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笔谈

王中银

来自: 王中银(建设乡村和县城重建故乡精神气质) 2016-11-10 21:22:23

  • 王中银

    王中银 (建设乡村和县城重建故乡精神气质) 2016-11-10 21:24:46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笔谈  
    ——东亚视角下的蒋介石研究
    Written Discussion on Chiang Kai-shek and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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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裴京汉+关注

    作者简介:
    (韩)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人文学院史学科教授,博士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第181-183页

    期刊名称: 《中国现代史》复印期号: 2014年06期
    字号:大中小
      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随着两国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持续扩大,韩国人对于当代中国的关注也与日俱增。但与此同时,韩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尤其是蒋介石研究之类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乃至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却在逐渐萎缩。究其缘由,此现象虽然在所有国家都很普遍,但更主要是在于不仅整个社会对历史学等人文学领域的关注日益减少,即使在历史学界内部,相对于经济史、政治史等传统研究领域,更多的研究者将目光转向了文化史、生活史等新领域。
      我对蒋介石研究发生兴趣始于硕士课程入学的1978年。当时韩国社会正处于朴正熙军事政权末期,国民对政治的参与受到极大程度的限制,独裁政权的统治正处于高峰期。当时我与大部分大学生一样,对军事政权持批判及反对的立场,所以对蒋介石发生的兴趣其实乃是对“朴正熙般的独裁的军人政治家蒋介石”而发生的。说起来,我对蒋介石之关注与其说是学术性的,倒不如说是源自现实性、政治性的关注,也可以说我是基于对军事政权在亚洲的起源及其统治结构的关注才进而开始研究蒋介石政权的成立过程的。当然,我的这些关注也得到恩师闵斗基先生的严格的学术性训练,并且很多部分得到了先生的修正。比如说从对所谓的“革命史观”乃至“国共”或“左右”理念的对立等既存视角进行批判的角度出发,研究、复原蒋介石政权的历史实态,由此而得到的研究结果,与当初只是对蒋介石感兴趣的阶段大不相同。虽然如此,我的第一篇研究成果——1995年出版的《蒋介石研究——国民革命时期军事、政治的抬头过程》,也是基于考察亚洲乃至中国军事政权的成立过程这一当初的问题意识。
      《蒋介石研究》出版以后,我所关注的领域虽然扩展到民国时期及孙文、汪精卫等其他政治领袖,但对蒋介石的关注却始终未变。尤其是2005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蒋介石日记》,这再次唤起了我对蒋介石研究的兴趣。2006年夏至2007年夏间,我利用一年的学术休假到斯坦福大学全面研究《蒋介石日记》,2007年以后开始写了几篇有关蒋介石的论文。
      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史研究领域,韩国学术界研究视角的最大变化当属所谓“东亚视角”的提出与应用。“东亚视角”的核心内容是摆脱把中国史、韩国史、日本史看作是单独的国家史,即一国之史的狭隘视角,以整个东亚的、相对宽阔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众所周知,亚洲各国的近代史多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为始,并且各国的近代史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潮流,即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以及与此相应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由此可见亚洲的近现代史,尤其是以中国、韩国、日本、越南为中心的东亚近现代史,与其说是各个国家的一国之史,倒不如将其看做是一个历史的共同体更为妥当。这也正是我提出应将东亚看做一个统一范畴的原因。
      但是对于东亚视角的内容、优点以及范围等方面,至今还存在着诸多争议。中韩之间或者中日、韩日之间常常出现历史纠纷,其中显露出民族主义性的历史解释常具有狭隘性及主观性,一不小心便很有可能演化成与邻国的纠纷。韩国的东亚视角发端于市民运动,它希望通过更加客观的、广泛的相互理解,以建立和平、互惠的东亚国际关系。这一点虽然可以展示东亚视角的现实性效用,但另一方面,要作为以客观性为基础的学术性视角得以认证,尚有诸多障碍。
      在“东亚视角”被正式提出前,我便使用“从周边看中国”这一视角来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史,所以“东亚视角”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当然,虽然现在围绕着“周边”一词所包含的地理范围以及周边的构造、特点等尚有诸多异议,但是周边视角本身对将中国视为中心,将周边国家视为区别性的存在的批判的观点出发,“从周边看中国”的视角与“东亚视角”,可以说都是以实现平等互惠的东亚国际秩序为目标。也就是说,“东亚视角”与我之前所说的“周边视角”有相当部分的重合之处。东亚视角具体应用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实例是,2011年在首尔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国际学术大会打出了“东亚史上的辛亥革命”这一主题。当时被委以组织者之任的我,无论是在具体学术大会主题还是在与论文发表者的交涉过程中,最为着重强调的是应探究东亚史上的辛亥革命的意义,而非中国一国之辛亥革命的意义。该主题主要聚焦在以下两点:首先是辛亥革命在亚洲乃至东亚历史上对共和制(广泛来讲即民主主义)的接受及扩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次是民族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结果是以清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消失,以及因此而衍生的中国周边弱小民族意欲摆脱中国统治而进行的分离及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广泛来讲即东亚民族间的互惠与平等)运动的扩散及展开。通过这次由韩国学者以及中国大陆、台湾、日本、越南、蒙古学者共同参与的学术大会,虽然不能说将“东亚史上的辛亥革命”的意义尽数“充分”究明,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这样的研究视角必将对加深理解20世纪初亚洲作为一个历史共同体而存在大有帮助。此次大会所发表的论文以《东亚史上的辛亥革命》为名,已于2013年6月由首尔Hanul出版社出版发行,期待国际学界提出多样的批评与意见。
      那么,东亚视角下的蒋介石研究提出怎样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方向呢?以及较之以往的蒋介石研究有着怎样的优点?接下来将使用三个实例来讨论东亚视角下的蒋介石研究。
      第一,作为蒋介石军事政治抬头的实际性基础的黄埔军校的创立,是以联苏容共为要义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结果之一。众所周知,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Voitinsky)被派遣到上海并开始了一系列摸索;之后马林被派遣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创立;国民党进行改进和改组;国民党代表团(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派遣军事顾问以及财政支持等,第一次国共合作基本上是按照这个顺序展开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为推进亚洲殖民地弱小国家的共产革命,共产国际战略性地采用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政策,即联合阵线政策,由此中国与韩国、越南、日本等国都紧密的连接起来。因此,为理解蒋介石政治的军事性抬头问题,而对其决定性的问题——黄埔军校的创立过程及运营过程,以“黄埔军校”为中心的国共间的对立与矛盾,蒋介石对“国共左右对立”的应对,以及中山舰事件的爆发及解决过程等问题进行研究时,不应只局限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而是有必要采取一个相对较宽阔的视角,即同时需考虑东亚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国际的东亚政策及东亚各国民族主义运动势力对其之应对,东亚弱小民族的民族运动与黄埔军校的关系等问题。当然,在以这样的东亚视角对黄埔军校进行研究时,在史料使用问题上,不仅要使用中国的,同时也需要使用苏联、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相关史料。
      第二,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正式开始的中日战争进程,首先具有“中国的抗日战争”的一面,但其同时也必然与沦落为日本殖民地以及占领地的韩国等东亚各国的独立运动乃至抗日战争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在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战争扩大至太平洋地区的全面战争,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在这一前提下则需要用全球的视角对中日战争进行研究,尽管其主战场仍是在东亚地区。1942年11月开罗会议召开以后,为应对战争,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大国地位在名义上被恢复。虽然只是名义上被恢复,但却具有构建及协商战后东亚国际新秩序的作用。因此在对中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进行研究时,必然需要考虑到东亚整体的历史情况。比如说开罗会议关于对战后韩国独立的原则上支持的决议,蒋介石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认为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前后对韩国问题的理解,都是从为了继续确保战后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以中国为中心或是中国优越(或是中华主义的)的立场出发的,但即便如此,在理解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国际作用时,也必须同时考虑与韩国等东亚各国问题的相关性。
      第三,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不久,韩国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大陆出兵韩国,这些都成为台湾国民党政权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决定性原因。在从大陆败走前不久,1949年夏,蒋介石访问韩国并与韩国亲美政权首脑李承晚进行短暂会谈,双方表示为形成亚洲反共联盟而努力;韩国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又积极主张出兵韩国,这些史实都说明,在进行这一时期的蒋介石研究时,还需要对中国大陆与韩国、台湾、美国等方面的关系加以综合性考虑。也就是说,蒋介石退出大陆与韩国战争的爆发及进展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东亚地区的冷战体制”的确立过程中所显示的一连串的事态,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需要将其与整个东亚乃至世界史的进程衔接起来进行理解。由此可见,对后期的蒋介石进行研究,尤其是对在台湾的蒋介石统治体系及稳定过程进行研究时,需要同时研究讨论与韩国战争同时进行的整个东亚冷战体系的形成问题。
      以上三点问题都从以韩国的相关性为中心提出了东亚视角的必要性,但是这样提出的问题通过日本、越南等东亚其他国家学者的参与,可能更具有多样性。当然,视具体情况,很多时候东亚的范围也需要扩展到包括美国、英国、苏联等国家的更宽阔的视角。但正如上述那样,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蒋介石活动的20世纪初中期的亚洲是作为一个历史共同体而存在的,蒋介石研究应该以此为前提。在这样的东亚视角下的蒋介石研究,与以往的以中国一国为中心的蒋介石研究相比,不仅研究结果更具有多样性,并且还会对东亚人建设“和平与共存之亚洲”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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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银 (建设乡村和县城重建故乡精神气质) 2016-11-10 21:26:14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笔谈  
    ——蒋介石研究在台湾
    Written Discussion on Chiang Kai-shek and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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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刘维开+关注

    作者简介:
    刘维开,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台北 116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第184-189页

    期刊名称: 《中国现代史》复印期号: 2014年06期
    字号:大中小
      蒋介石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高度影响,因此就台湾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而言,蒋介石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一直是重点之一。而根据资料运用以及研究方向,大致上可以1981年为分界,在此之前,蒋介石研究的数据源主要为训练集、言论集等言论汇编,研究方向主要为思想探讨;1981年之后,蒋介石的资料陆续公布,研究者除了言论汇编外,开始运用史料选辑、档案、日记衍生资料,乃至于近年来开放的日记等,研究方向从思想转变为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进而至人际网络、日常生活等行谊事迹的讨论。
      一、1981年之前的蒋介石研究
      历史研究需要资料,蒋介石十分重视个人资料的保存,指派专人整理。抗战前委请其少年时期老师毛思诚负责保管,毛氏就相关数据,编辑蒋氏早年文集《自反录》六卷,及蒋氏四十岁之前年谱《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抗战期间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负责,主持1927年至1937年之《事略稿本》编纂工作;政府迁台后,资料存放桃园大溪,由专责单位负责整理,外界称为“大溪档案”,由许卓修、秦孝仪先后主持,并编纂1937年至1949年之《事略稿本》及《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等。但是在1980年代以前,这些整编资料,除《自反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外,大多不为外界所知,“大溪档案”亦仅有少数由蒋氏特许的研究者得以运用,如梁敬錞撰《开罗会议》、《史迪威事件》两书,曾参阅其中《革命文献》等资料,以“国府档案”称之。当时研究者使用最为普遍者,为蒋介石的言论汇编,除早年所编印之《黄埔训练集》、《庐山训练集》、《复兴关训练集》外,1950年代起,陆续有《蒋总统言论汇编》(二十四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5年初版)、《蒋总统言论汇编》续编(三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9年初版)、《蒋总统集》(四册)(台北:国防研究院,1960年初版)等资料出版;新闻局自1955年起辑录蒋氏年度言论集,自1954年度至1975年度。1960年,政工干校教授吴环吉以《蒋总统言论汇编》正、续编共二十七卷为数据源,编辑《蒋总统言论大辞典》上、下两册,亦为迄今唯一一部蒋氏言论大辞典。此一时期,蒋介石研究之方向集中在思想的探讨,包括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科学思想、社会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外交思想、法治思想、军事思想等,数量十分可观。①史事方面的研究,相对而言十分有限,以传记类著作较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为董显光撰《蒋总统传》。该书系董氏于1952年就其抗战初期出版之中、英文版本蒋氏传记重加整编,加入战后部分,蒋氏亦口述相关经历,修正原书内容,更名为《蒋总统传》,由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②该书直至1975年蒋氏逝世,是唯一一本权威且具官方性质的蒋氏传记,重印多次。蒋氏逝世后,黎东方撰《蒋公介石序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为历史学者撰写的首本蒋氏完整传记;在此同时,日本《产经新闻》连载古屋奎二编着《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同步进行中译本连载,该书首次引用蒋氏日记及相关资料,为一大特色。除此之外,为庆祝蒋氏八十寿辰,有关单位组织“蒋总统对中国及世界之贡献丛编”编纂委员会,于1967年出版“蒋总统对中国及世界之贡献丛编”,全套共八本,书名及编者分别为:《蒋总统嘉言录》(秦孝仪编)、《蒋总统与台湾省的光复重建》(连震东编)、《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王世杰、胡庆育编撰)、《黄埔建军》(袁守谦、黄杰编着)、《蒋总统与中国民主建设》(谷正纲编着)、《蒋总统为自由正义与和平而奋斗述略》(张群、黄少谷编着)、《蒋总统的生活与修养》(曹圣芬编着)、《国父与蒋总统的革命方略》(陶希圣着),其中部分著作内容参考“大溪档案”,部分为作者亲身所参与、见闻,为官方出版品中具有相当参考价值者。至于由秦孝仪总编纂,1978年10月出版之《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八卷、十二册,当时并未公开,逐渐被引用是在1981年以后的事。
      二、1981年之后的蒋介石研究
      1981年之后的蒋介石研究,依照史料开放及运用情形,可以分为史料选辑刊印、大溪档案开放、日记开放三个阶段,蒋介石研究的范围及内容逐渐扩大、深入。
      蒋介石于1975年逝世后,关于蒋氏生平史事的研究逐渐展开,其中关键性因素,为秦孝仪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称“党史会”)主任委员。秦氏长期担任蒋介石文字秘书,前后达二十五年,外界视为蒋之“文胆”,并负责蒋氏资料保管工作。秦氏于1976年11月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转任党史会主任委员,首要工作即是征得有关单位同意,拨用蒋氏位于阳明山之中兴宾馆,定名为“阳明书屋”,将位于南投草屯荔园之党史会史库北迁,随后将所经管蒋氏数据,包括外界所称之“大溪档案”,亦集中存放于该处,使阳明书屋成为汇聚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场所。迨数据集中后,秦氏进一步着手公布相关史料,其中最具意义者,为自1981年起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分绪编、作战经过、战时外交、战时建设、中共活动真相、傀儡组织、战后中国,共七编、二十六册。各编文件系以大溪档案及党史会庋藏档案为主,并收集外交部门、史政编译局、调查局及其他史政机构相关档案,大多为首度公开,深受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秦氏原有意续编北伐时期,惜未能实现。而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所收录资料大多与蒋氏有关,研究者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历史研究日渐增加。1982年2月,时任党史会副主任委员李云汉撰《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由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西安事变不止对国家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在蒋介石的一生中亦具有特殊意义,该书为首本引用“大溪档案”探讨西安事变之学术著作,自然引起各方瞩目。李氏于该书出版后,将所参阅“大溪档案”等资料汇整成编,由党史会出版《西安事变史料》两册,列为《革命文献》第九十四、九十五辑。此后“大溪档案”的运用日渐开放,1986年,党史会复就其中卢沟桥事变前后档案与外交、党史部门相关档案,整编出版《卢沟桥事变史料》两册,列为《革命文献》第一○六、一○七辑。研究者亦可经由申请,运用“大溪档案”,如李国祁关于北伐的研究;魏萼、马若孟等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刘凤翰编辑孙连仲年谱长编等,皆曾参阅。
      1984年10月,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分为专著、演讲、书告、文录、别录、谈话、书面致词七类,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该书虽名为“总集”,阙失之处仍不在少数,如《黄埔训练集》中演讲并未完整收录,但该书系以“大溪档案”所收录蒋氏论著、演讲、文告等之定稿为基础编成,有其权威性,至目前为止,仍为引用蒋氏言论之主要来源。同年,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四册,分专著、演讲、书告、谈话、杂着五类,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笔者曾就两书进行比对,发现《先总统蒋公全集》所收录蒋氏言论在标题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有若干出入,内容方面亦较少,但有少数演讲、书告、谈话未见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两书相互参看,方不致遗漏。
      1986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百年诞辰,“中央”图书馆(1996年易名“国家图书馆”)编目组就《中华民国图书联合目录》、《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各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硕士论文目录》、《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中文报纸论文分类索引》等数据,收录截至1986年9月之有关蒋介石的言论、文告、传记、行谊及其思想评述等出版品,汇编《蒋中正先生论著目录》,为台湾及海外在1986年之前关于蒋介石研究成果之总目。同一时间,“中国”历史学会、“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等机构联合举办“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出席学者共提交论文一百篇,分为蒋中正先生之思想学说与行谊、蒋中正先生与国民革命、蒋中正先生与中国现代化、蒋中正先生与世界及蒋中正先生与复兴基地五组进行讨论,为历年来关于蒋中正最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就论文注释所列引用资料来看,言论汇编虽然仍是最普遍引用的数据,但是“大溪档案”及《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等,均已有学者引用,蒋介石研究的资料已由言论汇编,扩大为史料选辑、档案等素材。会议各篇论文经作者修正后,结集出版《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五册。同年,一批社会科学界研究者以“蒋介石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撰写专书,汇为“纪念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专辑”,全书共十册,由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③1991年,由中正国际文教基金会策划,蒋纬国主编,出版“建国八十周年纪念蒋中正先生学术丛书”,邀集学者专家从不同角度,探讨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全套共十四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④
      1987年,台湾方面解除戒严,两岸开始接触,民间亦有史料开放的呼吁。1994年,中国国民党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党史会开放1949年以前的档案,包括会议纪录、五部文件、汉口档、特种档案等,使民国史研究增加了大量的资料,嗣后复陆续开放1950年后之档案,其中因蒋介石长期主持中国国民党党务,该批资料的开放,亦促使蒋介石相关研究增加。1995年2月,“大溪档案”开始移交国史馆典藏,于翌年1月正式完成移转手续。国史馆经整理后,定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于1998年2月正式对外开放。研究者继《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等史料选辑出版之后,得以直接参阅蒋介石研究所需的资料,再一次引发蒋介石研究的热潮。2000年,长期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在选举中败北,由民主进步党执政。政党轮替对于历史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一些以往所谓的“禁忌”不复存在,各种主题皆可提出讨论,蒋介石的研究亦不是只有功在民国的部分,研究者开始讨论“过”的部分,如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形成百家争鸣的现象。另一方面,在本土意识抬头的影响下,台湾史研究成为显学,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面临挑战,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不再以1949年为下限,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1950年代的历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1950年代的海峡两岸研究群”(2004年3月更名为“同质与异化: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发展比较研究”,简称“两岸发展研究群”)。研究者也开始从史料探讨蒋介石与1950年以后台湾发展的关系,使蒋介石研究不再局限于蒋氏1949年之前在中国大陆的活动,转而注意其生命中最后二十五年在台湾奋斗的史实,扩大研究的范围,内容亦更加充实。2003年起,“国史”馆将《蒋中正总统档案》中由陈布雷、许卓修、秦孝仪主持编纂蒋氏1927年至1949年之《事略稿本》,分批影印出版,至2013年11月全部出齐,共计八十二册;2011年12月,“国史”馆亦将蒋氏日记类钞《五记》,包括《困勉记初稿》、《游记初稿》、《学记初稿》、《省克记初稿》、《爱记初稿》,整理排印出版,更增加了研究者的便利。
      2006年起,蒋介石自1917年至1972年长达55年的日记在美国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开放,至2009年完全开放,使研究者能从之前的言论汇编、史料选辑、档案,到揭露内心世界的日记,能对蒋介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激起新一波的蒋介石研究热。在此之前虽然已有多种以蒋介石日记为主要资料的传记类书籍,如《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蒋总统秘录》、《事略稿本》、《五记》等,为研究者所运用,但该类书籍大多节录日记内容,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些节录的日记是否完全可信,为心中最大的疑问。因此日记开放后,立即引起研究者重视,前往参阅者络驿于途。台湾方面亦受到日记开放的影响,于2007年成立两个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学术研究群体,一是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组成的“蒋介石研究群”;一是由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发起,结合研究机构及各大学历史系所中国近现代史师生组成的“《事略稿本》读书会”。前者结合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地学者,于2009年9月14日至15日、2010年9月4日至5日、2011年6月27日至29日举办三场国际学术会议,历次会议论文以“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为题汇集,于2013年9月出版;后者则以每月阅读一册《事略稿本》,持续进行至今,至2013年12月,已举行五十二次,阅读至第51册(1942.8~11)。《事略稿本》读书会部分成员并于2012年起参与政治大学人文中心“现代中国的形塑”研究计划,组成子计划“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研究团队,由吕芳上担任计划主持人,预定在四年内完成以蒋介石为主题的研究专著多本。在此期间,亦有多场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举行,其中规模最大者为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大学历史学系,于2010年12月2至3日在台北召开的“《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约请学者提交三十六篇论文,邀集国内外学者百余人,共同参与讨论。论文于会后经修正,出版《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两册。
      三、蒋介石研究的发展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台湾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点,因此蒋介石的相关研究从不缺乏,在蒋介石日记开放前,蒋介石的研究大量依赖档案;不同时期出版的言论汇编,如《黄埔训练集》、《庐山训练集》、《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等;以及由日记衍生出的传记类书籍,如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陈布雷等主编《事略稿本》、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等,研究重点集中在政治、军事、思想等方面。日记公开后,多了日记。日记开放前的蒋介石研究与日记开放后的研究有没有不同?就台湾方面而言,以1949年前蒋介石与民国史事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从现有成果来看,似乎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档案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大致上可以解决蒋介石主持军政事务面对的诸多问题,日记的运用大多在补充原先的观点,或者对问题的分析更加细致,对于结论则没有什么关键性的、甚至颠覆性的改变。较大的影响是在1949年之后相关史事的探讨,包括韩战、第一次台海危机、金门炮战、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退出联合国等主题,日记提供较以往丰富的决策性数据,陆续有学者进行研究。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近年来亦委托研究者进行“迁台初期的蒋中正”、“1950年代的蒋中正”等研究计划,研究成果正陆续发表。
      从研究方向来看,蒋介石的日记开放后,丰富了蒋介石相关研究,除传统以政治、军事、外交等公领域为主题之研究外,逐渐扩充到宗教信仰、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等私领域的探讨,使研究者对于蒋介石能有更丰富的理解,也使蒋介石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人”,而更趋近于一个“人”。2010年1月,《事略稿本》读书会成员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在台北举行“蒋介石的人际网络”学术讨论会,试图从蒋介石在日记中所呈现的私领域着手,分别探讨蒋氏的党政人际关系、军事人脉、亲缘、爱情、地缘关系等人际网络,期望在日记与研究中间取得新的联系。所有十篇论文,经过修正补充后,集结成书,在台北、北京分别以《蒋介石的亲情、爱情与友情》(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蒋介石的人际网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名出版。次年6月,两方学者继续以“蒋介石日常生活研究”为主题,在花莲举行学术讨论会,从休间与游憩、空间与时间观、读书生活与医疗等三方面进行讨论,再度拓展蒋介石研究的新视野。会后,十五篇论文以《蒋介石的日常生活》为名,结集于2012年12月由政大出版社(台北)出版。2013年6月,两方学者延续前两次研讨会以日记中呈现之私领域为研究方向的基调,以“蒋介石与抗战时期的中国”为主题,举行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共提交19篇论文,分为国际秩序与中外关系、党派与人物、战备与战时事务三项主题进行讨论。
      然而私领域的研究,往往会引起“枝微末节”、“有什么作用”等方面的质疑,例如探讨蒋中正的旅游生活,就有可能要面对国家领导者进行旅游是否具有正当性,或旅游与国计民生是否有所关连等问题。事实上,私领域的研究会扩大对于公领域相关问题的理解,如1949年对于蒋中正而言,是一生中最大的挫败,是充满屈辱悲惨的一年,但是从日记中可以理解他凭借坚定的宗教信仰,克服内心的挫折、屈辱,积极面对未来。因此对蒋氏宗教信仰的探讨,实际上是对他在公领域作为的重要参考,而这一方面的数据,在蒋氏言论汇编或相关档案中并不多见,只有从日记中,我们才能看见一个具有虔诚基督宗教信仰的蒋介石。同样的情形亦见诸于旅游,蒋氏相关资料中,关于旅游的记录并不多见,但是从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蒋氏是一位喜爱旅游,而且十分重视休闲生活的国家领导者,即使在对日抗战或国共战争战情紧急期间,仍不忘旅游休闲,舒解身心,目的在于迎接下一阶段的挑战。
      除了私领域的研究外,日记中亦有许多反映其内心感想的记事,包括对人的批评、对事的意见等,对于理解蒋介石有相当参考价值,但是这些批评、意见,不见得会反映在外在表现或公开作为上。以日记中常见到的对人批评为例,蒋氏在日记中时常有指责同志、部属、学者的文字,措词十分严厉,此种斥责或批评实为其内心情绪的表达,然而蒋氏作为国家领导人,理解内、外之间的关系,个人好恶不应该影响用人施政,日记成为其发泄的管道,透过日记,可以看到一个与平常人相同,有着喜怒哀乐的蒋介石。
      日记中还有一些其他数据无法呈现的事务,如读书。蒋氏十分喜爱读书,但是他读过哪些书?对他有什么影响?在档案或相关数据中难以呈现,日记中却有相当多的记载。蒋氏在阅读书籍时,往往会将重要内容抄录于日记中,或在日记中撰写个人的读书心得,透过日记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他的阅读史。再如,蒋氏一生有许多演讲,每次演讲内容如何形成?或有以为系秘书人员起草,然细审演讲内容,往往有其亲身经历之陈述,而对照同一时期日记内容,蒋氏所记录之个人想法、观念,与所发表演讲内容或有吻合之处,亦即透过日记或许可以理解蒋氏对于问题思考的脉络等。
      日记是具有强烈个人主观意识的数据,每个人对于问题的看法不同,对于生活的体验或不一致,蒋介石亦是如此。日记中所记内容,是他自己认为应该记录的活动或对人、对事的意见,而非应外人或研究者需要所记录。因此对于蒋介石的日记,研究者不需要有过高的期待,认为日记可以解决与蒋氏有关的各种问题,日记所能解决的只是与蒋氏个人相关的问题。他在日记中所记对于问题的看法,亦是如此,许多时候是停留在想象的阶段,实际作为并非一致,甚至南辕北辙,否定自己的想法。
      蒋介石研究应该是以蒋介石为主体的研究,就此而言,蒋介石日记的公布对于蒋介石研究绝对有其重要性,但是档案等相关数据对于蒋介石研究亦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档案或日记所呈现出的蒋介石,应该都只是部分的蒋介石,由公、私领域的划分,档案是公领域的蒋介石,日记呈现的则是私领域的蒋介石,如何结合公领域的“档案”与私领域的“日记”,公、私并看,或许才能让研究者发现一个“人性化”的蒋介石。
      ①根据“中央”图书馆编目组编《蒋中正先生论著目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孙逸仙博士图书馆等,1986年10月),1986年9月前出版蒋介石思想研究中文图书382册,论文1,214篇。
      ②参见刘维开:《〈蒋中正日记〉与蒋中正研究》,周惠民主编:《民国史事与档案》,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年,第49~50页。
      ③各册名称及作者分别为:《先总统蒋公与中国科技现代化》(何辉庆)、《先总统蒋公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刘阿荣)、《先总统蒋公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卫民)、《先总统蒋公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杨国赐)、《先总统蒋公与中国交通现代化》(梁馨科、黄台生)、《先总统蒋公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崔光宙)、《先总统蒋公与中国政治现代化》(李胜峰)、《先总统蒋公与中国财政现代化》(王荣周)、《先总统蒋公与中国法治现代化》(李永然、陈明晖)、《先总统蒋公与中国国防现代化》(沈宗瑞)。
      ④各册名称及作者分别为:《蒋中正先生对太平洋战争的贡献》(高崇云)、《蒋中正先生与中国之现代化》(李复甸、朱言明)、《蒋中正先生与中国宪政民主建设》(陈毓钧)、《蒋中正先生与中国之独立和平等》(陈志奇)、《蒋中正先生对人类文化及世界大同的贡献》(冯沪祥)、《蒋中正先生与抗日战争》(蒋永敬)、《蒋中正先生的传播思想及对世界的贡献》(李瞻)、《蒋中正先生与中美关系:从白皮书公布到韩战爆发》(李本京)、《蒋中正先生与中国之统一》(杨逢泰)、《蒋中正先生与台湾安全:由古宁头战役到八二三战役》(齐茂吉)、《蒋中正先生在世界上的地位》(林衡道)、《蒋中正先生与苏俄在中国: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俄意识为中心探讨》(段昌国)、《蒋中正先生与台湾农业改革》(丁一倪)、《蒋中正先生与台湾建设》(丁介民)。

  • 王中银

    王中银 (建设乡村和县城重建故乡精神气质) 2016-11-10 21:28:12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笔谈  
    ——蒋介石研究的新阶段
    Written Discussion on Chiang Kai-shek and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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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川岛真+关注

    作者简介:
    (日)川岛真,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国际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博士

    译 者:
    薛轶群  薛轶群,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助理教授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第190-192页

    期刊名称: 《中国现代史》复印期号: 2014年06期
    字号:大中小
      一、民国史研究的进展与蒋介石研究
      198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民国史”研究的热潮,迄今己过了30余年。回首往昔,民国史的进展过程中有着以下若干背景:
      第一,民国史的推动与当时改革开放的政策是相关联的。在革命史观影响下,民国时期活跃的资本家都被认为是反动、反革命的。而改革开放政策之下,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进行了一定调整的同时,对近代史的叙述也有所改变。以民国时期的商会等资本家团体为对象的研究出现,可视为民国史研究进展的一个象征。
      第二,民国史的发展与对台湾的统战也有关系。此前,中共对国民党的评价很低,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也避而不谈,然而民国史的进展修正了这些看法,尤其是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贡献越来越受到肯定。而透过民国史的兴起,海峡两岸历史学者的对话也日趋活跃。
      然而,在包括日本的海外学者看来,民国史研究的意涵可能跟中国学者有所不同,海外学者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基本动力是出于挑战所谓的“革命史观”,这也是民国史研究的魅力所在。而中国也存在类似的倾向,即在中国国内,重视“发展”,“革命”的地位就相对弱化,对于革命史的反思也会增强。这也是民国史研究顺应时代潮流而衍生的一大成果。
      时至今日,民国史研究在各个地区的诸多学者的努力下,已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而《蒋介石日记》的公开,也掀起了一股民国史的新热潮。关于蒋介石的实证研究不断被推进,以阶级斗争史观分析民国史的研究大幅减少,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成为一大瞩目焦点。而国共两党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认识分歧,也在两岸的学者之间引发了热议。从该意义而言,可认为《蒋介石日记》为两岸的历史研究构筑了新的平台。
      另一方面,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研究者而言,《蒋介石日记》虽然意义重大,但就诸如中国近代史的国共诠释有所不同等问题,很少从中立的立场出发将克服这一差异作为研究课题。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多被用于考察“实证性”的问题,即日记的公开与大量档案被公开一样,对揭秘历史事实的“期待”进一步提高。
      由此可见,围绕民国史研究及蒋介石日记的环境,也因地因人而异,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二、史料的大量公开与蒋介石日记
      民国史研究的进展离不开史料的大量公开。中国大陆与台湾都已公开了大批档案,而报纸、杂志也大量实现了数字化,同时还出版了诸多日记。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突飞猛进,不断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
      尤其在政治外交史领域,随着政府与国民党的档案大量公开,关注决策过程的研究不断涌现,对清朝、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的评价也逐渐转变。而此前多为负面形象的政治家也开始得到肯定。
      蒋介石日记无疑也呼应了这股史料公开的潮流。在台湾,随着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终结、蒋介石的走下神坛,档案更加地公开,并在1990年代后形成常态。蒋介石日记的公开也与台湾内部的这一状况密切相关。
      当然,《蒋介石日记》的史料自身也存在着众多疑点。首先,不可否认其本身历经多次改动,有可能并非第一手史料。原本该日记即带有蒋介石的官方记录因素的色彩,它不一定是所谓的私人日记,而是以被他人所见为前提的。其次,须留意公开时有多少部分是做了非公开处理的。特别是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关系等有可能是故意不予公开的。即便如此,该日记在分析蒋介石的想法、人物评价、心理变化等诸多方面仍有巨大意义。如在攘外安内政策的真意、抗战过程中对战局的认识、战后构想、战后的撤台作战、反攻大陆的真意等方面都意义深远。
      然而,作为政治外交史考察时,应注意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公开的经过,与其他地区的政治外交史研究的方向不尽相同。例如德国的政治外交史研究,在分析纳粹德国的对外关系方面先有以希特勒为主的研究;外交档案被公开后,才改变了原先由首脑决定一切的印象,不同层级党政机关部属对决策的参与等详细过程也逐渐浮现,此时,被相对化的独裁体制和并非由领袖决定一切的史实才浮出水面。而中国的政治外交史研究,因外交等行政机关的档案及党务档案先于领袖的史料被公开,反而会留下领袖在决策中作用很大的印象。
      三、若干疑问
      《蒋介石日记》的公开确实大大推动了蒋介石研究,其中最大的变化应是相对之前单纯的讨论或是解释,更详细的阐述了蒋介石在各种情况下的烦恼、认识及到决策的过程。但历史不应以成败来论英雄,应重视当时蕴含多种可能性的时代感,再以此进行判断。历史研究学者尽管熟知历史的定局,但决不是裁断过去的法官。如果从结果反推过去,再断定其成败,就会无视同时代的感觉。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描写我们现在的历史时,却与当下我们的感觉大相径庭,这绝非好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蒋介石日记可谓给中国政治外交史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细想之下,使用蒋日记的结果是否给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呢?这一点与档案也有相通之处。档案的使用,确实解密了众多史实的细节,但并未给历史叙述带来突变。的确,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外交得到了肯定,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的评价。另外通过蒋介石日记,蒋的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方式及攘外安内的真意也一一得以呈现。但这是否就颠覆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呢?答案又不尽然。这正证明了随着立足于史料的研究累积,历史是不断进行着细微调整的,同时又是渐进变化的。
      此外,还需要注意档案及蒋介石日记的公开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过度依赖这种史料,最终可能包含的危险性与只使用国共两党的史料集进行研究是相同的。换言之,或许结果不过是在构建一种新的官方叙述(official narrative)而已。对此,必须结合民间的多种史料,进一步对史料进行批判。例如对于蒋介石日记,如果过于相信日记中的内容,就会涉及到如何想象日记中未提部分的问题。因此,结合档案史料及其他人物的日记等,来推敲未写入日记的内容是极为重要的。
      四、日本的蒋介石研究动向
      从民国史研究的兴起到蒋介石研究进展的动向,都与日本学界的动向息息相关。如上所述,即使其目的与课题并不与中国完全一致,但仍成立了众多民国史相关的研究会,并发行由野泽丰教授编纂的代表性杂志《近邻》等。关于蒋介石,也成立了以山田辰雄教授为首的“日本蒋介石研究会”。
      这些研究会的共通课题包含如下三点:第一,相互切磋实证性的历史研究,推动学术研究;第二,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促进国际交流;第三,通过这样的研究和交流,在吸收海外研究动向的同时,传递“日本的视点与成果”。其中第三点又与日中近现代史的密不可分、相关史料保存在日本等有关。在蒋介石研究方面,这一点尤其明显,或许是与对中国等蒋介石日记的研究潮流予以批判性探讨有关。
      日本的蒋介石研究在战前已经存在,但在战后的较长时期里,因对国民党的批判视角过强而未被列入研究对象。在山田辰雄等学者的引领下,1970年代起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随后,在民国史研究的兴起,南京国民政府、重庆国民政府等相关共同研究的推动下,蒋介石成为主要的考察课题。近来,家近亮子分析中日战争的著作《蒋介石的外交战略与日中战争》(岩波书店,2012年),可说是极具代表性的研究,该书运用了蒋介石日记、档案以及日方史料。此外,在由山田辰雄、松重充浩编着,作为日本蒋介石研究会活动成果出版的《蒋介石研究:政治•战争•日本》(东方书店,2013年)一书中,山田辰雄考察了蒋介石的日本经验、日本对于蒋介石的意义,笔者也就《蒋介石秘录》的意义进行了分析。但现存的蒋介石日记始于1917年,关于之前时期的研究并不多见。而《秘录》与其他史料的关系如何,也有待考察。
      如果追问日本的蒋介石研究对蒋介石本身的评价及历史叙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恐怕一时很难回答清楚。实际上,尽管实证的程度提高,叙述更为详细,但并未带来突出的变化。如前所述,这应该也是一种渐进性的变化。
      尽管如此,通过日记的利用,新的研究契机也应运而生。例如从对日关系出发,与蒋介石交恶的人们,尤其是汪精卫成为关注的热点。随着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心情矛盾的一面被揭示,中方学者对日本研究动向的关注提高,因此,诸多共同研究的契机也随之增加。笔者期待今后继续重视这种机遇,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 王中银

    王中银 (建设乡村和县城重建故乡精神气质) 2016-11-10 21:29:15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笔谈  
    ——《蒋介石日记》原本、抄本之异同及其内含价值
    Written Discussion on Chiang Kai-shek and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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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马振犊+关注

    作者简介: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员。南京 210016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第193-196页

    期刊名称: 《中国现代史》复印期号: 2014年06期
    字号:大中小
      蒋介石日记是研究民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其重要性与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在当前中外学者争先恐后发掘这一史料宝库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最早摘录利用蒋介石日记作为史料来撰述蒋介石个人历史活动的,是他早期的秘书毛思诚。我们通过对蒋介石日记原本抄本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可以揭示许多历史真相,推进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研究。
      1927年至1939年间,毛思诚为给蒋介石编修《年谱》等个人传记资料,收集保存、抄录整理了一批蒋介石的日记、来往函电、家书公文等文献,后来依此着有《蒋公介石年谱初稿》(1888-1926)(即《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因此而形成的数据,如今也已形成了另一类的蒋介石个人档案。①
      蒋介石日记有手稿原本、分类抄本和仿抄本、引录本等几种类型,后三种原本的衍生品,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都有收藏,其中仿抄本从内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相仿,而日记的“分类抄本”是主体,这些由毛思诚所作的“类抄本”,其基本内容均已为毛氏编入其所著《年谱》中。“日记类抄”与《年谱》成稿后,经过了蒋介石亲自审阅删改,价值更为珍贵。实际上,这是蒋介石为他准备公诸于世的日记做了一次内容修订,以判别日记中哪些内容是可以公开的,而哪些内容必须删去以保密;以及日记中一些当时的提法称呼必须改变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日记类抄”与《年谱》的蒋改版档案,比较其日记正本,具有不同的价值与意义。
      在有关蒋介石的研究中,对比日记原本内容与毛氏抄本及其所著《年谱》一书中的相关记载,其内容文字的异同比较及蒋介石修删内容的研究,是一项非常有趣而极有意义的工作,它不仅可以对照补充日记原本因年代久远原件腐坏而造成的内容缺漏,而且可以从毛思诚摘录内容时的取舍改写、蒋介石审阅时的删改增批中,窥探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和欲达到的目的。我们甚或可从蒋介石删改日记的过程中窥探出其政治立场、思想变化的脉动。
      毛思诚作“蒋介石日记类钞”和《蒋公介石年谱初稿》,都是以蒋介石日记原本为基本素材,分类摘录编辑而成,与日记原件相比,其中的改变有三类,一是毛思诚在分类摘录“蒋介石日记类钞”时有所取舍及文字改动;二是蒋介石在审定“日记类钞”和《年谱》初稿时所做的原则性删改;三是蒋介石后来的秘书陈布雷等人校定时所做的文字梳理工作。
      比较蒋介石日记正本抄本之异同点,其价值意义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毛氏抄本与年谱,其内容不是原本简单的照录与重复,而是经过了编辑、增删再加工后的作品,其价值更高。
      第二,蒋介石日记正本,因保存年代久远,纸张损坏,许多字迹已经模糊缺漏,难以辨认。但我们对照日记抄本与年谱,就可以做到基本上的补齐与还原,这对提高日记原本价值,具有重要作用与意义。
      第三,在这些改动中,以蒋介石对于其日记特别是党政、军务、家事类内容的亲笔整段删除与改写最为显眼,它体现了蒋氏在其日记即将公示前的政治因素考虑与自我隐私保护观念,反映出蒋氏的思想变化,因此极具研究探讨价值。
      毛氏抄本与《年谱》的编辑加工者主要是蒋介石本人、毛思诚以及于右任、陈布雷、吴稚晖等少数人员。因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使得日记的改抄本与《年谱》内容更具价值。这种价值具体体现在加工后的产品与原本相比,已有许多的不同,除了纠错改误补漏等技术性改进外,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出当事人在事后再回顾时,立场观点已发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自己在亲笔修改日记时,他的感觉与考虑应对问题的思路,比当时的第一观感反应要更为冷静和成熟,这便更能体现他真实的为人与面貌。
      从日记修改编辑工作实际出发,值得关注的就是毛思诚与蒋介石两人对日记的修改和删增的内容。
      当年毛思诚为了准备编写蒋介石年谱时的方便,仿照蒋介石所喜爱的《曾文正公日记类钞》体例,对蒋日记分为政治、军务、文事、身体、学行、家庭、旅游、气候、杂组等9类做了摘抄,9类名目的确定自然也是毛和蒋的选择。蒋介石对毛氏所作抄本非常重视,除逐一审改外,还命其将“学行类”“另抄一本寄下以备常览”②,以增加其在身心修养过程中的参考警示作用。
      毛思诚在为蒋做日记分类抄本时,基本上是尊重蒋介石日记原文的。但是也并非只字不改地照抄,而是加上了他自己的一些润色和修正。据杨天石先生的研究:“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蒋的日记原文,然后加以文字润色,并不改变蒋的原意,所以还是可信的。但是,仍有个别地方,毛思诚为了将蒋的形象显示得更完美些,有些改动和原文相差较远。例如,蒋早年比较激进,主张将资本家‘扫除殆尽’,毛思诚就改为‘如不节制资本’。又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日记曾有‘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维护领土’的说法,但毛思诚却修改为:‘以坚强不挠之气概吞压强虏’这一改,蒋的形象‘完美’了,但也就不真实了”。③从相关内容的几次改动来看,毛思诚作类抄时是要把蒋介石的冲动与激愤之言“磨磨平”,蒋介石自己事后再改日记时是要把内容“拔拔高”,于是,本来生动形象而反映出真实情感的日记,最后就变成了富有官书特征的说教之言,一声“公叹”、几分严谨之中,却完全失去了原文中“极恨”的色彩与意义,一个血气方刚又急性暴躁的蒋介石,就此变成了深沉善“耶”的政客,一点“革命精神”也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总体来看,毛思诚的分类抄本在内容上基本是忠实于蒋介石日记原本的,没有什么原则改变。字句的修订和内容分类的鉴别选择,虽有若干特色或可视为存在某些问题,也不影响对日记原意的了解。只是类抄本被多次审改,特别是蒋介石或于右任等人常常在毛氏旧改字迹上再次改涂,致使页面较乱,阅读辨别较为费事。但无论如何,在填补蒋日记原本缺漏字方面,毛抄本仍不失为最好的依据。
      至于毛思诚在利用分类抄本写作蒋介石《年谱》稿时的内容变化,一是基本用其党政、军务两类日记的内容,逐一补充附入了蒋介石相关的讲演稿及文字稿,并增加了一些人事任免、命令布署、军事动态、来往交际的记载,凡无存稿的还注上了“稿未留”的说明;二是对其文事、身体、旅游、杂组等,择其要而录入,每日气候虽有专本类抄,但也舍去未录;三是对其家庭类,则删去几乎全部与宋美龄、陈洁如、姚冶诚有关的蒋氏情感生活的记录,只留下其中能够公开的内容。而同样记一事,在年谱稿中也在文字上改为平叙,改写了含有贬义的内容。如1926年7月26日日记原文与抄本所记“为战费事,子文吝刻,使人难堪”一语,到年谱稿中则改为“与宋部长切商军费。”由此可见,《年谱》稿比较类抄的内容要比类抄比较日记原文的内容改动更大,其选材原则与目的是能够公开和为蒋介石书存正面的历史。
      蒋介石在写日记时是不准备公开的,所以他在其中记载了许多隐私,但他也知道毛思诚的抄本除了备份之用外,是要用来写年谱出版的,故他对抄本和年谱稿本在百忙中进行了认真的审改。从目前校勘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对其日记抄本与年谱初稿的原则性删改主要集中在政治与家事、个人言论品行等几方面的内容。分析其情况与原由,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因为政治背景时过境迁,个人立场发生变化,蒋介石对自己过去的讲话、文稿中的内容不再认可,需要全删或全改,以便“与时俱进”。
      如1926年8月15日年谱稿存录蒋介石对第十二师官兵训话稿中,原有一段他痛斥吴佩孚和帝国主义“讨赤”口号的文字,其内容口吻非常革命,慷慨激昂,读来令人拍案叫绝。④但诸如这样充满革命激情的文字,却被蒋介石在审改时以红笔一圈悄然删除了,其原因不言自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变了,他己不再反帝亲俄,甚至,他已经不再“云赤”,甚至还率领“讨赤”的队伍,亲自向中共红军作战了!于是,当年蒋氏所发表过的这类相似于共产党革命的“左倾”言论,自然必须删除。
      二是因为蒋氏个人婚姻的变化,他与宋美龄的美满结合,使其在对外宣传中必须避讳乃至完全隐匿他过去与陈洁如、姚冶诚的关系。
      1926年前后,正是蒋介石的婚姻关系最复杂的时期。当时他的正式妻子是陈洁如,但与过去的“侍妾”姚冶诚关系未断,与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结婚)又热恋,正所谓处于情感纠葛阶段。在他的日记中,既有与陈关系的大量记述,又录有与姚氏的来往,更有许多他倾慕宋热恋宋的表白。这时,他与陈洁如(1921年12月5日结婚)刚结婚五年,按常理应仍是感情较好之时,实际关系却已处于“亦爱亦憎”的动摇状况。其原因基本上是出于陈的某些不成熟和蒋对她的爱仍在、憎又生。实际上,此时蒋对陈还是比较有感情的,故而仍对她“殊劳跂盼”、“不胜牵念”、“情思缭乱”以至“洁如受屈,余心觉不安”等等情感再再出现,而蒋自己也检讨道“近日性躁而僻,洁如耐心侍奉,毫无懊怒之态,亦可恕其既往矣”,“迁怒洁如,噪闹镇[整]日”,这说明蒋对两人矛盾之产生,也负有一方面的责任。而“我为此碧玉,几病神经矣”、“为情魔缠绊,怜耶?恼耶?”、“亦爱亦憎”、“男女问题,令人不解决如此,其奈之何?”皆表明了蒋对陈的矛盾心理。
      在此复杂情况下,又因宋美龄的出现,使蒋陈关系濒于破裂。从日记内容来看,蒋介石对宋美龄是真心爱慕的,而宋与陈之间从外貌、学识、品行、修养到家庭背景的巨大落差,必然成为引起蒋移情改变的原始动因。因为有了宋,对陈的爱就有了改变,从爱怜渐变为挑剔,直到横竖看不顺眼,最后将其发配送往美国而结束。
      1925年11月底和1926年7月2日,蒋介石又曾召过去的侍妾姚冶诚两次携其次子蒋纬国来广州探望,蒋在7月2日日记中记载:“晚傍回黄埔,以纬国母子来粤也。”⑤毛思诚在当日家庭类抄中记到:“旁晚回长洲,以纬国母子来粤也”,其后,蒋介石在审阅时将此句删去了⑥。于是,到了《年谱》正式出版时,仅剩下了“傍晚,纬国省亲抵粤”⑦这一句话。在此,日记原本、抄本与年谱三种版本内容的变化,非常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三者的关系和改动的情况。
      于是,从最后的《年谱》稿上来看,一个个人生活情感世界比较清洁完美的蒋介石就此“诞生”了。
      三是蒋介石对自己性格缺点的掩饰,以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
      在蒋介石日记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自我检讨与反省。除了前述日记中每天必写的“社会记事”、文后自警之句外,他对于自己性格中的暴躁、多疑、色欲、愤懑及打骂下属等行为,多有记录及反省。对于这类记录,毛抄本中也做了和缓处理,蒋对此是首肯的,但到了《年谱》里有关这些也已全然不见了踪影,原因还在于在正式出版品中为蒋掩饰性格缺点以维护其正面形象的需要。当然,蒋介石能在日记抄本中记录和保留自检缺点并日日自戒的内容,也是需要勇气的。可惜的是,看了蒋的日记,给人一强烈的印象就是,他日日自检自贵,但却不断复犯,“他也曾设法改正,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蛮,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痼疾’。”⑧
      总的来看,蒋介石对抄本与年谱的审改保留了基本的史实,并做了相应的删改增,其出发点是基于政治的需要与考虑。现在,我们对于这每一类记录的改变,如政治、思想、言论、婚姻、家事等等,都可以继续依据专门的分类,结合各专题的史实研究,再进一步进行细化深入的探讨,这对于相关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或将产生具有全新结论的观点,成为“寻找真实的蒋介石”的前提与史料基础。
      因蒋介石日记原本以及其早期与后期抄本现分藏大洋彼岸及海峡两岸,有关这一课题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研究,还待海峡两岸、中外史学界的共同合作努力。
      ①毛思诚所著蒋介石《日记分类抄本》及《蒋公介石年谱初稿》等182件档案数据,在1985年6月7日由其孙毛丁捐献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现藏于该馆特藏“蒋介石个人全宗”。
      ②毛思诚:《日记类抄》(学行一),标题页,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三○四一,115。
      ③⑧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0页。
      ④毛思诚:《蒋公介石年谱初稿》,“四十岁,十五年五月至八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三○四一,33—3。
      ⑤《蒋介石日记》(原本),1926年7月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⑥《蒋介石日记类抄》(家庭类),1926年7月2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三○四一,112。
      ⑦毛思诚:《蒋公介石年谱初稿》,1926年7月2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三○四一,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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