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主教与教堂文化

三一合一分为三

来自: 三一合一分为三(Lumen Christi) 2009-08-25 11:05:03

×
加入小组后即可参加投票
  • 三一合一分为三

    三一合一分为三 (Lumen Christi) 2009-08-25 11:05:54

    一、早期传教士与北京教堂文化

    从历史遗存的确凿的文字记载来看,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建堂传教的历史是从唐朝开始的。唐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即古罗马)主教阿罗本携带经卷来到中国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云:“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相房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1625年(明天启五年),在陕西周至县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古代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传入中国的史实。碑文云:“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所以唐朝时称基督教为景教,教堂为景寺,教众为景众,教会为景门。明朝天主教信徒李之藻对景教之含义曾作过解释,他说:“景者,大也,召者,光明也。” 主教阿罗本来到中国后,唐太宗说此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 对社会与民众均有裨益,故恩准他在长安建寺度僧,并由唐朝政府拨款,令所司(主管建筑事宜的官员)主持在长安义宁坊修建了大秦寺(初名波斯寺)。大秦寺,是基督教在中国建堂之始。唐高宗李治继承大统之后, 对景门恩泽愈加,不但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而且在诸州遍置景寺,一时间出现了所谓“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局面。 唐朝将全国划分为十道,“法流十道”说明在唐朝时期景教已经传入到北京地区。当时景教传教士是否在北京地区传教建堂了,从目前来看尚无确切的文献记载。后由于唐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禁佛,景教随之在内地趋于灭绝。

    景教与天主教在北京建堂传教的历史可以追朔到元朝。自元统治者入主中原在北京建都后,元大都便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和天主教圣方济各派活动的中心,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源自不同区域的宗教都在大都找到了发展的土壤与空间,并空前地繁荣起来。

    蒙古人的宗教传统并非独尊天主教,元朝统治者也不是仅把天主教作为宽容的对象。实际上,它是一种多元共容的信仰观。蒙古人迁徙的戎马生活,使他们头脑中少了许多边界和围墙的概念。蒙元帝国的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了一概容纳的政策,对此英国学者道森(Dawson)曾经评论说:蒙古大汗们尽管缺乏文化,却充分注意到宗教因素的重要性,并遵循一种普遍宽容的宽大政策。

    元世祖成吉思汗亲自规定: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而且对各教的传教士都应恭敬对待,并且要把它作为法令的一部分。对蒙古人的宗教观念,蒙哥汗曾经生动形象地解释说:我们相信只有一个神,我们的生死都由他掌握,我们也诚心信他……。但是,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蒙哥汗这段话把蒙元帝国多元共容的宗教观非常形象地概述出来。元朝政府为了管理基督教,还专门设立了管理机构-崇福司。《元史·百官志》: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 崇福司的性质如同元朝掌管佛教事物的宣政院和功德使司,掌管道教事物的集贤院。

    基督教在元朝传播的范围很广,其主要派别聂斯脱利派,即景教得到元朝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后再次传入中国内地,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元大都城内景教徒人数众多,而且“元朝景教教会在元大都(西人称其为汗八里)也有很大的势力,拥有三万名信徒,且很富有。他们在仪式和风俗上追随希腊教会,不服从罗马教廷,有漂亮而且虔诚地安排的教堂,有十字架和圣像以尊奉上帝和圣灵”。 从全国来看,当时中国南北各地都建有不少景教教堂,还立了很多十字碑。如:北京房山区三盆山周口店车厂村景教十字寺就是由元代畏兀儿族人列班·扫马修建的,至今遗存的两通石碑碑文记载了当年元代重修景教十字寺的历史。石碑上刻有十字架,碑上还刻有叙利亚文:“仰望之,将以之而获所愿”。十字寺虽然历尽沧桑,但是“古刹十字禅林”的名称仍然沿袭下来。 这也是北京地区有历史遗存和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教堂。元朝称景教寺为“忽木刺”,把基督教称为“也里可温”。其实“也里可温”不仅是对聂斯脱利派景教信徒的称呼,而且也是对天主教信徒的称谓。

    天主教在元朝传入,与元世祖忽必烈有直接的关系。元世祖忽必烈为了促进中欧文化的交流,引进欧洲科技和文化艺术,曾经两度命波罗家族携书“罗马教皇、法兰西国王、英吉利国王、西班牙国王及其他基督教国之国王”。 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得知中国皇帝对基督教的态度,遂决定派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John Monte Corvine俄)到中国传播天主教。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世祖去世,成宗铁穆耳即位,适奉罗马教廷派遣的约翰·蒙特·科维诺抵达汗八里(北京),元朝政府给予友好的接待,并允许他在中国建堂传教。约翰·蒙特·科维诺(John Monte Corvine)是意大利人,属方济各会,其人在华多年,教务工作颇有成效。约翰·蒙特·科维诺赢得元朝皇帝的同意,在大都“富丽堂皇的皇城内”修建了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圣堂。这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建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其建筑十分壮观。元大都城内出现了欧式教堂,圣堂顶上那高耸云际的钟楼很引人瞩目,钟楼内悬挂的以唤众信徒祈祷的三具钟,每时一鸣,更是动人心心魄。七年之后在大都城内建起的第二座天主教教堂,使得约翰·蒙特·科维诺更为得意,他曾致函罗马教皇详细报告说:“今年即耶稣纪元1305年(元大德九年),我已在大汗宫门前面开始建筑一座新教堂。此堂近临皇宫大门,距离仅有一掷石之远,在中国全境再也找不出比这更为合适的地址了;教堂规模宏大,从城内和其他地方来的人,看到这一新建筑,并且还有一个红十字架高树其上,都认为似乎是一个奇迹;大汗在宫里可以听到我们歌唱的声音,这种情况也被当作一个奇迹在各民族中间广泛传告。……我们的第一座教堂和新建的第二座教堂,都在城里(这个城市是很大的),两处相距约二英里半。(该教堂在今鼓楼至后门桥一带)” 由约翰·蒙特·科维诺这段描述不难看出,早在十四世纪初期元大都皇城内、也就是在今鼓楼和后门桥之间,当年就有了西式的教堂。及至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第三座教堂又拔地而起。

    随着一座座教堂的在元大都的落成,天主教文化亦在北京地区崛起。约翰·蒙特·科维诺不仅修建了教堂,他还把西方教会宗教礼仪文化带到了中国,并且尽可能地请教外人士观看天主教进堂仪轨。在元朝时期天主教“进堂仪式是十字架、提炉、烛台领先开路,接着有儿童们排队游行的队伍,唱着圣歌隆重地进堂”的仪式已经出现在大都皇城内,文武百官对那些“头上戴着高帽,手中拿着权杖,身上穿着华丽耀眼的祭衣,走在游行人群的最后面的神父”似乎也不陌生,约翰·蒙特·科维诺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民众展示着北京教区第一位主教的风采。约翰·蒙特·科维诺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他还招收了150名男童成立神职班,教以拉丁文和希腊文,并为该班译出蒙古文和维吾儿文的《圣经·新约》。这可算是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了。在他来华的头十一年中,就在大都施洗6000人
    约翰·蒙特·科维诺在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式在北京地区建立了东方总主教区,后被罗马教皇任命为大都第一任总主教,而且还被指派为整个元朝帝国天下版图内的宗主教(Patriarch),掌管中国教务。对此,在方济会的《会志》上有记载:“教宗主赐给了若望孟高维诺的特权是:在远东元朝帝国的范围之内有权祝捡选并祝圣自己属下的主教,并且有权祝圣神父及其他圣职人员。……更重要的是,教宗将自己同等的权柄赐给了孟高维诺,就如教宗有权来管理西方的教会一样。” 约翰·蒙特·科维诺以其忠于罗马教廷的坚韧不拔地信念在中国民众中传教,到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他在中国去世的时候,由其发展的信徒达数万人之多。据传早在元朝时期,就有以行医为名的方济各会传教士到北京西郊门头沟区后桑峪村边行医边传教,北京门头沟后桑峪耶稣圣心教堂,就是于元末元统二年(1334年)所建。

    不过从当时基督教在元朝建堂传教的历史来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基督教的传播紧紧地依附于元朝统治者,不但传教士的衣食所需,由元朝政府供给,就是教堂的修建也多依靠元朝政府出资修建。正如约翰·蒙特·科维诺所说:“阿拉法((阿拉伯语:粮食;也作薪金和给养))是大汗皇帝赐予的一种薪俸,主要是赐给那些外交使者、国王的传译员、手工匠人和贫穷的人。仅这个皇帝所赐的薪俸,就远超过我们许多国王的收入。” 在中国“如同帝国的王侯、官员、使节等人一样,宗教人士也获得他们由政府发给的薪俸,蒙古人称它为‘阿拉法’。我已经得到保证,会有八份阿拉法给我们八个人发放下来。为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诸如居室、衣服、宗教所需要等,一切都不必发愁,都会绰绰有余地供应给我们。” 基督教在元朝的生存,主要的植根于元朝政府。因此,其信仰基督教的人亦多为蒙古人、色目人,有些信徒还是朝廷中有威望、有影响的人物。这种“奉敕传教”的特点,很容易受政治风云突变的冲击。

    天主教在元大都建堂传教的兴盛,随着继约翰·蒙特·科维诺大主教去世之后便日益冷落下来。虽然罗马教皇也曾经再次派遣新主教到中国来,遗憾的是:第一次派来的新主教在中途就失踪了,根本就没有到达元大都。第二次派遣的马黎诺里主教虽然到了中国,但是马黎诺里主教在元大都只逗留了三年多,却执意西归。至此,天主教传教士在元朝的建堂传教的历史只得画上了一个句号。1368年元朝灭亡后,基督教在北京地区的活动再次受到冲击而绝迹。当年基督教传教士在元大都修建的教堂,亦遭到灭顶之灾。除了北京房山区景教十字寺和门头沟后桑峪天主教堂因地处郊区而幸免外,其它的教堂都随着改朝换代政治风云的变化而荡然无存。

  • 三一合一分为三

    三一合一分为三 (Lumen Christi) 2009-08-25 11:06:36

    二、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教堂的兴建

    天主教的再次传入中国,并得到发展是在明末清初时期。此时的西方已非昔比,它经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西方基督教文明大大超越了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近代科学文化恰似一轮朝阳正从那里冉冉升起。

    明朝末期,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北京得到发展与耶稣会杰出人物利玛窦是分不开的。利玛窦通过交往,潜移默化地影响对方,并且把它当作最有效的传教方法。他在与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通过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引导人们对天主的皈依。利玛窦在传教中发现最能引起中国人兴趣的并非基督教的“福音书”,而是他带来的地球仪、三棱镜和世界地图。由于欧洲的科学技术成果着实迷人,终于使他受到万历皇帝的礼遇召见,并在宣武门内赐屋居住,而且“所需皆由朝廷供给,每阅日月,须赐银米,约合每月六至八金盾之数,足敷神甫们需用。” 利玛窦使天主教在明代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并且使其社会地位和传教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使天主教和教堂在元朝灭亡以后重新出现在中国的皇城内。北京宣武门教堂就是在利玛窦创建的小教堂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据统计:“利玛窦留居北京之前,全中国不过100多人信天主教,其中没有一个是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利玛窦留居北京以后,教徒人数显然增加,1603年有500人,1605年有1000多人,1608年有2000多人,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也开始信奉天主教。” 不难看出,由于利玛窦的努力,当时北京天主教的数量增长的是很快的。

    明清易代时,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兵荒马乱中仍然坚守在南堂。清军攻占北京后,下令内城居民,三日内一律搬出,以便让八旗兵民居住。是时,汤若望上疏清政府:“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帙,付工镌刻,尚未完峻,而版面已堆积累累;并堂中供像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伙。若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修理既非容易,购买又非可随时寄来。”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 第二天清朝统治者便法外施恩,并下令保护汤若望和教堂。诏谕天下:“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 清政府特颁布满文告示,并张贴在宣武门教堂的门前。清朝入主中原后,出于修历的客观需要,对这位通晓天文、历法的德国传教士十分器重。清顺治元年八月(1644年9月),汤若望以西法精确地推算出全国各城市的日食时刻,使他在清朝的地位得以巩固。1650年(清顺治七年),顺治皇帝又赐汤若望宣武门内原天主堂旁空地一块,准许汤若望重新修建新教堂,而且还赐银一千万两为建堂之用。当时满朝文武大臣亦争相捐助,连顺治皇帝的母亲也为在宣武门修建大教堂赏赐了银两。汤若望亲自绘画了大教堂的草图,并制定了具体的施工计划。在汤若望的精心策划与辛勤劳作下,一座与中国建筑风格截然不同的西方巴洛克式的新南堂在1652年(清顺治九年)展现在中国百姓的面前。新南堂落成后,顺治皇帝亲自到南堂会见汤若望,曾御笔亲书“钦崇天道”匾额,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御笔亲书了“通玄佳境”门额和御制天主堂碑铭。顺治皇帝先后24次到宣武门教堂,对汤若望作了高度的评价。自此,来华的传教士南怀仁、闵明我等多以天文历算为晋身之阶。

    王府井教堂,是清朝时期传教士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又称东堂、圣若瑟堂(为纪念耶稣的父亲圣若瑟二命名的)。王府井教堂的所在,原是汤若望在东城的寓所,1666年(康熙五年)8月15日他在东堂去世后,便由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继承了他的房产。后南怀仁将其住宅的一部分改建为教堂,一般地将这一天确定为王府井教堂正式建立的时间,其实王府井教堂的始建年代可以追溯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府井教堂的建立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还有些关系。当年利类思和安文思曾经到四川传教,后被清军囚禁押往北京。汤若望闻知后从中调解,才使利类思和安文思获释,并重新从事传教事业。利类思和安文思获释后,对汤若望传教方式不满,由于“汤若望与安文思之间存在芥蒂,所以汤若望不愿意与安、利两人同住南堂,从而导致安、利搬出,重建一座新的教堂。” 王府井教堂始建之时,正是清初北京教会发展的时期,如今王府井教堂已经成为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重要的人文景观。

    北京西什库教堂也叫北堂,其原址在北京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的中海西畔,因其地名叫蚕池口,所以西什库教堂最初也称蚕池口教堂。清康熙年间建堂时,其地尚不属皇宫禁苑范围。北堂建堂的缘起,据史料记载: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6月,清康熙皇帝偶患疟疾,吃御医中药数剂无效,太医见状束手无策。当时在京的耶稣会教士张诚、白晋神父闻之,立即献上所带金鸡纳霜西洋之药,使康熙皇帝恢复了健康。康熙皇帝大悦,于是就在这年的7月4日召见了张诚、白晋等神父,赐张诚住宅,并把蚕池口之地赐与耶稣会传教士以示酬谢。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北堂始建原因。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北京的传教事业继续发展。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朝政府为了扩建皇宫西苑,给圣母皇太后慈禧修建游览区,决定给价银圈禁西苑附近的地方。在蚕池口新修建的教堂也在圈禁的范围之内。为了拆除北堂,清朝政府拨给教会西安门内西什库南首三分之二(约20英亩)地方供传教士迁建新教堂之用,同时赐迁移费库平银35万两作为修建之费。北堂用了二年的时间,由旧址迁移到西什库新堂。新建的北堂既华丽又壮观。

    由于传教士的努力,康熙年间朝中达官显贵佟国纲和苏努等家族也加入了基督教,他们的加入促进了北京基督教的发展和教堂的兴建。如苏努的子女“出资修建了6座小教堂,在这些教堂内,有郎世宁修士的绘画及其它一些装饰。”
    清康熙年间东正教的传教士在北京也修建了“圣尼古拉教堂”和“奉献节教堂”,即“北馆”和“南馆”。由于“东正教传教士团”以搜集中国情报为主,传教为辅,很少在中国人中发展信徒,所以“中国很少有人信奉东正教。后来,苏联在北京东正教教会会址盖了苏联大使馆,东正教北馆被拆除。” 如今北京已经没有东正教信徒了,东正教在北京地区已经绝迹。

      虽然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建堂宣教的事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且步入了上层社会。与此同时,一场危机正在酝酿之中。这场危机一方面来自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抵制,另一方面主要是来自基督教内部耶稣会与多明多我会和方济各会对利玛窦传教方式的争论。这场西方教会内部争执终于引发了罗马教廷和清朝政府的直接对峙——“礼仪之争”,从而导致了清朝政府对天主教传教士态度骤然的变化。康熙皇帝愤然地说:“颜珰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自此,传教士在北京建教传教的活动再次衰落。 “教堂已成废墟,教徒已鸟兽散,传教士被驱逐并集中到广州——中国唯一开放的口岸,不许进入内地,天主教本身几乎遭到禁绝。” 康熙年间出现了不利于教会发展的因素,但北京的基督教并没有遭到迫害。雍正皇帝掌握政权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11月22日下令关闭了地方所有的教堂,但是北京的教堂不但没有被关闭、仍然开放,而且还兴建了西直门教堂,即西堂。西直门教堂占地四十多亩,其规模十分宏大。当时,西直门一带信仰基督教的民众是比较多的。这说明在雍正年间虽然不让传教了,但是天主教教会的活动还是照常进行的。

    据统计: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与各传教团相继在中国修建了上百个教堂。 至此,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教堂文化基本形成。

  • 三一合一分为三

    三一合一分为三 (Lumen Christi) 2009-08-25 11:06:55

    三、近代时期北京天主教教堂

    天主教在中国取得长足的发展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国传教士跟随着军舰昂首阔步地来到中国,他们改变了明清时期谦卑的姿态,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使传教成为一种合法的行动。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史是纷繁复杂的,其传教事业与殖民主义羼杂在一起。传教士雅裨理公然地宣称:鸦片战争是“上帝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 倪维思也说:“不管这场战争正当、不正当,它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被用来开辟我们同这个巨大的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的。” 近代时期,基督教在西方殖民侵略者枪炮的呼啸声中涌入中国各地,可以说基督教每一个宗教派别,每一个宗教团体,都有派往中国的代表,教会组织遍及全中国,他们到处修建教堂、用种种方法传播基督教,俨然成为中国一股特殊的势力。

    道光皇帝在法国专使拉尊尼的强烈要求下,只得同意归还原来没收的教会财产,并允许中国人信仰天主教。近代时期、北京地区除明清时期修建的天主教教堂纷纷恢复外,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新建的教堂。如:延庆的永宁耶稣圣心堂、门头沟的曹各庄若瑟堂、通州的贾后疃耶稣圣心堂等都是在鸦片战争后修建,北京现存的17座天主教教堂中有9座都兴建于庚子年间。东交民巷教堂建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是法国传教士高加理用庚子赔款修建的,也是外国传教士在北京修建的最后一座天主教堂。与其它教堂相比东交民巷教堂规模最小,但它的建筑风格却非常讲究,是典型的哥特式风格建筑。

    北京地区现存的教堂多为义和团运动后用庚子赔款重新修建的,每一座教堂都是北京历史的写照,记录了北京社会的变迁。北京教堂文化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并且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你的回应

回应请先 , 或 注册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