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报纸对鲁迅“隔膜”的两篇文章论争
来自: 一小片蓝(内曜者,破黮暗者也)
有民国遗风,可资观照。 --------------------------------------------------------------------------------- 鲁迅的“隔膜”论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15日 来源:深圳特区报 ■ 何亚兵 鲁迅在《隔膜》(《且介亭杂文》)中谓:“这些惨案(按:清朝文字狱)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隔膜一词用得实在是恰当而又精辟之极。这些隔膜“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 俗语有“拍马拍到马蹄上”,但用来解释隔膜,又有不确。现实中,一般人都抱着“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想法,因为俗话说“人心隔肚皮”、“画龙画虎难画骨”。这种想法本无可厚非,但妙的就是这层“隔膜”往往会让人抱怨“好人不能做”了。如鲁迅。 鲁迅曾劝林语堂多翻译一些西方的作品,少作些“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因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林语堂却说等我老了以后再去做,意即翻译是老年人干的事情,要做你去做吧(鲁迅长林14岁)!似有揶揄不屑之意。由此两人陡生隔阂。 其实鲁迅之意是,你既然学贯中西何不趁年富力强,多从西方翻译介绍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也大可造福文坛啊!(鲁迅本人也大力翻译了不少外国著作,但就实际而言,鲁迅的翻译水平远低于林)――隔阂没有消解,两个老友还因此来了一场“文斗”。 当然,这也确实不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氏自述对联)的林语堂所能理解的,就如同一个酸秀才在舞文弄墨之际是怎么也不会欣赏旁边杀鸡做饭的妻子一样。但,人首先要生存!幽默闲适的小品文虽美,却于大气候不合,只是“佐料”而已。 再如,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兄弟反目岂非也是隔膜所致?兄弟二人后来老死不相往来,想必也成为鲁迅的终生憾事、恨事吧! 知道了这些,再去看《隔膜》这篇文章,就会明白这是多么椎心泣血、历经沧桑的经验之谈、痛心之语,就会明白晚年的鲁迅(此文写于1934年,鲁迅逝世前两年)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心情来写下这篇文章。是痛恨?还是悔悟?抑或是歉疚?……不得而知。但想必这篇文章就是写给某些人看的,来回答来解释来说明,包括对他自己。 据说伟大的人物,誉者众谤者亦众,大概所言非虚。一如鲁迅先生。与他有隔膜的人,诽谤他的人不在少数(今天也有不少),但更多的是崇敬他的人。所以说隔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陷入那种大众的集体隔膜。文革期间的新华书店只剩下领袖著作和《鲁迅全集》,这恰恰证明了鲁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一种隔膜,一种大众的集体隔膜。 因为,毁谤攻击是隔膜,顶礼膜拜更是隔膜!这种隔膜尤为可怖。明末的袁崇焕因为皇太极的反间计被崇祯处以剐刑,临刑之时,万众唾骂曾经受万民敬仰的督师,最后言辞激昂蜂拥而上,咬啮其肉,竟至面目全非,“凌迟”于口。读史至此,令人不寒而栗。而鲁迅《呐喊〈药〉》中的夏瑜之命与之何其相似乃尔!――都是死于隔膜,死于大众的集体隔膜。 还是回到鲁迅。先生说:“(对一些仇隙之人)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且介亭杂文附集〈死〉》)我想不是先生不肯原谅,而是确无必要。与其曲意逢迎、委曲求全不如坚持到底来得光明磊落。后人看到的将是一个铁骨铮铮、“斗”发林立的鲁迅。从今天所看到的评论文字来看也确实如此(连画像都是这样)。倘若不信,只要看看今天的学生(甚至很多文学爱好者)在读鲁迅作品尤其是杂文时的反应就知道了。 ------------------------------------------------------------------------------ 如何理解鲁迅所论的“隔膜”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25日 11:20 来源:深圳特区报 五味子 看了2011年3月15日《深圳特区报》综艺版何亚兵先生的大作《鲁迅的“隔膜”论》,颇不以为然。何先生从鲁迅《且介亭杂文》中的《隔膜》一文出发,用鲁迅与林语堂的嫌隙和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的两个例子,一方面说隔膜使“好人不能做”,另一方面又从中忖度鲁迅写此文时的心情和目的,认为《隔膜》里的话都是鲁迅“椎心泣血、历经沧桑的经验之谈、痛心之语”,而到了“晚年的鲁迅”,又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心情来写下这篇文章。是痛恨?还是悔悟?抑或是歉疚?”从而得出“想必这篇文章就是写给某些人看的,来回答来解释来说明,包括对他自己。”愚以为,这样来理解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是有偏差的。 首先,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写作时代的文坛状况。那时是1934年,在文化战线,鲁迅倡导的杂文,仍在受着“官民”、“刀和笔”、“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民和笔”的,有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点到的邵洵美、施蛰存、杜衡等人的攻击,“官和刀”的,则可从《且介亭杂文》里鲁迅所恢复的在发表时被删掉的文字中领略一二。其次,从文章本身来看,《隔膜》一文从新近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谈起,像讲掌故一样,引了一则冯起炎的故事,然后总结说,许多文字狱并不是因为笑骂清朝,而是由于鲁莽、发疯、不知忌讳――总而言之是隔膜引起的,并重点讲评了真心关心皇家、但却“越俎代谋”而获罪,自己还不明白,以为是“忠而获咎”的事,尖锐地指出:这些人“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地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之后,鲁迅笔锋一转,矛头直指施蛰存,说:“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这是《颜氏家训》或《庄子》、《文选》里所没有的。” 这是在鲁迅杂文里比较畅晓、曲笔较少、并不晦涩的一篇,文章的主旨是阐明清代文字狱形成的另一种情况(不是反清)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而这原因“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他便来指出。从历史学的角度,这也是一种新的发现――如果文章不在最后用69个字提到施蛰存的话,那仅仅就是一个学术上的新见解。但是,有了最后这一段,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就显现出来,正如他曾经说过和经常运用的,对于坏的东西,有时会“暂时搁起来,并不给以反应。”“到后来也许会拨一拨谁的下巴”,或“在顺便中,则偶刺之。”而这时,往往是一针见血,锐利无比。这次也一样。1933年《大晚报》征求“推荐书目”时,施蛰存开出了《庄子》和《文选》,提倡青年去读,鲁迅认为是复古倒退,曾在一篇文章中予以批评。而这一次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突然禁止了一百余种文艺书籍的发行,沈从文在天津发表文章,向政府进言,认为此做法不妥,希望有更好的办法。但上海的另一个杂志却连续刊载文章反驳沈从文,并给他定性为反革命的立场和主张。施蛰存看到,又发表文章为沈叫屈。鲁迅对他们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大概是认为不可与言而言,实在不必,所以在文章的结尾,对应现实,提出了很不客气的批评。 由此分析,鲁迅的文章里全然没有何先生所谓的“椎心泣血、历经沧桑的经验之谈”,也不存在什么“悔悟”、“歉疚”或是说明、解释、表白等等,不知道何先生的这些论断从何而来。 在文章的后半篇,何先生又生发开来,认为文革期间的新华书店只剩下领袖著作和《鲁迅全集》,证明了鲁迅在一段时间陷入了一种隔膜、一种大众的集体隔膜,而袁崇焕和鲁迅小说《药》中的夏瑜之死也都是死于大众的集体隔膜。我觉得,何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隔膜也许有吧,但和鲁迅先生所论的隔膜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若要举现代历史上的例子,最和鲁迅所谓的隔膜贴切的,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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