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刘瑞琳：我为何出版日本人写的中国史

我为何出版日本人写的中国史 2014年12月26日 新华每日电讯14版 ■刘瑞琳口述 新华每日电讯李坤晟　王小舒整理

刘瑞林 摄影/梁利锋

　　2014年的图书出版业呈分化的趋势。做得好的,做得专业的,更好更专业。整个华文世界以及全球的出版行业,专业水准上越来越同步。但另外一面,出版业毕竟有关意识形态。这其中脱离市场的部分,越来越远离市场。事实上,整个出版行业有两套话语系统,一套系统是与市场接轨的,另外一套属于意识形态的。这两套系统的分化在2014年非常明显。 　　说到“理想国”,今年我本人最满意的项目当属引进出版了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不是时髦的选题。但今年4月份这套书出来,目前已卖了8万多套。今年10月在韩国的一个图书节上,葛兆光先生在演讲中也谈起了这套书。他说,中国的历史学家是要反思的。为什么我们写的历史书就卖不了这么多? 　　有人质疑我们为什么不出中国人写的历史书,反而去出版日本人写的中国历史。当然,这种狭隘的观点不值一驳。 　　但有些历史学家不服,认为他们的研究比日本人深厚得多。但他似乎更应该思考,你研究得比他们深,掌握的资料比他们多,但为什么你表述出来就不如他的读者多了?你对学术有再深的理解,也仅仅是在你的头脑中,或者在枯燥的论文中。当你以图书出版表达出来时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了,有太多的中国学者不会表达,不会讲故事。 　　再比如史景迁,今年他和夫人金安平女士到中国来,我们给他做了多场活动。有些人觉得,一个美国人讲中国人的事,他讲的东西那么浅薄,一些国人竟然趋之若鹜,这是对中国学者的羞辱。人不能只看到别人缺点,否则就容易夜郎自大。我觉得一些国内学者对文化层面的丰富性没有感觉。他对语言、对阅读没有感觉。但这不代表读者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大多数读者不是学术研究者,他不只是要了解观点,更需要的是阅读的感受。现在不少国内学者的著作囿于一个套路,说着一些套话,在他们的著作里,世界的丰富性、历史的鲜活感,都不复存在。他们在这套路的熏染下对表达和阅读的丰富和细微层面比较麻痹。 　　讲谈社的这套书是作为他们成立100周年的一套献礼书,他们写作、出版这套书花了5年时间,我们引进、翻译、出版也用了5年时间。他们对我们的版本非常满意,觉得我们很专业。讲谈社的负责人还专门来拜访我们,对简体中文版的成绩表示祝贺和感谢。 　　除了讲谈社这套书,我们在这一年还推出了M(mirror)系列,专注引进海外非虚构写作的理想国译丛。我们这代人当年是读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成长的。那个时候这些译作给了我们很多既新鲜又经典的东西。到了今天,市场上翻译的著作很多,但力量太分散,主题不够鲜明,翻译质量也没法保证,宣传营销不够,很多本来不错的书引进出版后影响很小。很多书就像过眼烟云一样,转瞬即逝。很多时候都会感觉好浪费。所以,现在的80后、90后这代人就几乎难以碰到成系统的翻译著作。这套书就是为今天的年轻人而准备的。 　　而且我一直觉得,长期在国外生活的人,有其他文字经验的人,更易于对其他文明有感觉。对于国内的人来说,虽然今天已经是地球村,但大多数人并没有系统了解过其他的文明与文化。前者和后者对世界的感知会完全不一样。而事实上,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扎扎实实了解一些其他文明的东西了。这套书就是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直做下去的。(实习生刘晓春亦有贡献) 刘瑞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兼该社旗下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年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之出版界获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