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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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1-12 18:43:24

    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轨迹及其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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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王鑫义+关注

    作者简介:
    王鑫义(1943—),男,安徽阜阳市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徽大学历史系 合肥 230039

    原文出处: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1999年第05期 第1-5页

    内容提要:
    本文扼要阐述了历史上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的轨迹,并从宏观上对各个历史阶段上淮河流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作出了基本估计。在此基础上,作者又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对流域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分析了研究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的鉴往知来的启发性,指出保持社会稳定、坚持改革开放和开辟淮河入海水道对于淮河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期刊名称: 《中国地理》复印期号: 1999年10期
    关 键 词:
    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历史启示

    标题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92ZBS021),本文据课题组集体成果提炼而成。

    字号:大中小
      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 (1999)05—0001—05
      淮河流域是我国古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南召猿人、沂源猿人、新泰乌珠台人和泗洪下草湾人等古人类的化石和众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流域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更为密集。以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山东滕县北辛文化遗址和大汶口文化类型的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反映了早在六、七千年以前淮河流域的原始聚落、原始农业和原始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
      先秦时期是淮河流域初步开发的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淮河流域是众多部族、方国和封国密集分布的地区。这些部族、方国和封国,尤其是流域的土著先民淮夷和徐夷对流域的早期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大禹治水促成了淮河的长期安流。汝、颍地区是夏代流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商文化的南渐及其和东夷乃至南方越文化的交汇促成了流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安徽阜南县出土的龙虎尊是流域地区出土的具有高超铸造工艺水平的青铜器。《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反映了两周时代流域农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春秋时期楚国开始向淮河流域扩张,经过与齐、晋、宋、吴等诸侯国的激烈争战,逐渐控制淮河流域。芍陂、期思、雩娄等水利工程的兴建促进了流域农业生产和社会的发展。战国时期流域的金属治铸业又有新的发展,青铜器中的楚器和蔡器及楚国的铁剑驰名于世。鸿沟、邗沟的开凿沟通了黄淮和江淮漕运。楚国的金币和蚁鼻钱在流域广大地区的出土,反映了流域商业的发展。郑(今河南新郑县)、陶(今山东定陶县)、陈(今河南淮阳县)、寿春(今安徽寿县)是战国时期流域地区的著名商业都会。
      在两汉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淮河流域经济出现了一个繁荣局面。铁农具和牛耕得到进一步推广。汉武帝指挥堵塞黄河瓠子决口,消除了兖豫平原的水患,引发了水利建设的高潮。“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流域各地的郡县官吏兴建了很多灌溉工程。东汉时期,庐江太守王景修治芍陂,推广牛耕,促进了淮南的开发。两汉时期淮河流域的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西汉政府在全国各地设铁官49处,其中流域范围有12处之多。琅邪郡海曲县(今山东日照市)、东海郡的伊卢、郁州、北蒲(今苏北沿海地区)、临淮的盐渎(今江苏盐城市)是重要的盐业基地。襄邑(今河南睢县)是著名的丝织业中心。鲁县(今山东曲阜市)、邹县(今山东邹县)、定陶县(今山东定陶县)、睢阳县(今河南商丘县南)、阳翟县(今河南禹州市)、陈县(今河南淮阳县)、寿春县(今安徽寿县)是流域地区著名的商业都会。汉代淮河流域人口密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全国人口5959万人,而淮河流域人口约为1448万,几乎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3。两汉时期淮河流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淮北是素称发达的中原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淮南落后于淮北。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分裂的时期,淮河流域的经济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的历程。从总体上说,战争频繁,社会动荡,总要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由于南北政权对峙的形势不同,战争也有间歇,在这个长达近400年之久的各个历史阶段上, 流域经济遭到的破坏和获得的发展机遇也各不相同。曹魏和西晋时期是流域经济较好的时期。当军阀混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曹操就在流域地区募民屯田,接着又开展军屯,又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郡县经济的措施。西晋建立后,淮河流域社会更加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由于军事补给的需要,曹魏和西晋统治者重视修治和利用黄淮和江淮间的漕路,促成了这一时期流域漕运的繁荣局面。自永嘉之乱以后,全国又陷入大分裂的局面,先后出现了十六国和东晋、北朝和南朝两个阶段的南北对峙。淮河流域成为南北军旅角逐的疆场,曹魏和西晋时期恢复起来的社会经济又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稍作具体考察就会发现,南北政权对这一时期的流域经济并非毫无建树。双方在各个休战时期,为了加强自身力量,解决军食,巩固地盘,并伺机吞灭对方,也采取了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如南方政权招抚流民,侨置郡县,北魏在缘淮一带的屯田等,都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些在特殊情况下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经验和教训,也是一笔值得记取的历史遗产。至于北魏中期以后在淮北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对于恢复淮北经济的作用,则更是不可低估的。
      隋唐时期是历史时期淮河流域经济的一个辉煌时代。其主要表现是:1.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水利灌溉发达,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有30多处。农作物品种增加,复种指数提高,产量增长,储备丰富。寿州、申州、庐州(其西北部属流域范围)盛产茶业,“霍山黄芽”远近闻名;2.手工业发达。造船、纺织、制盐、陶瓷、矿物开采与冶铸等手工业竞相发展。淮浦、扬州是造船基地,不仅能造渡海大船,而且能够制造适应运河、淮河、黄河不同水文特点的漕船。扬州、汴州、宋州、蔡州、徐州、泗州、申州是流域内著名的纺织业中心。流域内的21州几乎每州都有纺织精品贡献朝廷。黄淮之间普遍烧制青瓷、白瓷,寿州黄瓷闻名遐迩。淮盐产量大,质量好,远销各地;3.交通航运发达是隋唐时期流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特点。大运河贯穿流域大地,再加上淮河干支流河道和陆路交通路线的开发和利用,使淮河流域成为全国最发达的交通枢纽区;4.商业和城市繁荣。运河沿线的汴州、宋州、宿州、泗州、楚州、扬州等城市象一串明珠贯穿流域南北,淮西的颍州、陈州、许州、汝州、蔡州,汴水以东的兖州、曲阜、徐州、沂州,淮北的毫州和淮南的寿州、濠州、申州等城市,与运河带城市互相辉映在黄淮之间,形成了一个贸易关系密切的大商业区。其大宗商品是盐、茶、粮食、纺织品、铁器和各种土特产。在唐代,淮南淮北经济均衡发展,水平基本相当。安史之乱以前,淮河流域是唐代的财赋基地。藩镇割据形成以后,流域经济又遭受了战争的破坏。
      北宋是继隋唐以后流域经济又一个繁荣的时代。北宋以汴京为都城。流域北部是北宋的京畿地区,中南部是其后方大本营。淮河流域是北宋安危存亡的根本,没有哪一个王朝比北宋与淮河流域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因此,北宋统治者重视振兴流域经济。北宋初年,曾在这里屯田、营田。后来,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的改革措施也首先在这里推行。流域的水利灌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引黄淤灌、治碱改土的措施也很有成效。苏北沿海捍海堰工程建成。元丰年间,全国垦田总数为332,308,111 亩,而流域内开封府界及京东、京西路即达57,724,265亩。淮南路的茶叶生产发展很快,嘉祐六年寿州、霍山、开顺场每年售茶都在10万斤以上,其中霍山场高达53万斤。手工业比以前也有较大发展。淮河流域的瓷器产品无论数量或质量都占有首要地位。宋代有五大名窑,流域范围内即有三窑,即汴京的官窑、钧州的钧窑和汝州的汝窑。著名的民窑有登封的曲河窑和徐州的萧窑。徐州的利国监是北宋重要的冶铁基地。汴京、毫州、寿州、光州、泗州、濠州是纺织中心。流域的造船业、制盐业在唐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汴河、惠民河、五丈渠漕运繁忙。地处交通要冲的汴京是北宋最大的商业都会。流域著名的商业城市还有扬州、徐州、泗州、寿州、许昌等。
      在宋金对峙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再加上黄河夺淮的影响,淮河流域经济一度衰落。宋金绍兴和议以后,南北政权各自采取了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如实行屯田,在边境设立榷场,进行互市等,流域经济又有缓慢发展。
      蒙古贵族在攻占淮河流域的过程中,屠城掠地,将良田改为牧场,又使流域经济遭受破坏。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推行汉法,实行重农政策,鼓励垦荒,并将改为牧场的耕地恢复为农田。元廷不仅在流域募民屯垦,而且组织军屯。洪泽、芍陂两地的屯田规模最大,效果最显著。当时人称:“今屯田之利,无过两淮。”流域内的许多地方官吏对经济的恢复也作出了贡献,不仅垦田面积扩大,经济作物如棉花、芝麻的种植得到推广。纺织业、造船业、陶瓷业、制盐业也有显著进步。汴梁、济宁、安丰、淮安、扬州是流域内的重要商业城市。随着经济的恢复,淮河流域所在的河南江北行省又成为元廷的重要财赋基地。文宗天历年间税粮数达249万石,仅次于江浙行省。大德年间,汴梁、 淮安等地的商税都在三千锭以上,济宁、曹州、高邮在一千锭以上,河南行省商税达147,000锭,亦仅次于江浙。
      明朝初年,为了振兴淮河流域这块“龙兴之地”,统治者除了实行兴修水利、鼓励垦荒、开展屯田、蠲免租税这些常规性的复兴经济的政策以外,还实行了向流域地区移民垦荒,洪武之世“永不起科”,及营建凤阳中都城的特殊政策,促进了流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主要表现是,流域人口和垦田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提高,税粮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明中期以后,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发展很快,除传统的纺织原料桑、麻的种植以外,棉花的种植后来居上。“中州沃壤,半植木棉。”“艺吉贝(即棉花)者,所在皆是。”淮南地区的茶叶生产继续发展,毫州等地的药材种植和交易驰名远近。明中期以后淮河流域手工业也发展很快,如上游和下游地区煤矿和金银矿的开采、淮安的造船业、东部沿岸地区的制盐业、鲁西南的棉纺织业都发展比较快。沿运、沿淮及其他交通便利的城市如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开封等城市商业繁荣。州县以下还出现了很多商业繁华的集镇,如寿州正阳关、瓦埠镇、隐贤集,凤阳的临淮关,济宁的鲁桥镇,“居民稠密,商贾辏集”。显示出了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的特点。
      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阶段以后,自康熙至嘉庆年间,由于实行了“摊丁入亩”、“班匠银”等制度,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削弱,流域内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倾向更为明显(尽管这种倾向性尚不足以动摇流域农村经济的自然经济性质,我们也应当重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这种新现象)。农作物的品种增加,经济作物种植更加普遍。淮安府的造船业、制盐业继续发展,制镜业、制鼓业也很发达。淮安府、凤阳府、扬州府的榨油业、酿酒业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乾隆时期矿业开采政策松驰,徐州、宿州、怀远、凤台等地的煤矿开采规模扩大,如“凤台连镜三山富煤矿,舟车陆载,百里相属”。峄县“煤矿最盛,岭阜处处有之。人采取者,任自经理”。运河沿岸及淮河南北的商业城市再度崛起,农村集市贸易也有进一步发展。开封府的朱仙镇地处水陆交通要道,成为驰名的商业市镇。泗州的青阳镇,“雄跨汴河,商贾云集。”寿州的正阳镇,“舟车错迕,并灶连络,户且盈万,既富且庶。”怀远县有五大名镇,曰涡河镇、洛河镇、上窑镇、孝城镇、龙亢镇。颍州府阜阳县所属集镇多达65个。这些情况说明清朝中期流域地区封建社会后期的经济特征更为明显。
      我们对南宋以后淮河流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有一个基本估计:就其纵向的历程看,流域经济仍在缓慢地发展。但是,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由于黄河夺淮的影响,流域内洪涝灾害频仍,严重制约了流域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发展较快地区比较,尤其是与自然条件优越的江浙地区比较,淮河流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大大落伍了。自南宋以后淮河流域在整个国家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进入近代(1840—1949)以后,由于国家政治腐败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流域人民遭受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沉重。1855年黄河北徙后,淮河流域水系已被破坏得千疮百孔,在黄河夺淮期间淮河的下游入海故道被淤塞,洪水无出路。民国时期导准成效甚微。1938年国民党当局又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南堤,使黄河洪水在贾鲁河、颍河、涡河之间漫流达九年之久,本已紊乱的淮河水系雪上加霜。淮河流域自然灾害更为频繁,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民国时期,淮河流域虽然出现了一些矿物开采、铁路、轮船、纺织、面粉、食品、卷烟等近代工商企业,但流域的广大地区仍处于贫困落后状态。
      新中国建立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重视治准。40多年来,在淮河干支流上游地区修建了5500多座水库,疏浚了中上游干支河道,加固了河堤,在上中游(主要在中游)修建了20多个行蓄洪区,在准北建设了分洪泄涝的骨干工程,在下游加固了洪泽湖大堤,开挖了苏北灌溉总渠,整理和疏浚了入江水道,沂沐泗流域的水利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工程的兴建,使流域在遇到中小型洪水时能安全度汛。建国以来,淮河流域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流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近几年来全流域粮食年产量都在600亿公斤以上, 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6,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同时淮河流域也是棉花、油料、水果、蔬菜的重要产区。在工业方面,目前全流域已建立平顶山、淮南、淮北、徐州、枣庄、兖州等大型煤炭基地,年产量超过1 亿吨。并在上述六大煤炭基地建设了一批大型坑口火力发电站,总装机容量达500万千瓦,目前还有一批大型火电站正在建设中, 淮河流域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其他工业部门如钢铁、机械、纺织、制革、食品、卷烟、酿酒等工业部门及交通运输方面的铁路、公路、航空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连云港的现代化改造与建设为流域物产就近出口创造了条件。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淮河流域面临着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淮河流域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鉴往知来的启发性,对流域的经济建设具有参考价值。淮河流域经济开发的历程告诉我们,促进或制约流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环境因素,一是自然环境因素。由于社会因素的作用造成了历史上淮河流域经济的几度大起大落。每当一个新王朝建立时,由于统治者励精图治,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负担也比较轻,于是流域经济就出现一个发展、繁荣的局面。每当统治阶级腐化堕落,并引发了尖锐的阶级或民族矛盾,战争频繁,社会动荡或王朝更替时,流域经济就进入了一个停滞或衰落的低谷。由此可见,创造一个安定、优越的社会环境是流域经济迅速、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流域经济的发展开拓了美好前景。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保持社会稳定,流域经济就一定能够持续快速发展;自然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水系生态环境和植被生态环境。任何河流都不可能对人类只有利益而没有灾害,但只要水系生态和植被生态环境不被破坏,灾害就容易治理。在北宋以前,淮河独流入海,水系稳定,洪涝灾害少,当社会环境也比较稳定时,流域经济就出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成为国家的重要财赋基地(如汉、唐、北宋时期)。反之,自1194年黄河全河南泛以后,破坏了淮河干支水系,侵夺了淮河下游入海水道,洪涝灾害频发,严重制约了流域经济的发展。 1855年黄河北徙后,由于泗水故道和淮河下游入海水道被淤塞, 其后治理成效甚微,没有改变淮河流域多灾的局面。近50年来,兴建了大量治淮工程,有效地控制了中小型洪水,当大洪水突发时也能在减灾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但是由于没有在淮河下游开辟相应的入海水道,仍不能免除灾害。为促进流域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我们建议建设良好的淮河水系环境,下决心在淮河下游开辟相应的入海水道。(参见王鑫义《关于治淮问题的思考》,载《奋进中的思考》一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年12月第1版)此外,历代人民在淮河流域兴办灌溉工程、开发航运、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城市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发展流域经济亦有鉴往知来的启发意义。
      收稿日期:199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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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参考文献:
    [1] 水利部治淮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M].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
    [2] 李宗新、吴宗越.淮河的治理与开发[M].上海译文出版公司,1990.
    [3] 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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