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心外的中国世界--评费正清的中国文化研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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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1-19 22:25:26

    中国社科院成立基督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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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川东+关注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人民日报:海外版》(京)1998年第0522期 第②页

    期刊名称: 《宗教》复印期号: 1998年04期
    字号:大中小
      本报北京5月21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天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基督教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在今天举行的成立大会上说,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在内的广义的基督教,是当今全球范围内信仰人数最多的第一大宗教,是了解世界、认识人类自身所必须研究的一个对象。
      他说,尽管中国基督教学术研究的历史还比较短,但有关方面“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分支学科的极端重要性,对它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关注和扶持”。
      他表示相信,新成立的基督教研究中心将推动中国基督教研究和整个宗教研究走向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也为外国了解中国的宗教政策开设一个新的窗口。
      担任第一任研究中心主任的卓新平博士说,新成立的中国社科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将起到广泛联系国内外同行的学术枢纽作用,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科研实力最强的基督教研究单位。
      他介绍说,中国目前有专门的基督教研究机构十多个,拥有研究人员近200人,近5年来已经有40多种基督教研究的专著在中国出版。
      目前世界上每年召开的十几个基督教研讨会都有中国学者参加,用汉语写作的基督教研究论著已经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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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1-19 22:26:57

    试论费正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及其特点
    作者:杨婉蓉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2330 更新时间:2005年10月29日

    费正清(1907-1991)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特别是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他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影响了中美两国整整几代的学者,被称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之父。费正清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力图通过学术研究来教育美国公众和影响政策,因此,他致力于中美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他对中国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战以后美国民众的中国观,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也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正是由于费正清在学术领域和中美关系史上的独特地位,使费正清本人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费正清中美关系研究的历史过程来探讨其研究特点.

    一、费正清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历史过程

    1. 实地考察与见习(1936-1946)

      1936年,费正清从中国学成归国之后,便回到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都放到了有关中国文献资料的梳理研究和东亚史的教学工作中。在哈佛的五年教学和科研的摸索中,费正清已越来越认识到东亚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对东亚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的认识和了解,是美国制定出有效的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中美关系史研究更是美国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他一直在寻找研究中美关系的信息和途径。但是直到1941年,他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他对美国的传统做法和战时所应采取的对华政策仍知之甚少。他只在1937年参加了一些小范围的有关美国远东政策的讨论。1938年以后,他又在《哈佛校友会公报》、《哈佛卫报》和《纽约时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有关美国东亚政策的政论文章,自觉或不自觉的卷入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费正清才突然得到了一次身临其境的学习和考察的机会。事实上,早在1941年8月,他就应美国政府当局的征召,参加了在美国政府领导下正在转变为战争目的服务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各种工作。战争期间,美国学术界的中国问题专家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政府工作中来。费正清也不例外。他首先在华盛顿的情报协调局从事情报研究和分析工作。同时着手进行美国援华史的研究。1942年8月至1946年7月期间,他又先后在重庆和华盛顿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美国学术资料服务处主任和美国新闻处驻华办事处主任等职。他的主要任务是在美国大使馆分发缩微胶卷,同时为国会图书馆搜集各种出版物。以“促使恢复中美两国出版物的双向交流”[1]和开展新闻报道工作。这一段从政的插曲,使费正清卷入了风云变幻的世界之中。从此,他于中美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这几年为政府服务期间,由于忙于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他几乎没有发表过正式的有关中美关系史的论文。他来华的具体任务也没有包括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一项。他的工作性质也决定他广泛卷入的只是中美文化关系。他从中美文化关系的角度,通过给国务院官员写报告和通信联系等渠道,对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提出了不少重要的见解和主张。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式下,他的意见没有得到政府足够的重视。他“以学干政”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是却为他提供了一个熟悉政策问题和观察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关系演变发展过程的历史舞台。他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感性认识逐步上升为理性的分析。他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取得了联系。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是他今后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出发点,也为他开展研究工作准备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2. 初步探讨和总结(1946-1951)

      1946年7月,费正清又回到哈佛,重新开始了他已中断五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积极的投入到当时的中国问题讨论之中。他始终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并审时度势,另辟蹊径,开始了具体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而称霸于世,他的对外政策也由1898年以后的海外扩张转向了1945年以后的全球扩张。由此,美国政府逐步形成了以反共和“冷战”为特征的全球战略计划。中国在战后美国全球战略计划中虽不及西欧重要,但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时代已向美国统治者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也向中国问题专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适应美国全球战略的发展,费正清以历史学家敏锐的眼光,找到了时代需要与中国问题研究的结合点。他在哈佛大学倡导区域研究,以此来考察中国的历史传统。近代中国的革命和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这是费正清对形势发展所做出的积极反应。在这新开辟的领域研究中,他及时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教学实践、五年的政府机关任职所了解到的事实,尤其是他在中国两年半时间里所获得的切身体验。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费正清终于把这一综合研究的新成果付诸于文字。1948年7月,他出版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他从事区域研究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同时也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的简史。在书中,他对中国的历史传统、近代时期的历史变革和中美关系做了初步的探讨和总结。这是费正清第一部有影响的中美关系史的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差不多成了美国一般知识阶层认识中国的一本入门书,得到了美国政界、学术界和广大公众的高度评价。《纽约时报书评》和《远东季刊》等刊物纷纷发表了评论文章,称赞费正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该书被唐·麦凯收录进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的《美国对华政策丛书》。费正清也坦率地道出作此书目的是为了“让广大关心美国外交政策的人们能了解那些他们所应知道的情况。”[2]

      另一方面,费正清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中美关系的政论文章,其中1946年9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美国在中国的机会》、1947年7月在《远东概览》上发表的《中国的观察和美国的政策》、1949年1月在《民族》上登载的《趋向一个新的对华政策》等文章,都很有代表性,集中反映了他的中美关系观。为美国政府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和理论指导.除此之外,他还为二十多部有关中西关系的论著撰写书评,以此来阐述他对于中美关系的主要看法。

      随着中国局势的巨变,费正清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越来越卷入了美国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中。这种辩论在1948年愈演愈烈,成为当时总危机的一部分。他经常参加各种形式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向政府官员和广大公众解释有关中国的情况和中美关系的各种问题。

      研究、著述和参与政治对费正清来说都是联系在一起,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但他所开展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工作却越来越受到美国亚洲政策和时代潮流的严重影响,不得不暂时停止。迫于无奈,他只好偃旗息鼓,另谋出路。

    3. 暂时中断并转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1961-199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当局采取了一条遏制、孤立和反对新中国的外交策略。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朝野上下都产生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的大恐惧,无法面对丢失中国的铁的事实。麦卡锡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掀起了疯狂的反共反华活动。麦卡锡主义很快便肆虐美国各地。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里,费正清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指控,这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无法继续进行他的中国近现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工作。因为“在麦卡锡以后的那些年里,有关中国的问题被弄的象令人恶心的食物一样已无人问津,连狗见了恐怕也要掉头作呕。”[3] “由于无知的禁忌,连中国通也不能过多的谈论中国问题。”[4]

      费正清一面与麦卡锡主义进行斗争,一面在想办法继续开展他的中国问题研究。在那种紧张的政治氛围下,他逐步从关心和研究中美关系史转向了研究过去的中国,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越来越认识到,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知识和理性。用理解的态度,而不是用战争或歇斯底里的态度对待中国革命,这是全国性的和有关国家政策的重要工作。他认为加强东亚教育在美国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推动中国研究的全面发展是对付麦卡锡主义的最好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政府制定出明智的对华政策和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和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心把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办成世界一流水准的研究中心,成为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基地。他开始着手建立国家所需要的学术团体和教师队伍。为了培养一批能够从事教学工作同时也能著书立说的人才,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等私人基金组织的资助下,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创办了东亚研究中心;1959年当他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时,他又把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组织起来,建立了现代中国问题研究联合委员会和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等机构和组织,以便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能够相互合作和信任,克服麦卡锡时代在中国问题上造成的分裂。费正清的这些学术活动为美国学术界开展中国问题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

      在这些年里,费正清似乎并没有直接的进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他也很少参与政治活动,而且他在有关政策问题的讨论中也逐步退却,表面上看来,他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进程好像暂时中断了,其实不然。这其中仍可找到一些内在的联系。从他上述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不管他进行什么样的学术活动和研究课题,或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其共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更好的为中美关系服务。他绕的再远,也没有离开这一根本目的。而且事实上,他一直没有放开过对中美关系史的探讨。1955年和1957年,费正清分别在《远东概论》和《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百年纪念评论》和《制定一个中国政策的时候》两篇政论文章。1958年他又修订出版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论述了他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这些著作充分反映了他对于中美关系史的立场和态度。可见,在冷战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他只能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继续从事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工作。表面上的中断和回避,只是一种策略上的改变,一旦时机成熟,他还会保持沉默吗?

     4. 冷静观察和深入研究(1961-1991)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美关系仍处于紧张恶化状态,但是由于中国国内形式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中美关系也随之出现了细微松动的迹象。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研究东亚和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逐步认识到:应重新估价美国在东亚的作用和行为。

      事实上,早在六十年代初期,费正清就开始打破了多年的缄默,活跃于美国各界关于对华政策的反省和讨论中。例如:1960年11月12日他在康涅狄格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共产党中国和台湾”的演说;1961年1月20日又在《华盛顿邮报》上刊载了“今日和明日的中国政策”一文;1966年3月还参加参议员福布赖特举行的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听政会。这些活动足以表明他对于形势的估计和态度。但这时的他既不象四十年代那样积极的投身于政治,也不象五十年代那样,尽量回避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而是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上,尽可能的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去观察和研究中美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前景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整个六、七十年代,费正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可以说是成果倍出,影响空前扩大。

      1967年出版了《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国》一书,1972年发表了《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与中国》一文;1974年和1975年又分别出版了《认知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和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概要》等著作,截至1983年,他已经五次修订和扩版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些论著对百年以来的中美关系进行了重新评价。不仅从总体上研究了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轨迹,而且对一些具体问题,如传教士与中美关系,台湾与中美关系等都进行了考察,集中反映了他的中美关系观。

      六十年代末,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趋势。费正清越来越集中于研究中美双边关系。他最为关心的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台湾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问题。七十年代,他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方面的文章,阐述了他对于这两大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他反复论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各种有益因素和提出了台湾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问题不应成为中美两国关系无法克服的障碍。为了使美国政府能够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他力图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供历史和理论依据。

      1977年,费正清退休。由于需要完成编撰剑桥中国史和整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在中国海关工作时期的书信等大型科研项目。他对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告一段落。但是作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仍然经常总结和展望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八十年代,在他出版的《透视毛的中国》和《观察中国》两部新作中,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涉及中美关系史。他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深刻分析和评论了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这是对中美关系史进行冷静观察和思考之后所得出的论断。

      纵观费正清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有成就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所研究的课题和具体的内容都是围绕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的,并把他对于现实的观察和体验,理解和感受,反馈到历史研究中去,史论和政治结合为一体,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得到了很好的统一。

    二、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特点

      上文已考察了费正清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历史过程,使我们对于他的治史活动有了初步的了解。下面进而对他在长期的研究和探索中逐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学术主张、思想观点和治学风格分别加以论述。

      1.力图反映历史真实情况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于现代人来说,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无论他对客观存在的历史作何种解释和评价,都必须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这是对历史学家的起码要求。作为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专家,费正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上,不断反思自身对于中美关系史的看法,以力图达到反映历史真实情况的客观要求。这一点,在费正清具体论述美国对华扩张和侵略、“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发展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等问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 敢于承认美国对华扩张、侵略的历史事实

      中美关系史上,美国对华的侵略和扩张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对于美国的中美关系史专家来说。则是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经历了中国革命、朝鲜战争和麦卡锡主义的洗练,受到了越南战争带来的大灾难的震撼,费正清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越来越对美国在东亚的行为持批评的态度。他从历史事实出发,针对长期以来美国学术界对于中美关系史不切实际的认识,直截了当的指出了美国对华扩张、侵略的历史事实。

      他认为:“美国是历史上最富扩张的列强。它的扩张不仅在于武器和商品,而且在于技术、思想和公共艺术。”因此“首先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劲头是总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一部分。”“美国向中国的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而且是所有扩张性质的总和。”对于美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史的错误认识,他修正道:把“美国看成是帝国主义色彩不浓、更友好与更平等,而且还具有事业性和自主性的”是不足取的。他毫无掩饰的说:“美国人是英国非正式帝国的小伙伴,但在英国的扩张中,有时也能起带头作用。”费正清还指出:作为西方文明侵略东方文明的一部分,美国人也“继承了法国基督教徒好战的精神”。因此美国人不能只享受侵略果实,而不接受这些侵略行动所带来的恶果,“我们同样要承认今天的罪恶,应消除我们无知的自尊感,接受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和与生俱来的权力、罪恶的正常负担。”[5]

    (2) 如实展现“门户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

      十九世纪末,美国占有菲律宾并控制古巴,这是美国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中美关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单方面宣布了殖民主义政策――“门户开放”政策。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堪称为承上启下的重要一页。费正清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比较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分析了“门户开放”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演化过程及其内容实质,并对它的实际作用发表了深刻的评论。

      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历史背景,费正清认为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与十九世纪末美国在海外的扩张和英国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具有密切的联系,是美国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的必然结果,他把美国的理想主义和自身利益结合在一起。门户开放政策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经由贺璧理提出的。贺璧理为美国第一助理国务卿柔克义起草了一份备忘录,那时他和国家总统麦金莱想要制定一项使美国不至在中国过分扩张的选举年对华政策,“‘依靠几个贸易国家的集体势力’,以保持中国对贸易的门户开放思想。最初是英国人提出来的,国务卿海约翰借用了这种思想。”因此费正清强调,麦金莱、海约翰的门户开放主义是一项精心杰作。主张一切国家以机会均等的地位进行贸易,那是为了参加帝国主义争夺而在英国人放弃之后从他们那儿捡来的主张。“我们在菲律宾实施帝国主义,与此同时,我们一在中国取代帝国主义。”[6]

      关于门户开放的演变过程,费正清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实施,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才告结束。这一政策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承认,并以条约形势肯定下来。但是当1931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与日本“大陆政策”发生冲突时,美国却缺乏维护其对外政策的实力与愿望。“整个三十年代我们的对华政策是纸上的门户开放政策与实际上的孤立主义相结合。”最后,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大陆宣告破产。但是,今天美国“在台湾支持自由中国的完整,也被看做是我们对华政策(即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的继续。”[7]

      费正清还揭示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容实质。他认为:海约翰在1899年门户开放照会中没有提到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也没有限制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扩展。照会主要是关心保持中国的关税收入,保护外商在中国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国家主权。只是到了俄国乘义和团事件之机开始占领满洲时,海约翰才在1900年的补充照会中提出中国领土完整问题,这样门户开放政策后来就发展成为两条主要原则:“保持中国的完整以及一切外国人在中国都享有平等待遇”。“说穿了,中国的完整这个原则只是一种策略,用来防止象俄国那样的其他国家攫取如满洲那样的中国领土而把我们排除在外”,“美国实际上无视中国的利益而犯了大错。”实际上,我们的门户开放政策,一方面“要求我们减少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又“试着去维护他们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以至于我们在以后易于对他们的剥削。”

    (3) 揭露“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若干史实

      费正清力图反映历史真实情况的这一主要特征,还表现在:他从历史客观史实出发,集中叙述和揭露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和发展过程,并对它做了历史的评价。

      众所周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由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和美国海军部情报署合作组织起来的。对于中美关系史上这样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国内学者除了沈醉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一文对此有所揭露外,研究的不多,虽然美国学者迈克尔·谢勒在他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有所论述,但也只是泛泛而谈。费正清当时曾供职于战略情报局,对此详情有所了解。梅乐斯和戴笠创办中美合作所的秘密经过,终于在费正清198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得到如实的披露。

      费正清显然有些义愤的揭露了这一段历史内幕,他指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助理武官肖讯如上校是梅乐斯与戴笠进行合作的重要牵线人。杜诺万将军想迫切利用梅乐斯与戴笠的密切联系,1942年9月任命梅乐斯为“战略情报局远东协调员”。不久,“应蒋界石之请,梅乐斯所起草的协定,共同建立中美合作所。”个人的职责在协定中都做了明文规定,协定的事项需经双方最高当局批准方能生效,所以,梅乐斯把协定草案带回华盛顿。1943年2月,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设的计划委员会建议批准该项协定。最后于1943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中美合作协定。从此,美国海军和戴笠的军事合作行动开始独立于战略情报局,甚至不受陆军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支配。“杜诺万谋求拉着海军的后摆而打入中国的意图宣告失败。”当美国海军司令金上将将取得太平洋战争胜利时,开始支持中美合作所设置气象台、海岸检测站和登陆突击队的训练计划。1943年夏天,中美合作所开始执行戴笠制定的联邦调查局的训练计划,目的在于训练和武装戴笠手下的秘密警察,以便在中国民众中进行侦查活动。戴笠的特务人员就是这样获得了美国的枪支和接受美国训练的。“这是中美两国军政合作中的一项主要的专题案例研究。”[8]

      费正清还对中美合作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做了适当的评价。他认为:中美合作所确实部署过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做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当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这就意味这着美国‘过早的’正式加入了反对中共的活动”,中美合作所是“美中合作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史上的一段丑闻。”他带有讽刺意味地说:“美国用以杀人的技术比用以改善人民生活的现代科技知识更快的输入中国。”[9]

      但也应该指出,费正清所了解的有关中美合作所的历史也是很有限的。他只是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如实的记录下来,对于美蒋反动派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则没有进一步挖掘,使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够全面。

    2.极力维护国家利益原则

      从一般原则上说,每个国家都有本国的实际利益,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着眼点也应是以维护国家自身利益为目的的。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对外政策中最普遍、最重要的因素。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生存、保卫和维持领土完整。因此,在世界政治中,国家利益原则便成为判定和推断各国外交政策的尺度。美利坚民族以讲求实际著称于世,同时美国人又是那么重视信仰追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两个基本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独特的国家利益。这一点是费正清评价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标准。他正是运用了这一原则,深刻剖析了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得失成败。

      (1)中美文化关系是美国长远利益的根本所在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中美文化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仍然未得到美国政府的足够重视,费正清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他尖锐的批评了政府这种短视的做法,极力呼吁美国政府重视对华文化关系,并积极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费正清对美国政府忽视对华文化关系的批评,集中反映在他于1942年12月4日向柯里、希斯、亨培克和汉密尔顿提交的一份对华文化关系政策的备忘录。他将这份备忘录称作为“一份主张干预主义的文件。”他认为:美国对华文化规划始终只讲求采取何种手段,而不注意达到何种目的;只注意提供消息情报,没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内容。“听凭美国生活方式自己去赢得销路”。“我们美国人在系统的阐述我们美国文化的价值准则,即我们现在称之为民主生活方式上,一直落后于形势的要求。”费正清反复强调了中美文化关系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战场,在那里我们应当使我们的价值准则占有优势,只要这些准则适合中国人的生活。”他还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在中美两国建造一个共同的立场。”同时,“我们决不能反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那是当地的需要。但我们同时也在这里培养国际主义,这是对美国有利的。”[10]费正清的这份备忘录没有得到亨培克等人的积极响应,这使他感到非常焦急,不久,他便把自己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果再次写信给亨培克的助手希斯,一再呼吁为了美国的利益,应该支持和援助中国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美国的“长期权益必然是鼓励那些能够沿着我们的方向发挥领导作用的中国骨干人员的发展。”他还提出了对华文化关系的具体计划,敦促美国政府官员尽快的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如果这是一场总体战争,如果陆军在这里作战,那么为什么不在文化战线上开展活动呢?”他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支持美国的权益,而不仅仅是为了保卫它们。在中国发展自由人应受的文科教育,就是一项美国的权益。”[11]

      基于上述这种清醒的认识,费正清在华为美国服务期间,一直将“援助”受美国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并认为这一工作比对日作战更重要。“就个人而论,我不反对抗日战争,只是认为抗战似乎并不比维护自由人应受的文科教育更加迫切。”“因为它们构成了我们与中国之间的桥梁。如果丧失它们,我们就将象我们面对俄国的处境一样,更加陷于一个不幸的局势之中”,因此,“美国的权益要求我们帮助他们,然而这将是一个长期延绵的过程。”[12]

      费正清对于战时美国对华文化关系的探讨及其所提出的这些思想主张,在当时关注美国在华利益的学者和外交官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他的建议经由其妻威尔玛介绍给华盛顿的一些重要官员之后,在美国政府的决策阶层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扶蒋反共政策违背了美国在华的根本利益

      太平洋战争后期,随着世界局势和国共双方关系的不断变化,美国政府出于全球战略考虑,逐步推行了一条扶蒋、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美国的对华政策正一步步的陷入了国共内战的泥潭。赫尔利使华和马歇尔调处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重要内容。费正清对此进行了抨击。关于赫尔利使华,费正清认为,“珍珠港事件以后,我们美国人就留下了对于中国采取愚蠢行动的三十年记录。”“赫尔利坚决拥护全面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是不明智的也是毫无必要的,对双方人民来说是没有什么收益的。”他毫不留情的说:“这个毫无必要而且愚蠢透顶的‘步骤’把我们驱向了冷战(反共产主义)作为外交政策问题‘解答’的窘境”。“如果蒋介石在某日被击溃,我们势将被驱逐出中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伸缩余地更加小了。”美国也将会失去在中国的各种利益。[13]

      关于马歇尔调处的历史背景和实际作用,费正清也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7月这一段时期,对中国和美国对华政策来说,都是希望与灾难交织的时期,但是“在此紧要关头,美国当局未能在日本投降前的年代里预见到事态的发展,从而制定出一项合理的对华政策,所以只好尽可能的临时拼凑出一项最合适的对华政策,派遣马歇尔赴华,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死敌间居中调停。”[14]马歇尔使华的目的是调处即将萌发的内战,以期获得政治解决。美国当时的想法是让中共在一个立宪政府中参加政治和军事领导,以取得西欧共产党那样的地位。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迫使国民党领导进行改革以消除独裁和推进国内和平,同时加强国民党统治以达到东亚政治的稳定。但是国共两党的命运发展远不象美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最后终于爆发了内战,所以在1947年后,美国“除了避免干涉中国内战外,我们别无他法。”美国的援助是不能改变不能改变国民党命运的,因为从外部“用物质援助去影响结局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马歇尔调处受到国民党右翼势力的阴谋破坏而终于失败了。

      费正清还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破产的根源做了分析。他认为“美国执行的是反对中国革命的对华政策,势必要遭到破产。”因为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反对一场革命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只能阻碍或促进中国革命的进行,但我们无法让它停下来。”费正清进一步指出,事实上,战后美国就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在不支持反革命的情况下如何促进中国政局的稳定?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集权中如何选择?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发展经济和培育个人的自由主义?他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应发展和维持闻一多那样的自由主义和追求个人解放的中国共产党中的人道主义。”我们应该“在我们适当的利益范围内如何影响中国的革命运动。”只有这样才不会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如果“我们在中国支持反对共产主义就是一场失败的战争”,那么“不管我们给蒋界石多少飞机和坦克,我们都无法把共产主义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抹掉。如果我们盲目反对革命,我们终将发现自己被群众运动赶出亚洲。”[15]

    (3)实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将难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

      1949年夏,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之际,美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建议美国政府改弦更张,应该与中共进行接触,但美国政府当局没有什么举动。1949年10月后,面对中国局势的大变动,美国当局确曾采取了如艾奇逊所说的“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并试着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开来。但是,出于反共的战略需要和对于失去中国不肯善罢甘休的考虑,美国政府当局很快就实行了一项遏制、孤立和不承认新中国的反共反华政策。这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进行全球扩张的外交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美国朝野上下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出现了很大偏差。如爱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人普遍认为:共产主义正在亚洲取得进展,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威胁更大。

      为了改变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和澄清美国人的错误认识,费正清做了很多论证和解释工作。在哈佛大学举办的一次美国远东政策讨论会上费正清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一次夺权斗争或改朝换代。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共产主义是件好事,中共领导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美国人应从中国革命中吸取教训。他认为,美国政府应改变与中共敌视的态度,停止支持蒋介石,更不要用美国军队去防止中共解放台湾;应对中国新政权给予事实上的承认,并与之保持切实可行的商业往来,即开展有选择的(战略物资除外)对华贸易,而不是要将中国的经济推向苏联的轨道。通过教育和文化活动(如学生和专家的双向交流)与之保持文化联系。他一再告诫美国政府官员和广大公众,中共政权不是苏联的傀儡,也没有向亚洲扩张。“她口头上好战并且用她的革命输出来威胁世界,但实际上她的军队几乎都在国内。”[16]他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看不到这些基本的中国现实,而只看到华北的俄国幽灵的话,是不可能制定出现实的对华政策的。

      费正清指出,遏制中国,是难以实现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的。他提出了要与共产主义竞争而不是去限制共产主义发展的观点。他认为遏制只是政策的一方面,它意味着抵制中国的侵略,而不是扩大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遏制中国任何形式的侵略必须同时鼓励中国和平加入世界秩序中的外交、贸易、旅游、信息交流、裁军谈判、技术和文化交流”。[17]没有一定的接触和交往,也就不可能获得美国的国家利益。

      从上述对于美国对华政策所作的评析中,不难看出,不管费正清讨论哪一项对华政策,他始终是从维护和最大限度的实现美国现实利益的角度进行剖析和评价的。在评判美国对华政策的正确与否时,他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3.不懈追求对现实政治的指导价值

      作为历史学家,费正清坚持研究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历史上对华政策的得失,主要是为现实的中美关系提供历史借鉴。他的“历史应有裨益于现实”的信念,在进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印验。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费正清能够根据中美关系的变化发展,不断调整其研究内容,通过不同渠道以实现史学研究对于现实政治的指导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费正清在中国问题研究的众多领域中,找到了一条通向现实世界的捷径――区域研究。他认为通过对中国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就可对中国革命和美国对华政策进行客观的估价和认识,这是当时美国政府制定国策的基础。因为长期以来,美国的汉学研究只注重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对于近世以来的中国和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种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难以给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费正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要摆脱传统汉学的研究模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学术研究支之路。在学术殿堂和现实世界之间架起一座认识和理解的桥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社会功能,服务于现实。因此,战后从中国回国以后,费正清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区域研究和中美关系的大辩论中。他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一书,既是他从事区域研究的一项初步成果,也是他试图以学术研究影响现实政治的一次尝试。他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让美国读者充分认识中国,从而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这一本书的第一版中,他首先提出“我们中国问题的意义何在?”他认为,美国人若是不能认识中国――她的历史、她的道德、政治与哲学传统――势必造成错误的决策,也就影响了国际的安定。很显然,费正清是想通过学术研究来抒发其政治情怀的,他所追求的史学研究对于现实政治的指导价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五十年代,费正清“历史应有裨益于现实”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实践和发展。他认为:“为了指导我们预测中国的行动,为了使我们看透中国的动机和反应,历史上的观察是一种必要。”[18]他非常强调历史研究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他曾断言,若是能广泛的探索中国历史、中美关系史,美国的对华敌视的政策将会得到逐步改变。“我们只有吃透了中国人的意图,才能够真正懂得中国事务,才能够运用智慧使我们同他们联系起来。”[19]他认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要端正中国问题专家对于中美关系史的认识,这样才能发挥史学应有的社会作用。但是由于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当时的中国问题专家未能正常的发挥作用,费正清对此感到忧心忡忡。为此,他对中国问题研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作了一次深刻的探讨。他认为,如果要发挥中国问题专家在教育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独特作用,就必须改变学术研究仅学术范围的状况,应立足于中美关系、美国与东亚关系的现实来开展具体的研究工作。这样才能实现中国问题专家的自身价值。可见,费正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虽然未能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大有作为,但他仍然提倡重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六十年代以后,费正清更加强调中美关系史研究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1968年,他在纽约市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第83届年会的演讲中,反复重申了研究中美关系、美国与东亚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对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历史观,既可以帮助我们生存,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存的障碍。”[20]研究中美关系是为了生存,因此他直言不讳的说,为了国家领域的实用主义动机和为了知识利益的人文主义动机,都应对中国历史、中美关系史进行广泛的研究。在1982年费正清出版的回忆录中,他就有意识的宣称学术工作者应该做出有助于国家利益的贡献。

      总之,不懈追求史学研究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价值,这一治学宗旨在费正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懂得了很好的贯彻和运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这一思想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他认为历史研究“可以使人鉴往知来,惩前毖后。”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必须付诸于实践之中,“不仅要提出一个伟大的思想,而且还要使它产生效用。”可以说,史学研究的借鉴功能不仅是费正清研究中美关系史所要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他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正因为这样,费正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与现实政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他所进行的研究课题基本上是服务于美国政府政治和外交政策的需要,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1]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97页。
    [2]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p3.
    [3]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429页。
    [4] 同上。
    [5]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p291-295.
    [6]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p304-307.
    [7]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p216.
    [8]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55-257页。
    [9]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59页。
    [10]同上,第275-276页。
    [11]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80-281页。
    [12] 同上,第223页。
    [13]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p254。
    [14]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98页。
    [15] 同上,第339页。
    [16]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27页。
    [17] John king Fairbank, Assignment for the 1970’s: 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ions. China Perceived: 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London: Ander Deutsch,1976.p224.
    [18] John king Fairbank, Assignment for the 1970’s: 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ions. China Perceived: 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London: Ander Deutsch,1976.p207.
    [19] Ibid.
    [20] John king Fairbank, Assignment for the 1970’s: 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ions. China Perceived: 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London: Ander Deutsch,1976.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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