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媒体应摒弃“尖叫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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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鲁西南民间智库(鲁西南乡村公益图书馆) 2016-11-20 10: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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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南民间智库 (鲁西南乡村公益图书馆) 2016-11-20 10:29:05

    李希光:“看不见的手”对言论的封杀

    2013年08月26日08:28 来源:红旗文稿
    一、切断民主之路的“数字封杀”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传播系教授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新书《数字封杀》展示了在数字环境的语境下,公开的、民主的互联网与资本集团为追求私利而操纵的互联网完全是两码事。麦克切斯尼重新考察了互联网的非商业起源和其被转化为商业引擎的阴暗过程,论述了电信和娱乐媒体等巨无霸产业是如何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贿赂生存和繁荣起来的。

    今天,西方互联网业的经济信条——“用任何手段生产无尽的利润”,破坏了互联网潜在的公共平台作用,而这种作用在互联网诞生之初曾被人们普遍看好。人们一开始以为互联网将发展成为一个非商业区域,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能够带来更大的公共知晓率,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凝聚力和政治参与度。然而,互联网不仅没有成为一个容纳更多政治参与、结束不平等和商业垄断的非商业区域,反而被彻底商业化和垄断化了。经过商业化、版权化、专利化、私有化和垄断化,互联网呈现了一个资本财团不断集中和垄断的严峻画面。谷歌、脸谱、苹果、微软和亚马逊都在试图利用政府对市场管制的放松去抢占消费者的“每一秒醒来的时间”,以巩固它们的市场阵地。随着这些垄断寡头利用其手中掌握的媒体技术,持续不断地制造舆论和政治游说,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屈从于一个“24—7—365”(全天候)数字控制。

    曾经被视为经济竞争引擎的互联网,制造了历史上最强大的经济垄断,这种垄断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大众对社会、经济、政治的重大事件的知情权、议政权和参政权。资本集团在互联网上的殖民化毁掉了一百年来基于真实性、客观性和所有事实都要核实的新闻界的传统和实践。在今天这样一个完全娱乐化和资本化的网络世界里,人们看不到任何复兴新闻界好传统的希望。资本集团通过颠覆新闻和网络作为公共平台的作用,将其转型成压制不同观点的手段,让个人成为无独立思想和独立判断的享乐追求者。

    二、“看不见的手”制造网络主流意见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曾按照功能的不同,把媒体分为两大类:(1)分散注意力的大众媒体;(2)设置议程的精英媒体。大部分媒体和媒体的内容属于分散注意力的大众媒体,这类媒体把一切内容娱乐化,而不是让大众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资本集团把大众只当成围观者,不会让大众成为严肃重大议题的参与者。大众只可被使之,不可使知之。比如,煽动网民参与网络围攻,组织并动员大众每隔几年在精英圈内选一个统治他们的聪明人。选举一结束,大众仍同过去一样,回家继续看NBA、电视剧,继续在微博上围观。

    资本集团对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态度和手段是:“它们只要不来骚扰我们,怎么玩都行”。只要大众媒体和网络只关注丑闻、色情、血腥、暴力、名人、隐私、时尚,而不冲破精英集团预设的议程牢笼,不去关注严肃的政治话题,就达到了控制舆论的目的。资本集团认为,严肃的政治话题和经济政策是留给精英考虑的。

    负责设置议程的精英媒体拥有优势资源,它们为人们设置思想和言行框架。精英媒体的受众多半是权贵圈的人或他们的代言人。这些人多为大公司的老板,但躲在背后让他们的代理人作为政治管理者、经济管理者或思想管理者,去控制人们想什么、看什么。精英集团运用强大的资本、媒体、学术和政策力量,惩处任何违反精英规范的人。比如,某个学者如果在网上发出独立于这些权力集团的思想框架,在媒体上将遭遇围攻、污名、屏蔽;在学术上遭遇学术论著出版的封杀;在政策上,某些部门可能不会再委托其做政策性研究课题等。

    资本精英集团通过操控媒体、学界和政策三方面的力量来操控社会舆论。资本集团控制媒体的目的是决定大众关注什么、忽视什么。在大学里,通过精英教育,规范精英分子的标准,比如应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将从精英的圈子出局。在那些追求建立世界名校的商学院里,教授们在讲坛上的言论和思想要向哈佛看齐。而台下的学生透过台上教授的理论体系,确定走进上流社会、爬上权贵的阶梯,确定政治的正确性标准。

    精英媒体的客户是资本权贵。精英媒体根据客户的立场、兴趣、价值观,去策划新闻选题、选定新闻立场、决定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如果某财经媒体的目标读者是资本权贵圈内的人,编辑就要根据资本集团利益,设置新闻选题禁区。

    这只“看不见的手”制造并主导了网络主流意见。资本集团的舆论宣传体系已经形成,这个体系力图控制大众在网络上读到的、听到的和看到的,从而控制网上和大众媒体的政治话语和政治正确性的标准。如果有人冒险冲出这个资本牢笼,资本集团控制的网络、媒体、学界,甚至被渗透的政策部门都会对其采取一种敌视或无视的态度。在网络公司有组织的封杀中,很多人将对政治辩论产生恐惧,最终失去对民主政治的热情。

    这种资本垄断的网络舆论场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巨头通过官商勾结,变互联网为某些权力部门与资本集团联手监视民众和反民主的工具。传统的个人隐私观念在网上已经消失了。商业资本联手国家权力部门对个人拥有强大的、超出常人想象力的监视力,他们通过控制社会舆论,统治人们的思想。

    《数字封杀》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互联网已经无法成为一种承载知识、教育和参与式民主的光明力量了。控制在资本集团少数权贵手里的互联网正在成为高度商业化、分散注意力、超想象地侵害人们隐私的阴暗力量。互联网的发展正在被迅速垄断的商业利益改造。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麦克·卡皮尼在评价此书时指出:“《数字封杀》一书让人相信,要想理解互联网和相关的传播技术,唯有透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才会发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是对一个真正民主的信息环境的彻底摧残。”麦克切斯尼建议,仅仅依靠改革已经无法挽救互联网本来点燃的民主希望之火。国家必须站在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建立一个非营利和非商业的互联网体制。

    三、“看不见的手”让不合时宜的事实“陷入黑暗”

    打开西方国家的网络、微博和电视,会发现大量吃媒体饭的玩家。除了冲在前沿的记者、编辑和主持人外,他们中有媒体投资者、经营者、媒体明星、微博大户等。资本集团提倡的媒介资本化、产业化,是一种公司化的新闻媒体。这种公司化的新闻媒体的追求与真正的民主社会中人民群众对信息的需求是不兼容的。资本集团一边说要“观点的自由市场”,但是在他们控制的媒体里,只有一类黑白分明的观点——他们视为新主流的观点,而另一类则是被他们讨伐的观点。资本集团大声呼喊的新闻自由是捍卫自己旗下媒体的自由,而不是让广大民众在其媒体上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

    新闻自由意味着记者对事实负责,而不是对媒体老板负责。但是,在一个高度商业化和资本操控的媒介社会里,记者对商业压力的责任大于对社会的责任。媒体作为商业公司的特点是,用最低的成本每天有计划地、持续地生产出受众满意的新闻产品。记者作为个人,只是新闻生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媒体老板决定什么样的新闻优先刊播,也决定什么新闻重要、什么新闻不重要。媒体经常采用的报道手段是,强化一种信源、重点报道一个人(英雄或坏蛋)、突出展示一类观点。

    作为公共事业的组成部分,新闻事业应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言论出版自由,保证民众获得均等化的知情权和意见表达。但是,资本控制的媒介市场存在着严重的话语权不平衡,大量新闻被扭曲。就像乔治·奥威尔在他未出版的《畜牧场》一书的序言中所说,自由国度中的审查制度毫无疑问比专制政体还要复杂和彻底,因为“不受欢迎的观点可以使之陷入沉默,不合时宜的事实可以使之陷入黑暗,而这些并不需要任何官方的禁令”。

    公共事业需要平等地服务于社会阶层中的每一个人,媒体的公共性和民众的知情权、意见表达权、民众的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塑造、政府对真实舆情的完整把握及正确研判密切相关。媒体公共性的基本原则是各个阶层的民众在重大议题上的知情权、在各类主流媒体上的民主表达权和平等对话权。媒体上的平等权利体现在,无论是在传统主流媒体,还是在新兴媒体,任何人都是平等的理性对话成员。

    西方法律界一直在就媒体的公共事业性质展开争论。早在70年前,一起针对美联社的诉讼援引反垄断法的规定,提出规范那些在向公众传播信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司。当时美国司法部指控,美联社的章程允许旗下报纸拒绝当地竞争对手加入其巨大的新闻网络,从而遏制对手。初审法院同意这个指控,指出新闻并非普通产品,而是一种更“要紧”的产品,“包覆着一层公共利益”。但是,资本控制的媒体和网络会奋起反对任何形式的法律制约。如果新闻和媒介这个民主自治所不可缺少的氧气受到那些从现存的不平等和对现状的维持中受益者的控制将是危险的。最令人担忧的是,跨行业的媒体投资与经营将会导致媒体在改革的路线上趋向保守,他们将反对任何会损害其趋于固化的跨行业集团利益的改革新政,并把所有为公众服务的价值观和机制当成自己的敌人。在今天资本操控的网络媒体环境中,制约资本集团滥用媒体权力的难度体现在:第一,媒体日益增长的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足以进行政治与社会动员,反击任何制约政策与措施;第二,记者对商业压力的责任大于对社会的责任;第三,媒体和网络大公司都有自己的意见领袖群。

    四、防范资本集团侵蚀我国媒体的公共性

    面对西方资本集团深度渗透网络媒体的局面,如何引以为戒,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舆论里获取完整和准确的舆情,并形成有效正确引导舆论的措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1. 政治公开与透明。要打破少数精英在改革上的话语垄断。在媒体上应能听到人民群众的声音,特别是增加对底层群众改革意见的报道,在媒体上发表改革建议的学者要具有意见上的广泛代表性。应提高各项改革政策酝酿和出台的政治透明度,以增进公众对改革决策公允性的信心。确保国家的各项改革政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 确保媒体的公共事业属性。确保新闻媒体能像教育和卫生等公共事业那样,为社会提供均等化新闻与言论服务,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意见表达权,以及人民群众的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塑造力和影响力。

    3. 改革方向不能被媒体议程左右。主张改旗易帜的人在社会上虽然只占很少一部分,但其中的一些人握有媒体和网络话语的生杀权。他们一旦发现网上群众意见不利于自己时,就会想方设法用最快的速度封锁不同声音。但是,我们党不是任何派别和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改革要从惠及最普通老百姓利益的目标出发,不被资本控制的媒体议程左右。

    4. 保证网络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作用。要保证网络舆论对各级政府的舆论监督作用。我们党要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舆情,把舆情的运用变成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监管各级政府的群众力量。我们党应注重与网络里的人民群众发生直接联系,防止出现政客通过资本集团的资助,在网络里拓展自己的政治疆域和政治权力,而资本和媒体集团又通过与政客的关系为自己的利益寻求政治上的庇护的情况。

    5. 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只有社会不同阶层的群众的声音在媒体上自由表达,方能准确了解民意,真实把握中国社会现状和民心趋势。党和政府还须考虑出台政策和投入资金,帮助那些没有资金创建报纸、频道、网站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创建媒体平台,使党和政府听到广大中下层群众的改革诉求。

    6. 加速媒体权力的透明化。今天的媒体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甚至影响决策、影响政治结果。但媒体的政治权力不需要民主选举和绩效考核,过高的政治权力会变得跟任何不受监督的权力一样,带来另外一种权力腐败——制造虚假新闻、媒体事件、愚弄人民。有鉴于此,应实行媒体领导人个人信息公开化。例如,报纸和网络的首页要标明媒体公司负责人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媒体或网络公司大股东的姓名和信息。

    (作者: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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