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资料室主任宁树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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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鲁西南民间智库(鲁西南乡村公益图书馆) 2016-11-12 09: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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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南民间智库 (鲁西南乡村公益图书馆) 2016-11-12 09:31:41

    新闻史学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宁树藩逝世

    2016年03月06日 22:28
    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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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新闻史学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宁树藩逝世

    又一位新闻传播学界大师远去。

    3月6日晚,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悉:新闻史学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宁树藩于3月6日上午8时2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

    1920年出生的宁树藩是安徽青阳人,1941年就读于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外文系,1943年转学到广东坪石中山大学外文系,1946年毕业后回到安徽,在中学执教,他曾担任《徽州日报》副刊《文艺之家》主编。

    公开资料显示,1949年,宁树藩来到刚解放不久的上海,进入华东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入复旦大学执教,从事中国近代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55年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1986年被评定为博士生导师,历任复旦大学图书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资料室主任、《新闻大学》编委,曾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此外,宁树藩还曾参加《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史》、《新闻学简明辞典》编写工作,并主编《新闻学基础》。

    “我这个人呢,就是不断思考,不断深化。”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网站一次访谈中,时年89岁的宁树藩说,“我认为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做学问不能浮躁,把手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个解决。浮躁不行的,必须一层一层地不断地深思下去。这样的话,最后才能得到真理。而且这个真理的追求也是没有止境的。”

    2015年,宁树藩和甘惜分、方汉奇一同获得首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终身成就奖”。

    “中国新闻史学会”微信公号2015年年末的一篇文章指出,宁树藩是中国新闻史领域的权威,在新闻理论方面也积极探索,并颇有建树。作为国内首先提出对陆定一“新闻定义”做修改的人之一,他从新闻史的研究中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新闻作品是信息的载体,不是信息。

    上述文章称,在研究“信息观念”过程中,宁树藩敢于突破陆定一的定义,并不断深入探索。他首先在《中国近代新闻文体的演变》讲稿中指出:“新闻特性就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新近信息。”1984年他又在《新闻大学》上发表文章《论新闻的特性》,对信息观念进一步发挥。1987年发表《新闻定义新探》,正式以定义的形式,将这一观念确认了下来。

    而在1997年退休后,宁树藩教授还是“闲不下来”。

    “他晚年最大的乐事是带好研究生,年逾七旬仍然奋战在教学的第一线。”上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文章称,宁树藩带研究生的指导思想是想办法使他们的脑子开动起来,让他们经常处于一种积极的思考状态。而且,他还注重培养弟子的学风和职业品德,教育他们写文章不要轻易下全面结论、进行全面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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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南民间智库 (鲁西南乡村公益图书馆) 2016-11-12 09:32:48

    复旦新闻系教授回忆导师宁树藩:那一代学人的单纯美好
    原文链接:(http://cul.sohu.com/20160309/n439876419.shtml)
    2016-03-09 18:02:30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陆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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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树藩先生肖像。
      宁树藩先生肖像。
      1990年秋天,我第一次来复旦,参加新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一共三门考试科目:基础课英语和哲学笔试,专业课新闻史论面试。面试的两位主考老师,便是新闻史大家宁树藩先生和丁淦林先生。考试地点在文科楼三楼,当时的新闻学院资料室。考生抽签随机得到考题,有一点时间准备,然后口头作答,再回答两位先生的提问。
      我完全不知口试规则,没带任何参考书,便表示不需要时间准备,抽完签直接回答好了。结果,先抽到一题评述五卅运动和苏报案。我竟然对两位先生说,苏报案有一些基本事实我忘记了,无法述评,当然我也可以按一般套路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政治影响、社会影响扯一通,但我觉得意思不大,既然博士生考试强调考察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可否容我换一题。如果我还是连基本事实都不清楚,那么说明我专业积累太差,也就无需继续面试,自觉退出就是了。两位先生竟然应允了。这一回抽到的是述评延安整风和《解放日报》改版兼论新闻的社会功能,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说这个问题我有一些思考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宁先生和丁先生。
      几个月后,我收到复旦的录取通知书。1991年9月开始在宁先生门下攻读新闻学博士学位。我后来才知道,除了两位先生天性宽厚,极大地容忍了我的年轻鲁莽,更是因为两位先生对后辈一向关爱有加,总觉得考试制度太教条,他们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有志从事学术研究的年轻人更宽松的自由发挥空间。不过,后来好多年过去了,丁先生看到我,有时还是会忍不住摇摇头:你究竟有没有读过硕士,有没有好好学过新闻史啊?苏报案都不记得了。宁先生则哈哈一笑: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人各有志,不必勉强。
    三年博士生学习,宁先生给了我们严格的学术训练。
      三年博士生学习,宁先生给了我们严格的学术训练。
      这其中有史学严谨的考据传统:曾有整整一个学期,我们同届的四位博士生,吴永和、曾建雄、朱辉和我,几乎所有课余时间都泡在学校图书馆,按宁先生要求仔细爬梳1874至1884十年间《循环日报》的版面内容——这批宝贵的微缩胶卷,由宁先生指导的第一届两位硕士生之一高冠钢,在国外访问期间几经周折购得(另一位师兄则是1980年代末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唯一的传播学著作——麦奎尔和温德尔合著《大众传播模式论》——的译者之一,武伟)。后来曾建雄以《循环日报》上王韬所撰写的评论为题,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出版专著《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我的新闻史作业写的是1868年创刊的传教士报纸《万国公报》如何报道“夷之奇淫巧计”,宁先生唯一的要求是:言之有据。
      除史学训练外,宁先生也非常重视和鼓励我们以媒介社会学路径来观照新闻生产。这也是复旦新闻很早就延续下来的研究传统——复旦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生高冠钢,论文写的是《论美国新闻学的若干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变》。我曾跟我的一位学生、去年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的李绿洲说起这一研究脉络,她非常惊讶:“1988年!复旦学长就已经在研究客观性和新闻专业主义了!跟专事该领域研究的美国新闻学者丹尼斯·哈林同时起步啊!”由于种种原因,高冠钢博士答辩后论文未能正式出版,宁先生一直深感遗憾,认为这其实是当时国内新闻生产研究极为领先的成果,可惜未能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我博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美国新闻业“客观性法则”的历史演进》,是宁先生的课程作业,也是高冠钢博士论文的延续。于我,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我从这个作业开始学习做研究:怎样进行文献回顾,怎样界定和阐释理论概念,怎样搭建研究逻辑。每完成一稿,宁先生都会认真读过,反复追问:究竟什么是“客观”?哲学意义上是怎样的?新闻业的约定俗成又是怎样的?理念上如何?新闻业务的操作实践上又如何?与美国报业的发展脉络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哪些社会因素产生了影响?怎样发展变化?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的想当然,每一个论点,都要有扎实的材料和严密的论证逻辑。
    宁树藩先生手稿。
      宁树藩先生手稿。
      说起来,宁先生这一辈学人,令人感受最深的是那种做学问的纯粹状态。我的同事孙玮教授从事新闻学概论教学超过25年,她常感慨宁先生的新闻思想,源自他的天真无邪,赤子之心。比如他在1980年代提出“新闻是信息而非报道”,是对“文革”期间新闻“阶级斗争工具论”的重要反思。和许多前辈学者一样,宁先生虽历经磨难,大风大浪,却一直以单纯之心做学问,是因为先生坚信学术的独立价值,从不为一时的政治风潮所动,也不为任何功名利禄所惑,这是最珍贵的知识分子传统。宁先生曾提起,即便在“文革”期间非正常的社会情势之下,所写文章也是依材料运笔、据事实说话,而非追风之作。由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宁树藩文集》收入《严复的政论、办报和译书活动》一文,虽是“尊法批儒”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报纸约稿,但仍依托于复旦新闻系和历史系所藏极为丰富的严复史料而成,多年后选入文集时仅有几处文字删改,内容完全经得起历史检验。
      王中先生因“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党报也有两重属性——工具性和商品性,要在商品性基础上发挥工具性”、“满足人民需要是办好报纸的根本”等学术思想在1957年的“反右”中遭到批判,宁先生对王中先生坚持学术真理的勇气非常敬佩,对其晚年境遇亦十分同情。从我到复旦念书直至王中先生离世,我记忆里宁先生几乎每周都会从他政肃路复旦第七宿舍,走去国顺路第九宿舍王中先生家,常常一去就是整个下午。
      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件小事。一是某天宁先生要去探望王中先生,我说我从未见过王先生,能否带我一起去呢?宁先生迟疑良久,最后说,我希望你永远记住的是王中先生正当盛年时照片上的样子:着长衫,拿香烟,风流倜傥,目光如炬,铁骨铮铮。
      二是有一次宁先生从王中先生家回来说,他带了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新闻研究资料》去给王先生看,里面有暨南大学蔡铭泽教授的文章《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其中写道:在批判会上“奇怪的是被批判者为了顺利‘过关’,往往自我丑化,对所揭发的问题,无论有无一概承认。一直不承认‘错误’的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宁先生将这段念给王中先生听,王先生嚎啕大哭。为此宁先生唏嘘不已,此后反复跟我讲,我们这个学科,没有学术积累,很多所谓争论,其实早有共识,却一而再再而三因政治气候所迫反复无常,就像王中先生的新闻观念,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正确的,不仅那时候被批倒批臭,到今天我们还是无法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研究,还要时不时回到过去,反复纠缠那些根本就不是学术问题的问题。
      宁先生一直想对国内的新闻理论做一番系统梳理,将新闻学的基本问题正本清源,以便打好学科基础、有所积累、继续发展。我入校时先生试图将这一选题交我作博士论文,我那时兴趣在中国电视新闻改革,也自知对新闻理论基础欠缺、力有不逮,未能担此重任。1994年先生74岁高龄,招收了最后一名博士生沈莉。作为宁先生的关门弟子,沈莉在先生指导下系统梳理了国内三十本新闻学概论教材,以《中国新闻学原理建构的宏观考察》为题完成博士论文,入围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最后一轮,虽抱憾未能最终获奖,但宁先生还是很欣慰,倒不在于他第一次拿到了研究生院颁发的几千块导师奖励,而是这一冒着“得罪”诸多同行的研究成果所获得的学术肯定。惜沈莉博士英年早逝,论文最终未能付梓正式出版。不过,沈博士1998年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同题论文,迄今仍是研究中国新闻理论绕不过去的重要文献,也算是对先生有所安慰。
    复旦新闻系教授回忆导师宁树藩:那一代学人的单纯美好
      宁先生非常重视拓展学术视野,对探求新知始终抱有强烈单纯的好奇心。宁先生曾说他思考“新闻是信息”时,完全没有机会读到过信息论、控制论,而是自己从新闻史的故纸堆里产生的独立思考。记得先生说,如果你说新闻是主观的、是有阶级性的,那么为什么关在白公馆的共产党员可以通过国民党的报纸了解到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消息,江姐开始绣红旗?说明不管共产党的报纸还是国民党的报纸,这里面有个内核,这就是信息,是不以党派和阶级性而转移的。在1980年代后期,多学科的海外社科著作开始引进,先生读到信息论、控制论,读到传播的路径和模式,非常开心,觉得只要尊重史料、尊重事实,一样可以在学理上与这些西方理论殊途同归。
      记得我曾跟先生纠缠,举出一些例子说有些报道里面根本就没有您说的信息内核。先生大怒,忿然拍案而起:没有信息那算什么新闻!那根本就不是新闻!那是宣传!不是新闻!!先生将新闻学从学理上区分为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报学),认为传播学研究信息总体,本义新闻学研究新闻信息,传播学给本义新闻学“输血”,以新闻的信息观念、按新闻自身规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思路,为本义新闻学营造了学理追求的空间。记得我在博士二年级时,就在宁先生的课上读完了包括拉扎斯菲尔德《人民的选择》在内的传播学经典文献。
    宁树藩先生的国立中山大学毕业证。
      宁树藩先生的国立中山大学毕业证。
      宁先生讲话虽有浓重的安徽口音,但毕竟有着年轻时求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外文系的功底,阅读英文文献于他并不是什么难事。1987年7月,宁先生出席了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举办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工作坊,他大概是国内除年轻的传播学者如郑北渭、陈韵昭之外,率先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老一辈学者。那次会议的合影里有美国著名传播学大家施拉姆和罗杰斯,中国学者只有宁先生与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主任的朱立教授。之后,先生指导的博士生裘正义赴东西方中心访问,回国后完成了博士论文《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并于1993年由群言出版社出版,这应是国内最早的发展传播学的经验研究成果。
    1987年夏威夷大学“传播与社会变迁”工作坊合影。
      1987年夏威夷大学“传播与社会变迁”工作坊合影。
      当然,宁先生更感兴趣的议题始终是新闻学。1994年宁先生再度访美,在武伟陪同下,专程赴密苏里新闻学院拜访了出生于1905年、曾任院长近二十年、当时已退休的Earl F. English教授,二老相谈甚欢。武伟回忆说,当时两位老教授就已经认真讨论了新媒体有可能会对传统媒体和新闻学研究产生的影响。记得有一次魏永征教授来访,师母出门买菜,叮嘱我说宁老师最近身体不好,你看着他们点,别一讨论起学问就没完没了地激动。结果,几小时后师母回来,进门就说:我隔着几层楼就听到他们俩哇啦哇啦,不是叫你看着他们点么?我说我也没办法啊,他们俩一聊起新闻法、新闻伦理就成了这个样子。若干年前,我院一次学术论坛期间,几位老友,南京大学段京肃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潘忠党教授等等,晚上相约去探望宁先生,刚一坐定,师母为每人沏上一杯老家碧绿清香的安徽毛峰,先生就开口了:你们每个人最近都在做什么研究啊,给我讲讲吧。又说,小潘啊,美国新闻学研究这些年有什么进展?关于“新闻”啊、“客观性”啊这些基本概念有什么新的看法?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如何?你有什么见解?美国报业遇到哪些问题?……就这样,一晚上时间飞逝。我们怕先生太累,然而先生兴致很高。临走,先生送大家到门口:下回再来啊,你们给我开阔了眼界,不然我思想就僵化了。
      宁先生手头有一册国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史著作,里面提到一份叫做《广州纪录报》的报纸曾出版过号外。这份创刊于1833年的报纸,被新闻史著作教材认为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纸。然而宁先生说,别说号外,国内新闻史研究者似乎没有人见过这份报纸。2000年,我赴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访问,先生说:你能不能在伦敦停留一两天呢?大英图书馆可能藏有这份报纸。果然我查阅到了这份报纸的微缩胶卷,花了几乎一整天时间一页一页看过来,终于找到了那份号外,也就是现在发现的中国报纸最早的号外,内容是东印度公司与清政府谈判破裂,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利益强烈辩护。我复印了这份号外带回来,宁先生非常欣喜,说这么宝贵的史料,整个微缩胶卷你都应该买下来啊。2002年秋天,宁先生赴广州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特地嘱我将这份号外的复印件装裱一番,送给了暨南大学新闻系。
    宁树藩先生的部分编著著作。
      宁树藩先生的部分编著著作。
      宁先生天性善良宽厚慈悲,对后辈学人非常关注,只要看到好的学术成果,总是不吝溢美之词,烂漫得像个孩子。记得我在读博期间,某天宁先生很兴奋地拿出一叠厚厚五百格稿纸给我看,说刚读完一位陌生的年轻学者请他过目的书稿。我问:您看完了怎么评价呢?先生给了六个字:此生大有可为。这位年轻学者叫黄旦,这部书稿就是1995年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宁先生欣然作序的《新闻传播学》。
      又一次,先生忽然问我,《南方周末》一位叫刘小磊的记者你熟悉么?我说我知道他,但并不认识。先生说好遗憾啊,我也不认得他,他给我写信说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难能可贵啊。这部译著200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曾跟先生提起,看到网友评价这本比另一出版社另一译者的版本要好得多,先生笑眯眯,反复说:难能可贵啊,难能可贵。
      对于很多年轻学生,宁先生也非常非常容易亲近的。多年前我的一位硕士生陈立斌,曾帮宁先生校对过文集书稿,毕业之后时不时相约三五年轻朋友去先生家里小坐,新年也会给先生寄贺卡拜年,宁先生很是欢喜。陈立斌给我看过他在岁末新年收到的先生和师母的手书贺卡,语气极为尊重,很难想象这是一对年近九旬德高望重的老学者夫妇,写给他们学生的学生的。2013年夏天,我与我的博士生楚亚杰一起去宁先生家,先生问了楚楚的博士论文,说你做网吧研究这是我不了解的啊,你们年轻人真好,可以接触和研究很新的东西。那时候先生正忙于他的地方比较新闻史研究,手边堆满大摞大摞的文献,借助放大镜修改文稿,还说楚楚你去清华大学做博士后,应该会学到很多复旦学不到的新东西吧,以后回来你要记得来给我讲讲。
    宁树藩先生毕业照。
      宁树藩先生毕业照。
      2015年整个暑假我都在国外,记得6月12日,我临行前去宁先生家里,用手机替先生和师母拍了几张照片。那是我最后一次替先生拍照。我很后悔那天没带单反,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
      二十五年前,我走进复旦考场那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很庆幸能在复旦遇到这么好的先生,也总是生怕自己稍不努力就辜负了他们。如今丁先生和宁先生都驾鹤西去了。我始终记得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几位同事在宁先生家,看到丁先生满头大汗拿着几页旧报纸敲门进来,说宁老师你要的那些个史料我帮你找到了。两位老人悉悉索索埋着头,翻看那几页旧报纸,你一言我一语讨论了老半天。
      黄旦教授后来在我们的“中外新闻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暑期学校”开学典礼上讲过这个故事:酷暑,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学者,顶着烈日,来给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学者送几份史料。他们这一代学人,那些真知灼见,就是这样一点点扎扎实实从故纸堆里产生的。他们走了,复旦新闻学研究史论结合的这一脉传统就断了,那一代读书人学术就是人生、学者的方式就是全部生活方式的单纯美好,也被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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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南民间智库 (鲁西南乡村公益图书馆) 2016-11-12 09:34:04

    宁树藩:此生不止 探索不已
    2009年10月23日 16:05
    来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作者:文/封继承 采访/封继承、顾炜程 选稿:裘颖琼
      【简介】

      宁树藩,安徽青阳人。1941年就读于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外文系,1943年转学广东坪石中山大学外文系,1946年夏毕业。曾任《徽州日报》副刊《文艺之家》主编。1955年起,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事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校图书委员会委员、系务委员会委员、系资料室主任、《新闻大学》编委、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系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新闻事业分支副主编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曾参加《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史》、《新闻学简明辞典》编写工作,并主编《新闻学基础》。曾获上海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优秀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著有学术论文教十篇。

      走上学术之路

      生:宁老师,您是安徽青阳人吧?能和我们说说您年少时候的读书经历吗?

      宁师:对,我是安徽青阳人,1920年生的。那时候家里经济情况比较好,在我6岁的时候,家里为我请了个秀才,教我《四书五经》,当时就是背啊,读不懂啊,是很传统的旧学。这样的学习一直持续了10年。现在看来,那时候的古文学习经历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特别有好处。16岁那年,我上了新学堂,在当时的青阳初中,我成绩很好,尤其是外语和数学,经常拿全校的第一名,语文也不错。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搬到山区,我就没有去了,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写诗,并且经常在《前线日报》上发表文章。后来转到黟县的复旦附中读书。那个中学是当地一个复旦毕业的校友,经过复旦的准许开的新式中学,我和复旦的情缘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到复旦附中,一下子从初二上跳级到高一下,很多东西都没有学过,成绩也很好,尤其以外语成绩为最好。当时学校有保送名额,高中毕业后,我就成为保送的5个同学之一,保送到了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外语系。浙江大学当时的学风很好,我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大学时光。因为战事,学校被迫搬往贵州,我在随学校搬迁的途中,经过广州中山大学,碰到了当时在那里学习的旧时同学,他们劝我留在中山大学继续读书,当时我自己也不太愿意去贵州遵义,所以就留在中山大学继续读书。中山大学的学风没有浙江大学严谨,很自由。我在那里开始写作,写诗,很多文章在报纸上发表。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被迫外迁,我于是步行回安徽。在家乡教了半年书,一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才回中山大学毕业。毕业后又回安徽教了3年书。

      生:你什么时候到复旦的?

      宁师:解放以后我来到了上海,当时想一定要去从事革命工作,就去华东革命大学接受培训。这所学校是专门为党培养干部的地方,经过几个月培训后分配到大西南。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有个指示,上海的建设不需要留一些人才吗?因为我读过大学,学的又是外语,算是层次比较高的,组织上就把我留在了上海。1950年到复旦大学。刚开始教政治课,从事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研究。从50年到55年,我扎扎实实地读了5年马列著作,把马列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从头至尾认真梳理了一遍。这五年的马列学习,也是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很有帮助的。所以我感觉现在很多人对学马列兴趣不大,其实是不明智的。

      生:那你后来又怎么转到从事新闻史研究上去的了呢?

      宁师:我的成长和王中教授是很有关系的。当时他刚来复旦大学做新闻系主任。有一次我们政治课请他做报告,同他聊天,聊天当中他对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说,我们新闻系缺从事现代新闻史方面的老师,你又是从事现代革命史方面研究的,不如来我们新闻系吧。就这样,经过他的努力,1955年秋,我就半路出家,来到新闻系从事现代新闻史方面的研究。在王中教授的支持下,我全力以赴,对新工作积极性很高。刚来一年,我就写了1.8万字的专业论文《中国工人阶级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在《复旦学报》上发表,还得到了我国出版界老前辈张静庐先生来信鼓励,更加增强了我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信心。研究历史,史料为先,当时做得最多的一项工作是整理史料。我经常去上海街头的旧书摊碰运气,去摊主私家旧书报库选购,现在复旦新闻学院资料室很多珍贵报刊就是这么获得的。

      生:解放不久,百废待兴,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系,复旦新闻系的新闻史教材修订对当时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宁师:对,1959年到1963年夏,我们的教学活动进入正常时期后,我的主要工作就转到新闻史教材的修订上来了。当时我参与编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这本书源自于高级党校编的《中国现代报刊史》,这个稿件五章中的1、3、5章为新调到我们系的丁树奇、李龙牧两位教授写的。当时系里面决定重写2、4章。我分工写第2章。虽然只有一章,但是我感到任务繁重,便全力以赴,写成8万多字。1962年由复旦出版社付印。当时没有出版,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新闻史教材中最早的一本。这期间,我还参加了《辞海》中国新闻史条目的撰稿工作。

      新闻是信息

      生:文革后,您除了新闻史方面的研究之外,在新闻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当时怎么兴趣一下子又转到理论上来了呢?

      宁师:我想这受王中教授的影响比较大。文革后,王中教授平反,恢复了复旦新闻系主任。当时复旦的新闻理论讨论十分活跃,我因为多年学习马列理论的缘故,也经常参加讨论,兴趣很大。我当时和王中讨论,如何改变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沉闷状态。他建议我可以把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统一起来研究,这样既有利于突破斗争史的束缚,也可以使三者相互促进。于是我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首先从新闻业务着手,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报刊业务变革概述》的文章,1982年,还为新闻系短训班开设了《中国近代新闻文体的演变》课程。

      生:您著名的“新闻信息观念”就是在这次短训班的讲稿中提出来的吧?您也是首先国内对陆定一“新闻定义”做修改的人之一,“信息概念”的突破,在当时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

      宁师:我在《中国近代新闻文体的演变》讲稿中指出:“新闻特性就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新近信息”,信息观念虽然表达还不明确,但是是国内第一个提出的,之前我们都是遵从陆定一的新闻定义。接着,1984年我又在《新闻大学》上发表文章《论新闻的特性》,对信息观念进一步发挥。1987年发表《新闻定义新探》,正式以定义的形式,将这一观念确认了下来。现在信息观念已经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可是在当时,谁要去反对陆定一的定义,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学术研究,首先应该归根溯源,仔细探究定义的真正含义。其实对于“新闻”一词,学界一直未能区分“新闻”(信息)与“新闻作品”(信息载体)。

      文化大革命前,我的思想还是左的。主要的问题是“唯上”,上面一个指示就跟着走,缺乏独立的学术思想。文革后我就渐渐有想法了,我称之为一个口号:“实事求是”。你说,文化大革命前,我反对“实事求是”吗?相反,我非常尊重“实事求是”。当时实事求是在脑子里面怎么确立起来的,真正理解吗?不理解啊。上面一个口号,一个指示,就把它引用的文章中,那不是真正的从实际材料出发,不是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考虑问题,那是唯上唯书。口头上讲不要唯上唯书,实际上脑子里还是唯上唯书的,这个自己不知道啊。我不是用实事求是来指导我的工作,而是用马列理论,毛主席教导等教条来指导的,它们才是我最高的原则。应该来说,“实事求是”才是最高原则。这一点,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才体会到。以前的左是萌芽状态的,自己没有意识到,是文化大革命把这些左无限放大,很清楚摆在你面前——是错误的。所以虽然说文化大革命是很坏的事情,但对我思想解放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可以说,我实事求是治学思想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才真正总结树立起来的。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我们搞学术,要不要为政治服务呢?我们搞学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应该的吧。所以在选题的时候我会考虑,这个题目对当前建设是不是很帮助。但是搞研究的最高原则是实事求是,其他不管,不考虑什么服务。如果这个服务,那个服务,那还搞什么研究呢,谈什么求是呢?即便服务,那也是站在科学的角度来服务。所以我把求是当成最高原则,我现在就是这样。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够研究出问题的真知,至于是不是发表,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思想上有了很大突破,过去不敢。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陈独秀与新青年》,首先给陈独秀平反。这个谁敢啦?当时我写的时候大气候是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啊。我把材料一看,反复比较,我得出结论: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谁是马克思主义者啊?我就敢写。当时讲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恐怕我是第一个人。这篇文章后来马上被北京《新华文摘》转载,如果不是经过思想解放,我敢这么写吗?前不久我看到有内部讲话还说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我看到的历史材料,我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谁是呢?

      还有一件事情,我给陆定一的定义进行修改。这个问题很大了。当时陆的定义在我们党里面是经典定义啊。我从新闻史的研究中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新闻作品是信息的载体,不是信息。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错得一塌糊涂。比方说,新闻有没有阶级性,这个很简单,新闻作为一种信息,是头脑外面的,没有阶级性。但是作为作品是可能有阶级性的。当时北京还有人辩论,新闻有没有可读性,我讲很简单,新闻是一个作品嘛,报道是传播信息的手段,不是新闻的本身。他们的错误就把新闻与新闻作品混淆起来了。当时《大百科全书》新闻卷开理论研讨会,我就提出要修改陆定一的新闻概念,当时没有人支持啊,还是用陆定一的概念。不过把我的信息观点作为补充附在后面。接着,1984年我又在《新闻大学》上发表文章《论新闻的特性》,对信息观念进一步发挥。1987年发表《新闻定义新探》,正式以定义的形式,将这一观念确认了下来。现在信息观念已经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可是在当时,谁要去反对陆定一的定义,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学术研究,首先应该归根溯源,仔细探究定义的真正含义。其实对于“新闻”一词,学界一直未能区分“新闻”(信息)与“新闻作品”(信息载体)。

      新闻学名实不符

      生:除了“信息”观念之外,您的“两个新闻学”的观点也影响非常大。1994年,您在给黄旦的《新闻传播学》序言中,首次提出了新闻学的名实矛盾问题。

      宁师:我认为,一个学术研究要讲究概念的准确,这是起码的要求。比如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它们都是以研究对象来定义的。比如你研究经济学,是以经济为对象的。历史学,是以研究历史为对象的。“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新闻”,你说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新闻学是这样子吗?现在的新闻学是以报纸为研究对象,报纸里面,新闻是主要研究对象,但是还有评论,还有副刊文学,还有其他东西,还研究媒体经济,研究怎么挣钱,这些东西用“新闻学”怎么能解决呢?它应该是“报学”,十九世纪的普遍说法都是报学,如《论报馆有益于国是》等等,当时“新闻学”这个名字没有啊。“新闻学”这个名词来源于日本。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修改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有100多年之久,已经约定俗成了,只好承认它。但是科学上我们要区分它,回答它。现在我们用“新闻学”这个词,但是这个“新闻学”应该是广义的新闻学,不是真正的以研究新闻为对象的,它的研究对象比较庞杂。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得实事求是。一个科学对概念都不管,还叫什么科学,“新闻学”是什么科学,它可以对基本概念错乱都不顾。

      实际上我认为:新闻学有两种,一种是本意新闻学,还有一种是现在我们的概念,是广义新闻学。这个一定要分清楚。这种混乱其实反映出很多的问题。一是我们的学风问题。没区分清楚还可以通行,为什么大家都接受呢?有人就说,那没有关系嘛,我们评论也和新闻很有关联嘛,副刊文学也同新闻也很有关系嘛。那我问你,有关就等同吗?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广播电视出来以后,纷纷向“新闻学”挑战。本意“新闻学”不能涵盖现在的广义新闻学所研究的所有内容,把“新闻学”无限扩大是不行的。一个概念的错误总归要受到惩罚的啊。现在矛盾爆发了,新成立的哪有叫新闻系的?都叫什么传播系,传媒大学。拿新闻涵盖一切的时代过去了,现在用模糊观念来解决问题行不通。另一个问题是:怎么来研究“新闻”?现在普遍都是在报学里面研究,始终不能把“新闻”提出来,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来研究它。因此,就很好回答我前面讲的,我们为什么“新闻”与“新闻作品”不能区分这个问题了。之所以你不能区分“新闻”与“新闻作品”,是因为很大原因上你把新闻、新闻作品放到“报学”里面来研究,跟着实践跑,始终不能把“新闻”抽出来,作为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来研究它,这样就始终不能了解“新闻”与“新闻作品”的区别。思考到这里,我把“新闻定义”和“新闻学名与实”的矛盾这两个大的问题在这里“会师”了,当时我很开心。“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学”,那时候我能感觉它,不能理解它。现在我从思想上把它们串起来了,考察的就是整个新闻学。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很严重,“新闻学”现在缺乏自己的理论体系,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我现在一直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学理追求。我感觉,新闻学研究应该有理论追求。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讲讲新闻史。把新闻史当成思想史来研究,是新闻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个观点王中教授也同意。比如说,“五四运动”中科学与民主是怎么宣传的,这是思想史,不是新闻史。研究新闻史一定要从新闻现象来考察。五四时期新闻的特点,不是科学与民主,它是背景。又比如说“《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方汉奇的《新闻史》中就总结论战有哪几条,这是新闻史吗?不是,这是思想史。又比如,“党报出现”这个现象,才是新闻史研究的大问题。党报宣传党的主张,正因为党报的出现,大论战就开始了。而革命和改良,则不是新闻史的问题,是党报出现带出来的。党报的出现和发展这才是“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所以说现在新闻史的研究是偏离主体的,但总的来说比过去要好。还以党报为例,大革命时期,老的党报消失了,新的党报出现了,党报的发展是一条线,用这条线串起来的啊。但是现在的新闻史没有这条线,很乱。当时我在新闻学院上新闻史这门课的时候,我有一句话:现在的状况是,把我们新闻史上的新闻现象打成无数碎片,拿来串一个政治思想发展的线条,而我们新闻史自己没有自己内在的线条。

      此生不止探索不已

      生:您的学生用“山高水长”来评价您的治学风范,您对自己是怎么看的?

      宁师:我这个人呢,就是不断思考,不断深化。我认为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做学问不能浮躁,把手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个解决。浮躁不行的,必须一层一层地不断地深思下去。这样的话,最后才能得到真理。而且这个真理的追求也是没有止境的。而且我还想,不但对我自己,还对有些老师提出要求,就是在前进的时候,你不要考虑我现在有什么优点,我现在还缺什么。任何人,包括所谓的鼎鼎大名的大师,都要思考,我现在还缺少思考。理论无止境,只有这样子才能真正做出学问。一定要冷静地思考:我自己还有什么不足,不要一有点小成就就不得了了。

      生:宁老师,您退休后应该闲下来,可以休息休息了吧?

      宁师:闲不下来。1997年我退休后,一直在进行研究。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还穷思苦想,始终离不开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的思考。2003年我出了一本《宁师自选集》,把我从事新闻学研究近50年来的代表作品选了进去,算是对我学术研究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但并不意味着停步。最近,我还在做一个项目,叫“中国革命根据地报纸分布研究”,这个要花很多功夫。我这个人有一点,我不马虎。比如“根据地出版的报纸”,我首先要弄清楚,根据地到底出版了多少报纸,我要把他们一个个地梳理出来,这要花多少力气啊,我一定要搞清楚。再看以后,为什么是这样的?比如江西报纸,根据地一共400种,江西要占200种,这是什么道理?要弄清楚。一个个报纸都要花时间,这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没有现成的答案。现在眼睛不行,看书要用放大镜看。他们说你要求太高了,我讲实话我眼睛看不见,但是不看不行啊。

      生:您作为新闻学院的老教师,最想对现在在新闻学院学习的学生说什么?

      宁师:对工作要热情,要做学者型记者、专家型记者,知识要广博。随时要注意积累。我们专业知识要学好,对当前的形势,对各种新的东西都要不断积累,并且要不断思考。还有,要自强不息。

  • 鲁西南民间智库

    鲁西南民间智库 (鲁西南乡村公益图书馆) 2016-11-12 09:35:21

    复旦教授宁树藩去世引多方缅怀:问道如赤子,滋兰奉丹心(图)
    原文链接(http://news.163.com/16/0307/22/BHJBM9JB00014AED.html
    2016-03-07 22:25:16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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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复旦教授宁树藩去世引多方缅怀:问道如赤子,滋兰奉丹心(图))
      “学者即思者,与退休无关,如此生不息,便探索不已;求识乃求是,同新闻有缘,以研究洞见,拓智慧天空。”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刘泱育在微博中为宁树藩写下了这幅挽联。

      3月6日上午8时23分,新闻史学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宁树藩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宁树藩教授
    宁树藩教授

      获首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终身成就奖”

      宁树藩,1920年出生于安徽青阳,年少时因家里经济条件较好,家里为其请了秀才,学习了十年四书五经等传统旧学,1941年就读浙江大学,1946年夏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外文系。1955年起,宁树藩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事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新闻事业分支副主编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等。

      “我这个人呢,就是不断思考,不断深化。”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网站一次访谈中,时年89岁的宁树藩说,“不但对我自己,还对有些老师提出要求,就是在前进的时候,不要考虑我现在有什么优点,(而是要考虑)我现在还缺什么。任何人,包括所谓的鼎鼎大名的大师,都要思考,我现在还缺少思考。理论无止境,只有这样子才能真正做出学问。一定要冷静地思考:我自己还有什么不足,不要一有点小成就就不得了了。”

      宁树藩在访谈中称自己“闲不下来”,“1997年我退休后,一直在进行研究。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还穷思苦想,始终离不开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的思考。2003年我出了一本《宁师自选集》,把我从事新闻学研究近50年来的代表作品选了进去,算是对我学术研究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但并不意味着停步。”

      对在新闻学院学习的学生,宁教授在访谈中也给出了真挚的寄语,“对工作要热情,要做学者型记者、专家型记者,知识要广博,要随时注意积累。我们专业知识要学好,对当前的形势,对各种新的东西都要不断积累,并且要不断思考。还有,要自强不息。”

      2015年,宁树藩和甘惜分、方汉奇一同获得首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终身成就奖”。

      “给予年轻人机会”

      “宁老师在1980年代编的一本《新闻学词典》,我曾经认真通读过,使我对新闻学的知识收益颇多。宁老师在文风上是非常严谨的,有一些学者写书时的空话、套话他的书里都没有,当然这也和他从事的专业新闻史有关,所以他写的东西都很扎实、很平实。”《经济日报》研究部副主任、著名新闻传播学者曹鹏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曹鹏并不是宁树藩的学生,但与他有着如同师生一般的情谊。

      曹鹏向澎湃新闻回忆,自己与宁树藩的第一次见面是1989年底1990年初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开会,晚上自己去招待所拜访宁树藩,“那天下雪,我等了很久他才回来,见面后我说自己是程门立雪,老先生听了笑了。”

      之后,曹鹏到上海调研,请宁树藩介绍他去《新民晚报》。宁树藩在办公室当场为他写了一封信给《新民晚报》当时的“一把手”丁法章,结尾处用了“感同身受”四个字,后来曹鹏自己为《新闻记者》杂志连续15年开专栏,说起来发源于此。

      “宁教授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给予年轻人机会,不是对年轻的学生有多么熟悉,才去成全提携帮助,而是他有与人为善的胸怀。只要是年轻人,只要是认真地在学习新闻这个专业,他就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曹鹏对澎湃新闻记者说,“老师有一股做学问的正气,有为人师表、成人之美的品德,在现在的大学高校里也是很难得的。”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今天翻出我和卓南生先生主编的《宁树藩文集》。新书发布会举办的那天,宁先生和老伴一起来到北京,他还在会上发言,谈到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一切仿佛历历在目。宁先生一路走好!”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芮必峰在自己的微博上特撰五字联悼念,“问道如赤子,滋兰奉丹心。”以此悼念宁教授一生纯真,为人治学尽显质朴简约之美。(来源:澎湃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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