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镇设“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种新思路

王中银

来自: 王中银(建设乡村和县城重建故乡精神气质) 2016-11-10 23: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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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银 (建设乡村和县城重建故乡精神气质) 2016-11-10 23:25:03

    流动的困惑:朝鲜族跨国流动与边疆地区社会稳定
    ——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地区为例
    The Confusion of Flow:The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Korean Chinese and the Social Stability in Borde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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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朴今海/王春荣 +关注

    作者简介:
    朴今海(1962- ),女(朝鲜族),吉林龙井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春荣(1991- ),女,吉林安图县人,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吉林 延吉 133002)。

    原发信息: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5年第20152期 第12-16页

    内容提要:
    1992年中韩建交后,朝鲜族跨国流动骤然升温,规模越来越大。朝鲜族凭借其跨界民族的优势,以探亲、劳务输出、涉外婚姻、出国留学等各种形式流往国外。毫无疑问,跨国人口流动群体在推动朝鲜族经济文化发展、缓解当地就业压力、提高朝鲜族市场经济意识等方面带来了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正确估计和把握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现状及其社会效应对朝鲜族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朝鲜族/延边/跨国人口流动/边疆稳定/跨境民族

    标题注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朝鲜族跨国流动对东北边疆和谐稳定的影响研究”(13BMZ080);吉林省民委专项科研项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乡村社会现状与发展研究”(2013100-612013002)。

    期刊名称: 《民族问题研究》复印期号: 2015年06期
    字号:大中小

       中图分类号:D633.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5)02-0012-05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我国边疆地区跨界民族充分发挥其跨界而居的地理、历史文化等优势,前所未有地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朝鲜族也不例外。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随着国内外政策的变化、中韩两国经济差势和收入差异的显现、朝鲜族所具有的人文地缘优势等复合因素的发酵,以探亲形式起始的各种跨国流动愈演愈烈。跨国人口流动在朝鲜族地区已成为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现有四分之一的朝鲜族人口正在跨国流动。毫无疑问,跨国人口流动群体在推动朝鲜族经济文化发展、缓解当地就业压力、提高朝鲜族市场经济意识等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也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一系列显性或隐性的社会问题,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正确估计和把握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现状及其社会效应对朝鲜族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缘起:朝鲜族跨国流动的基本态势
       (一)跨国流动的形式。
       综观朝鲜族跨国流动的历程,其形式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赴韩探亲。1984年起,随着中韩关系渐趋解冻,双方开始允许两国公民到对方国家探亲,我国朝鲜族的出国探亲潮由此开始兴起,但此时数量有限,规模不大。1992年,中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放探亲途径,探亲往来骤然升温,以探亲、寻亲为主要动因的朝鲜族跨国流动空前高涨,人数激增。在探亲来往的过程中,由于受两国生活水平差异悬殊的影响,探亲逐渐变成朝鲜族探亲者创收谋利的一种途径,以探亲为名、创收为主要目的的人口流动盛行起来。朝鲜族借赴韩探亲之机,多携带中国名贵的中草药及补品,除小部分用于礼品馈赠外,大部分在韩国以高价售卖。直至1994年,随着朝鲜族赴韩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和假药的泛滥,兴盛一时的探亲兼卖药的跨国流动也迅速降温。由于探亲签证有时间期限,不少探亲者为了继续创收而选择非法滞留,由倒卖药材转向持久的打工战,以出国探亲为目的的跨国流动也渐趋冷清。
       2.劳务输出。劳务输出是一种有组织的、根据合同进行的国际经济合作形式。朝鲜族的出国劳务起步较晚,始于1989年,但其发展速度之快、发展势头之强、发展潜力之大超出人们预料之外,已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起初朝鲜族劳务输出的方向比较单一,主要去往韩国或是韩国在海外的企业;现今朝鲜族的劳务输出目的地已发展到了俄罗斯、日本、美国、利比亚、新加坡、西班牙、朝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的工作也由最初的餐饮、建筑业扩展到渔业捕捞、机械加工、运输、服装加工、海上运输、农业、林业等各行各业。除了正规的劳务输出之外,以探亲、研修、旅游或通过个人中介机构赴韩打工的劳务人员也大有人在,成为劳务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仅以“访问就业者”资格(H2签证)在韩务工的朝鲜族人数就达230,739名①,若加其他探亲、旅游、商务考察、黑户等身份的打工者,其数目远远超过30万。
       3.涉外婚姻。因同文同族的人文因缘、韩国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及涉外婚姻所带来的连带效应②等多种因素,通过缔结涉外婚姻流往国外,也成为朝鲜族跨国流动的主要形式。嫁给韩国人成为不少一心想离开农村或想到国外挣大钱的朝鲜族女性改变命运的捷径,功利性要素成为涉外婚姻当中的一个重要事实。伴随着正常涉外婚姻的盛行,一种以“婚姻为名、打工为实”的“假结婚”也悄然兴起,但即便“假结婚”也须以未婚或离婚为前提,为了达到赴韩打工的目的,不少已婚夫妇竟不惜演出“假离婚”的闹剧,结果最终弄假成真被“假离婚”拆散的家庭屡见不鲜。自从2007年韩国出台访问就业制,降低朝鲜族的准入门槛之后,功利性的涉外婚姻渐趋冷清,其人数也呈下降趋势。
      
       图1 在韩朝鲜族婚姻移民者总量变化图
       资料:韩国法务部出入国·外国人政策本部:《出入国·外国人政策统计月报》2007-2014年8月。
       4.升学、留学等形式的流动。中韩建交初期,韩国成为朝鲜族留学生的首选之国。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及朝鲜族学历需求的多样化,朝鲜族高层次人才跨国流动范围渐趋多元化,其选择范围扩散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韩留学生数目也随之递减。目前在韩朝鲜族留学生由2010年的2959人减少到772人。海外留学人员学成后,或选择回国在沿海大城市就业,或留在所在国,很少回到自己的家乡。另外,随着与国外学术来往的增多,以进修、访问学者等形式进行的跨国学术流动也日趋活跃。
       (二)跨国流动的特点。
       朝鲜族的跨国流动,较之其他民族,既有普遍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独特性。
       1.流动人口总量多,流动周期长。无论是每年的出入境人口流动量,还是相对长期定居在对方境内的流动人口量,朝鲜族跨国流动人口数量都是一组可观的数字,在我国少数民族跨国流动中位列前茅。据韩国法务部统计,2014年在韩朝鲜族总数为593,955人,加之已获取韩国国籍者,在韩朝鲜族总数已超过60万人。也就是说,将近三分之一的朝鲜族人口正在流动。尽管自2008年起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一些人踏上回国返乡之路,但其数仅为冰山一角。只要中韩两国国民收入差距明显存在,朝鲜族赴韩就业的浪潮就不会退去。另外,朝鲜族人口流动多为跨国流动,其流动周期相当长,一般短则三四年,长则十几年。韩国内相对稳定的居住环境及高收入的诱惑,使朝鲜族流动趋于长期化的态势。
      
       2.流动人口以劳务输出者为主。虽然跨入21世纪后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渐趋多元化,但劳务输出仍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据韩国法务部统计,以就业资格在韩务工的朝鲜族人数为27万人,加之以其他资格从事劳动的务工者,在韩朝鲜族务工者总数超过30余万。正是这些劳务人员成为韩国最大的海外劳工群体(占韩国外籍劳工人员总数的44.4%),劳务人员从业范围多为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高,韩国人回避的3D行业(最危险、最脏、最累的工种,即dangerous、difficult、dirty)。
       3.从人口流动方向来看,朝鲜族的跨国人口流动具有单向型的特点。总体来看,目前朝鲜族流出与流入人口在总量和国籍分布上都呈现极不平衡性,即朝鲜族的人口流动以流出为主,流往的国家以韩国为主。尽管亦有流入的人口,但较之流出的人口,其数量微乎其微。
       4.流动人口结构庞杂。从年龄结构上看,以30-60岁之间的青壮年为主,也有探亲、旅游等名义赴韩务工的60岁以上老年人;从性别结构来看,以妇女为主,但随着韩国方面逐渐降低准入门槛,尤其是2007年韩国政府针对朝鲜族出台“访问就业制度”后,男性劳务人员也大有增加;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高中学历人口比重高,大学以上高学历人口比重低;从地域身份来看,既有城市的公职人员、无业人员、退休人员等市民阶层,也有农村的农民阶层,呈现复杂多样的局面。
       二、困惑: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对边疆社会稳定的影响
       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卡斯尔斯认为:“移民问题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移民既是全球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移民输出国社会和接受国社会进一步变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它不但在经济方面的影响立竿见影,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关系、文化、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1]朝鲜族的跨国人口流动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延边地区城乡富余劳动力转移及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给边疆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了许多困惑。
       (一)对边疆政治安全的影响。
       1.跨国流动使农村基层组织明显趋于老龄化。在延边地区,只要走进农村就可以发现,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留守农村的人口基本是老弱病残,“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明显趋于老化,妇联、共青团等社团组织也早已没了当年的活力。据珲春、龙井、和龙、图们四市12个朝鲜族村庄的抽样调查,村委会主任(村长)平均年龄为53岁,书记平均年龄为55岁,妇女主任平均年龄为54岁,民兵连长兼团书记平均年龄为39岁,治保主任平均年龄为58岁,报账员平均年龄为53岁③。在新农村建设视野下,基层社会组织的老龄化和青黄不接的情况,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直接影响朝鲜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2.村干部老龄化使其素质能力也趋于“弱化”。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和国家在农村开展工作的坚实基础,村干部作为连接乡镇政府与村民的纽带、村民自治实践的重要组织者、农村改革的主要执行者和推动者,其能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与贯彻执行,进而对农村各项工作开展得顺利与否起决定性作用。然而,边境各乡镇因普遍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农村干部队伍明显趋于老化,而且在村干部的人选上也不乏滥竽充数的现象。受年龄和素质上的制约,他们思想固化,大局观念不够强,对上级方针政策存在理解上的片面性和执行上的摇摆性,对于出现的问题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工作的整体性、前瞻性和主动性,明显滞后于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二)对经济安全的影响。
       不可否认,跨国流动为增加农民收入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给边疆地区经济安全带来了一系列的隐患。
       1.农业人才的大量流失,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跨国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而是农村劳动力中的精华,他们的流失使农村后备劳动力资源处于严重匮乏的不利境地。由于农村常年留守的大多是老弱病残,许多良种配方、新技术养殖、特色农业种植等农业科技根本得不到推广普及,从而严重削弱了农业生产发展后劲,制约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
       2.土地流转零散化,严重制约现代农业进程。尽管边境地区朝鲜族农村普遍处于人少地多、劳动力匮乏的状况,但并未带来土地经营的“规模化”。一方面农村有能力的中青年人大部分离开农村,很少有能够引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种田能手或农业个体户,另一方面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多以个体形式把土地出租给外来人,土地零散化现象严重,农村经济无法向“现代农业、统一经营”方式转型。
       3.农业生态安全问题告急。由于留守老人体力有限,加之思维观念老化,对新技术认知程度差,接受新生事物难,95%以上的老年人把土地转让给别人,靠土地租金维持生活。因为承种者往往是户籍不在本地的外来人口,加上转让者和承种者之间的关系很不稳定,因此承种者往往只考虑眼前利益,不求长远发展,重用轻养,耕作粗放,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致使现有耕地质量下降,直接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降低了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
       4.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畜禽养殖业污染、种植业污染、生活污染、白色污染等各种污染及开垦开发而来的森林植被破坏不仅影响农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而且严重威胁着农村的生态安全。如近几年延边农村地区黑木耳产业发展迅速,虽然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项目,但大量木耳废弃菌渣处置不当,不仅影响了土地质量,而且严重污染了当地河流。
       (三)对社会安全的影响。
       1.边境地区空心化成为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隐患。朝鲜族跨国流动所带来的最深刻的社会问题便是边境地区农村社会的空心化。边境朝鲜族农村空心化主要表现为:人口空心化,即村庄中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使得越来越多的留守老人成为村庄生活的主体;地理空心化,即耕地抛荒、农业粗放经营、宅基地空置、土地资源浪费而形成空心村;社会关系空心化,即人口外流和空间距离的拉大,松动和弱化了维系村庄秩序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村庄社会活力空心化,即村庄内生组织缺乏新生力、公共生活严重退化、社区治理水平下降等。笔者从对12个边境朝鲜族村的调查中了解到,人口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在册人口总数中,实际人口所占比重平均为30.4%;实际人口所占比重最高的村庄为47.1%,最低的仅为15.8%。边境农村空心化、群众对边境地区管理能力日趋削弱、边境农村总体性衰败等现象,给境外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宗教渗透、境外偷渡、毒品走私、盗窃抢劫等事关主权与国民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直接影响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2.人口结构凸显新的安全隐患。边境地区朝鲜族人口结构存在两大安全隐患。一是性别比失常:由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大量流动(含涉外婚姻),边境青壮年男性人口明显多于女性人口,大龄男性娶妻难的问题日益凸显。由性别比失衡引发的农村“光棍村”现象以及酗酒、赌博、性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必将成为危及边疆社会安定的不稳定因素。二是老龄人口比例急速上升。据调查,朝鲜族农村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均已超出70-80%。这不仅使社会和家庭养老负担日益加重,进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且给边疆治理与安全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三、对策:构筑双向流动的平台,切实解决边境人口流失问题
       如前所述,朝鲜族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往往是朝鲜族人口的单向流出,很少有境外的流入,因此流动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问题不像西南、西北地区那么复杂化和多样化,对社会秩序及边疆稳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没有那么凸显。但从边疆稳定的视角来看,因朝鲜族所居住的地区为东北边陲,民族地区与边疆地区的高度重合使该地区人口流动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和忧虑,成为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一)正确认识和把握朝鲜族跨国流动的动因。
       1.预期收入差异是导致单向流动的深层原因。人口流动本无可厚非,一定的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严格地讲,随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而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根源并不在于人口流动,而在于人口“一边倒”的单向流动。如果说韩国相对宽口径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薪资收入是吸引朝鲜族跨国流动的拉力的话,那么朝鲜族聚居区有限的就业机会和低收入就是把他们推向韩国的推力。因此,引导双向人口流动的途径便是缩小预期收入差异。如果充分发挥朝鲜族地处边疆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搞活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流出地的吸引力,边疆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不能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对立的视角来看待朝鲜族的跨国流动。近年来,在一些研究成果中,时有把朝鲜族跨国流动与国家认同相对立的观念,给人以跨国流动势必影响其国家认同意识的错觉。诚然,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跨界而居的历史文化渊源,使得跨界民族与毗邻国家同一民族具有交往的频繁性,致使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交错性甚至错乱性[2]。作为跨界民族的朝鲜族在跨国流动的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一些认同上的混乱,甚至有一些人加入对方国家国籍,但总体上来,朝鲜族跨国流动的最根本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原因,即便加入对方国籍也多属出于谋生(如涉外婚姻等)的缓冲之计和功利性选择,流动的经济意义远远大于文化或族群认同。因此,对朝鲜族跨国流动应因势利导,切忌把劳务流动推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
       (二)因地制宜,切实解决边境地区人口流失问题。
       1.加快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首先,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扶持力度,将人口流动给边境地区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边境地区要把握好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跨境区域经济合作,充分发挥距离口岸近、物流成本低等优势,化区位劣势为区位优势,发展服装、食品加工、旅游等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做大做强对外贸易,吸引外地企业开发投资,提高吸纳本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减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平衡人口流动的推力和拉力,让边境地区居民在外出务工时“离土不离乡”。
       其次,充分挖掘边境地区的旅游文化资源,使边境地区人口真正做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作为中朝界河的七百里图们江岸,不仅有长白山、防川等独到的自然景观和界河异国景观,而且有着丰富的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资源。充分认识边境地区的生态人文资源价值,发展旅游产业,使边境图们江走廊成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映成辉的文化新地标,以缓解边境人口流失问题。
       2.制定更加具有操作性的政策。首先,打造跨国流动人员回乡创业的平台。近几年,在金融危机所致的韩币跌价、我国惠农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个人规划等各种复合因素驱使下,开始出现“回乡创业潮”,一些出国打工多年,已积攒一笔可观财富并掌握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的人们在亲情的呼唤下,回到家乡进行“二次创业”。充分发挥回流人员在技术、经营、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优势,提供创业平台,不仅可带动和解决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而且培育和发展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3.建立边境地区储备人才库。“千秋大业,关键在人”。人才流失与人才匮乏已严重影响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要打破千篇一律的干部任用制度,在农村外出打工返乡人员和退役军人中挑选年轻有能力的“土专家”、“田秀才”放入后备人才库,在项目、资金、技术、用地、待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与扶持,大力培植“非公”人才,为边境地区社会发展储备人才。
       4.整合社会资源,适当补充一定数量的人口。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就无从谈起。因为朝鲜族跨国流动带有长期性的特点,因此单靠其回流无法短期内化解边境空心化问题。要整合社会资源,借鉴韩国等周边国家经验,选择性地收容一些城市富余人员,也是充实边境人口队伍的一种有效途径。应降低“非转农”的准入门槛,以政策倾斜来吸引更多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加入到农业中来,发展现代化农业,充实边境人口数量及质量。
       5.完善补救措施,对境外边民与我国居民的非法通婚及其所生子女给予特殊政策。20世纪90年代末至2010年之前,曾出现了一些邻国女性与我国朝鲜族男性的非法跨国婚姻。这种情况在云南中缅边境等地也存在[3][4]。如今非法跨国婚姻所生子女多处于无依无靠的“隐形人”处境,“黑户”的特殊身份以及在入学、看病、就业等一系列社会化过程中所受到的歧视与挫折给这些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隐痛,这难免会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对这些特殊群体要放宽政策,不仅要解决落户问题,而且要使其在生活、学习、安全上有所依靠,健康成长,使其成为真正的中国国民。
       注释:
       ①据韩国法务部出入国·外国人政策本部:《出入国·外国人政策统计月报》2014年8月,下同。
       ②中韩建交后,虽然中韩间各种来往日趋活跃,但对一般的朝鲜族民众来讲韩国仍是难以跨越的门槛,如果没有亲属关系或公务事宜,就只能得通过中介机构,花费昂贵的资金才能圆出国之梦。但如果缔结婚姻,女方父母就不需要花其他费用便可被邀到韩国务工(现在已放宽到女方的直系亲属)。对不具有其他出国条件的人来讲,这可以说是实现出国的一种最佳途径。
       ③本数据来自于笔者对边境12个朝鲜族村庄的实际调查,以下本文所举数据除注明外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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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参考文献:
    [1]斯蒂芬·卡斯尔斯.全球化与移民:若干紧迫的矛盾[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2).
    [2]何明,王越平.全球化背景下边疆社会稳定研究的几个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3).
    [3]张金鹏,保跃平.制度视角下的边民跨国婚姻研究——以云南德宏州为例[J].贵州大学学报,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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