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派”阮铭到“叛徒”阮铭

鲁西南农村研究

来自: 鲁西南农村研究(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19 14: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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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南农村研究 (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19 14:05:09

    从“左派”阮铭到“叛徒”阮铭 (2012-11-15 10:21:46)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随心道白


    我入学清华时,阮铭任校团委书记。与他偶有接触,给我的印象是,白净面皮,文质彬彬得有些孱弱。阮铭出身燕京大学,在干部队伍几乎清一色“土生土长”的清华园来说,阮铭显得颇特殊;或许是时任清华校长蒋南翔曾领导过燕京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或许是受到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的青睐所致。

    阮铭的引我注目是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

    那年五月的一天,几张大字报在学生食堂的墙壁上跃然出现,标题是《说不完的故事》,与不久前上映的苏联电影《没有说完的故事》名称相近,内容亦讲述爱情;最为轰动的是,故事的男女主角竟是团委书记阮铭和我临近班级的某女生(时任该班级党支部书记),文字中穿插了二人的打情骂俏,颇为生动。为此,清华园里“罢免阮铭”的呼声甚嚣尘上;为此,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党委组织部长周维垣特意陪同阮铭到该女生所在班级作检查;或许也为此,大字报三名主笔被划右派,其中两人为极右派,被遣送建筑工地劳动。

    在那场运动中,阮铭在“自由论坛”上的“舌战群儒”,也令人记忆犹新。“自由论坛”是设在明斋(学生宿舍)门廊处的群众集会,师生均可在这里畅所欲言。阮铭这位风云人物(或曰“众矢之的”)的登台,其情该是多么激昂!而阮铭竟是不卑不亢,对群众的质询有问有答;该认错的认错,比如自己的不拘小节;该解释的解释,比如学生辅导员的特权;该承担的承担,比如团委工作的不足;该否定的否定,比如“肃反运动”的黑名单……一场辩论下来,竟有人当场示好,声称撤销罢免阮铭的要求。此情汇报到彭真处,阮铭被誉为坚定的左派。阮铭确也没有辜负市委书记的美誉,随后尊奉“引蛇出洞”的指示,要当时的学生会主席谭某两度请钱伟长(著名科学家时任清华副校长)登坛“放毒”。钱伟长这面清华右派的旗帜(时任党委书记蒋南翔语)之被砍倒,亦当有阮铭的一份功劳。——“左派阮铭”铭记我心!

    “反右”以后不久,阮铭却离开了清华园,调往北京日报,随后在中宣部工作。这期间与阮铭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前见过一面,其身边的夫人并非昔日那位党支部书记,其衣着神态有几分落拓。后来再未见过他,但对其仕途时有所闻:中宣传部、中央党校……在我冷眼旁观步入壮年的“左派阮铭”将会如何腾达时,竟听说他出走美国,变节了!后来的传闻更具爆炸性:阮铭被陈水扁聘请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从“左派阮铭”到“国策顾问”,跨距实在太大了。匪夷所思、莫名其妙、不可捉摸、幸灾乐祸……如此这般的情绪,就是这些年来,每逢谈及或忆及阮铭时我的内心的感觉,直到近日读过《寻找自由》——阮铭回忆录——才明了这种跨距的内中究竟。

    阮铭出身革命军人(父亲系毕业保定军校曾任孙中山总统府侍卫官)之家,接受的是带有浓郁教会色彩的西方教育(嬷嬷主事的小学、马相伯的震旦大学附中和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身处战乱频仍黑暗浓重的社会环境。可以想象:胸怀军人激情,向往自由平等的青年阮铭必会抵抗社会的黑暗与虚无,诚然,这种抵抗如鲁迅所说,是“绝望的抗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希望刚刚展现,12月1日即在昆明发生了西南联大四名师生喋血的“一二一惨案”。当局虽将凶手处决并免去云南省主席李宗黄的职务,但其敌视与扼杀自由并未改弦更张。——蒋介石1945 年12 月7 日日记写道:“应作不得已时解散西南联大之一切准备。自由主义误国害学之罪甚于共匪,为不可宥也。”

    正是青年学生的热血促使血热的青年阮铭踏进共产党的行列,那年阮铭还不满15岁。当时,共产党的旗帜上书写着六个大字:自由、平等、民主;正如当时热血青年们耳熟能详的那首歌所唱:“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放出万丈光芒。”,——这首产生于晋察冀边区的歌曾激励了多少青年义无反顾地投入反抗国民党的热潮啊!

    然而,阮铭所向往的自由,是源于“天赋人权”的泛人类自由,与基于“阶级斗争”的阶级(内的)自由、党派(内的)自由,本是南辕北辙的;只不过在某个历史时期,它们会有某种契合,从而成为同路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阮铭投身“革命”了,他自以为寻找到志同道合的自由追寻者。

    另则,追求自由的人的性格特质,往往是率性;在日常生活中乃至在政治事务中我行我素,少有忌惮:身为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的阮铭当众与女支书“打情骂俏”。即便是那场让阮铭跻身“坚定左派”的自由论坛之辩,彰显的亦非凛然大气横眉立目的左派特质。——阮铭泰然面对,因为他没有将群众视为对立面;阮铭坦然认错,因为他觉得放下身段并不跌份;阮铭豁然解释,因为他认为群众是知理明义之人而非一群心怀叵测之徒。因此,尽管坛下的群众听来看来,阮铭仍多有狡辩之辞,但清华园里那场“罢免阮铭”从而危及领导的风波终于被阮铭平息了。——写道这里,我突发异想:如果当年的左派都如阮铭,那场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或许不至于发生?!

    不过,阮铭的左派气焰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他包庇团委干部,不许批判;他认为钱伟长只不过“爱玩政治”、“爱出风头”;尤其是对蒋南翔执意打倒的袁永熙(原校党委书记时任党委常委)、郭道晖(时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怀同情之心,批判会上犹如“徐庶进曹营”般。反右派运动后,阮铭终被调出清华园。 ——就内里看,阮铭根本就不是左派的坯子。

    阮铭到中宣部任职后率性不改:他公开执著地追求第一代女知青徐某某;他参加北大“四清”工作时,对彭真的某些做法想不通,越级写信给毛主席而被送回中宣部等候处理;他甚而一度相信“文革”是一场“民主运动”而身陷其中。中国“改革开放”后,阮铭进入中央党校,为胡耀邦所器重,但并未更改其追求自由的内涵和行事率性的作风,结局可想而知了……

    阮铭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追求自由的毁灭”:少年时,在蒋介石法西斯奴役制度下,他追求过自由;青年时,在共产主义理想鼓舞下,他追求过自由;壮年时,在文革凤凰涅盘后重生的振奋中,他追求过自由……然而,在所有这些追求中,阮铭都没有得到他自幼融化于血液中的那种泛人类自由。或许,这种自由本不存在,或许这种自由不服中国水土,或许……

    阮铭的悲剧是注定的了!

    其实,阮铭并不孤独。许多与他同龄(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人,也经历过与他相似的“追求自由的毁灭”,而他们人生的惨淡远甚于“左派阮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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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南农村研究 (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19 14:06:13

    阮铭何许人也? (2013-08-09 21:34:28)转载▼
    标签: 杂谈
    阮铭——何许人也?当代年轻人,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他。但是,此人虽然够不上大有成就的“名人”,却也称得上是腾挪多变的“能人” 。
    有一位网友爆料说:80年代末,原文化部长王蒙在他的自传《大块文章》中曾经提到过一个人,一个带有满身鬼气的“能人”,就是曾经宣布王蒙为“右派分子”的阮铭。王蒙说:“是阮铭。看来他正受欣赏与重用。阮铭秀美挺拔,长脸黑眸,傲慢自负,目光阴鸷,带着一股冷气。”王蒙用极简的笔触提及阮铭的两件旧事:其一“‘文革’初期,他以《鲁迅文集》的某个注释有问题为由,发难攻击周扬。”另一件事:“阮铭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期间,在尚未定论之前率先宣布王蒙是右派。” 而另一个在“反右”时受到阮铭打击的人写道:“在57年整风运动中,清华大学很多共青团员给当时清华团委书记阮铭贴大字报,提了很多意见,并认为:阮铭的错误有些是很严重的,作为大学团委书记很不称职,提出罢免他。得到相当多的共青团员的支持。”

    这些叙述,勾起了我对“阮铭”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1957年春天,根据中央部署,要求大家“大鸣大放”,帮党“整风”。怕群众有顾虑,清华大学校领导,要求党员带头“鸣放”,给有问题的领导贴“大字报”,提意见,强调能否这样做,是对党员“党性”的考验。当时,我在团委担任秘书,兼任学生会“社团”——“清华文学社”负责人,对阮铭是比较熟悉的。整风开始后,我从身边熟悉的同志中找材料,围绕团委书记阮铭和我同班同学党支部书记潘某某之间谈恋爱中的一些不正之风,以两个班同学的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真巧学校放映过苏联电影《没有说完的故事》,印象颇深,我就顺手借用它作为大字报的“标题”。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说他们两人谈恋爱时搞“特殊化”。

    事情是这样的:那年春天,全校发生“流感”大流行,班上一大部分同学病倒,全校停课一周,得病的学生都要到“室内体育馆”实施“隔离”。此时,唯独团委书记阮铭利用职权,不让他发烧的恋人(学生)——潘某某进体育馆“隔离”,却到“党委组织部长”家里去休息、治病,还可以吃组织部长家里的好药——我们认为这是“特殊化”,应该改正。

    其实,这算什么大事呢?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张普普通通的“大字报”,却会毁了我的前半生!

    大字报贴出后,立即有人质问我们“大字报”的内容是否符合事实?要求公开确认。

    此时,我已感到压力。无可奈何之下,除了写大字报解释外,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召开了请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后任“广电部部长”)、校党委组织部长周维垣、当事人阮铭、党支部书记潘某某等人参加的“事实核对会”。会上,阮铭等两人作了“很诚恳的检讨”,说自己“党性”不够强,以为患“流感”不“隔离”是小事,个人找地方休息,不祘什么过错,现在看来,脱离群众,对党造成不良影响,很痛心......他们两人都承认“大字报”写的内容属实,表示衷心接受批评,坚决改正。艾知生副书记当场肯定我们大家的行动是积极的,有利于帮党整风。他要求阮铭等人,今后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处处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要给党和团抹黑,做一个大家都放心的合格的团委书记......

    会后,我们根据此次会议情况,又写了一篇“大字报”报道“对证会”的实况。没有料到,清华园内,立即掀起了一 场“要求罢免团委书记——阮铭”的高潮,大字报贴遍全校园,成了“清华园”当时最热门的新闻之一。

    但我至今也不明白,是因为阮铭积怨过深,不得人心呢,还是别有原因?为什么些许小事,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响?

    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由于没有确凿的“反党”证据,我竟平平安安地度过了。

    但是,到了1957年后期处理“右派”时,按照学生中“右派”要以10%比例界定,我们两个班60个学生,该划6个“右派”,我和现任团支部书记邬某某,是策划这份曾经轰动全校“大字报”的两个主要负责人,自是在劫难逃!

    我的“罪行”有几条:反党不是抽象的,丑化团委书记——阮铭,就是反党;召开“事实对证会”,是变相斗争党的领导干部——阮铭;我在主持学生会“清华文学社”的“自由论坛”上,让手下的“文艺通讯员”所谓极右分子蔡某发表有关诗人流沙河《草木篇》不是“大毒草”的“反动”观点;我的父亲因为冤案经不住考验,投昆明湖自尽,我曾偷偷掉过眼泪,属丧失立场,有杀父之仇——于是,一番批判,一番斗争,不容分说,即被定为“极右分子”,保留学籍,发配到施工工地“劳动察看”,以观后效......从此,我便陷入了万劫难复的深渊——在建筑工人们的监督下艰苦劳动,干过灰土工、瓦工、电焊工等等;在“大跃进”中,参与过“清河制呢厂”“北京汽车厂”“北京重型机床厂”“华北金属结构厂”“北京面粉厂”“北京灯泡厂”等工程的施工建设,送别了刚过21岁后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我在受难者中是幸运儿——“劳动察看”回校后,又干过工程设计、实验教学、校办水泥厂建厂劳动、农业队长等,直到三年“暂时困难”开始后,工程建设项目陆续下马,学校内的临时工、复员军人纷纷回乡,校办工厂停建,才得以继续“插班”上学,直至毕业,整整耽误了三年半!“三中全会”后,我获平反昭雪,推翻一切不实之词,终于获得新生,开始了新的征程......

    这就是阮铭给我留下的巨大创伤和苦涩的记忆!

    “反右斗争”以后,阮铭青云直上,节节高升。和阮铭谈恋爱的——我的同班同学潘某某,不久成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毕业后担任过“全国学联副主席”,和当时的全国学联主席——胡启立同志共过事,也曾红极一时......记得我的问题“平反”后,同班同学聚会时,潘某某曾哽咽着拍着我的肩膀说:“真对不起,我害了你20年......”言语恳切,颇使人感动。但她40来岁时,竟得了不治之症,早早去世了,再也没有和她交谈的机会。由于阮铭薄情寡义,后来,他们两人的恋情竟然毫无结果,也分道扬镳了。

    据有关资料介绍: 1958年至1961年之间,阮铭离开清华后,调任北京日报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1月,调至中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工作。在陆定一时期担任过《宣教动态》的编辑;陶铸时期担任过调查研究室主任。他还担任过中央宣传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文革中一度统管赫赫有名的“中宣部”,大权在握,叱咤风云,不可一世......

    由于阮铭在“文革”初期,响应“全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号召,大搞打、砸、抢,犯了错误,从1967年起,他被遣送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农场”接受监督劳改,并受到军事管制小组的隔离审查,一直到1973年因胃出血到北京治病为止。

    但到1977年,善于腾挪躲闪的阮铭,凭着一身“本事”,又奇迹般地爬起身来,去中央党校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一直到1982年理论研究室被王震同志撤销为止。这是阮铭再次辉煌的日子。

    这一时期的阮铭,曾以“改革理论家”的面目出现,参与起草了不少“文献”......

    但是,恶人难逃厄运。1983年,不知为什么,他又受到开除党籍处分;1988年,原形毕露的阮铭,出国不归,彻底投靠台湾的间谍组织,成了当时台湾情报部门的主要干将。

    1997年后,阮铭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2002年,他取得“中华民国”的所谓“国籍”,并加入了“民进党”。此后,由于他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获得陈水扁的赏识,2004年,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成了激进的“台独”分子。(最近,据说他已转到美国定居。)

    阮铭今年82岁了。他先后以“革命左派”、“改革先驱”、“民主斗士”、“台独分子”等多种面目出现。在分别加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期间,他都有过“杰出”的表演。

    有的网友说:阮铭是一个混迹红尘江湖中的政治掮客。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朝秦暮楚,善于迎送、拍马,构陷整人,被人们称为“戏路广、角色多”的“政坛演员”。他一路走来,“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是个地地道道的时代“变色龙”!

    市面上有阐述《黑厚学》的书籍,是教人怎样做一个“心黑脸厚”的“两面人”;古代有一本《反经》,也讲过此“道”。应该说,阮铭也是一个称得上精通此道的“能人”吧?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岁月的激流中,阮铭终于露出原形,成了寄居海岛的‘断肠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一切都过去了!阮铭是何许人,应该如何“定论”,历史总会有个公正的评价 。

    但愿他在风烛残年中,能为祖国统一做些好事,也不枉自己曾经是个“能人”!

    如果阮铭有机会看到我的这篇《博文》,不知他作何感想?

    一个人即使再聪明 ,如果不懂得历史的大趋势,不懂得生你、养你、教育你的这块土地,不懂得“天时”,照样会碰得头破血流 !

  • 鲁西南农村研究

    鲁西南农村研究 (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19 14:06:42

    如果胡耀邦仅仅是用人不当,提拔了许家屯、阮铭等一批大叛徒,也不是什么大事。谁没有犯过错误呢?问题是,胡耀邦一主管中央党校工作,中央党校就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基地;胡耀邦一主管纪检工作,贪污腐败就在全国蔓延开来;胡耀邦一抓经济,“有水快流”就导致矿难频发;胡耀邦一抓民族工作,稳定多年的西藏、新疆就开始动荡了;胡耀邦好不容

  • 鲁西南农村研究

    鲁西南农村研究 (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19 14:07:27

    从阮铭来说历史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21:00 点击:515 回复:19 脱水模式给他打赏只看楼主阅读设置
      一楼奉送
    楼主发言:20次 发图:0张 | 更多 | 分享 | 楼主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25:25
      阮铭
      语音播报,能听的百科! 立即收听
      阮铭(1931年7月3日-),祖籍江苏金山县,出生于上海,政治学者以及政治评论家,据称是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文胆,在邓小平所主持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关文件的起草班子中工作过。
      中文名
      阮铭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31年7月3日
      职业
      政治学者
      性别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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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职业灌水1: 2016-04-23 17:46:48 评论
    转自百度百科:阮铭
    非职业灌水1: 2016-04-23 17:49:14 评论
    两个决议同一个执笔,这才是最讽刺的
    我要评论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26:31
      任职
      1958年至1961年之间,调任为北京日报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1月则调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工作。在陆定一时期担任过《宣教动态》的编辑,陶铸时期则担任过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1967年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农场接受监督劳改,并受到军事管制小组的隔离审查,一直到1973年因胃出血到北京治病为止。
      投敌叛国
      1977年应胡耀邦的邀请,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北京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也为中国在政策上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这之后,一直到1982年理论研究室被王震撤销为止,阮铭曾经在理论上为“改革开放”的基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不少关键性的文献,包括邓小平的讲词,他都参与了起草的工作。1984年,又负责起草了中共中央第5号文件《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阮铭在1988年叛逃美国,2002年取得台湾当局“中华民国国籍”。2004年被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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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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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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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改组了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任总书记;经张闻天、王稼祥提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恩来、李德“三人团”;“由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后成立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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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文献》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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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甫(张闻天)说,现在要更换领导,我们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
      这是典型的“今为古用”,把六、七十年代拥毛的文革语言和八十年代邓小平“让胡耀邦做做看”的办法用来制造三十年代的遵义会议神话。
      还有陈云那份所谓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在“考证”后说:这是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写成。可疑的是从未发现有人听过陈云按这份“提纲”的“传达”。而这份“传达提纲”,也未在中国发现,而是“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接收来的”,一九八二年才得到陈云确认。这一“文献”的标题,也不是“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而是《(乙)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何方认为,陈云此件不但内容与事实不符,而且不可能是“传达提纲”。他判断可能是陈云一九三五年八月同陈潭秋、扬之华等八人到莫斯科后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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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29:08
      其实此事前人早有发现。因为陈云给共产国际写的《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就登在一九三六年第一、二期合刊的《共产国际》(中文期刊)上。旅居美国的党史专家司马璐早在他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做过引证,并注明“原文是陈云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引文中的一段是:
      --在遵义会议上,毛批评博、周路上不愿多打仗,行军像搬家似的,认为这是不对的。可是,遵义会议后,毛指挥军队大打大跑,结果也引起很多不满。
      陈云早年在《共产国际》期刊上发表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真本,比他半个世纪后“一锤敲定后不许动”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伪本,恐怕更接近事实。就在遵义会议之后行军途中,林彪、彭德怀和刘少奇、杨尚昆,或写信、或发电,或发牢骚,均表达不信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哪里有什么“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
      真正的历史转折,一锤敲定
      真正的“历史转折”,真正的“一锤敲定”,是长达三年的延安整风和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延安整风进入中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名,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以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改组了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并规定“主席对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这个《决定》取消了原来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一九四三担任了八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张闻天,从此在胡乔木学派的中共党史上被抹掉了。这是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自一九四三至一九七六三十三年终身主席的绝对权威地位。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毛泽东“第一枝笔”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造了毛泽东历史上一贯正确的神话: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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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29:59
      邓小平继承毛的历史错误
      毛泽东去世后,胡耀邦曾发起真理标准讨论,一度战胜继续神化毛泽东、拒绝纠正毛泽东历史错误的“凡是”派。邓小平则左右摇摆,始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支持胡耀邦“解放思想”,提出“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继而又支持胡乔木“反自由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党史问题上,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仍用胡乔木这枝笔来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是继承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神话。邓小平说: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现在这一次,要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写出来。”
      胡乔木遵照邓小平指导思想写出的稿子,在提交党内四千人讨论时受到批评,许多人提出决议没有从建国以来毛泽东错误造成的巨大灾难中总结出历史教训,指出今后改革的方向,并主张不该继续第一个决议对毛泽东的神化。
      胡耀邦根据四千人讨论的意见提议,《决议》可考虑改变一种写法,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任务和今后的做法。也就是避开对毛泽东思想的争议,从错误中记取历史教训,明确前进的方向。
      胡耀邦的“第二方案”被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否定。邓小平说:“决议稿阐述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去同陈云商量,陈云出的点子是专门加一篇话写建国以前的历史。他说:“六十年一写毛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胡乔木为代表的党史伪造学派,在邓小平、陈云的指导下“一锤敲定”,重塑了被建国以来巨大历史灾难击破的毛泽东神话。
      二、清算胡乔木学派的“党史编篡学”
      何方指出,延安整风产生了胡乔木学派的中共党史编篡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垄断了整个党史研究领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过去不但没有关于党史的研究,甚至整个党的历史没有哪个人考虑过。”毛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早在一九二六年,已有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一书问世。后来又有瞿秋白的《中国共 产党历史概论》(一九二九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一九三○年)。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华岗的《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内容也都包括党史。何方认为,这些早期党史著作“直抒己见,不为尊者讳,没有清规戒律的限制,没有审查制度的约束,对问题有不同看法,错误虽在所难免,有些史实也不尽正确,但基本上都秉笔直书,继承了中国史传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实际的优良传统。”
      胡乔木伪造党史学派
      延安整风创建的胡乔木学派“党史编篡学”,正是背叛了这个优良传统。名曰“反教条主义”,却是十足仿照斯大林伪造《联共党史》的教条主义。《联共党史》以斯大林划线伪造联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共党史编篡学以毛泽东划线伪造中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编篡历史文献《六大以来》时,毛泽东有错误的文献,如毛泽东反AB团的《前委通告第一号》(一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提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根本改造赣西南党”给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等,均不收入。却收进《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把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责任从毛泽东转移给中央。毛泽东导致西路军覆灭的有关文电,如下令“打通苏联通道”的《十月份作战纲领》(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组成西路军,创立河西根据地”的《作战新计划》(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以及西安事变后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重要指示电,均不收入,以掩盖毛泽东的错误决策,把西路军覆灭的责任转嫁给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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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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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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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铭(1931年7月3日-),祖籍江苏金山县,出生于上海,政治学者以及政治评论家,据称是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文胆,在邓小平所主持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关文件的起草班子中工作过。
      中文名
      阮铭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31年7月3日
      职业
      政治学者
      性别
      男
      简介

      任职
      1958年至1961年之间,调任为北京日报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1月则调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工作。在陆定一时期担任过《宣教动态》的编辑,陶铸时期则担任过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1967年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农场接受监督劳改,并受到军事管制小组的隔离审查,一直到1973年因胃出血到北京治病为止。
      投敌叛国
      1977年应胡耀邦的邀请,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北京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也为中国在政策上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这之后,一直到1982年理论研究室被王震撤销为止,阮铭曾经在理论上为“改革开放”的基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不少关键性的文献,包括邓小平的讲词,他都参与了起草的工作。1984年,又负责起草了中共中央第5号文件《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阮铭在1988年叛逃美国,2002年取得台湾当局“中华民国国籍”。2004年被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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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塑造毛泽东神话的两个历史决议
      何方的《党史笔记》,着重清算了中共党史伪造学派制造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这个历史决议伪造的遵义会议神话。
      对于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目的,有许多流行的说法,譬如说是批判斯大林-王明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之类。何方指出延安整风以“研究与清算党的历史”为手段,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树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所谓“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为论证毛泽东的正确和其它领导人的错误制造的假想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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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下半年改变了想法,认为“为确保七大成功,有必要统一全党认识”;并亲自主持搜集中共六大以来的历史文件,准备编《六大以来》文献集,作为开展党内路线斗争、统一全党思想的“基本武器”。
      效法斯大林编党史
      一九四一年二月,毛泽东任命胡乔木为自己的政治秘书,参与编集《六大以来》和起草《历史决议》。何方指出:毛泽东编集《六大以来》和起草《历史决议》,效法斯大林编《联共党史》的方式,即先设定党内一直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代表一条正确路线,别的中央领导人代表一条错误路线。选材的标准,就是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别的中央领导人一贯错误。胡乔木自己承认:“编辑《六大以来》,并不是有文必录,主要是把两条路线点明,为了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为延安整风的基本武器。”
      延安整风和历史决议制造的第一个神话,就是遵义会议,即所谓决定中国命运的第一个历史转折点,纠正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何方以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这个毛泽东运动的“历史转折”纯属伪造。
      遵义会议是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在领导长征中的军事路线错误。那时领导中央红军长征的是所谓“三人团”(总书记博古、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会上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作“反报告”,对“三人团”的军事路线错误提出系统批判,并接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案》。
      会上改组了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任总书记;经张闻天、王稼祥提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恩来、李德“三人团”;“由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后成立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任组长。
      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是制造遵义会议神话的高峰。为了在第二个历史决议后再度拔高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领导的神话,中共党史伪造学派根据陈云的一个所谓《传达提纲》和陈云对《调查报告》的《答复》,以及一些人几十年后的“回忆”,便按照陈云的指示“一锤敲定后不许动”,把遵义神话敲定为“不许动”的党史。何方指出这部《遵义会议文献》充斥荒唐可笑与自相矛盾。如:
      《遵义会议文献》自相矛盾
      --正副报告之后第一个就是毛泽东重要发言,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张闻天批判“三人团”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或者根本不提,或者不“重要”了。)
      --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并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
      --洛甫(张闻天)说,现在要更换领导,我们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
      这是典型的“今为古用”,把六、七十年代拥毛的文革语言和八十年代邓小平“让胡耀邦做做看”的办法用来制造三十年代的遵义会议神话。
      还有陈云那份所谓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在“考证”后说:这是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写成。可疑的是从未发现有人听过陈云按这份“提纲”的“传达”。而这份“传达提纲”,也未在中国发现,而是“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接收来的”,一九八二年才得到陈云确认。这一“文献”的标题,也不是“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而是《(乙)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何方认为,陈云此件不但内容与事实不符,而且不可能是“传达提纲”。他判断可能是陈云一九三五年八月同陈潭秋、扬之华等八人到莫斯科后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
      其实此事前人早有发现。因为陈云给共产国际写的《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就登在一九三六年第一、二期合刊的《共产国际》(中文期刊)上。旅居美国的党史专家司马璐早在他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做过引证,并注明“原文是陈云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引文中的一段是:
      --在遵义会议上,毛批评博、周路上不愿多打仗,行军像搬家似的,认为这是不对的。可是,遵义会议后,毛指挥军队大打大跑,结果也引起很多不满。
      陈云早年在《共产国际》期刊上发表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真本,比他半个世纪后“一锤敲定后不许动”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伪本,恐怕更接近事实。就在遵义会议之后行军途中,林彪、彭德怀和刘少奇、杨尚昆,或写信、或发电,或发牢骚,均表达不信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哪里有什么“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
      真正的历史转折,一锤敲定
      真正的“历史转折”,真正的“一锤敲定”,是长达三年的延安整风和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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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37:30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延安整风进入中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名,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以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改组了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并规定“主席对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这个《决定》取消了原来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一九四三担任了八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张闻天,从此在胡乔木学派的中共党史上被抹掉了。这是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自一九四三至一九七六三十三年终身主席的绝对权威地位。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毛泽东“第一枝笔”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造了毛泽东历史上一贯正确的神话: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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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38:24
      邓小平继承毛的历史错误
      毛泽东去世后,胡耀邦曾发起真理标准讨论,一度战胜继续神化毛泽东、拒绝纠正毛泽东历史错误的“凡是”派。邓小平则左右摇摆,始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支持胡耀邦“解放思想”,提出“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继而又支持胡乔木“反自由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党史问题上,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仍用胡乔木这枝笔来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是继承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神话。邓小平说: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现在这一次,要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写出来。”
      胡乔木遵照邓小平指导思想写出的稿子,在提交党内四千人讨论时受到批评,许多人提出决议没有从建国以来毛泽东错误造成的巨大灾难中总结出历史教训,指出今后改革的方向,并主张不该继续第一个决议对毛泽东的神化。
      胡耀邦根据四千人讨论的意见提议,《决议》可考虑改变一种写法,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任务和今后的做法。也就是避开对毛泽东思想的争议,从错误中记取历史教训,明确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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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39:52
      胡耀邦的“第二方案”被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否定。邓小平说:“决议稿阐述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去同陈云商量,陈云出的点子是专门加一篇话写建国以前的历史。他说:“六十年一写毛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胡乔木为代表的党史伪造学派,在邓小平、陈云的指导下“一锤敲定”,重塑了被建国以来巨大历史灾难击破的毛泽东神话。
      二、清算胡乔木学派的“党史编篡学”
      何方指出,延安整风产生了胡乔木学派的中共党史编篡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垄断了整个党史研究领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过去不但没有关于党史的研究,甚至整个党的历史没有哪个人考虑过。”毛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早在一九二六年,已有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一书问世。后来又有瞿秋白的《中国共 产党历史概论》(一九二九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一九三○年)。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华岗的《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内容也都包括党史。何方认为,这些早期党史著作“直抒己见,不为尊者讳,没有清规戒律的限制,没有审查制度的约束,对问题有不同看法,错误虽在所难免,有些史实也不尽正确,但基本上都秉笔直书,继承了中国史传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实际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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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40:43
      胡乔木伪造党史学派
      延安整风创建的胡乔木学派“党史编篡学”,正是背叛了这个优良传统。名曰“反教条主义”,却是十足仿照斯大林伪造《联共党史》的教条主义。《联共党史》以斯大林划线伪造联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共党史编篡学以毛泽东划线伪造中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编篡历史文献《六大以来》时,毛泽东有错误的文献,如毛泽东反AB团的《前委通告第一号》(一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提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根本改造赣西南党”给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等,均不收入。却收进《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把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责任从毛泽东转移给中央。毛泽东导致西路军覆灭的有关文电,如下令“打通苏联通道”的《十月份作战纲领》(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组成西路军,创立河西根据地”的《作战新计划》(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以及西安事变后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重要指示电,均不收入,以掩盖毛泽东的错误决策,把西路军覆灭的责任转嫁给张国焘。
      相对于对毛泽东错误的掩盖,对所谓“反毛”的“左”倾中央的错误则予以夸大。如“左”倾中央反对“邓(小平)、毛(泽东)、谢(维峻)、古(柏)”的文献,《六大以来》收进四篇之多。事实上对“邓、毛、谢、古”的党内斗争,受错误批判的人,只是受到撤职处分,调走做别的工作。如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不久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后又出任《红星报》主编。而毛的反AB团富田事变,错杀成千上万红军指挥员和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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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41:39
      一部以毛泽东划线精心取舍、形塑中央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三年延安整风和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开了十一个月之久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乔木根据《历史决议》撰写、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 党的三十年》,完成了胡乔木学派的党史编篡学或胡乔木伪造党史学派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绝对统治,同时制造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去世后,胡乔木学派曾一度遇到危机。胡耀邦领导的真理标准讨论否定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也就是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否定了以毛泽东划线作为判别历史是非的标准。随着胡耀邦对中共历史上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重新检讨中共历史问题,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见。
      邓: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
      一九八○年三月,邓小平提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仍然沿袭延安时期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写法,以“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说:“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陈云讲得更露骨:“对毛主席的评价要一锤子敲定,否则我们这些人也会被否定。”
      至于普遍关心对历史问题的重新检讨和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邓小平说:“对过去事情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仍由胡乔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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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42:34
      从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胡乔木、邓力群在邓小平、陈云直接领导下,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了一年零三个月(胡耀邦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之一,他的意见被邓力群传出邓小平的一句话,“耀邦的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即予否定),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何方指出:“两个决议一脉相承,前者(第一个决议)是后者的基础,后者(第二个决议)是前者的延续。第二个决议还特意(根据陈云意见)在前面加写了一段对第一个决议的概括和复述,这也使两者一起成为中共党史编篡学的基础和一般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两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实际上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服务。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制造,后者是维护。”
      何方正确地指出,胡乔木由于“长期的经历和所处的地位,使他成为思想理论界的官方权威和不容有任何越轨的意识形态监謢人。”但他又肯定“胡乔木还是有一定的耿直,具有一定的正义感,也帮助过一些专家学者;在包括党史在内的理论问题上,那种敢于提出问题和拨乱反正的精神,至今尚无出其右者。”我以为这是何方以己之真诚与正直,错度了胡乔木虚伪与阴险之心。
      历史学家黎澍,对胡乔木的人格品质曾有一针见血的揭露。黎澍说:“胡乔木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树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典范。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就是制造伪君子。毛泽东把胡乔木立为标兵,称赞他‘灵魂最美’、‘改造最好’,胡乔木正是毛泽东心目中最美最好的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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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43:29
      胡乔木猎杀“自由化”对象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延安整风、反右、文革到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整肃知识分子、篡改伪造历史。树立毛思想、邓理论绝对权威,靠的就是胡乔木这类知识分子中的伪君子。我曾亲见胡乔木怎样出谋划策,不但构陷陆定一、周扬等与他同辈的党内知识分子,就连他的后辈青年都不放过。
      文革时胡乔木患眼疾,在家休息,但不时接待来访者谈陆定一。胡乔木揭发陆定一的大字报就贴在中央宣传部大院。胡乔木揭发毛泽东同陆定一在陕北行军时曾遭敌机轰炸扫射,而向敌方通情报的可疑者是陆定一。描述过程离奇如间谍小说。我曾为此问过陶铸,陶铸说他从未听说,也不可信。那时陶铸任中宣部长,同时担任审查陆定一的项目组长,他对胡乔木的构陷不予理会。后来陶铸被打倒,专案组被另一名伪君子陈伯达接管,陆定一竟被定为叛徒,到一九七八年才由胡耀邦予以平反。
      胡乔木在邓小平手下的十年达到了权势的顶峰,不但扩建了他的中共伪史学派的庞大队伍,而且专为邓小平、陈云寻找“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猎杀对象。胡乔木的战略,是全面、彻底、干净的歼灭战,年老的不放过,年少的也不放过。不但他自称的“老战友”,如陆定一、周扬、于光远,一个个被他以邓小平的名义,扫进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垃圾堆;从胡绩伟、秦川、王若水、苏绍智的新闻与理论,到刘晓庆的电影,李谷一的歌声,我都在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上听到过他那激昂慷慨、声色俱厉的讨伐,甚至宣布要同准备出版《胡适文存》的某出版社“决斗”。真是所向披靡,伟哉一世之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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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44:20
      三、信史、伪史与愤史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着《史通》,指出中国有良史传统,也有伪史传统。
      刘知几认为良史应具备三个条件:史学、史识、史才。后来章学诚加了一条史德。史学指史料的掌握和辨别真伪。史识指驾驭与分析历史事实的洞察力。史才指写作才能。史德,就是为写出信史、拒绝作伪而无所畏惧的道德力量。
      今天中共难以产生信史的人为因素是,史料被伪史学派垄断。敢于写信史的得不到史料,垄断史料的只有胡乔木的伪史学派。甚至一些流行的“回忆录”,根本不是作者自己回忆的记录,而是伪史学派强加于死者的伪作。如何方指出:杨尚昆生前与刘英谈党史《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提到“遵义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任总书记,得到大家的拥护。”这篇谈话经杨尚昆本人审定以《杨尚昆晚年谈党史》为题刊登于《百年潮》。一九九八年九月杨尚昆去世,三年后(二○○一年九月)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这段历史变成:“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伪史学派垄断封闭史料
      何方指出:遵义会议决议中根本没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杨尚昆也无此“回忆”,这是伪史学派从陈云的所谓《传达提纲》抄来的。我还要指出,“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这是众望所归”这些话,是从《邓小平年谱》变造的。《邓小平年谱》一九八○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担任……这是众望所归”。时隔四十五年,用语竟一模一样,这叫“今为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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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非职业灌水1 时间:2016-04-23 17:45:09
      何方《党史笔记》提到,一九八七年人大常委会曾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开放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前档案,但有保留。后来一九九○年十月的《实施方法》和一九九一年的《二十八号文件》,作出详细限制,如:“档案形成之日已满五十年,但仍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延期开放”;“开放会影响各级领导人个人形象、声誉的档案”;“涉及中国共 产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还未做出结论的”;“开放会影响党的团结和会安定的档案”;等数十项。
      谁来决定这些禁令适用的范围呢?唯有垄断历史文献资料的胡乔木伪史学派。凡不利于两个历史决议和《中国共 产党的三十年》《中国共 产党的七十年》等伪史制造的神话的,均禁止对民间开放。
      求真之难,就在伪史学派对史料的垄断封闭,致使有志修信史者无法接触史料,垄断史料者蓄意制作伪史。于是在史料被垄断封闭的党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非信史亦非伪史的愤史。
      “愤怒出诗人”,未必能出良史。海外有些揭露毛泽东的党史著作,属于这一类。凭一些人物访问和零星历史档案作出的分析判断,难以符合复杂的历史事实。
      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写过一本《邓小平帝国》,只是写出个人亲历的一段历史和自己当时笔录的史实。原来我还想写一本《毛泽东帝国》,已写了部份章节的草稿,后来放弃了。因为在毛泽东时期,自己离帝国的核心太远,视野所及之内,缺乏对完整的第一手史料的掌握;因此在开放当年历史档案之前,要写出“历史的实录”几乎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共同努力,争取中共历史档案解禁之日来临,那也将是伪史学派隐退,信史诞生之时。
      二○○五年中秋节,于台湾淡水红树林
      (何方着:《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上、下册,香港利文出版社,二○○五年四月初版。)

  • 鲁西南农村研究

    鲁西南农村研究 (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19 14:09:09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9150-2.html

  • 鲁西南农村研究

    鲁西南农村研究 (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19 14:10:43

    两少一宽起草者投敌,是一开始就准备祸国么?只看楼主收藏 回复

    知行致良知
    太中大夫12
    北京时间3月1日晚9时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血腥屠戮,最终被证实为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对于如何应对越反越恐的三股势力招摇过市、戕害无辜,中共当年的5号文件——《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也受到了较多的指责。谁又会想到,当年“两少一宽政策”的起草人、胡耀邦的文胆阮铭,居然在后来借道美国,投奔台湾,成为陈水扁的“总统府国策顾问”?
    阮铭据称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文胆,在邓小平所主持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关文件的起草班子中工作过。1984年,又负责起草了中共中央第5号文件《关于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1988年以后到美国,后投奔台湾,2002年取得台湾“中华民国国籍”。2004年被台湾领导人陈水扁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1997年,台湾淡江大学邀请阮铭前往该校的大陆研究所担任访问研究员的工作,阮铭成为该校的客座教授。2002年,阮铭在台取得中华民国的国籍。阮铭因其台独言论而获陈水扁赏识,2004年被陈水扁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极力主张台独,多次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主张废除国统会。
    典型的文痞。可恶的机会主义者

  • 鲁西南农村研究

    鲁西南农村研究 (读书改变自己,自己改变世界) 2016-11-19 14:13:11

    阮铭(Ruan Ming),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金山县,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传部担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这期间以“极左”面目出现,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文革”结束后被调往中央党校任理论部副主任。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遗案,阮铭因“三种人”问题(打、砸、抢)被开除党籍。1988年阮铭赴美不归,卖身投靠台湾间谍组织。1997年阮铭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此后因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而获陈水扁赏识,2004年获聘“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是台湾情报部门控制海外民运团体的主要干将,指使《北京之春》、“中国人权”等组织对著名民运领袖鲍戈展开诽谤、诋毁、围攻、封杀等活动,以使海外民运完全被台湾当局所掌控。阮铭是混乱年代中朝秦暮楚的政治投机者,善于迎奉拍马,构陷整人,且生活作风糜烂腐化。他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后都有过火表演,因而被公认为“戏路广,适演角色多”,“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

    1958年至1961年之间,调任为北京日报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至1967年1月则调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工作。在陆定一时期担任过《宣教动态》的编辑,陶铸时期则担任过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1967年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农场接受监督劳改,并受到军事管制小组的隔离审查,一直到1973年因胃出血到北京治病为止。
    1977年应胡耀邦的邀请,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北京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也为中国在政策上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这之后,一直到1982年理论研究室被中共大老王震撤销为止,阮铭曾经在理论上为“改革开放”的基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不少关键性的文献,包括邓小平的讲词,他都参与了起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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