立新的、推进社会发展的制度,而封闭、保守、不扬弃那些阻碍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旧观念就不可实现现代化事业的宏伟目标,拖拖沓沓、慢慢腾腾自然也不可能完成那些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
      再次,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起点和终点。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四个现代化都只是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如果没有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事业终将难以成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需要第五个现代化,这就是人的现代化。另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4页。)。共产主义新人的本质特征也即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现代化就是要促使亿万人民向着这一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目标迈进。
      观念的变革是社会改革的前奏,新的观念并不产生于社会变革之后,而每每产生于变革之前的先进人物头脑之中,或者从国外引进。一旦这种先进思想同改革的需要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现代化事业需要要新的、先进思想的现代人来推动。法国现代规划的制订者让.莫内讲:“现代化要先化人后化物”。我们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重视和促进人的现代化,离开了人自身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二、中国社会百年变革与现代人互动发展的实践
      揭示现代化变迁中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不能局限于理论,的确应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可能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30页。)1840年以来的中国生活环境已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变动着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无时不在影响着现实的人的行为和观念的变迁,而中国人的每一处变化,每一点进步,在中国现代化整体进程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里,我们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社会变革与人的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1.经济现代化与现代人发展的互动性
      经济现代化既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又是其动力。一百多年的近代社会变革,最显著的表现也是在经济结构的转型上。归纳而言,19世纪中后期至今的中国经济变革主要体现为:国民经济总量的大幅增长,现代经济体系的形成——特别是现代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体格局的确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近代口岸开放和80年代后期经济改革开放大格局的形成,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工业化加速、升级等等。这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对现代人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业化的出现为现代人格萌芽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发展基础。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主体是工业化,从上个世纪中叶的军事工业诞生到本世纪50年代工业化体系的初步确立,工业化走过了一段艰难起步的历程,正是由于工业化造就了中国新一代工人阶级,“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工业化造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文化氛围,它改变了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改变了家庭、教育、人际交往的结构与功能,在对传统人生产方式全面革新的同时创造了崭新的现代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促进了现代人价值观念和心理倾向的转型。二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结构性转换,更新了现代人的生活需求,促使现代人对扩大消费和改善自我生活质量的关注,正是这种被罗斯托所关注的“欲望更替动力”,促使现代人在不断产生并不断满足新的需求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的个性和潜能,在加速社会进程的同时加快自身发展完善的步伐。所以现代化专家艾森斯塔德揭示道:“全面持续的经济发展和进步是极为重要的,这种持续愈长,各种群体和阶层对于新的现代环境的积极适应程度也就愈大。”(注:(美)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第179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三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作为一种物质基础和环境的变迁也决定了人的现代化变迁的过程和特征,如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逐渐突出了现代人的市场主体意识,要求现代人自主、自强、竞争和更广泛的流动。当代的改革、开放又锻造了现代人的创新意识和锐意进取的新国民素质,乡镇企业崛起为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成为广大农村人口告别传统、告别农业文明的重要社会机制。
      再从互动的另一面考察,近百年来国民素质提高和观念行为的进步,对经济的现代化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主导作用:首先,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也正是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力量,经济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生产力的大发展基础上,而人恰恰又正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正是现代人格的成长实现了现代生产力的重大发展,并带动了整个生产关系的调整;人的素质提高和新技能的掌握运用是经济变革的必要前提。其次,人的理性意识和思维方式的创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点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得到较充分的阐述。韦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说,便是近代西欧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性,促成了现代化的最早发生。他认为,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均可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的精神力量。在中国,一代新人的生活方式变革和价值观的创新也已成为中国现代化中的积极动因,正是由于现代人的勤勉创业、刻苦进取、追求业绩的价值取向、家庭关系的淡化、讲究效率、热爱劳动等等,促进了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
      2.社会结构变革与现代人发展的互动性
      上个世纪中国国门打开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也随之瓦解重组,整个社会机体经历了沧桑巨变,相比较经济变迁对人的影响而言,社会作为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和,对现代人格的成长影响更为全面直接,社会现代化为人的现代化提供了充分的环境条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两者的变迁既是互动的又是一体化的。
      社会的变迁是多因素多层面的,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日益清晰地显示了中国社会结构中三大层面的变迁:一是宏观上的社会运行体制的变革,诸如社会制度形态、社会阶层分化等等;二是中观层次上社区与各类社会组织的变迁;三是微观意义上的社会细胞——家庭结构、关系的变迁。这三大层面的社会结构因素都确确实实地在从传统型向现代型演进,并且对现代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着决定性影响。
      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革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和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确立了广大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使每个人的自主发展成为现实和可能;社会结构的分化,加速了人们职业结构的多样化,使现代人更新角色、更新地位、提高素质、开发潜能、提高地位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可能。从中观的社区、组织结构变革来看,城市化乃至都市化全面改造了传统的农业社会文明,建立了新的人际关系和城市人格、角色,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城市文化消费模式,使现代人的行为、思维方式更趋同于现代文明;各类社会组织、社团的发育,也全方位地提供了多元性的现代角色规范,在人际互动关系的改组中重塑着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态度取向。从微观的家庭结构变革来看,近代以来,我国基本家庭模式的变迁是核心化、民主化,家庭制度的变更,表明传统的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正逐渐失去在城乡中的影响,让位于适应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夫妻平权的家庭制度。家庭制度和基本模式的变革体现在家庭成员的关系上,便是传统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家长制作风逐渐烟消云散,现代家庭中“代”的等级观念被破除,代之以更加的平等和更多的亲情。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家庭观念还在不断更新,家庭模式和结构仍处于变革之中,但有一点结论是确定的:“家庭是帮助建立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因素,现代化过程有理由要求家庭从小培养儿女具有能适合现代化环境的品质”。(注:A.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第8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由于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是社会结构的构造者和载体,现代人格的萌发对社会结构现代性演变的作用是十分明显而直接的。只有当人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真正确立,才能推动中国的政治结构的现代化;只有城市居民文化素质、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到一定水准,城市的现代化才可能有其明确的方向和坚实的基础;也只有家庭成员的观念进步、行为平等、新型家庭关系的确立,中国的家庭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
      3.新文化建设与现代人发展的互动性
      现代文化的发展和现代人的发展的互动性则是更为紧密了,与其说互动,不如说是一体化的运动,因为文化发展的表层因素如现代教育、传播事业和文艺形式和人的发展表层因子——日常行为进步的互动呈现出高度相关,而这两者的深层因素则是共通和共同的,即意识形态和现代价值取向。
      晚清以来中国文化的最大变革主要体现在:西方文明宗教和资本主义价值形态的渗入、现代教育和大众传播体制的形成,新文学形式的确立、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这些新文化因素全面改造了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人社会化模式,改造了传统人格和角色特质,提高了人的文明程度和文化需求境界,促进了人的文化更新能力和文明创造才能。而随着中国人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对农业社会角色的舍弃,特别是现代学生、知识分子阶层、商人阶层、工人阶级乃至新兴的政党的出现,又导致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加速着文化的更新改造,在近百年的发展中,促进了中国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国际化、市场化和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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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6-11-22 00:31:02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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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叶南客+关注

    作者简介:
    叶南客 江苏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新东方》(海口)1995年第02期 第41-45页

    期刊名称: 《社会学》复印期号: 1995年05期
    字号:大中小
       内容提要
       21世纪中叶即2050年前后,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中国的社会整体和人的发展都将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境界。到那时,中国新人的日常生活、心态和自我人格将是一种怎样的新形式、新形态?
       ——未来新人的生活方式以合理、自由和丰富为最高原则和主要特征;
       ——未来新人的角色认知将在角色互动频率增长的基础上充分显示出角色行为的高层次性和高参与性;
       ——未来新人的个性气质发展将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更加体现出全面性、进取性和富于美感;
       ——未来新人的心理需求特征将主要表现为多元性和本质性;
       ——未来新人的价值取向将是主体意识和全球意识的协调和统一。
      
       与新人对话:我在20世纪,你在何方
       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政府曾在80年代初比较实事求是地制定出以“三步走”为主体内涵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中长期战略方案。其中的“第一步”实现温饱战略已在80年代末基本实现;目前全国城乡正处在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实现小康社会的“第二步”战略实施中;“第三步”战略目标便是力争在下个世纪中叶即2050年前后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指出,这个宏伟战略的实现,绝非仅仅是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消费水平等经济指标的完成,而必须是也必然是在经济现代化基础上的文化、教育、政治、人格的全面现代化发展,也就是说在21世纪中期,中国的社会整体和人的发展都将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境界。
       2050,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中华民族将在此际真正以大国强者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面前,中国人也将在自身全面发展的同时在世人面前真正地扬眉吐气。
       这是一个如梦的日子。自1850年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以来,炎黄子孙做了200年的富民强国的美梦,也经历了多少场挫折、蹂躏、失败、失落的恶梦,至今现代化仍魂萦梦绕着所有国民;尽管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看不到2050年这一辉煌的日子,但我们的期待中已更加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祖祖辈辈的夙愿,定将在我们的子女手中圆梦。
       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日子。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磨难、充满艰辛、充满阵痛的历程,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苦难深重的第一个百年煎熬(1850-1950),几代人倒在争取民主、争取和平、争取主人翁资格的血泊中;几亿人为中国工业化的成长和现代农业的振奋流出了所有的心血和汗水;如今我们都正处在第二个百年(1950~2050)的苦寻苦求之中,这期间中国人将在社会结构、利益的重新调整中实现着社会体制的深层次改革,同时还经历着生活方式的全面转型和价值观念的百年漂泊与寻觅,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心灵阵痛。一旦痛苦即将结束,苦水中泡出了成功的硕果,幸慰的泪水将为不幸的过去而流出。
       这是一个催人奋发的日子。2050年是包括我们在内多少代人的梦想,但它绝非中国社会的目的地,现代化的实现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新纪元的起点;现代化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而要真正实现人的发展目标,则还要付出比实现现代化更多得多的心血和汗水;下一代或我们的后几代人,不可以在陌生的2050年前为之迷茫、怯步,更不应该在璀灿眩目的2050年前为之满足、止步;我们的最终目的既不是进入现代化也不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是真正实现人格、人性和人权的全面、自由乃至充分的发展。
       让我们还是回到对现代人的思考中来。现代化的到来,意味着社会体制、文化形态等转型的成功,也同样意味着一个过渡时代的结束,在过渡时代中出现的边际性人格自然也要随着特定时代的消逝而消逝。从理论和社会目标来看,我们的社会将在下一世纪中叶进入现代化,2050年,便将成为社会转型结束的标志性年代。那么,传统人格会在彼时消失而现代化新人在同时出现吗?
       答案是不确定的,否定成分甚至或许更多一些。主要原因在于两点:首先,社会学家在总结社会变迁规律时提出的“文化滞后”理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曾多次得到证实,那么,在下个世纪中叶它很可能作为一个客观现象再次存在。就是说,尽管在2050年前后我们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大变革,但各个社会子系统的变迁速率仍是有快有慢参差不齐的,可能性较大的便是在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基本达到现代化目标之际,我国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面广量大的农民素质和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若干差距;也有可能的是在2050年代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方式都已呈现了城市化、工业化、科学化的特征,但深层次价值观念、人格特质、文化心态仍有未能适应现代化需求的地方。这也正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可在1949年十月的一夜之后宣告建立,但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思想的确立却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一样。所以在下个世纪中叶,中国国民性格会有较大程度地成长进步,但要形成与现代化社会相同步、同构的现代化人格恐非易事,可能要迟十年乃至数十年,再经过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引导和塑造。但这毕竟为期不远了,我们坚信22世纪到来之前,中国人格会有实质性的成长和成熟。
       再一点原因,即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是相对的,过渡性社会的消失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但社会的过渡性以及人格的边际性却不会绝对地消失。因为变革并不是要否定和排斥传统,而是在吸纳和改造传统中进步,“一个社会与其过去的纽带关系永远不可能完全断裂,如果不在某种最小的程度上存在这种纽带,一个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①事实上,如同昨天是今天的传统一样,今天便会成为明天的传统,今天的优良因素是不会也不应在明天被抛弃,所以“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传统也属于我们文明的宝贵成就。”②而社会只要还在前进,它就得不断地与传统作离心运动,同时不断创造出新的传统,只要社会和人格处在这种不断创新的动态系统中,就会不时地出现系列化的边际状态,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当然,下个世纪的社会进程中肯定不会像我们这个世纪的边际性落差之大、矛盾之尖锐、繁多了,因而现代化之后的人格边际化倾向也将不再像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的突出与普遍,但一种深层的边际性特质还会在未来的岁月中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存在着。
       在此,我们预见,随着2050年代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中国人将与大过渡时代揖别,社会转型中的二元矛盾和边际特征将较大面积的缓解和消逝,那时中国人的素质、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将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现代化色彩,在边际人格倾向的减弱中,现代型人格将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由于社会和人的发展本质上具有动态性,因而传统人格在2050年代甚至更下一个世纪都不可能完全消失,但适应未来文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化新人格终将会在下个世纪中后期形成并得以普遍确立。
      
       与未来对话:21世纪的我,将会怎样
       未来的“我”是今天的“我”的自然延伸,但由于介入了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社会化因素,使我们已很难臆测到“我”的未来面貌了。出于人类求知与好奇的本能,我们又十分想了解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后,中国新人的日常生活、心态和自我人格将是一种怎样的新形式、新形态?这就是人类现代化之梦的一种“百年情结”。
       本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预测理论与活动在西方较为盛行,许多欧美发达国家的未来学家纷纷对本国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作过预测,其中不乏有我们可以借鉴的观点。如有的国外学者曾通过对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生产力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对未来信息社会中的社会方式和人的现代性发展作过比较性推测和描述,如下表:③
       信息时代人格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或许有如上表所述,但它又过于笼统而未反映中国的特色,下个世纪中国人的现代化特征孕育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之中,离开中国的未来国情去构想未来国民人格的发展形态是不可能准确而具体的。
       简言之,下个世纪中叶的现代人格发展,将面对这样一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首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全面确立,整个社会体制也将处于更加民主、公正而充满效率和活力的运行状态中;其次是中国的人口增长将有效地降低而人口质量将明显提高,人力资源和社会自然资源得到极大的开发利用,从而使人的自由发展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其三,国际环境进一步缓和趋向协调,寻求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的共识,人类互相需要支持和合理的分工,互相尊重其它民族的优秀传统,人们将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共享共荣、相互促进的星球之上;其四,当前方兴未艾的全球新技术革命和信息化发展在2050年代将普结硕果,这场高科技革命将使人类的智慧、能量增大到何种程度无人能下定论,但它必然对未来新人的工作、学习、日常生活以及思维方式产生全面重大的影响。它要求现代化中的人格拥有比现在高得多的文化修养和技能素质,它要求人们的思维方式、思维结构、思维主体和思维对象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高科技时代和信息社会的到来,在改造未来新人生存条件的同时,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活方式。基于此,我们对未来中国的现代化人格作一远景勾勒。
       ——未来新人的生活方式以合理、自由和丰富为最高原则和主要特征。现代化社会将赋予中国的新人类以更多的时间资源和物质消费资源,那时的人可以更加科学、合理地安排自己丰富多采的生活。在生活理性程度增加的同时未来新人的生活中也将增加更多的自由度,未来人的生活方式将从最表层到最深层地反映出新人发展的本质进步——人将真正全面地占有自己的多方面本质,人的现代化就是要求在不受限制的历史前景中,人的自由生活的确立和自由个性的发展。
      
       ——未来新人的角色认知将在角色互动频率增长的基础上充分显示出角色行为的高层次性和高参与性。一百年后的中国现代化社会中还不可能做到马克思所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那种消灭人的旧式角色分工,“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饭后从事批判……”在那时人们将极大地解放自己的体力,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更全面、合意地发展自己角色作用。未来人格中的角色特质首先是高层次性,现代化社会要求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信息社会中,没有知识将寸步难行,每个人的角色行为基础就是他首先便得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这是现代化文明中合格社会成员的起码要求。第二个角色特质在于未来新人的高参与性。现代化社会的所有公民,人人都参与社区的建设和国家的重要决策,他们都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科学素养和政治素养,相互间具备平等交流和民主对话的水平,因此他们都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在高度参与社会发展的同时,使自我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未来新人的个性气质发展将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更加体现出全面性、进取性和富于美感。人性全部丰富内容的发展,就是作为个性的人在其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过程中,在同他人的交往中,在作为掌握和再现人类社会文化经验的学习、教育和培养过程中、在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及自我意识的进步、道德完善的过程中的发展。未来新人是勤奋好学的人,同时也是富于美感的人;这是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个性——正是这种个性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精神和肉体尽善尽美的真正统一的理想。人只有作为具有不可重复特质的、个体“我”的唯一性的个性,才能确认自己是社会性的存在。
       ——未来新人的心理需求特征将主要表现为多元性和本质性。这两点特征是和前现代化时期和现代化启动期的人类心理需求指向相对应的,在人们物质生活还不够丰裕、社会资源尚未充分开发利用的现实社会中,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现实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善,心理预期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为主导,从而停留在人类适应生存、努力发展的本能性需求阶段。这个阶段对生活的心理预期指向显然是单一的,主要集中在致力于改善衣食住行条件、满足温饱、实现小康化生活水准等方面。当前我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增长第一战略”、“工业化战略”及“基本需求战略”等都是这一社会阶段大众心理需求指向的集中反映。当社会进步到现代化阶段后,宽裕的社会环境和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已使人的基本需求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满足,人的本能性需求便退居其次,心理需求指向集中于充分占有并发展发挥人的社会属性这一本质性需求。由于人的社会本质属性要求人格的全面发展,未来的新人的心理需求也将体现为从物质享受到精神发展再到价值实现和潜能开发等多层次和实现健康人格发展的全面性;在人们的物质需求不断发展和不断满足的同时,人们的心理素质也将通过德育、体育、智育、美育等,在道德、智力、情感多方面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这种心理需求的培育和发展体现了人格人性成长的美好前景,也体现着社会文明进步的终极关怀。
       ——未来新人的价值取向将是主体意识和全球意识的协调和统一。在他们的价值观中应该体现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为全球人类的发展而奉献的生活追求,这是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的完美结合。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的一致与统一是对个人生活意义和社会发展意义的最本质的理解,它体现了未来理想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发展是所有其他人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语)的本质要求。
       现代化是近两百年来全球各国之间进行的一场规模宏大的长跑比赛,在这场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竞争中,没有观台也没有看客,我们每个人都是接力手。下个世纪中叶能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2050年之后新人们能否呈现上述的人格特征,关键还取决于我们每一代人的努力与否。此刻我们应采取的态度决不是被动的拭目以待,而必须是果敢的全力以赴!
       注释:
       ①[美]E.希尔斯《论传统》第4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美E.希尔斯《论传统》第4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参见刘佐等著《发展社会学教程》第424-425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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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6-11-22 00:31:36

    21世纪中国城市的再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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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叶南客+关注

    作者简介:
    叶南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邮政编码:210013

    原文出处: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01年第03期 第78-82页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城市管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审视,提出了以形态更新、管理创新为基础,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为目的的现代城市再生战略,并对这一城市新发展战略的方式、原则和战略效益作了较系统的理论阐述。

    期刊名称: 《社会学》复印期号: 2001年12期
    关 键 词:
    城市再生战略/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发展效益

    字号:大中小
      一、战略背景:新世纪挑战与城市聚落体系再生
      跨世纪的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全面加快发展的时期,农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城乡一体化构成了现代社区变迁的主导潮流。展望21世纪的城市发展,众多学者作出乐观的、多彩的预测,主要是:①在国内外城市交流增多的基础上,形成合理有序的城镇体系和区域城市网络,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更加突出。②城市发展对土地需求越来越大,用地与耕地的矛盾日益尖锐,解决办法在于掌握城市用地的客观规律,用规划方法控制和引导城市用地向正常发展。③城市消费档次出现多层次性,商业零售空间布局逐步向郊区扩展,但中心商业区仍然是城市影响范围最大的居民活动中心。④城市建筑愈将引起重视,现代人将高标准地设计与建设一批具有浓烈文化气息、风格雅致的城市建筑精品。⑤城市发展重点将由住宅建设问题的解决而转化为城市交通问题,进而城市用地结构将发生明显的改观。它表现为:工业与仓储等生产性用地比重将逐渐压缩至合理的比例,如15%~20%,从而适应生产活动与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道路交通用地比重将有较大提高,达到20%~25%的合理比例,以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小汽车进入部分城市家庭的现实需求,使城市行路难的局面有所改观;绿地比重亦有一定提高,达到15%左右的合理比例,以符合国家标准GBJ137-90中规定的城市人均绿地大于等于9平方米的指标。⑥信息化将推动城市体系进一步高级化,城市居民在下一个世纪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进一步高级化,我国城市文化环境将会有新的起色。⑦开发区将进一步改造提高,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更倾向于向实证主义方向发展。(注:根据万艳华:《跨世纪我国城市现代化问题》(《城市发展研究》1998年1期),徐巨洲:《理性看待中国21世纪城市发展》(《城市规划》1998年2期),邓平:《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发展历程与前景》(《城市开发》1997年),施兆昌等:《把高品位的城市环境带入21世纪》(《城市开发》1997年)等文综合归纳。)
      在城市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下,迫切要求我们的城市管理从战略理念到管理目标、路径选择均应发生较大的调整,以更加适应未来的挑战。为此,笔者提出当前的新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是体制的创新和环境形态的更新,实现由传统城镇聚落向现代化都市体系的“再生”。
      “再生”意味着从近化工业中诞生出大量传统城镇,应该在现代化的洗礼下,实现体制的转轨、产业结构的升级、空间结构的重组、城市文化的创新繁荣,进而犹如“凤凰涅槃”一样建立起一大批与东方文明相称、与国际化相应的新型都市群体。围绕这一新阶段的新目标,我们将城市再生战略作如下进一步的分解勾勒(如表1):
      表1 城市再生战略系统构造
      
      在这一城市管理战略系统中,实现城市的“形态更新”与“管理创新”是基础方式、又是发展动力;“可持续发展”是新管理方式的必要手段和过程特征;“发展质量”是城市管理水平提高的效益标志,也是新管理战略的初级目标,这三个管理子系统运行的共同目标都是努力实现传统城市体制、格局及其形态的更新——城市再生。
      二、战略方式:现代城市更新与创新
      城市再生要求久已习惯了工业化和计划性运作的城市,在21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城市发展形态的整体“创造性转换”,其中带有基础性、动力性和战略方式就是城市布局、空间结构的现代化更新和城市管理机制、体制的现代化创新。
      1.城市更新体系与工作建议
      这里讲的更新内涵包含了城市社会、经济、政治改革乃至都市形象重塑的多重功能与目的。诸如,通过城市更新,改善社区公共设施和生活环境、增加住宅供应、消除城市管理死角、克服贫困导致的社会问题,更新城市机能、创造就业机会、改造政府财政结构、增加公共投资、振兴中心城市活力,促进公众参与管理,进而改善城市的管理水平和管理形象等。城市更新战略因其广泛复杂的内容,必然还体现为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法规、方案、措施和社会行动,也构成了一个城市更新的战略系统(Urban renewing system),这一战略可如表2所示:
      表2 城市更新的战略系统
      
      城市更新自上世纪70年代在欧美兴盛以来,已发生了一系列的演进和战略转变,主要表现为:①开始重视城市更新的社会经济意义。规划与设计从单纯的物质环境改造规划转向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与物质环境改善规划相结合,以此来构建综合的居住区更新规划。②可持续发展思想成为社会共识。这一思想逐渐被参与更新的各方所接受,今后的城市更新必然将更多地注重住房建设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③城市更新的方式从大规模的以开发商为主导的剧烈的推倒重建方式,转向小规模的、分阶段的、主要由社区自己组织的谨慎渐进式改善。④“人本主义”思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复萌,城市更新的影响与日剧增。城市更新更加注重人的尺度和人的需要,从大规模贫民窟消除转向社区环境的综合整治、社区经济的复兴以及居民参与下的社区邻里自建。(注:参见方可:《欧美城市更新的发展与演变》,《城市问题》1997年第5期。)
      根据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城市再生战略目标,结合国际上城市更新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城市管理亟须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及早研制不同地区类型的城市更新战略与政策,从而及时地提出与加速城市化、城市现代化需要相适应的城区重建、整修复新或保存维护的对策措施。
      其次,及时收集城市资料,建立完备的城市更新资料体系,这是选择更新区域和拟定更新计划的科学依据、工作前提。
      第三,筹建城市更新的管理机构和资金筹集组织,为城市更新的启动作好物质准备。
      第四,研制有关城市更新法规,开展舆论宣传,鼓励市民参与,为城市更新的顺利实施奠定社会和心理基础。
      2.城市管理创新策略
      与城市再生战略相配套的城市管理创新,主要应从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层面促进现代城市的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进。城市管理者要率先转变发展观念,充分认识到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真正把管理方式转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和社区发展动力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当前亟须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措施,确立并推进科技在我国城市再生中的主导战略。
      (1)建立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各项城市建设重大决策的出台,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序,确实保证科技专家们的参与,逐步建立和完善专家决策咨询系统以及信息分析支撑系统。
      (2)制定区域性政策法规。加强对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的组织实施,为城市标志性建设、重点工程建设、城市更新实践等提供管理的保障。
      (3)出台有效的保障措施,鼓励地方和企业自筹资金、自组人才,进行社区自治及社区教育,推进社区经济、社区文化的繁荣。
      (4)创建科学的人才培养制度。人才是城市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源,因而建立一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完善和激励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其中,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从现代化的需要来看,我国不少城市管理体制仍存在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我们必须加大组织创新的力度,在多级体制、机制的管理优化中实施城市再生和创新方案。为此,我们建议:
      ①根据城市经济社会以及生态发展的跨世纪战略和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合理配置城市资源,改善现有管理体制格局,以进一步满足城市创新发展的人力资源需要。
      ②调动一切可利用的组织资源,鼓励跨地区、跨行业部门发展全体合作,加强不同城市之间、部门之间、管理人员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积极推动与海外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交往合作,从而促进我们的“科教兴市战略”、“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汇入全球高科技时代的洪流。
      ③抓住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积极推动社区第三产生的发展,鼓励省属以及各市县管理机构各部门主动推广自己的社区形象、科研产品,积极发展各类管理和服务中介、技术咨询、企业诊断服务等产业。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技术市场,强化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促进城市机体的灵活性与自组性,解决城市经济、生态协调发展中的重大和关键技术问题,加快推进传统城区的再生性发展。
      三、战略原则:现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再生作为推进城市管理现代化的战略思路绝非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它的实施也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原则,真正做到以“可持续性”为该战略的过程特征。因而,我们将可持续发展视为城市再生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社区持续进步日益为国际社会所重视。在1976年联合国人类住区大会通过的《温哥华人类住区宣言》中便提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是每个人类住区政策的首要目标,即首先是满足人们对食物、住房、洁净水、就业、卫生、教育、培训、社会安全等基本需要。由此可见,我们所着力推进的城市发展不仅仅指区域的整体规划、资源开发以及城市公共管理和硬件设施的配套建设等,它还包含一个内在发展质量逐步提高的深层次目标。
      从城市可持续的角度来看,高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无疑也是城市再生的主导和动力因素,新型建材的产生、电脑的普及、还有医疗技术的提高等,无不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针对在城市新管理战略中的主导地位,除了做好生态规划、生态维护和生态再造等管理之外,当前还亟须落实好一系列的管理行动创新。
      这里说的行动创新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迅速地将“科技兴市”战略贯彻落实到各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方案之中;二是行动中坚持以城市区内各要素优化组合、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体现改革和锐意创新的精神。当前着力采取的主要创新行动方案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尽快制定城市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各地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制定近期及中长期的科技发展规划。规划中应突出重点,坚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2.结合管理体制改革,科学调整行政区划,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存在的郊区包围市区的行政体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严重制约着城市经济发展。通常的调整办法是取消郊区建制,按照有利于经济联系和城乡一体化原则,引导郊区走向城市管理,将环形郊区解体,形成放射状的空间格局,这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不断加大科技投入。首先,要努力持续地提高地方财政对科技发展的投入,每个投入份额应有硬性规定;其次,制定必要的政策措施,鼓励城区内各个企业、甚至个人增加对科技的经费投入;再次,要采取措施,积极吸收国内外的科技贷款,推进本市区的科技进步;同时要大力扶植高新技术产业。
      世界银行在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期间,散发了一份题为《建设21世纪的适于居住城市》的报告,提出现代城市只有适于可持续居住才能发展的思想和政策主张。这一主张的基本出发点是可持续性既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世界经济科技一体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只有适于可持续发展和管理良好的城市,才能吸引外来的资金与项目,也才能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四、战略效益:现代城市的发展质量
      如同生态质量、生活质量日益受人重视一样,城市发展质量也受到城市管理者和各个居民的重视与认同。作为一项新的管理理念,城市发展质量追求的是一种实质性社区文明进步,它更加注重城市社区人与都市生态、生物圈各项要素的协调发展。因此发展质量既是城市再生战略的管理核心因素,又构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基础,是城市再生战略实施评估的效益标志。
      《美国城市文化》刊物在研究未来50年环境与变化时,曾经对全球16个著名城市进行“城市宜人程度”的评估,共列出23个项目,分别进行评分。归纳起来可分为如下几类:
      1.良好的自然条件及其利用。包括有美丽的江河湖海等,大的公园(公园群),树丛,富有魅力的景观,洁净的空气,非常适宜的气温条件等等。
      2.良好的人工建设。有杰出的建筑物,清晰的城市平面,宽广的林荫道系统,美丽的广场(广场群),艺术的街道、喷泉等。
      3.丰富的文化传统及设施。有杰出的博物馆,负有盛名的学府,重要的历史遗迹,多种图书馆,美好的音乐厅,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和街道艺术等。
      4.可以满足多种游憩需求的大游乐场,多样化的邻里,提供的生态质量和生活质量等。上述各项标准的划分,未必完善与科学,但它却从发展质量的视角,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即在当今世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角逐中,城市宜人化形象和发展质量也应成为城市增强竞争力、走向新时代的需要标志。
      总体来说,当代城市发展质量公认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①具有高效益的转换关系,该系统的有效运行是以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各产业的发展深度为基础。②形成高效率的流转系统。以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为骨架,为物流、能流、信息流、价值流和人流的畅通创造条件,加速各流的有序运转,减少或控制经济损耗和对城市的污染。③提供高质量的生态环境,高效、安全、健康的公共文化环境。适度的人口规模与城市规模,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其执行高效的管理功能。④构筑多功能、立体化的绿色系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其调节城市温度、空气,美化城市景观和提供娱乐、休憩场所的功能。⑤必须具备一个高文明的人文环境系统。应具有发达的教育体系以提高人口素质。它既是一个智力支持系统,又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动力系统。成年人受教育的程度至少在高中以上,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50%-60%。应具有良好的社会风尚和井然的社会秩序、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先进的医疗设施、和谐的社区人文环境和方便的服务网络。(注:参见柳中权、张宁:《城市评估标准、发展规律及其借鉴》,《城市问题》1997年4期。)
      为了接近这些主要标准,不断提高我国各类城市的发展质量,我们认为必须在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确立科学的发展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处理好当前城市管理中的各项关系,以促进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质量各要素的协调发展。
      首先要处理好当前工作与长远发展的关系。21世纪初既是我国城市完成“十五”计划的关键时刻,又是从小康向现代化目标过渡的转折年代。抓城市管理工作的长远发展要做到现实工作重点和中长战略的配套协调。近期工作必须兼顾长远利益、综合效益,各项管理活动都应有目标、有思路、有项目、有机制、有建设、有落实。管理进度要同全市的各项工作进度基本同步,略有提前。
      其次,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城市改革步入攻坚时刻,必须把稳定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化解社会矛盾,满足群众的合法利益,通过社会稳定来维护政治稳定。
      第三,要处理好城市建设重点突破与城市管理全面推进的关系。要以点上的突破带动全面的推进:一是以建成或基本建成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突破,推进城市更新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二是以城市管理和环境建设的工作重点为突破,推进城市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三是以公用事业的扭亏为突破,推进全系统行业改革、企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化;四是以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为突破,推动整个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科技含量的提高、发展后劲的增强。提高工作效益和质量,实现城市管理水平的现代化。
      第四,处理好城市政府管理机构与社区基层组织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管理作风,通过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服务质量,确保优质、高效地完成各项城市管理目标。
      第五,要处理好城市空间扩展与土地节约合理使用的关系。据有关专家分析,我国城市的近期发展布局仍将继续“向单中心形态发展,由内向外‘摊大饼’式的圈层结构将延续到2030年以后”。[4]然而我国又是个土地资源极为珍贵的国家,因而提高城市土地的空间使用效益是提高城市发展质量的关键性内容。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中,要变“土地双轨制”为“单轨制”,将生产经营性的划拨土地纳入有偿使用的轨道,盘活城市存量土地。随着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实行土地使用“单轨制”,对企业转制、避免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流失、优化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城市形态更新、体制更新及其发展质量提高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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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6-11-22 00:32:05

    苏南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与首选战略
    ——苏南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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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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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叶南客 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学海》(南京)1996年第02期 第56-61页

    期刊名称: 《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复印期号: 1996年06期
    字号:大中小
      苏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其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进步,而人本身也正是苏南现代化大业的设计者、开创者和建设者。正因如此,苏南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人力资源的充分开掘已构成苏南现代化这一跨世纪工程的核心和首要任务。在苏南人力资源开发中,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是基础层面的战略措施;创造各种政策条件、培育专业人才群体是苏南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战略;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造就形成一大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企业家队伍则构成苏南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的最高层次。本文试就这三个层次的战略意义和对策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苏南现代化必须教育先行
      1、苏南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发展战略中,教育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一个根本问题。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在‘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第一位就是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在教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江泽民同志最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重申:“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在最近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李鹏同志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关键是抓好科技和教育。科技教育发展关系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中国现代化的前途”。[①]从苏南地区现代化战略的率先实施来看,我们也深切感到教育事业的率先现代化是首要任务。因为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各国的综合性竞争,已不仅是经济基础强弱的较量,更是科技、教育、人才所形成的智力优势的效量,苏南地区要想在全国率先达到现代化目标,就必须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同时这也不仅是教育本身具有的战略地位所决定,因为在苏南的现代化实施中,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缺乏,已成为困扰该地区加速改革、开放、发展的突出难题。
      教育现代化和人才群体的培育开发,已构成决定苏南社会经济整体现代化发展成败与否的关键。苏南的一个重要区情是自然资源和能源严重短缺,主要的出路只能是通过教育优先发展,充分利用、开发人才资源,不断推进科技进步。虽然苏南地区教育基础比较好,是全国最早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的地区,近几年发展也比较快,但是与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仍不相适应。如锡山市每年需要大专以上的人才3400人,而实际上只能提供1400人,缺口近60%,1400人中大部分又是分到教育、卫生部门,真正能分到企业的很少。该(市)县18—22岁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达20%,大大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与韩国38%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苏州市的师资队伍建设任务也相当艰巨,目前该市农村尚有2000多名持证民办教师和5000名代课教师,根据该市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在近年内还需补充数千名新师资。职业高中、地方高校师资一方面合格率离纲要要求差距较大,另一方面又缺少正常的补充渠道。[②]我们还应看到,在苏南现代化进程中,旧的矛盾尚未全部解决,又有新的问题出现,在新发展阶段的新战略研制中,还要关注普通教育如何从升学应试教育转为素质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如何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人教育特别是农民技术教育如何再上一个新台阶。
      2、苏南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根据苏南地区超前于全省、全国,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总体发展需要,并进一步贯彻实施1994年国家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战略布署,我们认为苏南地区教育先行的发展总目标可以表述为:以“三个面向”为指导思想,以亚洲“四小龙”为参照系,用6~10年的时间建立起一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一定劳动技能的劳动者队伍,建与中国现代化先发展地区相适应的一流教育事业,达到80年代末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从而满足本地区可持续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要。
      有关本地区教育现代化的具体目标,省市教育都提出很多较好的建议,如要求做到:教育思想现代化,教育发展水平现代化,教育体系现代化,办学条件现代化,师资队伍现代化,教育管理现代化,等等。在此我们认为应明确四个重点任务,即:(1)教育观念的现代转变,要树立素质教育、创造教育、终身教育和综合教育等新教育理念,逐步形成从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企业教育、社会教育并举发展的教育制度。(2)教育体系现代化,高标准实放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以职业教育为重点的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以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重点的成人教育,积极发展地方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大教育事业的对外开放。(3)教育内容的现代化,要能反映现代文化的最新成就,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使受教育者具有适应现代社会、参与市场竞争和对外开放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和社会活动能力。(4)教学条件现代化,全面实施《教师法》,使教师队伍及其待遇与现代化发展相一致,校舍设备、教学仪器、图书资料等都应加快达到省级乃至国内一流水平,接近发达国家水准。
      3、苏南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措施。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还需要我们做出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求尽快拟定一系列可行的战略实施方案,这里我们提出苏南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措施应着重考虑如下几点内容:首先,要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这是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根本保证。各级领导部门要把教育现代化工程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作为加快改善投资环境,加快经济建设的战略大事来抓,各级政府要实行分级负责,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建立目标管理制度,把加强现代化示范学校和教育示范乡(镇)的建设作为深化城乡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抓好,抓实。
      其次,推进教育立法和教育规划,在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地方政府不仅要坚持“依法治教”,还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制定实施细则和条例,使经过实践检验的教育政策转化为法律、法规,增强其权威性、强制性和稳定性。要制订超前的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以满足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各方面未来发展的需要。有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要立足于区域现代化的总体要求,着眼于提高苏南人民的整体素质,在各类教育战略中要抓住重点、坚持实施,保证出成效。
      第三、推进教育存量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通过调整、合并、置换等多种形式,保护教育资源,合理教育设施布局,积极发挥城市现有高校、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中心辐射作用,促进城乡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
      第四,加大教育事业的社会化步伐,做到社会化投资、社会化办学、社会化管理。教育发展和人才开发不仅是政府一家的事,而要推动教育社会化。苏南已有较好经验。今后对教育投资(不仅是投入)要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辅以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包括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鼓励社会各界和企事业合作办学。有关部门要给职业技术学校、成人学校和地方高等学校发放一定的教育贷款,使学校能够利用更多的资金启动教育现代化工程。
      二、开发人力资源,培植现代人才群体
      1、苏南现代化的主体工程:人才现代化
      苏南地区要想成为全国现代化的领航区域,关键之举在于开发人力资源,培植现代人才群体。苏南社会变迁最大的优势在人才,最大的短缺也在人才,人力资源开发是苏南社会进步的目标,而苏南现代化的实现也必依靠更多数量、更高素质的现代型人才来推进。
      苏南地区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人文荟萃,教育和文化事业比较发达。长期以来苏南文化形成了“精细”的气质特点。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南地区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索社会、经济和人才资源开发的规律,着力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化的、开放而富有活力的人才资源开发体系,人才资源开发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目前各项指标均高于全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为推进现代化提供了较好的智力资源。
      应该看到,近几十年来世界发达地区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便在于将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从物力资源开发向人力人才资源开发的转移,苏南地区要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键也要靠强有力的人才系统支撑,首先要求实现人才的现代化。这里,我们将人才现代化的目标内涵概括为两大层面,即人才个体的现代化和人才群体的现代化。人才个体现代化的具体内涵是:(1)人才个体的各种技能必须适合现代化社会活动中的实践需要,并且在技能方面具有强烈的创新和学习意识。(2)人才个体应当具有与自己所从事的社会活动所需要的相关专业知识、文化修养、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能力。(3)最根本的是人才个体应当有以社会发展规律为依据的崇高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有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要求的科技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现代价值观念。人才群体现代化的具体内涵表现为:在现代化过程中,首先要求人才群体中的大多数个体达到上述人才个体现代化水平。其次,群体应当具有合理的结构,其要素的联系是紧密的,功能是最优的。三是人才群体应当是开放、进化的,能够自动地吐故纳新,始终保持群体的生机和活力。四是现代的人才群体之间存着合理的联系,形成科学的生态结构,实现人才资源的最优配置,并使其运行制良性化[③]
      2、苏南人才开发的差距
      苏南地区人才资源丰富,人才群体的培养和总体素质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仍未能适应苏南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例如,台湾全省人口接近2000万人,和苏南人口总量相当,现已有本科和专科高等学校105所,另有大专院校内附设的研究所301个,80年代初台湾大学入学率达27.5%以上,在校生达到44.28万人。而苏南地区目前仅有高校15所,在校生2.7%万人左右;同时,苏南地区中等技术学校50所,在校生接近3.3万人,到1993年底该地区拥有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比率为4.5%,可见苏南目前中高等人才资源数量还远远低于十几年前的台湾。
      当然也要承认这里确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存在,但是和苏南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需求相比,确实仍有较大差距,如80年代末无锡市大中型企业职工中大学文化的仅占7.1%,中专专程度的占5.5%,初中以下文化人数高达近65%,这是明显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企业发展要求的。再从下一步发展的角度来看,苏南在加大外向化发展和加快向高新技术升级中更加紧缺国际贸易、金融、翻译、高新技术、企业经营和公关策划人才。单就规划70平方公里、投资200多亿美元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来说,今后十年就需净增30万以上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类专门人才,[④]因此说苏南在走向国际化和乡镇工业再上新台阶中,中高级人才的培养、引进已经迫在眉睫。
      除数量缺乏外,苏南人才资源开发中还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市场机制匮乏,表现为商品生产要素市场的逐步改善和劳动力、人才市场的相对滞后,由于人才市场机制尚未形成,造就人才以至整个劳动力市场流动不畅,以及人才外流现象加重。与此同时苏南地区人才体制改革滞后,人才资源的开发和使用效率不高,人才知识结构没能及时调整到适应经济现代化、国际化的需要上来、造成了人力资源开发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
      3、苏南人才资源开发战略的重点任务
      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是培育出现代化人才群体,人才的开发和充分利用是社会现代化的动力和目标,如果说教育现代化重点在于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现代化事业的基础,那么人才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则更高一个层次,不仅要求拥有较全面的扎实的基础性文化知识,还要求具备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思想道德、思维方式以及各种现代性的专业技能;不仅要求人才个体的高素质、高思想境界,还要求人才群体和人才环境、体制的现代化发展。人才资源开发和人才的现代化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这里我们仅就其战略重点提出若干设想。
      首先,要在区域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上树立起人才资源是苏南现代化“第一资源”的新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向张家港学习不拘一格培养、选拔人才。在扩大开放,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人才管理的先进经验和措施,在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率先与国际接轨。
      其次,创造保证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环境。一方面,要合理使用现有人才,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促使各类人才都能尽快成长,做到学用一致、不拘一格和扬其所长;另一方面,要有适当的奖励措施,不仅留得住人才,还要在服从全国统一布局和合理流动的前提下,实行平等竞争,吸引适当人才包括海外人才来苏南,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要根据苏南地区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布局,尽快建成苏南区域性人才市场和运作机制(如建立“经理市场”和产供销一体化的人才服务公司等)。加快户籍制度、人事管理体制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
      第三根据现代化建设要求,选择人才资源的开发重点,当前要突出重视对各行各业跨世纪学术带头人、技术带头人、现代企业家为核心的人才工程的组织实施,建立人才成长的激励机制,尤其要重视和加强对在职的党政领导人才、经济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的继续教育,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领域的国际合作,从而在5~10年间形成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适应现代化、科技化和国际化发展的人才群体。
      三、苏南现代化的领潮人:现代企业家群体的培育与壮大。
      1、时势造英雄,英雄弄大潮
      在人才现代化工程中,一个最为突出的人才培育任务便是企业家群体的塑造。企业家是经济决策和管理型人才,又是人才群体中的高阶层成员,主要由苏南城乡成千上万个企业中的厂长、经理组成,他们既是苏南现代化的主要建设者,也是一代跨世纪新型人才的代表者。在苏南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中,企业家群体的角色作用将愈加突出,正象经济学家马洪所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新,将越来越依靠企业家的活动,他们将比较全面地承担起经营企业的责任。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社会主义企业家,在经济活动的舞台上充当主角,现代化的建设就缺乏强有力的经营者和最有成效的组织家、管理者。”[⑤]
      从农民到工人,从兼业者发展为管理者和现代型企业家,是苏南现代化过程中最振奋人心的变化,苏南的企业家不仅使自己在工业化过程中脱胎换骨,而且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他们不仅最先接受并引进了城市化和工业文明,并且在城乡工业横向协作和市场竞争中,感染了城市企业的决策人和管理者,对苏南城市现代企业家的崛起产生了激励的催化影响。苏南的工业化大潮中崛起了一代新型农民企业家,而这批企业家又继续把现代化大潮推向城市、波及海外,在90年代中苏南企业家特别是农民企业家的使命还将更加突出,这是因为苏南现代化的重点在农村,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关键在农民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企业家的作用发挥到什么程度,乡镇企业就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农村现代化就可以进入到什么程度。
      2、苏南企业家群体的优势与不足
      苏南企业家群体中包括城市企业家和农村企业家两大类型,然而因后者人数多于前者,又是第一批走上市场走向成熟的自主性人才群体,所以我们讨论得较多的还是乡镇企业的决策和管理者。具体观察这群现代生产力组织者的特征,我们发现他们身上同时具备了国内外企业家们的共性特征以及苏南企业家群体的独特优势。
      从共性上看,苏南企业家身上集中反映了现代企业家们共同的品质优势。首先是敬业精神,他们都把企业的兴旺发达当成自己的事业,如张家港市的企业领导选用机制就是“赛马”机制,以实绩论英雄,凭德才坐位置,他们不怕困难,不畏挫折,自加压力,事事争优,创造出了“张家港效率”和“张家港精神。”其次是创新意识,这在苏南企业家中也是十分突出的,所谓创新,熊彼特认为是“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而企业家就是“创新”活动的实行者和倡导者。苏南的乡镇工业发展本身便是苏南农民企业家的伟大创造,而在90年代中他们又不甘平庸,不断自我超越,开拓了“昆山之路”创造了“张家港精神”。在新产品开发,生产组织制度创新等方面他们的成功事绩更是不胜枚举。另外,作为现代企业家所应具备的战略意识、务实精神和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都普遍存在于苏南企业家之中。
      从个性上看,苏南企业家大多是从农村田野中走来,队伍形成仅十数年时间,对市场经济还不够熟悉,因而说他们是企业家,他们却又是在知识经验和许多条件很不成熟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他们身上仍然深深刻着中国传统农民的印记,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不太懂得市场经济学、经营管理学以及公共关系学,不过,他们确实成功了,他们以独特的奋斗方式、独特的精神风貌、独特的治厂方略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也改变了周围的农村世界,苏南农民企业家的具体特征还表现在具有“明显的农村产业结构多元化特征”、群体成员组成的“多渠道来源”、经营方略的“素质差异性”、“企业家行为、风格的过渡性”和“初始性”、决策风格上对社区行政的“追随性”等等。
      和上述个性特征相应,苏南企业家群体发展中存在着种种不成熟性,构成了自身现代化的阻力,亟须引起人们重视。首先是这支队伍本身还不够壮大,很多企业还未能从社区行政干预过多中独立出来,从城市到乡镇企业都还有不少领导者缺乏自主经营的意识和能力,称不上是合格的企业家,城市企业家的群体力量更显薄弱。其次,苏南企业家中明显存在着知识结构老化,不适应现代化和现代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苏南现代化进程中三大挑战性因素正日趋突出,一是经济的外向化要求企业家们具有更开阔的眼界和丰富的外贸、外经管理经验和才能;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要求企业家具备更新、更专的现代科技知识;三是企业经济中的多元化、集团化取向,要求企业家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战略意识、风险意识都提高到新的水平,而面对这些新趋势、新挑战,多数的企业家是准备不足的。第三,苏南企业家中出现了落伍者和退化现象,随着企业的成功、个人的成名,历史积淀中的传统小农意识在前一批农民企业家中暴露出来,他们中有的居功自傲不思进取自满自足,有的追求奢移享受甚至损公肥私,有的怨天尤人、有的任人唯亲,结果在苏南不少地方出现了“能人夭折”现象,阻碍了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如苏南某县,在乡镇企业初创时期,曾树立了29块金牌,即29位明星企业家,目前有的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有的已销声匿迹,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违纪的道路,真正风采犹存的仅有50%左右。这些事实,呼吁我们在颂扬苏南企业家群体优势之时,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苏南的现代化事业还要求苏南企业家们不断自我反省、自我超越,在推动企业和地区的现代化同时使自身趋于壮大、成熟。
      3、培育壮大企业家群体的若干对策
      在苏南现代化的战略中人才现代化是关键之举,而在人才现代化工程中企业家队伍建设又是最重要的目标和任务,这里我们认为苏南企业家群体的发展其主要目标有二,一是队伍的进步壮大,二是群体内部结构的优化和成熟。实现这两个目标至少应采取以下几方面的对策。
      首先是深化改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总体战略实施中,为企业家队伍的整体建设创造良好的大环境、大背景。从根本上说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城乡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实体,同时建立完善的富于公于竞争的市场体系,才能为大批的企业家独立成长创造机会和条件。
      其次,形成新型规范性的选用人才机制,为现代经济人才的培育、选拔、任用和继续提高作出政策保障。在这方面张家港的经验也是值得称道的,他们选用企业领导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要有才干、工作有实绩都委以重任;针对现代企业家需要具备更高更新科技知识,他们出台了《张家港市科技进步奖励办法》,《关于资助科技人员出席国际科技人员会议的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建立了知识分子台帐,对用非所长的及时调整岗位,而把管理能力强的放到领导岗位,目前全市企业领导中科技人才比重已占到80%,[⑥]从而充分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也切实提高了企业家群体的素质构成。
      第三、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企业家成长特别是勇于创新开拓的改革家提供法律保障。现代企业家发展中受到重重社会舆论环境、各种关系网的困扰,甚至不少改革者还受到人身攻击,阻碍了他们放开手脚、锐意进取的创造才能的发挥。因此应该建立健全以及落实包括“企业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各有关法规在内的法制保障体系,保护企业法人和企业家个人的合法权利,在民主化、法制化的过程中促进企业家队伍的现代化。
      第四、企业家群体应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摆正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利益关系,实现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转换,不断解放思想,勇于超越自我,这才是企业家现代化和人才队伍成熟的真正标志,也是苏南城乡尽快走向现代化的内在优势和巨大动力之所在!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
      ②苏州市市长章新胜在全市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9月7日打印稿)③参见朱均侃《人才现代化是苏南现代化的首要目标》(载《群众》杂志1995年第5期)
      ④参见顾教荣《苏州市创建一流教育的计划和措施》(载《江苏教育》1994年11期)⑤《走向未来的中国企业家》第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版)⑥参见1995年3月张家港市委在全省两个文明建设现场交流会上总结材料,《总揽全局,抢抓机遇,踏实苦干,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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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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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叶南客/李芸+关注

    作者简介:
    叶南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 邮码210013 李芸 《江苏经济探讨》编辑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 邮码210013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7年第02期 第82-90页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世界现代化的不平衡性与不平等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相对贫困化;国内社会结构失调;国际经济关系的依附性。其主要矛盾在于经济发展中的示范效应与超前效应;政治发展中社会参与和社会稳定的两难选择;文化发展中的价值冲突与断裂;发展目标顺序选择的复杂性;发展模式的“趋同”与不可重复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应是:走出低谷,走出依附,走向现代化。

    期刊名称: 《国际经济》复印期号: 199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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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世界现代化的不平衡性与不平等发展
      1.战后现代化运动的焦点与难点:后发展问题
      世界现代化运动的特点之一便是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发展存在客观的不平衡性,而这一特点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显得尤为突出。近几十年在先发展和后发展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似乎存在一种“马太效应”,发达和欠发达的差距呈现持续性扩大,除了许多客观原因之外,一个最重要的人为因素便是已被人们认识到的:不平等发展强化了不平衡性。这种不平等尤其表现在能源消耗方面和国际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中,发展中国家都处在极为不利的位置。
      不平等的发展加剧了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艰巨性,不平衡发展的强化破坏着全球协调发展的努力,从而也阻碍了全球整体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正因为如此,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作为世界现代化实践的难点——后发展现象,已成为现代化理论和战略研究中最为关注的焦点。所以,狭义的发展理论,就是关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探讨。
      2.“第三世界意识形态”的崛起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逐渐演化为三大利益集团,一是欧美等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二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三是战后十年中已取得政治独立或仍处在殖民地位的不发达国家。第三种类型的国家为数最多,地域分布最为广泛,发展中的问题也最为突出,国际社会对这类国家的称谓也是多种多样,1952年阿弗尔德·沙维声称,他给这类国家群体找到了一个形象而恰当的名字——“第三世界”。1956年一家以此名称命名的法国期刊《第三世界》创刊,不久后“第三世界”这个词得到了广泛引用,它不仅概括了战后一类新兴国家群体的形成,而且体现出在苏、美两大国际集团之外的第三种政治选择。
      “第三世界意识形态”集中反映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和现存世界体系的态度,其主要内容包含了一系列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第三世界意识形态”对于世界现代化运动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它要求人们认真反思前些阶段中世界现代化的经验、快速发展的原因及附带而来的弊端;要求发展中国家探讨利用一系列在新时期具有实践意义的新发展策略;要求国际社会给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提供更有效的公平环境,不仅是发展条件的平等还要有发展机遇、发展目标上的平等,只有不断消除国际互动中的不平等现象,才能使世界各国的发展更加和谐、协调,更有利于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进步。
      3.发展中国家的多样化结构
      由于“第三世界”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以及发展理论的深入,人们在讨论现代化过程,描述与发达国家相对应的国家群体时,越来越多地使用了“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到90年代初,世界上独立的国家共有170多个,其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达到143个,占全部独立国家的83.1%。这些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南太平洋和地中海地区,其土地面积约占世界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工业总产值只占世界总额的10.9%,粮食生产不到世界总量的半数,消费不到10%,由于人口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趋于扩大。
      虽然我们通常把发展中国家视为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一种整体,但实际上这类国家间的差异甚至不亚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这些发展中国家其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和趋势,从而强化着不同国别之间的发展差异。对于这些国家结构的多样化特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P.托达罗提出有7种主要的差异因素,即:(1)国家的规模和收入水平;(2)历史背景;(3)拥有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4)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对重要性;(5)产业结构的性质;(6)对国外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依赖程度;(7)国家内部的权力分配、制度及政治结构。[①]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多样化的结构差异又同时具有若干共同的发展特征,并且面临着共同的发展困难和发展环境,所以我们在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战略时,必须高度重视它们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与个性,寻找出它们发展中的特殊性及其规律。
      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
      1.基本特征
      揭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探索这类国家现代化发展独特道路的一个认识前提,近些年国内外学者纷纷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发展研究者还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多维比较研究总结了两者的各自特征,如发展经济学家雷诺兹的比较分析观点就曾得到较多的共识,具有较大影响。参见下表[②]:
      比较因素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政治机构 多党制
      一党制(或军管制)
      行政管理 很发达不发达
      市场机构广泛利用市场 市场很不完善
      人口增长率 低高
      资本积累率 高低
      农业部门小大
      公有部门 中等小
      经济增长率 高低
      资源利用
      一般接近充分就业高度的就业不足
      通货膨胀压力 中等缓和到强
      每人平均收入高低
      收入分配 相当不平均但正缩小差距显著的不平均
      雷诺兹的分析有不少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但也有些观点不尽正确。如他归纳经济增长率特征时,认为发达国家高而发展中国家低,但事实上自80年代至今的十几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增幅都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以及中国的年均增长率都是现代化运动史上所罕见的。这里我们试从生产力水平、生活状况、国内社会结构和国际经济关系等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若干重要特征作一具体分析。
      (1) 生产力水平低下
      发展中国家几乎80%的人口扎根于农村,60%以上的劳动力是从事农业生产,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由于农业生产规模小,机械程度低,其生产率又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以致近些年出现这样的“怪事”:第三世界国家是农业国,可是它们越来越难于养活自己,为了养活城市人口而越来越多地进口粮食,减少了它们进口设备的能力。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工业化刚刚起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近20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幅十分可观,但基于这些国家的高人口增长率,使得他们和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仍在扩大。1973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14.8∶1,1988年这二者之比已扩大为20.5∶1,[③]这种分化直到近两年也并未有多大改观。
      (2) 生活相对贫困化
      由于经济实力的差距呈放大趋势,除少数石油输出国外,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到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平均还不到富裕国家人均收入的二十分之一,而象瑞士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已超过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孟加拉国的100倍,超过印度60倍。还不仅是数量上的差距,在生活质量方面,发展中国家缺少住房、教育,健康水平差,婴儿死亡率高等等都是生活贫困化的显著标志。
      (3) 国内社会结构失调
      人民生活的贫困化既体现为国民收入平均水平的低下,还体现在社会分配结构的不平等上。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证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贫富不均、社会分配失调是整个第三世界的普遍现象。如在44个欠发达国家中,20%的最贫困人口平均只获得6%的国民收入;而30%~50%的国民收入却为5%~20%的富人获得。与此同时,大量的失业、就业不足和隐蔽失业也构成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中的共同特征。
      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失调还突出表现在国内城乡二元结构的对峙以及由畸形城市化而带来的生态结构恶化方面。在本世纪现代化进程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城市畸形膨胀和过分城市化,城市寄生式的增长导致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成了对越来越大的城乡差别的一种抗议和反应。城市的过快膨胀加强了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城市问题,进而也加剧了各国城乡社会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4) 国际经济关系的依附性
      先发展的工业化诸国,其现代化的顺利进展伴随着对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地区的经济掠夺和剥削,这种情形一直融化在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外汇流动方面对富国中心经济的依赖的日益增强;因而在这些国家里(尤其是些中小国家),大量不为它们所控制的外部力量能向其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支配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由此出现了第三世界发展学者所大声疾呼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格局。
      2.主要矛盾
      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完全有别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难度和发展的特殊性。这些国家经济基础差,人口增长快,失去了先发展国家的良好机遇,在国际竞争中处在追随者、弱者的不利位置。又由于是外力推进的现代化,而在自身内部发展条件不成熟之际仓促上阵,导致了各种发展目标选择上的困惑。应该看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和矛盾是亟待克服又很难顺利解决的,对这些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的理性认识和寻求解答方案的有效程度将影响着它们实现现代化的时限长短和成功与否。
      (1) 经济发展中的示范效应与超前效应
      现代化理论中一个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假设就是,今天的先进国家的状态,就是落后国家明天的图景,后者要步其后尘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一认识在50年代中即被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作出较符合事实的判断,即包含着一半真理和一半谬误,而后一半往往被前一半掩盖了。所以这位学者指出:正是由于落后国家的落后,他们发展过程的许多方面将会根本不同于先进国家。[④]然而在实践发展中,这一观点并未得到科学正确的把握,使得来自先进工业国的示范效应成为后进国家的重要制约因素。由于迟发展国家对发达国家所示范内容的盲目攀比和急于求成使这些后进国家在制定发展计划时常出现以过高的预期值来代替切实可行值的趋向,结果产生了种种“洋冒进”式的超前效应,如舍弃农业的稳定发展而过度扩大工业,在工农业还没到适度发展时便片面加速第三产业仿效发达国家的高额消费模式,进而使得这类国家出现产业发展、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间的严重失调。这也就是格申克龙曾表述过的落后国命题:“一个国家越是落后,人民消费压力就越是沉重。……一个国家越是落后,其农业在为工业发展拓展市场方面就越是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⑤]
      (2) 政治发展中社会参与和社会稳定的两难选择
      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无疑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性目标。其中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民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首要标志,而社会稳定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然而在追求实现这两个政治发展目标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往往陷入了一种两难的窘境。例如,虽然民主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要求,但我们在一些后发展国家中却常看到由民主运动带来的社会动乱,由民主而带来的政府工作的低效率,甚至在一些实行了民主政体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倒远远赶不上非民主的或混合型政体的国家,据统计在本世纪50年代~70年代,民主政体国家的人均GNP年均增幅为0.9%~1.4%,而非民主政体国家的年均增幅却在2.3%~2.5%以上。[⑥]如何扩大社会参与发扬民主,同时又要不断强化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威作用,的确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中的一道难题。
      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还有一道难题就是现代化既需要高速的经济发展作支撑,又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保证,然而经验研究发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很低,甚至呈负性。”[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成亚非拉国家基本特征的政治不安定和动乱,是与这些国家努力追求社会、经济变革和发展直接相关的,所以,发展政治学家S.亨廷顿得出了一个类似悖论式的论点:“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⑧]正因为如此,如何处理好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构成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首要议题。
      (3) 文化发展中的价值冲突与断裂
      随着现代化运动的逐层深入,发展中国家正越来越沉重地体验到由文化冲突而导致的价值困惑,以及由文化发展滞后而导致的社会前景的迷失。可以说,几乎所有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迈进的发展中国家都处在传统文化衰退、外来文化拥入、新旧文化交替的大过渡时代,它们的国民在心理发展历程中倍感双重价值冲突的剧烈,格外茫然。他们在对新价值体系的向往中常常感到超越时代的激动和痛苦,对旧的价值体系的留恋却又是对消除二元结构产生抵抗的精神泉源。当新旧价值的力量对峙之时,过渡时期的人或者会感到无所适从,或者可能对二元价值同时失去信仰,造成个人和社会规范的断裂,这时人的社会心理便会因无所遵循而失衡、失控。对此,美国著名学者彼得·伯格曾形象地喻为“漂泊的心灵”,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漂泊不利于现代化的健康发展,价值体系的断裂空缺常导致落后地区精神文明的更加落后,所以有许多发展学者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的是现代价值取向的引导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
      (4) 发展目标顺序选择的复杂性
      一个曾为人们忽略而现今日益突出的矛盾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面前。很多企图步西欧现代化后尘的人都已感到此路行不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因各自不同的时代进程和文化经济背景,抉择其发展目标顺序是大相径庭的。在现代化的“先来者”中是以文化发展为先导,带动经济的繁荣,导致社会政治制度的确定的发展顺序,尽管是在不同国度,“三元革命”却较为协调地推进了现代化,形成了“帕累托改进式”的发展。而在现代化第三次大潮中,发展中国家民族独立后首先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其次是保持国内的社会稳定,文化价值的重塑相对没有那么紧迫。正是由于这一战略性忽略,现代化中的“文化滞后”效应已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重威胁,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察觉,经济的增长不一定事实上有助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相反经济超前而其它领域滞后,这种倾斜式发展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安全,发展不可能持久。在当代各国改革不再具有“帕累托改进式”特征时,现代人应关注解决现代化诸目标间的要素冲突和发展顺序的协调问题。
      (5) 发展模式的“趋同”与不可重复性
      还不仅是目标抉择中的艰难,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时经历了更大的困惑甚至走过了更多的弯路。时至今日,众多发展中国家才体会到与其说是选择发展模式毋宁说是创造发展模式,因为它们发展中唯一可供模仿的西欧参照系在实践中寸步难行,全盘西化和失败几乎成了同义词。发展中国家只有有选择地借鉴它国经验并创造性地进行本国现代化建设才可能具有光明的前景。所谓发展模式包括了各国现代化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用的手段、方式、步骤和总体战略。早期的现代化学者对各国的现代化模式大多持有“社会趋同”的观点和倾向,但事实上从后发展国家和先发展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差异上看便是完全有别的。后发展国家在开始现代化时,绝不可能象先发展国家现代化之初那样随心所欲地侵占别国市场,掠夺别国资源。西方发达国家从没遭受过殖民主义的侵略反而是把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作为殖民地和资本积累的源泉,而当代发展中国家还时时处在依附地位受别国的剥削。国情、时代的不一样,特别是发展上的不平等,使现代人日益清晰地看到西方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历程道路的不可重复性,模仿便意味着碰壁,只有立足本国进行创新。然而对于处在内挤外困、多元冲突下的发展中国家,创造性的发展显得尤为艰难和任重道远。
      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
      1.发展背景: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形成
      20世纪是一个发展高于一切的时代,特别是在二战之后,从英国工业革命到本世纪初形成的以发达工业国为轴心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一个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开始形成,发展中国家既是在这崭新格局下开始了各自独立和现代化历程,它们本身又是这一新世界体系的编造者和发展主体,正因如此,我们今天的世界可以说就是一个发展中的世界。
      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国际政治体系发挥了根本性重组。几十年来20多亿人挣脱了殖民主义的羁绊,在殖民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100多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开拓了世界政治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新格局。这些占联合国会员数80%的新兴国家已形成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从国际经济利益格局来看,殖民主义的“中心—边缘”单向联系的政治控制虽已解体,但历史形成的国际劳力、贸易分工与经济联系仍未能同步改变,原来的中心国家在新的国际整合中形成为“北方”(发达工业国群体),原来的边缘国家则组合为“南方”(欠发达国家群体),同时在南北关系中经济的相互依存因素还在增长。由于战后出现的新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又加速了世界范围资本、技术、产业、产品的流动扩散,发达国家产业不断升级,其经济组织结构也得以改变,出现超国家的经济结构如跨国公司等,促进了国际专业化和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在上述新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形成中以及近20年来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的“迟发展效应”日渐突出,其中既有一系列的后发性优势也有不少后发展的难题,从正负两方面共同组成了它们现代化发展的制约背景。例如美国著名学者卡恩在《今后二百年》一书中便揭示:在某种意义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加速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恰恰是由于后发性的差距,产生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十种力量,即:(1)资本、市场和技术的可得性;(2)劳动力的输出;(3)引进出口的工业;(4)旅游业的更大发展;(5)新技术的转移和推广使用;(6)具备有用的范例、体制和个人;(7)低等工作活动的梯度转移;(8)进口替代以缩短工业化时间;(9)高度的外部稳定秩序的存在;(10)外援。同时,发展社会学者也指出在后发展国家还存在的相当多的落后所特有的难题构成了发展的消极背景。例如:日益严重的“急性病”难以克服;传统重负难以摆脱;落后心理难以清除;先进文化输入引起的社会机体的功能紊乱难以调理;经济发展不平衡难以改变;消费膨胀难以抑制;人才外流难以控制;政治上难以安定;旧世界经济秩序的“马太效应”难以克服;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难以选择,等等。
      上述双重背景,构成了我们探索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战略时必须充分关注的前提和基础。
      2.发展经验: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启迪
      在现代化建设中,每个国家都是试验者,有的国家试验成功了,有的国家进展则不太顺利。虽然欧美的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但作为现代化先来者时过境迁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可能再适用于今天的后发展国家了;值得肯定的倒是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CS)异军突起,仅用25年~30年的时间走完了原来资本主义国家用100年~150年时间走过的路程;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但所处区域不同,采用的发展模式不同,为后发展国家的加速进步开拓了有益的道路,它们的发展经验更切近第三世界的现实,也更耐人寻思。
      这里所说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的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等地;这两大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尽管发展方式有别,但共同特征都是在50年代~70年代间经历了世界经济史上奇迹般的快速增长而完成了向工业化经济体系的过渡。
      这两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突出的成绩在于他们分别抓住机遇采用了适合国情、区情的发展战略。1976年阿根廷的巴里洛克基金会提出了题为《是灾难还是一个新社会》的研究报告,后便被人称为巴里洛克模式或拉美模式。这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制定的第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发展模式,它强调后发展国家不能重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重复即意味着要重犯那些导致今天不合理的和浪费性消费状况的错误,加剧环境的社会性退化。该报告提出了把满足人类的合理的基本需要作为出发点,公开表示赞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该报告和流行于拉美的发展主义、依附理论影响下,拉美国家特别是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在经济发展中主要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实现了现代化的起飞。
      与拉美起飞同时,东亚的新兴工业国却采取了另一条道路。在60年代中期,东亚诸国充分利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和国际贸易再分工的良好机遇,通过国家的有效干预,顺利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转移,进而自然形成了为人所瞩目的“东亚模式”,其中已成为人们共识的最主要的成功经验在于:“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潜力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尤其是制造品出口的迅速繁荣的结果。它们靠制订了最可行的发展战略,包括利用世界市场作为增殖产品更好出路的政策,从而克服了有限自然资源的约束。”(肖新煌语)
      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虽然内涵有别、采用的时间地域不同,但它们都卓有成效地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起飞,它不仅为当代所有发展中国家显示了落后国家可以快速进入现代化的希望,也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决策者和研究者留下很多值得思考的经验,限于篇幅这里试略举三点启迪:首先,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具有高度灵活性与选择性。外向型战略与内向型战略不是绝对相互排斥的发展选择,而是可以相互结合使用的发展战略,所以要学会辩证地动态地看问题。其次,在后发展的国家中,政府干预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日益突出,政府作用不仅是对国民经济计划和金融机构的控制,还表现为对社会文化教育有效投资,对劳工的控制和训导。第三,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又一成功之举是它们普遍重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注意把现代文明和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
      3.发展战略:走出低谷、走出依附、走向现代化
      发展背景是制定发展战略时必须思考的前提,发展经验是选择恰当发展战略时的重要参照系,发展战略的确立与能否正确贯彻则决定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色和成败与否。纵观本世纪以来各发展中国家所曾采用的发展战略林林总总不下数十个,大致可划分为传统发展战略和新型发展战略两大类。传统发展战略又有多种战略模式,如按部就班战略、赶超发展战略、起飞战略、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等等。这些战略的共同点在于强调工业化,把人均GNP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标,而忽视了农业,忽视了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所以又被称之为“增长第一战略”。这种战略是曾促进过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触动了现代化进程的按钮,但没有严格区分“增长”与“发展”的差异,忽视了社会的全面协调性发展,偏离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因而产生了日益明显的局限性。
      70年代后出现了一大批新型发展战略,如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基本需求战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内源发展战略,还有东亚新兴工业国倡行的出口导向战略,有些国家或地区正在试行的协调发展和均衡发展战略,80年代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世界银行组织实施减贫援助战略等等。这些战略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具有广泛的影响,有的尚处于试行或者编制之中,但概括而言每一种都有它的可取之处,可又从未有任何一种战略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关键还是在于要立足本国实际,借鉴成功者经验,创造性地制定本国发展战略,走出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结合上述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背景、经验以及所曾采取过的战略的分析,我们认为在人类走向21世纪的新历史阶段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各具特色,采取不同的战略方案,但其基本战略目标仍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即走出低谷,走出依附,走向现代化。
      走出低谷,是就当前发展中国家自身主要发展任务而言,即加快经济建设,加强国力,提高人民富裕程度,消除生产力低下的基本状况。当前除东亚部分地区保持继续较高增长以外,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恶化处于发展的低谷,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1972年至1981年递增5.0%下降至90年代初的2%~3%左右,人均GDP亦从70年代年均2.3%下降到90年代初的年增长仅0.4%的水平,从拉美到西亚都被通货膨胀、债务和出口受阻等问题困扰,非洲几乎无“复兴”的迹象,由于天灾人祸不断,该地区在90年代初的GDP年增长仅达1.4%,是世界上最落后也是发展最慢的地区。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战略的主攻目标只能是首先走出经济低谷,在提高自身生存力的基础上,提高其国际竞争实力,从而带动国内社会的全面发展,正如研究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的学者所阐释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的生存 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它在世界市场上的新的适应性和竞争力。这些新趋势是过去历史时代中没有过的新现象。现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只有不断发展并不断调整与改革才能生存”。这一目标对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更为重要和迫切。
      走向依附,就是要通过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共同努力,打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支配局面,促进国际关系更加融洽、平等和相互真诚支援。正如激进的发展理论家S·阿明所分析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依附性发展“使外围国家丧失了自身发展的任何主动性,从而不仅使消费方面的“赶上”的机会,而且使获得某种独立性的机会都化为乌有”。因此,新国际秩序的遵守与平等发展的“过渡”必须大大修改资源分配的资本主义模式。
      走出现代化,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不发达国家的共同发展目标。现代化的目标绝非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孤立发展的结果,它的提出是国际社会近百年来共同发展的产物,对现代化的衡量与评估也必须放在国际社会的整体进程中才能作出。现代化是指社会整体的全面发展,但起关键作用的是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只有在科学和经济上达到当代的世界先进水平,才可被公认为实现了现代化。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化是当代人类超越社会制度的最高命题。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家走向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目标便可归纳为:以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为动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以组织管理科学分层、制度创新为基点,以追求效率、秩序、民主为目标的政治现代化;以社会流动加速和普遍性社会关系建立为内涵、以城市化为社会景观特质的社会结构现代化;以人的素质提高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变革为主体,以现代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为载体的文化和人的现代化。
      注释:
      [①] (美)P·托达罗:《经济发展和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9页。
      [②] 根据雷诺兹《经济学上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10页改制表。
      [③] 《世界经济年鉴199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④] [⑤] (美)格申克龙:《从历史观点看经济落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5、353—354页。
      [⑥] 转引自宋书伟等《走向现代之路》,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页。
      [⑦] [⑧] 见S·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5、43页。

  • 菏泽发展研究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6-11-22 00:33:23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递进轨迹与转型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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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叶南客+关注

    作者简介: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13

    原文出处:
    《天府新论》(成都)2003年第03期 第68-73页

    内容提要:
    21世纪的中国文化创新不再是少数人的“呐喊”与“彷徨”,而是政府与大众的共识和共鸣;在历经百余年的苦苦求索和困惑之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追求,将使文明古国更具明确的目的性和更富有理性,并可望在21世纪中叶成功地走向人类文明的前沿。

    期刊名称: 《文化研究》复印期号: 2003年08期
    关 键 词:
    文化现代化/文化递进/文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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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003)03-068-06
      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是更深层次的变迁,而且也是社会变迁中内容最丰富、过程最艰巨、发展最有活力的因素。尽管当代学者也认识到“从历史上看,多数文化与社会结构都呈现出统一性”,但他们还是强调:“对社会学家来说,一种文明的社会结构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所有问题中最为复杂的一个”。[1]文化的发展不仅与现代政治、经济等一起促进了现代文明的产生,而且文化本身便是社会现代性发展转型的土壤与最重要的氛围。
      中国现代文化的变革演进轨迹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绵延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它适应于血缘或宗法式的小农经济。鸦片战争的炮声一响,国门洞开,现代化的西方文明逐渐渗入到中国社会,传统开始走向式微。然而,人们在封建社会的解体中仍然充满了对传统的留恋和对新文明因素的恐惧。沉重的传统文化的包袱不仅使中国现代化的步履滞重而缓慢,而且使早期的现代化历程充满困惑。正像国外现代化专家所揭示的:“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今天面临的困境乃是先天注定的”[2]。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基本同步,肇端于19世纪50年代,大发展于20世纪末,近一个半世纪的文化变革可用“困惑、冲突、启蒙、探索”加以概括,这期间的演进过程大致可划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失败。这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开始怀疑,对外来文化开始接触的时期,也是一个经世致用观念复活,承认在器物上比不上西洋,并采取以“制器为先”策略的时期。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从而产生了“师夷长技”和以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洋务运动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只认识到西方物质文化的进步和以为只要模仿西方办企业就能富国强兵的观点,现在看起来是十分肤浅的。但在当时,它却无疑是冲破闭关锁国的第一条裂缝。从狭义的文化进步的观念看,近代教育事业的兴起乃是这一时期的一大业绩。为了外务之需,19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继设立了第一批外语学堂,即同文馆。近代军事工业创办以后,洋务派出于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的需要,在同文馆又增加了天文和算学内容,各个地方设立的学堂也主要以科学技术为教育内容。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共兴办了20多所培养现代科技人才的学堂,同时还派遣了约200名学生去欧美留学,以便更全面地掌握西方先进科技文化。近代教育事业的建设,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如严复之类的现代性文化人才,并在事实上对传统的教育制度提出了挑战,为下一阶段中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废除禁锢人类智慧的科举制度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深入到制度层次的时期。中日甲午海战,在中方饱尝失败的耻辱痛苦之余,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宣告了中国第一轮现代化启动的失败。从一般历史经验来看,现代化在物质层面或器物层面上最易达成,尤其在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可以通过引进的方式来进行。但是,仅仅推进到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制度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前者终究难以成功,这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美国学者沃拉提出“中国失败的原因的确应该归咎为缺乏能够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央政府”[3]。这是颇有见地的,这和当时中国的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的观点一致。早期维新派人士已初步认识到阻滞中国进步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国传统制度,所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曾强调:“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用心,教养得法。”这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是大相径庭的。维新派的思想家们在政治上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他们鼓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康有为认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严复大倡民权、自由,痛斥“侵入自由者,斯为逆,贼人道”。在文化教育上,维新派人士以“冲决一切罗网”之勇气,对封建专制精神支柱的纲常名教进行了抨击,也同时对僵化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八股取士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呼吁:“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者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百日维新运动虽然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它提出的任务却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将中国现代化从器物层面推进到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教育领域,这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尽管它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启蒙却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阶段自辛亥革命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40年代。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时代,也是中西文明、传统与现代文化冲突激烈、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崛起的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促成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空前高涨,使共和国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然而一年之后的专制政治的复辟和传统文化回潮又将一代国民推向了幻灭的困境。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获全功,共和之所以有名无实,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于是,从1915年到1920年左右,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首的一批激进民主派人物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向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发动了猛烈的冲击,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高擎“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着重批判了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指出它们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和基础。这些新文化闯将们积极倡导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坚决批判旧的制度、思想、道德、文化,并响亮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启蒙运动将现代化推进到了文化观念的层次,表明新一代人已注意到了现代化更深层的内容和意义。正如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所体会到的:“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包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便是说学习西方文化,仅止于学习它们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只有学习了西方近代的文化和价值观,才算是学习彻底了。这的确是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的精辟分析,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
      1920年以后,中国文化变革最值得记载的大事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播种发芽,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正是这些共产党人以较之前人更为彻底的革命精神,对陈腐传统和专制统治“横扫千军如卷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时代。
      第四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初到7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中国开始创造新的制度文明和观念文化,并历经重大人为挫折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文化领域一个重大的转折便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阶段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成为指导现代文化发展的精神支柱。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传播事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在60年代中后期,由于一些领导人错误地分析了国力、国情,盲目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在动乱中既无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又遗失了优秀的传统,70年代走出来的青年人有不少成了无信念的精神流浪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出现了倒退和迷失。
      第五个阶段是从文革结束至今。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在发展中重新补课,在文化冲突中重新整合,从而开创现代化新局面的辉煌时期。1979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中国又一场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新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中国人开始有理性地、理直气壮地正视自己的传统和所面临的现实。80年代的对外开放实质上是中国又一次主动地打开了国门;这一期间中国的文化热、人学热,实际上也是在补五四文化启蒙这门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出,事实上是对国民文化价值取向的社会动员和新的整合。这一阶段至今远未结束,加入WTO后的中国文化开放将比以往更加富有成效,因为它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基础上,与社会整体现代化协调同步的;21世纪的中国文化创新不再是少数人的“呐喊”与“彷徨”,而是政府与大众的共识和共鸣;在历经百余年的苦苦求索和困惑之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追求,将使文明古国更具明确的目的性和更富有理性,并可望在21世纪中叶成功地走向人类文明的前沿。
      文化现代化的三层面转型机理
      文化现代化的变迁的内涵是极为复杂的,数千年来尽管人类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文化本身的界定却从未有过一致的意见,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人都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着文化问题。文化的内涵范围大到可与文明概念交替使用,小到只反映一个地区和人群的文化水平,似乎文化发展只是文化局、教育局的份内之事。笔者试图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发展的三个方面,即文化传递、文化运行和文化创新,这三个方面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都发生了急剧的过渡转型。
      文化传递主要是教育和传播,两者一个重在传递知识、规范,一个重在传递信息、理念和生活方式。前者传递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后者则面向每一个社会成员。鸦片战争后,中外接触交涉逐渐展开,国人开始注意西学,并逐步过渡到引进西式教育。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郑观应等较早提出了采西学、设学馆的主张。随后20年间由于洋务新政的推行和西方宗教文化的渗透,教会学堂得到了大发展,到1892年国内的一些大城市中共设立600多所天主教会学校,学生近1.1万人。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止了科举制,结束了长达1300年之久早已僵化了的育才体制,同时成立了学部为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以推广现代教育的发展。新式学堂的增长是教育现代化量的扩展,与此相应,教育的现代化还体现于质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教育观的转变。即从读书旨在少数人的功名利禄转向全民教育、人尽其才,如孙中山所言“人无贵贱皆奋于学”;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20世纪初中国仿照日本学制,拟定了部类齐全、梯次完备、结构完整的教育体系,普通教育与实用教育相并重发展;三是教育内容与形式的不断完善。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发展了具有现代性本土化的社会人文科学等方面的综合教育。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又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普及了9年制义务教育,而且已形成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较完善合理的社会教育体系,教育的目的更明确地指向培育现代化的一代新人。特别是“教育现代化工程”,更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载体。
      大众传播业的兴起,既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也是其重要构件。梁启超在1902年便曾确认“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4]是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以后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5]的评价。近代中国的传播媒介,早期主要是传送印刷符号的书报,1890至1920年间,传播音像的电子机械媒介如广播、电影,相继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但报刊的作用仍最为突出,许多风行一时的文章译著往往先载于报刊,如梁启超的《新民论丛》、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对几代人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由于维新运动的兴起和辛亥革命的推动,20世纪上半叶的报刊传媒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直接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全面变革,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传播业的受众由过去的官吏为主转向社会公众为主,传播信息的内容来源也由官方转向社会各界和民间化。20世纪中期声像传播在中国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电视业的兴起,迅速成为中国城乡传播的主要载体,不仅拓宽了全体国民的认知空间,并使都市通俗文化迅速浮升,推动了文化与新生活方式的普及。20世纪末全国已有1000多座有线电视台,已有6000万户以上的家庭能收看到有线电视。这些都表明中国市民正在步入一个崭新的“电视时代”。大量的实证材料证明,目前中国成年公民90%以上每天都与广播、电视、报刊、书籍等传媒接触。现代大众传播对现代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导向影响,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文化运行主要体现为文化发展的主体——人的外在与内在文化要素的流变与积淀。通过观察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内在人格的发展便可捕捉到近百年中国文化运行中的现代化特质。文化运行的外在因素可用近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民情的变革作代表。鸦片战争后欧美近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输入,加上国内社会经济变革等的冲击,中国古老的民情风俗、社会心态发生了飚转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与祖父辈所完全不同的新风貌。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社会政治体制的革命,也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领域革命,在这时期的风俗革命中不仅革掉了男人头上的一条辫子,革去了妇女脚上的裹足布,而且许多其它的旧恶习也受到冲击,一些新风尚在世纪初已普遍萌生,如妇女地位显著提高,女士参军参政首开风气,结婚自由和男女平权呼声高涨,现代文明礼仪开始普及,人们的衣、食、住、行、乐和交际方式出现了洋化现象。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出现了新的革命,这次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变迁更具有了理性的成分,现代中国人不仅要求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更注重内在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文化运行的内在表现主要是人们社会心态的变革和现代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形成。无论是严复引进的进化论和西方文化理论,还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无论是梁启超以充沛激情写下恢宏华章,还是谭嗣同博杂而晦涩的哲学观念,他们都在挣脱、冲决着封建文化的旧罗网,他们的理论和观念,为中国文化运行增添了新内容、新方法和新境界。及至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这一代革命者时,其社会心态又经历了更激进的变革,他们的思想已服膺于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由他们倡导的新价值取向又培育了反封建和追求现代化的后一代人格,并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加入WTO的进程中,新文化的因素大量萌发,人们的思维更趋自由、理智和多元化,人们的价值取向更加面向未来,尊重主体、讲求效益和锐意创新,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运行的真实动力之所在。
      文化创新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这两者的现代性成长和拓展确已构成开创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新局面的先导因素。中华民族是富于科学思考和发明创造的优秀民族,历史上中国人在农学、医学、天文、数学、哲学等方面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只是到了近代由于我国长期闭关锁国才使我国的科技发展落后于西方。在现代化初期因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科技事业进展缓慢,上世纪20至40年代中总共才培养了18万名大学毕业生,40年代末全国仅有40来个残缺不全的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不到1000人,科学技术状况也被人喻为“东亚病夫”。解放以后,中国现代化走向健康发育的轨道,科技事业作为第一生产力被充分肯定得到加速发展,呈现出兴旺发达的局面。从1952年到1984年,我国科技队伍数量以年平均9.4%的速度增长,科技人员的数量增长了17.6倍,其中科研人员增长了40倍。在科研机构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科技情报、标准化、计量、专利等科技服务系统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许多部门还建立了诸如发展战略与政策、系统分析、预测与评价、技术经济、科技管理、企业策划、咨询等“软科学”研究机构,开展了大量研究和咨询服务工作,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生物科学、农业科技、高能物理、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讯技术等起了很大作用,使不少方面已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科技是一个极其活跃、极富创新性质的文化因子,近百年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及其现代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迁确实起到了直接推动的作用,新时期中国的一系列科技发展规划(如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高科技和新技术产业的成长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和标志。
      科技发展是生产力和物质文化领域中的创新因素,文学艺术则是社会人文领域和大众精神生活中的创新因素,它们都是不可忽视的现代文明的发展要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国文学艺术迸发出第一道璀烂的现代化之光,白话文运动、诗词戏剧的革命、现代文学的崛起、传统剧种的更新发展共同促成了早期文艺现代化的高潮,胡适、鲁迅、郭沫若、巴金等当时的文化名人在80年后的今天仍发生着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深入人心,中国的文学艺术一度繁荣,但不久便被一场人为的浩劫“文化大革命”所摧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文化艺术又出现了繁花似锦的趋势。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正呈现出四点特征:(1)国际化。中国文化正逐步和世界文化接轨,一方面是各种外来文化更快、更多地引进、渗透到国内;一方面是本土文化大踏步地走向国际。特别是在加入WTO的进程中,国际时尚文化的潮涨潮落也同步引发了中国大众文化的一次次波动。(2)多元化。在中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中,迎合各阶层所需,由各阶层人所创造的亚文化大量涌现,如青年文化、老人文化、军营文化、企业文化、妇女文化、社区文化等正层出不穷、迅速生长,形成多元共荣的新格局。(3)商业化。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严肃文艺和高雅文艺地位下沉,而通俗文艺、商业文化正如日中天。当前文艺商业化取向日趋突出,一方面是大批文化人“下海”弄潮试图“以文养文”,一方面是文商联姻以商养文,以文饰商。这一现象为中国文艺现代化的走向,提出了新的课题。(4)大众化。在现代化和世俗化发展中,文学艺术的崭新景观便是通俗流行,为大众所共享、大众所共创。当代追星族的崛起,电视连续剧的繁荣,名牌广告家喻户晓,点歌热兴起和“新写实小说”的流行,这一切都是大众文艺的标志性产物,与此相联系的是高雅文化创作乏力、深层文化积淀稀少,导致了文化浅层化的普遍趋势。回顾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历程,中国文艺领域的上述迹象确也具有文化向现代性转型中的共性特征。
      现代化转型中的文化冲突与人文重建
      我国文化的早期激变并非仅是传统文化内在裂变的需要,而更多的是为了适应大过渡时代社会经济的剧烈震动,不论是维新运动还是五四运动中的文化变迁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变革相呼应,从而构成社会整体演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文化现代化中尽管出现了传统的断裂和新价值取向的迷失,但这毕竟不是持久的,在时代前进的每一步中,人们的生活习俗、心态、教育、科技和文艺发展都在寻求着认同和协调。
      在肯定文化变迁的规律性假说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文化在现代化变迁中确实也存在理论与现实的多重悖论,存在与现代化取向所不一致的多种困惑乃至较严重的过渡性阵痛。我国学者曾系统概括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多重悖论,即:悖论之一:当代中国文化与传统文化一样,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在这一文化中,恰恰又缺乏个人的地位。悖论之二: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中,急需发展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但又必须从理论上遏制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悖论之三:当代中国文化在理论上是反实用主义的,但在实践上却顽强地表现出实用主义的倾向。悖论之四:当代中国文化从意识的层面上看,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的倾向,但从无意识的层面上看,又常常与传统认同,不自主地站在维护传统的立场上。这几点悖论不仅事实上存在着,而且也正是中国文化转型中的难点。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在于人格的现代化,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人文因素的发育完善。然而在目前重物轻人的倾向不时抬头,健全人格的问题不仅为大众所茫然也未引起文化决策层的高度重视的时候,中国文化在现实运行中确有重实用轻理论,重传统和权威轻创新和理性的现象,这些都是和现代化背道而驰的。它将导致人们在行为上含糊失范、重蹈覆辙,致使现代化之路更加曲折、漫长、误区重重。
      在中国社会和人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早已存在的症结已从一种文化隐患升浮为成长中的恶疾,即现代人的精神贫困。它的表现是多层次的,首先是人的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继而表现为人的道德修养的匮乏。它在表层体现为人们文化生活的单一乏味和浅层次消费,在深层却是现代人精神支柱的缺失。人们在社会转型中没有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现实的社会环境又使人淡化了信念、信仰。在商潮滚滚中,青春期的浪漫情怀一次次幻灭,人的发展和人生目标日渐显得可有可无、若有若无……。这一恶疾抑制了现代人格的健康成长,导致了“糟践自己与潇洒贬值”、“玩迷信”、既感到“累”又处处寻求“刺激”等一系列“世纪末”心态出现。[6]同时,这一恶疾也构成前述的文化转型中若干悖论成立的深刻原因,正是人们信念的迷失,大众行为短期化,导致对人文精神的忽略、导致实用主义以及功利主义的流行;并且也正是“当内在的权威发生深切危机的时候,有些人发生一种情绪的冲动,自己传统的崩溃使他内心很烦躁,常用并不能言之成理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传统”[7]。
      总之,在现代中国文化变迁中,我们要肯定文化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方面,维护其正在生长着的新因素。同时,也应正视变革中的文化冲突,努力克服和减少其负面效应。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要对新旧文化有个正确的估价和积极的扬弃。传统文化并不能被全盘否定,它们的希望或出路,在于人们的理性选择,在于能否启示新文化的建立。新文化的建立,当务之急是要强化文化主体的建设——现代人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充实振奋。要在发展每个人自身潜力的基础上促进人的个性的丰富和完善。在此,我们非常赞同美籍华裔文化学者林毓生教授的期盼:“人性最大的光辉是:我们有天生的道德资质,以及在思想上经由反省而能自我改进的理智能力。今后中国有识之士,必须以这两种内在资源为基础,从认清我们自己特殊而具体的重大问题出发,重建中国的人文。”[8]
      中国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底蕴,但在现代化的大潮拍击下亟须更具有创新性,从中派生出能够有力推动社会进步的新时代人文精神。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所面临的背景是多重的,诸如:经济变革中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要求培育出有现代市场意识,重视开拓、效率和价值实现的人文精神;政治变革中从权威型结构、家庭型管理向民主化社会、科学化管理的转换,要求培育具有现代法制意识和平等观念的人文精神;社区结构转型中城市化以及城乡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将消除长期遗留下的城乡二元人格界限,要求塑造新一代开放型、平民型、公民型的人文精神;社会结构转型中各种职业阶层的分化细化,助长了现代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多元化途径,也便要求培育现代人与人之相应的互相尊重、相互协作的新人文精神。为此,我们急需根据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要,继往开来,创造出面向21世纪的全新文化形态,其中既包括由新型的人际关系、道德风尚、生活方式等组成的新民风民俗,也包括要构筑能展现各地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文化情趣、艺术水准、文化设施和人文景观。
      我国新世纪文化发展的核心任务是要将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自强不息、勇于奉献、勤奋节俭等民族精神的精华;积极确立和发扬公平竞争、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等现代理念;通过各种层次、各种方式的社会动员,宣传确立以祖国兴盛为己任、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全民族共同价值目标。通过重塑新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极大地焕发社会成员从事社会现代化大业的主动性和创造热情,并且在改造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促进自身价值观的升华和人的发展质量的全面提高。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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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参考文献:
    [1][美]D·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三联书店,1989.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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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美]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121.
    [4]警告我同业诸君[Z].壬寅.新民论丛汇编[M].
    [5]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Z].庸言第1卷第1号[M].
    [6]参见吴明.世情百态——“世纪末”心态剖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7][8]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36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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