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学院

鲁西南民间智库

来自: 鲁西南民间智库(鲁西南乡村公益图书馆) 2016-11-20 16:54:29

  • 鲁西南民间智库

    鲁西南民间智库 (鲁西南乡村公益图书馆) 2016-11-20 16:57:07

    郭超人(1934—2000),湖北武穴人,中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曾任新华社社长。20世纪50年代曾采写大量新闻报道揭露西藏农奴制的黑暗,20世纪60年代随中国登山队完成攀登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的报道。已出版的新闻作品有《向顶峰冲刺》《西藏十年间》《时代的回声》等。
    中文名 郭超人 国 籍 中国 出生地 湖北省广济县 出生日期 1934年10月31日 逝世日期 2000年6月15日 职 业 新闻工作者 毕业院校 北京大学 主要成就 任新华社西藏分社、陕西分社、四川分社记者、副社长 代表作品 《向顶峰冲刺》 《西藏十年间》 《时代的回声》等 性 别 男
    目录
    1 人物生平
    2 主要作品
    3 人物评价
    4 其他资料
    人物生平编辑
    1992年11月起任新华社社长。中共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50年代曾采写大量新闻报道揭露西藏农奴制的黑暗,60年代随中国登山队完成攀登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的报道,70年代采写的《驯水记》歌颂了中国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伟大业绩,在陕西采写的《安康调查》揭露了“四人帮”在农村推行极“左”路线的弊端。郭超人生前与各国新闻界人士有过广泛的接触和交往,曾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通讯社组织主席。已出版的新闻作品有 《向顶峰冲刺》 《西藏十年间》 《时代的回声》等。
    高级记者;中共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
    2000年6月15日走完66年人生旅程的郭超人,直至逝世的前两天,还抱病主持新华社社长办公会议,为他毕生奋斗的“建设更大更强的世界性通讯社”事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支饱蘸激情、挥写历史风云的笔,从此永远停住;一颗爱党爱国爱民的赤子心,仿佛仍在燃烧──各界人士今天上午挥泪送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新闻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著名记者、新华社社长郭超人。
    郭超人病逝后,有: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丁关根、田纪云、李长春、李铁映、吴邦国、吴官正、迟浩田、张万年、罗干、姜春云、贾庆林、钱其琛、黄菊、温家宝、曾庆红、吴仪、万里、乔石、宋平、刘华清、荣毅仁、薄一波、宋任穷、邹家华、吴阶平、彭佩云、何鲁丽、曹志、丁石孙、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肖扬、韩杼滨、叶选平、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任建新、李贵鲜、陈俊生、张思卿、钱正英、马万祺、胡启立、陈锦华、白立忱等同志,分别以各种方式对郭超人的逝世表示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慰问。
    郭超人195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西藏工作,在那里工作了14年。作为新华社记者,他在44年的新闻生涯中,抒写过西藏百万农奴埋葬农奴制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报道过我国登山健儿第一次把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的壮举,颂扬过亿万人民在驯水征战中创造的可歌可泣的业绩,记录过“四人帮”一伙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庄严一幕,讴歌过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他写下的数百万字的新闻作品结集出版为《向顶峰冲刺》、《西藏十年间》、《万里神州驯水记》、《时代的回声》、《非洲笔记》等。他的新闻论著《喉舌论》,凝集着他走上新华社领导岗位后,对党的新闻工作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性通讯社实践的思考与探索。
    其作品《登上地球之巅》(节选自《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选集·体育新闻选1949——1999》,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被编入人教版七年级下册语文教材中. 这篇文章还是体现出了登山队员们坚强的精神。
    曾用名蓝汀,1934年10月31日出生于湖北省广济县(现武穴市),198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少年时期,他勤奋好学,追求进步。1952年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至195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期间,他热心社会工作,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等生。毕业后,他积极要求到最艰苦的环境去锻炼,被分配到新华社西藏分社担任记者,1970年春调新华社陕西分社任记者。1978年秋,到新华社四川分社任记者、副社长。1983年1月调新华社总社任秘书长,随即任党组成员,1984年5月任新华社副社长,1986年3月任新华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1992年11月起任新华社党组书记、社长。他是中共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郭超人同志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44年的新闻实践中,他坚定不移地遵循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坚持不懈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一颗炽热的跳动着的赤子之心”记录了时代前进的脚步,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发人深省的新闻作品,不仅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为时代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实录。  1956年,郭超人同志以到西藏参加百万农奴埋葬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农奴制度的斗争,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在西藏工作长达14年的时间里,他同藏族人民一起揭露、控诉西藏农奴制度的黑暗和罪恶,一起欢庆繁荣幸福的新西藏的诞生。他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的大量报道如《血泪的控诉》、《拉萨的春雷》等,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60年和1964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跟随中国登山队先后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曾登抵海拔6600米高度,写出了《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希夏邦马峰征服记》等长篇通讯,通过登山胜利宣传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高不能攀的革命精神,歌颂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登山运动员们的壮举,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因此被国家体委记功,成为一位广为人知的著名记者。在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到炮火纷飞的战场采访,以新闻特写和现场目击报道了事件的真相,向国际社会传递了正义之声。  郭超人同志在陕西工作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尽管身处逆境,但他仍坚持深入关中、陕北、陕南农村调研,表现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他采写的《安康调查》一组稿件,受到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74年他撰写的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年来水利建设成就的长篇通讯《驯水记》,对“四人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倒行逆施作了有力的回击,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称赞。  1978年,郭超人同志被派往新华社四川分社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他挣脱精神枷锁的束缚,全身心地投入到推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他采写的《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等报道,大胆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他采写的《成都市手工业调查》,引起中央领导同志高度关注,有些建议被国务院制定政策时采纳;他在这一时期采写的《伟大的转折》、《中国农村的一角》等振聋发聩的作品,表现了他对这场伟大变革的极大热情和深刻洞察。他与其他同志合作采写的《历史的审判》,高屋建瓴,笔锋犀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文化大革命”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显示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
    主要作品编辑
    他的主要新闻作品,结集在《向顶峰冲刺》、《西藏十年间》、《万里神州驯水记》、《时代的回声》、《郭超人作品选》等书。他的记者生涯因他担负新华社主要领导重任而扩展了新的领域,他的视野和笔触逐步遍及全球。他于2000年出版的《非洲笔记》记录了非洲大陆的进步、非洲人民的心声和他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深切关注。
    《登上地球之巅》
    《登上地球之巅》节选自长篇通讯报道《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被选入教材(人教版七年级下第23课)。
    《登上地球之巅》
    郭超人
    5月24日清晨,阳光灿烂,珠穆朗玛尖锥形的顶峰耸立在蓝天之上,朵朵白云在山岭间缭绕不散。
      北京时间上午9时30分,年轻的登山队员——运动健将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一级运动员贡布(藏族)四人,背着高山背包,扶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顶峰最后的380米高度冲击。其他队员们撤回到8100米的营地,养精蓄锐,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为突击顶峰的队员提供各种支援。
      现在,在这海拔8500米以上的冰雪世界里,这四位优秀的中国登山队员在一根红色的结组绳的牵引下,齐心协力,朝着云雾茫茫的珠穆朗玛峰巅勇敢地迈进。为了尽可能减轻背上的负担,他们一两一两地计算,抛弃了一切暂时不用的物品,只携带氧气筒、防寒睡袋、铅笔、日记本、电影摄影机和登山队委托他们带到顶峰的一面五星红旗、一尊高约20厘米的毛泽东半身石膏像。即使如此,他们前进的速度也是非常慢的。因为从5月17日上山以来,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艰苦行军,体力消耗巨大。
      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走了大约两个钟头,才上升了约 70米。这时,“第二台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突击队员们沿着第三次行军侦察的路线,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在陡滑的岩壁上登攀,他们穿着特制的镶有钢爪的高山靴也难踩稳。在前面开路的屈银华,一连滑倒好几次。他头昏眼花,腰酸背痛,两腿千斤重,但他仍咬着牙坚持前进。
      在接近“第二台阶”顶部最后三米的地方,岩壁变得垂直而光滑。这时,刘连满走在前面开路。他用双手插进岩缝,脚尖蹬着岩面,使出全身力量一寸一寸地上升。但是,由于体力不济,身体稍微一歪,便扑通一下跌落到原来的地方。刘连满一连爬了四次,跌落四次,累得他全身像散了架一样。
      大家不得不停下来想办法。这时,刘连满突然想起自己在哈尔滨当消防队员期间,采用“人梯”的办法成功地翻过高墙的经历。他毅然蹲到岩壁前,让别人踩在他的肩膀上,然后慢慢地站起来,让别人的双手能抓住岩壁顶端的支撑点攀登上去。在这样的高度上,做任何一个细小的动作,身体都有严重的反应。刘连满的眼前冒着“金花”,两脚颤抖,呼吸也变得沉重。但是,刘连满一直坚持着。他先把屈银华托了上去,然后又托贡布。最后,王富洲和刘连满借着上边放下来的绳子的帮助,也爬了上去。
      登上“第二台阶”的岩顶后,他们才发觉,由于体力减弱,他们攀登整个“第二台阶”,共花费了五个多小时,而用在攀登这最后三米岩壁的时间,却长达三个小时。
      天色开始黑下来,寒风凄厉地呼啸着。
      他们事先以为天黑以前就能登上顶峰,现在看来,这种估计显然错误。黑夜,即将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二道难关。在这人类从未到达过的珠穆朗玛峰北坡最后二三百米的路途中,他们将要遇到什么困难,要走多长时间,事先确实很难精确估计。
      勇敢的突击队员们还在一步一步地前进。但是,由于前一阶段花费的时间过长,他们背上的氧气筒的气压表显示,氧气的容量已经不多。继续前进,可能受到缺氧的严重威胁。这时,刘连满因为过度疲劳,体力已经非常衰弱,每走一两步就会不自觉地摔倒,但他缓慢地站起来,仍然一偏一倒地坚持继续往前走着。
      在身体虚弱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还要摸黑进行高山行军,这不仅极其困难,而且相当危险。现在,他们每移动一步,肉体要承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啊!英国“埃非勒士委员会”的组织者扬赫斯班在《埃非勒士峰探险记》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人类身体在任何地方所受的痛苦,未有甚于一个埃非勒士峰攀登者在登山的最后一天所忍受的。……即使有完美的体格,旺盛的精力,假如他的勇气不足忍受砭骨的大风雪,神经不敢履践崔巍悬岩的边沿,意志不能在死一样的昏睡病侵袭时奋勇前进,他仍将不能到达顶峰。”对于扬赫斯班的同事们来说,他的这番话确实颇有道理。然而,对于坚强的中国登山队员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能滞留和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呢?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荣誉,为了完成人民的委托,为了在喜马拉雅漫长的雨季到来之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内登上顶峰,四位勇士仍然勇往直前,继续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考虑到刘连满的身体,同时为了争取时间,大家一致决定刘连满留下来,其余三人以最快的速度奔向顶峰。
      在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迎着夜幕继续向顶峰进发的同时,刘连满正躺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边休息。严重缺氧使他的两耳嗡嗡发响,眼前白一阵黑一阵地迸散着“金星”,他开始进入一种半昏迷的状态。他的心里非常明白,他正在被人们称为“死亡地带”的高度上,窒息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他拉过身旁的氧气筒,气压表上的红针表明还剩下最后几十个压力的氧气。但是,他的眼前出现了正在向顶峰冲击的战友们的背影。他知道他的战友们从顶峰胜利归来时,将比他更需要氧气的支援。他决定,宁愿自己忍受窒息的痛苦甚至死亡的威胁,也要把最后一点氧气留给战友。他毅然把氧气筒放回原来的地方,自己昏昏睡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昏睡中的刘连满感到四肢在严寒中愈来愈麻木,心脏在缺氧的状况下跳动得愈来愈急促,他清楚地意识到死神正在一步步向他扑来。刘连满多么想活下去啊!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到,他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活着就是幸福,就是胜利,就是一切。然而他更加深刻地感到,三位正在同顶峰搏斗的战友比起他来更应当活下去,因为他们正肩负着一项多么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啊!他们的安全,对于他来说是更大的幸福和更大的胜利……他担心自己在昏迷中停止了呼吸,战友们不知道他的氧气筒里还保存着氧气,他又挣扎着坐起来,用铅笔在日记本上给战友们留下了一封短信。
    王富洲同志:
    我没有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艰巨任务。任务交给你们三个人去完成吧!我这氧气筒里还有点氧,留给你们三个人胜利回来时用吧!也许管用。
      你们的同志 刘连满
      与此同时,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正在苍茫的夜色中步履艰难地向前移动着。脚下的雪坡变得愈来愈陡,也愈来愈滑。他们翻过两座石岩以后,又登上了一座雪坡。藏族队员贡布在前面开路,不到几分钟就累得连腰也直不起来。于是,屈银华上前开路,他经过很长时间才前进了两三步,但两腿一软,又滑回到原来的地方。最后,王富洲走到前面,他坚持为大家开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夜色浓重,珠穆朗玛峰山岭间朦胧一片,只有顶峰还露出隐约的轮廓。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人匍匐在地上,依靠着星光和反照的雪光辨认路途,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努力。
      夜更深沉,山上山下到处是一片漆黑,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珠穆朗玛顶峰的黑影在他们面前开始变得非常低矮了。
      到达8830米左右的地方,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人的氧气已经全部用完。但这时风也渐渐变小了,这对攀上顶峰十分有利。他们站在岩坡上沉默了片刻。王富洲首先开口说:“同志们,我们三个人现在担负着攻克主峰的任务。氧气没有了,继续前进虽然可能发生危险。但是我们能后退吗?”
      屈银华和贡布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异口同声地回答:“继续前进!”
      他们抛掉背上的空氧气筒,大胆而果断地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艰难而危险的攀登。
      现在,他们每跨越一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很长的时间。高山严重缺氧,他们感到眼花、气喘、无力。他们的四肢更加沉重了,他们的行动更加迟缓了,甚至攀过一米高的岩石,也需要半个多小时。他们忍受着肉体上的巨大痛苦,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继续朝顶峰走去。
      越过东面一段雪坡以后,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向右绕至北面的岩石坡继续向上攀登,终于登上了一个岩石和积雪交界的地方。举目四望,朦胧的夜色中,珠穆朗玛山区群峰的座座黑影,都匍匐在他们的脚下。现在,他们三人的头顶上,只有闪闪发光的星斗,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攀登的山岩了。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
    字词注音及解释
    (biāngǔ)砭骨
    (lǚjiàn)履践
    (cuīwēi)崔巍
    (yǎngjīngxùruì)养精蓄锐
    (qíxīnxiélì)齐心协力
    (tóuyūnyǎnhuā)头晕眼花
    (yāosuānbèitòng)腰酸背痛
    (yǒngwǎngzhíqián)勇往直前
    砭骨:刺骨
    覆践:踩踏
    崔巍:形容山高大雄伟
    养精蓄锐:养足精神,积蓄力量
    齐心协力:众人一心,共同努力
    头昏眼花:头脑眩昏,视力模糊
    勇往直前:毫无畏惧地一直向前
    人物评价编辑
    郭超人同志是深受我国新闻界敬重和新华社广大干部群众信任的优秀领导干部。他担任党组书记、社长期间,带领党组一班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闻工作特别是对新华社的要求,坚定不移地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积极探索通讯社的客观规律,科学地确定了新华社走向世界、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战略重点和实施步骤,为把新华社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性通讯社进行了不懈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超人同志是一位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党的新闻工作领导干部。他时刻不忘新华社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坚定不移地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
    无产阶级新闻
    党性原则与新闻工作
    改革创新的一致性,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他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对新闻工作的总体要求,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作为新华社的根本任务,不断提高新华社正确引导国内舆论和积极影响国际舆论的有效性、影响力,引导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贯彻
    党的基本路线,为实现党的总目标、总任务而努力奋斗。在复杂的国内国际风云变幻中,郭超人同志自觉运用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指导工作,坚持工作的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他紧紧围绕全党全国的工作大局,努力运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观和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发展观,正确认识、正确反映当代社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新闻实践,牢牢把握舆论的正确导向。他组织指挥了新华社一系列重大战役性报道,直接组织修改审定了许多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稿件,确保新华社成为党中央放心的耳目喉舌,在引导舆论上发挥重要作用。
    郭超人同志努力探索世界性通讯社的客观规律,按照通讯社工作规律的要求不断加大新华社改革和发展的力度。他关于大力采集新闻信息、发展新闻用户、加强科学管理等方面的论述,对于通讯社规律的认识都有新的突破和发展。他在新闻业务、
    新闻理论、队伍建设、通信技术、
    经营管理、行政后勤、基本建设等方面都有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阐述。特别是针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他提出了正确把握党性原则与新闻规律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国家通讯社与世界性通讯社的关系、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与运用现代化科学管理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观点,为全社工作把握正确的方向,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工作目标、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并通过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方法加以落实,使新华社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世界性通讯社的目标大踏步迈进。他提出大力提高在世界范围内采集新闻信息能力、用具有鲜明特色和充足数量的新闻信息,在国内满足用户对新闻的巨大需求,在国际范围内打破西方大通讯社对新闻的垄断。他提出并大力推行一手抓宣传报道、一手抓发展用户,以占领更加广阔的新闻舆论阵地,使新华社国内外新闻信息用户从1982年底的280多家发展到了现在的8500多家,实现了新华社
    新闻产品打进西方
    主流媒体的重大突破。他着力研究探索
    经营管理规律,不断改革和完善新华社的管理制度,努力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使新华社逐步建立起一套符合世界性通讯社规律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系统。
    郭超人同志非常重视参考报道工作,强调搞好参考报道是中央交给新华社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参考报道与公开报道两块“金牌”要交相辉映。他要求全社采编人员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搞好参考报道。
    他在致力于新闻业务实践的同时还特别注重理论上的思考与探索,在党的
    新闻理论上卓有建树。他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探索
    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基本规律、基本准则和基本方法,旗帜鲜明地提出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坚持
    党性原则,自觉地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同时必须努力探索和把握新时期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他对新闻工作基本原则的阐述,对在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发展新闻事业和改革新闻报道的论述,对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加强队伍建设和科学管理的探讨,对新华社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强化国家通讯社职能和建设世界性通讯社进程中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的总结等,在他的新闻专著《喉舌论》中,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
    郭超人同志坚持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华社的干部职工,反复强调“抓作风、
    改文风”,始终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作为提高新闻报道质量和加速人才成长的根本途径,并且身体力行,经常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深入基层进行社会调查。郭超人同志积极支持改革
    人事管理体制,大胆提拔使用年轻干部,为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年轻干部队伍,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郭超人同志主持新华社工作期间,新华社迈向世界性通讯社的步伐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他在担任第九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通讯社组织主席期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对世界各地许多新闻机构、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新闻交流和访问活动,赢得了国际新闻界特别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新闻界同行的尊重。
    在郭超人同志担任新华社社长期间,新华社的事业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目前,新华社已经建立了由130多个国内外分社组成的新闻信息采集网,形成了以中国新闻、发展中国家新闻和世界热点难点新闻为重点的多语种、多渠道的新闻信息发布体系;建立了以
    卫星通信和计算机为主干的通信技术网络,具备了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不间断发布新闻信息的能力;建立了以数千家新闻媒体为主体、遍布国内外的用户网,为在国际新闻市场上打破西方新闻媒体的长期垄断创造了条件;建立了一支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新闻队伍,特别是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崭露头角,为在各种复杂情况下高质量地完成重大报道和其他各项任务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新华社已经具备了一个世界性通讯社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开始发挥一个世界性通讯社所应该发挥的作用。
    郭超人同志为党的新闻事业贡献了全部生命。他常说,
    无产阶级记者,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首先是坚定的共产党人,然后才能成为优秀的新闻记者”。追求真理、宣传真理、献身党的
    新闻事业,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进步,数十年矢志不渝,始终坚守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思想和实践,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探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三讲”教育活动中,郭超人同志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解剖自己,发挥了示范、标杆作用,努力实践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得到了全社同志的高度信赖。
    郭超人同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使他始终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作风,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他严于律己,时时、处处以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准则要求自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正气和风范。他公私分明,不仅自己从不用公款参加任何高消费的活动,从不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宴请亲友,从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礼品,而且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执行党和政府有关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
    郭超人同志一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任劳任怨。无论是周末还是节假日,他都同平常一样,要从电脑中调阅新华社当天播发的大量新闻,有时每天要看几万字的稿件。雷厉风行、求真务实、严谨细致,是他长期坚持的工作作风。他的时间表上,没有休息天。即使在病重住院期间,他也从未停止过工作,病情稍稍稳定,立即出院边工作边治疗。就在逝世的前两天,他还抱病主持新华社社长办公会议,落实“三讲”整改措施,为党的新闻事业鞠躬尽瘁,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正像他激情澎湃的作品一样,郭超人同志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记者,一个激情澎湃的领导干部。这激情,源自他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源自他对党的挚爱、对人民的深情。
    郭超人同志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使党的新闻战线失去了一位忠诚战士,使新华社失去了一位优秀领导人,是党的新闻事业和新华社的一大损失。

    其他资料编辑
    早在19世纪初叶,珠峰就成为世界登山家和科学家所向往的地方。然而直到 1953年,才由英国人埃德蒙.希拉里、丹增创下首登成功的纪录。到1998年底,全世界有1054人享有登临世界巅峰的殊誉。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和开创了11条登山路线,这些路线是:
    东南山脊路线:1952年由瑞士登山队发现,可惜功亏一篑,第2年才由英国队沿此线登顶成功。
    东北山脊路线:1960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队开创并成功地登顶。
    西北脊转北壁路线:1963年由美国队开创并取得了成功。
    西南壁路线:1975年由英国博宁队首创并登上顶峰。
    西北脊路线:1979年由南斯拉夫队发现并由此登上顶极。
    北壁直上路线:1980年由日本队首创并登上顶峰。
    南面柱状山脊路线:1980年波兰队开辟并登上顶峰。
    东北山脊转北壁路线:1980年意大利人梅斯纳尔独身一人首创并取得成功。
    西南壁转西北脊路线:1982年由前苏联队开创,并沿此线登上顶峰。
    东壁转东南山脊路线:1983年由美国旧金山湾区队首创并取得成功。
    东壁路线:1988年由美国一新西兰国际探险开创并由此登顶。
    同年,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队还创下从南、北两坡双跨并会师顶峰 的壮举。人类攀登珠峰的英雄奇迹正不断涌现。

  • 鲁西南民间智库

    鲁西南民间智库 (鲁西南乡村公益图书馆) 2016-11-20 17:04:04

    中国新闻学院停办之谜 (2013-01-30 09:47:59)转载▼
    标签: 中国新闻学院 新闻 教育 分类: 观察
    一、中国新闻学院取消建制内幕

    (原载中国新闻社《时代传媒》)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的中国新闻学院哪里去了?在北京石景山京原路8号新华社第二工作区的大门的门柱上,"中国新闻学院"这块牌子还挂在那里,但作为进行新闻传播普通教育的中国新闻学院已不复存在,国家教育部已经于2002年2月取消了其建制,存在的只是作为新华社的培训中心的"中国新闻学院"。
    园丁痛失园圃 学生黯然离校
    2002年春天,原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院院长郑保卫教授对于学院的取消感到极度悲伤,适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童兵调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于是,他来到人民大学接替童兵的新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在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他说:一提起中国新闻学院停办这件事,就令我伤心,就是在捅我的伤口。可以说,整个新闻学院最伤心的是我。与郑保卫一样曾经任教中国新闻学院的蔡雯教授(现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人大新闻学院副院长),说起中国新闻学院的辉煌历史,同样伤感。而至今仍然留在新华社的原中国新闻学院广告与公关研究所所长时唤民先生告诉笔者,中国新闻学院全体教师和学生对学院被撤销都感到痛心和惋惜,很多毕业多年的学生听到母校被撤销以后害怕被人看不起,不敢说是中国新闻学院的毕业生。
    中国新闻学院的建制被撤销以后,分布在中国各地和新华社驻世界各地分社的3000多名从该学院毕业的大专、本科、双学士和硕士毕业生可能从此将不再有母校。尽管有消息表明,新华社主管教育培训的新任副社长,是从国家教育部调来的,计划将该校办成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但建制毕竟已经撤销,想再恢复谈何容易。
      中国新闻学院是国家教委于1986年1月24日批准成立的我国第一所高等新闻学校,由新华通讯社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以新华社为主。院长由新华社社长穆青兼任,第二任校长是郭超人,日常工作由常务副院长主持。学院的任务是为新华社和国内其它新闻机构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相当扎实的政治和专业理论基础、比较广博的知识结构、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以一业为主兼及其它的高层次的采编人员。学院成立后,邓小平同志欣然为中国新闻学院题写了校名。
    2002年7月上旬,笔者来到已经做为新华社第二工作区的"中国新闻学院",看到10多层高的办公大楼里留给"中国新闻学院"现在的培训中心的只有两层楼,其余的都划给了新华社的其他一些下属机构办公所用,例如新华出版社、《中国记者》、《半月谈》、新闻研究所等。在这130亩地的院子里,即办公大楼的旁边正在建一幢高楼。大约17年前,新华社以办学名义申请购买下这130亩地,当时的同边环境还比较荒凉,空气污染也比较严重,但如今周边环境绿树成荫、高楼林立,空气清新。大约17年前,这里走进了第一拨学生,一直到1998年停止招生,2001年最后一批学生黯然离校为止,该校共为社会培养了有正规学历的学生3000多名。
    谁让学院停办 众人说法不一
    有资深人士认为,中国新闻学院的停办不具有普遍意义,完全是已去世的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个人的长官意志的产物。
    2002年前后,正是在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时候,正是在中国新闻学院要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而且正准备申报博士生培养点,学院突然停办了。全院的教师提起这件事,无不痛心疾首,这也成为大家批评死去的郭超人的重磅炸弹。郑保卫先生告诉笔者:台湾承认中国内地大学学历的大学院校共有73所,其中中国新闻学院就是一所。我曾经带了一批内地教师到台湾访问,台湾有关方面称: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院院长郑保卫教授带领的代表团。我们并没有告诉对方我带领的,可见人家对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这块牌子的重视。他说,美国密苏苏比?大学等两所大学与中国新闻学院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对中国新闻学院很看重。
    对于中国新闻学院停办的原因,有关资深人士分析认为主要有两点:一点是时任新华社社长的郭超人想将中国新闻学院所在的这块地另做它用,把《半月谈》、《中国记者》、新闻研究所、新华出版社等移到那里办公,新华社总部就能腾出一些空间来发展其他方面;另一点就是学院的教师经常给郭超人提意见,因为他是学院的院长,却不大过问学院的事。当然经费问题也是一个原因,每年新华社花在学院的费用只是300万的人头费,其他部分费用学院自身完全可以解决。该人士认为300万并不多,但郭超人不想掏这个钱。停办中国新闻学院对于新华社的得与失,有关人士认为失大得小。
    但是,"中国新闻学院"教务处负责人李建朝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避开谈该学院停办的具体原因,只是提及当时国家有关规定要求各部委与所办大专院校脱钩,中国新闻学院也不例外。同时,他还谈到,按照院校建设的规模化标准,中国新闻学院学科较为单一,难一?发展壮大。该学院创办伊始,李建朝参与招收了第一批攻读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不过,按照其他人的说法,新华社如果坚持要办该学院,也是可以的。
    建设新闻学院 我是这样想的
    那么,郭超人为什么要将中国新闻学院停办了,他究竟是怎样想的?然而,郭超人已经做古了,我们无法去问他。据笔者查阅他的著作《喉舌论》,可以看出他对于建设新华社的想法,同时也大致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新闻学院的看法。据此,我们可以分析以他为首长的中共新华社党组为什么做出停办该学院的决定。
      《喉舌论》一书收集了郭超人自从1983年担任新华社领导以来至1997年有关新闻工作的部分讲话稿和文稿70多篇。其中只有一篇关于新闻教育的,题为《新闻教育的历史使命》,是郭超人在中国新闻学院成立十周年之际,即1996年5月7日的讲话稿。
      在此次讲话中,郭超人这样评价中国新闻学院:十年来,学院共培养了近两千名各层次的毕业生,仅在新华社工作的就有300多人。在他们当中,有的已获得正高职称,有的走上了局级领导岗位,有的担任了地方报台的社长、总编辑,而更多的人则成为其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中国新闻学院凭借新华社的强大优势,不仅在国内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国际新闻界与新闻教育界也开始崭露头角。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郭超人对于中国新闻学院所取得的成绩是赞赏有嘉的。
    但是,在以郭超人为代表的新华社党组看来,中国新闻学院的工作重点是为提高新华社人员素质服务。他这样说:新华社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通讯社和社会主义的世界性通讯社,需要不断补充政治坚定、业务熟练、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各类专业人才,他们不仅要在国内新闻领域建功立业,而且要在世界舞台上同西方通讯社展开激烈竞争中冲锋陷阵。因此他进一步说:按照这样的时代标准和战略要求,社党组已于1994年12月提出,新闻学院要在搞好学历教育的同时,完成对新华社在职干部的培训,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提高全社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使新华社这支队伍能够真正像中央政治局常委要求的那样,成为全国新闻界的楷模。
    在这篇讲话稿中,郭超人并不提中国新闻学院如何要搞好学历教育,如何要搞好普通高等教育。始终强调的是该学院如何为提高新华社干部素质服务。最后他说:要进一步落实院党组关于调整办学思想的决定,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人与育人相结合,认真研究和把握在职干部培训教育的客观规律,积极探索一种适应新华社事业发展的办学模式。
      要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采用科学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大力提高学院的整体教学水平。
    此时的郭超人心目中,还是在期待着中国新闻学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有一个前提,即为社内干部培训提供更好的服务。无论该学院在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格局中占据怎样重要的位置,郭超人考虑问题的前提始终是新华社的中心任务,一切部门的工作都要与中心任务协调起来,新闻学院也不例外。
    新闻学院停办 原因究竟何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对于中国新闻学院的创办是这样记录的:1986年1月24日,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国新闻学院在北京成立,由新华社主办。前身是1983年4月6日创办的新华社干部进修学院。院长穆青。那么,在未来的该通史的第4卷中,将可能会写上这样一笔,2002年2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中国新闻学院正式停办。
      笔者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试图分析中国新闻学院停办的原因。该学院停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的郭超人个人意志的问题。
      首先,在中国所有部委主办的大专院校中,惟有中国新闻学院不是由财政部拨款办学的。据李建朝介绍,外交学院原来由外交部主办,但办学经费由财政部划拨;北京广播学院也是如此,该学院原由广播电影电视部主办,办学经费也是由财政部划拨。中国新闻学院的办学经费是由新华社提供的,一年大约需要300万。这是促使该学院停办的重要原因。
      其次,中国新闻学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有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即在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甚至世界新闻传播教育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这是由该学院成立于计划经济时代,并向社会招生、向社会分配毕业生所决定的。在学院停止招生之际,他们正准备申请博士点。而该学院作为新华社的一个部门,其主要职能却是新华社的干部进修与培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新华社不可能容忍自己的一个部门偏离社中心任务而发展。
      第三,该学院所在地虽在办学之初并不显地皮的珍贵,但时至1998年,该地段已成为黄金地皮。而新华社早在1992年员工就多达7000人。因此,这块地皮对于新华社来说是十分珍贵的。在一度传说该学院要并入北京广播学院时,新华社是不可能拱手将这块地皮一起送给别人的。这很可能是当时的国家广电总局不同意接收该学院的重要原因。
      第四,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经日益发达,新华社可以从容地从各新闻院系毕业生以及其他专业毕业生中,挑选自己需要的新人。该学院的毕业生已经不再是新华社必选的对象。
      第五,如果继续将该学院办下去,势必要不断扩大规模,这是由教育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这就必然加重新华社的负担。如果不扩大规模,又会在激烈的新闻传播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
    第六,新华社要发展成为世界级的有影响的通讯社,而其财政支出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拨款。做为世界级的有影响的通讯社,应该至少能够做到财政收支平衡,最好能够有些赢余。因此,新华社所有能赢利的部门都需要进一步扩张发展空间,包括办公场地。
    新闻学院消失 利大还是弊大
    对于中国新闻学院的撤销,其利大还是弊大?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从四个层面上来着眼。
    首先,对于该学院的教师来说,撤销学院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学院越强大,他们在教育界的地位以及社会地位才越高;相反,撤销学院就会降低他们的社会地位。但由于30多名教师中只有极少数留下来,例如教广告与公关的一名、新闻统计的一名,另外教市场营销的一名,还有汉语的两名、外语的两名。其他教师都调往其他单位了,有的教师,例如蔡雯和郑保卫等,社会地位还有所增强。
      对于中国新闻学院的地位与特点,李建朝提供了这样的观点,即此前《中国青年报》曾刊登年度师资科教分科类评价,该学院在中国的语言类学校中排第六位。另外,该学院停止招生前是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主要理事单位,其与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一起轮流担任该学会的会长。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该学院在中国新闻教育界中的地位。
      其次,对于新华社来说,撤销学院很难说是利大还是弊大。据李建朝说,除了该学院还没有听说过哪家通讯社或哪家媒体办了学院,因此新华社办学院具有特殊性。应该说,学院的撤销主要是两对张力较量的结果:一种是新华社发展的主线与学院发展的主线之间的冲突;另一种是新华社其他部门的扩张与学院的扩张之间的冲突。这两对张力较量的结果是撤销学院的最重要原因。当然,也有国家整体对于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调整的因素在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作为一家媒体办的学院只能走两条路,一条是走产业化道路,既能创造经济效益也能创造社会效益;另一条是走进修与培训的道路。新华社如果取前者,按照有关规定最终可能还是要将学院上交给国家教育部或者北京市政府。如果取后者,近20年的心血创建起来的品牌将不复存在,主要的师资力量将流失,但能将其与其他部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我们说,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撤消学院对于新华社总体上利大于弊。
      第三,对于整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事业来说,撤销也很难说是利大还是弊大。在该学院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其他院校不可替代的时期,例如鲜明的实际操作能力强的优势,第二学位生的培养等。但如今其他院校在此方面都有所加强,应该说该学院的特色在弱化。部门师资流向其他院校,但基本上还在从事新闻教育,有的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新闻学院撤销后,北京大学成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学也成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两所综合性名牌大学成立学院,有利于多学科之间的渗透。这两所学院的成立,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新闻学院的解体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据悉,目前教育界有人提起恢复中国新闻学院建制的议论,理由之一是中国新闻学院已经在国内外创出了名牌,撤销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项重大的损失,二是中国新闻学院的校名是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的,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突然取消中国新闻学院的建制过于轻率。但是重新恢复中国新闻学院难度极大,一大批有才华的教师如郑保卫、蔡雯、刘洪潮、张涛、林岫、孙国平、徐占锟、张赫嵩等分别去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大新闻学院等院校,他们现在是这些学校的骨干教师。办大学需要人才,让他们回来不太可能,恢复中国新闻学院谈何容易。

    二、中国新闻学院停办相关文章
    中国新闻学院哪里去了?"中国新闻学院"这块牌子还挂在新华社第二工作区的大门的门柱上,但作为进行新闻传播普通教育的中国新闻学院已经不复存在了,国家教育部已经于2002年2月取消了其建制,存在的只是作为新华社的培训中心的"中国新闻学院"。
    有资深人士认为,中国新闻学院的停办不具有普遍意义,完全是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个人的长官意志的产物。正是在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时候,正是在中国新闻学院要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而且正准备申报博士生培养点,学院停办了。全院的教师提起这件事,无不痛心疾首,这也成为大家批评死去的郭超人的重磅炸弹。郑保卫先生告诉笔者:台湾承认中国内地大学学历的大学院校共有73所,其中中国新闻学院就是一所。我曾经带了一批内地教师到台湾访问,台湾有关方面称: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院院长郑保卫教授带领的代表团。我们并没有告诉对方我带领的,可见人家对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这块牌子的重视。他说,美国密苏苏比大学等两所大学与中国新闻学院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对中国新闻学院很看重。
    对于中国新闻学院停办的原因,有关资深人士分析认为主要有两点:一点是时任新华社社长的郭超人想将中国新闻学院所在的这块地另做它用,把《半月谈》、《中国记者》、新闻研究所、新华出版社等移到那里办公,新华社总部就能腾出一些空间来发展其他方面;另一点就是学院的教师经常给郭超人提意见,因为他是学院的院长,却不大过问学院的事。当然经费问题也是一个原因,每年新华社花在学院的费用只是300万的人头费,其他部分费用学院自身完全可以解决。该人士认为300万并不多,但郭超人不想掏这个钱。停办中国新闻学院对于新华社的得与失,有关人士认为失大
    但是,"中国新闻学院"教务处负责人李建朝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避开谈该学院停办的具体原因,只是提及当时国家有关规定要求各部委与所办大专院校脱钩,中国新闻学院也不例外。同时,他还谈到,按照院校建设的规模化标准,中国新闻学院学科较为单一,难一发展壮大。该学院创办伊始,李建朝参与招收了第一批攻读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不过,按照其他人的说法,新华社如果坚持要办该学院,也是可以的。
    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对于中国新闻学院的创办是这样记录的:1986年1月24日,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国新闻学院在北京成立,由新华社主办。前身是1983年4月6日创办的新华社干部进修学院。院长穆青。那么,在未来的该通史的第4卷中,将可能会写上这样一笔,2002年2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中国新闻学院正式停办。
    笔者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试图分析中国新闻学院停办的原因。该学院停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的郭超人个人意志的问题。
    首先,在中国所有部委主办的大专院校中,惟有中国新闻学院不是由财政部拨款办学的。据李建朝介绍,外交学院原来由外交部主办,但办学经费由财政部划拨;北京广播学院也是如此,该学院原由广播电影电视部主办,办学经费也是由财政部划拨。中国新闻学院的办学经费是由新华社提供的,一年大约需要300万。这是促使该学院停办的重要原因。
    其次,中国新闻学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有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即在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甚至世界新闻传播教育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这是由该学院成立于计划经济时代,并向社会招生、向社会分配毕业生所决定的。在学院停止招生之际,他们正准备申请博士点。而该学院作为新华社的一个部门,其主要职能却是新华社的干部进修与培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新华社不可能容忍自己的一个部门偏离社中心任务而发展。
    第三,该学院所在地虽在办学之初并不显地皮的珍贵,但时至1998年,该地段已成为黄金地皮。而新华社早在1992年员工就多达7000人。因此,这块地皮对于新华社来说是十分珍贵的。在一度传说该学院要并入北京广播学院时,新华社是不可能拱手将这块地皮一起送给别人的。这很可能是当时的国家广电总局不同意接收该学院的重要原因。第四,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经日益发达,新华社可以从容地从各新闻院系毕业生以及其他专业毕业生中,挑选自己需要的新人。该学院的毕业生已经不再是新华社必选的对象。
    第五,如果继续将该学院办下去,势必要不断扩大规模,这是由教育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这就必然加重新华社的负担。如果不扩大规模,又会在激烈的新闻传播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
    第六,新华社要发展成为世界级的有影响的通讯社,而其财政支出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拨款。做为世界级的有影响的通讯社,应该至少能够做到财政收支平衡,最好能够有些赢余。因此,新华社所有能赢利的部门都需要进一步扩张发展空间,包括办公场地

你的回应

回应请先 , 或 注册

44 人聚集在这个小组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