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开发新疆的特殊道路

菏泽民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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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民间观察 (建设乡村和县城重建故乡精神气质) 2016-11-15 22:09:30

    中亚将何去何从
    ——“颜色革命”,还是“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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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潘志平/胡红萍+关注

    作者简介:
    潘志平,1945年生,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胡红萍,1969年生,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乌鲁木齐 830011)

    原文出处: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京)2006年第2期 第51-56页

    内容提要:
    目前,中亚面临着“颜色革命”的挑战,我们认为至少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最近30年,世界上有三大运动,即“民主化”运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当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相互碰撞和交织,搅得世界不得安宁。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开始的“革命”,成为“民主化”“第三波”的第三个高潮。必须注意的是,西方鼓动的“民主化”运动是当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催生婆”。其中,美国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第二,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并未定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大战略在不断变化,美国在“敌人”问题上陷入迷茫之中。伦敦七七大爆炸,对于美国为首的西方的选择是:继续推进“颜色革命”,还是“反恐”?第三,“颜色革命”崇尚的是“选举政治”,后苏联共和国在这种“选举政治”的淫威下进入新一轮总统大选期,这正是最近几年“颜色革命”横行的契机;第四,“安集延事件”生动地表现出“民主化”运动在那里与“三股势力”不期而遇,搅成一团,发生“化学变化”。 目前,影响中亚政局走向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一是美国大战略方向不明,其作用就是在世界各地“搅局”,中亚也就难免受害;二是地区集体安全体制构建前景不明;三是中亚地缘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另外,俄罗斯若在“颜色革命”冲击下“失守”,中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 结论是,在上述背景下,中亚政局走向十分微妙,在某些地方,特别是费尔干纳局势不容乐观。

    期刊名称: 《国际政治》复印期号: 2006年07期
    关 键 词:
    中亚/“颜色革命”/“三股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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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反恐”似乎成了时代的主题。然而,近些年来,“颜色革命”却逐浪高。2005年,这个“革命”步入中亚,便与当地的“三股势力”不期而遇,嬗变为骚乱和暴乱。随后,又发生了新一轮的恐怖袭击——伦敦七七大爆炸。对于西方来说:是继续推进“颜色革命”,还是“反恐”?本文探讨的是,在这一背景下,中亚将何去何从?我们认为,首先应从近30年来的世界性三大政治运动展开分析。此外,美国的大战略(美国的霸权)和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都是极其重要的研究视点。
      世界近30年来的三大运动
      最近30年,“民主化”运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当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崛起,并迅速发展,它们几乎遍地开花,蔚为大观。这三大运动相互碰撞和交织,搅得世界不得安宁。
      “民主化”运动“第三波”:“颜色革命”
      1974年4月25日,里斯本发生军事政变。此后葡萄牙政局处于大动荡之中, 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建立了各自的政党,从左翼的共产党到极右翼的法西斯团体都有,6届临时政府相继更迭。在政变一周年的全国性大选中,温和派胜出;18 个月后,苏亚雷斯(A.Suarez)出任总理,后来又当上了总统。 里斯本政变的那天上午,大街上人群如潮,欢呼的人们将康乃馨插在士兵的枪筒上,于是里斯本四二五政变被称作“康乃馨革命”。这就是今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颜色革命”的滥觞,也就是西方某些人士津津乐道的“民主化”的“第三波”。14年前,亨廷顿(S.P.Huntington)为此写了一部大部头的书:《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按照他的说法,“第一波”始于19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第二波”始于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波”便始于是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亨廷顿称:“在葡萄牙于1974年结束独裁后的15年间,民主政权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30个国家取代了威权政权。在其他国家,发生了威权政权之下的大规模的自由化运动。还有一些国家,促进民主的运动获得力量和合法性。”①
      近两年,“颜色革命”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开花结果”。其胜利者萨卡什维利和尤先科在喀尔巴阡山区度假时发表了一个《喀尔巴阡山宣言》,声称在他们两国发生的变化开始了“欧洲解放的新浪潮,这个浪潮将导致自由和民主在欧洲大陆的最后胜利”。在发表于《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萨卡什维利总统表明,这“第三个和最后一个欧洲解放的浪潮”应该包含“整个后苏联地区”②。
      这“第三波”,一浪高一浪,迄今已大体历经3个发展高潮。
      第一个高潮以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为标志,尔后蔓延到西班牙、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几十个国家的“民主革命”。
      第二个高潮以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为标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独立的国家,至少在形式上采用了西方式的总统直选。
      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开始的“革命”,是第三个高潮,或者如某些人所说的“民主化”“第四波”,其锋芒主要指向后苏联共和国。2005年3 月的吉尔吉斯斯坦骚乱和同年5月的乌兹别克斯坦暴乱,就是这个运动插手中亚的直接后果。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革命”
      1979年1月31日,全球聚焦德黑兰:一位白发苍苍的大毛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在百万信徒的狂热欢迎中返国, 号称拥有“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的总统巴列维仓皇出逃,随着一场有声有色的伊斯兰“革命”,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由此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教虽是世界性三大宗教中最年轻的宗教,但在它的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式微—复兴—式微—复兴,总是周而复始地出现,形成了一条规律,即每100年左右发生一次。其实,伊斯兰教史早就有这种说法。一条广为流传的“圣训”道:“在(回历)每个世纪之初,真主将向乌玛派遣一些人以复兴其信仰”。1979年正值回历1400年,许多穆斯林以为这条“圣训”又一次地被验证。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很快席卷北非、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整个伊斯兰世界,其规模之宏大、来势之凶猛、发展之迅速,对伊斯兰世界的冲击,在伊斯兰教史上也是空前的。无论是保守的君主专制国家和激进的军事独裁政权,还是实行代议制的世俗政权以及原苏联拥有大量穆斯林的中亚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大体上有宗教性、宗教政治性和极端政治性的特点。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伊斯兰复兴,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还不是直接问题,但它往往营造出极浓厚的宗教氛围,推动宗教狂热。在这种氛围下,它极易政治化、组织化甚至恐怖主义化。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运动是政治化、组织化和恐怖主义化的伊斯兰运动。它的典型口号是:“既不要东方(共产主义),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在“圣战”的狂热鼓动下大搞血腥的恐怖活动,其本质是极端政治运动,而不是宗教运动。这里,我们想引用吴云贵先生的精辟论说:“什么是宗教极端主义?也许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来加以界定,尽管科学的界定对学术研究十分必要。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另一种现象:事实有时比抽象的概念更有说服力。如果我们坚信宗教的本质是和平,是弘扬真善美价值观,那么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恐怖活动,就偏离了宗教善良宗旨,就可以称作‘宗教极端主义’”③。
      塔利班和本·拉登“基地”组织,是恐怖主义化的极端势力。从这点上看,极端与恐怖势力是合二为一的。在中亚活动的“东突”组织、俄罗斯的车臣非法武装,以及中东的库尔德人组织则是极端主义化、恐怖主义化的民族分裂势力,即极端、恐怖和分裂合一的“三股势力”。
      民族运动的“第三波”:当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发生政变。但这很快就流产了,几个月后,有着70 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苏联不复存在。苏联解体的直接结果是出现了15个新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当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由此进入高潮。
      20世纪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民族运动世纪,全球范围的民族运动一浪高一浪。如果说,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相继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获得了独立,那么,当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是本世纪之末的民族运动的“第三波”。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民族因素不容忽视。当时,俄罗斯学者指出:“在原苏联领土上有180个点,其族际紧张程度正超出‘常规’。民族仇恨的激化已经夺走了不止1000条生命,有几十万人由于恐惧而逃离了,或正在逃离舍不得离开的故乡”④。20世纪80~90年代,民族分离问题非常严重,亚洲有库尔德运动、泰米尔运动和东帝汶运动;欧洲和北美有前南问题、车臣问题、北爱尔兰问题、巴斯克问题、佛拉芒问题和魁北克问题;非洲大湖地区民族冲突中的民族分离主义也十分活跃。可以说,当时除拉美以外的世界各地都有民族分离主义。英国《简氏防务周刊》说:“1993年,(全世界)有27个地区发生冲突,12个爆发点局势一触即发,有31个地区局势紧张。2004年的主要事态发展将是,民族关系更加紧张,民族暴力冲突将会增加。”当代民族分离主义,是在殖民体系完全瓦解、彻底崩溃的背景下,以“民族自决”为口号,在多民族国家里搞民族分裂和民族独立的极端民族主义。它的泛滥,造就了恶化国际局势和破坏地区安全的分裂势力。
      上述三大运动并非互不相干的孤立运动。当代民族分离主义理论,归根到底是源于西方的“国家、民族一体”理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民主的”“民族原则”所激励⑤。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本质就是面对西方的强权政治和文化侵入的反应,当然这种反应在更大程度上是消极的、扭曲的和非理性的。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它的产生有5个条件:(1)政治停滞和中央权威的软弱;(2)经济停滞和低落及贫富差距拉大;(3)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相互交织,治安状况恶化;(4)因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传入而受到威胁;(5)政府执政党被认为是支持西方的思想,因此遭到站在伊斯兰立场上的反政府的批判⑥。
      在以上5个条件中,至少有3个与西方的政治经济的侵入有直接关系。例如,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就是对巴列维国王“全盘西化”的“白色革命”之反动。从这一点看,西方的“民主化”运动是当代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催生婆”。其中,美国的作用举足轻重。
      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
      最近30年国际政治上最大的事件,莫过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和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前者标志着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还要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后者标志着“恐怖”与“反恐怖”较量开始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九一一事件或许是世界历史的划时代的转折点,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但毋庸置疑的是,国际大环境从此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大战略也随之处在变化中,这一变化对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对于本论题,即对中亚政局的影响,当然也是至关重要。
      美国的霸权:Pax Americana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从根本上就是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如其智囊所称:不得“致使(哪怕和平地)美国黯然失色”,同时“在地缘政治方面(包括在重要的军事和经济领域)保持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⑦ 哈佛大学的战略研究所所长就认真地告诫道:“许多美国人不喜欢‘霸权’这个词,但美国的确是全球霸主,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件好事。我们必须制定出一种战略来保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⑧。在这里,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霸权”、“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是同一个东西,无需隐讳,为此它可以干任何事。 事实上,哪里有冲突,哪里就有美国人的身影和声音。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美国是一片欢呼,如福山(Francis Fukuyanma )所宣布的,这是民主和自由胜利的“历史的终结”。但是,美国狂喜未尽兴便很快地陷入了新的焦灼之中。亨廷顿说:“历史的终结、民主的胜利——如果成为现实——可能成为最令美国痛苦和不安的事”,因为“一个共同的敌人往往有助于增强人民间的共识和凝聚力”,“今日美国日益混乱主要在于失去敌人,没有敌人即无法塑造国家的认同”⑨。就是说,美国这样的国家不能没有敌人,否则国将不国。因此,没有敌人,就一定要寻找出敌人,甚至不惜制造出敌人。这就是后冷战以来,美国大战略的基本点。
      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政治、经济压力都明显地指向中国,这种情况到乔治·W·布什上台的头半年达到一个高峰,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01年4月1 日美国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
      布什主义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正在为对付“新的敌人”而忙碌之时,九一一事件从天而降,其本土中心遭受袭击,成千美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灾难之中,这是美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敌人”出现了,美国别无选择地展开和动员“反恐”。这正如伦敦国际战略所的专家所指出的:“一个战略时代已经来临。美国有一个新的定义的敌人,它既不是旧苏联,也不是悄然复活的中国,而是国际恐怖主义。”⑩
      美军锁定“反恐”的打击首要目标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然而,在刚刚拿下喀布尔,战事尘埃未定,乔治·W·布什就宣布了“新的敌人”,即“邪恶轴心”。2002年9月,他发表了《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报告》, 其要点是:先发制人、保持优势和单独行动。有评论说:“布什主义终于出笼了,它决心以压倒优势以打消敌国超越美国的念头”(11),“这份文件将被称作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分水岭,其地位相当于半个世纪前确立的杜鲁门主义的NSC68号文件”(12)。当“反恐”纳入了维护美国霸权的轨道,其内容和意义就不能不变质。这既表现在2003年打响的伊拉克战争,又表现在针对所谓“流氓国家”、“无赖国家”、“暴政国家”和“独裁国家”的炫耀武力的威胁。
      布什—夏兰斯基主义
      2003年,美国以势如破竹的军事行动完成了“倒萨”,但在耗资巨大并不断付出美国小伙子的宝贵生命代价后,美国非但未能“平定”小小的伊拉克,还日益深陷其中,而所费不多,不动一兵一卒的“颜色革命”,却屡屡得手,美国从一次次的惊喜中感受到“软力量”的魅力之所在。2005年1月20日,布什发表了被称为“新布什主义”的第二任期就职演说,特别强调的是:“彻底消灭独裁国家”,“将自由扩展到整个世界”。观察家注意到,“新布什主义”源于夏兰斯基的思想。这位以色列政治家写了一本《民主观》的书,其副标题是:“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夏兰斯基的逻辑是:独裁主义者为了维持自身的权力,会对外输出恐怖主义,所以“反恐”必首先反暴政,反独裁。这对实施以“反恐”为旗号的“民主化”改造战略的布什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布什总统极力向来访他办公室的所有人推荐夏兰斯基的这本书,并把它确定为“白宫必读书”。因此,又有人将“新布什主义”称为“布什—夏兰斯基主义”(13)。“布什—夏兰斯基主义”很快地体现在美国国会通过的《2005年民主主义推进法草案》。该法案将世界各国分为“民主国家”、“部分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其中关注的是“部分民主国家”的“民主化”。伦敦七七大爆炸,对于美国为首的西方的选择是:继续推进“颜色革命”,还是“反恐”?
      概而言之,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并未定型,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大战略在不断变化。九一一事件前,美国在全世界寻找敌人;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别无选择地“反恐”,但在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在“敌人”问题上又开始迷茫起来,情不自禁地将“反恐”纳入“维护霸权”轨道,于是魔术师般地将“反恐”变成“反邪恶”、“反暴政”和“反独裁”。世界史上所有的霸权国家都无可奈何地衰落,这正是当今令美国最恐惧的心理障碍,既然没有心理医生能让它解脱,那么,它还将不断在“敌人”问题上迷茫下去。
      中亚:“颜色革命”与“三股势力”的不期而遇
      2005年,“颜色革命”成了国际政治资讯中的最常见的关键词之一。自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得手后,“颜色革命”之锋芒指向后苏联的中亚地区。但它出现在中亚,变化莫测,富于戏剧性:当人们为“颜色革命”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捏了一把汗时,吉尔吉斯斯坦的二二七议会选举却出奇地“平静”;当人们刚刚松了一口气,奥什、比什凯克骚乱骤起,接着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发生了赤裸裸的暴乱。所有这些表明“颜色革命”到了中亚,变味、走调,发生了嬗变。
      作为“民主化”“第三波”的“颜色革命”,植根于西方民主,也就决定它是由西方输入的。对此,西方政治理论家并不讳言。亨廷顿就坦然说道:“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其中,“美国的角色是直接的和关键的”(14)。西方外交官在吉尔吉斯斯坦刚刚发生“颜色革命”时说:“这里有肥沃的土壤,而西方社会在这里撒下了一些种子。我希望过去一周的事态发展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15)
      “颜色革命”崇尚的是“选举政治”,即选举是“民主的底线”。尽管还有许多争议,但这种“选举政治”几乎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流思想。显然,后苏联共和国在这种“选举政治”的压力下进入新一轮总统大选期,这正是最近几年“颜色革命”横行的契机。从2004年起,吉尔吉斯斯坦沿着格鲁吉亚、乌克兰的道路亦步亦趋走下去,但刚一进入实质性阶段,就演变成“棍棒革命”,其中必另有更深层次的内在原因。
      导致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三月事变的内因,除了极度贫困化、大面积失业、环境污染、生态和水资源危机以及贩毒走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外,还应从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展开分析。
      中亚是个民族宗教情势特别复杂的地区。这里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多元民族在这里融合,500万人口的吉尔吉斯斯坦就有90多个民族;这里是宗教传承的圣地,多种宗教在这里争奇斗艳。在数个世纪里,中亚历史上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在费尔干纳谷地尤为剧烈,而近10年来,该谷地又是“三股势力”横行的重灾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和“东突”势力在这一带十分活跃。阿卡耶夫政权配合上海合作组织曾对这些极端势力进行严厉打击。此次吉尔吉斯斯坦事变有无“三股势力”从中搅和,是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政局失控的情况下,“三股势力”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安集延暴乱”就是明证。2005年5月13日那里发生武装暴乱,死伤不少人。 虽还未有准确详情,但可以肯定两点:一是它受到吉尔吉斯斯坦三月政局剧变的直接影响;二是极端势力从中作乱。据报道,“安集延暴乱”为“阿克拉米亚”组织所为,其首领阿克拉姆·尤尔达舍夫,是一个来自安集延的前数学家和“伊扎布特”组织的一度支持者,他曾写过一本名为《通向虔诚信仰之路》的小册子。然而,中亚另一种说法是:“阿克拉米亚”应是伊斯兰教史上的极端主义派别“卡尔米叶”(Karramiyy)(16)。历史上早已销声匿迹的“卡尔米叶”现又死灰复燃,成了暴乱组织的旗帜,表明这个组织的极端色彩相当浓厚。
      以上两说虽略有不同,“安集延事件”生动地表现出“民主化”运动在那里与“三股势力”不期而遇,搅成一团,发生“化学变化”,不变味才怪呢。地缘政治文化所决定,“颜色革命”到了中亚,既已走调了,其局势发展就不是一般的复杂。“颜色革命”来势汹汹,其震荡效应是明显的,泛民主带来的水土不服,中亚国家政局进入其独立以来的不稳定峰期。
      中亚将何去何从
      中亚将向何处去?要回答这个问题非常难,因为影响这个政局走向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美国大战略方向不明
      布什政府已宣布投入巨资,建立民主“特种部队”,在全球加大推动“颜色革命”的力度。然而,伦敦七七连环爆炸案后,针对西方的新一轮恐怖袭击又开始,“布什—夏兰斯基主义”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美国面对“民主化”和“反恐”孰重孰轻,不得不做出新的选择。它再向中亚推动“颜色革命”时,就不得不考虑那里的“三股势力”问题。实际上,美国在处处树敌中还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反“邪恶轴心”,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哪个都没摆平;反“暴政”,美国国务卿赖斯情不自禁地点了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反“专制”,施压于俄罗斯和埃及。在“敌人”取向问题上迷茫不清,其大战略必然混乱不堪,其作用就是在世界各地“搅局”,中亚也就难免受害。
      地区集体安全体制构建的前景不明
      上海合作组织理应是最有权发挥影响的地区组织。但是它正式成立伊始,就遇上了九一一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也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困境。而秘书处和反恐中心刚挂牌,就遇上“颜色革命”,也就再次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困境。我们同意俄罗斯同行的意见:“上海合作组织不应该做一个旁观者”(17)。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来说,既要坚持本组织“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原则,又要有效地发挥维护地区安全作用——这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地区安全体制难以有实效。
      中亚地缘政治异常复杂
      “颜色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难以平息的政治动荡,经济下滑引发不满,所谓的“变色国家”担心“二次革命”的说法悄然而起。
      中亚地缘政治最脆弱的一环在乌兹别克斯坦及其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相分割的费尔干纳谷地。乌兹别克斯坦正承受着西方制裁的沉重压力。如果乌兹别克斯坦失控,对于中亚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在无政府状况下,“三股势力”必然在费尔干纳谷地兴风作浪。在紧贴新疆南部的奥什、安集延一带出现一个“三股势力”的新巢穴,必然对地区安全、中国西部的安全和新疆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美军基地去留问题之反复表明,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就是同格鲁吉亚、乌克兰不一样,即不一定出现向西方、向美国“一边倒”的政权,但以后事态将如何发展,谁也说不清。
      另外,俄罗斯的总统大选虽在2008年,但那里的局势也日渐升温,俄罗斯若在“颜色革命”冲击下“失守”,中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
      总之,伦敦七七连环爆炸案后,美国的大战略走势微妙:是“反恐”,还是“反暴政”以继续推动“颜色革命”?在这个背景下,中亚政局之前景也十分微妙,在某些地方,特别是费尔干纳局势不容乐观。
      注释:
      ① [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第21页。 亨廷顿所谓的“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ism)指称包括一党体制、极权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以及类似的不民主体制。
      ② 萨卡什维利甚至提出要与尤先科共同打造“欧洲民主轴心”。萨卡什维利认为,格、乌“和平民主革命”后,在“欧洲政治版图”中已出现了“民主轴心”,这一轴心为“第比利斯—基辅—华沙”。吉尔吉斯斯坦事件后,萨卡什维利与尤先科又联合派各自的外长访吉,欲拉吉尔吉斯斯坦新政府加入“民主选择联盟”,但遭到婉拒。此后,萨卡什维利又提出要建立“新雅尔塔体制”,“建设一个统一、自由、和平的新欧洲”。其输出“颜色革命”的热情洋溢、劲头十足。
      ③ 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④ 廷格尔:《独联体的族际冲突与国际经验》, 载[俄]《自由思想》1993年第3期。
      ⑤ 参见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 《中东研究》,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1993年号。
      ⑦ 迈克尔·斯温:《中国大战略》,新华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内容提要。
      ⑧ 陈舟:《美国的安全战略与东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⑨ [美]亨廷顿:《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忽视》,载[美]《外交》杂志1997年10月号。
      ⑩ 美联社2001年10月18日伦敦电。
      (11) [日]《读卖新闻》2002年9月21日。
      (12) [英]《金融时报》2002年9月20日。
      (13) [日]中冈望:《布什中东民主化政策的理论支柱和白宫必读物》, 载[日]《中央公论》月刊2005年7月号。
      (14) 前引书:《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97页,107页。
      (15) 克雷格·史密斯:《美国的帮助为吉尔吉斯斯坦起义铺平道路》,载[美]《纽约时报》2005年3月31日。
      (16) 据查有关伊斯兰史料,这个教派一千年前盛行于伊朗呼罗珊地区。它主张安拉有血有肉、有意志、能说能看、能与人交往、有力量、但不能支配一切,因而被阿巴斯哈里发卡迪尔(991~1031年)斥之为“异端”,但从者仍如云,直到蒙古入侵后才被消灭。
      (17) [俄]丘弗林·根纳季:《作为地区秩序新因素的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形势与任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乌鲁木齐,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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