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评中国现代化

马克思和韦伯是互相竞争的现代化话语的思想源头。马克思主义者谴责社会关系结构的停滞，例如，他们认为中国从周朝开始施行了三千年的“封建制度”。韦伯主义者则把批判重点放在落后文化对现代化的阻挠，比如“儒教”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第三世界的历史都被解读为某种在欧美社会胜利面前的失败者。虽然两种理论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宣称：迈向现代性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超越过去。 在中国大陆（也在其他地方，例如印度和土耳其）有一股力量在贬抑“西方”价值、褒扬本土“传统”。强调本土价值以抵抗欧美霸权没有错。但是抵制霸权或者欧洲中心主义不等于抹杀那段改变世纪的历史所带来的长期影响。中国革命是全球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其成果；这些抗争的目标是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实现民主、平等和正义。本土传统的复兴不应该以抹杀这些抗争的重要性为代价。我们判断价值是否可取，应该依据这个价值本身的内涵，而不是它来自“中国”还是“西方”。 观念、意识形态、价值和宗教从一个社会文化语境传播到另一个并不新鲜。一些学者认为早在十二、十三世纪，穆斯林人就造就了第一次全球化，彼时伊斯兰社会正从北非到东亚扩张。佛教也曾遍布亚洲，现在还在欧洲和北美扩展。儒家文化则成为了东亚空间（包括当今的华人国家、日本、韩国、越南）的标志。我认为欧洲现代性与上述不同的，是它真的遍布全球：它深深地影响了当今世界的所有社会。况且，这不仅仅是思想的传播，更是自十六世纪以来一统世界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全球化。 儒家的复兴，我们应该记得，始于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才波及大陆。我不认为复兴和“复仇”有关，因为复兴的主要目的，是让“华人”或“亚洲人”的身份重新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同时在儒家体系里找寻方案，以应对资本主义具有催毁性的一些面相。有意思的是，那些最早追求儒家复兴的社会大部分已经脱离了它（也许韩国除外），而在大陆，儒家仍然活跃。这场复兴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杜维明，现在也搬到了中国大陆，不过仍保持着海外联系（杜维明的联系是在美国）。杜是儒家积极的倡导者，但他同时是一个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不认为他有“复仇”的想法，即便他致力于发现遗失了的过往，那也是因为过往能为现在提供某些资源。如今，他不仅仅扮演着在世界为儒家“传教”的角色，同时，他开诚布公地表示他要用当代的视角重新解读儒家。 关于伊斯兰教的“复仇”，也有类似的问题。一直以来，在欧美的讨论中，“伊斯兰”比“中国”和“中国人”遭到更多的误解、误读；这些讨论认为伊斯兰所表现出的全球同质性植根于宗教本身。而伊斯兰内部的差异，远远比“逊尼、什叶”派的分野复杂。伊斯兰教常期以来分裂成很多不同的地方形式，具有地方特色。在二十世纪，民族国家这种形式加入到既有的不同形式中，遮蔽了原有的地方分野。伊斯兰教内部的互动与所有其他意识形态内部的互动一样复杂，取决于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在实践中出现新的形式和意义。正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于中国——如果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也可以有“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所有这些分化让伊斯兰教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政治面貌。毫无疑问，有些穆斯林想要“复仇”，想得到所有人的关注，但也有穆斯林十分反对这种做法。而且也有很多美国穆斯林，就像也有美籍华人，甚至也有为数不多的美国儒家。我这里也想说，我在伊斯兰教主导的土耳其长大，但我本人不信教。 原文腾讯文化：http://cul.qq.com/a/20151107/029780.htm?pgv_ref=aio2015&ptlang=2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