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斯坦：匪夷所思的迷津——为什么知识分子不快乐

匪夷所思的迷津——为什么知识分子不快乐 作者：约瑟福·爱普斯坦 译者：吴万伟 译自：“Civilization and Its Malcontents Or, why are academics so unhappy?” by Joseph Epstein 05/09/2005, Volume 010, Issue 32 　　我有一位很早以前就去世了的朋友，名字叫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B. Scott)是西北大学教授，专业是研究戏剧文学。他从来没有把大学教学称之为“骗局”之外的任何别的东西。这个以谦虚著称的人想表明的意思是在大学教书是个你想不到有多容易的事情，正如人们常常说的非常容易赚钱的差事(a soft touch)。享受完全自由的工作环境，每星期只需到教室里去可怜的几个小时，剩下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耕耘自己的知识小花园，根本不用担心被解雇，如果再加上长长的假期，一年工作时间加起来不足六个月，收入也很可观，所以这个工作确实很惬意、很自在呀。 　　但是，作为刚刚进入大学工作不久的人，我常常纳闷为什么大学老师中有这么多的人明显地、普遍地苦恼不堪、失望不已，牢骚满腹呢？确实的，一个人只有在得到了神宫(Valhalla)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终身教授职位(tenure)之后，才能真正意味着以后可以高枕无忧，其他行业绝无这个可能。在此之前就意味着拼搏、紧张，当然其他行业同样如此。作为年轻老师，你得上别人不愿意上的课程，教那些乏味讨厌的如调查，写作课等等。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不开心的大学教师不是仍在挣扎着求得一席之地的年轻人，而是那些在大学呆时间太长从而变得闷闷不乐的人。 　　就我所知，没有人进行过大学教师的痛苦指数调查。可能指派谁去做这项工作呢？擅长行业心理学和劳资关系的商学院教授可能将结果搞得一团糟。心怀不满的社会学家会把责任都归咎于社会，而且可能在学期剩下的时间里撂挑子不干了。我更倾向于让人类学家采用很久以前旨在从外到内考察一种文化时使用的方法进行研究。我们现有的最接近人类学家这个理想人选就是描写学界生态的小说家了。虽然他们对学界痛苦的根源的解释也许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准确，但是这些思考和探索确实表明了大学教授们把本来绝对开心的情形弄得一团糟的顽固习性。 　　《教授旅馆---学界小说及其不满》(Faculty Towers The Academic Novel and Its Discontents)是个对撰写长久以来被称为学界小说的作家进行的研究。该书是圈内人写的，作者六十多岁的肖特教授(Elaine Showalter)正如他们在狂欢节上常常说的，正处在“显摆的时候”。她在这本小书的不同地方插入了自己读研究生或当教授的经历，虽然并不特别有趣。肖特教授早期是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如今是普林斯顿大学Avalon Foundation中心的文科教授，是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LA)的前任主席，是“女性批评”奠基人(或女作家研究)。换句话说，她是有罪的，除非证明自己无辜。传统意识强烈的读者请跳过下面一句话，她被看作是“长有睾丸的卡米尔·帕格里亚(Camille Paglia)[著名女权主义者]”，这个描述好像是得到认可的，或至少普林斯顿感觉如此，因为他们在princetoninfo.com网上刊登出来，充分表明当今主宰美国大学的意识形态。 　　肖特教授的书按时间顺序描写了过去六十年在讲英语的国家里发表的学界小说。从1951年出版的斯诺的《大师》(C.P. Snow's The Masters)开始一直到21世纪。《象牙塔》用大部分篇幅简要概括这些小说，通常还伴随对小说质量的评价，时不时插上女权主义的片言只语(在学界中女性的困境被忽略的地方就会出现轻微的讽刺和挖苦)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 　　本书的标题 (Faculty Towers)是模仿约翰·克利斯(John Cleese)的喜剧《弗尔蒂旅馆》(Fawlty Towers)，[英国电视剧又名《非常大酒店》]暗示了本书的主题：正如肖特考察的学界小说中反映出来的那样，大学已经变得越来越像管理糟糕的旅馆，完全被愚蠢和疯狂所包围。这里的麻烦是肖特认为情况并不是那样糟糕。说也奇怪(Mirabile dictu)她发现大学在好转在改善。她写到“大学已经不再是避难所，或庇护所，它已经和喧嚣的城市以及快速变化的社会同步，虽然它不像坚强的城堡已经变得脆弱不堪。” 　　笼统地说，《教授旅馆》的女性主义成分不过是一时的抽搐，书的作者现在可能已经不能真正控制，等过了一段时间人们适应了，如果女性主义没有出现，也不会再想它。肖特的女权主义严重影响她的判断的唯一地方，在我看来，是她对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校园林荫路》(The Groves of Academe) 的过高评价，如今这本书已经被人遗忘，以及对伦德尔·嘉雷尔(Randall Jarrell)非常搞笑的《大学图画》(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 的诋毁抨击。这两个错误的判断碰巧有联系：嘉雷尔的小说中的最险恶的人物葛珠·斯坦因(Gertrude Johnson)是以玛丽·麦卡锡为原型塑造的，她很可能是肖特个人的主人公之一。嘉雷尔对他的性格评论说“她或许是个二流的小说家，但是你得承认她是个绝妙的撒谎高手。”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显摆的因素无疑影响了肖特对《大学图画》(Pictures from an Institution)的判断。这本小说除了咄咄逼人地批评大学生活外，也绝妙地刻画了无性格的人(characterless)的前途，这种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终将爬上全国各地的大学校长的宝座。他们八面玲珑，溜须拍马，神气活现，乏味枯燥，对谁都客客气气，谁都不得罪，“成功的白痴专家”(嘉雷尔的妙语)，不是真正的人了，而是像小说中的本特大学(Benton College)校长罗宾斯(Dwight Robbins)只是携带“好像人的本性的东西”的人(当然也有女的)。哈佛校长劳伦斯·萨默玆(Lawrence Summers)不受影响，认为他的部下实际上相信言论自由，结果哈佛教员们想尽办法要将他赶下台，如果不能成功，至少希望把他变成校长罗宾斯这样的人。 　　斯诺(C.P. Snow)的《大师》(The Masters)是关于校园政治斗争的小说, 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院长即将去世，几个人激烈争夺空出来的院长宝座。在这本小说里，作者并没有质疑竞争这个岗位的学者或科学家的资格或大学的价值，冲突发生在竞争双方的视角：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是追求冷冰冰的科技进步还是温暖的人文传统。在1951年，大学仍然是个让人羡慕的地方，教授们严肃认真，充满理想。对在50年代进入大学的我们来说，上大学是个值得自豪和骄傲的选择而不是理所当然的自然结果。 　　人们也许认为在1960年末期，这些观念被彻底从水里吹走了。不错，不过是在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的《幸运的吉姆》(Lucky Jim 1954)之后。肖特将这本小说称作“本世纪最可笑的学界讽刺小说”是完全正确的，它的确是向学界开打的第一炮。《幸运的吉姆》的背景是英国地方大学，其主导的精神是炫耀浮夸，充斥恶意中伤(cheap-shot)、政治伎俩(one-upmanship)和学界骗局。这本小说的同名主人公吉姆·迪克森(Jim Dixon)正在写一篇论文，题目是“1450-1485年造船技术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是虚假学术的绝妙例子，正如他承认的“虚假的光线”投射到“虚假的问题”上。作者艾米斯让吉姆经历一个又一个糟糕的局面表现其尴尬、可笑、和笨拙，人们在哄堂大笑中可能忘记了说吉姆幸运是因为他最后逃离了大学，逃离了学术欺骗和精神贫瘠。 　　艾米斯的主人公是平庸的历史学家，但是学界小说的主要背景一般都在英语系。其中的原因可以从大学故意忽略语言学家罗曼·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话中找到。当有人建议哈佛大学聘用当代作家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时，他说动物学系不需要聘用本学科研究对象之一的大象，为什么英语系要聘用本学科研究的最好对象之一的作家呢？罗曼·雅格布森因为说了这话常常被别人嘲笑，但是他可能是对的：最好研究作家而不是聘用他们。让小说家到大学教书等于是把狐狸关进鸡笼里，结果肯定搞得到处都是鸡毛。 　　肖特对我最喜欢的学界小说丽贝卡·戈尔茨坦(Rebecca Goldstein)的《精神身体问题》(The Mind-Body Problem)只是简单提了一下。在普林斯顿大学犹太人已经非犹太化，但是在哥伦比亚大学非犹太人已经变得犹太化，这是戈尔茨坦女士有趣的话，不仅有趣而且与事实吻合。戈尔茨坦小说在描述大学生活的势利小人方面精彩无比。她指出大学里穿着最糟糕的(没有哪个教授穿衣有品位)是数学家，其次是物理学家。他们不关心衣服，不喜欢喝酒，不喜欢文化的装饰打扮。戈尔茨坦正确地指出，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的研究工作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不需要为如何炒菜(kakapitze)，怎样斟酒，或到了巴黎住在哪里之类事情烦心。 　　对文化装饰最重视的地方是文科，正如物理学家理解的，这里真理偏偏不是最重要的。西北大学的一位科学家有次非常认真地问我“你们英语系这些人像看《塔木德经》(Talmud)(犹太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一样，一遍又一遍读莎士比亚到底在搞什么呀？” 我回答说“没有那么崇高。”肖特教授对位于学界小说核心的性问题并没有过多的讨论。这让我想起第一次遇见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Shils)，他问我在看什么书。当我说在看安丽森·卢瑞(Alison Lurie)的《泰特间的战争》(The War Between the Tates )时，他说“我猜，学界乱搞啊。”他是对的。学界小说除了这个还能是写什么呢？除了可怜的争夺系主任的权力斗争，职称评定外，就只有风流韵事了，不管是常见的通奸还是其他违法事件，这是唯一和戏剧因素沾边的当代大学校园的生活。 　　早期的学界小说局限于双方都是成人的恋爱风波。但是到了1970年代，经历了1960年代后期“学生不平静”(仍然是最流行的政治委婉语)后，学生---先是研究生，后是本科生成为教授们(常常是已婚的)的情人。如果写这些小说的是男作家，这些经历被看作是精神恢复的结果，如果是女作家，这些男教授肯定是该杀的笨蛋。当然女小说家是完全正确的。 　　恋爱故事就是需要障碍，要突破不可能：只要想一下《罗米欧和朱利叶》(Romeo and Juliet)《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洛莉塔》(Lolita)就行了。但是在学界小说里，这个因素好像消失了，尤其是考虑到教授和学生的绯闻时，通常女学生已经不能被看成无辜的了。故事需要引申到别的地方。这个别的地方还没有被找到，除非加上性骚扰，虽然这还不是学界小说的话题，但是已经成为大卫·梅米特(David Mamet)的剧本《奥里安娜》(Oleanna)的内容了。虽然作者不是学界中人，但深谙乏味内容中添加佐料之妙。 　　当然，性骚扰触犯了政治正确，而政治正确本身就是赞助性行动的结果，常常披着文化多元的幌子在游走。大学圈子以外的许多人可能认为大学中实行的文化多元是由无知的官僚强加其上的。但是教授们自己非常喜欢，因为这让他们感到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不管多么短暂，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文化多元不仅仅是名牌大学或庞大的公立大学的专利。在1970年，我被邀请到俄亥俄州位于葛伦维尔的丹尼森大学(Denison University in Granville, Ohio)作报告。我到达时发现所有的因素都出现了：英语系主任是黑人妇女(顺便说一下，她非常和善)，一个可以称作蛇鲨的女权主义者，一个同性恋者(不是教被称为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东西，当时这个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一个犹太人，一个名叫Ruthie的妇女，开着一个破旧和脏兮兮的大众汽车到处招摇，我不能搞清楚这个本来不难懂的她的身份困惑。我一问，得到的回答是“啊，Ruthie来自60年代。”我当时想，现在仍然在想“从60年代来”就好像从一个外国来一样，可以肯定的是，偷了一点叶芝(Yeats)，没有哪个国家是让老年人生活的。 　　我1970年代早期开始教书的时候，人人都已经好像在进行一场交易，寻找最划算的生意，意味着到最名牌的大学教最少的课赚最多的钱。 在任何事情上都能体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用在文化和教育上造成巨大破坏。英国小说家大卫·罗奇(David Lodge)在他的两本学界小说里明确地抓住了这个精神，创造出莫里斯·哉普(Morris Zapp)这个人物。大卫·罗奇描述了学者投机家哉普是个准备好进入像华尔街一样惟利是图的自由企业里，其中每个学者或老师和他的雇主签署个人协议，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服务卖给出价最高者。”据说他的原型是研究弥尔顿的斯坦利·菲希(Milton-man Stanley Fish)，菲希从来没有否认过，相反一直为这个身份引以自豪。莫里斯·哉普是在根基松动的学界大厦中的劫掠者：一直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一直以损害从前的学界尊严和正直为乐。菲希自己临终前一直在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学当系主任，据说工资是25万美元，比一个主要棒球队的能攻善守的内场手赚的钱少多了。但是对一个学者来说，已经是很大一笔数目。 　　到了1990年代，学界小说中剩下的只有对大学宗旨的嘲弄了。随着英语系或外语系的所谓理论的出现，嘲弄大学变得越来越容易了。肖特教授并不赞成这些作法：“90年代学界小说的语调比前十年更加骂骂咧咧，报仇心切，更加残酷无情。” 我要说，攻击的要求越强烈越残酷，抓住愚蠢荒唐的可能性就越大，现在已经越来越流行了。过去25年来美国英语系和罗马语系的主流形态就是理论和对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同性恋理论的大杂烩友好相处，同时涉猎历史，哲学，或其他人文课题。在过去时间里没有任何拿出手的成果---没有大部头著作，没有精彩的文章和论文，没有声誉和影响超越学界的灯塔式的大师，唯一的结果是英语系或其他外语系学生人数的不断萎缩下降。 　　对大学老师来说剩下的只有他们是先锋派的信念。从非常勉强的意义上来讲，他们是先锋派(avant-garde)，就是说他们继续越来越深得挖掘越来越低层的大众文化的形式---如伊丽莎白式便盆的涂鸦和人类怪僻。从前的最好标准让文学和历史系学者出版的著作能够让学界以外的人从阅读中得到乐趣和智慧已经不复存在。当今根本找不到这种著作了。肖特教授引用的一本学界恐怖小说(学界小说的其中一类)《现代语言学会的谋杀案》(Murder at the MLA)韦尔兹利(Wellesley)英语系的主任被发现“就像他的文章一样毫无生机。” 但是这些天来英语系写的几乎所有文章就像那些英语老师一样死气沉沉。 　　对肖特教授来说，过去的日子几乎纯粹是非常糟糕的。作为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回忆起在1968年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会议上控制电话支持团体抗议，“该组织的保守主义和老家伙管理”。现在每年一次的MLA会议好像主要让新闻记者写篇滑稽的报道而已，描述提交会议的论文中的荒谬讨论对象。在这样的会议上，妇女进进出出，场内场外谈论吮吸阴茎，虽然她们阅读深刻，但是肯定找不到一个简·奥斯丁(Jane Austen)。 　　这就是MLA的政治化，另外一个对抗的组织已经成立叫做“文学学者和批评家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Literary Scholars and Critics)他们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是把英语研究拨回正确的轨道。我自己就是这个协会的会员(每年交35美元的会费)。我不去参加它的会议，但是人家寄给我会议简报和杂志，它们提醒我们从前的传统英语研究是多么乏味。但是让人高兴的是，乏味但决不荒唐，乏味并不总是不相干的，乏味并不是智慧粪便被排泄出来。 　　英语系的糟糕的历史充满枯燥乏味的日子，有太多的学究和老古董。但是也产生了一批大学教授，他们的著作超越大学的围墙帮助提升整体文化水平，像雅各·巴赞(Jacques Barzun), 莱昂乃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艾伦·莫尔斯(Ellen Moers), 沃尔特·杰克森·巴特(Walter Jackson Bate), 艾林·沃德(Aileen Ward)罗伯特·佩恩·华伦(Robert Penn Warren)。糟糕的现在却随着完全政治化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和卡乃尔·威斯特(Cornel West)(哈佛黑人教授)的去世而失去任何代表。 　　我们当今大学里拥有的东西是对这个时代的乏味的极端反应，也是英语系学术研究话题完全耗尽的结果。写作更多的关于拜伦(Byron),雪莱(Shelley),济慈(Keats), 卡夫卡(Kafka)乔伊斯(Joyce)和两个艾略特(two Eliots)文章和书籍是不可能的(当然不阻止他们的到来)。这个钟摆已经晃动，被猛烈的推动一下已经在储藏钟表的盒子里动荡不已。 　　从我没有阅读的学界小说列夫·拉斐尔(Lev Raphael)的《老情人的死亡》(The Death of a Constant Lover)(1999)中，肖特教授引用了小说的最末一段挽歌： 　　每当我在会议上和来自其他大学的老师交谈时，真相往往在喝上一两杯之后就露出来了：没有哪个教授是开心的，不管他们的学生多聪明勤奋，不管他们的工资和外快有多可观，不管环境多漂亮，不管课时负担有多轻，不管科研经费多丰裕。我不知道是大学本身招致了不适应或不满意还是学界的吞没一切的虚伪已经把von Trapp family，变得消沉郁郁寡欢。 　　我最好的猜测是两者都有。大学吸引善于学习的人进来并留下来。学习成绩好虽然需要足够的能力但并不是很多。正如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曾经指出的学生时期得全优的人被鼓励留在学校：留下来获得更多的好成绩，攻读更多的学位，谋求教师职位。年轻的时候，前头的生活好像一片光明。他们想象自己意气风发，年轻有为，发表重要的著作，有足够的时间从事休闲活动。 　　但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事情开始走上邪路，让人恼火的事情开始狠狠地砸过来。往往到了他们40岁的时候，发现学生并不欣赏他们，书也没有写出来，上课开始感觉翻来覆去让人厌烦，同事关系很少能像想象的那样融洽，没有真正好的休闲时间。与此同时，那些在大学里成绩并不怎么好的学生好像开着梅塞德斯牌汽车(Mercedes)(德国名车)，购买了百万美元的房子，享受自由和富足的生活，让那些从前的优等生如今的教授羡慕不已，他们不仅没有得到这种生活的可能性，而且一个公正的社会也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既然政治已经打败英语系的文学，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了。大学教授们至少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师们，被政治正确所困扰，被自己强加上的文化多元，没有来自上面的领导，非常清楚他们出版的著作对学术圈子如MLA或类似学术组织之外的人没有任何价值和兴趣，当然就没有理由高兴起来。 　　因此，让他们独自呆着吧，让这些拿钱过多工作太少，肯定有点精神错乱，无法找到办法摆脱从前费劲心机渴望进入的甜蜜的欢宴的人自己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