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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康德主义。 1865年，德国哲学家李普曼（Otto Liebmann）在《康德及其追随者》一书中大声疾呼：“回到康德去！”通常人们以此作为新康德主义运动的开端。另一位开创者朗格则形象的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正像一支溃败的军队四处寻找固定场所，希望重新集结队伍意义，在哲学界中到处响起了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呼声。......这位伟大的哥尼斯贝格哲学家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绝不能认为是陈旧了。我们完全有理由像素来人们以严肃认真的努力去仅仅研究亚里士多德而不研究其他任何哲学家一样，去投入到康德的深刻体系中。”回到康德就是回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源头，甚至回到“一个伟大的精神家族，其宗谱至少要上溯到柏拉图和巴门尼德”。回到康德就是为了防止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死灰复燃，改变黑格尔主义衰微之后德国哲学肤浅庸俗，分崩离析的局面。
在朗格看来，康德在哲学上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的哥白尼式革命超越和克服了唯物主义，同时又未陷入怀疑论。康德之后的德国唯心主义热烈的追求绝对知识，完全抛弃了康德清醒的解释的道路，而借助思辨的独断去发现另外的道路。于是就出现了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宏大公理，出现了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这样荒唐无稽的臆想。 在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之一马堡学派看来，回到康德就是回到他的先验方法。先验方法是康德思想结构的推动性的，向前推进的，创造性力量，使他不朽的根本内容。“因此我们不惜埋葬掉这种哲学的尸体，而使他的精神永生。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我们永远是康德的真正的传人。” 新康德主义的另一个代表弗莱堡学派喊出了“要了解康德就要超越过康德”的口号，其领袖人物文德尔班期望重新赢回在伟大时代德国哲学所取得的成果。
早期的新康德主义者包括梅耶（J.B.Meyer），自然科学家赫尔姆霍兹（H.Helmholtz），哲学史家策勒（E.Zeller），海姆（R.Haym），朗格（F.A.Lange）和费舍（K.Fischer）。他们各自发挥出康德哲学中所包含的唯心论的，实在论的，批判的，怀疑论的，自然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新康德主义的主要代表则是两个学派：一个是以柯享为代表的马堡学派，以对精确科学的逻辑的研究而著名。另一个是以文德尔班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对历史和文化科学的研究以及先验价值论而著称。 此外还有以柯内留斯（H.Cornelius）和纳尔逊（L.Nelson）为代表的心理学派（又称哥廷根学派），以及以黎尔（A.Riehl）和库尔佩（O.Kulpe）为代表的实在论学派。
新康德主义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时期（1871~1878）的特点是充分认识到康德的统觉和先天性学说的广泛可能性，同时在先验研究和经验探究之间，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一致反对“反科学” （anti-scientific）的形而上学。 第二个阶段是从1878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一时期，马堡和弗莱堡两个学派在对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先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了各具特色的学说。 第三个阶段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基于对文化乐观主义的崩溃的反思，开始以生命哲学的名义讨伐理论上的唯心论，形而上学又复活了，他试图去追溯比苦心经营的理论体系更原始的源泉。
（一）马堡学派 马堡学派是以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1842~1918）为首的新康德主义学派，他们试图发挥康德的认识论思想，建立一种以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为中心的哲学。由于他们以马堡大学为活动中心，故称马堡学派；由于他们把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归结为先验逻辑问题，故又有先验逻辑学派之称。
柯亨的哲学活动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他主要致力于重新解释康德的著作。1871年，他出版了《康德的经验理论》（1875年修订再版），此书对马堡学派的形成以至整个新康德主义思潮的发展都发生过重大影响，甚至朗格也认为本书对促使新康德主义发展称一种广泛的思潮是“最为重要的”。1877年和1889年柯亨分别出版了《康德对伦理学的论证》和《康德对美学的论证》，这样他就系统的对康德三大《批判》做了相应的评述。 从20世纪初开始，柯亨主要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体现他的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的主要著作是《纯粹认识的逻辑》~1902,《纯粹认识的伦理学》~1904和《纯粹感受的美学》~1912.其中《纯粹认识的逻辑》是他阐述他的整个哲学基础的著作。 此外还有《无限小方法的原理及其历史》~1883，《伊曼努尔.康德》~1904，《纯粹理性批判注释》~1907和《哲学体系中的宗教思想》~1915等著作。
除柯亨以外，马堡学派最重要的代表是保尔.那托普（P.Natorp，1854~1924）和恩斯特.卡西尔（E.Cassirer，1874~1945）。那托普是柯亨的后继者，1885年起任马堡大学哲学教授。他在哲学史，逻辑学，心理学和社会教育学方面都有不少著述，其中主要有：《笛卡尔的认识论：批判主义前史研究》~1882，《柏拉图的理念学说》~1903，《精密科学的逻辑基础》~1910等。1912年他在康德学会所作题为《康德与马堡学派》的演说，是一篇介绍马堡学派的代表性论著。 与柯亨相比，那托普更加深入的研究了相对论等科学的新发展，并把整个心理学领域纳入柯亨的知识体系中。他把马堡学派的哲学当做是一种方法，把他彻底运用于构造“精密科学”，精神科学以及社会关系的体系。 总的说来，他倾向于把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同康德的批判主义结合在一起。 卡西尔是后期的代表，他的活动时间已是20世纪初，主要著作有：《实体概念和函数概念》~1910，《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四卷，1906-1933，《符号形式的哲学》~1925等。他的思想特色是把马堡学派的观点运用于历史和文化，政治领域。卡西尔后来移居美国，哲学观点发生了变化，某些方面更接近于现象学和哲学人类学。 马堡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奥瑟.李伯特（A.Liebert，1878~1948），鲁道夫.施达勒姆（R.Stammler，1856~1938）和卡尔.沃伦德尔（K.Vorander，1860~1928）等。
马堡学派首先继承并改造了康德的先验方法。 在对康德关于理论理性的学说的解释上，存在着先验心理和先验逻辑两种倾向。 前者强调作为认识主体的心理意识具有一定的先天结构和形式，他们决定着人的知识的结构和形式。 马堡学派坚决反对这种倾向，因为这意味着把意识分析当做认识和整个哲学的出发点，势必导致心理主义。 在柯亨看来，哲学的任务不是揭示主体的意识结构，心里组织，不是研究主体的认识发生过程，相反，他应当摆脱认识主体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特征。 他从先验逻辑倾向出发解释康德，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并进而阐明包括道德，艺术，宗教在内的其他一切知识部门的可能性，揭示他们的逻辑前提，发现各门学科的一般的逻辑结构。 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特殊对象，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必有共同的，即先验的逻辑结构。正是这种共同的逻辑结构，是知识具有统一性。哲学的任务是探究这种共同的逻辑结构，而不是探究认识的心理基础或具体的认识过程，所以哲学就是科学认识加逻辑，或者说纯粹认识的逻辑，这种逻辑就是康德的先验方法。
待至出关日，静观候乾坤。
按照马堡学派的观点，先验方法有两点基本要求，“第一点是踏踏实实的追溯到各种实存的，有历史为证的科学，道德，艺术，宗教等方面的事实。”用康德那句有力的名言来说，哲学害怕形而上学建筑师的那些“高塔”，因为他们“通常是面面临风的”，他要求寻求广义的经验的“丰饶深谷”，力求把根扎入全部文化创作中去。第二点是指明“可能性”的根据，亦即“在全部创造文化的行动中指出规律的根据Logos，Ratio（理性）的统一，提炼出纯粹的规律”。因此，先验方法就是“批判”方法：既批判形而上学的超越，也批判目无规律，逃避规律的经验主义。
从这种先验方法出发，柯亨等人重新解释了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并进而批判康德的先验感性论，把全部认识活动归结为纯粹思维的创造。柯亨等人在批判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时认为，人的认识以自己的经验为限，一切被认为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其实都并没有超出经验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一范围，那就成了不可知的东西。 但“自在之物”又是一种调节原则，他的作用是联结经验材料，调整人的认识，但他自身并不提供认识，他只是一种观念，而非实在。自在之物在成为观念以后，就不再是非科学的实在论的幻想，不再是非逻辑的迷信的幻影，不再是实质上不可实现的愿望的空洞表示。 把“自在之物”当做一种调节原则也就是把他当做一个“限制概念”，他表明认为自己的认识设定的一种目标，界限。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不断生成，变化，创造的过程，是对尚未确定之物的确定过程，因此人的认识永远没有最终的目标，这个目标总是待定的，总是一个疑问号，他表明人的认识所不可逾越的界限。
与康德不同，柯亨认为自在之物并不是引起感觉的原因，感觉不是认识的起点，没有死亡，任何感觉和知觉都无法发生。思维是从其自身开始的。全部认识都是纯粹思维自身的活动，无需借助其他工具。这就是说，在认识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由思维所规定的，也没有任何东西不能为思维所规定。任何经验的规定同时又是思维的规定。空间和时间并不是感性的先天形式，而是纯粹思维本身所创造的范畴，是用来表现纯粹思维活动的结果的。 简言之，“康德的确奠定了批判方法的全部意义，全部权利：一般的说，一切关于对象的关系，一切关于客体和主体的概念，都是在认识之中，按照认识的规律产生出来的。”
柯亨进一步认为，作为数学研究对象的数是纯粹思维的产物，而一切其他科学都可以数学化，因为他们的对象以至整个对象世界，自然界都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具体的说，现代自然科学是数学的自然科学，无穷小的概念则是数学的基本概念，是一切数的基础，因此实际上也就是自然对象的基础。无穷小从时间，空间以及一切其他性质方面决定对象。因为物体的运动和过程意味着他们具有连续性，而连续性又是由无限多的时空的无穷小因素构成的。因此，事物的实在性可以还原为无穷个概念的实在性。既然数是一切自然和社会对象的基础，那么数学方法必然是一切科学的基本方法。
柯亨等人对逻辑问题给予了很大注意。他们对逻辑的解释同对数学的解释一致，即把逻辑范畴当做纯粹思维的创造。纯粹思维利用无穷小概念的演算来创造各种科学理论时，必须依据某种逻辑前提，利用某些有普遍意义的逻辑范畴和规律。这些逻辑规律和范畴既是事物的实在性的标准，也是任何科学原理的真理性的标准。
（二）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因其曾以弗莱堡大学为活动中心而得名，他后期的活动中心是海德堡大学，故又称海德堡学派。由于弗莱堡和海德堡属于德国西南部的巴登州，故又称西南学派或巴登学派。还由于他着重先验心理和价值问题的研究，有时亦被称为先验心理派或价值学派。
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Windelband，1848~1915），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序曲》（论文集~1884），《历史和自然科学》~1894，《论自由意志》~1904等，晚年逐渐转向了新黑格尔主义。 文德尔班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哲学史家。他的《哲学史教程》曾经是应用广泛的大学教科书，至今仍有很大影响。 文德尔班的学生海因利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是弗莱堡学派后期的主要代表，主要哲学著作有：《认识的对象》~1892，《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1896，《历史哲学问题》~1905，《哲学体系》~1921第一卷等。 其他代表人物还有拉斯克（E.Lask），科恩（J.Cohn），鲍赫（B.Bauch）等。
文德尔班虽然没有创造出一个价值哲学的体系，但他确实继自己的老师，“目的论唯心主义者”洛采（H.Lotze，1817~1881）之后将价值概念放在哲学的中心地位，并提出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口号。 当时德国流行两种倾向，一是以哲学史代替哲学，一是把哲学归并到其他经验科学中去。 文德尔班坚决反对这两种取消哲学的倾向。他坚持认为哲学有着独立的领域和自己的问题。 作为哲学史的专家，他指出哲学一词具有理论和实践两重含义，前者提供循序渐进的工作以便达到绝对知识，后者指一种以合理原则为依据的生活艺术。 因此，他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置有关宇宙和人生的一般问题。 所谓一般问题，就是原则本身。他所：“谁要想以这些的方式谈哲学问题，就必须时刻鼓足勇气，站稳脚跟，而且还要以坚韧不拔的气概，把听众领到各种最一般的思考中去，在这一片汪洋大海里，去领略天旋地转的滋味。” 文德尔班具体规定了哲学的对象和任务。虽然专门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去，但哲学并没有成为李尔王，他还保留着一个拥有不怕被分掉的对象，那就是宇宙和人生的一般问题，他永远是哲学的对象。 至于哲学的任务，文德尔班指出，经过康德批判哲学的启蒙之后，就不能再醉心于独断的回答实体是什么等形而上学问题，或者去总结或概括各种专门科学的问题。康德使我们明白，哲学必须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要求，而应当从价值入手，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评价。
按照文德尔班的观点，事物皆具有两个方面：一是可认知，人们可以判断他们是什么，二是可评价，人们可以评价他们是怎样的。前者是事实领域，后者是价值领域。知识相应的也具有二重性，即关于是什么和应怎样的知识，而不是被劈成两片的经验知识和理性知识。文德尔班认为，要对哲学进行彻底的改造，就要把哲学从像自然科学那样对事物是如何，如何做判断，改为应该怎样，怎样作评价。因此评价方法就是他所谓的科学方法，他要求把对事物的评价活动放在比对事物的判断活动更重要的地位。这与康德所谓“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是一脉相承的，不过进一步把这种优先性扩大了，从而把价值作为哲学全力以赴追求的目标。
文德尔班总结道：“相对主义就是哲学的取消和死亡。哲学只有作为普遍价值的价值科学才有生命力。...哲学以具有普遍价值的那些价值为自己的领域，为自己的问题。这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是文化和文明全部功能的组织原则，是人生一切特殊价值的组织原则。哲学描述和解释这些价值，只为了对他们的价值加以说明；不把他们当作事实，而是把他们当做标准。所有这些要把自己的任务发展为制定规律，但这不是任意专断的颁布规律，这些规律是他所发现并把握了的理性规律。”这段具有代表性的文字，说明他遵循着康德所走过的道路，以探讨规律的普遍性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把“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作为自己哲学的原则和标准。在原则和标准确立之后，文德尔班就着手改造哲学，改变整个科学的评价，并着手建立一个和判断逻辑相平行的评价逻辑，作为评价活动的普遍应用的方法。
文德尔班把“标准意识”（Normal bewussten）称为哲学的真正前提，认为他是对意志，情感全部经验进行评价的绝对中心。 所谓标准意识，就是对实际意愿和理想标准相符合的意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意识，只有价值标准，那么价值标准还是一个死的，还不能用来对实际经验进行评价。有了这样的标准意识，就可以把价值标准用来衡量一切实际经验，构造全部哲学体系。从这个前提来评价康德哲学就可以看到，康德曾竭智殚虑而找不到弥合办法的三个部分---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完全是统一的，只不过是同一个道德标准在三个不同领域的应用，只不过是同一个意志的伦理态度，在三个不同领域里的表现，因而三者统统都是关于标准的科学：逻辑学是关于思想标准的科学，伦理学是关于意志标准的科学，美学是关于情感标准的科学。所以，只有以标准意识为前提，康德哲学的各个部分才是实际统一的，只有价值哲学才真正贯彻了康德实践理性的优先原则。
价值哲学不但能够用“具有普遍价值的价值”这个标准把全部哲学统一起来，他和一切活生生的现实知识，和全部生活的丰富内容，也处于不断的交流之中。哲学能加强人生的信念，提高人类的理想，并对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其发人深思的见解。这些信念和理想经过价值概念的整理和规定，就获得了严密的科学形式。 由文德尔班所倡导的价值哲学突出了评价活动，丰富了人类知识的内容，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他在取消哲学的洪流中，极力维持哲学的独立性，继续了德国古典哲学和欧洲古典哲学的传统。
弗莱堡学派的价值哲学同他们所提出的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即所谓“文化科学”）对立的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德尔班关于事实与价值，事实知识与价值知识的区分，具体表现为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的区分。自然科学是研究事实世界的科学，自然科学的概念属于事实知识，而社会历史科学则研究价值世界，属于价值知识。文德尔班由此而将自然科学称为“系统普遍的”（nomothetisch）科学。社会历史科学所利用的是对特殊的，具体的事件进行描述的方法，即个别化的方法。社会历史科学的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的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中。因此文德尔班把他称为“描述特征的”（idiographisch）科学。 李凯尔特完全承袭了文德尔班的价值思想，当他具体论述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社会历史科学）的对立时，正是把价值概念作为其指导原则。他同样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科学的区别的方法论性质，认为二者均以经验的实在为对象，如果我们在考察这些对象时注意的是一般的东西，那就是自然；如果在考察他们时注意的是特殊和个别的东西，那就是历史。自然科学所利用的是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即普遍化的方法，他的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界中的“规律”。“齐一性”，“共相”，“不变的形式”。因此，只有社会历史科学才能达到实在。因为社会历史科学排出了用普遍化的方法去寻求规律，齐一性，而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去描述具体的，特殊的历史事件。事物的真正存在正是其作为具体的，特殊的事件的存在。
本篇小结 本篇讨论的是16世纪末至19世纪末300年间的哲学思想，我们称之为“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和中古哲学相比，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在时间上离我们更近，在观念上与我们的关系最为密切，无论从消极意义上还是从积极意义上看，他们中的许多东西亦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要素。
我们将近代哲学分为四个单元：经验论与唯理论，法国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黑格尔后的哲学思潮。其中经验论与唯理论表明认识论问题在近代哲学中取得了重要地位，法国启蒙哲学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思想和理论背景，德国古典哲学以重建形而上学的方式将古典哲学的基本概念发挥到了极致，随后黑格尔后的哲学思潮则标志着古典哲学的衰落并且预示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兴起。
与古代哲学和中古哲学相比，近代哲学具有鲜明的特征。由于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进步神速，人类的知识领域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使哲学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给哲学家们打开了一个无限的想象空间，似乎从根本上解决哲学问题不再仅仅是理想，实际上这也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们努力的方向。知识是人类精神认识世界的根本手段，科学是真理的化身，这构成了这一代哲学家们的基本观念，而就哲学而言，知识，科学乃至真理，则是通过体系的方式实现的。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利用几何学方法使哲学成为科学体系的设想，只有黑格尔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则主要体现在他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体系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当然，近代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包括他的局限），其实在希腊哲学中都有其根源。套用黑格尔的比喻，哲学就像是一粒种子，他在希腊哲学的土壤中发芽，而在欧洲哲学的土地上终于长成了大树。不过，这样的比喻容易引起误解，他意味着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似乎是正确的：只有一个哲学，所有的哲学不过是这同一个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所以我们不如换个说法：希腊人计划发现了所有的哲学问题，而后人则为解决这些问题开辟了一条条思想之路。
近代哲学的主要工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识论的问题成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黑格尔曾经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近代哲学的主要问题。的确如此，只有在近代自然科学飞速发展，人类知识领域迅速扩展和深化，以及认识论问题成为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的背景之下，作为知识或科学的哲学才有可能在内容，形式，体系等方面成熟起来。虽然我们不能将认识论的问题看作是近代哲学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因为真正的核心问题还是形而上学问题，但是他的确是主要问题之一，而且构成了解决其他哲学问题包括形而上学问题的基本条件。不过笛卡尔所造成的，潜在于近代哲学主体性原则之中的二元论因素，注定了近代哲学是不可能解决认识论的问题的。
第二，使哲学成为科学。 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使哲学成为科学就成了哲学家们的理想，在近代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哲学与科学之间相互影响，促使哲学家们试图使这个理想成为现实。笛卡尔形象的将人类知识比喻成一颗大树，形而上学就是这棵大树的树根。显然，作为科学知识的基础的形而上学自身也必须是科学，而且更应该是科学。黑格尔甚至通过这些自我证明的方式而声称，哲学比所有的科学都更是科学，因为他是从自身出发而回归自身的圆圈，所以没有一般科学所必需的前提和出发点。哲学家们的这种科学情节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为后人厘清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第三，建立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 从笛卡尔开始，哲学家们就认为使哲学成为科学的方式就是使之成为科学的体系。从笛卡尔仿照几何学建立起来的演绎方法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家们实在在努力发现或建立一种科学方法，使哲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包罗万象的科学体系。因此，与前此以往的哲学相比，近代哲学可以看做是一个体系化的时期，尤其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在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哲学家们，特别是黑格尔，在使哲学成为体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此之后，一方面哲学家们放弃了使哲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科学体系的工作，另一方面人类知识的进步和发展，也使这种工作变得不可能了。
第四，哲学对社会现实的影响。 启蒙主义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主导精神，哲学家们不仅试图从认识上达到真理，而且以改造社会为己任。近代哲学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欧洲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为社会变革进行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启蒙主义与宗教迷信，封建专制和愚昧落后为敌，试图通过提倡理性，发展科学，推进知识，教化大众的方式促进社会的进步，作为一场大规模的持久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西方文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个历史时期，哲学不仅是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也是清晨报晓的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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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形而上学的完成。 如果不考虑19世界下半叶黑格尔后哲学向20世纪西方哲学的过渡，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哲学开始，以黑格尔哲学而告终，我们可以把这一历史时期看做形而上学的完成时期。笛卡尔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建立形而上学体系的设想，黑格尔则通过他的辩证法使形而上学变成了科学。如果再向前追溯，我们可以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发展过程看做是形而上学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由于黑格尔将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观念发挥到了极致，从而亦使形而上学走向了绝路。黑格尔之后，尤其是20世纪西方哲学，几乎始终都在激烈的反对形而上学。因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表明形而上学虽然在黑格尔那里完成或终结了，但是仍然有其深远的影响，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结束语”
“结束语” 西方哲学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9世纪，经历了2500多年漫长的历史，我们通常称之为“古典哲学”。伴随着哲学及其各个部门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其主线是形而上学产生，兴盛和衰落的历史演变。
哲学诞生之初，哲学家们关于哲学的对象，问题和方法等都处在摸索阶段。从巴门尼德开始，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终于形成了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哲学传统。在中古哲学中，尽管基督教一统天下，哲学仍然以畸形的方式顽强的进行着理性的思辨，并且在超越性等方面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近代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以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为其生长的源头，近代哲学以启蒙主义为基本精神，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将哲学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阶段，最终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汇总，达到了形而上学的顶峰，此后在哲学的对象，问题和方法等方面又重新陷入了混乱的局面，同时为20世纪现代哲学开辟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毫无疑问，对于生活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人们来说，古典哲学显然既熟悉又陌生：由于古典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观念，因而为我们所熟悉；由于哲学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又使我们感到很陌生，于是便引发了对待古典哲学的不同态度。比较激进的态度是，彻底否定古典哲学的成就，视之为哲学在其幼年时期不可避免的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与此不同，我们则主张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一方面将古典哲学看做是现代哲学的来源和基础，另一方面把现代哲学理解为哲学的革命，至少是为哲学革命所做的准备。总之，学习现代哲学如何不学习古典哲学，就会缺少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深厚的历史感，因而难以将现代哲学推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学习古典哲学如果不学习现代哲学，就会迷失哲学的创新精神和发展方向，遮蔽哲学对于现时代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们在此所描述的西方哲学史，从希腊哲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以欧洲哲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告一段落。以后我们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也会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样是他的基调。这实际上反映了哲学的本性：哲学问题是人类永远追问但却永远不会有终极答案的难题，因而哲学家们所提供的各种各样解决问题的方案，就为我们留下了一条条哲学运思之路，树立起一座座里程碑。
按照惯例，西方哲学史在此告一段落，以后的哲学发展将是现代西方哲学描述的对象。就此而论，他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始终在“新的开始”之中。
后记 《西方哲学史》原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承担的普通高等院校“九五”国家教委重点教程。由于种种原因，本书直到今天才编写完成，出版面世。
按照本书原来的设想，为了给教师讲课留有充分的余地，我们准备为本科西方哲学史课程编写一部比较简明的教科书。但是近年来，哲学系西方哲学史课程的设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以往本科的西方哲学史课程讲授一学年，其中一学期从希腊哲学讲到近代哲学中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一学期讲授18世纪法国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 这几年，国内比较著名的大学哲学系都在进行与国际接轨的课程改革，西方哲学史首当其冲。因为国外大学哲学系中一般没有通史的课程，主要是专题研究，原著研读和断代研究等等，所以我们改革的指导方针是压缩西方哲学史课程，增加原著选修课，形成西方哲学系列课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1997级本科生开始实施新的教学方案，通史课改为一学期的西方哲学导论，然后以四个学期的时间开设哲学原则选修课，尽量“史论结合”，即以原著串联哲学史。这样一来，我们原来编写教材的设想就不合适了。如果教师讲得比较充分，教材可以简明一些。但如果教师讲得比较简明，甚至有些内容无法顾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为学生提供一部比较详细充分的参考教材，以便是他们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之下自学。 于是，我们及时修改了编写计划，增加了篇幅。后来随着教改的深入，学校为学生减负，缩减了学分，因而西方哲学史系列课程又进行了一次调整。 哲学史讲一学年，其中一学期古典哲学，一学期现代哲学，然后在两个学期内开设四门哲学原著选修课。因而，教材的编写工作也相应的又做了一次调整。 现在，我们又面临着课程的调整和改革，初步设想是在哲学一级学科之下形成西方哲学系列课程，所以这部教材的编写和修改一直持续到今天。 另外，由于本书是集体创作的产物，要想使全书形成比较同意的风格并非易事。加之教学科研等工作都非常繁重，因而统稿的速度十分缓慢，这主要应该由我负责。在此，我谨向作者和读者表示深深的歉意。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同类教科书和各方面的科研成果，不能一一列举著名，在此表示谢意和歉意。最初，我们本来打算修订本教研室由苗力田先生和李毓章先生主编的教材《西方哲学史新编》，但是考虑到他的教材性质，还是由大学出版社出版为好。如果修订，可能会面临版权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在前辈已经打好的基础上重新编写。苗力田先生和李毓章先生一方面大胆放手，把重任交给了我们；另一方面始终关心教材的编写工作，并且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当年编写《西方哲学史新编》时，先生们曾经计划增加黑格尔之后的19世纪哲学，以便使西方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有一个比较恰当的衔接和过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以至于苗力田先生生前对此始终耿耿于怀。我们这一次重新编写西方哲学史教材，特别增加了这一章，也算是给先生一个交代。
按照章节的顺序，本教材的编写者如下： 第一编“古代哲学”：徐开来（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 第二编“中古哲学”：李秋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 第三编“近代哲学”第七，八章：冯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 第三编“近代哲学”第九章第一节和第四节：张志伟； 第三编“近代哲学”第九章第二，三节：郭大为（中央党校哲学部哲学博士，副教授）； 第三编“近代哲学”第十章：韩东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 结束语：张志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王霁先生，周蔚华先生和李艳辉女士对本教材的出版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仅代表作者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教材的编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受作者们的信任和厚爱，承担本教材的主编工作，感到非常荣幸。本书肯定有许多不当之处，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这些都应该由我负责，希望学术界同行和诸位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本教材完成之后，我们将投入到《现代西方哲学》的编写工作之中，希望能够比较完满的完成西方哲学教材的编写工作。
张志伟 2001年12月
楼主讲得好详尽啊，先赞一个。 最近学习现代哲学的怀疑论还有弗雷格的算术基础甚是痛苦，对哲学的作用和人文关怀甚是怀疑。 期待楼主讲到分析哲学。
马哲的哲学基础一点都没有腐味。 建国后的中共从来没有去认识过马哲，他们只是拿马哲这个名目作为借口来做一些事情。
张志伟 的东西偏旧。他们这一代人，没有理解语言转向。
受益匪浅
非常感谢！ 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接触现代哲学。 这本哲学史，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整整将近一年，才到了近代。 起初我打算用一种更加简洁，概括的方式总结。 后来发现，哲学史本身只是一个框架，另外一些貌似不重要的字句，也有其自身的内容，所幸就采用这种“经书誊写”的形式。 一来锻炼自己的耐性，一来强化记忆，另外随时阅读起来更为方便。 下来我计划把“中国哲学史”也用类似的形式呈现。 如果造化允许，我也会将现代呈现。 再次感谢关注之人的关注。 善始善终，我还会坚持下去。
至于哲学的作用和人文关怀，我想是毋庸置疑的。 哲学的历史本身就是由外在转向内在，由宇宙万物的好奇向人自身转变的历史。 我比较喜欢费尔巴哈的人本，叔本华的虚无，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尼采的自我超越。 现代哲学的状态在近代哲学的概念中都有端倪。 这些都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只是其形式抽象为观念，甚至让人乏味。 哲学本身就是对现实的思考。 而于我，在我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接近绝望崩溃的边缘，是哲学赐予我心灵安宁的栖身家园，就像拥有爱情一样让我心安。 也许这就是哲学于我最大的魅力所在。
我说的马哲基础，指的是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腐朽指的就是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腐朽。和建国后的中共的没有关系。
系统在不断删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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