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特别能战斗》

苏先生

来自: 苏先生 2016-11-10 14:55:58

  • 苏先生

    苏先生 2016-11-10 14:57:33

    7
    事情的原因,还是出在那个停车场上。叶教授告诉我们说,物业的人已经在公司门口张贴告示,准备取消所有业主的免费车位,重新开始向大家收钱了。
    说起来,自从搬进这个小区以来,业主们和物业公司的关系还算基本相安无事——楼道里的灰尘有人擦,垃圾桶里的脏东西有人清理,大门外总站着两个长相如同匪兵甲,穿着却好像民国大元帅的保安,车位更是随停随有,方便极了。大多数人都认为上次和他们的斗争只是一个小插曲,双方擦枪走火,又各自妥协,因此“主流还是好的”,那点儿物业费交得还是值得的。
    没想到突然来了这么一出。这次苗秀华倒没说什么,我却先从棋盘旁边跳起来:“这是什么道理?免费停车,不是一开始就说好了的吗……他们要收多少钱?”
    “每月600。”
    “这么贵?我们公司在中关村的地下包月车位也才不到500。”
    “关键还不在钱多钱少,而是一个诚信的问题、品格的问题。”叶教授把问题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又控诉道,“我已经打听过了,他们突然开出这么高的价格,其实是想把我们的车都撵出去,留出地方来租给附近的旅游公司,停大轿子车。大轿子车的停车费又和小轿车不一样。他们倒是划算了,可咱们哪儿受得了啊?你想,每天家门口出来进去的都是庞然大物,一排队就把小区前面那条路堵得水泄不通,再加上那些外地来的旅游团也要上上下下,咱们还怎么过日子?更可气的还不止这个呢,你知道那个物业公司的经理这么做是因为什么吗?根本就不是为了把创收出来的钱用在小区建设上,而是股票……”
    “股票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最近倒也听说了股市大跌,公司里的不少同事都被“套”住了。
    “他炒股亏了,欠了一屁股的债,就想把这个小区变成提款机,拿本该属于我们的钱去还利息。”叶教授也顾不上一个学者的儒雅了,骂了一句“他妈的”,狠狠地说,“真是想钱想疯了。”
    我又问:“那么大家的对策是……”
    “抗议,重新开始抗议。”叶教授说,“这一次绝对不能再听他们的花言巧语了,一定得逼着他们认错不可。而我和几个上次参加过抗议的业主寻思着,国难思良将,这种事情没有一个最坚决、最能冲在前面的人物是不行的——他们推举我领头,但我可没有带头的本事,也没有带头的魄力——这就想到了苗女士,苗大姐。上次她的表现大家可都是看在眼里的,也只有她,才能把大家号召起来,团结起来……”
    这才说到正题上,原来是请苗秀华出山的。屋里一下静了,几个人的眼神齐刷刷地看向了苗秀华,而雅乔的表情分明是面有忧色。
    这个时候,苗秀华便慢慢地呷了一口茶水,清了清嗓子,用老北京人特有的、近似于京剧道白的腔调说道:“事儿倒是听明白了,可这事儿跟我也没关系呀。”
    “那怎么能够,小区的事儿不就是大家的事儿嘛,您也是大家的一分子啊。”叶教授说。
    “既然说到这儿了,那还真得分辨分辨——”苗秀华仍然拿腔拿调,“你们这次跟物业公司斗争,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停车位吗?可我们家也没人开车,我们并不需要停车位。那块水泥地是停大车还是停小车,就是停火车停飞机.也碍不着我们什么。而且上次答应物业公司的条件,同意收房的不也是你们吗?哦,你们想服软儿的时候就觉得我没用了,想死磕的时候就又把我抬出来,这是什么意思?把我当枪使啊?”
    叶教授就赔了笑脸:“我知道您还为了上次的事儿不痛快……上次的确是我们不对,我们听信了谗言,我们辜负了您!可我们也知道您是最有公心的一个人了,现在恶势力在咱们家门口肆意猖狂,难道您就看得过眼吗?而且说起来您和您老伴儿用不着停车位,但这位小林,也就是您未来的女婿吧——不好意思,忘了恭喜你们了——他也开车啊。姑且抛开停车位的事儿不说,就拿您原来教育我们的那番道理来讲吧,物业公司的经理一而再再而三地骗咱们,跟咱们耍心眼儿,这样的人要是不把他给彻底治服了,咱们以后的日子都过得不踏实啊。说来说去,我们大伙儿可都指望您了。”
    听了这话,苗秀华便闭上了眼,两边的嘴角又抿起来,齐刷刷地往下撇过去,似在沉吟。窗外有大团的云彩浮动,阳光忽而暗了,又忽而流光溢彩地照到了她的脸上。我看着她脸上的亮色,却觉得那光芒不像是外面洒上去的,而是从她的皮肤底下升腾出来的。苗秀华好像被点燃了,整个儿人都是热腾腾的了。
    “您容我想想,行不行?”她说。
    “好,我等您信儿。”叶教授深深地点了下头道。
    他正要离开,苗秀华忽然又从背后抛过去一句话:“告诉别的业主,且不要轻举妄动。对付那种滚刀肉,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
    那天叶教授走后,雅乔悄悄把我拽到她自己的房间,埋怨我:“你怎么也不劝劝我妈?”
    “劝她什么?”
    “劝她别掺和小区里的事儿……我跟我爸的话她是完全听不进去,没准儿也就你说话还管点儿用。”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苦笑了一声,“她那性格,谁能真劝得住啊。去不去参加战斗,只取决于她自己愿不愿意,有没有那个激情。你恐怕还是得做好准备,没看见刚才你妈那张脸吗?精神焕发了,我看八成是闲不住了。”
    雅乔的脸色便越发忧郁,紧接着又变成了烦躁。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胸脯一起一伏,突然抄起一只抱枕,狠狠地摔到墙上:“我就烦她这个!一天到晚几十年如一日,不是跟这个斗就是跟那个斗,恨不得把家里的亲戚外面的同事都得罪干净了,让我跟我爸出门儿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这就是她的成果吗?你是没体会过,如果一个家庭时刻都处在对外作战的状态里,这个家里的人得是什么感觉?随时绷着根弦,总觉得下一秒钟就要吹冲锋号就要开始总攻了,一天两天都够难熬的,可我呢,我是旷日持久地忍受这种感觉。这真是一种折磨,就跟有人拿锯齿锯我的脑仁儿似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都快疯了!”
    以前我只是感觉雅乔怕她妈,但是没想到她对苗秀华还抱有这么大的怨气。我赶紧捂住了雅乔的嘴:“小点儿声,别让你妈听见,要不外战就该改内战啦。”
    雅乔顺势咬了我一口,疼得我直翻白眼儿。她挣开之后,忽又郑重地直面我,说:“咱们也快结婚了,别的女孩儿都要对老公约法三章,我没那么多事儿,只是有一条你必须答应我。”
    “你说,你说。”我甩着手应付她。
    “绝对不能跟着我妈和人家闹去,更不能给她打下手。她这人就是人来疯,越有人撺掇叫好她就越来劲,所以咱们索性就淡着她,让她自己觉得没意思。”雅乔习惯性地咬了咬下嘴唇,又说,“我已经在一个战斗家庭里待腻味了,我绝对不能接受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再有一点儿战斗的气息。”
    见她说得如此坚决,我只好以同样坚决的口气答应。她不信,我便又指天跺地了一番。别人家的小夫妻诅咒发誓的内容都是“我爱你”或者“我绝不爱别人”,我们家倒好,是断绝与丈母娘的战友关系。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出门时碰上了叶教授,他再次谴责了物业公司的小人行径,又积极地拉我入伙。我为难地支吾了几句,终于还是回绝了。
    “您也知道,我快结婚了,操办婚礼也麻烦着呢。”我说。
    叶教授遗憾地表示谅解,又问:“那你的准丈母娘苗女士呢,她怎么决定的?”
    “那是她的事儿,我们小辈儿哪儿插得上嘴。”我说着赶紧关上了车门。
    然而那天下班回来,我便听说了一个消息:苗秀华已经正式出山,开始参与并主导了新一轮业主维权斗争。她终于还是无法忍受没仗可打的寂寞,这一点也和巴顿将军是相通的。而因为在雅乔的劝阻下,我必须远离战场,所以这场战役的最初情况,就大多是从叶教授的转述中得知的了。
    叶教授向我感叹:真没想到,经历了一次失败的苗秀华试图东山再起时,不仅保持了屡败屡战的意志品质,还具有了“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深沉性格,并且“特别适合做思想工作”。小区外面新开了一家快餐店,当天晚上,他们那些业主就凑到那里去开会,一干人吵吵嚷嚷地商议如何“给物业公司点儿颜色看看”。说来说去,无非都是抗议示威的老套路——有的提议拉横幅,有的提议发传单,甚而还有提议把声讨口号漆到汽车上招摇过市的。但只有苗秀华久久一声不吭。等到大家都说完了,她才慢慢地站起来,声音不大但字字铿锵,如同一串儿玻璃珠般落地有声:“现在看来,这些做法只不过是表明一下立场,发泄一下情绪,但未见得有什么实质性的功用。说是打人不打脸,可要脸的人才怕打脸,对方要是不要脸了,你就是把他的脸戳漏了,人家也毫发无伤。所以还是得打蛇打七寸,照着物业公司最怕的地方下手。”
    叶教授便问:“那七寸在哪儿呢?”
    “在咱们手里捏着呢。”苗秀华伸出一只巴掌,缓缓攥拢,仿佛真的捏住了一条蛇,“那就是钱。他们屡屡算计咱们欺骗咱们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多挣点儿钱吗?那咱们如果不高兴的话,也可以让他们挣不着钱。刚搬进来的时候,咱们都交了一年的物业费吧?现在眼瞅着又快交明年的了。只要大家团结起来不交,就相当于断了他们的粮道,不怕他们不求饶。”
    “还真是!”叶教授的眼睛一亮,又引用了两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类的古语来拔高苗秀华发言的高度,但没过几秒钟便又犹豫起来,“不过这合适吗?”
    “您这话说的,怎么跟我那个没过门的女婿似的,瞻前顾后——真是文化人的通病。”苗秀华皱眉评论道。而她把我也归入了“文化人”的行列,实在令我惭愧。
    叶教授便辩解道:“我的意思不是合适不合适,而是合法不合法。咱们只要住进来就算接受了物业公司的服务,甭管他们服务得好不好,都得按照合同交钱。更关键的是,真要是把事儿闹大了,司法机关介入之后也会遵循那些条条款款,支持物业公司……以前我看见过一个新闻,说的就是有个小区的业主集体不交物业费,结果被法院强制执行了,几十个人大半夜被从被窝里拎起来,押上了警车……”
    苗秀华却轻描淡写地打断了叶教授:“真要抓,那就让他们抓呗。”
    叶教授说:“您说得倒轻巧。咱们可都是本分人,哪受得了那份儿待遇。”
    “可本分人就该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吗?如果世道真是这个世道,那咱们索性也别当本分人了。”苗秀华的声音渐渐高亢了起来,“我还得再跟众位重申一下,我参加斗争,可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私利,我又没有汽车要用停车位。之所以来,无非是觉得这个物业公司太过分,把大伙儿坑骗得太苦了。我都不怕事儿,你们怕什么?咱们一没偷二没抢,只不过是要伸张作为业主的那点儿权利,我就不信法院真能把咱们判刑!凡斗争就要有牺牲,凡牺牲就要有承担,大家一起拿出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来,豁出去坐一回警车,这样才能把物业公司斗倒。”
    她这么说着,一颗头颅也昂了起来,下巴像一支箭,射向了快餐厅的“鸡腿套餐”广告牌。而这一亮相,苗秀华便像历史书上的戊戌六君子,像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的刘胡兰烈士,像纽约人海口的自由女神一样伟岸了起来,直指人心,振奋人心。她焕发出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一瞬之间就让业主们悲壮了,勇敢了,像她一样大义凛然了。
    “对,豁出一身剐。”一个业主说。
    “我就不信有理的还要被没理的欺负。”另一个业主说。
    就连叶教授也改变了立场,呼应道:“打就要打出几十年的和平来。”
    真遗憾,我没法亲临现场,聆听苗秀华的那番演讲。我想如果我听到了的话,没准儿也会被她感召,重新投入与物业公司斗争的洪流中去。而这时站在停车场里,环视着周围耸立的三栋高楼,只觉得整个儿小区的气氛都变了。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不知鹿死谁手。
    正在愣神,叶教授突然又塞给我一张纸:“这是拒绝缴纳物业费的声明书,你把这个签了,也算声援了我们的斗争。”

    8
    正如叶教授所担心的,物业公司一不做二不休,真的把我们告上了法院。
    传票是通过邮局寄来的,一打开信箱,印着“区人民法院”几个大字的信封便肃穆庄严地从一堆报纸和超市促销广告中间飘了出来。虽然这些年做生意时也和一些人、单位有过大大小小的纠纷,但我还是头一次正式收到这玩意儿呢。我拆开信封,把薄薄的一张纸拎了出来,两指捏着掂掂分量,哭笑不得地想:哥们儿也成被告了。
    不只是我,所有参加签名的业主都接到了传票。在苗秀华和叶教授的号召下,大家火速聚了起来,商量对策。雅乔满脸不情愿,拦着我不让去,我只好又把传票向她展示一番:“这回可是人家打上门来了,我再不去探探风声,难道等着吃官司吗?”
    雅乔说:“谁让你非跟着他们签名呢,还不是自找的。”
    又重申:“探风声可以,绝对不能跟着他们闹事儿去。我要找的是老公,不是战斗英雄。”
    总算获得了批准,如约来到了离小区不远的那家快餐厅。一进门,就看见服务员哭丧着脸抱怨:“你们把我们这儿当成会议室了,一坐就是大半天。正是上座儿的时候,多影响生意啊。”
    该大方的时候绝不能吝啬,我对她说:“我们点菜行了吧?凡是来开会的业主,一人一份儿鸡腿饭,我一总买单。”
    已经来的几个老头儿老太太就叫好:“小伙子会办事儿。”
    正好苗秀华进了门,大家又赞美她:“您家可真是又出人又出钱,大伙儿都会记着您的好儿!”
    苗秀华脸上也有光:“我女婿——自己当老板的。”
    三句两句,又把我划成了苗秀华的同盟军,而且还是亲兵的范畴。我想起雅乔的叮嘱,心下暗自打起了鼓点,生怕表现得太积极,再导致自己祸起萧墙。于是等到叶教授和其他人都到齐了,业主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我反而抱定了石打身子不开口,一个人窝在角落里静静地听,只求认清局势,估算后果。
    有了苗秀华上一次的鼓劲儿,众人对传票的态度全无畏惧,只剩下了愤怒。还有几个男人故作见多识广,声称:“谁要没见过这个,那还算在江湖上混过的吗?”那口气仿佛别说上法院了,就连十年大牢都是坐过的。不过虽然一致迎战,但对迎战的方式又莫衷一是了。主要的症结出现在:物业公司状告大家,是将每个业主个人作为诉讼对象,于是一场官司便被拆分成了几十、上百场官司,大家需要分头去和原告对簿公堂。每一个人面对一个机构、组织都是势单力薄的,而且还要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很少有人承受得起。那么大家作为同一个主体共同应诉,共用一个律师呢?却又不知道是否可行。翻开搬进小区时签订的合同,那上面白纸黑字,规定的分明是单个儿买房者与物业公司的关系,而非“所有业主”的权利与义务。
    场面便更乱了。有人谴责物业公司这一招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用心何其毒也;还有人从本质上反思了规则的不合理性,说合同天然地把大家扬成一团散沙,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你一句我一句,空有一腔激愤,只是理不出头绪。这时叶教授又嘟囔了一句:“物业公司既然收了咱们的钱,那就算是咱们雇来的,可这个局面倒和一般的雇佣关系相反,雇主成了多头,被雇佣方成了单头,结果就尾大不掉,反客为主了……但这个困局也不是完全不能打破,因为雇佣与被雇佣仍然是我们和他们的基本关系嘛。”
    众人都没在意,只把这话当成一句寻常的牢骚,但苗秀华却眼睛一亮,走到叶教授面前:“您别用那么多成语,也别转得那么文,把话说清楚点儿行吗?”
    叶教授惭愧地笑了:“不好意思,我又犯了夫子的毛病……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他们是咱们雇的,那么雇主不满意,也是可以解雇的嘛。但前提是咱们也成立一个组织,组织和组织之间一对一。主体变了,事情也就好解决了。”
    苗秀华更加兴奋了,她搓着手来回踱两步,又一拍巴掌:“这就相当于我们是地主,他们才是长工,可地主都不是大地主,长工却闹起了农会,咱们就斗不过他们了——不不不,这个比方太反动了,不合适……总之我认为,那咱们也成立一个组织呗!能一块儿抗议,一块儿抗缴物业费,凭什么不能一块儿打官司?既然已经抱团儿了,那就得真正抱起团儿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旁边的几个人也受了启发:“对呀,咱们应该有自己的组织。”
    苗秀华又陷入了进一步的思索:“但咱们这个组织应该以什么形式出现呢?应该叫什么名字呢?居委会?这是过去的老说法了,管的也就是小偷小摸的事儿,不合适。住户公司?可又不是做买卖,怎么能叫公司呢……”
    这时我终于没忍住,脱口而出:“业主委员会。”
    苗秀华极富戏剧性地一回身,目光灼灼地盯着我:“这个词儿好,你想出来的?”
    “不不不,也不是我……”我说,“以前我不是为了绿地改建停车场的事儿去找过房地产开发公司吗?还在他们的客服部里遇到了一个校友。他无意间跟我说了一嘴,在城里那些律师、记者扎堆儿住的小区里,其实已经有成立这个机构的了。碰到和开发商、物业公司有纠纷的情况,委员会出面就比单个儿业主要有效,就连他们也不敢轻视……”
    说到这儿,我却突然打了个磕巴,然后又犹豫了,后悔了,把后面的话缩回去了。一不留神,还是滑进了苗秀华的视野,把雅乔那边规定的铁纪律给打破了。如果再身不由己地成了出头鸟,谁知道她会不会跟我闹起来呢?以前我也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和雅乔闹过别扭,领教过她的闹不同于苗秀华的闹,不是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而是默默无言的冷战,那滋味更让我难受。这种夹在她们母女之间进退维谷的处境,滋味也是苦不堪言的。
    幸好,苗秀华看到我欲言又止的样子,只是哈哈两声:“亏你记性好,还能记住这个词儿……不过现在的新说法、新概念太多了,弄得我脑袋里乱糟糟的,好像长了知识,但越来越一团糨糊。”
    说完又一看表,说家里还炖着汤,得赶紧回去关火,随即宣布散会。她这个主心骨一走,其他的人便也兴致怏怏,拿起鸡腿各啃几口,都说改天再议。
    这次聚会看似无疾而终,但我结了账,正要从快餐厅出来,却见苗秀华堵在门口。她凑近过来,抓住我的胳膊,似冷笑又似苦笑地歪了歪嘴,问我:“是雅乔不愿意让你跟着我混吧?”
    这话说的,好像黑社会在招收小弟。而我惊讶于苗秀华的敏锐,只好如实点了点头。
    苗秀华便叹了一口气:“这丫头,心里主见大。她对我有看法,但嘴里不说,背后却来挖我的墙脚……也不想想是谁先认识你的,没有我,你们能好上吗?”
    我还得维护她们的母女关系:“您别多心,雅乔绝没针对您的意思,她只是性子好静,没您那么……能战斗。”
    “可我战斗是为了谁啊?”苗秀华反问,“往大了说是为了大伙儿,但往小了说,也是为了你们俩。你们不是要买新车吗?要是没了停车位,就得停到马路上去,哪天剐了蹭了心不心疼?而且你们将来要有了孩子,乱七八糟的事儿就更多,请保姆打预防针上幼儿园,谁知道哪件事又会跟物业公司发生关系,孩子也在这么一个坏公司的管理之下,你们放心吗?”
    她想得倒真长远,又说得我无言以对了。
    苗秀华却体谅地看了我一眼,继续道:“我也不怪你,反而挺欣慰——我闺女的话你听,这说明你心里有她,她嫁给你不会吃亏。所以你不能像过去那样抛头露面,我也不怪你。不过什么事儿不都可以变通吗?咱们没必要那么死脑筋。我也不要求你跟着我一道冲锋陷阵,只要暗中帮我一把就行了,咱们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是不让雅乔知道……你们小两口的关系绝不会受到破坏。”
    这时我便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可避免地再次被苗秀华拉下水了。我眨了两下眼,终于问道:“您需要我做什么呢?”
    “很简单,再去找一下你那个校友,把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方式、条件、流程打听清楚告诉我。这是眼下最好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要以委员会的名义把物业公司解雇,再换一家老实的、听话的、能真心实意为业主服务的。”
    原来这就是苗秀华的最终战斗目标,她的心里早就打好主意了。我只好点头答应。我又联系上了房地产公司那位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的青年才俊,提出以校友而非业主的身份请他吃顿饭。见了面才知道,原来他已经考上了北京市属公务员,正式跳进了“更有发展空间”的科层制系统里去了,这倒让我更好开口,没有了赤壁之战中庞统劝徐庶的尴尬感觉。
    而他听了我的求助,露出了一副未卜先知的表情:“早就猜到你们会闹到那一步——那个物业公司的经理,我以前老板的大姨妈的儿子,做事情从来不像话,别说你们了,就连公司内部都对他有非议呢。”
    可是这么不像话的人,你们不也纵容他嚣张到了今天吗?我咽下这句嘲讽,更加明确地问询业主委员会的相关信息。
    他却更增添了十二分嘚瑟:“你算是找对人了。我虽然离开了房地产公司,但是没离开房地产口儿,现在分到房管局去了,管理的恰好也是这方面的工作。业主委员会按说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因为宣传不到位,相关的法律法规又不健全,所以一般人都没听说过。这两年又不一样了,国家颁布了《物权法》,明确规定了这个机构的权限和职责,成立业委会的小区就越来越多。你说的通过业委会解雇物业公司,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可行的。”
    接着便向我普法,介绍了建立业主委员会的程序.报备流程、决策方式等等。明明是个居家过日子的事儿,但是在他嘴里既高深又拗口,我好不容易才听明白,赶紧提纲挈领地作了笔记。这顿饭吃完,我从皮包里拿出的“一点儿小意思”,就不是一个优盘,而是一只新款手机了——这也是我们那个小公司的成规,酬谢政府人员的价码,总要比给一般老百姓的高一些。
    然后我回到家里,趁雅乔帮她爸出门买菜,迅速和苗秀华进行了秘密接头。她展开我作记录的那张打印纸反复摩挲,仿佛捧着一封含有绝密情报的鸡毛信——然后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窗外雾蒙蒙的远山,以一种“故国人民有所思”的口气叹道:“真是一条明路。”
    离传票上的开庭日期越来越近,而物业公司的人也越来越猖狂了。他们不仅挨家挨户地砸门,大吵大嚷地催交物业费,而且还停止了打扫楼道和清理垃圾的工作,造成我们的小区灰尘弥漫,一楼住户的窗户底下苍蝇乱飞。更可气的是,他们再一次使用流氓手段,对几位维权运动的领头人进行了打击报复。苗秀华家倒还好,叶教授他们停在停车场里的汽车就倒了霉——一天早上出门,就看见同一侧的轮胎都瘪了,整个车身像一条正在撒尿的狗,朝另一侧翘了起来。对于这些行径,众人看在眼里,怒在心里,秘密集会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建议也毫无争议地得到了支持。
    随之而来的便是难以计算的麻烦与辛劳。在咱们这个国家,就是当街摆个煎饼摊儿都得凑齐好几个大红章,更何况是聚义起事一般的自建组织?苗秀华和叶教授也不知跑了多少个机关,拜了多少个衙门,征询了多少领导首肯,说服了多少邻居签名。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腿都跑细了一圈儿,腮帮子上的肉明显地瘪了下去,业主委员会才终于获得了批文,并且凑够了50%以上的业主加入,可以正式成立了。
    为了防备物业公司的破坏阻挠,委员会的成立大会还不能在小区里进行,快餐店也地方太小,装不下那么多的人。苗秀华和叶教授商议了一下,便将会议地点定在了几公里外的一个刚建好的森林公园里。那天我又瞒着雅乔去了,进了公园循径而行,不一会儿就看见茂密的丛林当中展开了一片敞亮的草地,我们的邻居们已经密密麻麻地站了一片。树林深处有一支老年合唱队在自娱自乐,豪迈的革命歌曲一浪高过一浪地传过来,又往更远处的一个人工湖飘过去。湖光潋滟,水色清透,湖中央漂荡着一只造型可爱的鸭子船,居然让我想起了中国近现代史上那叶伟大的南湖小舟。
    于是开会。苗秀华和叶教授轮番发表演说,其内容无非是再次声讨物业公司,以及强调成立业主委员会之必要性。而在随后的一个程序上,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必须有一个人出任委员会的主任,这个人选谁合适呢?
    有人当场推举了叶教授,得到了不少业主的响应。这个意见很好理解,既然主任承担着领导大家的职责,那最好得由一个有资历、有声望、有文化的人来担当,“教授”等于社会贤达,光听这个头衔就能服众。但是叶教授连连摆手,坚决请辞:“谢谢大家的信任,不过我还真干不了——百无一用是书生嘛,我这种人遇事总是瞻前顾后,和人打交道又太软弱。现在又是维权的关键时刻,我只怕会辜负大家的信任。”
    又有几个主动跳出来毛遂自荐的,其中有外企职员,有和我差不多的所谓“公司经理”,还有一个刚退下来不到半年的“副局级巡视员”。真没想到这么一个民间组织的职务,也有人争着抢着要干。我心里暗自好笑:难道“业委会主任”也是值得印上名片的堂皇称号吗?而那几位竞选者居然你说一句我回一句,大有互相不服气的趋势。
    这时我又往苗秀华的方向望去,便看见她默然立在人群里,从一个男人肩膀旁边露出的半张脸上,挂着某种落寞的神色——大有鸟尽弓藏、名将卸甲的况味。我心里忽然有了不平之气,便走出来,站到人圈当中:“大伙儿听我说两句。”
    叶教授便说:“小林也为咱们的事情出了不少力,听听小林的意见。”
    几个吃过我的鸡腿的老头老太太也呼应道:“让这小伙子说。”
    人群重新安静下来,我清清嗓子道:“这个主任虽然叫主任,可不管怎么说,它都不能算是个官儿。既然不是官儿,那么选人的时候又何必看学历、看职称、看资历呢,那不真成了考察干部了吗?我认为,我们要选的是一个带头人,说白了还是个干活儿的人。这个人得有为大伙儿服务的热情,得有跟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叶教授刚才说的,既然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对付物业公司,那么这个人得是最能让对方害怕的,也是对方没法儿收买的才行。”
    众人便点头,认为我的话在理。还有人道:“就是,革命尚未成功,还不到争权夺位的时候。”说得大家都笑了,那几个自荐的人脸便红了。
    我又说:“既然是这样,那我也举贤不避亲了。我认为最符合刚才说的那些标准的人,就是我女朋友的妈——苗阿姨。”
    便有人“噢”了一声:“咳,怎么把苗大姐给忘了?”
    苗秀华的神色为之一震,她拘谨地挪到人群中间,手也像刚才叶教授那样摆着:“我不行,我不行,我就是一退了休的家庭妇女,哪儿有人家叶教授有水平……”
    叶教授大声说:“您就别谦虚啦,要没有您,我们大伙儿能团结到今天的程度吗?这个主任您当最合适。”
    说完便号召举手计票,人群中呼啦啦地伸出里外几层胳膊来,有如密林。连数都不用数了,现场通过,苗秀华当选我们小区的第一届业委会主任。
    苗秀华激动得双肩都哆嗦了,短发没有风也似乎要飘起来。她结结巴巴地想要发表就职演说:“我在厂子里干了一辈子,都是普通职工,一直都在跟领导作对,所以也就从来没当过领导……”
    叶教授插嘴说:“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职务不算官儿。”
    苗秀华一点头:“那就一句话,把现在的物业公司赶走,换新的!”
    众人齐呼:“换新的!”

  • 苏先生

    苏先生 2016-11-10 14:58:23

    9
    后来想一想,那天我为什么会推举苗秀华出任主任呢?是为了业主们的维权大计考虑,还是为了讨好未来的岳母?是觉得大家忽略了苗秀华不公平,还是认为她大权在握了,也就不必什么事儿都来找我帮忙了?总之,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这还真是说不清楚的。我只感到在战友情谊的层面里,我对她苗秀华可谓仁至义尽了。我把她扶上了马,也就没义务再送一程了,我自己还有好多事儿要忙活呢。
    我和雅乔终于领证结婚了,虽然说好了不大操大办,但是小操小办也不省心。我那套房子里需要添置许多东西,亲戚朋友和两边的同事又得分头宴请,我父母也从外地赶过来了;我母亲除了看儿媳妇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治疗她的腰椎间盘突出,于是我还得到医院去排队、找熟人,连雅乔的关系也动用上了。
    在这些家事之中,已经正式成为我岳母的苗秀华居然踪影全无。给亲家接风、互赠礼品等等礼数,都是她老伴儿高工程师一个人出的面。老头儿逢人笑眯眯的,脾气好极了。只是在举行婚礼的“正日子”上,苗秀华才拨冗出席了。她见到我母亲,伸出手来握了握,很有派头地说:“最近太忙了,抽不出时间去拜会您,实在是抱歉。”
    “没关系,您忙,您忙。”我母亲跟她客套完,又转回头来问我,“你岳母究竟是什么级别的领导?不是早就退休了吗?”
    我也不好意思说她刚当上业委会主任,正在卖力地烧三把火,只好支吾着说:“他们北京的老太太都这样,业余生活比较丰富。”
    好在我家里都不是多么在意形式的人,大家说几句客套话,就算结了亲。又过了些天,我母亲的腰椎间盘手术也做完了,本想在我家里养两个月,但是适应不了北京的空气,一咳嗽就是半宿,连觉都睡不着。雅乔的表现真是没的说,床头床尾地伺候,我母亲却过意不去了,说什么也要走。于是我就找朋友借了一辆公务车,开车送父母回老家,顺便也带雅乔去认认门。
    小地方山清水秀,不光吃得香睡得好,就连脑袋里时刻紧绷的那根弦儿也松弛了下来。就这么一拖再拖,一直拖了半个多月,把雅乔的婚假年假都耗光了才返回北京。而刚一回来,就听说小区里的斗争已经风起云涌了。
    物业公司要求法院递发的第一张传票没有反应,便重申了起诉,并追加了业主们必须缴纳物业费“滞纳金”的内容。但他们这一次刚把材料送上去,就接到了另一个通知:业主委员会已经正式提起诉讼,他们一夜之间从原告变成了被告。
    “反诉”这个行为,正是苗秀华与业主们经过集思广益,商量出来的最终战术。而既然已经上了法院,那么就坚决不打无准备之仗。苗秀华运筹帷幄,给几个业委会的委员——也就是在维权中表现得最积极、最有能量的几个人——分派了任务:有的人向大家募捐打官司的费用,有的人整理文字材料,有的人联系新闻媒体……叶教授承担着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他通过学校法律系的同事,联系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律师替业主们出庭。那位大律师平日处理的官司,涉及的资金动辄上亿,光算钱的话,我们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根本人不了人家的法眼。但是他表示,一来看在叶教授的面子,二来他也认为这桩案子很有代表意义,有可能引起比较大的社会反响,所以他可以不计报酬,象征性地拿点儿辛苦费就够了。
    至于苗秀华,干的则是最苦最累的活计——她怀揣着一只卡片式照相机,埋伏在小区里的各个角落,专门搜集物业公司服务恶劣和报复业主的罪证。当时正是盛夏时节,这项任务让苗秀华吃了不少苦头。在垃圾箱旁,她被蚊子叮了一胳膊一腿的大红包;在停车场里,还有一只狗在她的鞋上尿了一泡,令她生出了奇痒难耐的脚癣。但蚊子也罢,狗也罢,都不能让坚韧的苗秀华退缩,她以邱少云般的精神一蹲就是大半夜,终于拍到了物业公司的人在业主的窗台下小便、用改锥扎爆汽车轮胎的画面。在官司的进展中,这些证据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联系来的记者把照片上了报,随后又被北京和外地的好几家报纸转载,几天之内便将物业公司推人了极其被动的境地。大律师信心满满地说:“在今天的社会,只要打赢了舆论战,那么官司就算赢了一半。”
    而在局面对我们越来越有利的时候,物业公司也终于“翻案图穷匕首现”了。业主们开始频频遭受直接的暴力袭击。有人买菜回家的路上被人抢了包,有人正在开车,忽然就有半块砖头砸到了挡风玻璃上。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苗秀华身上。那天她刚一出门,就有一辆踏板摩托车轰鸣着向她冲过来,幸亏躲得快,只在肩膀上碰破了一层皮,如果结结实实地撞个正着,那不住上半年医院才怪呢。那些干坏事的人都没穿制服,但一猜便知,都是物业公司找来的。尤其是飞车冲撞苗秀华的那个家伙,被她看见头盔底下闪烁着一只又大又红的鼻子,状如草莓,分明就是以前在楼上向我们扔酒瓶子又被开除了的那个家伙。在业主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大家都对这种事情表示紧张,还有人说就算官司赢了,万一被打成了残疾可怎么办?我也不放心地对苗秀华说:“要不我天天跟着您得了……可我也打不过他们呀。”
    苗秀华再次鼓励大家不要退缩,又说:“有句话怎么说的?越是最黑暗的时刻,就说明黎明快要来了;越是最寒冷的时刻,就说明春天不远了。在我看来,这次物业公司的行径,就连威胁恐吓都算不上了,他们基本上是认清了必将失败的结局,所以才会狗急跳墙,打击报复。咱们咬紧牙关,把敌人的最后一波反扑顶回去,胜利也就指日可待了。”
    又有人说:“顶当然可以顶,可是拿什么顶啊?难道要让我们戴着安全帽出门吗?”
    苗秀华说:“那也不是不行。”
    没两天,她说到做到,真的从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买来了一批鲜红色的安全帽,每个楼道门口放上两个。谁出门的时候害怕了,就可以拿出一顶戴上。这个举动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奇效,就是引起了北京电视台一个社会新闻类节目的注意。那个节目在每天的晚饭点儿播出,内容不是张大妈家的洗衣机把楼板震塌了,就是李大爷家厕所漏水得打着雨伞拉屎,总之是用光怪陆离的手法来表现“咱老百姓身边的事儿”。在他们看来,街里街坊戴着安全帽进出小区,这是一条很有“奇观效应”的新闻。为了追求拍摄效果,他们还嫌苗秀华预备的那些安全帽不够用,干脆又买了半面包车新的,要求我们这些业主每人头上戴一顶,然后“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越自然越好”。
    于是,在那部新闻短片的画面里,我们就像一群红头火柴那样进进出出,配以一段抑扬顿挫、悬念丛生的画外音:“咱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有系围裙的,有穿雨衣的,怎么安全帽也成了标准配备了呢?难不成是这个小区的施工还没完成就住进来了?可到了地方一看,也不是呀,楼不都修好了吗……这事儿还是问问大家伙儿吧。”然后就是苗秀华和几个业主义正词严地控诉物业公司,并且把身上的伤疤撩出来进行展示。
    客观地说,这个片子拍得处处穿帮——不仅有戴着安全帽遛狗散步的,而且还有戴着安全帽炒菜做饭的。物业公司再凶残,也不至于打到家里来啊,如果是那样,警察又是干什么吃的?但电视台可不考虑那么多,他们就这么拍了。播出之后,社会反响居然很大,听说公安局还专门把物业公司的经理叫过去审讯了一番。我们请来的大律师再次胸有成竹地说:“既然上了电视,官司的另一半儿也算赢下来了。”
    真让人怀疑他打官司靠的到底是法律,还是电视。我们这些当事人却知道,如果物业公司真的想要报复,又怎么是区区一顶安全帽能够防范得了的?大家反而更紧张了,乃至于到了在小区里看见陌生人都害怕的地步。而对于这个情况,苗秀华也有应对手段。她往河北省霸州市打了个长途电话,叫来了一支援军,也就是她的弟弟。
    对于雅乔的那位舅舅,我只在结婚的时候见过一次,留下的印象是:世上还有如此迥异的一对姐弟。苗秀华是一脸消瘦,他却是一脸油光;苗秀华是五短身材,他却是膀大腰圆;苗秀华总是穿着朴素,他却打扮得龙飞凤舞的,快五十岁的人了还染了一脑袋黄毛。油光加横肉加黄毛,勾勒出了一个跨时代的江湖混混儿。我敬他酒时,他也不说一句“恭喜”,而是满嘴黑话地跟我盘起了道儿:“新街口小混蛋听说过吧?”
    我说:“我孤陋寡闻……”
    “你辈分太浅。‘文革’的时候我跟他混过,‘叉’了好几个大院儿里的‘老兵’。”舅舅说,“那么漠河劳改农场你有熟人吗?”
    我更加惶恐地摇头:“还没有过那种经历。”
    “所以说你还是个雏儿——总之有麻烦找我,谁惹你我废了他。”
    听到如此热忱的关怀,我实在是张口结舌。后来还是苗秀华过来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然后又叹了口气,解释说:“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坐牢坐得太久,脑子有毛病。”
    真不知道这位舅舅是因为脑子有毛病才坐了牢,还是因为坐久了牢而落下的毛病。好在从牢里出来以后,他就离开了北京,到霸州继续他那欺行霸市的江湖生涯了,和苗秀华以及我们一家并没有什么往来。但在这个非常时期,他又被苗秀华请来帮忙了,而且来的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他新近收服的一干小弟。
    帮忙的方式也很简单——舅舅及其手下组成了一支临时巡逻队,每日里撸起袖子、敞开领口,在我们的小区里走来走去。看到有不三不四的人要找业主的麻烦,他们就呼啦一声围过去,以更加不三不四的方式邀请对方到僻静的地方“谈谈”——苗秀华曾经特地强调,为了避免造成不良影响,授物业公司以口实,坚决不能使用武力,但舅舅还真有办法,也不知他们究竟和那些人“谈”了什么,不出几天,袭扰业主的事情便再也没有发生过,草莓鼻子更是从此彻底消失了。
    事后舅舅对我炫耀道:“这就叫不是猛龙不过江——在老炮儿眼里,他们丫的根本就不算出来混的。”
    就连叶教授也叹服:“这就是孟尝君结交鸡鸣狗盗的道理吧。”
    而这鸡鸣狗盗却是苗秀华的亲弟弟。她倒没什么表示,我反而替她脸上一红又一白,笑得很不自然。
    就这样,我们的小区挨过了最混乱的一段日子,业主委员会状告物业公司的官司也终于开庭了。那天正是工作日,但我还是请了假,一大早赶到了区法院的门口。到了地方一看,台阶上高高低低地站了一大群人,都是小区的业主,除了不需要上班的老头老太太,也有不少像我一样挤出时间来参加的。看来大家都怀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思,只想着这一次能解决纠纷,过上正常的日子。因为来人众多,法院特地选了一个很大的房间,供我们进去旁听。一时间,几排长椅上坐满了人,都是业主,而物业公司那一方就显得势单力薄了。在这种对比中,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组织的力量、团结的力量。
    当庭辩论却进行得很简单,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唇枪舌剑、一波三折。法官让双方的代理律师轮流发言,业主这边强调了物业公司屡次三番私自改动小区设施、服务态度极其恶劣的客观情况,并指出业主委员会已经成立,按照新颁布的《物权法》,这个机构是完全有权利提出解雇要求的。而物业公司的代理律师明显水平差很多,就连材料都准备得远不如我们充足,只是一口咬定既然当初签过合同,那么不交物业费就是违约。控辩双方只说了一轮,庭审便宣布告一段落,法官起身,表示将于半个小时之后宣判。
    就在几个戴大檐帽的人物鱼贯退席之际,苗秀华忽然从前排的条凳上站了起来。她高扬起一只手,紧紧攥成个拳头,呼喊道:“物业不走,家无宁日!”
    业主们愣了一愣,片刻便有几个人振臂呼应道:“家无宁日!”
    苗秀华又喊:“严厉谴责物业公司的无耻行径!”
    更多的人跟上:“严厉谴责!”
    苗秀华再喊:“和物业公司斗争到底!”
    这次就几乎是所有人都共鸣起来:“斗争到底!”
    声如雷动,把法官都吓了一跳。他转回身来,劝告大家:“请大家相信法律,相信法院。”
    苗秀华撇了撇嘴说:“我们也没说不相信啊。”
    “那你带头喊什么?”
    “我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法官哭笑不得:“你们的意见不是在书面材料里写得很清楚了吗?何必再用这种搞运动的方式——我警告你啊,如果扰乱法庭秩序,我们可要采取措施了。”
    苗秀华这才坐下,身如铜钟,面若石佛。大家也都不动,黑压压一片候在法庭里。只过了20分钟不到,法官和书记员便回来了,要求原告被告起立,当庭宣布了判决结果:支持业主委员会的合理要求,同意双方解除合同,在完成必要的交接后,物业公司须立刻搬离小区。
    庭上居然无人作声,就连动也没人动一下。官司就这么赢了?那场一路走来的、被想象得艰苦卓绝的斗争就这么轻描淡写地结束了?在喜悦升起之前,我的头脑中却充满了某种恍惚的感觉。估计大家也都和我一样,因为对突如其来的胜利无法适应,反而有了一种空荡荡的失落。
    直到走出法庭,我们才喜笑颜开了起来。几个人交头接耳,还有几个人兴奋而舒畅地伸了个懒腰。物业公司的经理正带着手下的人,臊眉耷眼地钻进汽车,仿佛连看也不敢朝我们这边看一下。真像小时候学过的歌曲里唱的: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家门口的碉堡被拔掉了,我们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安居乐业的前景。大家浩浩荡荡地走到街上,人群的响动也随着车水马龙而喧闹了起来。叶教授忽然站住脚,带着满脸的笑意说:“能取得今天的胜利,还真得感谢苗大姐,咱们的苗主任。”
    众人轰然鼓掌,七嘴八舌地附和:“感谢苗大姐,感谢苗主任。”
    这时再看苗秀华的脸,她似乎有一丝羞涩,但随即又变得红扑扑的,似乎有一团新的能量焕发了出来。只见她往一旁挪了两步,跳上了马路牙子,把那地方当成了一个天然的演讲台;而再开口时,仍然中气十足,但骨子里的那股自信,却不是我以前所见过的了。过去的苗秀华,总是站在以弱抗强的立场上去战斗,而现在,她俨然变成一个胸中有大丘壑的强者了。
    “大家先不要谢我……”苗秀华说。
    大家又说:“您还真别谦虚,这件事情里,您居功至伟。”
    苗秀华笑了笑,又抬起手来做了个下压的姿势,把众人的声音按了下去——这个动作她现在已经做得很熟练,很自如了——然后说:“官司打赢了,可在我看来,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往后要做的工作还多着呢。既然旧的物业公司被撵走了,咱们需要马上雇佣一家新的来为大家服务,而为了避免历史重演,业主委员会得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履行好监督和指导他们的义务。此外还有咱们小区的停车场、门前空地、楼道走廊,这些公共设施以前都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得拿出一个整顿的方案来……树和草也得种上一些,虽然绿地没有了,但能利用的空间仍然不少,总之是百废待兴,我们要在一个烂摊子上搞建设……”
    “那么我们的车位呢,还要收费吗?”有人问。
    苗秀华豪迈地一挥手:“当然不用,全部免费!”
    众人发出更加真诚的喝彩。那天我们几乎是扭着大秧歌回家的。

  • 苏先生

    苏先生 2016-11-10 14:58:39

    10
    我们小区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对于新生活,我的想象和大多数人一样:安逸、祥和、舒适。柴米油盐锅碗瓢盆,制造孩子生孩子抚养孩子。既然买房是为了过日子,那么我们理所应当投入地过,忘情地过,死心塌地地过,一直把自己彻底过成一个幸福的俗人。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因为没有更大的追求,所以人生本该如此。然而没过多久,我对这种前景能否顺理成章地实现产生了隐隐的担忧。
    原因还是苗秀华。
    官司打赢之后,她反而变得更加繁忙了。正如她所言,万里长征还长着呢。冷嘲热讽地催促旧物业公司搬了家,新物业公司的进驻也提上了日程。苗秀华专门就招投标的手续和流程向我进行了细致的咨询,又通过报纸把广告发了出去,然后便开始了严格的筛选。因为房地产市场的火热,相关产业也在短短的两三年内繁荣了起来,一时间有好几家公司前来投标,要想从这些公司里优中选优,是需要大量的审核、面谈乃至于实地考察的。在那些天里,苗秀华除了回来扒拉一口饭和打一个盹儿以外,几乎就没在家里出现过。她给自己印了一沓“业委会主任”的名片,随身携带着一只人造革公文包,还在的确良衬衫的前襟口袋里别了一支签字笔,以“甲方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来访者面前。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当“甲方”的感觉是非常好的,接见那些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时,对方那副阿谀讨好的劲头,比我伺候客户时的表现一点儿也不差。而苗秀华则挂了一脸铁面无私,不动声色地问东问西。一轮面试之后,业主委员会又开了一次会,议题是通报招标情况,并正式选定新的物业公司。令其他人感到不解的是,苗秀华的建议,竟然是放弃那些有经验、有品牌的大公司,和一家新成立没几个月的小公司签约。
    “那家公司好像缺乏管理小区的经验……还是一个外地的小老板在北京注册的,选他们合适吗?”叶教授犹豫道。
    “这您就不懂了。”苗秀华居然也敢于教育一个她眼中的“大文化人”了,“这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我算是琢磨清楚了,就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他们的公司越有背景,将来闹起矛盾来咱们就越被动,以前的那个公司之所以敢欺负咱们,不就仗着是房地产开发商的亲戚吗?而如果公司小,在北京又是初来乍到,除了咱们之外没别的客户,谅他们也不敢在咱们面前张狂。一朝被蛇咬,要选咱们就得选一个听话的,这跟挑儿媳妇挑女婿是一样的道理。”
    听起来也有道理,但我又觉得似乎不是这个道理——在苗秀华的思路下,雇佣关系仿佛等同于两军对垒,等同于互为假想敌了。然而这个思路却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大概是因为战时状态刚刚结束,大家都心有余悸吧。连叶教授也点头称是,还有人跟我开玩笑:“看来小林这个女婿就很听话。”
    我只好说:“我听话,我听话。”
    合同一签,新的物业公司便正式进驻了。他们果然班底薄弱,连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都凑不齐,来了之后还得现招聘保安和保洁员。管理经验果然很不丰富,不是这儿出岔子就是那儿有漏洞,有一次小区里的自来水管线出了问题,因为没和自来水公司沟通好,还造成了两个楼道的人家澡都没法儿洗。然而他们也果然听话,不管大事小情,上到缴费金额,下到每天几点钟倒垃圾,都要谦虚地征询业主委员会——具体地说是征询苗秀华的意见。每当物业公司的人来敲门,苗秀华哪怕正在吃饭,也立刻撂下碗跑出去。真可谓风尘仆仆、殚精竭虑。众人虽然对物业的服务不很满意,但又不得不对苗秀华表示感动,说:“写个新闻稿,都够上感动中国的了。”
    “虽然现在工作还不能称得上完善,但有苗大姐在这儿坐镇,我们就能忍,也有盼头。”
    作为一个大小也在团队中管过事儿的人,我却看出来,新物业公司的服务水平乏善可陈,固然和他们自身的水平有关,但恰恰也与苗秀华有一定的关系。什么事儿都得问她,这本身就降低了办事效率,而苗秀华本人的管理水平也不敢恭维,她虽然乐于出面,乐于发号施令,但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乱指挥。就拿修自来水管子的事儿来说,对于小区的水电图,她根本连看都看不懂,却一会儿让人去拧这个阀门,一会儿让人去通那个管道,在大呼小叫中耽误了不少时间。然而我又不能说什么——我这位岳母正忙得乐不可支,谁好意思,谁又敢扫她的兴啊?再说大家都看得出来,管理一个小区的物业,还真是一个相当浩大而繁杂的系统工程,毕竟涉及那么多人的衣食住行呢。从一个外行人转变成一个熟手,是需要时间来磨炼的。
    只不过,她苗秀华有必要学习这项技能吗?
    就这么又过去了三四个月,小区的管理工作貌似走上了正轨,但仍然不时有这样那样的纰漏。停车场里租给外面单位的车位被取消了,然而入住的业主越来越多,几乎每家都有一辆甚至两辆车,不免就有乱停乱放的情况发生,每天早上上班都要挪一次“华容道”;楼道也并不能保持干净整洁,因为清洁工的人手有限,溜进来搞推销、发小广告的人又屡禁不止;许多空地和窗沿底下倒是种上了草坪和矮树,楼宇之间有了一丝绿意,但没过几天,那些草和树就因为疏于浇灌而枯萎了。在又一次的业主委员会上,当苗秀华汇报完这一阶段的工作之后,便有人公开地质疑。只不过那些质疑并非针对苗秀华,而是针对物业公司的。大家表示该公司虽然态度可嘉,但是能力有限。听到这些说法,苗秀华的眉头就缓缓地皱了起来,几乎拧成了一个疙瘩。那天开完会出来,她回家“咚咚咚”灌了半缸子酽茶,抱怨说:“真是费力不讨好。”
    雅乔便壮着胆子接了一句:“那您就别替他们费这个力了呗——又不拿工资。”
    “我就知道你对我有看法,不支持我的工作!”苗秀华突然发起了脾气,“但你不懂这个道理,干什么事儿都得有始有终,这时候撂挑子,那会让人看不起。我这辈子什么时候让人看不起过?”
    雅乔无缘无故被她抢白,眼圈儿一红,正待争辩,被我赶紧拉开了。我岳父则默默无声地又给苗秀华倒了半缸子酽茶。我们出了门,还听见苗秀华在屋里宣誓道:“费力不讨好?可我偏偏不怕费力!”
    没过两天,她便宣布了一个新的决定:在底商办公室里增设一个办公室,将业委会的招牌挂上去,变成一个常设机构,而她本人将要驻扎在里面办公。也就是说,已经退休的苗秀华将要重新回到上班的状态了。从此,我们在家里就几乎见不到苗秀华这个人了。她每天都要在办公室里值班十个小时以上,忽而打电话布置工作(物业公司的人就在隔壁,居然还要打电话),忽而奋笔疾书起草什么材料,忽而一手托腮,把脑袋架在胳膊肘上沉思。如果她身后的书柜里再摆上一套《资治通鉴》什么的,那么活脱脱就是一个勤勉的乡镇干部形象了。而这次没和任何人商议,她就拿出了一份《全面改善小区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其核心也和乡镇干部们关心的东西如出一辙,总结起来就两个字:招商。
    按照苗秀华的思路,新来的物业公司之所以效率低下,归根结底是因为小、穷,规模和资金都捉襟见肘。那么解决这个症结的要义,便不在节流,而在开源。源头活水从何而来?那一块多钱的物业费是不能再涨的,说好了免费供应业主的停车位也不能租给外面,但经由新物业公司经理的提醒,苗秀华认识到了“眼球经济”的价值——无论是电梯里还是楼道里,不都是可以悬挂广告的吗?还有我和雅乔居住的那栋塔楼,北面正对着车来车往的一条干道,正适合悬挂巨幅宣传画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可以变成钱的啊。
    说干就干。苗秀华又废寝忘食了一段日子,小区里便一夜之间充满了花花绿绿的广告。走进走廊,就有一个液晶电视屏幕向我们推销汽车、西服和手表;走进电梯,四面又有一圈奶粉、酱油和洗衣粉的宣传画框;在北五环那一片雨后春笋一般的楼群中,我们的小区也变得格外醒目了,那是因为楼顶上支起了一幅无比巨大的半裸女人像,她穿着三点式,正坐在一台“恒温自动冲洗马桶”上沉思。那女人的屁股恰好压在我和雅乔家的阳台上,他妈的,好像正在朝我们家里撒尿一样。
    随着五彩缤纷的消费主义浪潮席卷了我们的小区,苗秀华的工作状态也越发地“职业化”了,或者说派头更大了。时已深秋,她给自己添置了一件几十年前女干部标配的藏青色列宁装,穿也不穿个周整,而是像一件大氅一样披在肩上。她还给自己雇了一个小秘书,是个从内蒙古来的姑娘,不大会说普通话,每天“喵大姐、喵大姐”地围着她转。她就这样披着大氅,带着秘书,揣着一根签字笔,不知疲倦地在我们的小区里巡视、布置、训斥。而小区里的大多数业主则在等待,等待着经费充裕起来之后,物业公司的服务水平能够达到他们当初承诺的标准。
    就这么进入了冬天,快要过年了。一个寒风瑟瑟的夜晚,我加完班刚回到家门口,看见停车场照例拥堵得乱七八糟,自己的车位又不知被谁给占了。正想随便找个旮旯先停下再说,外面却多了一个人影,“砰砰砰”地拍我的车窗。我吓了一跳,以为撞到了人,赶紧一脚刹住车,摇下窗户往外探出头去。
    这才看见是苗秀华。她今天没穿那件大氅,也没带小秘书,我竟然没认出来她。还没等我叫一声“妈”,苗秀华便拉开车门坐进来,一边搓手,一边严肃地看着挡风玻璃外的那团雾气:“我等你很久了。”
    但是接着又没话,继续搓手。我意识到,可能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难道是物业的人不听话了?还是雅乔跟她顶嘴了?我把暖风开大了点儿,问道:“这儿多冷啊,有事儿您给我打电话不行吗?”
    “隔墙有耳,还是在这儿说方便。”
    她的语气低沉而惊悚,再加上外面呼呼乱响的北风,不免让我汗毛倒竖:“到底什么事儿啊……”
    “他们要夺我的权。”苗秀华蓦然转过头来,一字一顿道。
    我听着她的话,只觉得似曾相识。而苗秀华的模样又容不得我分心,只好顺着她问:“谁啊?要夺您什么权?”
    “那个老叶,还有其他的几个业委会的委员——要夺我主任的权。”
    我大为意外,不由得蒙了:“这又是从何说起啊,您跟他们的关系不是不错嘛。”
    “此一时,彼一时。没想到甫志高他是毒蛇。”苗秀华用一句歌剧《红岩》里的念白打断了我,面若冰霜的程度几乎令我那台破车的暖气彻底失灵,“用得着我的时候,求爷爷告奶奶地把我请出来,现在斗争胜利了,那些人就心里痒痒了,想要摘果子了——我还不知道他们图的到底是什么吗?就是钱!咱们小区的广告费都由我管理,他们看着眼红了!”
    “那您准备……”我虚弱地问,但已经知道答案了。
    苗秀华丢下一句话:“还能干吗?你做好准备吧。”
    说完,她便下了车,朝那间“夜里的灯总是亮着”的业委会办公室走去,把我留在一连串的寒战之中。苗秀华让我做好什么准备?跟随她一起重新走上战场的准备吗?假如她所说的情况属实,那么这个要求在她看来也是天经地义的——我如今不仅是她的战友,而且还是她的女婿了。但她怎么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我只觉得一股子疲倦从骨髓里面泛出来,充斥了全身。这绝不是加班造成的肉体疲倦,而是我的灵瑰都感到累了。
    这件事我回去之后没对雅乔说,此后的两天在小区里都躲着人走,连岳父叫我下棋都不去了。然而第三天的早上,我又被人堵住了,地方还是在停车场,堵我的人却变成了叶教授。
    叶教授的举止就要斯文得多,他先是远远站在我的车头前方挥了挥手,看见我停下,才走过来弯下腰,用一张倾斜着的脸看着我。当我拉开门,他却不上来,而是说:“小林,你要是不想理我也无所谓……别让苗女士知道了,你们一家人之间再闹不愉快。”
    我反倒不好意思了:“您别这么说,人归人事儿归事儿,我对您个人是没看法的。”
    叶教授就有点儿感动的样子,摘下眼镜来擦擦哈气:“我也没想到会闹成这样。”
    叶教授磕磕巴巴地解释了一番,我才弄明白他们业委会几个核心成员的矛盾由来。苗秀华认为是钱的事儿,其实也不是。说到底,还是大家对她这个主任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意见。叶教授的总结如下:第一,苗秀华并不是一个管理方面的内行,却偏爱事无巨细地插手过问,自己又理不清头绪,以前大家只看到她勤勉,现在就越发明显地发现了这个弱点;第二,苗秀华越来越独断专行,过去有什么事情还征求大家的意见,现在却迷恋上了一支笔和一言堂,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有了弄权的意味;第三,也是她遭受质疑最集中的地方,就是财务了,那些广告费说多也不多,勉强只够贴补物业公司运营的,但再少也是公共资产啊,你苗秀华一个人攥在手里,连账目支出都不向大家公开,这种做法是难以服众的。
    我赶紧替苗秀华辩解道:“我岳母这个人是独断专行了点儿,但她的人品还是过硬的,一心都是为了大家好。就拿钱的事儿来说,广告费是她一手操办的,可她既没给自己开工资,也没给自己分提成,更不会有什么猫儿腻。”
    叶教授说:“说实话,我也是信得过她的,可是我信得过,不代表所有人信得过啊。现在不是总提程序公正吗?我们刚开始只是要求苗秀华做事情符合这个原则,不要搞专权,话说得也很委婉。没想到才听两句,她就翻了,说什么对她不满意的话,谁爱干谁干。这是什么态度?有几个人气不过,就提出提前换届选举,重新选一个主任出来……我也是被他们硬架上去的。但这时候苗秀华又不干了,非说我们要夺权,要抢夺胜利果实——她的思路也太偏狭了,权力是属于大家的,她本身干得就不好嘛,难道不应该在大家的监督下改正吗?怎么一点儿意见都听不进去呢?”
    我听得头大,再看看表,上班都快迟到了,便赶紧说:“那您希望我做什么呢?”
    “其实还是想请你在苗秀华那里斡旋一下,毕竟你们是一家人,好说话,而我个人也不想把关系闹僵,更不想去当什么劳什子主任——大学里当初让我干系主任,我还嫌累呢。”叶教授真诚地说,“我们只希望她同意几个条件:一是明年不跟现在的物业公司续约了,我们换一家有经验有品牌的来,贵点儿就贵点儿,大家都认了;二就是集体管理,无论是钱还是事儿,都要在公开透明的条件下解决,不能再由她一个人独断专行了。如果她答应这两条,那就什么都好说。”
    我又问:“万一她不答应呢?”
    叶教授说:“那只好提前换届了。”
    我算是听明白了,叶教授他们对苗秀华下了最后通牒。类似的通牒,当初他们一起对前物业公司下过,现在又转换到苗秀华的头上来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想一想真让人感慨。而我又被夹在了中间,躲都无处可躲,只好忍着烦躁,下班以后专门去了一趟苗秀华家,将叶教授的话转达了一遍。
    “他们也不是不让您干这个主任,所以退一步海阔天空嘛,何必非要把矛盾激化呢?”抱着一点儿转圜的希望,我也劝了她一句。
    然而苗秀华根本没看我,而是又踱到了客厅的窗前,望着苍茫大地说:“说得倒容易,可现在已经不光是主任不主任的问题了——而是我根本咽不下这口气!他们凭什么逼我交出权力?他们有没有想过,这权力是从哪儿来的?还不是我带领着大家争取来的?如果没有我,以前的物业公司还走不了呢。这个时候反倒挑起我的不是了,这些人还有良心吗?”
    我一时语塞。苗秀华又回过身来,在浩大的夕阳光芒中再次发问:“这不是卸磨杀驴吗?这不是杯酒释兵权吗?有这么对待立过功的人的吗?”
    说完这句,她的眼睛居然亮晶晶的,似在流泪了。那副痛心的样子,不光是我,就连过来叫我们吃饭的雅乔都被吓了一跳。我实在难以理解,苗秀华居然会对小小一个业委会的事情这样上心,这样投入,这样倾情。但又一想,也许她对所有的战斗都是如此上心,如此投入,如此倾情的吧。于是我就更说不出什么了。
    一家人坐到桌旁,吃饭,席间无人发一言。但吃到一半,苗秀华忽然把腰一挺,板儿板儿地坐直,发出了三声大笑:“哈,哈,哈!”这串音量呈等差关系,逐渐增大的笑声间隔很长,短促而干涩,每一声都像呼出了腹腔里的最后一口气。笑的时候,苗秀华带着一种难以描述的表情,脸上的肌肉硬邦邦的,但又诡异地沿着横向或纵向拉伸,眼中呈现出迷狂、灼热的光芒来。
    笑完之后,她说:“不就是再干一仗嘛,谁怕谁啊。不干仗我都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说完把脸扎到碗里,继续吃。另外三个人都停了筷子,看着她。我只觉得一股寒意顺着尾巴骨蔓延上来,直贯头顶,让我毛发倒竖。在那一瞬间,苗秀华在我眼中变成了一个全然不认识的人。她的存在也让我被笼罩在一种绝望感之中,这种绝望感并不深刻,但尖锐而麻乱,像江上捕鱼用的网钩,一旦嵌进肉里就无法挣脱。
    而这天回到我们自己的小家,我还没有说什么,雅乔却不动声色地抛给我一句话:“搬走吧。”
    “什么?”我没反应过来。
    雅乔重申:“我说我们搬走吧,不住这儿了。”
    她的理由是明摆着的。但我还是出于最凡俗的理智劝她:“好不容易买下又装修好的房子,还没住热乎呢,多可惜。当然还不只是房子,还有你爸你妈那边。原本住在一块儿,咱们这一搬,他们会怎么想?尤其是你妈,她跟你之间本来就有点儿别扭……这不就撕破脸了吗?”
    “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我是再也受不了了。再跟她待在一起,我就要疯了!”雅乔爆发性地喊了一句,突然一捂嘴,往卫生间冲去,干呕了起来。
    我跟过去拍她的背:“是不是回来的时候喝风了?”
    “你傻呀你——今天本来就想告诉你的,但一直没说——我怀孕了。”雅乔苦笑着,又干呕了两声,漱完口咬了咬牙根儿,“所以得搬,必须得搬。我不能在她的战斗里生孩子、坐月子,更不能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战火纷飞的环境里长大。”
    干呕胜于雄辩,我便依了雅乔,请公司里的小年轻帮我们在中关村附近找了一套一居室。听说我们搬了出去,苗秀华曾经连续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质问我是不是雅乔在“拆她的后院儿”。我一会儿支支吾吾,一会儿顾左右而言他,只是不明说,心里却期冀着她自己能够有所悔悟。然而这样的期冀实在是太美好,也太天真了。又过了些天,我下班回到出租房里,便看见雅乔鬓发凌乱地坐在床头,用力地咬嘴唇,抹眼泪,间或打嗝儿。那副样子,分明是刚跟谁发了一场很大的火。
    我忙凑过去,用古装片里太监的口吻呵护道:“小主仔细动了胎气。”
    雅乔气得手直哆嗦,嘴唇都紫了。她又喘了半晌粗气,才进出一句话来:“她怎么能这么不讲理?”
    “谁呀,我跟丫拼了。”
    “我妈。”
    “那还是别拼了——她也给你打电话了?”
    “何止打电话,都打上门来了。”
    原来在我上班的时候,苗秀华大驾光临了我们的寒舍,来找雅乔“谈谈”,问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干吗要悄没声地“离家出走”。可话一出口,就不是“谈谈”的口吻了,而是成了审讯和指责——审讯雅乔是不是早就对她有了“反心”,指责雅乔“翅膀硬了”,不把她当回事儿了。雅乔本来就有着积郁,又被逼到这个份儿上,便把心里的那些想法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而这可惹恼了苗秀华。她对雅乔进行了一场即兴的、大规模的讨伐,不光拍桌子、跳脚以及吼叫,还说出了一系列以前用于对付敌人的言辞,说雅乔“蔫不出溜的,可是一肚子坏水儿”,说雅乔“是潜伏在她身边的内奸”,还说雅乔“一点儿良心也不讲,自以为抓了个男人就万事妥了”。战火终于烧到了家人之间,而母亲和女儿的兵戎相见又是格外十指连心的。在苗秀华的猛攻之下,雅乔便开始一阵又一阵地头晕、恶心,肚子里也一坠一坠地疼起来。她也拼着力气对苗秀华说了绝情的话:“我就是不想跟你一块儿过了!我宁可不当你的女儿,也不要你这个妈!”
    这就完全撕破了脸。苗秀华没想到雅乔也敢反抗,而且反抗起来居然有着更胜于自己的决绝。场面上虽然仍是母亲占优势,母亲训斥了女儿并把女儿钉在了“白眼儿狼”的审判席上,但在离开的时候,苗秀华想必是带着惊愕的表情。然而这又苦了我,我还得两边磕头作揖,两边苦口婆心,尽力弥合丈母娘和老婆的关系。对于苗秀华那边,我暂时隐瞒了雅乔怀孕的事情,免得她更加坚定地勒令我们搬回去,再一次打上门来,擦枪走火;对于雅乔这边,我又把岳父搬了过来,请他做了顿好饭,再和雅乔单独交了会儿心。
    一番周折下来,总算是把撕破了的脸又缝上了半边。几天过去了,苗秀华果然没再上门对雅乔进行二次讨伐——这固然不是我这个说客的功劳,而是因为和小区里其他业主委员的战斗已经全面展开,她自忖没有能力像美军所提出的那样“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便对我和雅乔放任自流了。而雅乔呢,虽然在我和岳父的宽慰下逐渐稳定了情绪,但对于脱离苗秀华的掌控这件事情,却越来越像吃了秤砣一般铁了心。我试探着问过她几次,如果在外面住得不舒服,是不是可以考虑再搬回家里去,她的答复斩钉截铁:“哪儿不舒服都好忍,心里不舒服我是绝对不会再忍了。”
    于是,外面的房子从短租变成了长租。作为一个有家的人,重新回到流离失所的租房状态,这是很难适应的,心理落差也是很大的。在那套破旧的一居室里,我们晚上忍受着暖气不足的阴冷,听着邻居们打麻将“吃碰和”的叫嚣,看着墙上小孩儿尿渍一般的斑驳,颇有一种落了难的公子小姐的感觉。好在雅乔的情绪总算开朗了很多,哪怕是在妊娠反应最强烈的时候,也和我有说有笑的。
    然而一天晚上,我们已经睡下了,雅乔却毫无征兆地哭了起来。刚开始是背对着我轻轻啜泣,后来哭得肩膀直抖,再后来哪怕咬着枕巾,那悲声还是地动山摇地翻涌上来。我吓坏了,搂着她问:“是想家了吗?”
    雅乔摇头。
    我又问:“是不是担心你爸呢……我前两天去看过他,挺好的。”
    雅乔又摇头。
    我再问:“那你哭什么呢?”
    雅乔说:“想起我妈来了。”
    我不解道:“我们不是因为她才搬出来的吗?”
    雅乔点点头,又摇摇头,却哭得更厉害了。我没办法,只好开了灯,给她备足了纸巾,扶她坐起来哭。雅乔边哭边解释:“让你看笑话了……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心里就是难受,还想起来好多以前的事儿。其实我姥爷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我妈年轻的时候脾气也好着呢,没说话先脸红,根本就不是能跟人家吵架的人。但是她性子轴——那时候我爸出身不好,是‘黑五类’、狗崽子,可我妈就是喜欢他,非要跟他结婚,结完婚陪着他一块儿受欺负。人家命令我爸每天早上去洗厕所,大半夜把我爸拽起来去卸车皮,把沾满了油污的工作服都扔给我爸去洗,这些活儿我妈都跟在后面帮我爸干。但那些人还老戏耍我爸,往他的饭盆里吐唾沫,往他的背上贴一个纸乌龟不许他摘,我妈终于受不了了,跟那些人吵,跟那些人打,质问他们干吗不把人当人……我姥爷说,后来单位里的人非要把我爸捆起来审问,可揪着脖领子还没出门,我妈就拎着一根擀面杖追了出来。她盘腿儿往我爸跟前一坐,把棍子递给那些纠察队的人说:‘要不先打死我,要不把我男人留下。’她这么一犯浑,那些人居然真没敢把我爸怎么着。后来日子安定下来了,我妈的脾气却彻底变了,变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倔,越来越……不通人情。这说起来也是我和我爸的原因,我们俩都是软性子,性子越软就越会被人踩一脚,在单位里学校里受到了什么不公正的待遇,我们都不敢跟人家挣巴,全都指望我妈替我们出头。可她一个女人,又不是官又不是商,想出头拿什么出啊?只有吵、打、战斗……我妈就算变成了个泼妇,也是我们培养出来的。还是以前那句话,她都是为了我们一家好啊。”
    我无语。雅乔又抹了把眼泪:“可现在,我倒先从家里跑出来了,我是不是太没良心了?但我是真受不了了啊,我明知道我没资格怪我妈,不过就是受不了……我难受想哭,其实是恨自己这个受不了,我怎么能受不了自己的亲妈呢?”
    就这么一边哭,一边絮叨,直说到后半夜,雅乔才困了。她睡了,我却睡不着了。我抬头看着黑茫茫的天花板,只觉得屋子没有了顶,就连地球都没有了大气层,我们这些由蛋白质、水分和骨骼组成的生命体,完全裸露在一望无际的宇宙时空之中。从很大很大的角度来看,不仅是苗秀华,哪怕就连人类历史上那些浩大纷繁的殊死战斗,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吧。但宇宙本身又何尝不在战斗之中呢?行星会被陨石撞击,射线会被黑洞吞没,就连不可一世的恒星也会自我爆裂。也许我们都错了,而苗秀华身上体现出来的才是宇宙的真理。
    一个俗人何必这么高远?还是琢磨一下具体人、具体事儿吧。诚如雅乔所言,没人天生爱战斗,就连苗秀华也是被生活铸炼出来的。然而在这夜阑人静之时,她是否也会像雅乔一样翻回头去看看过去,或者像我一样胡思乱想地观察一下自己呢?她是否设想过自己有可能以另外一种心态生活吗?按照我的理解,苗秀华恐怕不会。特别能战斗,这个特点已经内化成了苗秀华的本质,对于她而言,已是人之为人的证据了。
    大家都是人,既然无法互相认同,只好顺其自然。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雅乔虽然悲切地哭了一场,但仍然坚决地拒绝搬回去住。这时她对和苗秀华的关系倒有了更加理性的考虑:既然性格不合,倒不如互相躲着点儿,免得再对双方造成伤害。我不得不承认她的看法是对的。在外面住了一阵,雅乔的肚子渐渐地显了形,我经过前思后想,终于痛下了一个决心:卖掉以前的房子,换到远一点儿的地方再买一套,和苗秀华彻底分开。既然有家不能回,那索性就换个新家。而对于已有的那个家,我曾经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现在却以这种方式与之告别,这在外人看来或许荒唐得像个笑话,但也只有当事人才能体味到其中的苦涩。
    也是机缘凑巧,公司里的合伙人有个南方亲戚,挣了点儿小钱又没处花,刚好想在北京买一套房。有人搭桥牵线,双方一拍即合,我们很快就达成了买卖的意向。然而到了成交之时,对方却要求我降价,而且降价的幅度还很大。假如我答应了他,那么这套房子的单价就要比同地段的小区便宜三千块钱不止了。
    我自然不干:“都是差不多年头的新房,你看看周围的几个小区都卖多少钱了?凭什么我要便宜这么多?就算是熟人介绍来的,您也不能杀熟杀得那么狠啊。”
    对方却露出了南方人所特有的精明:“还真不是我杀熟,要怪就要怪你们小区里的那些住户。我已经调查过了,你们的房子自从刚一搬进去,就官司不断,事故不断,不是业主和物业公司斗,就是业主和业主自己斗起来,听说最近又要打上法院了呢。上上下下闹得鸡犬不宁,居住环境当然是一塌糊涂,像你这样住不下去了,想要搬出去的人也不在少数,卖的人一多,房价自然就跌了。而房地产还有个规律,就是越没人买越跌,越跌越没人买,这就陷进恶性循环里面去了……说实话,如果我不是人在外地,买北京的房子只是为了投资,打死也不会接手你们这种地方的。”
    他说得振振有词,我不免将信将疑。而再到那附近的中介公司去询了询价,我们的小区居然真的比别处便宜一大截,中介公司给出的解释和南方人如出一辙,也是我们那儿“服务管理太差”。恐怕就连苗秀华都没有料到,她的能量之大,已经足以干预市场,打压房价了。政府口口声声吆喝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成效的事情,竟然被她做到了。然而对于在这小区里买了房子的人而言,那可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啊。就拿我那套80平米的两居室来说,一平米跌了三千,一套房子就跌了二十多万。这么多钱连个声响也听不见就没了,实在让我的心都在滴血。没办法,我也只好忍痛答应了南方人的降价要求,毕竟贱卖也比砸在手里要强,再说我还急于赶紧买一套新房,让我们的孩子一生出来就有地方住呢。
    就这样,我收了对方的定金,又在一天下午抽了个时间,回到原来的家里去取房产证,以便办理过户手续。才一进小区的大门,就发现才几个月没来,这里的景象又发生了一场大变——原先零零星星的绿植全成了枯枝败叶,几棵小树干脆歪倒在地上,连根都被刨了出来;停车场里的汽车全都停得歪七扭八的,不少车身上都带着伤,一看就是用钥匙之类的锐器划出来的;空地和甬道上到处飘荡着废纸和塑料袋,楼道门口的垃圾更是触目惊心,剩菜剩饭破衣烂衫动物尸体堆成了一人多高的小山,引来了方圆几里的流浪猫狗,正在上蹿下跳地抢食吃。这哪儿是一个曾经标榜过“品位”“高尚”之类字眼儿的新小区啊,简直比火车站旁边的城中村还要脏乱差,还要令人难受。我扫视了一圈,并没有看见物业公司的人,从保安到清洁工都没了踪影。不消说,他们肯定是在斗争中被撵走了——只要有一部分业主拒交物业费,这个小公司是根本支持不了两个月的。
    更让我震惊的,是小区里还贴满了战斗檄文。有一些写在三尺见方的牛皮纸上,浓重的黑墨,标题多包含“揭露”“怒斥”“君不见”之类的字样,俨然就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还有一些是从高层住户窗口里垂下来的条幅,内容就要简洁得多,完全就是指名道姓的谩骂,某某某是贪污犯,某某某是野心家,而苗秀华的名字出现的频率自然是最高的。
    我正呆立在铺天盖地的大鸣大放大批判里不知所措,忽然听到有人叫我:“哟,你可算回来啦。”
    我一回头,原来是苗秀华的弟弟,雅乔的舅舅。他和他的那干小弟又被从河北霸州请了回来,正在小区里巡逻呢。每人还配了一根塑料警棍,挂在腰间好像一条不听话的尾巴。
    “您……忙着呢?”我含糊着打了个招呼。
    “可不嘛。”舅舅说,“小区里有人搞破坏,把物业公司都挤走了,没有了保安,好多事儿不都乱套了吗?你丈母娘就让我过来再帮两天忙——自己家人的事儿我得管啊。”
    我心里说,这个小区现在难道还不够“乱套”的吗?天知道苗秀华把她弟弟叫来,是维持治安还是震慑对手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她与业主中的反对派力量已经彻底矛盾激化,根本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我便问:“她人呢?”
    舅舅回过身去,朝几栋高楼一挥手:“就在小区里,正忙着呢。”
    倒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意境。我多了个心眼儿,又问:“我岳父呢……也还好吧?”
    “我哪儿知道他好不好。”舅舅的脸上便带了一丝鄙夷,冷嘲热讽地向我通报,“他老人家的神经错乱了,好好的北京不待了,非得到外地去受苦——听说是原单位在曹妃甸建了个分厂,问他们这批退休的老人儿谁愿意返聘到那里去当顾问,别人都没动静,你岳父却上赶着报了名,收拾行李就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已经一个月没回家了。”
    这倒真是没想到的事情。谁都知道雅乔她爸是最恋家的,连下棋都不愿意去公园,而且他对钱也看得很淡,怎么可能为了那么一点儿返聘工资背井离乡呢?我随即反应过来:别看小老头儿对苗秀华从来百依百顺,服帖得像个训练有素的仆人,但他的心里并没有表面那样风轻云淡,他其实也在忍受。既然是忍,终究也就有忍不住的那一天。然而再想想雅乔说过的那些往事,岳父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应该会比雅乔更加充满愧疚吧。或许正是因为愧疚,他才没跟我们打个招呼,就独自离家了。
    我的另一个想法是,苗秀华已然落了个众叛亲离,她又是什么感受呢?
    脑子一乱,我就更不想跟舅舅继续聒噪了,并且小区里的状况也让我越发庆幸房子已经被卖了出去。我逃也似的离开了舅舅和他的小分队,奔回自己原来的家,翻箱倒柜,把刚办下来的房产证找了出来,揣进随身携带的书包里。这时忽然一转念,以后就没有机会在这里静静地待上一会儿了吧。我叹了口气,坐进沙发里,从高到低,从远到近,一个细节一个细节,一个拐角一个拐角地打量起自己的客厅来。房子真是好房子,房子里曾经住着好媳妇儿,媳妇儿有个好爸——那么妈就是个坏妈吗?当然不是,怎么说也不能算是。但所有的好并在一起,我便在自己亲手经营起来的房子里住不下去,必须得落荒而逃了。这一切是那么荒唐,但又是那么合理。
    恍恍惚惚,就像做了一场梦。等到我醒过神来,太阳已经朝着西方沉了下去,没拉窗帘的客厅被洒上了一片玫红色。事已至此,再久留下去也是做作了。我起来伸了个懒腰,睡眼惺忪地离开了这套房子。
    刚回身关上门,就听见斜上方的楼梯拐角传来了脚步声。说人也不像人,极轻,极软,每一步都在斟酌似的,仿佛是一只猫在下楼。但猫又没有那么慢,不会每走一步都呼哧呼哧地喘上两声。我一回头,看见了苗秀华。
    她也改换了模样。头发还是原来那头短发,衣服还是以前那个色调,但是脸变了。具体地说是脸上的色调变了——面色不再是纯然的蜡黄,而是透出了黑,黑和黄又混合成了某一种绿,使得她的脸像一个长了霉斑的橙子;两眼和嘴巴旁边印上了格外深也格外暗的阴影,让眼睛深眍了下去,嘴像掉光了牙。和我们的小区一样,苗秀华也形容枯槁了,干瘪了。
    她的眼睛里仍然是有光的,但声调明显虚弱,像是从一个中空的腔子里荡出的回音:“小林,你回来了?”
    “妈……我回来拿点儿东西。”我遮遮掩掩地说。
    “雅乔好不好?”
    “挺好的——对了,她怀孕了。”既然房子在理论上已经属于了别人,苗秀华想让我们搬回来也不可能了,那么这个情况也就没有了对她隐瞒的必要。
    苗秀华的脸上划过一团光:“那是好事儿,你真能格儿!”
    “您过奖,其实不全是我的功劳……”我敷衍着谦虚了一句,又觉得这话不对味儿,赶紧说,“当然也不能是别人的功劳。”
    苗秀华就笑了,嘟囔了一句“傻小子”,那口气很像是寻常的丈母娘在逗女婿。但随后口气又郑重了,面色一转肃杀:“既然如此,那你们搬出去倒是对的,这段时间还真不能回来。”
    这就出乎我的意料了:“您说的这段时间是……”
    “你进来的时候没看见嘛,咱们的斗争正处于关键的、胶着的时刻,敌人猖狂得很!”苗秀华便介绍起战局来:以叶教授为首的“在野党”已经撵走了那家唯苗秀华马首是瞻的物业公司,向有关部门提请了业委会提前换届选举的事宜,并且在小区里大搞声势战,在小区外面大搞舆论战,总之是把当初的战斗手段都用到苗秀华的身上来了。但是苗秀华浑然不惧,她指出,想要用这些故伎“扳倒她”可没那么容易。首先,旧物业公司走了,新物业公司却也进不来,这是因为业委会的印把子毕竟还攥在她手里呢,签不了合同,没人敢蹬这潭浑水;其次,由于有《物权法》在那儿摆着,所以当初成立业委会能够得到政府、法院的支持,但业委会的内部矛盾怎么解决,却又无法可依了,“上面的人”只好甩给他们一句“这就属于家务事儿了,我们不便插手,还是你们商量着办吧”——这一“商量”,就让政变夺权丧失了法理依据,并给苗秀华留下了筹划反击的空间;再次,苗秀华已经作过了分析,以叶教授为首的“在野党”虽然多在业委会里任职,文化水平高,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强,但毕竟只是“一小撮”,而小区里的大多数,那些只知道闷声过日子的芸芸众生,还是信任她苗秀华,把她苗秀华视为替天行道的战斗英雄的。也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并没有发生逆转。
    “别看他们现在跳得欢,日后还得拉清单。而我们虽然面临着暂时的困难,可形势却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这不,没看我正忙着呢嘛。”苗秀华又伸手向我展示了一沓宣传单,上面的文字抬头是“告全体业主书”,落款是“业委会真正的主任苗秀华”。她的意图是一家一户地发动群众,团结大多数,建立最庞大的统一战线。而我发现,她对我语无伦次地说这些话的时候,话音里除了一如既往的坚定、亢奋、激情四溢,还有了其他一种东西——那是一种期待,一种示好,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畏惧。她一再强调小区里的斗争是“我们的斗争”,也说明了这一点。
    果然,苗秀华话锋一转,又说:“所以你们小两口不要担心——道路虽然艰难,胜利指日可待,艰难我来扛着,胜利你们享受。过不了多久,那些捣乱的人自然会土崩瓦解,然后我也可以腾出手来收拾局面了。调整业委会的班子,聘请新的物业公司,这都是一袋烟的工夫。抽完这一袋烟,你和雅乔就可以搬回来过日子、养孩子了。小林,我再求你帮我做件事,那就是劝劝雅乔……这段时间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想了好多事儿,我也有点儿能够体会雅乔的苦衷了,我知道她烦她乱她苦恼,也和我做事情的方式方法有关系。可你也得让她想想啊,我这个当妈的自己又有什么私心?我出去和人家战斗,还不是为了她好,为了这一家子人好?而且她往后也不用再担心了,说实话我也有点儿斗疲了,斗累了,斗腻味了。眼下这一次绝对是最后一次,这事儿了结之后,你们就搬回来,我保证当个好妈好丈母娘,咱们像别人一样安安稳稳的……啊?”
    她的这最后一声“啊”,就完全是哀求的口吻了,就像一个年迈懦弱耳聋眼花的老妇人承认了自己的衰老,并渴望子女迁就的那一声“啊”。我的心里突然像钝器划过玻璃,狠狠地酸了一下,眼睛里也几乎泛上泪来。这不只是因为看到了苗秀华破天荒地示了弱,同时还因为想到了自己也终究会有在某种永恒的定律面前丧失掉全部精力的那一天。
    更直接的原因,是卖房子的事情已成定局,覆水难收。我和雅乔不可能搬回苗秀华的身边了。如果现在这场战斗真的是苗秀华个人生涯的最后一役,那么它将留给她一个疑惑:究竟为何而战呢?
    但现在,我是无法将这件事告诉苗秀华的。我不忍心。我像小狗一样含糊着呜呜了两声,便说还得回去照顾雅乔,想要匆匆离开。苗秀华点头,说要和我一块儿下去。然而我沿着楼梯往下走了两步,却发现她的步子迟缓地落在后面。她已经不能一步一个台阶地下楼了,而是得扶着墙,侧身先迈一脚,另一只脚再跟上。每在一个台阶上站稳,都要喘两口气,停顿两秒钟。
    我返回头去扶她,苗秀华架着我的胳膊,一边继续下楼,一边解释:“腰肌劳损,医生说还有美尼尔氏综合征的前兆,老是觉得地在转……以前不怎么当回事儿,这些天忽然就一块儿发作了……”
    苗秀华也是人,也是血肉铸成。但过去不仅是我们,就连她自己也忽略了这一点。我只说了声“您慢着点儿”,搀着她慢慢地走到了楼道门口。我说那我找雅乔去了,她说你赶紧的,又挥了挥手,似在敦促我别浪费时间。
    我便埋着头往小区门外走去。快要接近大门口的时候,忽听见停车场的方向一声雷动,轰轰烈烈的电子音乐响了起来。狼爱上羊。羊变成狼。西门庆的眼泪。十来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在垃圾狼藉的水泥地上放置了一个大功率录音机,跳起了广场舞。不论何时何地,不论日子过成什么样子,这种娱乐方式都是普天大同的。但普天大同之中也有异数,比如我的岳母苗秀华,就绝不与之为伍。在多少个精力无限的老头老太太里面,才能产生一个苗秀华呢?这是一个多么深奥的统计学问题啊。
    我忍不住回过头去,望了一眼留在身后的苗秀华。只见她仍然站在楼道门口目送着我,她的腰杆挺直,她的短发飘扬。这时偏有一只不识趣的野狗溜到她的身边,在她的脚旁转着圈儿寻觅着什么。苗秀华仅仅低头瞪了那狗一眼,连胳膊都没抬起来,那狗便哀鸣了一声,掉头鼠窜而去。
    在这场与狗的遭遇战中,苗秀华不战而屈人之兵。
    (《北京文学》2016年05期)

    创作谈:关于《特别能战斗》

    在写作这篇小说之前,我的想法仍然比较简单,就是刻画出一个让读者觉得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么一号”的人物,而文中的林林总总各种情节,也是围绕着这个人物身上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来设置的。这样的创作观念很传统,在许多老一辈作家的作品中曾经行之有效,但客观地说,也存在着一种风险,就是容易流于外在化和脸谱化,用人物的一副面孔遮蔽其他面孔,用一种强烈的情绪掩盖其他微妙的情绪。或者说,相对于那些挖掘“内在性”的作品,这种在放大镜下高度聚焦甚至稍嫌夸大的写作方式,虽有断其一指之利,却有一叶障目之嫌,如果仅从文学本身的繁复程度而言,也许是有所欠缺的。
    然而我也有一种想法,就是对于文学的“艺术性”而言,各种各样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性格特点都是平等的,只要塑造得好,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哪怕抛弃人物而仅仅处理一堆“符号”,也有可能是精美的艺术品——很多现代主义小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如果考虑到文学的另一个特性也就是“社会性”,那么对于作家而言,有一些人物和性格也许比另一些更具有价值。这样的价值,就体现在人物能否和现实生活发生密切的勾连关系,人物的命运能否从一个侧面有效地表现时代变化。假如读者能从某个人物的“外延”上想到很多,那么即使这个人物的“内涵”并不值得分成几个层面去大书特书反复剖析,是不是也可以算作比较丰富了呢?
    也就是在这种想法的支撑下,我坚持把《特别能战斗》里面的苗秀华呈现了出来。她不是精力充沛的广场舞大妈,也不是嫉恶如仇的朝阳区群众,但却同时具有精力充沛和嫉恶如仇两方面的特质,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她的精力充沛和嫉恶如仇能够演绎出一幕悲剧喜剧或者悲喜剧,但却不大可能是正剧。这样的人物非常“各色”,几乎放哪儿都能立刻从人堆儿里蹦出来,人们对于她或许是敬佩的,或许是鄙夷的,或许是唏嘘里面带着几分同情的,但如果碰巧能够通过她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出一点儿思索,那么苗秀华这个人物从文学上也许就是值得尊敬的了。

你的回应

回应请先 , 或 注册

1 人聚集在这个小组

最新话题  ( 更多 )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