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我们不是“黄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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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珮玄(佩弦以自急) 2015-04-09 01: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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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珮玄 (佩弦以自急) 2015-04-09 02:19:46

    徐文堪:也谈“种族” 5月12日的《上海书评》刊登了罗新教授关于台湾大学奇迈可(Michael Keevak)教授新著《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的书评,读后颇多感想。罗先生指出,把地球上生活着的各种族群按“人种”进行分类,是不科学的。这样的观点,乍一看似乎有点“离经叛道”,因为毕竟在我国的公开出版物中,至今仍普遍使用“种族”之类的概念,甚至还有人撰文声称,中国人的祖先是最优秀的,理应在世界上首先由猿进化为人。但事实上,根据现今人类学、遗传学和考古学等领域研究的结论,地球上所有现代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属于同一物种即现代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其共同性远远大于差异性。如果仅仅根据人群的外部特征,如肤色、发色、面部骨骼结构等等来划分人类群体,是极具争议的,很难得到科学界的认可。诚如罗先生所言:翻开现今任何一种有代表性的外文人类学期刊,诸如《美国体质人类学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等等,都很难找到“种族”“人种”之类的字样。   对人类“种族”划分的早期尝试始于十七世纪,那时正值欧洲殖民主义兴起。到了十八世纪,德国学者布鲁门巴赫(J. F. Blumenbach)提出五分法,把人种分为五类: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主要分布在东亚、中亚、北亚等地;高加索人种或欧罗巴人种,即白色人种,主要分布在欧洲、西亚等地;埃塞俄比亚人种,即黑色人种,主要分布在非洲、大洋洲等地;美洲人种,即红色人种,主要分布在美洲;马来人种,即棕色人种,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约略相当于二十世纪所说的南蒙古人种)。布氏还认为高加索人是人类中最漂亮的族群,是人类起源和扩散的源泉;高加索人种后来又被分成一系列子类型,如诺的克、阿尔宾和地中海类型等。这一学说在十九世纪传播很广,并在清末传入中国,一度为中国知识界所认同和接受;解放后传入的苏联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则一般把人类分为白、黄、黑三大人种,但也有苏联学者主张四分法,即把人类分成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但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各国学术界便围绕人种概念,展开了持续多年的争论,到了二十世纪末,“人种”这一概念已被逐渐抛弃。   以肤色区分“人种”这一传统方法之所以不可取,在于依据这种方法定义出的“人种”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科学概念。根据现在科学界的观点,全球各个“人种”都是同一物种的成员,一旦接触,就会发生混血,难以分辨出“纯粹”的“人种”。如果依据全球人类肤色的差异,绘制一张肤色分布图,我们就会发现只有北欧人才具有白里透红的肤色,至于其他被称为“白人”的高加索人种,其肤色其实与黄色人种即蒙古人种并没有显著差异,甚至往往比黄种人的肤色更深。即使是最为“纯粹”的北欧白人,也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而且在现代的西方社会里,人们更崇尚古铜色的皮肤颜色,认为这是健康的标志,而东亚社会的主流观点却一直视肤色白为美,对于女性尤其如此。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普通人而言,却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著名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 )所说,如果从瑞典、尼日利亚、日本三国各找来一个人,没有人会搞错他们的国籍,因为只要看一眼就可以分辨出他们分别是白种人、黑种人和黄种人。人类的外部特征包括皮肤、眼睛、头发、牙齿和乳房、外阴等的差异,这种差异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不是源于不同人群在进化和迁徙过程中对外部环境的适应,现代科学至今仍无法圆满解释。有一种理论认为,在热带地区,黑色皮肤可以滤掉红外线,保护内脏使之避免过热;或者与此相反,黑皮肤能帮助热带族群在气温骤降后保暖。但是美洲印第安土著却并没有肤色很深的,甚至在南美赤道地区都没有。东南亚热带地区的土著,皮肤颜色也不深。因此,“人种”、“种族”之类的概念可以不再使用,但是对不同地区出现不同外部特征的族群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确是有助于弄清人类多样性的源头和模式,而且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应用层面(包括医学等学科的应用),都是很有价值的。   对于人类多样性的研究,由于近二十年来群体遗传学的发展,特别是基于DNA检测的分子人类学的突飞猛进,较之以往已经有了许多突破。例如分布在非洲南部的科伊桑人,是已知最古老的族群,与早期亚洲人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其Y染色体携带C和D标记,还有一些与亚洲人相似的特征,如蒙古褶、单眼皮,均不见于人类其他群体。至于头骨测量,虽然过去被视为鉴别“人种”类型的经典方法,但现在已经较少使用,尽管它在某些场合仍然是必须的。   罗新先生在文中对近年出版的考古报告中经常附有骨骼分析的专章,特别是对边疆族群进行人种分类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是政治性的“社会-文化建构”,而非血缘集合。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但窃以为在“社会-文化建构”的背后,仍然有生物学基础,因此现代考古学仍然利用人的遗存来显示死者的年龄和性别,分析其生活时的健康状况和环境状况,甚至营养状况,并且确定所研究的族群的各个个体的相似性和相异性。这些研究绝不是毫无科学意义的。例如对著名的山西虞弘墓墓主,一方面从人体测量证实其为具有高加索(或欧罗巴)特征的个体;另一方面又对墓中遗骨的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进行检测和研究,从而得出虞弘从血统上说应该是来自古代中亚地区的居民。这一结论非常可信,对于近年来十分活跃的入华粟特人研究大有帮助。又如谭婧泽女士等最近在《科学通报》第57卷28-29期(2012年10月出版)上发表特邀论文《新疆西南部青铜时代欧亚东西方人群混合的颅骨测量学证据》(分别有中文和英文版),研究了新疆西南部和田地区于阗县阿羌乡流水村青铜时代墓地出土的十八具颅骨的一百四十八个颅面性状,应用树图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对于于阗样本的十七个颅骨测量学参数与新疆周边地区古代样本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流水墓地人群是欧亚大陆东西方人群的混合群体,且东部欧亚人群的贡献成分相当高。这与汉文古籍上关于于阗国居民“貌不甚胡,颇类华夏”的记载吻合。该研究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复旦大学李辉教授在今年3月出版的《科学》第65卷2期上发表了题为《遗传学对人科谱系的重构》的论文,说明近年来出于反对种族主义的需要,西方遗传学界认为种族的概念并没有遗传学根据,各个“种族”之间都存在过渡类型,没有绝对界线,其具体表现是大多数基因等位型在各个种族内部都有一定的频率分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种族主义的错误在于认为不同人种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直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多次种族灭绝的惨剧。对于这种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至于“种族”之间的过渡问题,则是数千年来人群混合所造成的,因此等位基因类型在各不同人群之间往往没有截然差异。   总之,罗新教授提出的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是政治单元而非血缘集合,笔者以为颇有见地,可以继续深入研究;不任意使用“种族”、“人种”之类不确定的概念,也是国际学界的共识。可惜相关知识在国内远未普及,不少研究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学者也经常在这一问题上陷入误区。不过这些都不妨碍我们从解剖学、体质人类学和分子人类学角度对古代族群的遗体、遗骨进行检测研究,因为人类学本来就是一门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正如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1937- )所指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扎实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应该建立在现代统计学方法的基础之上;此外,基因分析与语言学的结合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研究族群的历史,这也是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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