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智库建设的样板

山东民间智库

来自: 山东民间智库(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1-02 22: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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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1-02 22:29:31

    智库巡礼之一:人大重阳
    发布时间: 2014-10-27 09:08:21 来源: 中国网 作者: 张林 责任编辑: 张林
    ——“智库巡礼”带你揭开智库面纱之一

    起步:人民大学和重阳投资的双重优良基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称“人大重阳”)是一家年轻智库,却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第一代表。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了重要批示,将智库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人大重阳赶上了这个智库的最好时代。

    2012年秋,中国最优秀私募基金公司“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款两亿元。在人大校长陈雨露教授的极力推动下,将这笔钱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成立新型智库。这是2013年1月19日人大重阳的建始背景,也是该智库的执行副院长王文眼中最重要的两大基础。

    有了两大强力支撑,人民大学与重阳投资确定了这家智库的大框架,比如理事会等。而细节与落实,诸如院址装修、运营团队、内部制度、研究课题、发展步骤、战略规划等全部从零起步。

    效果不出所料,人大重阳一起步就发展迅猛。2013年5月,研究院建院4个月后召开第二次理事会,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教授(William Kirby)专程从波士顿赶到北京开会,惊叹道:“人大重阳4个月做的,在哈佛可能需要几年才能做到。”此言非虚,在此后一年多,人大重阳以“平均每个工作日发表2篇公开文章、平均每天有7家次媒体报道,平均每周2-3各类研讨会、每周送一份内参、每月出一个书、每季度都能得到领导人批示”的速度向优秀智库全力冲刺!

    一度有人怀疑这种“冲刺”能持续多久?2014年10月19日,王文带着人大重阳代表队跑完了全程北京马拉松。第二天,他一瘸一拐地上班,并在全院交流中透露:这是个人的第一次,是为全院跑的,希望借42.195公里的长跑坚持表达人大重阳的意志与精神。

    而在此前一篇名为《家国情怀、舆论乱象与智库职责》的专访,王文将个人与人大重阳的相遇称为“缘分”:人大重阳成立之初,恰逢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不断创新,对新生事物的包容以及敢于改革的锐气有目共睹;重阳投资已经形成了圈内人所共知的一系列成熟金融投资理念;智库对国家崛起的重要性又在不断凸显,两者创办智库的共识实际上是传统教育机构与社会新锐力量融合的产物。“人大重阳”天生就带着优良的基因,这样的机会相当难得。

    思路:在经典理论指引下摸索与进步

    在相当程度上看,人大重阳是中国35年来发展的缩影:有理论支持,但前进的道路却很漫长;是一种新事物,前面没有参照的范本,只能一步步探索;很重要,但有时也会被人误解;发展迅猛,但也很不容易,很辛苦……

    同事们称王文是精力旺盛的“工作狂”、“嫁给了研究院”,但在王文看来,人大重阳院长陈雨露、联席理事长裘国根更辛苦、更期待人大重阳能有更好的成长。“全院都得到了高度信任与支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这件事做好啊!即使暂时会遇到一些不理解,也要坚持下去。”王文表示。

    智库的机制、人员和运营与传统学院有很大不同。学院着重做学术研究,智库做政策研究;学院的重心在影响学术界、高校界,智库的重心在影响社会和决策;智库更加社会化和国际化,更加讲究现实。现实变化快,智库研究也要适应这种变化。但在传统的学术体制下,要探索新问题、真问题、没有人研究过的问题,肯定是不容易的。“这个过程中我和同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努力寻找一些很少有人触摸过的大问题、新问题。”于是,人大重阳很快就开成了G20国家智库论坛、丝绸之路经济带12国智库论坛、APEC高官会等大型议题的国际研讨会,并推出许多高质量的报告与书籍。有人评价道:中国与金融、投资相关的三大对外战略背后,都有人大重阳的智力身影。

    王文把这些进展归结为“大金融”理论的指导。作为人大重阳立院的理论宗旨,“大金融”概念是人民大学20多年来长期研究积累下来的思想精华,堪称“金融学的中国学派”。2013年陈雨露教授出版了大金融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大金融论纲》一书,将该理论推到了新高度。该理论讲求微观与宏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统合,主张高效、稳定和危机防控的三维一体,体现了人大金融学科全国高校第一的实力,也应合了目前中国金融改革的时代需求。

    定义智库新模式:咨政、启民、伐谋和育才

    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整个中国进入了第二轮创业和第二轮改革的关键时期。从决策的角度来讲,国家也需要有一批全新的智库,需要智库界的创业者。在结合了时代需要、决策者诉求以及运营摸索的基础上,人大重阳走出一套自己的智库特点。王文把它概括为八个字:咨政、启民、伐谋和孕才(详细)。“人大重阳”有众多广为人知的成绩,在G20问题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互联网金融、金融改革等等一些重大问题上都发挥了一定的决策影响力。一位人大教授说,这些成绩是把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的思想转化为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的必然结果。

    通过采访,中国网记者发现,人大重阳内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思想转化”。人民大学有中国最为优秀的智力资源,只能发掘出这个资源,在人大建金融智库就是生逢其时。于是就有了人大重阳在银行改革、金融消费者、互联网金融等方面的重要位置。

    目前,人大重阳有八种系列产品,包括宏观日报、研究动态、金融简报、研究报告、论坛集锦、宏观周报、出版物、调查报告。八种产品各自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如果把人大重阳比喻成一个思想工厂,它每天会为不同的决策人群和公众专供各种思想产品。这让“智库中国”的记者联想到互联网思维。人大重阳也在用互联网思维指导智库的运作。

    一位智库研究者说,互联网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整个社会变得扁平化。过去智库是非常神秘的,现在就是在破除神秘。智库只是生产思想服务给不同的人而已。智库除了为决策者服务之外,还要服务于大众,因为大众也需要严肃的专业化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具有务实理念的思想的生产者。

    团队:成分多样、形式灵活

    “人大重阳”的研究力量基本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全职的研究人员,能够高效地生产内参报告。第二部分是高级研究员,大概有50多位,由来自16个国家的前高官、金融大腕和著名学者组成,比如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前伊朗外交部长等等。前中国银行副行长、人大重阳的创院高级研究员张燕玲不只在一个场合表达了对这种机制的赞许。在她眼里,这批年轻人很有干劲,是国家的未来希望。前伦敦商业与经济署署长罗思义(John Ross)是最“火”的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2014年10月初,他对英国虚伪香港政策的批判在新浪微博持续保持着数日的第一关注度,得到数千万人阅读。前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是高产的高级研究员,他提出的“美国需要改革开放”后来曾被高层引用。王文介绍:“一些高级研究员虽然退休,但是他们有很多很经验的思想,依然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我对他们这些前辈内心充满感激。”

    第三批研究力量是因项目需要而邀请研究人员,有数百人。“小核心,大外围,是很多国外发达智库的经验”,王文说:“他们的效率非常高,通过各类研讨会,经常会提出很好的建议,是相当给力研究力量。”

    情怀与困境:构建一种优秀的“智库文化”

    谈到对中国智库发展的期待,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对“智库中国”记者说:“中国目前需要一个好的智库文化,智库是一个新兴行业,实际上它应该是整个知识生产生态圈里面重要的一环,但是目前并没有被知识生产的生态圈所完全地融合。”

    王文解释道,所谓知识生产者,通常是由四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是学院派,第二部分是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派,第三部分称为官方派,第四部分是智库派。学院派学者强调严谨和学术;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派,则希望观点越生动越好;官方学者的研究可以直接给决策层使用。只有智库的研究,既要通俗易懂又要严肃,要兼顾学术、社会和官方三个派别的特性。如果知识体系是一个圆的话,智库作为一个行业,是学术机构、社会派媒体以及官方科研机构的交集。

    因此社会,媒体,学术还有政府都应该理解、接纳和认识到良好的智库文化的重要性,政府应该善待、善用、善管智库。中国的决策民主化,社会化过程中,需要有智库的身影,他们既关心国家命运,又能够独立地看待国家发展。

    王文认为,在中国,智库目前仍然面临着一个“去尴尬化”的境地,随着习总反复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智库迎来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去尴尬化的前景也越来越光明。中国网设置的“智库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标志,标志着媒体能理解智库发展,能与智库合作配合;人民大学成立重阳金融研究院,也说明了大学在接纳智库;官方采纳智库意见,也意味着决策者在接纳智库。在这个过程中,重阳研究院只不过是被接纳的一个很好的典范,相信像重阳研究院这样的智库会越来越多,产生的效应能够为国家做出更多贡献。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文化氛围形成,一些良性的、积极的、比较正向性的、有利于国家整体发展的智库文化群的形成,应该在未来八年到十年左右会出现。这正是我们这批年轻人的智库信心。

    人大重阳信息中心负责人胡海滨是2013年秋季加盟的院内最年长员工之一,常被同事们称为“海滨姐”。但她说,在人大重阳工作,能够时刻保持年轻的状态。“时时刻刻有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国家有太多的事需要我们去做了。年轻人能跟国家的命运相互联系在一块,有一种幸福感。等你老了再回过头看,自己年轻的时候,会非常骄傲感。现在这个时代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命运,和时代的脉搏联系的工种其实不多。”

    她将中国的80后、85后称为全世界最优秀的80后、85后。因为中国的年轻一代在领衔着全世界的发展。在人大重阳的墙上赫然写着“天道酬勤”四个大字,这或许正是这家智库有使不完力气的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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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间智库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阅读史) 2016-11-02 22:31:31

    察哈尔学会,专注公共外交与和平实践
    发布时间: 2014-12-03 15:07:37 来源: 中国网 作者: 张林 责任编辑: 张林
    ——智库巡礼,带您揭开智库神秘面纱

    初衷和背景:离不开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支持

    察哈尔学会,于2009年10月成立,是一家非官方的(也可称为民间的、社会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创办,宗旨是“促进不同国家和民众之间的理解和互信,推动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选择“公共外交与和平学”为实现宗旨两个研究领域和行动主题,五年来,获得了有关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得到了同行们的信任和认同,已成为中国公共外交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符号。

    察哈尔学会的成长离不开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支持。2009年10月,外事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要办一本公共外交领域的杂志,并把相关编辑、制作及发行工作委托交给察哈尔学会。这样一来,察哈尔学会就开始大踏步地行进在中国推动公共外交事业的道路上。

    察哈尔学会多年来推动、研究、普及、传播公共外交的整个过程当中,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合作关系非常之密切。这种合作在民间智库中并不多见。

    赵启正
    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的赵启正给予了察哈尔学会很大的支持
    学会秘书长柯银斌认为这种合作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本人就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副主任。更重要的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把其主要职能定义为公共外交,双方共同把公共外交作为国家的大事来做,这个理念是共通的。

    第二,《公共外交季刊》(总第1—13期)和“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第1至4届),一个杂志和一个大规模的品牌性活动,都是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察哈尔学会承办。这种密切的合作一来是出于理念有认同,二来是大家都是一心为了推动中国的公共外交。这其中,赵启正主任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曾说:“我退休以后,晚年就做一件事了,就是公共外交!”

    由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公共外交季刊》每年的春季号,都会呈送到两会的代表和委员手中,至今已有五年了。外事委员会不仅为杂志提供编委和决策的大方向,还帮助了这本杂志传播。

    汇聚顶级公共外交智慧力量,生产丰富思想产品

    察哈尔学会的思想产品非常丰富,有《公共外交季刊》、《公共外交概论》、《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察哈尔外交与国际关系丛书》《察哈尔报告》、《察哈尔快讯》等出版物。

    察哈尔学会
    全年举办30余场活动,最重要的活动是“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参会人数有一百人以上的。除了年会之外的年度性的活动有五个:“公共外交国际论坛”、“察哈尔和平对话”、“和平学国际研讨会”、“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和“公共外交地校论坛”。还有每年不定期举办十余次“察哈尔圆桌”,和由其他机构主导的合作性活动。

    优秀的智库一定具有该领域顶尖的研究力量,察哈尔学会拥有两个专家团队:一是国际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我国退休的大使级外交官、外国前政要(如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韩国前副总理林昌烈)和世界知名的学者(如“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教授)。二是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员团队,目前学会的研究员有80余人,囊括了中国70后外交与国际关系优秀学者之大部分,如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开拓者赵可金和王义桅等、中国和平学研究的开拓者刘成等。这些专家学者通过为《公共外交季刊》和丛书供稿、发表署名文章、接受媒体采访、参加学会活动以及研究项目合作等方式贡献并传播思想。

    中国对公共外交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代表性院校,例如外交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等,都为察哈尔学会提供了智力和学术的支持。

    两个阶段:从传播理念到扎实推进

    追溯察哈尔学会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0年到2012年底,主要是从一般性概念上,对公共外交做些理念和方法层面的推广。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主要是出版物和活动,在国内传播公共外交的理念,让更多的人知道公共外交是什么,公共外交为什么重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目前的自身工作与公共外交是有关系的,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是有关系的。在2012年底,十八大报告提到了“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也就是说,经过各方的努力,把公共外交这个词写进了十八大报告里。这是一个重大的成果,同时也说明,一般性公共外交的概念推广使命已经结束了。

    正因为如此,察哈尔学会的发展步入第二个阶段——“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将公共外交的理念具体化。自2013年初开始,察哈尔学会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在公共外交领域内选择了三个重点子领域:城市外交、宗教外交和公司外交。这些子领域在中国当时情况下,颇具有前瞻性。

    城市外交是城市作为国际行为体所开展的公共外交。察哈尔学会通过组织专题文章、研讨会,进行实地调研撰写报告,与地方城市共建案例研究基地等方式推进城市外交。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60周年纪念活动上首次使用“城市外交”一词。察哈尔学会及其它机构的推进工作得到了肯定。

    宗教外交是宗教组织和人士开展的以宗教为内容和形式的公共外交。与公共外交、城市外交工作以研究、推广为主要方式不同,察哈尔学会的宗教外交工作主要采取实践活动的方式,其目标是促进人类和平事业。

    “扎实推进”的另外一个领域是“公司外交”,这将成为察哈尔学会2015年开始的重点工作。柯银斌对中国网记者说,中国企业走出去缺乏公共外交的意识和能力,企业界需要更多地知道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以及对企业降低海外经营非市场风险的关键作用。

    2014年初,察哈尔学会在推进公共外交事业已有四年积累的基础上,决定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平学”(以冲突与和解为主要内容)。这又是一个比2009年的“公共外交”更具前瞻性的领域,而且与“公共外交”密切相关:公共外交应以追求人类和平为终极目标,中国的公共外交应以“中国和平发展”为核心内容。

    价值链管理:议题设置——研发中推广——推广中研发

    总结察哈尔学会成功将“公共外交”、“城市外交”等理念推广至全国的经验,主要有三步:议题设置——研发中推广——推广中研发。

    第一步,议题设置。智库研究的第一步是确定议题,议题的确定是从实际的多方交流和多年的研究中得来。

    议题多样的察哈尔圆桌会议
    议题确定好之后,第二步就是研发。察哈尔学会利用《公共外交季刊》这个平台组织专题,向全社会征集相关研究,之后再就此话题进行研讨,最后设计成为一个科研课题。在研发的过程中,与对产品有兴趣的,或者产品对其有价值的人不断沟通、交流。比如,进行“城市外交”的研究,要到各个城市调研,也就潜移默化地在研发的过程中进行了推广。这种交流使得在第三步以推广为主的过程中也有了研发的成分。

    如果将智库的成果称作产品,那么“议题设置——研发中推广——推广中研发”这三步就是企业研发、生产、营销,价值链的三个环节。

    高度重视智库“传播”与“合作”

    察哈尔学会将思想产品和传播视为智库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其中传播更加关键,也更难做好。思想可以各抒己见百花齐放,但如果思想产品没有传播出去,就不具备影响力。柯银斌说:“智库只有把传播做好,把你的思想传播给所预期的受众,并在受众当中产生影响力,那么这个智库才有发展。”

    学会自成立以来就很重视智库的传播。通过良好的传播,察哈尔学会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优秀学者参与进来研发思想产品,同时也有更多的赞助者来支持察哈尔学会。

    察哈尔学会的传播主要有两部分,一个是自媒体,就是学会的微信、微博、博客、网站以及《公共外交季刊》等刊物。另外一个就是与媒体合作。

    察哈尔学会频繁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这些活动兼有思想研发和传播两种共同属性,即是思想的产生、生长过程,也是一次人际传播过程。之后,活动的成果再通过自媒体和合作媒体发布,形成二次传播。

    综合归纳全年30多场活动的特点:第一个,要有重点,聚焦、聚中。目前察哈尔学会的活动均围绕着城市外交、公司外交、冲突与和解,这三个题目来展开。

    第二个,合作性特别强。柯银斌介绍称:“我们的年会是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合作,第1届至第4届支持单位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公共外交国际论坛是跟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德国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合作;察哈尔和平对话是跟张家口市委宣传部合作;“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是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合作的;和平学国际研讨会是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合作;今年的公共外交地方—高校论坛是跟外交学院合作。

    这些活动和出版物因为通过媒体对外传播而获得了广泛好评与影响力。察哈尔学会跟媒体的合作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学会提供内容,媒体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把这些内容进行报道。第二个层面的合作就是察哈尔学会作为一个智库跟媒体共同来设置议题,共同研发内容。由媒体来集中的、专门的、大力度的对外传播。第三个层次的合作,就是共同做活动。

    “前瞻性,影响力、合作共进”十字理念

    察哈尔学会一直秉持着“前瞻性,影响力、合作共进”这十字理念。“前瞻性”是指当前处在开拓阶段,未来将会有较大发展空间的研究领域,把学术界诞生不久的思想普及给政府官员、社会精英,甚至普通百姓。“影响力”是学会的一个目标,要做成在中国公共外交领域和和平学领域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合作共进”是学会的一个战略思路。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

    “我们如何提供前瞻性的产品?如何做到有影响力呢?道路只有一条——合作。”柯银斌对中国网智库中国记者说,“我们跟官方合作、跟高校合作、跟企业合作、跟媒体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前瞻性和影响力。”

    现在习近平主席又提了要加强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要健全中国的决策咨询制度。

    察哈尔学会虽然在推进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中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和同行们的认同,但未来发展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或困难,最主要问题就是资金、人才和国际影响力。这些问题或困难也是中国民间智库普遍存在的。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关键还是在于落实,政府和决策部门要拿出切实的行动,表明他们对智库产品有需求。

    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总结察哈尔学会的经验表明:(1)民间智库走专业化道路是合适的,甚至是必须的;(2)选择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专业研究领域非常重要,智库将与该领域共同成长;(3)在该领域中,通过思想产品的提供和推广,智库的成功率将大大提高。

    柯银斌说:“根据察哈尔这么多年的经营来看,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智库自身努力,还是有很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的。”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赵可金总结察哈尔学会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核心就在于:一是抓住了新兴话题,赶上了潮流;二是抓住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作为研究骨干;三是有企业经营管理的思路和行为,特别重视执行力和业绩。(记者 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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