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时评”与作用

抗战时期的“时评”与作用 作 者： 苑银和+关注 作者简介： 苑银和，青岛大学法学院讲师。（青岛 266000） 原文出处：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2007年第6期 第141-147页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的“时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诸方面。“时评”以犀利的笔锋，鲜明的观点，与整个抗日战争共始终。它为唤起全民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打击敌人、激励抗战、促进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仅就1941-1945年抗战时期的“时评”给以分析和论述。 期刊名称： 《中国现代史》复印期号： 2008年04期 关 键 词： 抗战时期/时评/作用 字号：大中小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7)06-0141-07 　　一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不宣而战，挑起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各大报刊迅速反应，发表时评，激发和鼓舞全民族的抗战。国民党方面，如《中央日报》发表题为《大战关键在太平洋》等社论，通过对时局的全面分析和检讨，指出反侵略战争的关键在太平洋，应集中全力于太平洋上消灭日寇[1]。 　　中共在这方面表现出更积极的反映。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两个月，周恩来就在《新华日报》发表《太平洋的新危机》社论文章，向全世界发出呼吁：“日寇法西斯军人决不会自甘失败，太平洋的危机也不会自己消失，转变这一局势的关键，是在太平洋沿岸反侵略国家的共同奋斗。……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一切反侵略国家，要对文明的世界负责，要对人类的子子孙孙负责，群起扑灭人类的公敌——东西法西斯蒂，现在是时候了。”[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14日，《新华日报》又刊发了周恩来的《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评论文章，文章通过对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分析，让大家坚定正义必胜的信心：“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光明与黑暗的分野，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民主与极权的斗争，和平与暴力的对抗，我们坚信：只要全世界万众一心，胜利是一定属于正义方面的。”其中引用蒋介石在其告全国军民书中所说：“今日以前，吾人之牺牲奋斗，在于扫除侵入国境之敌寇，而今日以后，且将与英美苏以及世界上爱好正义自由之各友邦，共同一致，并肩作战，以彻底消灭人类之蟊贼，共奠世界永久之和平。”[3]其它报刊如《大公报》亦及时发表评论，在《太平洋大战爆发暴日走上切腹之路》一文中，对战争的结局进行分析，指出日寇的末日已经到来，并郑重声明中国誓死决战的立场：“太平洋大战爆发了，日本民族乃真正走上切腹之路。……只要英美集中两三架飞机对日本作战，倭岛必毁，日本必败！……为了反侵略国家的共同作战，虽冒一切牺牲，在所不辞！”[4]《大公报》的评论文章在《太平洋大战与中国》一文中，更是指出太平洋大战是中国翻身的好时机，激发民众要咬紧牙关：“当这太平洋战幕启开，暴日走向坟墓之时，我们全国军民同胞，应该特别振奋，尽一切可能，与友邦共同作战。……最后更呼吁一般同胞，都要坚定自己意志，严肃自己的生活，咬定牙关，束紧肚带，只要我们不为经济难关所压倒，眼前就是胜利幸福之路。”[5] 　　二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政治宣传工作，通过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和涣散敌寇，特别是伪军的力量。如1942年3、4月间，《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了多篇在八路军、新四军政治攻势下伪军反正起义的评论。如在《华北伪军反正浪潮》一文中，通过分析华北伪军的大反正运动，指出这是对日寇“以华制华”阴谋一个最有利的打击，并通过伪军流行的歌谣“吃东洋，穿东洋，将来打东洋！”希望伪军以民族大义为重，弃暗投明，回到祖国怀抱，为祖国的自由出力。文章还指出：那些沦陷区的伪军多半是逼于衣食，或者是不自觉的陷入魔窟中去的，所以还应该加紧扩大争取伪军的工作：“广大伪军的反正，是与抗战胜利的获得密切不可分的。”[6]在《争取沦陷区人民》一文中，揭示了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日本法西斯强盗在我们的沦陷区，把我们的同胞当作奴隶和婢妾，当作阶下囚和俎上肉，鞭笞他们，奸淫他们，剥削他们，把他们投到饥饿线上！”提出要靠抗日宣传争取沦陷区人民：“怎样去争取呢？首先，就要普遍而深入地向沦陷区人民进行抗日宣传，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使他们不相信敌伪的欺骗，坚信抗战的胜利前途。”最后强调：“争取沦陷区人民，是破坏敌寇‘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准备决战’阴谋的有力步骤，是培养和积蓄敌后抗战力量的必要步骤，应以极大的注意力和力量去进行！”[7]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使敌伪军队不断投降起义。面对反正官兵的情况，《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及时发表评论，大力宣传共产党如何组织日军战俘学习，战俘认识提高以后如何加入“日本人反战同盟”、“日本人民反战联盟”等反战组织等情况。《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亦及时肯定他们的反战活动，1945年4月《解放日报》发表《旧军队的改造》评论，在论证旧军队改造必要的同时，及时做好我部队官兵的思想，强调不要歧视起义人员。一些起义过来的军官后来说，原来对八路军的认识是“夏日可畏”，目前已感到“冬日可爱”，而且悔悟自己过来太迟了。1944年《解放日报》在《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这样斗争着》的总标题下，先后发表《用电话和日本兵谈话》、《谢谢你的慰问袋》、《宣传工作座谈会》等多篇评论。 　　对于盟国军队在华协助国民党军队作战，各大报刊亦能进行及时友好的宣传。如《大公报》的社论《兵贵神速》中赞扬：“英国人的坚韧性，耐久力，沉着应战，不屈不挠，实则世间罕见。在太平洋战争中，这种民族性依旧充分表现。”[8]《新华日报》在《他们怎样转败为胜》评论中，通过分析论述美英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政府实行了民主制度，同时也在暗示国民政府放手给人民各种自由：“三年的时光，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和人民是没有白过的。美英盟邦，特别是美国，已经雪了珍珠港的耻辱，已经把解放战争带到菲律宾。……为什么他们能够渡过黑暗困难的阶段，走上光明胜利的大道？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实行了民主制度，能够去动员与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一致为着抗战而努力，政府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放手给予人民以抗敌的各种自由（包括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及组织抗敌武装的自由），所以能发挥出非常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能熬过最艰难的时期，走向今天的胜利。”[9]《新华日报》1944年8月3日社论《美军进攻马绍尔群岛》、《群众》1942年3月30日的评论《中印并肩作战》、《解放日报》1942年的评论《在华美空军战绩》等等，都给予盟军以肯定和赞扬。 　　抗战时期的“时评”注重政治工作在战争中的作用，将政治工作化为强大的战斗力，对待敌我友态度鲜明，既反映了国内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也反映了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对加快抗战胜利的步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 　　抗战中后期，国民党顽固派政治腐败日甚一日，官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当官者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草菅人命。这些人置民族利益、抗战前途于不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政策，使拥蒋抗日的各中间党派极为不满和失望，也使手无寸铁的各抗日中间党派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各抗日党派献计献策，提出清明政治，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 　　1940年8月20日，一代报人《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在撰写的社评《如何达到清明政治？》中指出：我们“缺乏真正俊伟的政治家”，“反之，以权位荣利为目的而从政的人却太多了”，“要求他们‘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是不容易的，而‘白沙在泥，与之俱黑’却倒每是事实”。[10]1941年12月8日，太平战争爆发时，胡政之陷于香港。9日由香港飞渝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在珊瑚坝，机门打开没见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西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王芸生得知后非常气愤，恰逢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12月20日通过《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制制度，以修明政治案》，对此，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文章，力主“修明政治”、“清明政治”：“看政治现状，政府机构既缠夹不清，人事制度也形貌不全。稍孚时望的人，因为负担太重，为兼差忙得要死，而做不成事；一些略有才具的人，正因为法多而疏，人杂情重，而公然作恶；至于一般挂名唱诺之辈，不负责，领干薪，开起会来，则人多嘴杂，莫衷一是。当然谈不到办法与效果。”文中揭露在危难之际，物品与狗比人贵重的丑恶现象，并提出政治修明之途：“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飞机，竟装来箱笼、老妈子、洋狗，而许多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最要紧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11]《大公报》在《调整机构提高效率》社论文章中，则揭示国民党政府机构的种种弊端，倡导调整机构提高效率。文中说：“我们考论中国政治组织，是衙门多而效率低，空的衙门多而做的衙门少。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上有三冗，冗事、冗官、冗衙门。而冗衙门，中央尤甚于地方。”[12]1942年，因巴县政府征工裹粮，误违农时，消耗民力，《大公报》发表《罢土木，汰冗滥》社论文章，例举兴土木，增冗员的严重危害：“中国历代衰敝之世，除天灾人祸外，往往有发自朝廷的两种浪费，一是兴土木，一是增冗员，……仕途的冗滥，实有两种大害：一是扯低了行政效率，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了反倒不做事，二便是耗费国帑。”在另一文章《从林世良案说起》一文中，以中信局职员林世良为题，指出国民党政府法律失灵，贪官污吏如百鬼昼行。[13]1942年，河南大灾，三千万同胞深陷饥饿死亡的境地。处处流浪的灾民，鸠形鹄面，沿街乞讨，悲惨的号救之声，随处可以听到。灾民流离失所、遍地饿殍，而国民党当局有意掩盖灾情，不使外泄。《大公报》刊载记者张高峰的通讯《豫灾实录》，文中描述：“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14]第二天，《大公报》发表王芸生《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文章，用充满悲戚的语言描写了河南人民的凄惨景象：“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评论愤懑地感叹到：“河南的灾民卖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15] 　　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紊乱，一次次地制造反共摩擦，破坏抗战团结，激起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为安抚民心，国民党1943年9月提出“宪政”，10月20日，国民党政府国防委员会决定设立宪政实施协进会。国统区各界人士以此为契机，掀起了一个以要求民主为中心的宪政运动。 　　各党派、爱国民主人士高举民主政治的旗号，通过报刊评论这强有力的阵地宣传，反腐败、反独裁，提高了人民的民主政治意识，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生产落后。为减轻人民负担，早在1939年中央就号召部队、机关、学校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1941年时，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停发经费给养，1942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对解放区、特别是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同时对国民党继续采取诱降的方针。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面临着严重困难。1942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描述到：“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16](pp.893～894)为了克服这重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根据地通过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和三三制政权建设，加强党对根据地的领导，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解放日报》的评论发挥了宣传鼓动和教育作用，把党的政策同群众的热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显示出边区广大人民和部队、机关、学校、干部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克服经济困难，取得“丰衣足食”的精神，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壮丽的历史画卷。 　　如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渡过难关的伟大创举，《解放日报》在宣传中，努力贯彻“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反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成绩。这是中共党报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经济宣传，开辟了中共党报史上经济宣传的新篇章。如《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一文，罗列了敌寇“囚笼”、“三光”、“扫荡”、“蚕食”等种种卑劣行径，针对困难提出相应对策：“我们素来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辅之以争取外援。我们虽然得不到武器、弹药、器材、医药、被服和饷项的接济，虽然得不到外界的物质援助，但我们依赖军民一心，自己动手。”[17]又如社论《建立新的劳动观念》一文，提出重视劳动的主张：“我们要建立劳动的道德观念，把勤劳看做光荣的事，把游手好闲看做无上的耻辱。……使重视劳动，重视生产工作，成为一个宏大而不可抗的思想潮流。”[18] 　　又如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1941年在第二届参议会上由当时参议员李鼎铭先生提出、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解放日报》对此发表社论达15篇。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文章中，通过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形势的分析，总结出克服物质困难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并以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和“黔驴之技”为比拟，预示着八路军新四军将最终胜利，“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19]《解放日报》1942年12月6日的社论《精兵简政》、1942年8月23日的社论《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彻底实行精兵政策》、1943年3月9日的社论《论简政实施纲要》，都通过反复详尽地分析当时的敌我形势，教育广大干部认清精兵简政的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再如“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重要政策之一。《解放日报》对此发表了多篇评论，推动“三三制”的彻底实行。社论《三三制的运用》一文指出：“要公私兼顾，军民兼顾。要照顾各阶级，团结各阶级。例如关于租佃关系、劳资关系，一方面要减租减息，同时要缴租缴息，一方面要扶助工人，同时要发展实业，使大家能够去异就同促进团结，双方兼顾，不致有所偏侧。”[20] 　　五 　　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抗日战争中，游击战曾“演出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伟大的一幕”。在整个敌后战场，抗日军民以普遍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以极其灵活巧妙的战术袭击敌人，创造出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伏击战、破击战等战术，神出鬼没，倏忽飘逝，令日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创造出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保存了抗战的基本力量，成为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八路军、新四军、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涌现出无数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对此，《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群众》以及《晋察冀日报》以大量篇幅发表了许多动人心弦的新闻评论，起到了及时发动群众、指导工作、解决敌后游击战中紧急问题的作用。如1942年8月20日《解放日报》的评论《今天的敌后战斗》，通过对敌人诡诈百出战术的分析，指出：“今天之反扫荡中，不仅应注意于主力军的作战，而且应注意民兵游击队的游击战交通战坑道战的配合。因此主力军与地方军必须经常帮助民兵游击队，进行教育，带领他们作战，以锻炼其战斗力。”[21]《晋察冀日报》发表评论《广泛开展李勇爆炸运动把民兵战斗推进到更高的阶段》，文章指出：“北岳区的爆炸运动，一年来有着迅速的进展，而且获得了空前的辉煌战绩。……唐县、完县等各地民兵，都积极开展地雷战，到处给敌人以杀伤、破坏。鬼子胆战心惊，每逢乱石土堆，莫不惧为地雷。”赞扬了李勇同志的机智多谋，灵活的战术。号召向李勇的游击小组学习。[22]《新华日报》发表《敌后人民颂》社论文章，颂扬中国敌后战场上的英雄们：“在困难万分的物质条件下，完全得不到一点接济，却能够发挥创造的天才，运用陈旧落后的武器，产生这样新奇的战术：‘麻雀战’、‘地雷战’、‘吸弹巢战术’、‘擂石滚木战术’、‘马阵’、‘天雷爆炸’……，这些本来是从前人民用来反抗专制暴君的武器；可是想不到在二十世纪的对日战争中，却还是发挥了最高的效用！提起了这些英勇的事迹，我们就仿佛听见了那‘李勇要成千百万’的雄伟歌声，仿佛听见那些人民英雄们在召唤敌寇的吆喝声：‘小子们，上来，给你一枪’！”论用充满激情的语言描绘到：“那些充满着英雄气概的敌后人民，是会拿出这神奇的事实来给你看的：对拥有近代化装备武器到了牙齿的日寇，他们是这样的斗争着，无情的予以消灭。对打起‘剿共’旗号的汪记伪军，他们将这些丑类杀得片甲不回。他们的英雄，是应该歌颂的。”[23]《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系列的社论如：《打击敌人在敌后》、《迎接‘七七’坚持敌后斗争》、《保卫冀中坚持平原游击战》、《我们始终同老百姓在一起》等，从战略战术上论述了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在日军强大，八路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八路军只能进行敌后游击战，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在敌后打击敌人的正确性，进一步提高八路军、新四军、民兵、自卫队等全体指战员和战斗员，深刻认识并自觉运用这一战略战术，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扩大自己的实力。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曾赞扬过中国的游击战争，指出在第二次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 　　抗日游击战争，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八路军、新四军等主力兵团为骨干，有敌后各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因此它具有深远的计划性、广泛性和持久性。抗战时期的“时评”为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宣传作用。 　　六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国民党的一些主要当权者始终没有放弃反共方针，但是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官兵坚持了抗日的立场。在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作战的战场上，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世界法西斯阵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正像聂荣臻元帅所说的：“许多为民族独立而英勇殉国的国民党爱国将士的精神，与在抗战期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而壮烈牺牲的无数共产党员、我军将士和人民群众一样，仍然令人崇敬不已。”[24]对正面战场的评述，《中央日报》数量较多，《解放日报》与《新华日报》也有相当数量的评论，对国民党军在对日战斗中取得胜利，或收复失地，或阻截日寇，基本能如实反映，《大公报》则是满怀如焚的焦急，发出了“在大艰难中作大努力的期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牵制盟国军队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地和空中的威胁，由驻华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阿南惟畿纠集12万兵力，于12月24日发动了第三次长沙战役，中国军队取得胜利。这是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同盟国一连串失败中的第一次大捷，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有力地支援了南洋英美盟军。长沙大捷后，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指出：中国军队对于残忍侵略者的抵抗。唤起了美国人民和一切其它爱好自由的人民最崇高的赞扬。中国武装与非武装人民在将近五年里实行坚决的抵抗，以反对在装备上远为优越的敌人，他们面对巨大的差异所表现出来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其他联合国家的战斗人员与人民全都受到激励。《中央日报》的社论《长沙大战与太平洋》，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长沙大胜对中日战史的重大影响，指出：“唯有中国军队攻击日寇最为积极。”[25]《新华日报》发表的短评《长沙会战》，对前方英勇将士在祝捷并致慰问之余，不忘提醒：“敌人此次犯湘，这证明虽已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其积极进攻中国的方针，是决不会变更的。因此，残酷的战争，还在前面，敌人还会在其他战场发动新的攻势，我们要闻胜勿骄，闻败勿妥，警觉敌人新的阴谋！”[26] 　　1941年正面战场上共进行了4次较大的战役，即豫南战役、上高战役、中条山战役和第二次长沙战役，其中除上高战役外，国民党其余三次战役皆失败。1943年冬，日本侵略军进攻常德城，国民党守军第74军57师与之进行了拉锯式的殊死搏斗，进行震撼世界的常德抗日会战。这次会战，歼灭敌军1.5万人，国民党军亦牺牲惨重，伤亡5万人，终于将日寇击退。此后，在鄂西、广东、闽浙、湘北以及豫湘桂等战役中，由于国民党主要当政者在军事上奉行观战、避战的消极政策，因此，虽然一些守军进行过英勇的抵抗，但并未能顶住日军的进攻，一些本应打好的仗也都遭到了失败。 　　《中央日报》先后发表《浙赣大捷的意义》、《常德大会战的胜利》、《黔边之战》等多篇社评。《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辛苦了 鄂西的英勇将士们！》，对鄂西将士们的英勇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发出诚恳的慰问和鼓励。社论中说：“辛苦了，鄂西的英勇将士们！是你们的血肉头颅，粉碎了敌寇‘摧毁四川门户’的企图，扑灭了敌寇的‘万丈凶焰’，把敌寇数万之众‘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是你们的英勇牺牲，坚韧作战，收复了鄂西祖国的领土，保障了后方的安全。……我们要乘胜追击，要主动出击，不要放松一步，不要懈怠一刻。只有积极战斗，才能打击敌寇。我们以最热烈和崇高的期待，寄予更多更大的胜利。”[27]《大公报》发表的题为《感激衡阳守军》的评论文章说：“我们真感谢衡阳守军！……他们以必死决心，作浴血战斗，抗住了敌人的凶峰，昂扬了国军的士气，安定了全国的人心，更坚定了上下一致的信念。”[28]《在大艰难中作大努力》一文中，希望各方齐心，共同奋斗，以扭转颓势，挽回败局。[29]1944年国民党军队大溃退后，《解放日报》先后发表评论《长沙失陷后的危机》、《豫湘桂战役为什么会失败？》、《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等文，论述对局势的看法，表现了对形势发展的担忧，以及对国民党政府的愤懑。《新华日报》1944年先后发表《先下手为强》、《争取主动出击》等社论，鼓励我国军队抢先制敌，打退敌人的进攻。 　　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我根据地实行“分割”、“蚕食”和“三光”政策，同时在占领区，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中亲善”等奴化思想。日本侵略者毁灭我国的文化机关，焚毁我国的民族典籍，屠杀与监禁爱国知识分子，建立汉奸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妄图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泯灭民族爱国思想。 　　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奴化教育，揭露敌人所谓“中日亲善”、“王道乐土”的欺骗宣传，各抗日团体和机关，采取多种形式与敌人进行斗争。《战斗生活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报刊刊载多篇评论文章，阐明殖民主义教育的内容及危害，揭露日本和西方操纵东北教育的险恶用心，批判殖民主义教育的各种谬论，充分发挥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舞士气，从政治上打击敌人的作用。如《新华日报》刊登蒋旭初的《寇蹄下的中国学生》评论文章，通过举例详细描绘了日寇卑鄙的文化奴役华北的情形：“敌人在华北对于知识分子思想的侦查，除了各机关设立种种制度外，更用一种可怕的密探方法，在每阶层每一个角落里都有秘密警察可以随时地摇身一变，自称为‘特务’。”文章形象地将其比喻为‘特物’——他是无冕皇帝，他是任何小民不敢慢待的，这些“特物”劳力，固然要几条人命不费吹灰之力。并揭示所谓新民会其宗旨完全是些复古的理论，含毒的奴化，蒋先生最后感叹：“看来这亡国奴的生命那里谈得上有丝毫的保障啊！”[30] 　　1943年2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是索还血债的时候了》的评论，文章指出：日寇对知识分子迫害和对中国文化摧残的暴行，罄竹难书！ 日寇逮捕燕大教授马叙伦先生和烧死辅大陈庚甫等三教授的罪行，在已经是血泪斑斓的旧债上面又加了一重更大更重的新债。这就是法西斯，这就是“东亚共荣圈”内的“新秩序”，这就是日寇的“皇道”“文化”，这就是用指挥刀来执行的所谓“思想肃正”运动的“军功”！社论深刻揭露了敌人的罪行并表达出中国人民的愤恨和决心。[31]在《注意日寇的文化攻势》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寇沦陷区的所谓‘文化政策’，是要使我们亡国灭种的奴化政策，是企图彻底消灭我国民族文化与爱国思想的愚民政策。他们统制了全部的新闻与杂志，沦陷区域十岁左右的小学生已经都能自由地讲日本语了，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情。我们应以文化对文化，拿起我们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武器，来粉碎敌人的文化攻势！[32]在《中央日报》，《敌寇罪行的调查》评沦中，通过调查揭示了日寇对中国文化方面的罪行比其他方面更为毒辣：敌寇的残酷和暴虐，远超出文明国国民想象所能及的程度以上，日本军阀自战争开始以来，凡是足以毁灭我们民众的人间性和民族性的行为，他们无不尽力的实施。他们不独破坏我们民众的经济生活，并且摧残我们民众的文化生活。而其对于文化方面的罪行，更比其他罪行为毒辣。文章希望前线的军民同胞，对战地寇军的罪行，搜集材料，作成记录，陈述于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以为将来惩处敌人罪行的参考和佐证。[33] 　　总之，以报刊评论为主题的抗战“时评”，是争取民族生存、鼓励人民前进的号角，是前方战士可歌可泣斗争事迹的忠实报道者。它以犀利的笔锋鼓舞着抗日的士兵与民众，将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凝聚起来，使日本法西斯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动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以惨败而告终，抗战“时评”给人类反法西斯战争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篇章。 　　收稿日期：2007-06-09 上一页1下一页 跳转分页阅读 原文参考文献： [1] 大战关键在太平洋[N].中央日报，194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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