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了本汤显祖的传记，好歹给点儿掌声——读龚重谟《汤显祖大传》有感

多了本汤显祖的传记，好歹给点儿掌声 　　——读龚重谟《汤显祖大传》有感 　　 悠哉/文 　　等呀盼呀，在《汤显祖研究与辑佚》问世五周年后，我们终于读到了龚重谟先生的大著《汤显祖大传》（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悠哉的心情和别人是一样的，久久沉浸于书中，细品着慢嚼着，努力吸收著者所捧出的一份精神大餐。 　　迄今为止，关于汤显祖的传记，中国已经出现了多部：龚重谟等《汤显祖编年传》、黄之冈《汤显祖编年传》、徐朔方《汤显祖评传》、李贞瑜《汤显祖》、邹自振《汤显祖》等，如今龚重谟新出一部《汤显祖大传》，其“新”在何处？其“大”又在何处？这两个问号，相信每个读者拿到书后都会萦绕脑际，久久挥之不去的。倘若这两个问号得到圆满的答案，掌声哗哗汇成一片，反之则是另一种情形。悠哉就是带着这两个问号走进《汤显祖大传》的。 　　此外声明一句：《燕园梦》作者悠哉阅读中外文豪传记多矣！对于文学巨匠的传记，悠哉有着很高的阅读期待，遴选其代表作如下：外国的是茨威格《巴尔扎克传》，中国的是林庚《诗人李白》。 　　何以选这两部呢？早在中学时代，悠哉读到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耽耽沉溺于他对巴尔扎克心灵世界的揭示。啊呀呀，真叫绝了！茨威格是二十世纪奥地利的小说家，而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按道理讲，他对巴尔扎克的研究并不占据优势，无论如何写不过法国人的。然而奇怪的是，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竟然一直畅销于中国图书市场，而且存在多个译本，这难道不算一件奇事？不仅是这部传记，茨威格还写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米开朗基罗、克莱斯特、荷尔德林……这些传记部部精彩，堪称传记中的经典作品。 　　至于林庚先生的《诗人李白》，虽然是薄薄一本小册子，然而该书概括出“盛唐气象”，提出李白的“布衣感”，让读者一下就把握住诗人李白所处的时代氛围及其诗歌特质，将一个活生生的李白推到读者眼面前，叫读者怎么不由衷叹服呀？顺便说一下：陈子昂拈出一词“汉魏风骨”，就将建安时代诗歌的总体特征准确勾勒出来了；鲁迅拈出一词“魏晋风度”，就将魏晋时期士子的精神风貌准确勾勒出来了。林庚先生汲纳前人的思想菁华，也拈出一词“盛唐气象”，就将李白时代的总体风貌和盘托出，多么高妙的概括力啊！倘若当今学者能够具有这等笔力，则悠哉甘愿拱手，拜为师傅矣！ 　　或问：“哎，悠哉，梦话吧？当今学术界如此功利化，风气如此浊污堕坠，哪有这等大手笔呀？” 　　悠哉尬然答曰：“确属梦话。一来是，悠哉对于文豪传记有着很高的阅读期待嘛，奈何？奈何？二来是，汤显祖号称‘东方莎士比亚’，诚乃第一流的中国文学大师，倘若有人果敢站出来，高喝一声：‘我来写！’有什么不好的呢？” 　　扯远了，回到《汤显祖大传》吧！ 　　龚先生的这部大著，一是资料详实，搜罗齐全，例如：汤显祖的祖先姓“殷”、汤显祖的世系表、玉茗堂示意图……本书呈现得一清二楚。二是脉络清晰，结构匀称：他的出生、读书、交友、应举、入仕、贬谪、宦声、归隐、仙逝、留芳，交代得一清二楚。这两个“一清二楚”，足见龚先生下了大功夫，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理当喝一声彩。诚乃一部大传，而且确有其新意。这样一来，其“大”和其“新”，就算落在实处，没有担荷虚名了。 　　由于该著是在《汤显祖研究与辑佚》的基础上推出的，悠哉于是比照二者，看看龚先生如今是否对“汤学”有了新的研究推进；尤其是，《汤显祖研究与辑佚》带有与徐朔方先生论争的性质，我还要看看本书中，龚先生是否将这场学术论争进行到底。 　　哈哈，果然！果然有！ 　　对于“屠隆访问遂昌时间”、“《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出于伪托”、“汤显祖会见利玛窦”等学术问题，龚先生仍然坚持己见，点名批评了徐朔方先生。这种学术精神好，铁骨铮铮，值得大加褒扬，掌声呀响起来！ 　　顺便提一下：徐先生主张续娶夫人傅氏是位妓女，汤显祖疑死于梅毒，这个学术观点，流传学术界业已多年。悠哉原本期待《汤显祖大传》对此呐出宏喊，遗憾的是：龚先生竟然选择了回避。唉，不该哟！不该哟！既然号称《汤显祖大传》，如此重大一个学术问题您岂能绕开，而不给出自己的说法呢？一个吸引眼球的“看点”打了水漂，其憾何如？其怅何如？于是，掌声给出几响就算了，及时打住吧。若冠以“经久不息”的修饰语，委实不宜也。 　　个别用词欠推欠敲，例如第12页讲：“汤家是临川殷实的耕读世家”，这就不对了。古人云：“五代承泽，方成世家。”例如孔子世家等。随便搜一搜网络解释：“世家最早出自《孟子·滕文公》，指门第高贵、世代为官的人家。世家即是世世代代相沿的大姓氏大家族。这些世代相沿的大姓氏大家族即是世家。”这种高门大户，怎么可能代代耕地？只闻“耕读之家”、“耕读传家久”的说法，从没听说过“耕读世家”一说。诸葛亮在《出师表》里明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谓之“耕读世家”可也。也就是说，耕读之家指的是靠自己劳作的布衣，他们一边守着小块地糊口，一边埋首坟典以求发迹。汤家在临川属于“名门望族”且“藏书四万卷”（第9页），这种人家的孩子自然打小就不耕不耘，不稼不穑，一心攻读应举的。纵观汤显祖的一生，他确实是这么走过来的。偏偏《汤显祖大传》称其载耕载读，唉，不该呀！太不该喽！ 　　针对个别问题，《汤显祖大传》较《汤显祖研究与辑佚》有了推进，见出“汤学”研究的新成果。例如，在《汤显祖研究与辑佚》中龚先生说：“达观赴临川访汤显祖，两人‘几夜交芦话不眠’就是围绕‘根于情’还是‘根于理’的论争。”（第62页）到了《汤显祖大传》，论述就细化，改成如下： 　　“就在玉茗堂建好，汤显祖正在准备年货过归家后的第一个春节时，达观于农历十二月十九日从庐山归宗寺来到临川。达观是应临川知县吴用先邀请而来，来前并不知道汤显祖已弃官回了临川。”（第181页） 　　又如，龚先生在新著中肯定：“汤显祖的‘性灵说’对‘公安派’有直接的影响。当汤显祖对拟古派进行批判时，袁宏道还只是个不满二十岁的无名少年。”（第76页） 　　以上见地，允称“汤学”的新收获，可喜可贺！ 　　若要指瑕，个别失误难免，无须为此破费笔墨，纠纠缠缠的。汤显祖的最高成就乃是一部《牡丹亭》，彪炳千秋。现在我们集中精力，看看《汤显祖大传》就这部戏剧作出怎样的论述，此乃全书之“眼”，成败系乎阿堵。龚先生是这样论述的： 　　“汤显祖作《牡丹亭》本非单纯为写男女风流故事，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借‘情’的故事来宣泄自己的政治旨趣。”（第177页） 　　讲得更直白些：汤显祖借一起死而复活的人鬼婚恋，来宣泄自己的政治旨趣。 　　于是我们必须追问：汤显祖表达的“政治旨趣”，究竟是什么呢？ 　　对此问题，偏偏龚先生搁置不谈，改而论述该剧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思想意义： 　　“汤显祖少时从王学左派罗汝芳处接受了‘制欲非体仁’、‘天理尽在人欲中’的说教，贬谪徐闻生发的‘人为贵’的‘贵生说’，倡导‘以民为本’，肯定作为人存在的基本权利和意志诉求。他现在要用传奇戏曲作阵地，高扬‘情’的大旗，客观上颠覆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第177页） 　　悠哉读此太息，三摇首，理由如下： 　　首先，既然《牡丹亭》带有作者的“政治旨趣”，怎么能一掠而过呢？第十五章题为“以情格理《牡丹亭》”，整章除了以上所引“政治旨趣”四个字，就再也读不到相关内容。窃以为，既然《牡丹亭》带有“政治旨趣”，那它就是个影射现实政治的“政治剧”。我想这个概括没有错吧？然而作者偏偏放弃进一步探讨，从这个角度展开精深的论述。质言之，汤显祖很早就立下政治理想：“在青年时代他立志要像王安石那样……为改革政治大刀阔斧干一番事业”（第3页），而且任职期间他政绩显赫，这些《汤显祖大传》都写到了。但是，究竟该如何看待并概括《牡丹亭》的“政治旨趣”呢？龚先生沉默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不该沉默的地方，龚先生笔怯力弱地选择沉默。 　　其次，龚先生认为《牡丹亭》是“掀翻情窟”，“高扬‘情’的大旗，客观上颠覆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悠哉认为这个概括劣甚，洵属“打错靶”，一来是陈旧过时，二来是乱贴标签。具体阐述如下： 　　程朱理学距离明朝好几百年了。汤显祖创作《牡丹亭》，乃是针对社会的现实问题，他干嘛要跟死掉几百年的古人较劲，成心跟他们过不去呢？因此我说，这概括牛头不对马嘴：他的学术靶子打错了，属于乱贴标签。 　　也许有人要辩护说，那是因为程朱理学在明朝仍然被统治者利用，起着禁锢人们头脑的作用呀！悠哉做捧腹憨笑科，喝彩道：“讲得好！”继续采用苏格拉底式的追问：理学有两大发展阶段，程朱理学属于“宋学”，发展到明朝就进入“心学”阶段了。假设汤显祖果真反对理学，他必定会选择王阳明的“心学”来反对的，怎么会舍近求远，舍弃王阳明不反而偏去反对程朱呢？上述人也许要说：那是因为王的“心学”只是理学内部的一股势力，占据官方主流的仍然是程朱理学呀！可是悠哉仍要执拗地追问：王阳明于万历十二年(1584)荣获从祀孔庙的资格，而《牡丹亭》完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较这件盛举迟晚14年。整整迟晚了14年啊！汤显祖是官场中过来的，多次到过首都北京，他不会无知到不了解王阳明已经从祀孔庙，荣获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吧？ 　　质言之，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本质上都是理学，他们之间的争吵是理学的内部纷争。王阳明“心学”的巨大成就，及其荣获从祀孔庙的资格，还引发了一场轰动效应：许多人纷纷热衷讲学，例如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耿定向、耿定理等。罗汝芳不仅自己在南城、南京等地讲学，而且鼓动弟子汤显祖也加入，遭到他的婉拒。本质上，汤显祖是个文人，他钟情于词章和戏曲。他认为自己的事业在这块地盘上，而不在于开坛讲学——无论是“弘扬理学”还是“反对理学”，他丝毫也不感兴趣。 　　第三，程朱理学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将其简陋地概括为干瘪的六个字“存天理，灭人欲”——多么干干瘪瘪啊——究竟有多大意义呀？这明显地属于乱贴标签，在哲学上毫无意义。试问：人有七情六欲，如果程朱理学将“人欲”统统灭掉，那人还叫人吗？质言之，对于正常的人欲，程朱理学不仅不禁锢，相反是大力鼓舞的。至于超越礼教规范的诸多“淫欲”、“邪欲”、“恶欲”、“歹欲”，他们自是坚决反对的，强调仁人志士应当“制欲”。中国自古是个礼教社会，孔子就呼吁“克己复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并非始于程朱理学盛行的宋朝。用礼教来规范国人的行为，既有利又有弊：“利”的一面在于使人文质彬彬，仁爱向善，“弊”则在于其一造就许多伪君子、伪道学，其二尺度的松紧度不好掌握，唐朝的礼教约束很宽泛，宋明两朝就偏于严紧。即便如此，“礼教害人”也不等于“理学害人”，这是两码事情（尽管内部存在关联），岂能简单地划等号呢？譬如说，婚姻原是男女两个人的事情，你恋我爱就可以结婚，但是礼教出于防范硬性规定：“聘则为妻奔则妾”，于是出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偏偏中国人属于大家庭，家庭又隶属于家族，于是个人婚姻产生质变：原本只是两个人的事情，演变为家庭的甚至家族的事情。陆游与唐婉式的悲剧，祥林嫂式的悲剧，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炮制出的。试问：程朱理学何曾规定陆母有权命令儿子赶走儿媳？又何曾规定祥林家人有权强行绑卖祥林嫂？偏偏这类案件出现了，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往程朱理学头上扣屎盆子：“都是你不好！都是你害事！”这个道理，跟唐朝灭亡了就怪罪杨贵妃，“红颜乃祸水”，同样的荒唐可笑。 　　再拿旌表贞妇来讲吧：程朱理学何曾鼓励寡妇们都去饿死？但是偏偏某些妇女甘愿守寡殉节，地方政府出于好意，于是申请朝廷的旌表。事情到此完结没有？没有！好面子的某些家族领到朝廷圣旨后，于是扭曲地宣传贞洁，致使愚妇们纷纷效仿，事情就扭曲地走向了反面。究其实，愚妇们何曾钻研过程朱理学？因此，悠哉认为，这明显地是乱贴标签，学术态度很不严谨。这个道理，就好比中央号召“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原意何曾鼓励官员们以权谋私？到了执行起来，偏偏官员们普遍搞权钱交易，于是贪腐者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倘若为此抨击中央路线方针错误，那岂不是荒唐地“打错靶”么？ 　　回到本话题：通常我们讲“通情达理”，可见情理是互渗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龚先生认为《牡丹亭》是“以情格理”，于是我就请问：“情”的定义是什么？“理”的定义又是什么？二者究竟什么关系？翻遍《汤显祖大传》第十五章，龚先生并没有作任何解释。这就大大地欠妥了，而且没办法进行学术讨论。如果找不到准确解释，搞不清楚其具体内容，这么你格来我格去的，有什么学术意义呢？质言之，人是极复杂的存在，“人欲”也是极复杂的，善与恶含蕴其中。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无论是罗汝芳还是汤显祖，他们既不会概然倡导“制欲”和“灭人欲”，也不会概然反对“制欲”和“灭人欲”，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反对的究竟是哪些“人欲”呢？这是个关键问题，《汤显祖大传》没有厘清，于是沦为乱贴标签，毫无学术新意。呜呼，莫大遗憾也么哥！ 　　另，龚先生主张该剧反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此处概念给他偷换了：他明明讲的是“以情格理”，可紧接着又出现个“欲”字。于是我要请问：汤显祖究竟是“以情格理”，还是“以情格欲”呢？ 　　第十六章涉及汤显祖与达观和尚的争论，龚先生倒是给出一个说法： 　　“理学，即性理之学。朱熹说：‘性即理也。’中国佛教史上，‘理’一般指永恒不变的真心实体，即‘一真法界’之性。‘情’则被认作是凡夫妄计执着的根源。‘真心’即真实无妄之心，也就是绝尘去俗的心的本性即佛性。达观说，人心本来是符合天性的，但有了情的干扰，真心便痴顽不化，只有明理才能消情，从而恢复人的天性。”（第185页） 　　这么绕来绕去的，越绕越叫人糊涂死了！ 　　试问：朱熹所谈“性即理也”属于儒学的范畴，南宋理学即新的儒学，可是达观是个和尚，他信奉的并非儒学，而是佛学。请注意：“理学”与“佛学”乃是两个领域的事情。他们都采用“性”、“理”、“情”、“欲”这些概念，然而其内涵并不等同。理学继承的是孔孟衣钵，关注“修齐治平”这一套，佛学则不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们尽管使用的概念相同，内涵不可能尽同的。不错，到宋明以后“援佛入儒”、“儒道释汇通”，但是终究三家是三家，界域很是分明，并没有合并为一家啊！ 　　文学研究工作者并没厘清这些概念，偏偏就“胡子眉毛一把抓”，简陋地将它们划上等号，然后你抄述他的，我又抄述你的，彼此引来引去，惑弄一代又一代读者。唉，奈何？奈何？ 　　悠哉在此并非批评龚先生一人，而是指出该研究领域的通病：翻阅一下徐朔方《汤显祖评传》等著作，也是“性”、“理”、“情”、“欲”等概念满书皆是，想看看它们作何定义：对不起，概付阙如！其内涵作者没搞清楚，具体论述就沦为乱贴标签，满纸尽是胡言妄语。 　　既然提及徐朔方的著作，悠哉就拿书中一则话题来掰扯掰扯吧！《汤显祖评传》论及《牡丹亭》男主人公柳梦梅时，这样评说： 　　“不得不承认，他毕竟是封建士大夫之类的平庸人物。这位来自现实世界的热衷功名的书生和富有理想的杜丽娘是不同的。”（第131页） 　　作为“汤学”的泰斗级学者，看问题的眼光竟然如此浅陋，真叫人跌破眼镜，磕坏门牙了！试问徐朔方：第一，杜丽娘明明有台词“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不就表明她很渴望嫁一位进士，最好是嫁个状元郎？说到底，作为“举业八大家”之一，汤显祖岂能不热衷功名？他既如此热衷功名，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岂能不热衷？杜丽娘有如此想法并不损害其形象高大，柳梦梅有如此想法为何就遭你泼脏粪？第二，柳梦梅是穷得叮当响的一介寒儒，你叫他不热衷功名岂能办到？谁供给他吃的和穿的？他若不蟾宫折桂，贵族小姐杜丽娘岂能钟情于他？ 　　一个拿着政府特殊津贴的著名学者，就这样满嘴喷粪地混迹学术界，读到这种破学术著作，耿直学人能不太息郁闷乎？ 　　相比之下，龚重谟的《汤显祖大传》算是略胜，却也未达到我心目中的理想，倘若拿茨威格《巴尔扎克传》和林庚《诗人李白》从严要求。 　　作为龚先生的一位忘年交，《燕园梦》作者悠哉其实很寄希望于他的，这是掏心窝子说。然而我也清醒地知道：在方今中国，安心做学问的有几个？当茨威格、林庚那样的传记作者，必须有飞动的想象力，必须有诗人情怀（汤显祖就是大诗人嘛！），必须有深湛的概括力（鲁迅能提炼“魏晋风度”，林庚能提炼“盛唐气象”，别个学者有此能耐么？），还必须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广博的学科知识。譬如讲吧，《牡丹亭》就涉及宋明理学和佛学的学养，如果这方面学养匮缺，写出的东西就难以立住脚，此外涉及戏曲知识等。 　　第四，由“汤显祖少时从王学左派罗汝芳处接受了‘制欲非体仁’、‘天理尽在人欲中’的说教”这句话，悠哉又想到： 　　（一）既然汤显祖接受了以上说教，那就等于他也是个理学家，因为他老师就是个理学家嘛！既然汤显祖也是个理学家，那他反对程朱理学做什么？这个问题，徐朔方、龚重谟等学者稀里糊涂的，都没有想明白。 　　（二）汤显祖少时所接受的上述教条，其实根本就没道理：“制欲非体仁”，反过来也就是说：欲望别去限制，而是任其肆虐喽？譬如说，官吏贪脏枉法、衙内调戏妇女、强盗谋财害命……人的欲望不“制”，社会可就乱套了。至于“天理尽在人欲中”，也是一派胡言：人欲有正常的七情六欲，也有变态的淫欲、邪欲、恶欲、歹欲，乌能不加区分，一概肯定其“尽在天理中”？罗汝芳、汤显祖，唉唉，你们脑子好糊涂哟！ 　　最后闲扯几句：唐代有“传奇”，那是士子们用于“温卷”干谒的游戏笔墨，叙述一个个婉曲的离奇故事，其中《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就被汤显祖改编为戏曲，名称也叫“传奇”。同样是“传奇”，前者称的是小说，后者称的是戏曲。那么，为什么明朝人固执地沿用旧称，而不换一个新名称呢？这其中，难道不含奥妙吗？悠哉读过好多本《中国文学史》，没有一个学者阐述明白了。没有一个！这说明什么？不客气地讲：中国的教授呀、博士呀，混饭吃的太多太多。 　　概言之，多了本汤显祖的传记，好歹给点儿掌声。 　　2014-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