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大学 萧瀚

——《大学之理念》札记 大学就是这样一种机构， 它将献身于探索或者传播 科学真理的人们联合起来。 ——雅斯贝尔斯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是我一直喜欢的思想家。这回读了他的《大学之理念》，很有感触。感触的时候因为知道自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生活在中国，还在中国所谓的“大学”里教书，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些不合时宜的感想，好比坐在马桶上遐思厕所外面的山珍海产。 一、大学与暴政 罗伯特.尤里希（给本书英文版作序的哈佛大学教授）：我们感到困惑，对于创造性学术研究来说是先决条件的沉思的美德，我们究竟给它还留有多大的空间。也许我们也该拿这个折磨人的问题来问问自己——我们的大学和学院怎样才能经得起与暴政之间进行战斗的考验。据我们知道，有些大学甚至在微不足道的权力面前就败下阵来。（页16） 追远堂批：尤里希这话简直就是给中国的“大学”量身定做的，尤其是最后一句。当年希特勒的军队进入华沙以后，命令波兰大学的教授向希特勒效忠，教授们以沉默抗议，于是他们被全部枪毙，不过那是波兰。至于中国，第一不可能出现这种全体性的沉默，第二，根本不必动用子弹，用几个红卫兵就全解决了，后来不用红卫兵，改成钞票了。 二、大学之理念 雅斯贝尔斯（下面不再注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就像教会一样，它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甚至都得到国家的尊重——是来自一个具有超国家、普世性特点的不朽理念：学术自由。这是大学所要求的，也是它被赋予的。学术自由是一项特权，它使得传授真理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它使得大学可以横眉冷对大学内外一切试图剥夺这项自由的人。（页19） 追远堂批：中国许多“大学”的校长及其跟班教授们，经常动不动就豪言壮语，宣称在多少分钟内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看到这些恬不知耻的奇谈怪论，我就会心血来潮，很想给他们送面镜子去，或者建议他们找个僻静的地方撒泡尿照照。 没有学术自由，其他一切全是扯淡！ 三、大学是什么？ 雅：如此看来，大学就是一个将以献身科学真理的探索和传播为志业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机构。（页22） 追远堂批：我同意雅斯贝尔斯的论断，所以说中国没有大学。中国只有“大学”，没有大学，可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但至少在现有制度下，绝无可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连大学都没有，哪里有资格讨论入不入流问题？ 四、学术批评的重要性 雅：对于思想者来说，尤其是对于科学家与哲学家来说，批评态度是生活的必要条件。为了迫使他检验自己的见解，无论怎样质疑都是不过分的。一个诚恳的科学家即便从不公正的批评那里也可以受益。谁回避批评，谁就是在根本上不想求知。（页49） 追远堂批：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经历”，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来讲，他们的一切作为本质上只是为自己的生活辩护，因此自己的质疑和他人的质疑都在考验他们的思想——于他们而言，思想也就是生活本身。即使生活与思想存在一定的分离，但也不能过于双重人格，能够把双重人格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我想除了中国“大学”的教授们，别无他人了。所以中国只有“大学”，而无法有大学。 五、科学与无知 雅：精神，人的存在和理性是科学观念的基石。它们是科学内部的哲学元素，尽管它们从未被明明白白地承认过。…正是这三条才可以把求知的激情转变成苏格拉底式的无知。这种无知不是因知识的进步而减少的那种，而恰是当认知变得清晰而渊博的时候，这种无知才充分显露其深度。哲学意义上的无知与所有学科中的哲学总是会同时出现的。（页54） 追远堂批：当一个学术机构变得越来越官僚化的时候，它也就必然变得狭隘、狂妄自大，它会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即使它并不认为自己无所不知，于是压抑新生的思想和学者也就变得理所当然。所以学术官僚化是雅斯贝尔斯意义上的“无知”之大敌，对于所有学术思想，它都要有标准答案，就象小学生做算术题，1+1只能等于2。 六、文化是第二天性 雅：对所有这些文化类型来说，共通的是一种中规中距的和自我约束的感觉，以及这样一种意识，即文化必须通过实践成为人的第二天性，就好像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而非后天习得的。（页56） 追远堂批：当年孔子教育弟子的时候，就是要求学生能够掌握多种文化技艺，而不是一种。然而，纵观今日之中国“大学”，基本上是在培养所谓专业技能，而过早的专业培养在本质上是一种摧残，因为它的培养方式是尽早掌握一门谋生手段——离开实践的培养又有多大效果呢？如果有了这门技术，哪怕是个毫无教养粗鲁的东西也是值得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大学”的现状。 七、科学的特异之处 雅：科学的特异之处，就是怀疑与问难的态度，就是作出普遍性结论时的谨慎，就是下断语的时候不忘记说明限制条件。（页57） 追远堂批：这确实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在下断语的时候，遗忘限制条件，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推理方式在条件的限制方面本身就有限。这种悖论总是造成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所凭籍的思维方式又无所不在地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八、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 雅：迄今为止，一种出于双方共同的教化目的而将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的现实主义融会贯通的教育理念仍未实现。（页59） 追远堂批：雅斯贝尔斯说的是德国——“未实现”，在中国则根本还不配说什么“仍未实现”，因为压根儿就是天方夜谭，在数十年土匪办学的现状下，就是文人主义都不可得，遑论人文主义！然而，即使土匪也未必就是这样办学的，民国时候，张作霖逢年过节都要去拜访一些中小学校的校长，话说得很朴素：“我们都是粗人，后代的培养就拜托你们了。” 看竺可桢先生的科学作品，常有一种感慨，觉得他的国学水准，如以当代学者作比，即使是那些号称专治国学者，对古典材料的运用，也未必有竺先生那么娴熟。 九、人文学科的价值 雅：人文学科在教育上是有其价值的，因为它们允诺了一种对人类历史实质的领悟，一种对传统的参与，一种对人类潜能之广阔性的认识。…除了结果一无所知的自然科学家，所拥有的只是本质上空洞和僵死的知识。在科学被扭曲到教条和权威的地步的过程中，科学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页59） 追远堂批：如果雅斯贝尔斯到中国来考察过，他就会知道不但自然科学的结论能够成为教条，某些思想家的社会科学的结论也能成为教条。因为某些人办学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些教条禁锢所有人的思想。钱钟书先生说以前的愚民政策是不许人读书，现在的愚民政策是只许人读一种书。从愚民的恶劣程度上说，无疑後一种更加致命。面对白纸，你还能一切重新开始，然而面对一幅涂得乱七八糟的破纸，你还能找出什么空地方作画？ 十、大学必须做的三件事 雅：有三件事情是大学必须要做的：职业训练、整全的人的教化和科学研究。因为大学以一身而兼备职业学校、文化中心和研究机构这三重身份。（页67） 追远堂批：中国的“大学”，在这三件事情上做得如何？科学研究一塌糊涂，职业训练驴唇不对马嘴，整全的人的教化1949年以后就没有过。因为中国的“大学”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培养人格畸形的奴才或者聪明的蠢材，如有例外，那是它们的目的未能全部实现的结果。 十一、什么是科研工作者 雅：凡是从事理性的科研工作的人，必须得是对自己的工作始终都念兹在兹的人，必须得是彻头彻尾地沉浸在工作之中的人。（页69） 追远堂批：中国的“大学”，平均每一所里能够找出十个这样的人，就不得了了。其中，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们还要分心于这个丑陋的世界，要说一些本该不必他们说的闲话——例如贺卫方教授。 十二、科学家的良知 雅：比单纯的劳作更重要的，学者和科学家都应该具备一种智识的良知。…他对单纯的时髦或者流行应该漠然置之。但他应该关注现在，关注此时此刻，把此时此刻作为永恒的一个具体存在形式。他应该明白，任何旁观者都无权判断他正在着手的工作的是非功过。他从自己的良知出发判断问题。来自外界的建议，没有哪一条可以减轻他肩负的智识良知上负担。（页70） 追远堂批：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能有几个真学者、真科学家？能够在强权面前保持沉默就已是勇者了。想起陈寅恪先生、想起马寅初先生（不过别忘了把北大整顿成白痴，也有他的一份功劳），想起林昭先生、顾准先生。 十三、学究与书虫 雅：如果这种既有理性色彩又不失人类心智意义上生命元气不再在大学的脉管里鼓荡，或者哪怕只要学究和书虫一味地只在无关人生痛痒的教材里寻章摘句，大学就岌岌可危了。（页71） 追远堂批：构成中国的“大学”，连这两种人都不是很多，当年权力使得研究者不可能研究，尚且还留有一些学究与书虫（当然前提是书没被烧光）；而现在，金钱则把这两种人也基本上荡涤掉了。 十四、教学与科研 雅：最主要的，教学所需要的某些生死攸关的财富，只有科研才能提供给它。所以，科研和教学的结合是大学至高无上而不可替代的基本原则。…只有那些亲身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才能真正地传授知识。其他的人只不过是在传播一整套按照教学法组织起来的事实而已。大学不是一所高中，而是一个高等学府。（p73、74） 追远堂批：雅氏此论自然是比较理想主义的，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大量情况下，教学和科研不能完全结合，因为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未必能够教书，这是很有道理的。因此，不妨将雅斯贝尔斯的看法看成一种理念，结合加塞特的思路，只要使得科研与传授能够有机结合就可以了。前年上海的一位授课负责而优秀的数学讲师猝死，曾经引发全社会讨论这个问题：科研与教学到底哪个更重要？应该是同样的重要，只不过其功能不同而已。 十五、三种教育模式 雅：（1）经院式的教育。这种类型的教育关心的只是传统的“继承”。…（2）学徒式的教育。在这种教育模式之下，举足轻重的因素不是非个性化的传统，而是一种让人感到独一无二的个性力量。…（3）在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模式中，老师和他的学生应该处在同样的水平。双方都被认为是自由的。 追远堂批：也许真正的大学，最适合的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教育模式，因此大学教育应当具有基本的民主性和平等性。然而，与年龄和阅历相关，前两种的情况必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尤其对于一位优秀的教师与学者而言，第二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一位教师身上散发出迷人的人格魅力的时候，来自部分学生的崇敬就不可避免，关键在于，这种情况下，作为教师所要做到的就是要象苏格拉底一样清醒，要打消学生这种过度的敬仰之情。所以雅斯贝尔斯又说：“当学生把老师看作是权威和大师的时候，苏格拉底式的老师会抵制这种企图。”我曾在《闲思录之十.教师的魅力》条中写道：“优秀的教师应该能得到许多同性学生的崇拜和异性学生的爱慕，否则这位教师缺乏魅力；得到崇拜和爱慕后的教师，除了心存感激，还应当恰如其分地消除崇拜和爱慕，引导他们与自己人格独立地平等交流、平淡如水地君子交往，否则，这位教师缺乏职业道德。”此条与雅斯贝尔斯的看法可互为印证。 十六、尊重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 雅：尊重对于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尊重，所有的劳作都将是无用功。尊重是所有教育模式的主旨所在。人类的本性要求他承认这条绝对真理的存在。倘若没有了这条绝对真理，所有一切都会失去意义。（p81） 追远堂批：中国教育中填鸭式的满堂灌，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尊重人的教育，它所导致的恶果，是无论学生老师都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教育恶习，就是不交流，或者交流很少，我自己在课堂上的感受是希望学生参与交流，但学生常常不敢或者缺乏交流意识。至于许多老师在课堂上不容许学生质疑自己的讲授，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可悲，可叹。 十七、教育与自由 雅：大学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意义深远的自由。它是在参与大学学术生活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页83） 追远堂批：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漫长，有时候见效也很慢。但它会对人的一生产生巨大影响，我在课堂上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学生们学会一种独立思考的习惯，而这是自由最重要的基础。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中国“大学”的教育主要是希望学生接受一些经过过滤的所谓知识，而不是自由而独立、充满活力的思维方式。 十八、真理 雅：在大学的势力范围之内，除了不可穷尽的真理之外，它不尊崇任何权威；而对于真理，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去寻求，但另一方面，谁都不能说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真理是十全十美、无以复加的。（页85） 追远堂批：我在每个学期的第一堂课，都会宣布自己的所谓课堂规则，大约有这么几条： 第一，这是课堂，不是教堂；我是教师，不是牧师；这里是讲课，不是布道。所以我讲的所有内容都可以随时被质疑，因为我不是上帝，所思所讲只是我自己的思考结果，而非真理——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讲的就是真理。 第二，尽量不要记笔记，希望大家与我的讲授过程同步思考。记笔记是一种接受性的，而同步思考则是既可能接受性，也可能是质疑性的，我希望大家一边听一边思考，有了疑问就要讨论。 第三，我很珍惜灵感，既珍惜自己的灵感，也珍惜大家的灵感，灵感是稍纵即逝的，所以一旦来临就要抓住，有了想法就要提出来，所以课堂过程可以随时被打断。 第四，我的课堂不是军营，所以要尽量活泼，你们可以吃早点，可以吃零食，总之要在快乐的时光中有收获，而不是把求知变成受刑。 第五，如果觉得我的课不好，可以不来听，如果要学分，交作业就行，一个老师如果自己课讲不好还逼着学生听课，这是双重不负责任，也是不人道的。 十九、个性化的教学 雅：大学教学切忌“落入俗套”。什么地方的教学在学术上是活泼的，那个地方的教学就会不由自主地采用具有个性特征的形式；然而，悖谬的是，教授们只有在他能够完全客观地认清自己的想法之后，他的教学方法才能够真正具有各人的特质。如果考虑到了保持课堂教学气氛新鲜与灵活的特殊需要，授课过程中那些暂时离开主题的闲谈就可以既有客观的效果，又不失其个性色彩。（p93） 追远堂批：个性化教学在当代中国一些教师中还是存在的，虽然教学的行政管理上并不允许，因为那个什么部给定了刻板的教学大纲，要求在50分钟内，给学生灌成什么样的人，都有具体指标。课堂上的闲谈，在许多时候作用非凡，至少它可以防止学生睡着，或者将已经睡着的学生惊醒。据说，人对某一个东西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只有20分钟，所以50分钟的枯燥讲课是一件对学生极不人道的事情。据说章太炎的关门弟子朱季海先生，每次讲课的时间就是20分钟，他真是知道讲课的奥秘。而目前的大学课堂，教师只能用讲笑话的方式或者讨论的方式或者其他闲谈，将时间隔成一个个较小的单位。 二十、教学大纲 雅：像教学大纲、课业的其他技术性方案这类人工性的指导方法，只会把大学搞成高中，这是和大学的理念相抵触的。（p94） 追远堂批：中国的“大学”最喜欢弄一堆教学大纲、教案，就是要把大学办成高中，他们基本上是成功的。 二十一、教职与谋生 雅：大学所认可的只是对于真理所承担的责任。为真理而奋斗绝不可以与为了经济状况的改善而奋斗相混淆。它不带有任何功利的目的。（页98） 追远堂批：如果以此标准衡量，包括全世界的大学在内，恐怕没几个教授敢说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不过，一个有追求真理志向的大学教授心中应该清楚自己的差距，尽量缩小这一差距于是变得很重要。现在各种各样的所谓课题，我们看不出与真理有多少关系，但与金钱的关系可是实在太大。学术与谋生应该分开，所以大学教授最好统统都是兼职的，只要专职就不可避免地被谋生束缚。 二十二、大学的精神交流 雅：精神交流使得大学成为这样一个地方，那些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真理探索事业的人在此相聚。因为大学是绝对不可以与那种将精神的自发性严格地限制在课程和教学的条条框框之中的学校同日而语的。（页99） 追远堂批：精神交流是大学之所以存在的核心要素之一。 二十三、讨论的难度与功效 雅：真正没有限制的讨论只有在两个独立的个人之间才能展开。任何第三者都是干扰的因素，很容易把讨论变成一场激发起权力本能的逻辑辩难。…讨论的特殊规则：一个人不能够重复自己的观点，也不能够喋喋不休地坚持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页100） 追远堂批：如果仅仅是雅氏说的情况可能还好。中国“大学”里则是另一种情境，往往那些不读书也不会思考的人面对自己并不懂的领域，信口雌黄，这时用什么规则来讨论都是白搭，鸡语鸭话，乱吵一架，我还见过某教授动不动就说要揍辩论对手的，白痴教授转瞬间变成流氓教授。 二十四、容忍异端 雅：只要一个人承认大学的理念，他就应该保持一种倾向，即把最离经叛道的观点引入到大学里面。他这样做，是为了给富有成果的学术争鸣创造机会，是为了不计任何风险地拓宽知识的视野——最重要的，是为了让高超的学术成就和非凡的智力水准成为大学的唯一决定因素。（页107） 追远堂批：百年中国，完全符合这一标准的教育家，具有如此胸襟之人，唯蔡元培先生一人而已。稍遜一些的，当然还有不少，例如梅贻琦先生、陈序经先生，民国时候还是有一批的。但是1949年以后至今，则一个也没有，因為条件不允许，嚴格意义上，并非无人，而是不允许新的蔡元培诞生。 二十五、学术因成形而封闭 雅：一旦知识成果被纳入一个约定俗成的学术体系，这些成果往往就表现出一种日薄西山的衰朽气象。…一个优秀的学者很可能觅不到一席容身之地。而一个平淡无奇的学者，仅仅因为他的工作贴合传统的组织体系，则有可能更受欢迎。（页109） 追远堂批：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绝大多数人总是平庸的，嫉妒就成为平庸者必不可少的生活依据。一个不嫉妒别人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自己就很优秀，不需要嫉妒别人，优秀者遭到嫉妒是人类永恒的人性。而任何一个封闭的系统，它的封闭性必然体现在对相异者的排斥，这给那些庸人们实现嫉妒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十六、大学最适合什么人呆？ 雅：优秀者是由于惧怕竞争的原因，所以从骨子里就受到排斥；而资质较差的人则出于维护大学名声和影响力的考虑被拒之门外。于是，那些“称职的人”，第二流的人，那些在学术上和自己处在同一个水准的人，就被选中。（页110） 追远堂批：如前所说，这种情况不是大学特有的，是所有领域都是如此，这是人类的天性决定的。所以优秀的人要活得好，不招人嫉恨，最好的方法就是假装不优秀，然而恰恰优秀的人往往是不肯装的，什么方面都不肯装，才华既然横溢出来了，那就溢吧，实在不行，还可以像尼采一样，离开大学。 二十七、韦伯的例子：抵制学术近亲繁殖的悖论 雅：马克斯.韦伯曾经试图遏止这种不健康的惯例，他提出一条原则：任何一个已经在一个资深教授的门下取得博士头衔的人，都应该被要求到另外一所大学的另外一个资深人士的门下去从事学术工作。但是，当他尝试一视同仁地把这条原则用在自己学生身上的时候，他即刻发现，当其中一个学生到另外一个研究机构去谋职的时候，这个学生遭遇到了丝毫都不加掩饰的冷遇，人们宁愿相信，是韦伯自己看他不中用，把他革出了门墙。（页111） 追远堂批：也许韦伯遇到的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容易出现，因为中国的学术资源之间联系之密切，远远超过国外。中国学界像官场，官本位的思维同样统治着学术界，所以，教授们的弟子可以在一个很广阔的学术空间中流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家互相给个面子，啥事都好办。这叫有规则，更有潜规则。 二十八、大学之外的创造力 雅：在许多情况下，有创见的东西都是在大学以外产生的，它起初遭到大学的排斥，后来才被大学采纳，如此反复，直到最后大学才把它内化为自己的东西。（页116） 追远堂批：任何一个官僚化的地方，其结果都是阻挠新鲜血液的流淌与喷涌。当学术共同体形成之后，它也同样会形成保守的力量，阻挠新人的出现，所谓持盈保泰。人，尤其是思考的人，往往会比一般人更加固执，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了排外，这种排外在大学里就是维护现有的学术框架。而大学外的个体思索者，因为没有这些僵化条框的限制，他们会更加自由、活泼地表达，而这就是创造力最重要的基础。 二十九、学术行政人员的匮乏 雅：今天，领导的形式是有一位科研的领导人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监督着他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助手。只有这位负责人同时正好是那一位具备杰出才智的人，这才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值得期许的。（页119） 追远堂批：武大郎开店是寻常的人性，一个好的制度千方百计地摆脱这种情况，一个不好的制度则给人提供排斥杰出者的机会。所以，在一个杰出人士做领导的地方，一般而言，也是下属们可以开心工作的地方。学术行政尤其需要这样。客观地讲，中国这些年来在这些方面还是有改观的，至少已经不是武大郎一统天下的局面。 三十、制度要恰到好处 雅：就其本身来说，永远让人满意的制度是没有的。制度是被制度程序上叠床架屋的细枝末节搞坏的。简洁是最难实现的事情。操之过急的简化只会导致简陋。 追远堂批：人们都希望一个恰到好处的制度，但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中国学术制度，如果撇除了意识形态的桎梏，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学者们自己缺乏内省式的学术尊严，因为仅仅将学术看成谋生的一种，以至于它无法与其他许多职业区分开来，这种无法区分就导致了学术道德的全面堕落。而制度表面上在打击这些道德堕落，但它本身不是一种自我完善的机制，甚至是一种合法性都存在严重缺陷的机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常常从一种学术的维护者角色蜕变为学术道德堕落者的帮凶。这从近几年许多学术抄袭事件的不了了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31、学科分类只是权宜 雅：统一所有的知识只是一种理想。每一个分类的办法，都是基于某个特定的观点，出于某个特定的精神和历史境况，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的权宜之计。在这个意义上，每种分类的方案都是不真实的。（页126） 雲邊居士批：学科分类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绝大部分人的兴趣愛好，以及精力都是有限的，适当的分类对绝大部分人而言，有其合理性，它可以使得人们在研究有些问题时相对地集中精力，更有效率。但是，真理本身是不分科的，与真理相关的知识也就具有整体性，所以许多人在学养的培育过程中，越来越发现知识、学科之间本质上都是相通的。 32、科学的生命在于真理的两面性 雅：在启示、实在法和人类的自然天性里面，却总是存在着黑暗力量，对于这些力量，我们可以无穷无尽地解释下去，但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地理解，而恰恰就是这些黑暗力量给了科学研究实质和生命。（页130） 雲邊居士批：所谓真理无止境，便是因其深藏着正负、阴阳的两面性，如拜火教所看待的世界，是光明和黑暗两种力量相互斗争与消长的世界。而真理深度的推进，往往需要一种反向力量的刺激，这样导致的探索精神，正是人类的好奇心与生命力的表达方式。 33、大学的性格决定于参与者的性格 雅：大学生活的一切都要仰仗参与者的天性。一所大学的性格是由他们的教授们所决定的。每所大学都要仰仗它所招徕的那一类人。如果可以体认大学理念的人们不复集结在大学周围，那么即便最真切的理念都将是一场空。但是，如果确有这样的人存在，那么发现并且招徕他们，对于大学来说就成了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页148） 雲邊居士批：有许多大学都证明了雅氏说的这个问题，大学生活是由教授们决定的。最典型的是芝加哥大学和法国巴黎高师。后者甚至代表了整个20世纪法国的精神，这所很小的学校——目前在校人数也就800人左右，而在20世纪70年代前，它的在校人数也就200人左右，却产生了大量的政界、学界、思想界、文学界巨擘，就源于其学术理念的开放与自由。许多时候，简直就是任由学生胡闹，关键在于它招收学生的时候，非常明确地就是要招收最优秀的学生，这种精英教育的理念使得它不同于法国其他任何一所大学。芝加哥大学也是类似的，林毓生先生所谓的芝加哥大学有一种“比慢”精神，便是精英教育最典型的特征。反观中国各大学，几年不发表论文，就等于判处自己学术死刑了。 34、为学术而学术 雅：具有智识取向的人都是以一种独树一帜的态度献身于学术生活——在他眼里，学术生活并不是得到其他外物、达到某些外在目的或者猎取世俗功名成就的手段，他是为学术而学术的。 雲邊居士批：这便是求真意志。实际上，在中国，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依然还是被作为负面观点对待的。准确地说，要求真理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恰恰那种急功近利的结合论有时候效果更差，真理有其本身的逻辑与存在方式，任何强行破坏其纯正性的态度，都可能离真理本身更远。 35、求真的目的 雅：当一个人从生活燃眉之急的斤斤计较之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的闲暇有条不紊地用于思索内在价值的问题。如果说他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那只是因为，这种生活与一种客观的精神使命的完成有关，对于这种使命的清醒意识会给人一种深刻的满足感。明确地说，最好的人被拣选出来，并不是说他们可以被用作某些和他们自身的人生追求毫不相干的目的的原材料，而是说，他们的自性本身可以帮助他们塑造恰如其分的个体人性，并且是为了个体人性完美而塑造个体人性（页149） 雲邊居士批：中国各级学校——包括大学在内，教育人们的主要内容是两种。一种是某党的意识形态需要——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人只是工具；还有一种是如何到社会上不饿死，人已经是目的，但仅仅是活着。前者的目的，当然已经没什么人真把它当回事，就是专业的党务工作者也知道没人理会这种狗皮膏药。後一种目的，只是表明迄今人们还是仅仅停留在“民以食为天”的生存状态里，至于纯粹以知性省察人生的生活，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人而言，还几乎是天方夜谭。只有极少数的人们，自觉地追求这样的生活，但他们只是中国10数亿人口里的沧海一粟。 36、变成工具的人 雅：在那些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已经成功地作好进入大学的准备，甚至已经在从事博士和博士后阶段工作的成年人里面，仍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来没有超越过机械记忆的层次；还有一些人，他们尽管有百科全书式渊博的知识，但是却从来没有感受过真正精神劳作的气息。（页162） 雲邊居士批：看来这种仅仅将知识作为一种储备而非创生性累积过程的人，在哪里都会占多数。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应该是既能够让这样的人们生存其间，同时又能够宽容和鼓励创造性的人们。越是平庸的地方，越是扼杀有创造力的人，这几乎是人类的一个宿命。人类命运的吊诡在于，那些创造性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如果没有得到世俗的承认，依然会被鄙视，被排斥，那么人们到底承认的是创造性本身还是其外在的光环，也就不得而知了——概其因，许多情况下，是因为判断其胡说八道还是创造性的信息成本太高了吧。 37、意识到伟人的非常规性 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真正伟大的人物都是没有办法通过考试预先选拔和识别的。……但是，比其他人更多感受到生活之严酷性的伟人，则是例外的，因为他们得坚持不懈地为某个不符合任何既定模式的生存方式斗争，因为习惯上总是成为政治迫害的对象。（页163） 雲邊居士批：钱钟书考清华的时候，数学只得了15分，国文和英文都是第一名，罗家伦校长慧眼识英才录取了他。这说明伟大人物有时候确实很难识别的，但也不是完全不能依靠考试去识别，只是教育制度不要把人的天赋彻底泯灭掉，至少清华的考卷当时还是有能力识别优秀的。即使现在这么糟糕的考试制度，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当然，总体上是很糟糕的。而最重要的莫过于，对于例外情况，如何在以平等为主流的社会要求中，得到人们的承认，这同样需要一定的程序来解决。 至于说到伟人受迫害，那是不奇怪的。中外古今，概莫能外。那些追求精神生活以及不断追求人格完善的人，往往会让社会嫉恨，这便是他们遭到迫害的原因，他们的生活态度本身就是对庸俗的指责，这会触犯众怒。 38、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雅：当集体选择代替了个人选择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倾向于普通人才的趋势。真正能够洞见人之本质、真正适合选拔人才的天才人物，从来都是屈指可数的。（页167） 雲邊居士批：这永远是个矛盾，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人物总是少数的，因此，选拔人才无法完全依靠个人，总得有制度化的集体选拔方式，只是这种模式不能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总得有破格，只是谁有权行使破格选拔权，又会成为问题。千里马有的是，但是要有伯乐才不会出现千里马“骈死于槽枥之间”的悲惨命运。这样的悖论，往往需要依靠宽松的社会环境才能解决。 39、大学需要的社会与政府环境是宽容 雅：有些国家会因为惧怕纯粹真理研究所带来的后果而不容忍对自身权力的任何限制，这样的国家一般不会允许一所真正的大学存在下去。（页174） 雲邊居士批：这说的不就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吗？1949年以后的中国没有大学，因为在权力和武力财力，这三力分权的模式下，任何一所大学，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中国人不相信奇迹。拉瓦锡被判死刑的理由是“共和国不需要化学家”，中国没有大学的原因是“‘共和国’不需要大学”。 40、大学的功能 雅：大学的功能是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心智良知。它是这样一群人的组合，这些人恰恰因为对真理的发展承担着无限的责任，所以不必对当前的政治承担责任。（页174） 雲邊居士批：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还有什么话可说。这无法不让人想起1949年以前中国的大学，那时候，有那么多大学的教授们能够在政治权力的掣肘中，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坚持良知与正义。说到这儿，你还能不佩服毛泽东的厉害？这具广场停尸房里的尸体，不说别的，光是它当年给中国教育领域制造的滔天罪恶，就足以鞭尸100亿次，不过，鉴于人道主义原则，只希望它尽快入土为安吧——以便给那些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们一个适当的凭吊之所。 41、大学的危机 雅：为了迎合这种新的大众教育的要求，大学已经被迫采用中学的方法和程序。……大学因为自身的原因而败落的一个途径，就是对外界的大众教育的压力做毫无原则的妥协，还有就是自我降格到中学的水准上去。大学乐于接受哪些公众影响，同样也受制于这些波动的情况。（页175、176） 雲邊居士批：经历了今年年初这场风波，我才知道，希望把大学办成中学、甚至小学的大有人在，我本来以为只有政府才希望这样办大学，现在才知道大量的国人都希望这样办大学。这样的社会要进步，真是难哪，太难了！不知大学精神为何物，但又自以为知道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的人，实在是这个国家落后的基础要件，更是这个国家当前这副德行的必备条件。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多如牛毛的庸众真是恩愛夫妻，谁也离不开谁——“一张床睡不出两个人”。 42、大学教授的自我定位 雅：大学教授首要地是要把自己看作一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教师，而不单纯是一个法团的成员或者一名公务员。……当教授们被颐指气使地指派、被予取予求地处置、被引诱进某些境况之中、被暴露于严格字面意义的学术政治之下的时候，他们就将跟人类的其他成员没有什么分别，最终都会与最败坏的期许不谋而合。（页178、179） 雲邊居士批：中国的大学教授们最不具有自我定位的能力，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他们最容易把自己当成策士。所以对着政府胁肩谄笑也就变成了他们的主要人格特征。看看那么多所谓的课题，所谓的学术成果，除了外面那层表象，里面包裹的都是钱钱钱罢了！所以中国的学术，总体而言，基本上用三个字可以概括：“不要脸”——如果用两个字概括的话，那就是“垃圾”。这都是因为大量教授并不觉得自己是真理的仆人，而是权力和金钱的仆人，真理只是性工作者——他们在帮助权力和金钱强奸真理的时候，自己也能分到一炮。 43、学术自由 雅：根本不能想像会有哪一个连基本的道德和行为罪过都要急于掩饰的国家会需要真理。它当然要仇视大学，它对大学佯装出来的友好只是为了到最后更好地破坏它。…学术自由意味着学者和教师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研究，以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教学。（页186） 雲邊居士批：这话实在是说得太精彩了。确实如此，那些靠着真理部扼杀舆论，靠愛部杀戮异端的国家，怎么会需要真理呢？他们是真理的死敌，是真理最凶恶的敌人。他们对大学的一切“支持”，只是为了他们不能实现大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把大学办成传播奴役合理的地方。只是他们实现恐怖统治以及专制统治、极权统治的工具。如果任由教师自由教学，岂不与其初衷背道而驰？所以，他们可以任由教授打骂学生，唯独不允许教授们与学生一起追求真理。不少大学里都有靠告密拿政府补贴的学生，就是一个明证。 44、学术应当独立于任何外在的目的 雅：作为大学的一员，无论他是院系的成员，是院系的首脑还是大学校长本人，如果他选择拉帮结派，或者去支持某个特定的党派，或者去支持整个的国家，那都是对自身位置的亵渎。（页191） 雲邊居士批：雅斯贝尔斯也提到了韦伯的《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推崇备至。他与韦伯持守着同样的立场，学术必须独立，不介入任何政治行为。至于中国的大学教授们，不以学术交朋友，却以利益拉帮结派，那是司空见惯的事了。锺書君的《围城》里，把大学教授们的这种不齿行径写得入木三分。而现在，似乎这样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变，只有变本加厉——在不允许追求真理的国度里，大学教授们承担一个教职，也就是为了吃碗“饺子”，拉帮结派嘛，当然也许能多吃几碗，有什么奇怪的？ 45、大学需要勇气 雅：我们知道，挣扎于我们身边以期被发觉和承认的真理，会永生，或者也会枯萎，那要看我们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在各种变动不居的形式中将大学的理想化为现实。 雲邊居士批：大学——要当得起这样的称号，是需要勇气的，这不是仅仅一个校长或者哪几个教授的勇气，而是所有教授们共同的勇气。当韦伯针对贝恩哈德事件撰写文章批评的时候，贝恩哈德本人到韦伯寓所真诚道歉，韦伯是勇敢的，而贝恩哈德在一定程度上更勇敢。韦伯还曾经批评过另一个被政府安排到柏林大学当教授的年轻学者，那位学者也因为认识到问题而没有去就职，这都说明了这个民族中的精英分子，除了韦伯这样己身正直，并且对错误的学术行为敢于批评之外，那些被批评者，也不是知错不改的孬种。1837年哥廷根七教授的辞职事件，也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的非凡勇气。正是这种关于大学、关于学术的共识，以及当事教授们的人格，才撑起了德国真正的学术精神。 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学术精神，正如隐匿于云端的真理本身，从来不曾从天而降过，它需要人们坚持不懈地努力——甚至斗争。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08-8-26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a2c160100a0m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