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淇传奇：宋淇与钱钟书阔别三十年后的通信（南方都市报）

宋淇与钱钟书 阔别三十年后的通信 原文链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2-11/27/content_1761273.htm 南方都市报 2012年11月27日 RB15 版 名家在线 宋淇赴港后与钱钟书等断绝通信 1949年，宋、钱两家便“分道扬镳”：钱家留在内地，我们则南来香港。双方的抉择都是深思熟虑过的，没所谓高低之分，毕竟命运是不可测的。爸爸选择离开有两个原因，一是如杨绛所回忆的：宋淇告诉她和钱钟书，他体弱多病，不能不常服西药，所以只好留在香港(参见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二个原因我相信更加重要，因为是爸爸跟我说的：我们家是大地主，祖父宋春舫在杭州有春润庐，在上海有整条街那么多的房子，为免政治清算，不得不逃跑。 爸爸的抉择其实很容易明白。他的友人中，夏志清早在1947年便赴笈耶鲁，吴兴华也计划出国，可惜因为肺病无法成行。傅雷夫妇、钱钟书夫妇选择留在国内。据杨绛所说，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给钱钟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但钱却一口拒绝，说：“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见杨绛《命与天命》)。而根据邹文海所述，1948年香港大学曾约钱先生任文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又约他任讲师，都被他一一推辞了，理由是：“他惟一的爱女患有肺疾，因此认为伦敦的恶劣气候不适宜于她的健康，而香港呢，他又认为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见邹文海《忆钱钟书》) 到1949年，钱先生依然故我，选择留在大陆，对选择的原因，杨绛说得很清楚： 钱钟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 other tongue，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杨绛致汤晏函，2001年10月28日) 至于钱先生本人，也许在《管锥编》释《离骚》一节中，就已借屈原身世寄托了自己不走的理由： 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 我爸爸来港初期，先后任职美国新闻处和电懋公司。他考虑到政治敏感问题，不想累及国内好友如傅雷、吴兴华、钱钟书等，所以不久便跟他们断绝了通信。 1979年宋淇与钱钟书恢复通信 1979年，我爸爸跟钱钟书阔别三十年的某日，他收到钱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信。那封信用打字机打出，语言是典雅的英文———三十年没联络的老友，钱钟书第一句会说什么呢？我读信前不禁好奇地猜。翻开一看，原来是“M anythanksfor thew indfall of tw obooklets”(意外地收到你两本小册子，非常感谢)。 我爸爸与钱氏夫妇的通信，由1979年开始，直写到1989年，十年间共有138封。我爸爸写信只用圆珠笔，信纸也有固定尺寸，语言一律是中文；但钱钟书则毛笔、圆珠笔、打字机都用，似乎信手拈来，语言主要是文言，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实际上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字体是行草之类，看他用毛笔写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广东话所谓“舞龙咁舞”，我看着真是有点头痛。 读了信我才知道《我们仨》的“圆圆”曾在我家作客。1984年，钱瑗来港，我爸爸妈妈款待她，回京后她就来函给我爸爸，说： 八月到香港后，承您和叔母盛情招待，并冒雨送我回中大，真是太抬举我了。那是香港之行中给我留下最美好印象的一天。也许是因为没有“港”味，一切都那么自然和亲切。 同时杨绛也来书问候： 圆圆归来，听她谈到贤伉俪近况，稍慰想念，也增添了想念。她反复讲和两位住在一起多么快乐，显然这是她此行最称心的事。我感同身受，同时但愿我和默存也都亲自在场。 究竟我父母和钱瑗谈什么，令她这样开心呢？我不大清楚，但有一个话题可在另一封信中找到线索，就是关于我外祖父母邝富灼和林怜恩的结婚照。1985年1月16日，宋淇致函钱钟书： 上次钱瑗来舍下，文美曾给她看一张历史性的照片，乃彼双亲结婚时所摄，时为1908年，可以说是开新式婚礼之先河，居然有bridesm aids。其父为商务首任英文编辑，茅盾曾在他手下做过短时期，其母则为广州教会办之医学院之首届医科毕业生。结婚时父亲因自美国取得学位归来，经过考试，得洋进士衔，母亲曾在医院做过医生。当时钱瑗看后觉得很有意思，内人允代翻印一张，现附上留念。 在前面的讲述中，我曾提及我外祖父母的身世，这里不再重复复述了。不夸张地说一句，我外祖父母的婚礼中西合璧，当时绝无仅有，堪称百年前的“潮人”，更有照片传世。难怪见闻广博的钱钟书在回信中也大表赞叹： 惠寄照相，乃稀世之珍，大开眼界。望向嫂夫人道谢。钱瑗寒假中当收大函中说的一段恭录于Album中，在照相傍。不仅家宝，亦社会史珍料。铭感之至。 1981年，钱先生去听傅聪的音乐会，对于音乐，钱钟书又有什么高见呢？先看看傅敏的回忆： 钱钟书先生还听过一次音乐会。那是在八十年代北京的红塔礼堂，傅聪也参加了这次演出。“前面是海顿的协奏曲，下半场有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傅敏对当年的演奏曲目记忆犹新。钱先生说：“你们这是对牛弹琴，我听不懂。”然而音乐会结束后，钱先生说：“领唱的德文唱得不怎么样！”(沉冰：《听傅敏谈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寄给宋淇的信，说的也大同小异，但似乎更幽默： 春节前阿聪音乐会末次，弟已十馀年不夜出，为之破例。畜牧学者言：向牛弹琴奏乐，可以增加乳量。自惭乃老公牛，对我弹琴，未见成效耳。 钱钟书的“痴气” 《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杨绛曾说钱先生有股“痴气”。以下所述，大概也是他某种痴气的表现。1980年底，宋淇寄了一些笔给钱钟书，杨绛回信，竟大爆他有咬笔的习惯，很孩子气： 钟书向来不肯用好笔，他爱咬笔杆，每枝笔———毛笔、铅笔，以至康克令活动笔都有他的齿痕。竹笔管经常咬扁，所以专用铅笔头头恣意咬。近来惯用圆珠笔，咬笔习气已改掉，但仍喜用破笔。 但爸爸为什么要寄笔呢？大家不妨看看钱先生的信，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所以我爸爸在信中明言： 兹由平邮寄上小包一件。内有pilot原子笔成双，补充笔芯四枝，空邮信纸两册，信封两扎。因友人中多以先生来函太短，有时原子笔太化，字迹难以确认，而墨宝多数又为人所乐于影印流传。前曾嘱子建代奉笔一对，想已遗失，故特再行奉上，略表心意，正所谓纸短心长也。 钱钟书收到纸笔和信，便这样回覆： 弟性卞急，而来信须答者又夥，每信手拈败笔作书，累兄目力，疚愧之至，以后当力矫此习。 其后的一封信，钱钟书更风趣地写他初用新信纸的感受： 今日即以惠赠佳笺作书，如走惯田间阡陌者，忽得从容雅步于上海滩柏油马路，既喜且慨，因跛腿汗脚不配践踏也！ 我在前面提到钱钟书遇上了王逢原的烦恼，总会有络绎不绝的访客。是的，钱钟书在晚年的头号烦恼，似乎就是覆信。1983年11月22日，他致函宋淇大吐苦水： 弟去夏挂名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棉薄，并作复书。 谁知我爸爸竟想出“逐客书”一计： 先生写好一封信，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最后签名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其尺寸大小即依函中所附之影印副本，不妨写得较来函字多一点，高一点。寄来后，晚即可去代影印二百份。 但钱钟书谢绝了，倒也不“痴”： 倘以印就form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欛柄。畏首畏尾，兄当笑我为m oral cow ard(滿口道理的懦夫)也。 钱钟书的痴气，其实也有几分周星驰式“无厘头”，例如在1984年，他听说宋淇身体转佳，竟抓狂得连珠炮发写了以下一大段话： 方正先生曾来书言，兄去秋以还，精力胜昔，治事为学，益复游刃有馀，写之雀跃。虽兄荣获诺贝尔奖金，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或加冕为香港独立国王，不如此可喜可贺也。 (下一期将讲述钱钟书拒绝宋淇信邀他赴香港讲学等往事。标题及小标为编者所加。) 宋以朗口述 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