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钟书著作的话语空间

菏泽发展研究

来自: 菏泽发展研究(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6-11-20 22: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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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6-11-20 22:45:02

    钱钟书是怎样做读书笔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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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杨绛+关注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北京日报》

    期刊名称: 《素质教育(中学版)》复印期号: 2004年12期
    字号:大中小
      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例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
      做笔记很费时间。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大约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钟书去世后,我找出大量笔记,经反复整理,分出三类。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极小部分是钟书用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是手抄。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他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他读后都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英国文学,在他已有些基础。他又循序攻读法国文学,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也同样攻读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并勤勤谨谨地做笔记。这样,他又为自己打下了法、德、意大利的文学基础。以后,他就随遇而读。他的笔记,常前后互相引证参考,所以这些笔记本很难编排。
      第二是中文笔记。他开始把中文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时,他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日记属私人私事,不宜和学术性的笔记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这部分笔记支离破碎,而且都散乱了,整理很费功夫。他这些笔记,都附带自己的议论,亦常常前后参考、互相引证。以后的笔记他都亲自记下书目,也偶有少许批语。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钟书的读书心得。日札想是“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开始的。最初的本子上还有涂抹和剪残处。以后他就为日札题上各种名称,如“容安馆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署名也多种多样,如“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还郑重其事,盖上各式图章。我先还分门别类,后来才明白,这些“馆”、“斋”、“室”等,只是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后,我家居住的中关园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以后屡次迁居,在钟书都是“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的名称一直没改。
      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写的,杂有大量外文,有时连着几则都是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但这点“心得”还待写成文章,才能成为他的著作。《管锥编》里,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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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6-11-20 22:47:14

    世纪末的人文神话 南京大学研究生专版 对话“钱钟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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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王晓华/葛红兵/姚新勇+关注

    作者简介:
    策划、主持 王晓华 策划、编辑 杨长征

    原文出处:
    《中国青年研究》(京)1997年第02期 第16-18页

    期刊名称: 《文化研究》复印期号: 1997年06期
    字号:大中小
      “钱钟书热”是世纪末中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崇拜钱钟书。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也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圣化钱钟书乃是“钱钟书热”的最根本特点。这种圣化已经超越了钱钟书个人能力的边界。钱钟书被说成中国的“文化昆仑”,与长城并列的中国“第二大奇迹”。目前的“钱钟书热”仍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它对于中国文化真是一件幸事吗?产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原因是什么?当代中国文化界最需要什么样的学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这次理性的对话。
      钱钟书与中国文化的欠缺
      姚新勇(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姚):要正确地评价“钱钟书热”,首先要撇开“钱钟书热”,探讨钱钟书作为一个学者的长处和局限,为钱钟书进行定位。
      王晓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王):可以把全世界有成就的学人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创造了独立的思想体系并开创了一个文化时代者,如亚里士多德、孔子、笛卡尔、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第二个层次——创立了比较有影响的具体学科或对此具体学科进行了体系性建构者,如皮亚杰(发生心理学)、贝塔朗菲(系统论)、苏珊、朗格(文艺理论)等;第三个层次——对某一具体学科有很深造诣并在细节上有较大贡献者,陈寅恪和钱钟书都属于此层次。我们如果对钱钟书进行客观的定位,那么,就必须承认他只是一个第三个层次上的学者。把一个第三层次上的学人说成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代表,实际上说明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无能。这并不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而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悲剧。
      葛红兵(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以下简称葛):还可以简单一些,把所有的学者划分为二类:一类是思想家型的,这类人具有体系性建构的能力,为人类文化提供了新的问题;另外一种类型是知识型的,这类人通过长期的知识积累获得了渊博的知识,成为会思想的图书馆,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有细节性的贡献。我认为钱钟书就属于知识积累型的学者。对于知识积累型学者的过分推崇,实际上是与当代文化的总体走向背道而驰的。因为在知识迅速发展、新学科不断出现、信息爆炸的今天,已无人能够掌握全部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重视知识积累大于重视创新,甚至圣化某些“饱学”之士,这说明中国文化还存在着很多落后的成分。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还是长老型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人们崇拜占有了“全部”知识的人,而似乎站在知识金字塔顶端的人也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着极高的地位。
      姚:对于你们两位所说的,我基本上赞同。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些细节。比如说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一书里面研究某句诗中的呵欠,写了一千多个字。我读大学时看了这一段,感到非常地佩服,但现在反过来想,却感到钱钟书的方法是阿尔都塞所批判过的“大学式的思维方法”,即把不同的理论片断放在一起比较。这种片断的比较和综合虽然有时会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融会贯通的效果,但却很难达到真正的创新境界。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部分的简单相加也不会形成新的整体。对这种方法的过度推崇只会使我们丧失创新的能力。
      王:中国文化从渊源处起就不重视体系性建构。我虽然不是崇洋媚外者,但客观地讲,西方文化发展得比较快,甚至市场经济率先在西方诞生,都与西方文化重视体系性建构有关。比如说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通过连续的体系性建构开创了辉煌的希腊文化,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近代的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体系性建构又开创了影响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化;到了现代,马克思、海德格尔、弗洛依德又开创了全新的文化时代,支配或影响着二十世纪人类的生存方式。中国古代文化相对而言,在体系建构方面的确显得苍白。据某些学者考证,中国古代文论中只有刘勰一人在《文心雕龙》中达到了体系性建构的高度,而这种空前绝后的体系性建构又恰是由于刘勰借鉴了印度宗教的逻辑思维方式的结果。如果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会发现钱钟书恰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欠缺,善于进行评点感悟式的文化批评,而不擅长体系性建构。无论是《谈艺录》,还是《管锥编》,都是评点感悟式的文字。所以,钱钟书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的思维方式)没有根本性突破和超越的学者。对他我们只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定位。
      葛:我觉得钱钟书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的文学创作,以《围城》为代表;二是文艺评论,以《谈艺录》为代表;三是文、史、哲合一的研究,以《管锥编》为代表。就文学创作而言,很多专家认为钱钟书的主要著作只有《围城》一本,而且属于“文人小说”,只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方面的成绩;就文学鉴赏而言,他也并非极巅;就《管锥编》而言,他的结论依然是零碎的,所谓打通了文、史、哲,不过是古典主义方法的一种应用,本质上仍是评点感悟。例如《管锥编》中对“文德”的论述,其方法是引用各种文学、历史、哲学著作中的说法,他最后的点评只不过是一二句。
      王:我觉得现在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有了钱钟书这样的学者,中国文化是否已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如果说钱钟书是中国的“文化昆仑”和世界级的学者,那么,他是否真正创造了新的体系或新的人文空间?显然没有。他所搞的主要是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而恰恰在这个领域,很多著名的中国学者悲凉地意识到了“中国没有理论”,“没有一个人创立了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在当代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钱钟书并没有为中国文化提供真正新的东西。
      葛: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昆仑”,至少要对中国人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为中国文化开辟新的可能性空间,但钱钟书并没有这样做。很多重大的问题,如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向问题和生态问题,钱钟书都由于视野的局限而未予思考。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界目前对钱钟书的定位是过高的,并不符合钱钟书本人对于文化的实际贡献。
      “钱钟书热”源于中国知识分子旧的文化——心理结构
      王:钱钟书本人只是一个学者,并无意于成为二十世纪末中国的“文化昆仑”。他之所以被推上圣坛,是由于中国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有许多来自于过去的力量在起作用。比如说,单就博学而言,我所知道的许多西方大学者研究哲学、经济学、法学、美学等,而钱钟书的研究领域不超过文、史、哲,却被说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化圣人,其中有很多夸大的成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是发人深省的。
      葛:我认为“钱钟书热”有很多原因,首先是王晓华所说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心态问题。我认为传统的中国文化心态就是重知识,轻创造。传统的治学方式就是注经、解经和所谓“疏通”。谁知识越多,谁就至高无上,而不是象近代西方那样谁思想越多,谁创造性越大,谁就至高无上。中国有史以来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人崇拜知识型的学者。
      王: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还是向后看的,时间流向还是指向过去的。在当代遇到了问题,总要到古代去寻找答案。钱钟书对古代文化的高深造诣,恰好满足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正象葛红兵所说的那样,“钱学热”的根子还在旧的文化——心理结构中。
      姚:我认为传统之所以会对我们起作用,旧的文化——心理之所以会决定当代中国人的思考倾向,还有一个生存处境的问题。世纪末的中国文化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要讲话,要么就是言说西方文化的东西,要么就是言说传统文化中的东西,没有别的选择。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学人想超越“后殖民语境”,不愿意用西方话语说话,又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所以,他们选择了钱钟书,企图以此来对抗西方话语。这就使他们陷入了虚假的文化繁荣中,获得一种虚假的文化乐观主义。
      葛:要进一步探讨“钱钟书热”的原因,我认为有三个:1.钱钟书满足了文化民族主义的需要——钱钟书渊博的文化学识,特别是他的《管锥编》无限制地引用典籍,给人的印象是外国人谈到的东西我们中国都有。比如说,西方现代派讲意识流,钱钟书说中国古人讲“思波”,也相当于意识流的提法,使文化民族主义者找到了支持自己的证据。2.钱钟书满足了新保守主义的需要——新保守主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比美丽的瑰宝,只有沿着传统文化的思路走下去才能战胜西方,而他们在钱钟书那里找到了支持自己的东西。3.钱钟书满足了道德理想主义的需要——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处于失落状态,无法为自己定位,而钱钟书则通过广博的知识和道德上的吸引力为他们提供了榜样。这三个原因不能说全是消极的,但是无论文化民族主义也好,新保守主义也好,道德理想主义也好,总的视角是向后的,其立足点是中国已有的人文精神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困惑。所以,这仍可以归结为旧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起作用。
      王:这里面其实有一种用《周易》对抗计算机的心理。究其根本来说,中国知识分子还停留在或者借鉴西方或者回归传统的二元选择中,还不善于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东西。这正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悲剧性所在。产生这个悲剧的根源就是包括钱钟书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善于体系性建构,而没有体系性建构就不能创造出新的人文空间、新的人文视野、新的超越理想。例如,“钱学”家们所总结出的钱钟书的几个重大贡献,如企慕情境、距离说、通感等等,基本上可以在西方大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而且不过是人家大体系中的小结论。这说明钱钟书评点感悟式的思维方式不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要超越后殖民语境,那首先要拿出我们全新的理论来,否则就还会再悲凉地喊“中国没有理论”。体系性建构能力的缺乏在现代中国文化界是显而易见的事。我们现在有很多文化名人,而极少思想家。可以说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向第一个级位的学术境界冲击的能力。无论我们如何推崇钱钟书,将“钱学”炒得多么热,当我们面临新的文学艺术现象时,我们还不能不引用现代西方思想家的方法和结论。
      葛:我能理解你的意思: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化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守成者,还是创造者?是需要知识,还是思想?显然我们需要的是思想家,是能将下个世纪与世纪末区别开来的思想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仅有钱钟书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孔子、海德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思想家。
      王: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学人,现在已经一目了然。由此可以看到“钱学热”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它将导致“疏”和“通”等传统致学方式的复辟,妨碍大思想家的出现。从这个角度看,“钱钟书热”并不是钱钟书本人意志的结果。它表面上看是一些人在推动,但实际上是一种超个人的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对“钱钟书热”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钱钟书本人的否定。对于钱钟书个人,我们是心怀敬意的。我们对他的定位和评价,除了迎接新文化的诞生之外,并无其它目的。
      王:钱钟书是“钱钟书热”的牺牲品。
      姚:也许我们这次对话又会将“钱钟书热”炒得更热。
      葛:但愿不会如此。
      王:要避免新的人文神话的出现,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通过体系性建构创造新的人文空间。这种新的人文空间将使我们超越借鉴西方和回归传统的二分法。我们这次对话是一种真诚的呼唤。如果这种呼唤能够获得响应,那么,我们的真诚就获得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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