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了本汤显祖的传记,好歹给点儿掌声——读龚重谟《汤显祖大传》有感
来自: 悠哉(中国潜作家协会)
多了本汤显祖的传记,好歹给点儿掌声 ——读龚重谟《汤显祖大传》有感 悠哉/文 等呀盼呀,在《汤显祖研究与辑佚》问世五周年后,我们终于读到了龚重谟先生的大著《汤显祖大传》(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悠哉的心情和别人是一样的,久久沉浸于书中,细品着慢嚼着,努力吸收著者所捧出的一份精神大餐。 迄今为止,关于汤显祖的传记,中国已经出现了多部:龚重谟等《汤显祖编年传》、黄之冈《汤显祖编年传》、徐朔方《汤显祖评传》、李贞瑜《汤显祖》、邹自振《汤显祖》等,如今龚重谟新出一部《汤显祖大传》,其“新”在何处?其“大”又在何处?这两个问号,相信每个读者拿到书后都会萦绕脑际,久久挥之不去的。倘若这两个问号得到圆满的答案,掌声哗哗汇成一片,反之则是另一种情形。悠哉就是带着这两个问号走进《汤显祖大传》的。 此外声明一句:《燕园梦》作者悠哉阅读中外文豪传记多矣!对于文学巨匠的传记,悠哉有着很高的阅读期待,遴选其代表作如下:外国的是茨威格《巴尔扎克传》,中国的是林庚《诗人李白》。 何以选这两部呢?早在中学时代,悠哉读到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耽耽沉溺于他对巴尔扎克心灵世界的揭示。啊呀呀,真叫绝了!茨威格是二十世纪奥地利的小说家,而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按道理讲,他对巴尔扎克的研究并不占据优势,无论如何写不过法国人的。然而奇怪的是,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竟然一直畅销于中国图书市场,而且存在多个译本,这难道不算一件奇事?不仅是这部传记,茨威格还写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米开朗基罗、克莱斯特、荷尔德林……这些传记部部精彩,堪称传记中的经典作品。 至于林庚先生的《诗人李白》,虽然是薄薄一本小册子,然而该书概括出“盛唐气象”,提出李白的“布衣感”,让读者一下就把握住诗人李白所处的时代氛围及其诗歌特质,将一个活生生的李白推到读者眼面前,叫读者怎么不由衷叹服呀?顺便说一下:陈子昂拈出一词“汉魏风骨”,就将建安时代诗歌的总体特征准确勾勒出来了;鲁迅拈出一词“魏晋风度”,就将魏晋时期士子的精神风貌准确勾勒出来了。林庚先生汲纳前人的思想菁华,也拈出一词“盛唐气象”,就将李白时代的总体风貌和盘托出,多么高妙的概括力啊!倘若当今学者能够具有这等笔力,则悠哉甘愿拱手,拜为师傅矣! 或问:“哎,悠哉,梦话吧?当今学术界如此功利化,风气如此浊污堕坠,哪有这等大手笔呀?” 悠哉尬然答曰:“确属梦话。一来是,悠哉对于文豪传记有着很高的阅读期待嘛,奈何?奈何?二来是,汤显祖号称‘东方莎士比亚’,诚乃第一流的中国文学大师,倘若有人果敢站出来,高喝一声:‘我来写!’有什么不好的呢?” 扯远了,回到《汤显祖大传》吧! 龚先生的这部大著,一是资料详实,搜罗齐全,例如:汤显祖的祖先姓“殷”、汤显祖的世系表、玉茗堂示意图……本书呈现得一清二楚。二是脉络清晰,结构匀称:他的出生、读书、交友、应举、入仕、贬谪、宦声、归隐、仙逝、留芳,交代得一清二楚。这两个“一清二楚”,足见龚先生下了大功夫,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理当喝一声彩。诚乃一部大传,而且确有其新意。这样一来,其“大”和其“新”,就算落在实处,没有担荷虚名了。 由于该著是在《汤显祖研究与辑佚》的基础上推出的,悠哉于是比照二者,看看龚先生如今是否对“汤学”有了新的研究推进;尤其是,《汤显祖研究与辑佚》带有与徐朔方先生论争的性质,我还要看看本书中,龚先生是否将这场学术论争进行到底。 哈哈,果然!果然有! 对于“屠隆访问遂昌时间”、“《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出于伪托”、“汤显祖会见利玛窦”等学术问题,龚先生仍然坚持己见,点名批评了徐朔方先生。这种学术精神好,铁骨铮铮,值得大加褒扬,掌声呀响起来! 顺便提一下:徐先生主张续娶夫人傅氏是位妓女,汤显祖疑死于梅毒,这个学术观点,流传学术界业已多年。悠哉原本期待《汤显祖大传》对此呐出宏喊,遗憾的是:龚先生竟然选择了回避。唉,不该哟!不该哟!既然号称《汤显祖大传》,如此重大一个学术问题您岂能绕开,而不给出自己的说法呢?一个吸引眼球的“看点”打了水漂,其憾何如?其怅何如?于是,掌声给出几响就算了,及时打住吧。若冠以“经久不息”的修饰语,委实不宜也。 个别用词欠推欠敲,例如第12页讲:“汤家是临川殷实的耕读世家”,这就不对了。古人云:“五代承泽,方成世家。”例如孔子世家等。随便搜一搜网络解释:“世家最早出自《孟子·滕文公》,指门第高贵、世代为官的人家。世家即是世世代代相沿的大姓氏大家族。这些世代相沿的大姓氏大家族即是世家。”这种高门大户,怎么可能代代耕地?只闻“耕读之家”、“耕读传家久”的说法,从没听说过“耕读世家”一说。诸葛亮在《出师表》里明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谓之“耕读世家”可也。也就是说,耕读之家指的是靠自己劳作的布衣,他们一边守着小块地糊口,一边埋首坟典以求发迹。汤家在临川属于“名门望族”且“藏书四万卷”(第9页),这种人家的孩子自然打小就不耕不耘,不稼不穑,一心攻读应举的。纵观汤显祖的一生,他确实是这么走过来的。偏偏《汤显祖大传》称其载耕载读,唉,不该呀!太不该喽! 针对个别问题,《汤显祖大传》较《汤显祖研究与辑佚》有了推进,见出“汤学”研究的新成果。例如,在《汤显祖研究与辑佚》中龚先生说:“达观赴临川访汤显祖,两人‘几夜交芦话不眠’就是围绕‘根于情’还是‘根于理’的论争。”(第62页)到了《汤显祖大传》,论述就细化,改成如下: “就在玉茗堂建好,汤显祖正在准备年货过归家后的第一个春节时,达观于农历十二月十九日从庐山归宗寺来到临川。达观是应临川知县吴用先邀请而来,来前并不知道汤显祖已弃官回了临川。”(第181页) 又如,龚先生在新著中肯定:“汤显祖的‘性灵说’对‘公安派’有直接的影响。当汤显祖对拟古派进行批判时,袁宏道还只是个不满二十岁的无名少年。”(第76页) 以上见地,允称“汤学”的新收获,可喜可贺! 若要指瑕,个别失误难免,无须为此破费笔墨,纠纠缠缠的。汤显祖的最高成就乃是一部《牡丹亭》,彪炳千秋。现在我们集中精力,看看《汤显祖大传》就这部戏剧作出怎样的论述,此乃全书之“眼”,成败系乎阿堵。龚先生是这样论述的: “汤显祖作《牡丹亭》本非单纯为写男女风流故事,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借‘情’的故事来宣泄自己的政治旨趣。”(第177页) 讲得更直白些:汤显祖借一起死而复活的人鬼婚恋,来宣泄自己的政治旨趣。 于是我们必须追问:汤显祖表达的“政治旨趣”,究竟是什么呢? 对此问题,偏偏龚先生搁置不谈,改而论述该剧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思想意义: “汤显祖少时从王学左派罗汝芳处接受了‘制欲非体仁’、‘天理尽在人欲中’的说教,贬谪徐闻生发的‘人为贵’的‘贵生说’,倡导‘以民为本’,肯定作为人存在的基本权利和意志诉求。他现在要用传奇戏曲作阵地,高扬‘情’的大旗,客观上颠覆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第177页) 悠哉读此太息,三摇首,理由如下: 首先,既然《牡丹亭》带有作者的“政治旨趣”,怎么能一掠而过呢?第十五章题为“以情格理《牡丹亭》”,整章除了以上所引“政治旨趣”四个字,就再也读不到相关内容。窃以为,既然《牡丹亭》带有“政治旨趣”,那它就是个影射现实政治的“政治剧”。我想这个概括没有错吧?然而作者偏偏放弃进一步探讨,从这个角度展开精深的论述。质言之,汤显祖很早就立下政治理想:“在青年时代他立志要像王安石那样……为改革政治大刀阔斧干一番事业”(第3页),而且任职期间他政绩显赫,这些《汤显祖大传》都写到了。但是,究竟该如何看待并概括《牡丹亭》的“政治旨趣”呢?龚先生沉默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不该沉默的地方,龚先生笔怯力弱地选择沉默。 其次,龚先生认为《牡丹亭》是“掀翻情窟”,“高扬‘情’的大旗,客观上颠覆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悠哉认为这个概括劣甚,洵属“打错靶”,一来是陈旧过时,二来是乱贴标签。具体阐述如下: 程朱理学距离明朝好几百年了。汤显祖创作《牡丹亭》,乃是针对社会的现实问题,他干嘛要跟死掉几百年的古人较劲,成心跟他们过不去呢?因此我说,这概括牛头不对马嘴:他的学术靶子打错了,属于乱贴标签。 也许有人要辩护说,那是因为程朱理学在明朝仍然被统治者利用,起着禁锢人们头脑的作用呀!悠哉做捧腹憨笑科,喝彩道:“讲得好!”继续采用苏格拉底式的追问:理学有两大发展阶段,程朱理学属于“宋学”,发展到明朝就进入“心学”阶段了。假设汤显祖果真反对理学,他必定会选择王阳明的“心学”来反对的,怎么会舍近求远,舍弃王阳明不反而偏去反对程朱呢?上述人也许要说:那是因为王的“心学”只是理学内部的一股势力,占据官方主流的仍然是程朱理学呀!可是悠哉仍要执拗地追问:王阳明于万历十二年(1584)荣获从祀孔庙的资格,而《牡丹亭》完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较这件盛举迟晚14年。整整迟晚了14年啊!汤显祖是官场中过来的,多次到过首都北京,他不会无知到不了解王阳明已经从祀孔庙,荣获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吧? 质言之,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本质上都是理学,他们之间的争吵是理学的内部纷争。王阳明“心学”的巨大成就,及其荣获从祀孔庙的资格,还引发了一场轰动效应:许多人纷纷热衷讲学,例如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耿定向、耿定理等。罗汝芳不仅自己在南城、南京等地讲学,而且鼓动弟子汤显祖也加入,遭到他的婉拒。本质上,汤显祖是个文人,他钟情于词章和戏曲。他认为自己的事业在这块地盘上,而不在于开坛讲学——无论是“弘扬理学”还是“反对理学”,他丝毫也不感兴趣。 第三,程朱理学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将其简陋地概括为干瘪的六个字“存天理,灭人欲”——多么干干瘪瘪啊——究竟有多大意义呀?这明显地属于乱贴标签,在哲学上毫无意义。试问:人有七情六欲,如果程朱理学将“人欲”统统灭掉,那人还叫人吗?质言之,对于正常的人欲,程朱理学不仅不禁锢,相反是大力鼓舞的。至于超越礼教规范的诸多“淫欲”、“邪欲”、“恶欲”、“歹欲”,他们自是坚决反对的,强调仁人志士应当“制欲”。中国自古是个礼教社会,孔子就呼吁“克己复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并非始于程朱理学盛行的宋朝。用礼教来规范国人的行为,既有利又有弊:“利”的一面在于使人文质彬彬,仁爱向善,“弊”则在于其一造就许多伪君子、伪道学,其二尺度的松紧度不好掌握,唐朝的礼教约束很宽泛,宋明两朝就偏于严紧。即便如此,“礼教害人”也不等于“理学害人”,这是两码事情(尽管内部存在关联),岂能简单地划等号呢?譬如说,婚姻原是男女两个人的事情,你恋我爱就可以结婚,但是礼教出于防范硬性规定:“聘则为妻奔则妾”,于是出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偏偏中国人属于大家庭,家庭又隶属于家族,于是个人婚姻产生质变:原本只是两个人的事情,演变为家庭的甚至家族的事情。陆游与唐婉式的悲剧,祥林嫂式的悲剧,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炮制出的。试问:程朱理学何曾规定陆母有权命令儿子赶走儿媳?又何曾规定祥林家人有权强行绑卖祥林嫂?偏偏这类案件出现了,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往程朱理学头上扣屎盆子:“都是你不好!都是你害事!”这个道理,跟唐朝灭亡了就怪罪杨贵妃,“红颜乃祸水”,同样的荒唐可笑。 再拿旌表贞妇来讲吧:程朱理学何曾鼓励寡妇们都去饿死?但是偏偏某些妇女甘愿守寡殉节,地方政府出于好意,于是申请朝廷的旌表。事情到此完结没有?没有!好面子的某些家族领到朝廷圣旨后,于是扭曲地宣传贞洁,致使愚妇们纷纷效仿,事情就扭曲地走向了反面。究其实,愚妇们何曾钻研过程朱理学?因此,悠哉认为,这明显地是乱贴标签,学术态度很不严谨。这个道理,就好比中央号召“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原意何曾鼓励官员们以权谋私?到了执行起来,偏偏官员们普遍搞权钱交易,于是贪腐者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倘若为此抨击中央路线方针错误,那岂不是荒唐地“打错靶”么? 回到本话题:通常我们讲“通情达理”,可见情理是互渗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龚先生认为《牡丹亭》是“以情格理”,于是我就请问:“情”的定义是什么?“理”的定义又是什么?二者究竟什么关系?翻遍《汤显祖大传》第十五章,龚先生并没有作任何解释。这就大大地欠妥了,而且没办法进行学术讨论。如果找不到准确解释,搞不清楚其具体内容,这么你格来我格去的,有什么学术意义呢?质言之,人是极复杂的存在,“人欲”也是极复杂的,善与恶含蕴其中。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无论是罗汝芳还是汤显祖,他们既不会概然倡导“制欲”和“灭人欲”,也不会概然反对“制欲”和“灭人欲”,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反对的究竟是哪些“人欲”呢?这是个关键问题,《汤显祖大传》没有厘清,于是沦为乱贴标签,毫无学术新意。呜呼,莫大遗憾也么哥! 另,龚先生主张该剧反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此处概念给他偷换了:他明明讲的是“以情格理”,可紧接着又出现个“欲”字。于是我要请问:汤显祖究竟是“以情格理”,还是“以情格欲”呢? 第十六章涉及汤显祖与达观和尚的争论,龚先生倒是给出一个说法: “理学,即性理之学。朱熹说:‘性即理也。’中国佛教史上,‘理’一般指永恒不变的真心实体,即‘一真法界’之性。‘情’则被认作是凡夫妄计执着的根源。‘真心’即真实无妄之心,也就是绝尘去俗的心的本性即佛性。达观说,人心本来是符合天性的,但有了情的干扰,真心便痴顽不化,只有明理才能消情,从而恢复人的天性。”(第185页) 这么绕来绕去的,越绕越叫人糊涂死了! 试问:朱熹所谈“性即理也”属于儒学的范畴,南宋理学即新的儒学,可是达观是个和尚,他信奉的并非儒学,而是佛学。请注意:“理学”与“佛学”乃是两个领域的事情。他们都采用“性”、“理”、“情”、“欲”这些概念,然而其内涵并不等同。理学继承的是孔孟衣钵,关注“修齐治平”这一套,佛学则不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们尽管使用的概念相同,内涵不可能尽同的。不错,到宋明以后“援佛入儒”、“儒道释汇通”,但是终究三家是三家,界域很是分明,并没有合并为一家啊! 文学研究工作者并没厘清这些概念,偏偏就“胡子眉毛一把抓”,简陋地将它们划上等号,然后你抄述他的,我又抄述你的,彼此引来引去,惑弄一代又一代读者。唉,奈何?奈何? 悠哉在此并非批评龚先生一人,而是指出该研究领域的通病:翻阅一下徐朔方《汤显祖评传》等著作,也是“性”、“理”、“情”、“欲”等概念满书皆是,想看看它们作何定义:对不起,概付阙如!其内涵作者没搞清楚,具体论述就沦为乱贴标签,满纸尽是胡言妄语。 既然提及徐朔方的著作,悠哉就拿书中一则话题来掰扯掰扯吧!《汤显祖评传》论及《牡丹亭》男主人公柳梦梅时,这样评说: “不得不承认,他毕竟是封建士大夫之类的平庸人物。这位来自现实世界的热衷功名的书生和富有理想的杜丽娘是不同的。”(第131页) 作为“汤学”的泰斗级学者,看问题的眼光竟然如此浅陋,真叫人跌破眼镜,磕坏门牙了!试问徐朔方:第一,杜丽娘明明有台词“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不就表明她很渴望嫁一位进士,最好是嫁个状元郎?说到底,作为“举业八大家”之一,汤显祖岂能不热衷功名?他既如此热衷功名,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岂能不热衷?杜丽娘有如此想法并不损害其形象高大,柳梦梅有如此想法为何就遭你泼脏粪?第二,柳梦梅是穷得叮当响的一介寒儒,你叫他不热衷功名岂能办到?谁供给他吃的和穿的?他若不蟾宫折桂,贵族小姐杜丽娘岂能钟情于他? 一个拿着政府特殊津贴的著名学者,就这样满嘴喷粪地混迹学术界,读到这种破学术著作,耿直学人能不太息郁闷乎? 相比之下,龚重谟的《汤显祖大传》算是略胜,却也未达到我心目中的理想,倘若拿茨威格《巴尔扎克传》和林庚《诗人李白》从严要求。 作为龚先生的一位忘年交,《燕园梦》作者悠哉其实很寄希望于他的,这是掏心窝子说。然而我也清醒地知道:在方今中国,安心做学问的有几个?当茨威格、林庚那样的传记作者,必须有飞动的想象力,必须有诗人情怀(汤显祖就是大诗人嘛!),必须有深湛的概括力(鲁迅能提炼“魏晋风度”,林庚能提炼“盛唐气象”,别个学者有此能耐么?),还必须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广博的学科知识。譬如讲吧,《牡丹亭》就涉及宋明理学和佛学的学养,如果这方面学养匮缺,写出的东西就难以立住脚,此外涉及戏曲知识等。 第四,由“汤显祖少时从王学左派罗汝芳处接受了‘制欲非体仁’、‘天理尽在人欲中’的说教”这句话,悠哉又想到: (一)既然汤显祖接受了以上说教,那就等于他也是个理学家,因为他老师就是个理学家嘛!既然汤显祖也是个理学家,那他反对程朱理学做什么?这个问题,徐朔方、龚重谟等学者稀里糊涂的,都没有想明白。 (二)汤显祖少时所接受的上述教条,其实根本就没道理:“制欲非体仁”,反过来也就是说:欲望别去限制,而是任其肆虐喽?譬如说,官吏贪脏枉法、衙内调戏妇女、强盗谋财害命……人的欲望不“制”,社会可就乱套了。至于“天理尽在人欲中”,也是一派胡言:人欲有正常的七情六欲,也有变态的淫欲、邪欲、恶欲、歹欲,乌能不加区分,一概肯定其“尽在天理中”?罗汝芳、汤显祖,唉唉,你们脑子好糊涂哟! 最后闲扯几句:唐代有“传奇”,那是士子们用于“温卷”干谒的游戏笔墨,叙述一个个婉曲的离奇故事,其中《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就被汤显祖改编为戏曲,名称也叫“传奇”。同样是“传奇”,前者称的是小说,后者称的是戏曲。那么,为什么明朝人固执地沿用旧称,而不换一个新名称呢?这其中,难道不含奥妙吗?悠哉读过好多本《中国文学史》,没有一个学者阐述明白了。没有一个!这说明什么?不客气地讲:中国的教授呀、博士呀,混饭吃的太多太多。 概言之,多了本汤显祖的传记,好歹给点儿掌声。 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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