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的生态批评

菏泽发展研究

来自: 菏泽发展研究(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6-11-20 11:34:01

  • 菏泽发展研究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6-11-20 11:35:02

    近代洋务思想家郭嵩焘的人才综合素质标准

    作 者:
    蒋晓丽+关注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1998年第01期 第99-104页

    内容提要:
    古往今来,人们均认同“德、识、学”为衡量人才内在综合素质的标准。但是,因时代不同、人物背景不同,人们对“德、识、学”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又有所不同。近代洋务思想家郭嵩焘的人才综合素质标准的内涵和外延就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他本人思想、经历的痕迹。

    期刊名称: 《中国近代史》复印期号: 1998年04期
    关 键 词:
    郭嵩焘/人才综合素质标准/德/识/学

    字号:大中小
      人才综合素质及内在标准的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常谈常新的问题,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对此问题的看法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概而言之,相同之处在于,均认同“德、识、学”等为人才的综合素质的内在要求;不同之处在于,“德、识、学”等的内蕴和外延的界定因时代不同、人物的背景不同而迥异。该文试图通过对近代开明的洋务思想家郭嵩焘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的论述以证之。
      进士出身的郭嵩焘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公使。他特定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轨迹及其所处的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使郭嵩焘坚持“人才救国”的思想,对人才寄予匡救社稷的厚望。在他的“人才救国”思想体系中,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对人才的内在综合素质标准作了论述。
      首先,郭嵩焘认为,“德”是人才最重要的内在素质。郭嵩焘的这一观点,与“以德为尚”的传统人才模式大体相同。但是,郭嵩焘“读张子全书,士君子处治朝则德日进,处乱朝则德日退,慨然有感于言”〔1〕,意识到只用过去“德”的内容来要求现时的人才, 很难完全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和“消滞了的国脉”,“即求旧德而用之,能挽此积渐之势乎?然且不能也”〔2〕。于是,郭嵩焘在确认传统道德的同时, 又力图对旧德的内涵加以补充。
      什么是“德”呢?广义的德一般指政治品质、伦理道德和个人心理品格。狭义的德只指前两者,简称为政治伦理道德。郭嵩焘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恪守万世不变的纲常名教,具有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他引用后人伪托的黄石公素书中对“道、德、仁、义、礼”的浅显解释,对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作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夫道,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慧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3〕对于这些, 郭嵩焘本人是坚守不移的:“知之而守吾心之诚然,以行之不疑,而德乃备。”〔4〕除此之外, 郭嵩焘又将“理”的概念引入政治伦理道德之中,把它同“道”等同起来。所谓理,郭嵩焘依照王夫之的解释:“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5〕即理是事物的必然原因和规律, 它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处事有处事之理,待人有待人之理,处事待人做得恰到好处,合符规范就是得理,而得理就是得道,“得道者, 得其理而已”〔6〕,“所为道理无他,以之处己,以之交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得位者效其职,身任焉而不疑,不得位者明其理,心知焉而不敢恃”〔7〕。 既然“理”与“道”一样,是人才应具有的政治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那么,怎样才能具有它呢?郭嵩焘从反身求诸己,以修身养性为先务的传统方式出发,将“理”内化于心,提出首先求“理”于自我,“天下事物之待理者,求之一身,而固无待于外也”〔8〕。然后,将求得的“理”首先用于律己, “君子之道急先自治,使其心与身皆受理焉”〔9〕, 用所受之理“勒攻吾之阙。……攻其阙者,以修身也,求吾身之仁,以为之推暨,精吾心之义,以为之权衡”〔10〕,这样,用“理”来完善自身,就可能做到“劳苦有所不恤,怨仇有所不辞”〔11〕,“利不足以动其心,阿谀谄附不足介其意”〔12〕,就可能做到“不厉威严,而人自畏之,故有德必有威”〔13〕,也就可能成为对封建国家有用的人。为此,郭嵩焘十分恳挚地告勉与他同属一个阶层的士大夫官僚们:“吾辈以中才而涉末流之世,内度之身,外度之人,忧勒惕厉,无有穷期。”〔14〕
      前面已经说到,郭嵩焘强调“德”在人才内在素质中的重要地位,并没有超越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所需人才的客观要求。不过,郭嵩焘将“理”引入德的范畴,并把它与“道”等同起来,便自有其用意了。郭嵩焘试图通过“理”来对原来固有的政治伦理观念进行某种“合乎时宜”的变通和演绎,以适应特定的历史环境。比如,他提出,既然封建阶级的统治是至高无上的天理,那么,为了遵从这个天理,就必须在当时“世变之亟”的危局中,千方百计地保全这种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认清比中国强大得多的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人的入侵是现实存在的“势理”,并且必须遵循这种“势理”,与外国侵略者妥协,也就是以屈从“势理”来捍卫“天理”。尽管求和、妥协从现象上看是耻辱和败绩,但是,只要能够顺从这种不可逆转的“势理”,由此而保全危在旦夕的封建统治,那就是理所当然的。在处理一切夷务时,要以“理”的得失为准则,而不能以成败为转移,所谓“考求洋务,亦无他义,通过事理而已”〔15〕。为了说明与洋人“通知事理”的可行性,郭嵩焘又提出,根据他与洋人多年打交道的经验,用理开喻洋人比用理开喻中国老百姓容易得多,“洋人能循理路”,是通情达理的。所以,“窃以为控御之方,去猜嫌之见,传曰,凡事豫则立,而与外人相接,理不充即气不壮”〔16〕。这样一来,郭嵩焘为创建的妥协求和的对外原则找到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当然,郭嵩焘不仅自己要一心一意地去做“有理之士”,更为重要的是要使统治阶级内部更多的人知“势理”,与他志同道合,共同去向外国侵略者求和言欢,为封建统治“解事”。这就是郭嵩焘把“理”纳入政治伦理道德之中,作为人才基本内在素质的根本意图。
      除外,郭嵩焘又把“气”作为人才的心理品格,纳入了“德”的广义范畴中。“气”即志气、勇气。郭嵩焘的解释是:所谓志气,就是经世济国、匡求时弊、治乱安危的志向和决心。 “举远必至谓之志”〔17〕。所谓志气,“君子出处进退,求达其志而已, 无欣感于其间”〔18〕,“志立乎万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然后义可精”〔19〕。可见,志气是一个人成才、有为的内在动力,因此“立志要如饥渴之于饮食”〔20〕。
      所谓骨气,即是为了坚守自己的志向,而始终做到独立特行,刚正廉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古豪杰伟人之生,必有所自命。虽在贫贱,其气概尝加于一切功名富贵之上”〔21〕。
      所谓勇气,即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而不惜一切的勇敢精神。只要有了勇气,就可以一往无前,“志城言(郭嵩焘的弟弟),办天下事只是气,气盛则江河直泻,才虽小,亦乘势以飞腾,气荣则百端阻滞,虽有长才,无所用之”〔22〕。
      尽管郭嵩焘很强调人才“气”的个人心理品格,但是,他又认为“气”的运用必须以“道”、“义”、“仁”、“忠”、“孝”等政治伦理道德作为导向。“气,用独者也。君子特立独行,高视物表,而用之以配道与义也”〔23〕。“君子之用气也,仁以为任”〔24〕。“大臣养吾气以致天下之气,忠孝廉节之道其常,言论事功之标其准”〔25〕。
      此外,郭嵩焘认为,作为人才,还应具有“朴”、“耐”、“公”等个人心理品格。
      什么是“朴”呢?郭嵩焘认为“朴”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正派忠厚。“士之立朝,要立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庭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26〕。因此,“吾又以知天下之人才,惟能引也,而后可与当大事,临大难而不变所守”〔27〕。
      “耐”又具有哪些含义呢?郭嵩焘认为:“耐”就是坚强耐苦,百折不回的韧性。作为一个人才,“须具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耐力。大凡有为之士,杰出之人都能吃苦耐劳。“圣贤仙佛,英雄豪杰,只熬得一苦字过,无一时敢图逸乐,乃得有所成就”〔28〕;“吾谓圣贤豪杰长处,尤坐一赖字,险阻忧虞,艰苦挫折,都赖得下去,直是一赖字,澈上澈下,停停当当,低着头干,终其身无功,亦只坐定如此干去,此为豪杰非常之才,不必其智虑果殊绝于人也”〔29〕。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有了“耐”的心理品格,就能够为他锲而不舍地“立德卫道”提供可靠的保证,“贞固强忍,百屈不挠,斯为载道之基”〔30〕。因此,“用人之法,总须用苦人,其心思才力皆出于磨炼,故遇事能知其艰苦曲折,且能耐事”〔31〕。
      何为“公”的人格品质呢?郭嵩焘认为,即是“存公志私”的价值观。他指出“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32〕,“见浅鹜小,循私近利者俗吏”〔33〕,“以学问文章助其名利之私,其贻患尤大”〔34〕。更为严重的是:得利者小“气”,趋利者孤“义”。“以好利之故,颠倒是非,其气不能昌”〔35〕;“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36〕。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定要做到贱利重义,去私存公。重义则生无畏,“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37〕;存公则能明理,“公则内不见己,外不见人,内外两忘,澄然无欲,惟理是从”〔38〕。
      从上可见,郭嵩焘对人才“德”的要求,既有所侧重,又不失全面;既完全继承了传统人才观的基本内容,又加入了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新成份。总而言之,郭嵩焘以对社会产生直接作用的政治品质为核心,以对交往对象产生作用的伦理道德为重点,辅以对个人成才产生作用的个性心理、人格特质,企图用这个较为系统的、具有适应力的人才德行观,来唤起封建士大夫立德、宣德、匡扶朝庭的“良知”。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宣扬:“国家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其强弱”〔39〕;鼓吹“吾人进德修业,乃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不可薄于自待”〔40〕。郭嵩焘还提出,如果“生衰世,处污俗”,一时不能循“治乱安危”之理,行“富国美政”之德,那么就要激流勇退,退身以养德,“隐者,非所以避世全身而已,所以养德也,乱世之是非以身与焉,而与争屈伸之数,非君子之所尚,明矣”〔41〕。“君子进而用天下,如用其身焉。退而理其身,如理天下焉”〔42〕。这样,就可以“潜居抱道,以待其时”,也使人才的德行观更加完善了。
      如果说在郭嵩焘的人才内在素质和人才标准中,“德”是最重要的,那么“识”的地位仅次于“德”。而郭嵩焘对“识”的强调,从某种程度上丝毫不逊于前者。
      所谓识,一般来说就是对事物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洞察力,对是非、得失的判断力以及掌握自己前途和命运的自信力。郭嵩焘所说的“识”,与前面所说的“理”、“道”有密切关系。“识者,恒也,知者,察也,恒者,道之纲纪,察者,道之昭著,纲纪斯而不昧”〔43〕。“识有二,有大局之远识,有一事之深识。大局之远识,周子之所以几也;一事之深识无他,明乎理与势而已”〔44〕。
      郭嵩焘认为,作为一个人才,必须有超乎常人的识见。“处天下事,以识为本”〔45〕。“论天下事,以识为主”〔46〕。“故为大臣者,以识为本,而才次之”〔47〕。“君子以识为本,而行次之”〔48〕。“识定,则持之为有故而发之为有术”〔49〕。如果“识力透出人一层,自能剖析是非得失,不随众附会”〔50〕,“不随俗转移”,就可能做到“大火流金而清风穆然,严霜杀物而和气蔼然,阴霾翳空而彗日朗然,洪涛倒海而砥柱屹然”。
      郭嵩焘认为在当朝“识”的最主要原因是识“天理”,知“势理”。郭嵩焘提出,根据当朝极贫极弱的局势,一个有识之士一定也是有理之士,他们以“理”而“论控夷狄之大,常以守为本”〔51〕。但是,由于今人受南宋“争言之战”的风尚所迷惑和毒害,因而多“以一战为能者”。“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盖非(无)见”〔52〕,“悲哉无识”。郭嵩焘由此得出结论:“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53〕“天下大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54〕“天下之大乱,积成于无识。”〔55〕那么,怎样来改变这种状况呢?郭嵩焘忙不迭地指出:首先,“须大臣有学识者,左右维持,盖之以诚悫坚定,久而其德日新,斯为得之”〔56〕;同时,要切实把“识”作为是否为有用之才的重要标准;更为迫切的是,最高统治者必须尽快把“明理审几”的洋务人才纳入统治阶层。因为,这些有理、有识之士十分难得。“则明理审几之才,因不易得也,知情知势,而后有以处人,狭疑之见自不生于其心;知理而后有以自处,即矜张无实之言亦不屑出于其口。……能知处理洋务,以之纪纲万事,经营国计,必皆裕如矣”〔57〕。
      如果说“德”、“识”在人才内在素质和标准中居核心地位,那么“学”在其中便居基础地位,即所谓“非学无以立德”,“非学无以明识”,“非学不成为才”。
      一般来说,任何社会的人才,都是由两个方面构成:其一是具有知识,其二是运用知识的能力。而后者又是产生于前者之上的。“学”即是指知识素养。“学”的具体内容在各个阶级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所变化和侧重。按照郭嵩焘所推崇的人才典范——曾国藩的说法,当时的知识“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58〕。所谓义理之学(也称道学),即是宋代以来的中国后期封建文化的主体。它从不同的本体论角度论证了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将封建的纲常名教归结为宇宙的本原——“理”或“心”,将维护纲常名教归结为义。所以,义理之学是封建统治阶级要求它的人才所必须掌握的。所谓“经济之学”,即经世济国之学。无外乎仍是古今典章制度之类的东西,没有脱离传统经学的范围。至于“词章之学”,即作诗填词写文章的学问。考据之学“即今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59〕。在这四门学问中,自然是以“义理之学”为首,“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术”〔60〕。不过,在郭嵩焘年轻时,他曾对词章之学有很大的兴趣,并由此而受到好友刘蓉的指责和劝勉。刘蓉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到:“记诵之学,止于表志,而词章之学,其终至于丧德,其德既丧,借使文采烂然,亦所谓其余不足观者。”〔61〕在曾国藩、刘蓉这些从“学而优则仕”正途上脱颖而出的封建人才的长期影响下,郭嵩焘最终接受了“义理重于立身,文学止于润身”的原则。他深有体会地说:“人须是从道学切实入手用功夫,乃能自立。”“学之不修,德之不足于达天下。”不过,郭嵩焘也认为,要真正成为一个“匡时正俗利济生民”的人才,还要“博览群书,不当墨守一经以自囿”〔64〕。他把经、子、史、传百家之书分别比譬为堂奥、门户、窗子、厢房等,认为只有广泛“求其书而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皆能默契于心”〔65〕。他以自己为例,说他之所以能够洞悉世变,明察势理,就在于“读书多而见事明,反复相寻,而理势之所趋,终必循其径而至焉,此亦自然之数也,而其议论乃以卓绝天下,亦岂非学问之效然与”〔66〕。
      郭嵩焘还认为,读书的主要作用在于明理,“故吾人读书论世,首在明理,理明,自然随处可以理处,消患未萌”〔67〕。郭嵩焘提出,之所以当时办理洋务的官员多半都懵然无知,力不胜任,就是没有认真读书观理。而那些抵抗派的“无识”之论,更是没有“读书观理、历考古今事变”的缘故。既然非“学”不可能为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提供保全之计,非“学”也不可能在与强大的西方侵略者的交往中为封建统治阶级化险为夷,那么,有无中国传统学问的坚实根基,自然便是能否成为人才的基本条件之一了。
      在对“学”的内容界定中,郭嵩焘也有灵活、变通的一面。他对西方文化没有象封建顽固派那样视为洪水猛兽,加以坚决的排斥,而是采取了承认和称道的态度,并企图将其纳入中国传统学问的系统中,以弥补其传统学问在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方面、科技方面的空白和不足。他在英国时,曾与日本户部官恩娄叶欧姆会谈,并问及所读有关洋务的书,认为他谈的“经国事宜,多可听者,中国人才相距何止万里”〔68〕。在他出洋的日记里,他详细记载了所见所闻的各项自然学科及专家,“引次至伦敦,所见定大、谛拿娄、阿文、虎充、斯博得斯武得谈论电学、化学、光学、热学之精微,盖见英国学问人人讲求云云”〔69〕。郭嵩焘称这些“亦极天下之威矣”。不过,尽管郭嵩焘讲了西学、西人、西方的若干赞美之话,甚至在学习和采纳西学的某些主张上,超过了洋务派的一般观点。但是,这些毕竟只是他思想的支流,其思想的主流仍然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河床里流淌。在郭嵩焘看来,实用的学问,中国确实不及西方,而治国治民的学问还是中国的好。“鄙人始及中国学问流传三千余人(年),圣人立身而已,治国治民之方,备具于书,此所以崇尚至今。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70〕。既然西方的实在学问胜于中国,中国当然可以在坚持中学为体的前提下,学来为我所用。可见,郭嵩焘把西学作为人才必备的知识素养,并没有“离经叛道”,依然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严格限制之中。
      另外,郭嵩焘认为,从广义来说,人才的“才”就是德、识、学三者的有机结合。既然如此,郭嵩焘就对狭义的“才”不甚看重,并且主张敛才,认为才气不能太张。因为“才者赋之天,望则须以人”,才太甚容易损望。他举例说:“子静做官之才尽有余,惟虑用才太过,必致损望,故才有余,必务敛约”。〔71〕郭嵩焘还认为才太足容易使人失德,“司马光论才德之辨,以为人多蔽于才而遗于德”〔72〕,“道德文章,推极于圣贤境界,亦尽无穷。若恃其才气之伏,偃然自足,遂以文字玩弄一切,是其倒乱是非,是使玄黄异色,天下何赖有此。 ”〔73〕同时,郭嵩焘还把才与志对立起来,“朱子曰‘才悠悠, 即是志不立’”〔74〕。
      以上是郭嵩焘认定人才自身和衡量人才的三大基本要求。这三者分轻重、按主次的有机排列和组合,便构成了郭嵩焘的特定的人才内在素质和主观标准。从结构上看,就是以“学”为基础(以中学为主,以西学为补),以识为重点,以德为核心。从总体来看,就是要求人才做到:“以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75〕更为重要的是,要求人才具体做到: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去适应因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而变化了的形势,去接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这个现实存在的“势理”,由此获得对新的统治格局的心理承受能力。无论是“德”,还是“识”、“学”,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一目的来规范、限定的。
      从以上对郭嵩焘的“德、识、学”观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郭嵩焘的人才内在综合素质的标准具有显而易见的时代烙印和他个人作为一个较早具有洋务思想和经历的封建士大夫的痕迹,从中既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可借鉴的内容,同时也说明了郭嵩焘作为一个近代洋务思想家的时代局限和个人偏见。
      注释:
      〔1〕《玉池老人自叙》,102页。
      〔2〕〔9〕〔10〕〔11〕〔12〕〔13〕〔17〕〔19〕〔20〕〔23〕〔24〕〔25〕〔26〕〔28〕〔30〕〔32〕〔33〕〔37〕〔38〕〔39〕〔40〕〔41〕〔42〕〔43〕〔44〕〔45〕〔46〕〔47〕〔48〕〔50 〕〔51〕〔52〕〔62〕〔72〕〔74〕《郭嵩焘日记》卷一,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537页、420页、497页、524页、428页、428页、499页、 499页、157页、473页、474页、474页、198页、511页、488页、499页、 158页、499页、157页、428页、157页、553页、31页、30页、506页、 506页、447页、498页、499页、447页、393页、403页、347页、488 页、157页。
      〔3〕〔6〕〔22〕〔29〕〔31〕〔35〕〔36〕〔56〕〔75〕《郭嵩焘日记》卷二,195—196页、65页、189页、189页、40页、377页、198页、9页、195—196页。
      〔4〕〔8〕〔18〕〔21〕〔27〕〔49〕〔53〕〔54〕〔55〕〔63〕〔65〕〔66〕《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264页、52页、 518页、259页、507页、144页、158页、160页、258页、513页、《书〈海国图志〉后》。
      〔5〕《正蒙·至当篇》。
      〔7〕《使西纪程》,18页,转引自《郭嵩焘年谱》上,72页。
      〔14〕〔34〕〔67〕〔73〕《郭嵩焘日记》卷四,256页、257页、503页、256页。
      〔15〕〔16〕《郭嵩焘年谱》下,524页、526页。
      〔57〕《办理洋务宜以理势情三者持平处理折》,《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353页。
      〔58〕〔59〕《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钞》上,辛亥七月传忠书局刻本,81页。
      〔60〕〔61〕《曾文正公全集·家书·致诸弟》。
      〔64〕转引自《郭嵩焘年谱》上,28页。
      〔68〕〔69〕〔70〕〔71〕《郭嵩焘日记》卷三,169页、203页、203页、904页。

  • 菏泽发展研究

    菏泽发展研究 (一个好的图书馆,相当于一所大学) 2016-11-20 11:35:56

    网络媒体生态危机的系统控制策略研究
    收藏|打印|下载
    作 者:
    蔡箐+关注

    作者简介:
    蔡箐,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 100871 蔡箐,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图书与情报》(兰州)2006年第6期 第30-35页

    期刊名称: 《新闻与传播》复印期号: 2007年04期
    字号:大中小
      网络已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应用,网络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日益广泛、深刻,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术领域,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传播媒体,一个新的生存空间。如同自然界存在生态问题一样,网络空间中也同样存在着生态环境问题。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倡导:“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塑造一个安全的数字化环境。”[1] 尤其是信息时代媒体“社会中枢”地位的特殊性,导致了传媒业的失控失衡现象的大量频繁出现,迅速崛起的网络媒体领域也生态危机凸现,引发了人们的忧思和关注,因而网络媒体和网络信息环境的健康和谐发展,已成为网络传媒业可持续发展的亟待解决的难题。
      1 网络媒体生态概述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个体或群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是一门研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强调的是互动性与联系性。生态意味着与过程与互动有关的关系,它往往不是研究一种孤立的事物,而是强调事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互动性,研究事物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与其说它是一门学科,不如说它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讲求系统论、组织论、关系论的科学研究方法。
      “生态学”概念在传播学领域的交叉延伸,相继产生了媒介生态、传播生态等概念。麦克卢汉首次提出“媒介生态”一词,仅作为比喻来理解媒介技术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上所起的生态式影响。[2] 美国学者克里斯汀·尼斯卓姆(Christine Nystrom)在其博士论文《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3] 中认为媒介生态是对作为环境的复杂的人类传播系统的研究,把人与环境、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人类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主体,发掘媒介传播结构、过程、技术和工艺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于传播生态系统的整体研究范式。中国的一些学者也相继对媒介生态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清华大学崔保国教授认为,媒介生态学可以分为两个内容:一个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另一个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4] 南京师范大学许永教授认为,“媒介生态是指媒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这种状态包括媒体之间所形成的平衡结构,和整个媒体群落在社会大系统中的位置。”[5]
      根据对“媒介生态”不同定义的理解和分析,笔者认为网络媒体生态是网络媒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和大的媒介生态背景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是网络媒体内部各组成要素、网络媒体之间、网络媒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制约制衡的一种状态。
      2 网络媒体生态系统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网络媒体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网络媒体的生态危机则是体现在网络媒体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之中。
      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内, 生物的成分和非生物的成分通过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互相作用、互相依存而构成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6] 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含主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如生物生态系统便是由生物主体以及对其产生影响的若干生态因子如气候因子、土壤因子、地形因子、人为因子等组成的。一个生态系统要能够正常稳定的存在并得以发展,必须要达到一种生态平衡的状态,即生态系统内部各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处于一种和谐互动、可持续发展的状态。研究生态系统,应从其系统性整体性出发,着重于内部各要素的互动性和联系性,这些是生态系统发生危机的根源所在,也是保护生态平衡需采取策略的出发点。
      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依据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生态三层次(即传播原生态、内生态和外生态)理论,[7] 网络媒体生态系统也相应可分为内生态和外生态两级层次。首先是网络媒体的内生态,即网络媒体内部支撑传播活动的各主要构成要素(如网络信息、网络媒介、网络受众)以及各网络媒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包括网络媒体内容生态环境(即网络信息生态环境)、网络媒体受众生态环境以及网络媒体行业生态环境。再者是网络媒体的外生态,即网络媒体与其外部环境包括政策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国际交流环境等之间形成的互动联系。
      其中,网络媒体内生态系统是生态危机的发生源,主要体现在:网络媒体内容生态(网络信息生态)环境中出现的信息污染、信息安全、信息侵权、信息超载、信息殖民和文化失衡危机等;网络媒体受众生态环境中网络对受众心理和生理、人生观和价值观、认知和舆论等方面产生的不良影响,以及“数字鸿沟”的出现造成受众接收信息的不平等现象;网络媒体行业生态环境中网络媒体的恶性竞争、网络媒体的组织发展危机等。外生态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国际交流等外部环境因素既是生态危机的影响因素,同时在外生态系统与内生态系统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中,也间接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出现。因此,网络媒体生态危机的解决,必须从系统研究的角度,分析生态系统内部的各要素进而对系统进行全面控制。
      3 基于系统控制角度的网络媒体生态危机的解决
      3.1 系统整合控制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对于媒介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媒介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神经中枢,在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不断地满足社会和公众的传播需求。一个生态系统的发展都是经由适应、发达、不适应再到调节适应这样一个过程。从整个大的媒介系统来看,媒介形态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发达的阶段,传媒系统也已从沟通、交流这个传播平台走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即参与社会的建构。网络媒体系统也同样进入了参与社会建构,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高层发展阶段。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网络媒体系统影响社会、引导社会、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由于环境因子和系统主体人为因素等的作用,给社会精神、文化、舆论生态环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引发了所谓的生态性矛盾,逐渐偏离了其最初的社会角色。在此时,便需要从整个网络媒体生态的系统整合角度出发,对网络媒体实施系统控制。
      正如支庭荣在《大众传播生态学》一书中提到的有关“大众媒介生态问题的因果链”,[8] 在研究网络媒体生态系统相关问题时,也同样存在着这样一个因果链条,如图1所示。弄清这个因果链接中各阶段间的因果联系,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把握网络媒体生态系统中的问题实质,从而为网络媒体生态危机的解决理清思路。
      3.2 三大系统(媒介系统、受众系统、社会系统)的关系
      任何传播学研究的核心都是媒介。研究媒介的学者承认媒介传播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从媒介到更广阔的社会及其社会机构。感兴趣于媒介—社会联系的理论学家们关心媒介如何融入社会及更大型社会结构和媒介间的相互影响,这是传播理论的宏观面。媒介的另一面则面向包括群体和个人的人们。它反映了媒介与受众的联系。感兴趣于媒介—受众联系的理论学家们则着眼于群体和个人的影响及信息传播的结果,这是传播理论的微观面。
      
      图1 网络媒体生态问题的因果链
      (参考支庭荣“大众媒介生态系统的因果链”)
      在传播学中,德弗勒(DeFeleur)和鲍尔—洛基奇(Ball-Rokeach)于1976年提出了所谓的“媒介依赖理论”(media dependency theory),随后又在《大众传播学理论》一书中进一步充实了该理论。[10] 该理论揭示了传播媒介与受众、社会的紧密联系,在分析媒介相关问题时,应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分析,包括受众与媒介的双向依赖联系,以及社会与媒介的相互依存关系等等。
      因此,传播生态系统可以大致看作是由受众系统、媒介系统和社会系统构成的。如图2所示。在网络媒体生态系统中,社会、个人与网络媒体之间存在依赖关系。这三个系统之间的磨合和互动过程将决定网络媒体生态是否能够正常、平稳地运转和发挥效能。
      4 网络媒体生态的系统控制策略
      传媒生态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健全的传播生态,亦即实现平衡的传播生态。随着网络媒体生态系统的发展,在外部环境因子的影响下,其内部各要素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生态性矛盾逐渐显露出来,生态危机日趋严重。根据以上对系统整合角度的分析,解决危机的根本途径便是生态系统的整合控制策略。因此,应从系统整合的角度出发,对网络媒体生态实施系统控制,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生态。
      
      图2 三大系统的关系图
      
      图3 网络媒体生态的系统控制策略图
      如图3所示,生态系统整合是贯穿系统控制过程的主线, 是解决网络媒体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而在实施生态系统控制的过程中,生态平衡是指导全局的根本原则,是贯穿系统整合控制的准则性问题。网络媒体生态系统规划主要包括生态评价、生态规划、生态调控几个环节。在进行生态系统控制时,必须对网络媒体系统进行生态评价和规划,这是控制的前提和基础,为系统控制提供实施依据和模板。但生态系统规划方案往往是一个人为理想化的管理方案,在实施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难,因而系统控制策略中少不了生态调控的有关策略手段,这是生态系统控制的保障机制,只有对生态系统进行调节和控制才能够保证系统整合得以顺利的实施,使系统整合争取达到最优化的状态。
      4.1 网络媒体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根本原则
      由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内生态和外生态两级层次构成的系统。因而,媒介系统的生态平衡体现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媒介生态系统内部长期进化所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它是建立在系统内各种成分结构的运动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的;二是体现了媒介生态系统内媒介与媒介、媒介与外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稳态特征。一个系统的生态平衡是由该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统一的体现。当外来影响因素的干扰超越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而不能恢复到其初始状态时,系统的生态平衡被破坏,出现生态失调的局面。
      网络媒体生态系统的控制必须以生态平衡为基本原则,遵循生态学中的“和谐”原则,遵循传播生态规律,从而打造网络媒体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关系。其中,主要体现在媒介系统的内外平衡、媒介与受众协同进化、媒介与媒介协同共存共进三个方面。[11]
      从宏观的层面上来说,媒介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便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平衡以及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共生状态。此外,媒介生态系统除了包括内部各要素以及外部的宏观生态环境之外,还包括由媒介自身的观念塑模功能所形成的隐形的“拟态环境”,媒介传播者如何传播信息,受众的信息反馈和舆论认知状态将最终影响到一个良好的媒介信息环境的塑造,影响到媒介生态系统的内容生态,从而影响整个媒介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为塑造良好的信息拟态环境,必须寻求媒介传播者和受众的协同进化状态。任何媒介的生存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同类媒介之间有互助有竞争,不同媒介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竞争关系。根据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理论、种群的竞争共存等规律,各网络媒体间也应坚持和谐发展的准则,主张“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良性共存关系。
      4.2 网络媒体生态系统的生态评价
      生态评价是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实施控制的前提,它始终贯穿于整个生态系统控制过程中,同时为生态规划方案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在开展各类生态规划活动时,首先必须进行生态评价这一基础性工作。对于网络媒体生态系统来说,生态评价体系是进行生态规划的依据,通过对网络媒体的生态评价,有助于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全面认识网络媒体、受众、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因子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为科学合理开发网络媒体资源,协调网络媒体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提供依据。
      目前国内外对于网络媒体的评价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和研究成果。尤其在网络信息的评价方面,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做出了许多有益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并提出了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如美国南加州大学哈里斯(Robert Harris)提出的8条评价标准和“CARS 检验体系”;[12] 美国乔治大学威尔金森(Gemer L.Wilkinson)等人提出的OASIS评价体系;[13] 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史密斯(Alastair Smith)提出的7个方面指标体系;[14] 尼克拉—乔治(Nicolae-George)制定的网站质量评价标准等;[15] 以及国内戴维民教授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后提出的包含核心指标和选择指标的网络信息评价指标体系。[16] 目前从生态学这个角度对网络媒体的评价,国内外还没有专门的研究,唯有可以借鉴的便是一些相关研究,如对媒介产业生态的评价、传播生态的评价等等。
      对于网络媒体生态系统来说,其生态评价是一个综合指标,涉及到系统内生态、外生态各部分的有效指标制定。因而,对网络媒体系统的生态评价,要从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出发,从网络媒体、受众、外部生态环境如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国际交流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找到保持网络媒体生态系统平衡的内在和外在的控制因素,以及每个指标下网络媒体生态的环境容载力限度。
      4.3 网络媒体生态系统的生态规划
      网络媒体生态的系统控制,有赖于对网络媒体生态进行科学的生态规划。“生态规划”这一概念由美国景观建筑师和区域规划专家麦克哈格(I.McHarg)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生态规划的思想,他认为生态规划是在认为有利于利用的全部或多数生态因子的有机集合,在没有任何有害或多数无害的条件下,确定最适地区,符合这种标准的地区便认为本身适宜于所考虑的土地利用。而按照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17] 生态规划是以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为规划对象, 应用生态学的原理、方法和系统科学的手段,去辨识、设计和模拟人工生态系统内的各种生态关系,确定最佳生态位,并提出人与环境谐调的优化方案的规划。[18]
      对于网络媒体生态系统来说,生态规划是以网络媒体——受众——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为规划对象,以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为基础,以环境容量和承载力为依据,应用生态学的原理和系统科学的手段,遵循生态规律,辨识、确定生态系统内的各种复杂生态关系,从而提出建设网络媒体系统和谐平衡生态的优化方案。
      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专家王如松教授针对生态规划中涉及到的相关要素,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生态规划流程图,内容涉及生态位辨识、生态过程评价、生态效益分析、生态产业规划、生态体制规划、生态文明规划、生态景观规划、生态风险分析、生态监测与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等,[19] 明确了生态规划的范围和目标。
      根据网络媒体生态评价体系中拟定的若干生态指标,结合上述王如松教授的生态规划流程图,可以将网络媒体生态规划的内容分为以下方面:
      (1)网络媒体生态位辨识。可以针对单个网络媒体或者整个网络媒体系统而言。对于单个网络媒体来说,其生态位辨识便要考虑到它与其他的网络媒体等竞争者相比所具备的优势,包括受众、广告、市场、环境等资源优势,以及存在的潜力和问题等。对于整个网络媒体系统而言,其生态位便是要寻求它与其他类型媒介系统(主要是传统媒体)相比其所依赖的生存资源的不同以及所具备的竞争优势。
      (2)网络媒体生态效益分析。即媒体的功能分析,包括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文化功能以及生态服务功能等的综合评价。
      (3)网络媒体生态产业规划。包括媒介生态系统发展的力度与稳度, 系统结构的优势度与多样性,经济的增长率和波动幅度。
      (4)网络媒体生态体制规划。包括管理体制、政策法规的改革力度, 对外开放及共生程度,内部的自组织、自补偿能力、信息网络的通畅性和灵敏度。
      (5)网络媒体生态文明规划。网络媒体管理者、从业人员以及公众(网络受众)等的文化素质、生态意识、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社会风尚建设体系。
      (6)网络媒体生态安全评价。也可称为生态风险评价,即对用户身心健康、社会安定及环境安全的威胁程度及风险减缓对策。
      (7)网络媒体生态监测与监督。包括决策部门、 普通民众和社会舆论及外部对网络媒体生态系统的监督。
      4.4 网络媒体生态系统的生态调控
      生态系统的评价和规划是系统控制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系统整合方案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少不了生态调控这个关键的环节。生态调控是通过生态系统中主体因素的自我调控以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外在调控进行的。
      生态系统内部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以保持系统和组分的稳定,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的能量流动,这种平衡的调节依赖于系统主体的自我调节和控制,系统主体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反应及自组织能力。对于网络媒体生态系统来说,其自我调控便是针对网络媒体系统的主体要素即网络媒体和网络用户而言的。主要体现在网络媒体的自组织机制以及网络用户的自律机制等。
      网络媒体系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数量比例、运作模式、功能结构和资源配置,这是一种生存状态下的自发调节方式。但是当网络媒体生态发生危机时,便需要网络媒体的有意识调节。如网络信息污染、网络信息安全等危机严重侵袭网络媒体生态环境并对网络受众造成使用心理上的不良影响时,这时便需要网络媒体和网络用户的自我调节及控制。仅仅通过一定的调节方式是不够的,网络信息传播者的主体最终还是网络媒体从业者和网络用户,他们是网络信息传播的主导者和实施者,为了保持健康的网络空间,网络媒体从业者和网络受众必须进行一定的自我控制,即所谓的自律机制。自律的性质是非官方的控制手段,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主要通过网络用户自我约束、群众监督及网络空间的每一个机构、组织恪守网络准则来实现。它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唤醒人们的良知、羞耻感,从而实现作为控制手段的功能。[20] 自律的基准便是所谓的网络伦理原则,每个网络信息传播者的活动都必须恪守一定的网络伦理道德底线,以网络伦理准则来约束自己,坚持所谓的无害原则、公正原则、尊重原则、允许原则和可持续原则。同时,网络媒体的自我控制还必须以一定的自律规范为准则,以自律技术为保障。
      网络媒体生态系统不仅是一个独立的自组织系统,更是一个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它不能脱离外在环境即现实社会而孤立存在,必须从中吸取到更新更多的信息,网络社会是作为现实社会的一个映象而出现的。因此,网络媒体系统要有适应网络本身特点的地方,以完成网络的自组织控制,又要兼顾现实社会,并接受现实社会的控制。这便是网络媒体的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统一的原则。同时也符合网络媒体生态的系统整合原则,将内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模式与外生态系统的他组织方式整合统一起来,对系统进行整合控制。这才是解决网络媒体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因此,在网络媒体生态系统实施自我调控手段的同时,有必要对网络媒体生态系统施以包括技术控制、政策控制手段的外在调控机制。
      网络媒体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要想有效地实施管理,必须借助社会控制的力量,借助政府管理的手段。政策控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网络法制体系的建立完善、协调网络媒体资源的流动、加强对网络媒体的行政监管、对网络媒体发展的政策性引导、扩大本国经济文化在网络上的影响因子等内容。[21]
      通过政策来调控网络媒体生态、影响网络传媒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和谐发展的网络媒体生态圈,使网络媒体生态系统内部形成一种有序结构的积极状态,以符合社会系统发展的需要,达到媒介系统的内外平衡。因此,政府等各方力量介入传媒领域、颁布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遵守适度性、合理性的原则。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网络传媒和其他行业一样,也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具有很强的市场权力,政府不能够剥夺媒体的这种权力。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有的放矢,针对存在的问题来研发对策,而不能代行市场功能,以至于挫伤网络媒体的创新意识和积极性。在制定政策时,政府要作出具体而明确的技术判断,要充分考虑高度动态化的技术发展本身的不确定性,并对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后果做出评估。[22] 最终,使网络媒体生态系统在外在人为因素的调控下,拥有平衡和谐的生态文明,达到生态效能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发展。
      5 结语
      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网络媒体生态系统研究就目前来看,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网络是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随着媒介环境出现恶化的倾向,网络环境危机更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加强网络媒体生态的研究工作也是大势所趋。研究网络媒体生态危机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网络空间的“生态传播”、“绿色传播”,即网络媒体内部结构优化、网络媒体功能有效实现、网络传媒资源与外部环境合理配置,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网络“绿色传媒”产业。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周庆山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信息生态评价体系与保护策略研究”(05BTQ027)系列研究报告之一。
      收稿日期:2006—10—12
    上一页1下一页
    跳转分页阅读
    原文参考文献:
    [1] 尼葛洛庞帝著,胡泳等译.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75.
    [2] 杨婷婷.论中西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差异[J].新闻界,2005,(3):79.
    [3] Christine Nystrom.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s Doctoral Dissertation [DB/OL].New York University,1973.
    [4]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EB/OL].[2005—10—30].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4654.
    [5] 许永.优化媒体资源从认识媒介内生态开始[J].新闻知识,2002,(11):1.
    [6] 尚玉昌.生态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94.
    [7][9] (美)斯蒂文·小约翰著,陈德民等译.传播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84,576.
    [8]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154.
    [10] (美)德弗勒,鲍尔—洛基奇著;杜力平译.大众传播学理论[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1:331—363.
    [11] 蒋晓丽等.媒介生态与和谐准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6:38.
    [12] Robert Harris.Evaluating Internet Research Sources[EB/OL].[2006—04—22].http://www.media-awareness.ca/english/resources/special_initiatives/wa_resources/wa_teachers/backgrounders/harris_evaluating.cfm.
    [13] Gemer L.Wilkinson.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Sources:Consolidated Listing of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Quality Indicators [EB/OL].[2006—03—20].http://itechl.coe.uga.edu/faculty/gwilkinson/criteria.html.
    [14] Alastair Smith.Criteria for Evalu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Resources[EB/OL].[2006—04—23].http://www.vuw.ac.nz/staff/alastair_smith/evaln/index.htm.
    [15] Nicolae-geogre Dragulanescu.Website Quality Evaluations:Criteria and Tools[J].Library Review,2002,(34):247—254.
    [16] 戴维民.网络信息优化传播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07.
    [17][18] 海热提等.生态环境评价、规划与管理[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196—197.
    [19] 刘康.生态规划——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33—34.
    [20] 张久珍.网络信息传播的自律机制研究[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86.
    [21] 黄寰.网络伦理危机及对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94.
    [22] 崔保国.公共政策变迁和媒介生态循环[EB/OL].[2006—04—15].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5106.

你的回应

回应请先 , 或 注册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