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民国热”与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热”与民国文学研究

2014年06月20日 10:09 来源：《华夏文化论坛》2013年第10辑 作者：李怡

http://lit.cssn.cn/wx/wx_xdwx/201406/t20140620_1219432.shtml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民国热”归根结底属于大众文化潮流，而“民国文学研究”则是中国学术多年探索发展的结果，是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向的表现，两者具有根本的不同，我们一方面应该加强学术研究的自觉性，与大众文化的趣味严格区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由此探索学术事业所拥有的真正的社会情怀，和一切严肃的学术研究一样，民国文学研究是在健康和积极的方向上为中国的当代文化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关 键 词】民国热/民国文学研究/社会情怀

　　【作者简介】李怡，男，196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经过多学界多年的倡导和努力，“民国文学”的概念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获得了人们的理解和接受，从民国历史文化的角度阐述文学现象也正在成为重新定位“现代文学”的重要思路，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动向。当然，面对我们业已熟悉的一套概念、思路和批评方式，“民国文学”的价值、意义和研究方式也依然需要更多的学者共同参与，并贡献自己的创造性思想，在更独特更具规模的“民国文学史”问世之前，种种的疑问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之一，就是困惑于社会上越来越强烈的“民国热”：在不无喧闹、鱼龙混杂的“民国消费”的浪潮中，所谓的“民国文学研究”又意味着什么？它根源于何方？试图通往何处？如何才能将流俗的迷乱与学术的理性划分开来？

　　在这个意义上，厘清当前中国社会的“民国热”与学术研究的“民国文学”思潮之相互关系，也就成了一件极有必要的事情。

　　作为当代大众文化的民国热

　　民国热，这个概念的所指本身并不明确：一种思想潮流？一种社会时尚？一种消费倾向？我们只能先这样描述，就目前一般报章杂志的议论而言，主要还是指由媒体与出版界渲染之后，又部分转入社会时尚追求与大众想象的“趣味的热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国”这一概念通常被另外一个色彩鲜明的词语代替：旧中国，它指涉的就是那一段早已经葬身历史坟墓的“军阀当道，万马齐喑，民不聊生”的时代，因早已结束而记忆发黄，因过于黑暗而不愿详述。而所谓的“民国热”就是对这些固化概念的反动，重新生发出了解、谈论这段历史的欲望，并且还不是一般的兴趣，简直引发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而强烈的热潮。据说，当代中国的“民国热”要追溯到2005年。余世存的《非常道》、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相继出版，一反过去人们对“民国”的刻板印象，种种新鲜的历史细节和“同情之理解”，唤起了中国人对原本早已尘封的这段“旧中国”历史的新的兴味。接下来的几年中，陶菊隐、傅国涌、何兆武、杨天石、智效民、邵建、李辉、孙郁等“民国见证人”与“民国史学者”不断推出各种鲜活的“民国话题”，使得我们在不断“惊艳”的发现中似乎触摸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而且，这些关于民国往事、民国人物的叙述又不时刺激到了我们当今生活的某些负面，今昔对比，但不再是过去那种模式化的“忆苦思甜”，在不少的时候，效果可能恰恰相反，民国的细节令人欣羡，反衬出今天的某种不足，这里显然不无记忆者的美化性删选，也难免阐释者的想象与完善，但对于广大的社会读者而言，严谨考辨并不是他们的任务，只要这些讲述能够填补我们的某种欠缺，满足他们的某些精神需要，一切就已经够了。“民国热”在“辛亥百年”的纪念中达到高峰，如今，在中国大陆的稍具规模的书店里，我们都能够看到成套、成架、成壁的民国专题图书，图书之外的则是更多的报刊文章、电视节目，甚至服饰的民国怀旧潮流，中国大陆的民国热还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了海峡对岸，在台湾的图书与电视中，也不时晃动着“民国记忆”的身影，只是，对于一个自称“民国进行时”所在，也会同我们一起讲述“过去的民国”，多少令人觉得诧异，它本身似乎也生动地提醒我们：民国热，主要还真是一种大众趣味的流变，而非知识精英的文化主题，尽管我们的知识界在其中推波助澜。①

　　作为当代大众文化体现的“民国热”是由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民国掌故”唤起兴味的，正是借助于这些“恍如隔世”的故事，人们逐渐看到了一个与我们熟悉的生活格局迥然有别的时代和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个性色彩鲜明的历史人物，出于某种可以理解的现实补偿心理，人们不免在这一历史意象中寄予了大量的想像，又逐渐将重塑的历史意象召唤进现实，成为某种时尚趣味的符号，如在一些婚纱艺术照与大学毕业纪念照中流行“民国服饰”。应当说，作为这一社会趣味的推动力量，一些知识分子的“关于民国”的写作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但是，作为流行的社会趣味本身的“民国热”却还不能是一种自觉的时代思潮，而只是知识分子的个人的某种精神诉求与社会情绪的并不严密的合流，一方面，知识界对这些“民国文化”的提取和发掘尚未进入系统的有序的理性层面，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趣味化和情绪性色彩，包括目前流行甚广的所谓“民国范儿”，这个本来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精神现象，但是到目前为止，依然主要流于种种极不严格的感性描述与文学比喻，而且据说提出者本人也还试图放弃其概念发明权。②

　　大众文化，不管我们今天对它的评价究竟如何，都应该看到，这是一种与通常所说的由知识分子自觉建构的并努力纳入到精英文化传统的追求所不一样的“文化”，它更多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及生活趣味紧密联系，是指普通大众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而生成的种种精神性追求和倾向，它与精英知识分子出于国家民族意识、历史使命或文化独创性目标而刻意生产的成果有所不同。当然，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既致力于精英文化的建构，又同时置身于大众生活的氛围之中，所以严格地讲，他同样也拥有大众文化的趣味和逻辑，受到日常生活文化的影响，也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大众文化。

　　从精英知识分子的逻辑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大众文化的若干消极面，诸如与媒体炒作对真正的个性的误导甚至覆盖，工业化生产的趣味同质化，五彩缤纷背后隐含的商业利益，对世俗时尚缺乏真正的批判和反思，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某种粉饰和媾和等，当年的法兰克福学派就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大加鞭挞。的确，源于日常生活需要的物质性、享受性与变异性等特点使得大众文化往往呈现出许多自我矛盾的形态，这里就有法兰克福学派所痛心疾首的“商品性”、“同质化”、“工业生产式的批量化”、“傀儡化”、解构主体意识等消极面，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都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状况下，也会被灵活地消费。”③“文化工业反映了商品拜物教的强化、交换价值的统治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优势。它塑造了大众的鉴赏力和偏好，由此通过反复灌输对于各种虚假需求的欲望而塑造了他们的幻觉。因此，它所起的作用是：排斥现实需求或真实需求，排斥可选择的和激进的概念或理论，排斥政治上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④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难发现大众“民国热”中的一些为消费主义牵引的例证。例如今天的“民国热”也开始透露出不少猎奇和窥隐的俗套，诸如《民国公子》、《民国黑社会》、《民国八大胡同》一类黑幕消费、狭邪消费同样开始流行一时，走上被法兰克福学派抨击的文化解构、文化异化的萎靡之路。

　作为学术史演进的“民国文学研究”

　　上述大众之热，在最近一些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称之为“愈演愈烈”)，所以当“民国文学研究”的呼声出现，便自然引起了不少的联想：这是不是“民国热”的组成部分呢？又会不会落入猎奇窥隐的窠臼呢？

　　在我看来，“民国热”与“民国文学研究”的出现，其最大的相关性可能就在时间上。抛开台湾学界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书写“中华民国文艺史”不算，中国大陆最早的“民国文学”设想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陈福康)，最早的理论倡导出现在2000年代早期(张福贵)，但形成有声有势的多方位研究则还是在2000年代后期(张中良、丁帆、汤溢泽、李怡及“西川论坛”研究群体)，这一逐渐成熟的时间刚好与所谓的“民国热”相重叠，所以难免会令人从中寻觅关联。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前述大众趣味的民国热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条线索被我们忽略了，这就是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考察和追问方式。

　　20世纪初，剑桥史书已经成为英语世界的多卷本丛书典范，《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规划，迄今已经完成16卷，它对历史的划分很自然地采用了朝代与政治形态的变化加以命名，至我们所谓的现代与当代分别编写了《中华民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各两大卷，在这里，“民国”历史的梳理和描述已经成为国际学界的正常工作，丝毫不涉及流行趣味的兴起问题。

　　在中国大陆，虽然因为政治原因，“民国”一词一度包含了某种政治禁忌，需要谨慎使用，但总体来看，除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端的文化专制时期之外，对“民国史”的关注和研究一直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包容甚至支持。《中华民国史》的编修工作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早于《剑桥中国史》的编写计划。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潮中，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就已经列入了“民国史”的研究计划。1961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作为辛亥革命亲历者的董必武、吴玉章等人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具体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由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负责统筹。由于“文革”的环境所限，编写工作真正开始于1977年，但作为项目却始终存在。作为民国史研究系列之一，《民国人物传》第一卷于1978年出版，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两册亦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至2011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全套《中华民国史》共36卷全部出齐，被称为是中国出版界在近年来的一件大事。有趣的是，《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在当年问世之后，遭到了台湾学界的激烈批评，被认为是政治色彩浓厚，评价偏颇的“官史”，当时大陆方面特意回应，辩解说我们民国史研究不是政治行为，是完全的学术行为。虽然这辩解未必完全道出了我们学术制度的现实，但是从那时起，“民国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已经成为学术而不是政治的一部分，却是值得肯定的事实。到今天，史学界内部的民国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术重要的方向，中华民国史研究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也已经十多年了；致力于“民国史”研究的自然也不只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家，如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诸多学术机构都在这方面投入甚多，且颇有成就，就是一部《中华民国史》今天也不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版，也另有南京大学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宪文主编)、中国现代史学会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2000年9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多年来，他们通过编辑出版《民国研究》，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连续举办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断推出大型研究丛书等方式稳健地推动着民国史的研究。

　　这一“民国史”的学术努力试图突破当代“以论代史”之弊、还原历史真实，承袭的是实事求是的中国学术传统，与当下社会文化的时尚毫无关系。

　　民国文学研究的出现和发展同样是历史学界实事求是追求的一种有力回应。

　　同整个历史学界一样，中国文学史研究也一度成为“以论代史”的重灾区，甚至作为学科核心概念的“现代”一词也首先来自于政治思想领域，与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事实本身没有关系，以致到了1980年代，我们的文学博士还满怀疑惑地向学科泰斗请教“何谓现代”。1990年代的“现代性”知识话语让中国文学研究在概念上“与国际接轨”了，但同样没有解决“以中国术语表述中国问题”的困惑，凡此种种，好像都在一再证实“论”的重要性，于是，“以论带史”的痕迹依旧存在。

　　如何回到中国历史自己的现实，如何在充分把握这些历史细节的基础上梳理和说明我们文学的发展，我们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民国文学”概念的重新提出，其实就是创造了一种可能：我们能不能通过回到自己的国家历史情态之中，就以这些历史情态为基础、为名词来梳理文学现象——不是什么争议不休的“现代”，也不是过于感性的“新文学”，就是发生在“民国”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精神现象和艺术追求，一切与我们自己相关，一切与生存于“民国”社会的我们相关。

　　就是这样，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史传统，我们可以尽可能朴素地返回历史的现场，勘探和发掘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象。实事求是，这本来是当年“民国史”负责人李新先生的愿望，他试图倡导人们从最基础的原始材料做起，清理和发现“民国”到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史实，这样的愿望虽然在“文革”的当时并不能实现，但却昭示了一代民国史学人的宝贵的学术理想。今天，文学史研究也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转型，这就是从空洞的理论焦虑中自我解放，重新返回历史，在学术的“历史化”进程中凤凰涅槃，迎来自己新的生命。

　　只有在这样的学术脉络中，我们才有可能洞悉“民国文学”研究的真谛，也才可能将真正学术的自觉与大众文化的潮流区分开来，为将来的文学史研究开辟崭新的道路。

　　社会的时尚是短暂的，而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却有它深远的思想渊源。

　　大众的文化是躁动的，而我们需要的学术却是冷静的、理性的。

　　当下的潮流总是变动不居的，除了“民国”之热，照样还有“启蒙”的热，“党史”的热，“国学”的热……不是每一桩的“时髦”都可以牵动学术思想的重大演变，尽管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相遇，也可以发生某种的对话。

　　一切都是如此的不同，一切本来也就是根本不同。

热中之冷与冷中之热

　　我如此强调文学史学术的冷静与理性，与鼓噪一时的社会潮流区别开来，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是封闭于社会，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院活动，当代学术向着“历史化”的方向转型，这并不意味着学术从此与主体感受无关，与社会关怀无关，从根本上看，这是一种对于研究主体与历史客体双向关系的全新的调适，我们必须最充分地尊重未经干扰的事实本身，同时也要善于从历史事实的丰富中把握我们感受的真实性，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对此经验欠缺，希望“民国文学史”研究能够让我们重新开始。

　　这也就是说，虽然我在根本上强调了学术逻辑与时尚逻辑的不同，但是，我也无意拒绝从社会的普遍感受中获得关于“历史价值”的追问和思考，包括对大众文化内在意义的尊重和关注。法兰克福学派曾经激烈地抨击了大众文化的诸多弊端，不过，这不能掩盖另外一些学者如英国的文化研究(如费斯克的学说)从相反的角度所展开的正面的发掘与肯定，这指的是对大众文化追求中积极的建构性意义的褒扬。如费斯克所欣赏的反抗性、自由选择性，正所谓“身体的快感所进行的抵抗是一种拒绝式的抵抗，是对社会控制的拒绝。它的政治效果在于维持着一种社会认同。它也是能量和强有力的场所：即这种拒绝提供强烈的快感，并因而提供一种全而的逃避，这种逃避使身体快感的出现令上层觉得惊慌，却使下层人民感到了解放。”⑥中国的大众文化是在结束“文革”专制、社会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这样的过程本身就与法兰克福学派所警惕的成熟的资本主义文化不尽相同，它在问题重重的同时依然带有抵抗现实秩序的某些功能，因此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即以我们目前看到的“民国热”为例，一方面其中肯定充斥了消费主义的萎靡之态与哗众取宠的不负责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却也应该承认，带动了“民国热”的许多讲述者本身也是民国史的研究者和关注人，他们兼具知识基础与人文关怀，即使是对“民国”的浪漫化的想象也部分地指向了某种对理想信念的缅怀——教育理念、文化氛围、人格风骨等等——显然不都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提出问题本身却无不鉴古知今，继续变革中国、造福民族的意味，这却不是无的放矢的。这样的大众文化包含了某些值得深思的精神诉求，在信仰沉沦、物质至上、唯利是图的时代，尤其不可为“治民国史”者所蔑视，在某些时候，其本质上胸怀民族未来的激情恰恰应该成为学术的内在动力。

　　当然，社会情怀的拥有并不就是学术本身。学术自有自己的理念和法则，作为学者，我们思考的不是改变这些法则去迁就大众的情趣，相反，是更好地尊重和完善法则，让法则成为社会情怀的合理的延伸和提炼。民国文学的研究首先是学术，不是转瞬即逝的社会潮流，与那些似是而非的“民国热”比较，我们起码还应该在下面几个方面意识清晰：

　　第一，作为学者而不是媒体人，思想是学者的第一生命，而思想的提炼必须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有距离的观察和判断。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种理性的认知，以代替某些煽情式文字书写。之所以这样强调，乃是在“学术通俗化、市场化”的今天，学术著作有时混同于媒介时代大量的“抒情读物”中，如果单纯依从大众阅读的快感，难免会模糊掉学者的本位，使思想让位于抒情。

　　其次，作为历史叙述的工作者，我们应该尽力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以区别于对历史的想象。作为大众文化的精神需求，其实不可能“较真”，有时候似是而非的故事更能够调动人们的情绪，但是对于历史工作者就不同了，它必须对每一个细节展开尽可能的考察、追问，即使充满矛盾之处，也必须接受仔细的勘探和分析，当然，这样的刨根问底可能会打破不少的幻梦，瓦解曾经的想象，就是“历史见证人”的“口述实录”也必须接受专业的质疑，未经质疑和考证的材料不能成为我们完全信赖的根据，这样的“工作”常常枯燥而繁琐，并不如一般大众想象的那么自由和惬意，但是学术的真相必须在直面这样的事实之中，只有洞察了所有这一切的矛盾困惑，我们方能获得更高的事实的顿悟，也只有不间断的疑问，才能推动我们对“问题”的不断发现。正如有学人指出的那样：“民国自有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借鉴的遗产，如自由之精神，如兼容并包的大学气度等等，但我们不应不加辨析，只选取光鲜处，一味称叹；更无意于要在民国诸贤中分个高低上下，使孔子大战耶稣，鲁迅PK胡适，只是觉得我们在关注历史人物时，首先要研究其思想、事功，而非仅仅作为饭后谈资的八卦、段子。”⑦

　　第三，民国文学的研究最终是为了解释说明文学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其他。这里的“其他”常常就是大众丰富的需求，或者为了各自的政治道德目标，或者为了心理的释放，或者就是猎奇与八卦，一切事物都可以成为谈资，一切谈论的方式都无不可，超越“专业”的任性而谈往往更具某种“自由”的魅力。但是，一旦真正进入专业研究，这都是学术的大敌。民国文学研究最终是为了深刻地解释和说明民国时期的文学何以如此，所有“文学之外”的信息都必须纳入到对“文学之内”的认定才有其必要的价值，而且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也须得我们反复校勘、多方考辨。在“文学解释”的方向上，关于“民国”的种种逸闻趣事本身未必都有价值，未必都值得我们津津乐道，只有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进入文学文本的“故事”才具有学术史料的意义。

　　最后，也是我们必须格外重视的一点，那就是学术研究所包含的社会情怀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文化环境的缓慢的影响来实现的，它并不等于目标单纯的政治抨击，也不同于居高临下的道德训诫。就民国文学研究而言，我们如何能够在学术研究中发掘某些民国文学的发展规律，揭示某些民国作家的精神选择，阐述某些文学文本的艺术奥妙，本身就对当前的文学生态发生默默的转移，又经过文学的启迪通达我们更大的当代精神，诚如斯，学术的价值也就实现了。学术研究有必要与传统所谓的“现实隐射”严格区别开来，虽然我们能够理解传统中国的专制主义压抑下“隐射”思维出现的理由，但是在总体上看，精神活动对社会现实的影响应当是正大光明的，而“隐射”思维却是褊狭的和阴暗的，文学研究是排除“预设”的对历史现象的丰富呈现，“影射”却将思想牵引到一个特定的主观偏执的方向之上，不仅不能真正抵达真相，而且还可能形成对历史事实的扭曲和遮蔽，学术拥有更为开阔的目标和境界，而“影射”则常常被个人的私欲所利用。和一切严肃的学术研究一样，民国文学研究是在健康和积极的方向上为中国的当代文化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恰恰是“民国热”之中，我们需要一种“冷”的研究，当然，这“冷”并非冷漠，而是学术的冷静和理性的清凉。



　　注释：

　　①参看周为筠：《“民国热”之下的微言大义》，《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20日。

　　②舒非《“民国热”》，见2012年8月10日“大公网”，http:// www.takungpao.com/fk/content/2012-08/10/content_913084. htm

　　③(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都、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8页。

　　④(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理论导读》，杨竹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⑥(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⑦王晴飞：《冷眼“民国热”》，《文学报》，2012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