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北方传奇

1 北方收留了我的少年时代，我对北方，因此而有一种亲近之心。我感激的，不仅是北方曾经匀给我一份粗糙的口粮，而是在许多年以后，当我成为一个思想者时，北方的土地给了我一片坚实的历史背景。 我想，我是从北方，从北方的乡村，走进中国。中国不再只是点缀在书籍里的一个语词，而是一片无垠的土地，是土地上的茅舍，青青河边的老牛；是风中摇曳的高粱，庄头忧郁的老树；是黑夜里的纺车，冬日萧瑟的喷呐；是飘过蓝天的一朵白云，是流传在乡间的一个故事。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走进中国，少年心情，此时方才蜕去了它的幼稚与热情的幻想。我与北方同在，感受着它的艰难和这片土地的真正的忧郁，感受中国这个震撼人心的语词。 命运令人难以意料，在城市将我遗弃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竟然会经由北方的乡村而缓缓走进中国丰富的内涵。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无意中从书本里走出，并且终生不再为书所累。我默默地阅读那片土地，感知民间的世事变化。 我看见思想是如何走进乡村，孕育出一个又一个的语词，并为我的底层所终生格守的。我看见乡村是如何地被马蹄践踏，精神被反复剥夺。山川崩裂，星转斗移，历史沉睡在土地深处。终有一天，在乡村故事之中，我又重回历史。尽管温习的，只是一些残片，但是旧日传闻，也多少折射出大地的回黄转绿。 土地维系着人的根本，精神的渐渐流失，曾经引起北方的惊惧，但终归沉入寂静。只有城市，仍在煤蝶不休地吵闹。信仰的旗帜不再飘动，曾被生命格守的语词，也早已堕落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 很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北方的乡村仍在往事中历历可见。许多的故事以为早已在记忆里湮灭，却又在某一天突然复活，成为通往思想的一条线索。感谢命运，少年时代的乡村经历，竟然连缀成为一本大书，无意中又被带回城市，并且成为终身的读本。 2 我在插队的时候，曾经听到过一个故事，那是一个有关流言的传说。 记不清在哪一年，但其上限大概不会越过清末，因为故事里已经有了“洋鬼子”一说。那个时候，大地正在易帜，千军万马攻城掠池，兵和流民兴高采烈地涌进繁华街道。而在乡村，许多男人的脑后，还留着小辫，倔强地显露出一片古老的风景。 那一年，在淮河北岸流传着一个谣言，但是许多人都信以为真，逢人就说。说洋鬼子来了，从海那边的爪哇国，拿着刀，要割俺中国男人的那活儿。又说南山里的老爷们都已给阉了，那话儿装了一火轮。小火轮突突地驶进黑水洋，遇着顶头风，翻了，那话儿满满地漂在水上，咦啼，黑呼呼的一片。这咋弄呢？乡民们说，红毛鬼子急了，放出话得加紧割，得装满三火轮，不然，红毛鬼子回不去，交不了差哩。那时候，人人都信以为真，不断地复述着真实的谣言，重复着心头的恐惧与惊惶。 流言愈演愈烈，黑夜的风景已变，村落再次推出宗法的力量。月上柳梢，乡民们自动地聚集起来。妇女抱着孩子席地而坐，形成一个生命的核心以及未来的希望。老人默默地坐在外围，风中摇曳着残烛，在其尽头，仍然奋力一燃。所有青年和壮年男子，站在村口，还有牛。他们握着铁锹、锄头、棍棒，似乎最后一搏的时机已到，绝望之后，又重新燃起反抗的怒火，保卫自己的家园，还有妇女、儿童以及生命之根。 听说那时候方圆数百里，燃起一堆又一堆的黄火，耸立起一座又一座临时搭建的了望塔。人人向南，南面是海，一阵又一阵的海风吹过，带着腥味。有一只鸟，振翅划破夜空，留下一声凄厉的啼叫。 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半夜里，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响起一声嚎叫：来——了！所有的锣一起敲响，此起彼伏，远出百里。黑夜里，在这片忧郁的土地上，满是孩子和妇女的大声哭泣，满是男人绝望和不甘的呐喊。在那一年，北方沉浸在恐惧之中，他们似乎有了一种预感，预感自己的生命之根即将失去。 听说这一流言在那时候持续了几乎整整一月。当时，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故事，尽管村民们指天发誓，说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我听了仍然付之一笑。许多年以后，在我重新仔仔细细又朦胧朦胧地阅读这个故事，阅读北方的乡村曾经有过的惊惶和恐惧，却似乎有了另一种感受，冥冥之中，似乎看见了一道神示。我把事件献给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而把故事，留给我自己。我在北方的记忆里，寻找故事中的人物。物是人非，北方的土地已经阅读不出恐惧与惊惶，誓死一搏的勇气，以及对生命之根的深深眷恋。一切终归宁静，高粱依然青青，河水依旧缓缓地向东流去。但我仍然读出了某种变化。大势已定，该失去的早已失去，存留的，只是一种命定的坦然与迎接新生活的宁静。过去已加入历史，深深地埋在土地之下。 3 我当初对北方的选择，一定程度是因了对北方的冬季的想象。 我很小就养成了阅读的癖好，在许多有关的著作中，北方的冬季被我想象成一个漫长的黑夜。厚厚的雪覆盖了那片土地。黑夜来临，村民们呵着手，跺着脚，走出家门，环绕一处。那里有一堆火，孩子嘻戏，妇女嗑着瓜子，男人抽烟，聊天、讲古，感叹生之艰辛，憧憬来年的收成。有时喝酒，嚼着过冬腌制的腊肉，趁着酒意，唱几段折子戏。远处鸡鸣，又各自拢起手，醉意微醺地相互道别。我在那些文字里，在我的想象中，感觉到一种浸透在日常生活里的精神，那种悠闲的，自足的情怀，为我喜欢。 事实上，我在乡村的见闻，证实了我的想象。有一些残余，把我带回遥远的古代。 我发觉那里的农民，对音乐有一种天然的爱好。在一些人的家里，我发现了唢呐、二胡、月琴、笛子和萧。我想，在许多年前，这里也曾有过社戏的形式，或者，在冬天的夜里，自觉地聚在一起，用音乐，打发那漫漫长长的日子。有一种声音，透出黑夜，显示着乡村的精神所在。 但是我并未进入过这样的场景，进入我的想象。冬天早已改变。 我不能不感受到组织对乡村的改造。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存有组织的痕迹。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一类现代化的行政程序，早已替代了宗法或村社的原初形式。 冬天的闲适已被粉碎、当西北风刚刚吹起，村民们就被组织起来，背着铺盖，浩浩荡荡地开到挖河工地。年年如此。 挖河工地可以被视作当时乡村的一个组织缩影。白天，红旗招展，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各种社论、领导讲话，以实现某种乡村动员。原有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等形式，被重新命名为团。营、连、排、班等更为严密的军事化组织。在那个时候，你能明显地感觉到，北方的乡村已被政治化，或军事化了。 我时常感叹在这种组织化里的高效率，农民的懒散不见了，分段包干，定时定量，“任务”这个语词开始深入人心。 事实上，挖河工地培育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仓库里的粮食被源源不绝地运到工地，人们兴高采烈地咬着麦面漠，喝着大锅里的面条汤，热情洋溢。那是一种对“报酬”的心安理得，而并不是对劳动，对土地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 的确，在我下乡的地方，横七竖八地留着许多干沟，那是当年的水利见证，是工分的见证。 我当年也有一本这样的工分手册，上面是我的劳动记录，是我秋后的报酬。 在那个时候，工分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字眼，社员因为工分而计较，而争执。枯燥的阿拉伯数字在北方的乡村，可以幻化为秋天沉甸甸的粮食。 在冬天，或者雨季，男人已经不愿呆在家里，聊天或者讲古。他们总是让队长派活，实在无活可干的时候，宁愿把东边的土搬到西面，再把西面的土搬到东边，这样，就可记上一天的工分。我惊诧于这种无效的劳动，我那时弄不明白，如果土地不产粮食，那么，工分手册上再多的记录，又究竟意味了什么？工分整个地改变了乡村的思维方式，人们劳动，有效或者无效，仅仅为了那些阿拉伯数字。当粮食不再成为交易的计量单位，抽象开始进入人的思想，信奉纸币，而不再崇拜小麦或者玉米，相信工分，而不再迷恋地里的泥土，我不知道，对于乡村，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好几年以前，我到过北方的一座深山，山里沓无人迹，曲里拐弯的山中小径把现代化无情地拒之门外。然而在山腰，我意外地看见一座已被废弃的高炉。那是一段历史的见证，狂热、荒诞，然而我还看到一种组织的力量。千千万万的农民被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肩挑手提，各种废锅烂铁源源不绝地被运进山中，而山里另一些形迹可疑的石头也被作为铁矿扔到炉中熔炼，最后是一些形状各异的铁，作为跃进的成果，再次被运回村里。在那些日子，燃着火把，千军万马奔腾不息，如此壮观的场面，似乎预示了乌托邦的指日可待，也是北方的乡村从未敢有的大胆想象。 可是，在个人与土地的关系被切断之后，组织也并未兑现利益的承诺。乡村仍然贫穷。于是另一种力量，政治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开始牢牢地控制乡村。一种可怕的冷漠，对土地的冷漠，悄悄诞生。 也是在大跃进时代，为了制造一种壮观的场面，公社组织夜战。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能动的，都被动员到田里，既因为某种恐惧，也为了支在田头的大锅里的一碗稀粥。人们拉着犁，喊着劳动号子，满地沸腾。但是后来，老乡们似在嘲谑，又像在自嘲，说：“犁得跟眼皮子深，哄地哩”。 的确，我所受到的农民和土地的教育，早已在历史的巨大变迁中变得支离破碎。而队里的耕牛死亡，我也从未见到村民的哀痛之情。相反，却成为乡村的一个节日。家家端着锅碗瓢盆，排着队，分汤分肉。生命之根早已从心中失去。 但是天性仍在，仍在寻找渲泄的可能。公社成立文艺宣传队，那些尘封已久的乐器又被重新擦抹于净，在时代的乐曲之中，呜呜地寻找乡村往事。 农民终于获得土地，但是昨日的家园已不可见。工业化的浪潮逐渐席卷乡村，数不清的乡办或者村办工厂，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北方的土地。而城市，则成为新一代的向往圣地。生活已经改变，生活正在改变，生活继续改变。乡村精神早已被历史所替换，北方的冬夜依然忙碌不休。而事实上，现代化的萌芽已经孕育在很多年以前。 4 我无书可读的时候，常常跑到农民的家里，强行折腾，希望在墙角，或者女人的针线筐里，能找到书。我那时对书的要求不高，有字就行。偶尔也会如愿以偿，找到过印刷极其粗劣的通俗唱本，一些石印的话本小说。而最使我惊讶的，我竟然真的在妇女的针线筐里，看见《马太福音》，《创世记》，等等。那是一些薄薄的小册子，纸张泛黄，印刷得并不精美。我猜想，这些小册子来自基督教的《圣经》。但是农民并不知道它的来处，只说是家里原来就有的，也没人看，给女人夹鞋样呗。我不是在一家，而是在很多人的家里，都发现过类似的薄薄的小书。我大概天生就有一种对传奇的癖好，在这泛黄的文字里，我似乎嗅到了一段并不算遥远的历史，而且，那里面，肯定还有一个传奇般的故事。我那时在村里开始了调查，我找到一些老人，老人顺着我的追问，展开记忆，他们说，想起来了，是大鼻子在的那个时候送的。 我一直没有弄清楚“那个时候”具体在哪一年，真正的民间档案，是没有文字记载的。但我从老人的嘴里，总算明白“大鼻子”是个传教士，不远万里，飘过遥远的英吉利海峡，来到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小乡村，开始他的传教生涯。 那时候，乡村刚刚结束它的恐惧，大地已经干涸，无信仰的时代亦已来临。我不想对这个外国人的传教活动作任何政治的或学术的评价，但是我想说，在他的传教生涯中，我的的确确发现了一种美、信仰的美。 我想，如果不是为了信仰，这个传教士不会飘洋过海，离别自己的祖国，在乡村的油灯下，把主的福音翻译成通俗简易的中文。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建成自己的教堂，而是像一个走方郎中，烈日下，或者风雨中，走过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他像中国的农民一样，啃着杂面馍，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讲天堂和地狱，讲主的荣耀和生之无助。而那些小册子，也随着他的身影，送进一户又一户的农民家里。他并不知道中国的农民会不会接受他的信仰，但是他做了，他心安理得。 我一直很羡慕那些有信仰的人，他们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了生之意义，找到了主和他们的兄弟。我至今仍然在黑夜里摸索，孤寂一人。过多的理性，使我常常处在怀疑和自我怀疑之中。我至今无法明确坚定地竖起自己的旗帜。没有旗在风中抖动的美丽，有的只是内心说不尽的孤寂与茫然。 而那时候，中国的知识阶层又在做什么呢？恕我直言，我在农民的家里，从未发现过中国现代作家的著作，即使是薄薄的一小册，寂寞中泛着辉煌沉重的黄色。 在北平的四合院，或者上海的亭子间里，产生过数量众多的文化人。我不能断然否定他们的思想和著作，而且十步之内亦有真的猛士。有形的城墙已破，无形的城墙却横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横亘在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之间。底层倘无知识人提供的思想资源，就永无民间的信仰可言。 怎能苛责那个时代呢？大破的美丽并无大立的欣喜伴随。文化的断垣残壁，亦未见新的太阳的升起。尽管也说文章下乡，但纸做的文章倘无真的血在里奔腾流动，又怎能为干涸的土地吸纳？当城市仍在黑夜里独自摸索，乡村的土地却已杂花生树良萎莫辨。而最为要紧的是，随着新式学堂和知识格局的变更，民间已永远失去培育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可能。 此地的信仰已灭，彼地的信仰趁虚而入。乡村再无原则可守，接受着历史一次又一次的改造，直至面目皆非，已难见遥远古代的轻微回声。 5 我对乡村的口语一直情有独钟，那种机智、幽默，富有质感的画面形象，给我上了文学的第一课。我在民间语言的汪洋大海中，沉浮至今。尽管我无力把握，但是我知道它一直在默默地滋养着我，用它内蕴的精神和情感。 但是终有一天，我开始惊诧，我在乡村口语中，居然读到了最具书面语色彩的语词。那种突兀而来的语词爆发，粗暴地割裂了句子的统一，而恍如古代的感觉则也由此而生。 试举一例，“仁义”。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这个词从耄耋老人的嘴里吐出。“做人要仁义”，“那人不仁义”。正派的农民很少使用“仁义”这个词，仅此一端，已把乡村与油滑的江湖分开。 “道德”这个词也在乡村口语中反复出现，而且经常用在人或事件的评价上，“干活偷懒，日鬼哩，不道德”。 而我最为惊异的，则是因为两个割草孩子的吵架。一个孩子急了，突然爆发：“圣人曰，做人要仁义，你赖俺偷了你的草，道德不道德”。那时我正在麦场上给孩子们称草记工分，那一刹那我惊呆，那一瞬间遥远血脉在此接通。我不知道孩子是在什么地方接受的这种句型训练，也许，这是一个机密，蕴藏在乡村的血液之中，它突然苏醒，又转瞬消失。 遗憾的是，我没有考证过这些语词的具体来处，它又是如何加入了民间的话语体系。但是可以猜想的是，这些语词并不是民间自己的创造，而是来自于某些古代典籍。而它的传播者，则是一些乡村知识分子，落魄的秀才，私塾先生，瓜棚下的说书人，经由他们，这些语词，缓缓流入民间，直至溶入乡村血脉。 并不乏这样的事例，有些语词，已被上层，甚至为知识分子自己背叛，但却为民间默默烙守，并成为守护的原则，口口相传，代代相传。 但是一切终究已经改变。孤兀的语词已难成为海中的陆地，昭示着遥远古代的遗迹。丰富的历史内涵已从语词中渐渐消失，剩下的，只是一躯躯体。希冀它成为栖身的新大陆的愿望，也早成虚妄。乡村也渐渐失去守护的耐心。 “圣人曰”渐渐演变为“毛主席说”，尽管句型未变，但是意义已变。 风靡一时的“毛主席说”，当时已在农村扎根。但是时代之风吹醒的，只是濒于消亡的句型，而难以注入新的意义。每每开会的时候，队长或者支书，都会照例掏出小红书，创造性地念出，比如，毛主席说：干活为什么？干活为自己。谁偷懒，谁不好好于活，谁就是反革命。令人啼笑皆非。神圣语词的守护和尊崇业已消失，留下的是随心所欲的填充和自由发挥。 曾经共有的，悬于世俗利益之上并被尊为神圣原则的语词，已在乡村渐渐湮灭。也有一些新的书面语词侵入生活，比如进步。张家的儿子当了干部，农民们会说：这孩子进步了，穿上四个兜兜的制服哩。李家的闺女做了供销社的营业员，农民们也说：那闺女进步哩，日后不用下地受苦。队长时时教育我们：好好学习，进步进步，日后也弄个中央委员干干。 语词被填注进世俗的利益向往：城市户口、商品粮、工资、官员仕途，以及对土地的冷漠、厌倦、绝望。 十多年以后，我重回乡村，惊咤地发现，刚刚在城市中流行的“信息”一词，已经进入北中国的乡村，并且和“发家致富”紧紧连在一起。不少农民要求我为他们提供一些外界的“信息”。信息正在迅速抹去城市与乡村的界限，把整个世界构成一个现代化的网络。乡村终于迈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回应着100年前的冥冥神示，但是已经没有恐惧与惊慌。 但是我始终没有触及到那些指涉人的价值信仰和精神操守，存在准则和共有的神圣守护的核心语词。不管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城市或者乡村，内在的心灵四分五裂或者根本荒芜一片。我仍然在海里漂荡。 6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你已非你，我也非我。当我决心反出书斋，你能成为我海中的一片羽毛，我栖身的一块陆地吗？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我能给你一个终生恪守的神圣语词吗？我到哪里去为你找一面信仰的旗，让抖动的风轻轻吹过你的心灵。也许，我能找回你的往事，但是往事能够改变你的现在？我曾经阅读过你的恐惧和惊慌，那是一种神示，你即将改变，你终将失去。而当你再也无物可失的时候，我还能阅读到什么？我关心过你的温饱，关心过地里的麦子和青青高粱。可是这还不够。在我经由你走进中国丰富的内涵时，我迷失在冬天的雨雪之中。而我在记忆里离别南方，告别城市，原本是要寻找到你的往事，以此为基，再次登陆。 我一直搞不清楚所谓的“中国精神”究竟指的什么。在我返身古代，也许，我能触觉到那一遥远的血脉。但是，仍然说不清，道不明。 是的，假如我们有过所谓的“中国精神”，那么，它不是经由法律约定，成为一面信仰的旗，并被理性守护。我想，它也不是沉淀在宗教之中，成为神示。 它始终只是流动在人的意识深处的一种情致，无形无质。千百年的冲撞、熔炼，三教九流，请小百家，终成一种态度，流入朝野，又缓缓侵入民间，最后则潜入人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的方式，轻轻回应着典籍和文献，而语词，只是偶尔浮出的一块礁石。 在南方的深山，听枫林唱晚，那余韵，悠悠扬扬，一直飘落到北方青青的高粱田里。街头老汉的对奕，晃动着士人江边低吟的倒影，花开花落，潮起潮退，星转斗移，世事变化，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未变。那不变的，就是民间，是北方的乡村和南方的山林。 只要有三亩地，一头牛，人就有信心守护自己的家园。只要地里长着麦子，炕头架着纺车，人就有信心不求于外而内足于心。只要有耕读传家的形式，圣人之道就会不绝于世。只要冬夜依然有幽幽的胡琴，八月的瓜棚飘出说书人的段子，人就厌弃暴力，憧憬和平。 政权更迭，王朝兴衰，只要民间的生活方式不变，天下依然。 偌大的中国，从未把自己的精神写进宣言，仅仅依靠乡村生活，远离皇权，自给自足，态度，成为一种无形的共约，而昭示出文化的力量。精神难以剥离。 万物都在变动，不变的，只有遥远的彼岸，神圣之光永不熄灭。精神经由圣谕的形式，成为民族不变的约定。 7 河道早已改变，急流从云端里跌落，已是异地异乡，归途不复，遥遥的记忆已被关山阻隔。但是心仍不甘，拒绝着异地之海的皈依。 当我从北方的传奇中走出，我知道往事已不可再恋。死去的语词已不复再生。只能成为历史，供人凭吊，并作美的遐思。 从此地出发，再越关山。 信仰的旗在思想的漩涡中冉冉升起，旗风猎猎，激荡于世俗存在之上。 心灵找到栖身之地，终身恪守。饱满之中，听见庄稼的拔节，麦粒砰砰作响。 让旗飘出书斋，飘出城门，飘向无边的乡间，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在我重新走进中国丰富的内涵中时，应该有一片坚硬的土地，让我登陆。我钟情于这样一些语词，比如，自由、平等、正义和公正。 人造的旗终将飘落，真的语词则会缓缓流人民间，进入人的血脉。重新缔结一个约定，让城市和乡村，南方和北方，选择这样一些词，作为生存的准则，默默格守，神圣守护。 昨日不再，今日路正长。给我一个新的传奇，让我在此找到今日真正的中国精神，真正的共和原则。越过国别和族别，让思想的血脉接通。坚实的终是土地，原则溶入民间，世事原如浮云苍狗，云飘过，雾飘过，大地依然青青。 土地终将不再漂动。船驰入海，遥遥可见，远处的一抹青灰，实实在在，非梦非幻。舍身下海，抓住陆地，从此上路。 我守住传奇，寻找太阳。里一跳，又湿漉漉地钻上岸，让太阳暴晒，皮肤渐渐地黝黑，手轻轻一挫，就有一层皮蜕下，但却光滑无比。汗如雨一般每日挥洒，但体内却感到无比轻松，似乎略无杂质，人开始变得通体透明。 夏天显得无比温柔，所有的树，所有的花，所有的庄稼菜蔬，都亲切地朝人微笑。我喜欢夏天的黄昏，一场伏雨过后，斜阳西下，满地的绿色，绿得深刻，绿得令人难忘。 黄昏的夏天，极富生气，到处闪动着朦胧的人影，挑水的，抱柴的，在自留地里忙碌的，我们通常总是齐心合力地做饭，又齐心合力地把饭吃完，这时，大汗淋漓，便提着桶，走到井边，打一桶井水，从头到脚地冲凉，那凉，说句粗话，真正是凉到了腚眼。 这时天色已暗，便把床搬出，架在屋外的小土坡上，有人唱歌，然后是合声，扯开了嗓子，歌声飘向无边无际的旷野。唱《三套车》，唱《喀秋莎》，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时独钟情于俄罗斯民歌，俄罗斯的音乐浸入了每个知青的血液。 躺在床上，看手上烟火明灭，看流星从夜空中划过，这时竟会掠起一丝伤感。想家，想千里以外的亲人，想渺渺茫茫的未来。 淮北的夏夜常常闷热难熬，睡不着，就悄悄地向瓜园摸去。一条小路婉婉蜒蜒地向瓜园伸去，一边是河，一边荆棘丛生，看瓜的把床架在路中，仰着脸，扯着鼾声。我们此时的肤色早已与夜色无异，忍着笑，依次从床下钻过，夜里的瓜园，满地的蛐蛐声，我们只记着“瓜熟蒂落”四字，人趴在瓜藤上，轻轻一压，就觉有物滚到大腿边，一摸，是个大瓜。又捧着瓜，悄无声息地从看瓜的床下钻回……。 岁月茬苒，少年时代早已流逝，夏天的浪漫也悄然远去，只剩下无可忍受的暴虐和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