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揚:花前又見燕歸遲—追憶牟復禮先生

示播列

来自: 示播列(如将白云,清风与归。) 2013-11-28 00: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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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播列 (如将白云,清风与归。) 2013-11-28 00:40:06

    汉学家牟复礼杂忆

    陈珏

    无论从哪个角度,牟复礼(Frederic W.Mote)教授都不愧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欧美汉学的大师之一,但他从来不揄扬自己。在大陆和香港,很多人知道普林斯顿是西方的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但较少有人注意到普林斯顿的汉学研究的历史其实相当短,是在二次大战结束、牟复礼到任以后才开始的,更少有人知道普林斯顿的汉学研究之所以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今天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乃得之于牟复礼教授筚路蓝缕的开创和始终不倦的推动。一年前牟复礼教授遽归道山,无疑是国际中国学研究界的一个重大损失。由于他一向的清高和谦虚,其人其事,在中文世界里却鲜为人知,笔者不禁想把自己所知道的牟复礼写出,与读者分享。

    小城故事多

    牟复礼是明史权威,又是一位学术兴趣十分广泛的通儒。他那口略带北方口音的纯正国语,当年得之于赵元任的亲授。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见到他时,牟复礼已隐居科罗拉多的小羊山中颐养天年,但每年春天仍以荣休教授身份回校,参与学术活动。记得当时英国的中国艺术史家Craig Clunas从明人文震亨《长物志》入手研究当时的物质文化的《Superfluous Things:Social Status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书刚出版不久,颇有争议。这恰好是在牟教授的明代思想文化史专业范围之内,他立即组织研究生研讨这部前沿性的著作,纵论《长物志》中涉及的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香茗,历历如数家珍,使人忘记了研讨会正在普林斯顿「壮思堂」(Jones Hall)嵯峨的哥特式建筑里召开,而恍若置身于明代的书院中,更忘记了主持会议者是一个外国人。此情此景,至今难忘。我当时刚刚开始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初唐的文本。有一次见到牟复礼,他表示很有兴趣,我便把一份不成熟的打字稿请他指正,而不久他因为健康欠佳就提前回科罗拉多去了。没想到时隔五个月,忽然收到他从隐居的山中寄回的九十页的原稿,上面有许多详细的批注和改正,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份文件,每当翻开,就看到了一位顶尖的权威对一个普通的研究生撰写的 一篇习作的认真批评和拳拳关心。

    还有一件小事,我的导师蒲安迪(Andrew Plaks)是美国的红学大家之一,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成名大着《红楼梦中的原型和寓意》,虽然一直没有中译本,但书中的才气,却至今仍为国内的红学界所津津乐道。他开《红楼梦》的研讨课,用的常常是一函脂批线装本,引文的页码往往和我们用的洋装本对不起来。这函线装本并不是善本,但上有胡适的亲笔题字,受赠者正是牟复礼。有一次,我问起牟先生这套线装《红楼梦》的来龙去脉。牟教授说,胡适在战后,曾先后担任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Gest Oriental Library)的馆长和名誉馆长,与牟先生时相过从,探讨国学和汉学的各种问题,曾以这部《红楼梦》相赠。牟教授退休前,特将它转赠,希望胡适的《红楼梦》研究传统和精神,经过蒲师,能在胡氏担任过馆长的校园里发扬光大。

    与牟教授交往,你感觉不到年龄、学科和国籍的界限,感觉得到的是一股他所特有的亲和力,自然体现在其一举一动之中,使人顿生春风拂面之感。在普林斯顿这座世外桃源般的小城里,他给人留下了许多平常而难忘的故事。

    风神自难忘

    当年东亚系草创之时,牟教授有一句目标性的名言:五十年以后,研究中国要到普林斯顿来。如果说,普林斯顿汉学研究的成功,与牟复礼有关,那牟复礼的成功,则与他博大的胸襟有关。一如牟教授所预言,普林斯顿的汉学于上世纪末到达全盛时期,就史学而言,余英时教授治汉史、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治唐史、刘子健教授治宋史,而这三位西方最顶尖的中国断代史大师到普林斯顿任教,共襄盛举,都与牟教授的精心设计和极力延请有关。这几位教授,加上牟教授本人,遂使美国研究汉、唐、宋、明史的权威云集在一个校园里,真所谓人才一时之选。唯有真不忌才之大胸襟者,方能够做到这一点。正因为牟教授能够如此,才使普林斯顿的断代史研究格局,在牟教授荣休之后,仍能持续地发展。

    牟复礼敬重同事的风度,人所共知。牟教授八十年代末荣退后,余英时来到普林斯顿,任校聘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余教授是汉学界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早期研究以汉代为中心,其实对各个时代的许多领域里的尖端问题都有极深入的研究。牟教授对此十分推重,我不止一次听他赞叹过,「Professor Yu is for everything」(余教授无所不通)。这种大师之间的互敬之风,言传身教感染和熏陶了数代学生。不久前我途经香港,到中文大学历史系拜访牟教授明史研究的传灯高弟朱鸿林学长。朱学长看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一份他去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行的「牟复礼教授追思纪念会」上主题发言记录 (载台湾《当代》二○○五年四月号)的复印本。其中,朱学长谈到牟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哈佛费正清(John Fairbank)主持的学术研讨会上,初遇刘子健,就认定「刘先生是试图将全数的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社会科学所发展出来的知识工具结合起来的人物」,随后一九六三年两人在香港重逢时,牟先生的诚意终于促使刘先生作出离开史丹福,转任普林斯顿的决定。这其中牟先生对刘先生的推重和上面的对余先生的推重,何其相似乃尔。

    至于牟先生对于学生的赤诚关怀之「出格」,我这里只举另一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作为例子。美国大学的求职竞争十分激烈,看重推荐信,而汉学界则重师承。如果某名师不是你的论文导师或答辩委员,一般不容易得到他的求职推荐信。九五年牟先生回校,知道我的全程博士奖学金将在一年后用毕,但论文尚没有写完时,建议我申请著名的Whiting Fellowship,并主动表示他愿意写信推荐,而当知道我准备申请教职时,又同意作为我的推荐人之一,列入履历,我后来顺利得到教席,与此不无关系。我不仅不是经牟先生指导过论文的门生,甚至没有机会上过他的课,他当时的同意推荐,出乎我的意外,后来才知道,这恰恰是牟教授泽被后学的一贯风格,普林斯顿受其惠者不知凡几。诚如朱学长所说:牟教授的风范之所以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级学生,甚至访问学人,来游后辈所「津津乐道」,正因为「他曾经以真诚对待我们,我们也会以真诚来回报他」。

    (二○○六年二月十日,牟复礼先生逝世周年记于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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