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思想史中的“波兰问题”
来自: 山东民间智库(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俄国思想史中的“波兰问题” ——保守派的视角 "The Polish Issue" within Rus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Perspectives from the Conservatives 收藏|打印|下载 作 者: 朱建刚#唐薇+关注 作者简介: 朱建刚,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唐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1级博士生 原发信息: 《俄罗斯研究》(沪)2014年第1期 第3-21页 内容提要: “波兰问题”是19世纪俄国政治中无法回避的因素,却一直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在1863年波兰爆发独立事件后,俄国政论家斯特拉霍夫、卡特科夫、阿克萨科夫等人分别从文化、政治和社会方面分析“波兰问题”及国家利益、民族文化身份的关系,体现了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中民主普世价值与民族主义的激烈争论。 As an inevitable factor in Russian politics in the 19th century,the "Polish issue" has been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in academia.After the Polish uprising in 1863,the Russian publicist such as Strakhov,Katkov and Aksakov discussed about this issue respectively from cultural,polit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in addition to analyz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ultural identity as well.All such analyses reflected furious debates between universal values and nationalism in Russian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 关 键 词: 波兰问题/卡特科夫/斯特拉霍夫/阿克萨科夫 The Polish Issue/М.N.Katkov/N.N.Strakhov/I.S.Aksakov 期刊名称: 《世界史》 复印期号: 2014年07期 字号:大中小 [中图分类号]D83/8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1-0003-(19) 1795年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之后,存在了800多年的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在欧洲政治版图上消失了。但与此同时,随着波兰人民的不断反抗,“波兰问题”在19世纪俄国思想领域却愈发突出,最终成为彼时俄国文学界、思想界借以反思自身文化身份的契机。在19世纪俄波关系史上,学术界相对熟悉的是赫尔岑和巴枯宁等革命派的态度,他们与波兰革命者合作,始终强调俄波的共同敌人是沙皇专制①。“土地与自由社”曾在1862年与波兰革命者联系,秘密协商起义事宜。但事实上,或因距离,或因书刊检查以及民族情绪的缘故,革命派对波兰的看法在当时虽有一定市场,但在俄国影响有限②。现实中,真正影响巨大并推动官方出台对波兰政策的,应该是以卡特科夫(М.Н.Каков,1818-1887)为代表的俄国保守派③,以及以文学批评家斯特拉霍夫(Н.Н.С трахов,1828-1896)、阿克萨科夫(И.С.Аксаков,1823-1886)为首的新老斯拉夫派发表的一系列政论。从思想层面而言,正是他们与西欧舆论、及俄国侨民革命派的争论,激起了本国思想界对俄国民族身份的思考。但因资料及立场缘故,国内外学界长期以来对保守派的言论往往语焉不详,使19世纪俄国思想史中的波兰问题仅有单方面呈现。这显然有失客观。笔者以1863年波兰起义为背景,重点分析俄国保守派、斯拉夫派对波兰问题的看法,由此揭示保守主义思想家们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看法,以资对照。 一、争论之始 1863年1月22日,波兰爆发了旨在反抗俄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沙皇政府大为震惊,调集重兵镇压。最终,波兰军队在十倍于己的兵力围困下陷于失败。对于这次事件,除了卡特科夫及其《俄国导报》(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当时就发表时事评论外,俄国思想界一开始对此并无明确观点。斯特拉霍夫回忆说:“彼得堡文学界自起义之日起几乎一致保持沉默。这或许是因为不知说什么好,或许甚至是因为从自己抽象的观点出发,准备直接同情起义者的要求。这种沉默激怒了莫斯科的爱国者和政府中有爱国情绪的人。他们感到社会上存在着一种与此刻国家利益相敌对的情绪,因而对这种情绪怀着正当的愤怒。”④“准备同情起义者的”,自然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他们久受欧风西雨之影响,整天谈论自由民主等问题,对同处沙皇专制统治下的波兰抱有同情。不过限于局势,一贯激进的《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被迫保持沉默。只有远在欧洲的赫尔岑在《警钟》(Колокол)上发文,反对沙皇政府对波兰的武力镇压。1863年4月1日《警钟》上刊登的赫尔岑的文章说:“我们站在波兰一边,因为我们是为了俄国;我们所以为波兰人讲话,因为我们是俄国人;我们所以希望波兰独立,因为我们希望俄罗斯自由;我们和波兰人站在一起,因为同一条锁链把我们两国锁在了一起。”⑤这显然是从民主自由的角度出发,将自己与波兰人同列为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受迫害者。不过,由于海关检查等原因,这一类声音离俄国读者还是远了些,而且由于立场问题,在国内应者寥寥⑥。 真正引发“波兰问题”讨论的,是斯特拉霍夫。 斯特拉霍夫是当时小有名气的批评家、政论家。他在19世纪50年代末认识了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鼓励下开始积极参与文学评论工作。他们与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Аполл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ригорьев,1822-1864)三人在思想方面有许多相投之处,因此成为根基派(По чвенничество)的核心。斯特拉霍夫在1863年4月份的《时报》(Время)上发表了署名为“俄罗斯人”的文章:《致命的问题》(Роковой вопрос)。虽然这不是思想界第一篇关于波兰事件的文章,但作者所持的立场引起了众多争议。文章从当时实际出发,指出思想界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只是停留在表面,而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化。“波兰人起来反对我们,就是有文化的民族反对文化低、甚至没文化的民族。……波兰一开始与欧洲其他地区是平等的。它和西方民族一样接受了天主教,与其他民族一样发展自己的文化生活。在科学、艺术、文学及所有文明的领域,波兰常常关注欧洲其他国家并与之竞争,却从未把那些落后的、异端的国家视为自己人。”⑦在这里,所谓“落后的、异端的国家”指的就是俄国,这也成了后来有人攻击作者不但亲波兰,而且攻击俄罗斯之依据。 斯特拉霍夫认为“波兰问题”可从两方面来看:波兰人看俄国与俄国人看波兰。波兰人之所以非要从斯拉夫大家庭里分离出来不可,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它认为自己从文化上隶属于欧洲,它不屑与俄国这种“野蛮落后”的国家为伍。作者认为波兰人的这一看法并非没有根据:首先,波兰接受的是天主教,有别于俄国的东正教,就在欧洲影响而言,前者显然要高于后者。其次,“在科学、在艺术、在文学及在文明展现的一切中,它与欧洲大家庭中其他国家既友好又竞争,从未落后于其他国家或显得生疏。”⑧再次,由于波兰发达的文化及其天主教背景,使之成为西欧文化东扩的先锋,在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对于乌克兰等地区的影响。因此,在批评家看来,“波兰问题”究其根本,在于两种文化的矛盾,在于文明与野蛮的对抗,在于西方与东方的冲突。“波兰人满怀真诚地自认为是文明的代表,他们与我们数世纪的斗争直接被视为欧洲文化与亚洲野蛮的斗争。”⑨值得一提的是,1869年的《朝霞》(Заря)杂志刊载了丹尼列夫斯基(Н.Я.Данилевский,1822-1885)的《俄罗斯与欧洲》(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一文,斯特拉霍夫正是该文的编辑。6年前斯特拉霍夫在《致命的问题》中所阐述的“文明冲突论”,在丹尼列夫斯基的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更为完整的论述。 第二个问题是俄国人看波兰。批评家认为,此时此刻,在与波兰人的斗争中,俄罗斯人把什么作为依靠呢?“我们只有一样:我们建立了、捍卫了我们的国家,巩固了它的统一,我们组织了巨大而牢固的国家。”⑩俄国的力量在于其军事力量。自从1812年卫国战争以来,俄国历来被视为欧洲的强国,甚至成为镇压1848年革命的“欧洲宪兵”。可是在文化冲突中,仅仅依靠国家的军事力量是不够的。在斯特拉霍夫看来,一个军事上强大的国家“只是为独立生活提供了可能性,还远非生活本身。”(11)就文化层面来说,俄国文化始终摆脱不了模仿的痕迹,从法国的古典主义、启蒙思想到德国的黑格尔哲学,俄国在思想上更多的是在模仿西方,独创性甚至比不上波兰,所以才出现了波兰的反抗。在今天看来,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文化上的盲目崇外,是19世纪俄罗斯的一个主要悖论。俄罗斯之所以长期被视为“欧洲的野蛮人”,其缘由也多半在此。批评家继而认为,俄国要最终解决波兰问题,首先要在文化上强调自己的特质,要告诉波兰人:“你们误会了自己的伟大意义,你们被自己的波兰文明蒙蔽了双眼;在这种蒙蔽中,你们不愿或不能看到,与你们斗争竞争的不是亚洲的野蛮,而是另一种文明,更坚定顽强的俄罗斯文明。”(12)波兰并不像有些革命民主派所说的那样值得同情,因为它明明是个斯拉夫国家,却偏偏要去寻求西欧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根基,因此它亡国了。但它的命运却可以成为俄国的前车之鉴:一个大国的兴起,至少在文化上必须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不过,斯特拉霍夫在这里进一步指出,尽管从19世纪40年代的斯拉夫派以来,思想界对于俄国文明及其前景一向态度乐观,但这种光明前景的依据是什么,怎样去实现,却很少有人去考虑。斯特拉霍夫说:“我们的一切都处在萌芽时期,一切处于初始的模糊的状态,一切都孕育着未来,但现在却模糊不定。”(13)当然,在批评家看来,这种“模糊不定”正是今日俄国文化界思想界努力之根据。 斯特拉霍夫的本意,是以波兰事件为契机,反思俄国的文化身份问题。但这一意图却因为他写作风格的问题未能实现。斯特拉霍夫历来不是那种观点明确、文字清晰的批评家。批评家自己后来也承认:“杂志查封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者注)对我的文章在叙述的枯燥和抽象性方面略有微词,对于这种批评我当时有点委屈,不过我现在乐意承认他的意见是正确的。”(14)或许是爱之深,责之切,斯特拉霍夫在文章中过于强调波兰文化的先进,对俄国文化批评较多。在那种敏感的舆论氛围中,这种言词很容易被人误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6月17日致屠格涅夫的信里为这篇文章作了辩解:“文章(作者是斯特拉霍夫)的中心思想是:波兰人居然像对待野蛮人那样蔑视我们,以自己的欧洲文明在我们面前自命不凡,因此他们和我们在道义上的(即最牢固的)长期妥协几乎是难以预计的。……很有意思的是:许多激烈反对我们的正派人都承认没有读过(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引者注)我们的文章。”(15)但文人的抱怨抵挡不住政府的压力。在官方的干预下,刊登此文的《时报》杂志被勒令停刊,斯特拉霍夫也遭到处罚:15年内不得在任何杂志担任编委(16),这极大地影响了批评家的正常生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是这种抽象性、超越性使得斯特拉霍夫成为19世纪俄国思想家中较早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波兰问题的人,也使他成为较早提出建设俄国特色的文化之路的思想家。 二、卡特科夫的回音 在《时报》被查禁之后,斯特拉霍夫曾致信《俄国导报》主编卡特科夫,希望能在杂志上发表为自己辩护的文章。作为对斯特拉霍夫来信的公开回复,同时也出于推动官方早日确定对波兰政策的需要,卡特科夫从1863年1月起义爆发开始到次年3月,接连发表了17篇文章(17)。考虑到当时官方对波兰问题尚未有明确对策,卡特科夫如此旗帜鲜明地表态,不仅使杂志人气骤升,而且对促进官方政策的出台、统一俄国社会舆论,大有裨益。难怪后世研究者认为,卡特科夫的这几篇政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政府行为的特点”。因为“在大国观念的一切共性方面,不但斯拉夫派的《时报》,或者自由派的《圣彼得堡消息》,甚至官方的《俄国残疾人》,在起义之初都未像卡特科夫的报纸那样持有如此好战、如此不妥协的立场。”(18) 卡特科夫是19世纪中后期俄国颇具影响的社会政论家、出版家及文学评论家。1855年,借着新沙皇登基后的宽松形势,卡特科夫申请出版《俄国导报》这一刊物。凭着自己杰出的政论才能,日益声名鹊起。到1862年,该刊物的订数已达到5,700册,这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仅次于老牌的《现代人》杂志(它的订数是7,000)。卡特科夫本人也因此跻身于俄国最著名的政论家之列。1863年波兰事件的爆发,也使卡特科夫的人生发生了转折。此后,他不仅成了保守派的领军人物,而且其麾下的一报一刊也对俄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大影响。他刊物上的各种涉外评论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官方外交政策的变化,以至于卡特科夫文集第1卷总序的标题就用了时任英国驻俄大使的一句话:“俄国……有两位帝王:亚历山大二世与卡特科夫。”(19)当代俄罗斯学者叶戈罗夫也曾指出:卡特科夫的《莫斯科新闻》和《俄国导报》是“全国一切保守力量的组织中心”,(20)足见卡特科夫影响之大。 跟斯特拉霍夫侧重文化角度的论述不同(这种角度的弊端在于脱离实际,有泛泛而论的嫌疑),卡特科夫从历史、现实、政治方面逐一剖析波兰问题的实质,分析了波兰问题形成的原因,最后指出俄国在波兰问题上应该持有的态度。自然,他的这些论断在许多方面跟沙皇政府高层不谋而合,因而最终得到了采纳。 在题为《波兰问题》的文章中,卡特科夫一开始就说:“在政治世界里没有比普遍原则和抽象的公式更具有欺骗性的了。”(21)所谓“普遍原则和抽象的公式”,就是指当时欧洲盛行的“民族权利”和“不干涉原则”。波兰自从被俄普奥三国瓜分后,有密茨凯维奇、肖邦等人为之大洒亡国之泪,因而在19世纪的欧洲始终是受压迫的象征。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自维也纳会议以来,波兰的压迫者就成了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对手。法国和英国因为在欧洲没有统治隶属民族,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通过同情受人统治的波兰人来满足自由派的感情。各国的民主主义者都一致起来猛烈地谴责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专制统治。波兰蒙受的不公正待遇给这种谴责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把柄。……在十九世纪民主主义者手中,波兰的事业成了国际正义的象征。”(22)波兰特殊的国情和地理位置使它成为19世纪欧洲政治的焦点之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波兰确实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是欧洲大厦的基石,因为,革命势力或反动势力,谁能在波兰站稳脚跟,谁就能在整个欧洲取得彻底胜利。”(23)在自由和正义的大旗面前,许多俄国知识分子即使不是公开,至少也不愿支持官方对波兰的镇压。流亡在国外的侨民如赫尔岑、巴枯宁者,更是抓住这个机会,四处发送传单,呼吁在波兰的俄国官兵调转枪口,跟波兰兄弟一起,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巴枯宁甚至同意发表宣言:“命令”俄国驻军“撤回斯摩棱斯克,撤回第聂伯河以南。”(24)虽然巴枯宁并无此等能力,但这种态度实质上同意了将波兰领土恢复到1772年三国瓜分之前的状态。考虑到巴枯宁在当时俄国侨民中所具有的影响,这种表态不可小觑。 正因如此,卡特科夫才强烈反对这种态度。他认为:西欧各国及流亡侨民只知道波兰被俄国占领,受到俄国军队镇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境外势力的干预和波兰本身的野心膨胀。在卡特科夫看来,波兰的野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英法等国的支持,他们试图借助波兰之手削弱俄国,波兰只不过是他们操纵利用的一个工具(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在事件发生后马上跑到法国、英国去寻求帮助)。其次则是俄国国内外一些人士的冷漠和退让。他在题为《波兰起义不是人民起义,而是小贵族与神职人员的起义》的文章中,不但指出了波兰起义的性质,更指出了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俄国社会的冷漠和退让:“在此有责任的是我们整体生活的方式,它导致了对公众利益的冷漠。”(25)所谓“整体生活的方式”,就是指知识阶层的西化,他们把西欧视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包含西欧文化的波兰则是这种文化的体现者,认为波兰人的反抗是文明对抗黑暗、民主对抗反动的正义斗争。因此,许多俄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利益遭到损害时不但不思救国,反而以各种方式支持敌人,对自己人则漠不关心。卡特科夫认为,这实在是书呆子习气,须知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根本在于利益,跟普世价值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不要去跟英国人谈印度的民族权利,他会将你视为疯子:就像你跟法国人谈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权利一样。”(26)既然如此,凭什么讲到俄国跟波兰的时候,西方舆论和某些民主人士就会莫名惊诧了呢?卡特科夫在此点明了英法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不但在当时令许多人如梦方醒,在今天类似的情境下也值得我们反思。这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的普世观念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的阿克顿勋爵(Lord Aсton,1834-1902)曾撰文指出:“它(指民族性——引者注)是对民主的驳斥,因为它为大众意志的运作设下了界线,而代之以一个更高的原则。”(27)换言之,民主的普世原则为民族利益所取代。 波兰事件发生于1863年1月12日,卡特科夫14日就有短评,愤恨不已地谈到了12日夜里波兰人潜入俄军军营残杀熟睡中的俄国士兵。在随后的《俄国问题》一文中,卡特科夫以当时流传的一份波兰传单为依据,直接指出了波兰对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要求。虽然该传单打着中间调解人的旗号,要求俄国与波兰停止战争,波兰加入俄国。但与此同时也要求俄国赋予波兰更多的特殊优待,比如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的人口可与波兰王国互相流动,促进交流。卡特科夫极力反对此种言论。他认为,从历史上来说,亚历山大一世在1815年让波兰成立王国,拥有君主立宪的独立宪法,这已是极大的优惠。但这种优惠换来的是波兰野心的膨胀,波兰人试图恢复18世纪被瓜分前波兰贵族共和国的版图,如红党领导人路·梅洛斯瓦洛夫斯基就要求波兰地主必须保持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农民的统治。从历史上说,俄国的西部领土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曾是波兰的。如果答应波兰人的条件,给予他们各种特权,那最后的结果不是波兰与俄国的和平相处,互利共赢,而是波兰强大而俄国弱小。“波兰人不想要自己纯粹的波兰王国;他们试图重建它,但有个必要条件即立刻征服立陶宛和俄罗斯。对我们来说,波兰问题具有民族特点;对于波兰贪权者来说,这个问题涉及使俄罗斯民族臣服于尚待重建的波兰王国。”(28)卡特科夫进一步指出:按照这一目的,俄国势力在立陶宛、白俄罗斯及乌克兰将受到削弱:土地被波兰人收买,俄罗斯官员将受到波兰人排斥,影响渐弱(29)。所以卡特科夫得出结论说:“不,我们与波兰的战争不是为政治而战,这是两个民族间的战争。如果我们对波兰爱国主义者的要求作让步,那就意味着我们给俄罗斯民族签署了死刑判决书。”(30)对于1863年的波兰事件,史学界总体上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波兰民众反对俄国沙皇专制暴政的起义;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一场两个民族间的战争。前者是苏联时期的主流观点,其始作俑者为无产阶级史学家米·尼·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1868-1932)(31)。后者则是俄国贵族及民族主义者所持的观点,卡特科夫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应该说,这两种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也都部分地符合历史真实,但苏联时期的研究者过于强调前一种观点,事实上反而模糊了历史真实。 对于1863年的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波兰已并入俄国多年,早已是俄国领土的一部分,大诗人普希金在这一点上也概莫能外。波兰曾于1830年爆发过反抗俄国的起义,俄军因残酷镇压起义者而招致西欧各国的谴责。普希金却用诗歌为俄罗斯辩护,认为沙俄对波兰的镇压只是“斯拉夫人之间古老的家庭争端”,并且提出: “是让斯拉夫的条条小溪汇入俄国之海,还是一任大海干涸?” 在获悉俄军重占华沙之后,诗人更发表诗作《鲍罗金诺周年纪念》(1831),将其与俄国历史上反抗拿破仑入侵的鲍罗金诺战役相提并论: “——在鲍罗金诺日, 我们的战旗又一次破阵闯入 再度陷落的华沙城的缺口; 波兰好像一团奔逃的士兵, 血染的战旗丢弃在尘埃之中, 被镇压的反叛便默不作声。”(32) 事实上,对于经历过1612年混乱年代的俄国来说,对波兰试图控制俄国的野心并不陌生。1604-1612年被称为俄国历史上的“混乱时期”,这与波兰的武装干涉有很多关系。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Zygmunt Ⅲ Waza,1566-1632)企图占领俄罗斯,先后两度支持伪德米特里成为俄罗斯沙皇。波兰军队甚至直接占领了斯摩棱斯克等三个地方。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波兰直接派兵参加法国阵营,在整个欧洲联军中,波兰军队的数量仅次于法国。如今风水轮流转,轮到俄国控制波兰,凭什么要因为“正义自由”这种字眼而放任强邻在侧,养虎为患呢? 在分析完波兰起义的原因和性质之后,卡特科夫趁热打铁继续发表了《我们对波兰怎么办?》一文,直接为政府当局的善后出谋划策。卡特科夫提出了三个方案:(1)像1815年那样,赋予波兰特殊地位,继续与俄国合并;(2)让波兰独立;(3)将波兰并入俄国,其地位与其他行政区一视同仁。卡特科夫认为,历史已证明:第一条路是行不通的。早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就为波兰王国制定了一部堪称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宪法,使波兰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自治国家。但今天看来,恰恰是这种宽容或者说放纵,导致了暴乱。第二条路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事实上对俄国未来发展不利。因此,俄国只有第三条路可选:必须严厉镇压波兰的地主及贵族,收缴其土地,将其转手给俄罗斯地主,以加强俄罗斯人在波兰及西部省份的影响。卡特科夫的意图是,通过所谓的“非波兰化”及“俄罗斯化”,将多民族的帝国转化为现代化的公民国家。这一提议的实际效果,或可从俄裔美国史学家梁赞诺夫斯基(Nicholas Riasanovsky,1923-2011)的研究中略知一二。农奴制改革到1905年彻底废除农奴所需偿还的债务为止,俄国南方和北方的农奴主们获得的补偿,基本上超过了其土地本身的价值。“只有西部省份的波兰或者波兰裔的地主是例外,他们获得的补偿要少于他们土地的实际价值。”(33)这应该不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而是政府对波兰力量的故意打压。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卡特科夫对波兰问题的认识自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因素。但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卡特科夫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为捍卫俄国的利益而战,实在也无可厚非。这也是他在当时能受到上至宫廷、下到普通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波兰总督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哥哥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Ведикий Киязь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1827-1892),卡特科夫一味抨击帝国对波兰政策的种种失误,为自己晚年的人生悲剧埋下了种子。 三、阿克萨科夫的补充 相对于斯特拉霍夫的文化角度、卡特科夫的现实政治角度,以阿克萨科夫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则是从道德的高度来审视波兰问题。作为“青年斯拉夫派中最伟大的文人”、“最伟大的俄国政论家”(34),阿克萨科夫对波兰问题的思考,远在波兰事件爆发之前就已开始,且自有其独到之处。比如1861年11月18日的《白天》(Денъ)报上,刊登了阿克萨科夫的文章:《我们与波兰的道德关系》。作者一开篇就声明:“只有道德真理、永恒因素,爱与公正才能在历史上具有真正的力量、真正的意义。这些因素并非常常得到思想家们的承认和关注,却又是诸多民族社会生活的推动力,为它们指出这样那样的历史道路方向,不仅从内部,而且从外部决定了它们的发展。”(35)作者认为,相较于西方各国娴熟的外交艺术而言,俄国外交政策过于坦诚而又笨拙,但这种特性并非来自于某些达官显贵的个性,而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天性使然,这恰恰构成了俄罗斯在对外方面的道德优越。相形之下,“波兰社会内部分裂、贵族与天主教的谎言、对斯拉夫因素的背叛、波兰民族的骄傲与偏执,以及它在其他兄弟民族中引起的仇恨,导致了波兰的沦落。”(36)一兴一亡,皆在道德。道德立场是作者审视波兰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有别于斯特拉霍夫、卡特科夫的地方。 在波兰事件发生后的1863年8月10日,阿克萨科夫又发表了《谎言已成为波兰本质的一部分》一文,进一步从道德角度抨击波兰独立人士。作者首先指出,波兰事件后出现的大量小册子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充分说明“充斥于整个现代波兰上流社会肌体的谎言不再是自主意识下的行为,而已成为波兰本质(我们不是说普通波兰人,而是讲波兰上流社会)中自然的、完全坦诚的内在功能。”(37)阿克萨科夫以诗人密茨凯维奇的儿子弗拉基斯拉夫·密茨凯维奇(Владислав Мицкевич)1863年初在巴黎出版的书——《波兰及其南部省份》为例,认为书中不但歪曲历史,把波兰国王对基辅的占领比作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向巴黎的进军,而且完全虚构了俄罗斯南部地区的景象,虽然作者打着实地考察的旗号,言之凿凿地称自己是真实记录。此外,该书还引用莫须有的言论,说俄罗斯自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欧洲许多国家,并自称为北方的法国人。事实上俄罗斯根本不存在这种言论,作者如此妄言,无非是出于抹黑俄罗斯形象的目的。对于这种出于政治目的、蓄意将谎言视为真理并加以无限传播的做法,阿克萨科夫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真相与谎言的问题,而是说谎者自身判断标准出了问题。阿克萨科夫将其视为一种生理疾病。用今天的话说,现实的政治目的超越了真理与谎言本身,目的高于手段,这种做法比单纯的谎言更具危害性。 在阿克萨科夫看来,波兰人的谎言无非出于利益的诉求。正如某位格勒菲尔丁(Гедъфердинг)先生所认为的:“……波兰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波兰贪图俄罗斯的领土。”(38)波兰与俄罗斯的矛盾在于两方面:其一是民族独立,其二是领土诉求。对于俄罗斯来说,波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波兰是俄罗斯社会的一部分,俄罗斯不能像对待其他国家那样完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就民族形象而言,波兰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不但在西方社会影响巨大,而且在俄国知识分子当中也获得了许多支持。这种支持使得它迸发出了复国的狂热愿望。正如阿克萨科夫所说:“我们将波兰并入自己的版图,也将波兰赶入了自身,使俄罗斯也中了波兰的毒。”(39)针对上述矛盾,阿克萨科夫认为,除了“俄国社会持续努力以巩固它在西部地区的根基”(40)之外,在社会影响方面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取缔波兰政治中心,避免其国家生活的过度发展,进而在消除其社会影响后彻底废除这一病态的、异常的波兰社会。应该指出,作者在这里讲得非常简单,寥寥数语便结束了文章。按照笔者的理解,阿克萨科夫的意思是要限制波兰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弱化波兰作为独立民族的色彩,尽量使其融入俄罗斯大家庭,以免它在独立复国的路上越走越远。 作为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阿克萨科夫的评论并没有卡特科夫那样来得具体而富有实践性,但他立足俄国传统社会道德,批评波兰社会因痴迷于独立复国而舍弃一切道德规范,这实际上击中了波兰独立分子的软肋。试想,一个连基本道德规范都不遵守的社会,退一万步讲,即使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是否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四、讨论的意义 波兰事件从开始到停息,持续了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传统史学观点往往仅将其视为波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又一次努力(41),却忽视了事件本身对于俄国社会的冲击。事实上,对于十九世纪的俄国来说,波兰问题既是一个文化归属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特别是,这个问题的总爆发恰恰是在俄罗斯民族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出现的,这就越发显示出其重要性。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波兰事件的意义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思考:前者主要是指波兰事件在当时对俄国社会的多方面冲击,后者则是指对这种冲击的反思在今天的各种借鉴意义。 19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意大利的统一和普鲁士的立国,无不昭示着这一世纪潮流的兴起。对于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似乎并不算早。1831年,尼古拉一世在镇压了波兰起义后,意识到民族主义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义,责成教育大臣乌瓦洛夫(С.С.Уваров,1786-1855)提出了“东正教、沙皇专制和民族性”的官方理论。但这一理论过于强调俄国社会特性中保守的一面,因而遭到普希金等人的批评。后者认为,民族性既有民族的一面,也有人民的一面。(42)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打破了俄国人的欧洲强国之梦,以农奴制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之优劣日益成为一个问题,呈现在大众眼前。进入60年代,批评家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就已经注意到时代问题的焦点在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问题。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指出:“在我们所有问题——关于农奴制现状(何为犬儒主义?)及政治自由(哦,可怕!)——中就其自身意义而言还有更深刻更广泛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我们文化和思想独特性的问题。”(43)两年后的波兰事件恰恰对思考文化独特性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俄国文学、思想大发展的催化剂之一。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之后部分批评家开始摆脱西方思想的影响,从民族性的角度来审视俄罗斯文学(44),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斯特拉霍夫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民族意识的剖析。1869年《战争与和平》的出版,在俄国文学界激起了千层巨浪。虽然仍有批评家从历史真实、阶级立场等角度来解读该作,但斯特拉霍夫的阐释重点却是小说中的俄国特性,其主要观点自然跟之前那篇《致命的问题》一脉相承。《战争与和平》是俄国人寻找民族自我、发掘民族根基的最初尝试。在批评家看来,这种尝试的结果——《战争与和平》就是“与西方斗争的一种新武器”(45)。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文学开始摆脱模仿西方的套路,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文学之林。 从政治外交的角度来说,在整个沙皇帝国的西南边境,“俄罗斯化”的政策成为官方的基本方案。一切涉及波兰独立的东西都被取缔:波兰王国的名称被“维斯瓦边区”所取代;波兰不再设名义上的国王,沙皇任命的总督兼华沙军区司令独揽大权;波兰银行成为俄罗斯国家银行华沙分行;天主教会受到沉重打击,神职人员由官方授命,大量居民被迫改宗东正教;俄语成为官方用语。以上大多数措施都能从卡特科夫等人的政论中找到草案。1864年,波兰废除了农奴制度,工业得到极大发展。此后直到1905年革命之前,波兰始终未有大规模的革命或暴动事件发生。这一方面固然跟国际大形势有关,但也多少可以证明俄国政府在波兰实行的政策是成功的,“俄罗斯化”的效果是明显的。 从俄国社会内部来说,波兰事件促成了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转向:由崇拜西欧转为维护帝国利益。借用斯特拉霍夫在评价屠格涅夫小说《烟》时所说的话:“用文学的套话来说,1862年以前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西欧派。那一年之后,我们所有人又或多或少成了斯拉夫派。”(46)波兰事件之前,如卡特科夫等自由派知识分子通过《莫斯科消息》等报刊抨击时政,要求当局实行英国式的宪政(47)。《俄国导报》因其立场的进步性而被视为“政治自由主义的著名阐释者及向社会灌输立宪思想之主要渠道。”(48)但当波兰试图独立并窥伺乌克兰等地,俄罗斯民族利益受到威胁时,包括卡特科夫在内的许多人都将民族利益置于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之上。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出的:“一切俄罗斯人首先是俄罗斯人,然后才属于某个阶层。”(49)大敌当前,俄罗斯人自然要一致对外。著名抒情诗人费特(Афанасий Фет,1820-1892)在愤慨之下,甚至摩拳擦掌,想亲自去参与镇压起义。另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波特金(В.П.Боткин,1811-1869)则对此表示支持。两人都坚信:“为国家的巩固,为俄罗斯所起的作用,它必须控制波兰。”(50)相形之下,像赫尔岑这种号召支持波兰的人反而成了另类,甚至被视为叛国者。波兰事件之后,赫尔岑及其《钟声》在俄国影响式微,或可作证。 需要注意的是,1863年的波兰事件是在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爆发的。这样的背景使当时许多俄国人都将波兰起义看做是英法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国策划的又一次打击(51)。波兰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交汇之处。俄国东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本身就存在矛盾。1863年4月波兰战事方酣之时,罗马教皇庇护九世(Pius Ⅸ,1792-1878)特地致函亚历山大二世,要求波兰和俄国的天主教会脱离俄国政府而独立,成为“国中之国”。几乎是同时,英法驻俄大使也分别照会俄国政府,指出:波兰问题具有全欧洲的意义,俄国若不给予波兰独立的话,便是自绝于文明世界。(52)这无疑是给本已高涨的俄国民族主义情绪火上加油。反向观之,赫尔岑等人将自由民主理念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或许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不必说在当时的国情下缺乏支持者,即使在今天,恐怕也是应者寥寥。普世价值——或许正如康德所说的“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53)是一种必要的存在,以便使社会不至于彻底堕落。但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对于普世价值的实际接受时却需谨慎对待,尤其需要提防各种思想背后的利益企图。从这个角度来说,俄国保守派对于波兰问题的意见即使在今天也不乏借鉴意义。 其次,对今天来说,俄国保守派及其思想遗产的历史际遇同样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史学界会长期忽略对俄国保守派及其思想的研究;仅仅是因为他们对革命、对民主等普世价值的怀疑甚至反对吗?但如果一种自由思想不能容忍反对它的自由,那这样的自由跟它所反对的独裁又有什么区别?所幸今天的俄罗斯人已经意识到:不但不应否定俄国保守派及其思想,反而要接受并予以推广。因为在历经了各种革命的洗礼之后,俄罗斯人终于意识到,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一切的普世价值必须与生活实际相结合,舍此很容易使人成为某种理论的祭品。何况更重要的是:以卡特科夫为首的这批保守派,“他们爱俄罗斯,他们的心灵为俄罗斯人民而痛苦受难,他们竭尽所能来帮助自己的国家。”(54)在波兰问题上,俄国保守派们非常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前文所说,卡特科夫等人对波兰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是沙皇俄国大国沙文主义的体现。将本民族的发展建立在对其他民族利益的掠夺的基础之上,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加以肯定的。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脱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念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本文着重介绍并分析俄国保守派(包括斯拉夫派)对波兰问题的看法,一方面因为它是俄国思想史上被曲解或被遗忘的一桩公案,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俄国部分知识分子对国家利益、民族文化命运的思考。这种思考尽管有某些不足,但毕竟为我们展示了100多年前俄国历史的另一面。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中的疏漏由作者负责。 ①波兰学者诺瓦克把这种传统认知角度下的波俄关系史研究模式概括为:“波兰人(波兰‘高尚的’革命者,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与俄罗斯人(俄罗斯民主派、革命派)反对沙皇专制;沙皇专制反对他们。”Анджей Новак.Борьба за окраины,борьба за выжание: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ⅩⅨ в.и поляки,поляки и империя(обзор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оль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См:Западные окра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М.: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7.С.430.事实上,这一研究模式完全忽视了俄罗斯与波兰革命者之间的矛盾,更忽略了俄罗斯保守派对波兰问题的看法。但因受意识形态影响,这种模式直到苏东剧变后才得以改变。 ②列宁曾说:“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这话也从反面证实了赫尔岑等人在当时的孤立状况。参见列宁:《纪念赫尔岑》,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5页。 ③严格来说,卡特科夫当时尚属于温和的自由派,但正如他之前在《我们属于哪个党派》(1862)一文中所说的:他本人属于“自由的保守主义”。联系到波兰事件后卡特科夫观点的进一步保守化,笔者在此将其列为保守派。 ④Страхов Н.Н.Биография,письма и заметки из записной книжки Ф.М.Достоевского.СПб.,1883.С.246. ⑤弗·普罗科菲耶夫:《赫尔岑传》,张根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93页。 ⑥值得一提的是,波兰事件以后,《警钟》在俄国的发行量急剧减少:“1863年底,《警钟》的发行量从2500份、2000份,跌到了500份,从此再也没有超过1000份。”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⑦Страхов Н.Н.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М.:2010.С.38. ⑧Там же. ⑨Там же.С.44. ⑩Там же.С.40. (11)Страхов Н.Н.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С.40. (12)Там же.С.45. (13)Там же. (14)《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48页。 (15)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冯增义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16)Страхов Н.Н.Биография,письма и заметки из записной книжки Ф.М.Достоевского.СПб.,1883.С.250. (17)这个数字来自2011年出版的Катков М.Н.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6 т.Т.3 Власть и террор.СПб.,2011.基本上收集了卡特科夫论波兰问题的主要篇章。 (18)Твардовская В.А.Идеология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го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М.Н.Катков и его издания).,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Наука》,Москва.,1978.С.26-27. (19)Катков М.Н.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6 т.Т.1.Заслуга Пумкина:О литераторах и литературе..СПб.,2010.С.11. (20)Егоров Б.Ф.Избранное.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в России ⅩⅨ века.Москва.:Летний сад,2009.С.609. (21)Катков М.Н.Собрание со чинений:В 6 т.Т.3 Власть и террор.СПб.,2011.С.14. (22)爱德华·哈利特·卡尔:《巴枯宁传》,宋献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2-143页。 (23)恩格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页。 (24)爱德华·哈利特·卡尔:《巴枯宁传》,第291页。 (25)Катков М.Н.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6 т.Т.3 Власть и террор.С.134. (26)Там же.С.16. (27)约翰·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419页。 (28)Катков М.Н.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6 т.Т.3 Власть и террор.С.135. (29)波兰起义并不局限于波兰,在波兰红党左翼领导人谢拉科夫斯基等人的策划下,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也爆发了起义。参见刘祖熙:《波兰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69页。十月革命后,毕苏茨基为首的波兰军队对该地的入侵,也是这种策略的延续。 (30)Катков М.Н.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6 т.Т.3 Власть и террор.С.23. (31)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是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学者之一,参见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贝璋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77-181页。 (32)卢永选编:《普希金文集》抒情诗,乌兰汗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317页。 (33)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著:《俄罗斯史》第7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4页。 (34)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8页。 (35)Аксаков Иван.Наше знамя-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Москва,2008.С.282. (36)Там же.С.287. (37)Там же.С.301. (38)Аксаков Иван.Наше знамя-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остъ.С.305. (39)Там же.С.308. (40)Там же.С.309. (41)或如史家所说:“一月起义担负着推翻沙皇的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废除农奴制度的双重历史任务,是一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参见刘祖熙:《波兰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7页。 (42)俄语“Народность”既有民族性,也有人民性的意思。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陈训明:“普希金关于文学民族性与人民性的论述”,载《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第66-71页。 (43)Гриторьев Аполлон.Письма.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9.С.253. (44)此前别林斯基曾论述过普希金创作的民族性,但因普希金在当时世界文坛地位尚不高,这种论述多少显得有些拔高。稍后屠格涅夫因情感问题久居英法,与福楼拜等人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俄国文学。但这种宣传具有较多的私人性质,自身未必真正意识到俄国文学的民族性。因此,俄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还是1860年代以后的事情。 (45)Страхов Н.Н.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об И.С.Тургеневе и Л.Н.Толстом(1862-1885)Издание четвертое.Киев,1901.С.276. (46)Там же.С.74. (47)卡特科夫极为推崇英国君主立宪体制。美国史学家拉耶夫(Мarc Raeff,1923-2008)称卡特科夫称为“反动的自由派”,认为卡特科夫一方面羡慕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另一方面又执迷于俄国沙皇的特殊意义,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使得卡特科夫外表鼓吹自由主义,而骨子里却坚持沙皇专制。拉耶夫说:“卡特科夫代表了19世纪俄国政治思想中悲剧性的悖论。经济与社会领域中自由与个性的鼓吹者整体上却是保守过时的政治体制的捍卫者。”Мarc Raeff“a Reactionary liberal”,Russian Review,1952,Vol.11,No.3。在笔者看来,卡特科夫对自由的追求与对专制的维护看似矛盾,但它们的连接点是爱国主义。 (48)转引自Richard Pipes,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p.123. (49)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 чинений в тридцати томах.том восемнадцать.Л:.Наука.,1978.С.57. (50)苏·阿·罗扎诺娃编:《思想通信——列·尼·托尔斯泰与俄罗斯作家》上册,马肇元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51)事实上,确有现代史家持此观点。英国史学家泰勒认为:克里米亚战争,“不管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它实质上是西方对俄国的入侵。”详见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6页。 (52)В·П·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一卷(下册),史源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898页。 (5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77页。 (54)Д.Н.Бакун.Авт.-сост.Просвещённ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Россий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ивилизции.Москва,ГРИФОН,2012.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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