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蒋建「西方文论关键词：哥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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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外国文学》2024年第2期，2024年3月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摘要】哥特生态，作为哥特与生态相结合的批评理论，是一种试图重塑自然形象的思想体系。它植根于荒野，发轫于非人类转向，对浪漫化、绿色化的自然进行重新编码，凸显其神秘、暴力、恐怖的一面。它借鉴和吸收了物质生态批评、后殖民生态批评和生态女权主义的理论成果，形成了非人类哥特生态、种族哥特生态、女性哥特生态三个理论样态。它以“生态恐惧症”为内核的自然观不仅为我们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本质，以及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式，还为分析与绿色生态批评格格不入的哥特文学或文学中的哥特元素提供了新的批评方法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 哥特生态；哥特自然；哥特躯体；生态恐惧症

【略说】

从广义上来说，哥特生态（EcoGothic）是一种横亘于哥特和环境书写（environmental writing）之间的文学模式。它用充满危险和威胁的可怕风景取代田园牧歌，用“危机四伏的荒野来敦促人们关注表征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Keetley and Sivils 4）。然而，学界更加倾向于将哥特生态视为绿色生态批评（green eco-criticism）的反话语，将其建构成一套以“生态恐惧症”（ecophobia）为内核、以哥特为视角、以生态批评理论为主要批评方法的理论体系。如果说生态批评探讨的是人类和非人类世界之间的文化关联，哥特生态探讨的正是这种关联的负面：人类在对抗自然时产生的不安、轻蔑与恐惧。它通过对文学与电影中哥特元素的分析，将人类对自然的恐惧归因于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自然时常对人类发动的“报复”。它用自然的能动性和破坏性来凸出自然的恐怖性或哥特性；同时，它又视人的身体为自然的延伸，以哥特躯体（Gothic body）的形式肯定人类的动物本能与自然属性，从而实现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解构。哥特生态所谓的“表征危机”，是指生态批评对“自然”的表征的偏差，其倡导的“绿色”不再能够表征真实的自然。到目前为止，生态批评的发展已经历了四波浪潮：第一波聚焦于荒野（wilderness）；第二波侧重城市；第三波主要探讨全球视域下的环境非正义；第四波完成了物质转向。总体而言，这四波浪潮都呈现出一种绿色化倾向，生态批评也因此被称为“绿色研究”（green study）。科恩（Michael P. Cohen）把这种绿色化倾向戏称为生态批评的“颂歌派”（praise-song school; 21），因为“生态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类对自然的负面描述，如害怕、恐惧、厌恶或反感”（Hillard 688）。因此，埃斯托克（Simon C. Estok）坚定认为，人类对自然的“轻蔑与恐惧”“需要形成理论”（207）。同理，莫顿（Timothy Morton）在呼吁批评家们关注人与自然负面关系的同时提出了“黑暗生态学”（dark ecology; 5）。在埃斯托克与莫顿的助推下，哥特生态应运而生。

【综述】

「涌动的暗流：哥特生态的发展沿革」

哥特生态是绿色生态批评浪潮下涌动的暗流，它植根于绿色生态批评所关注的“荒野”。这种荒野也是古人所认识的荒野：野兽出没的地方（Garrard 60），超越文明界限的蛮荒之地。但这样的荒野在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不受人类文明侵扰的净土，是华兹华斯的湖区或梭罗的瓦尔登湖。生态学者加勒德（Greg Garrard）将前者称为“旧世界荒野”（old world wilderness），将后者称为“新世界荒野”（new world wilderness）。新世界荒野迎合了 20 世纪末的环境保护运动，保护荒野也成为生态批评第一波浪潮的宣传口号。相反，旧世界荒野成了新世界荒野的他者，以及人类试图遗忘和掩埋的过去。荒野逐渐被绿色化，失去了其未知和恐怖的内涵。

哥特生态概念萌发于埃斯托克和希拉德（Tom J. Hillard）对旧世界荒野的认可。埃斯托克反对荒野运动的拓荒者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因为他提出的“大地伦理”（land ethic）将自然塑造成善良、美好、值得保护的对象，却对自然的恐怖性、威胁性与破坏性视而不见。因此，2009 年，埃斯托克在《于含糊的开放性空间之中建构理论：生态批评与生态恐惧症》一文中提出了“生态恐惧症”的概念，将它定义为“人类对自然环境能动性（agency）的轻蔑与恐惧”（207），并指出这种恐惧“就像恐同症、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寻常可见”（208）。生态恐惧症的提出打破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乌托邦幻想，迫使人类重新思索其在自然中的位置和作用。恐惧是哥特文学的核心元素，而且人类对自然的恐惧在哥特文学中屡见不鲜。据此，希拉德提倡从哥特视角审视生态恐惧症，并将“充满敌意和致命”的自然称为“哥特自然”（Gothic nature; 688-89）。“哥特自然”其实就是“旧世界荒野”的新称，它强调的是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焦虑与恐惧。埃斯托克和希拉德虽然都未提出哥特生态这个术语，却为其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哥特生态概念诞生于史密斯（Andrew Smith）和休斯（William Hughes）对贝特（Jonathan Bate）所建构的简单化和片面化的浪漫派自然观的不满。2013 年，他们在《哥特生态》一书中正式对哥特生态进行定义和阐释。他们从哥特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以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为代表的、与华兹华斯的观点截然相反的自然观。《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状写的无名的怪物、崇高的阿尔卑斯山、弥漫着死亡气息的极地冰盖，既是对有机和秀美自然观的挑战，更表达了自然的能动性对人类试图控制自然的反叛。这种反叛与哥特文学独有的反抗性与颠覆性不谋而合。基于此，史密斯和休斯提出了哥特生态的概念，倡导“用生态批评理论探讨哥特文学”（1）。但是，他们思考的“哥特自然”虽然产生了新的研究亮点，却忽略了承载“怪物与恐惧”的“躯体”（body）。2014 年，《哥特研究》（Gothic Studies）杂志出版了一期以哥特生态为主题的特刊。在序言中，德尔普林西比（David Del Principe）引入了艾雷默（Stacy Alaimo）的“跨躯体性”（trans-corporeality）概念，指出哥特生态应当“通过更加全面的视角审视哥特躯体的建构——无论它是亚人类（unhuman）、非人类（nonhuman）、超人类（transhuman）、后人类（posthuman）还是杂交体（hybrid），并探寻哥特躯体如何才能被更好地理解为表达环境与物种身份的场域”（1）。准确地说，哥特躯体就是环境非正义中恐怖的他者。此概念的提出极大拓宽了哥特生态的研究范围，为哥特生态与非人类、种族、女性话语的结合创造了条件。

2018 年，《19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哥特生态》（Ecogothic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哥特生态理论发展的成熟。基特利（Dawn Keetley）与希维尔（Mattew Wynn Sivils）将动植物研究、社会生态学、物质生态批评、生态女权主义中的部分理论纳入哥特生态之中，形成了哥特生态的时空观，并按照主题将其细分为种族哥特生态和非人类哥特生态，至此，哥特生态的理论框架基本成型。近年来，哥特生态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使用哥特生态分析文学作品的文章数不胜数。2019 年 4 月，《哥特自然杂志》（Gothic Nature Journal）诞生，专门用以研讨哥特生态发展的新动态。2020 年一年内接连出版了三部与哥特生态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集，包括《森林与哥特生态》（The Forest and the EcoGothic）、《哥特动物》（GothicAnimals）和《19 世 纪 的 哥 特 生 态 花 园》（EcoGothic Gardens in the Long NineteenthCentury）。可见，哥特生态正以锐不可当之势冲击着绿色生态批评，成为引领生态批评发展的新势力。

虽然哥特生态在其萌芽、诞生、成熟三大发展阶段中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发展趋势，但这三大阶段之间并非简单地线性递进，而是如盘根错节般紧密相连。基于此，下文将打破时间限制，按照从共性到个性的原则，依次探讨哥特生态的自然观及其在非人类、种族、女性话语中的不同体现，以期更加全面、深入地介绍哥特生态作为一种文学模式的各个面向。

「生态恐惧症：哥特生态的自然观」

虽然埃斯托克并没有将生态恐惧症发展成哥特生态，但不可否认的是，生态恐惧症既是哥特生态的起源，更是其自然观的内核。基特利与希维尔正是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拓展了生态恐惧症的内涵与外延，构建了哥特生态的自然观。可以说，哥特生态的自然观正是由生态恐惧症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编织而成：前者建立在“暗恐”（the uncanny）的基础之上，体现人类对其动物性和自然属性的轻蔑与恐惧；后者利用艾雷默的“跨躯体性”话语，将人类与危险和任性的非人类世界进行跨躯体（trans-corporeal）连接。

一、生态恐惧症的时间维度

生态恐惧症的时间维度是指人类与自己的“前进化”的过去的关系，即人类与令自己不安和恐惧的过去的关系。鲍尔蒂克（Chris Baldick）认为：“为了实现哥特效果，哥特故事应该将令人害怕的时间遗存感与引起幽闭恐怖症的空间闭合感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可以营造一种不祥的氛围”（xix）。在哥特文学中，“时间遗存”（inheritance of time）指的是过去像幽灵一样在当下的不断再现，其特征是引起弗洛伊德所说的“暗恐”，即“某些被刻意压抑的情感或场景将会在貌似不可能的情况下再度出现”（裴云 141）。暗恐一经提出，便被广泛应用到哥特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博廷（Fred Botting）指出，哥特意味着“过去在现在的令人不安的回归”（1）。在哥特故事中，“那些被压抑、被否定、被埋藏的秘密逐渐侵蚀并颠覆现在”（Lloyd-Smith 1）。过去的回归与社会、文化、家庭环境脱不开关系，其常见的表达形式便是“被埋藏的家庭秘密”“继承的诅咒”“祖先的罪恶”（Keetley and Sivils 5），等等。《奥特兰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中曼弗雷德（Manfred）的祖父篡位的罪行、《简爱》中被男主人公罗切斯特锁在“阁楼中的疯女人”、美国哥特小说中关于殖民与奴隶制的集体记忆等，都是哥特文学中被埋藏的过去，它们“如鬼魂般缠绕着故事中的角色”（Hogle 2）。可见，哥特时间观建立在弗洛伊德暗恐的基础上，以鬼魂、噩梦、幽灵、“双重人格”（Doppelgänger）的形式打破过去与现在的界限，反映的是时间长河里家庭、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过程中的畸形面，即人类在建立与发展文明的过程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哥特生态中，时间不仅有其历史、政治、社会维度，更有其生物维度。伯奈特（Jane Bennett）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生态批评的时间观，认为我们应该从“进化论的而非传记的角度”看待时间（10-11）。因此，哥特生态中的“时间遗存”不仅包含个人的过去、家族的过去、人类祖先的过去，而且追根溯源，探讨人类的起源，将过去无限延伸至“史前，延伸至史前人类和我们的非人类起源”（Keetley and Sivils 5）。这种“过去”，无疑是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所厌恶并试图掩埋或抹除的动物本能和自然属性。正如德尔普林西比所言，哥特生态反映的是人类不愿意“与他们的非人类祖先以及所有生命共同的生物起源和平相处”（2）。哥特生态所要揭露的正是人与自然的疏离，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不安、焦虑与恐惧。

自然中凶猛的野兽和幽深的森林恰为人类所害怕的过去的象征，因而人类对自然怀有一种“非理性的、无端的憎恨”，即生态恐惧症。为了祛除威胁，克服生态恐惧症，人类猎杀动物，砍伐森林。但是，人类对自然的伤害却带来了反噬性的罪恶感，它虽被埋藏在人类的潜意识当中，却随时都会冲破文明的枷锁，以具有颠覆性的哥特形式流露出来，形成人类对其非人类祖先的恐惧与认同。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故事中的主人公杰基尔医生具有哥特文学中的双重人格，他在喝下自己发明的药水之后会人格分裂，变成杀人犯海德。行为举止像类人猿一样的海德即人类对其动物性的记忆留存，以及对其非人类祖先恐惧的投射。

二、生态恐惧症的空间维度

生态恐惧症的空间维度是指人类对具有能动性的自然的恐惧，这种恐惧又与哥特文学中的“空间闭合”（enclosure of space）密切相关。鲍尔蒂克将闭合的空间定义为“人工环境”（built environment），并指出哥特故事往往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那里仍然存在着一些古老、野蛮的行为准则”（xv）；而“不详的迷宫类建筑”等（xvi），就是所谓“相对封闭的空间”，因而“哥特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热衷于使用古老的建筑作为人类衰退的场所”（xx）。霍格尔（Jerrold E. Hogle）在鲍尔蒂克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哥特故事经常发生的场所进行了总结：“古老或看似古老的空间——无论是城堡、外国宫殿、教堂，还是巨大的监狱、地窖或墓地”（2）。随着研究的深入，霍格尔发现自己过于注重封闭的人工环境，却忽略了哥特故事中的自然环境，于是他进而将“原始的森林或岛屿”也纳入了“古老空间”的行列之中。正如克罗格（Lisa Kröger）所说，“虽然关于哥特大厦的论述很多，如古老的庄园或摇摇欲坠的城堡，但哥特故事中经常出现的自然环境，在哥特小说中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这些在哥特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森林、岛屿、沼泽地、极地冰盖等便是希拉德所指的“哥特自然”。

哥特空间从人工环境向自然环境的转向是生态恐惧症空间维度的发展前提。在哥特生态中，容易引发幽闭恐怖症的闭合空间指的是人类被困其中的生态系统，这种闭合的生态系统可以在“跨躯体性”话语中得到更好的理解。艾雷默指出，人类虽然是“躯体的”，但也是“跨躯体的”，人类“总是和不仅仅属于人类的世界紧密相连”（2）。“不仅仅属于人类的世界”指的不是未被开采、但随时可能会被人类开发的自然资源，而是“一个有自己需求、诉求和行动的鲜活的世界”（2）。“鲜活”源于非人类世界的能动性，产生这种能动性的正是伯奈特所说的“活力物质”（vibrant matter）。伯奈特认为，除了人类之外，非人类或者物质也有能动性，它们“以类似的能动性或者力量活动着，有它们特有的活动轨迹、习性和倾向”（viii）。在哥特生态中，这些“非人类的物质能动性”总是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阻止或妨碍人类的意图和计划”（ix），这便招致了人类对“自然能动性的轻蔑和恐惧”（Estok 207），也即“生态恐惧症”。生态恐惧症正是源于“人类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生存的世界”（Keetley and Sivils 3）；而在哥特生态中，人类不仅无法控制非人类世界，而且永远都无法脱离非人类世界。人类总是“被具有能动性的非人类包围、渗透，甚至跟踪”（7）。小说《指环王》中的法贡森林就是典型的哥特生态空间，其中的树人（Ents）不仅以人面树身的形象突破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还能伸出藤蔓，追赶并缠绕人类。这种具有能动性的、容易引发生态恐惧症的森林驳斥了人类塑造世界的人类中心主义论调，突出了自然在滋养、影响甚至在塑造人类过程中的决定性力量。

哥特生态的时空观是哥特与生态批评相结合的理论契合点，相关的时间遗存与空间闭合观念在生态批评的话语中被延伸、扩大之后具有深刻的决定论意蕴：时间遗存决定着人类的动物本能与自然属性；空间闭合决定了人类无法脱离非人类世界。如果说哥特生态中的时空结合“可以营造一种给人以不祥感觉的分崩离析的氛围”（Baldick xix）的话，那么生态恐惧症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结合便将人类拉回了充满敌意、危险任性的自然。二者相结合构成了哥特生态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在非人类、种族和女性话语中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恐怖的他者：哥特生态的理论样态」

哥特生态借鉴和吸收了物质生态批评、后殖民生态批评、生态女权主义的理论成果，形成了非人类哥特生态、种族哥特生态、女性哥特生态三个理论样态。非人类、有色人种、女性都是西方男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哥特文学中往往被塑造成恐怖的他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总是沦为自然范畴，沦为“人”的对立面。他们既是被迫害的对象，也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灾难的主要受害者。哥特生态的三个理论样态是在分析哥特文学中恐怖他者的过程中形成的。

一、非人类哥特生态

作为“非人类转向”（nonhuman turn）的重要组成部分，非人类哥特生态借鉴、吸收了艾雷默的跨躯体性概念，并将其与具有哥特色彩的“触手恐怖”（tentacular horror）和“怪物理论”（monster theory）相结合，不仅承认自然的能动性，打破了物化自然的 思维定式，还将自然神秘化、恐怖化，在消解人类特殊主义（human exceptionalism）的基础之上试图重建人与自然的联系。非人类转向在目前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掀起了一股新的批评浪潮。格鲁辛（Richard Grusin）指出，这股新的浪潮祛除了人类的中心地位，“青睐于转向并关注各种形式的非人类，无论是动物、情感（affectivity）、躯体，还是有机的地球物理系统、物质性、科技”（vii）。非人类转向的首要目标就是反对社会建构主义霸权（the hegemony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抨击人类特殊主义。社会建构主义霸权的逻辑是“剥夺世界的任何本体论的或能动性状态”（xi），而人类特殊主义则建立在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这种“概念的或修辞的二元论将人类与非人类区分开来”（x）。相反，艾雷默认为，我们应该“将人类的躯体想象成跨躯体，在跨躯体中，人类总是和不仅仅属于人类的世界紧密相连”，因为“人类的物质基础最终无法与‘自然’分割”（2）。此外，她还指出，跨躯体性将自然视为“一个有自己需求、诉求和行动的鲜活的世界”，而非“无行动力的空旷的空间或任凭人类使用的资源”（2）。可见，作为非人类转向的核心理论，艾雷默的跨躯体性正是对人类特殊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霸权的否定和批判，而其独特的躯体观也在非人类哥特生态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跨躯体性与哥特中的“越界”（transgression of boundaries）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为它与哥特生态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契合点。越界是哥特文学营造恐怖氛围的常用手法，在哥特故事中“秩序被颠倒，禁忌被打破，欲望被释放，主体的稳定性受到怀疑”（陈榕 97）：这些分别是政治、伦理、心理、哲学层面的越界。跨躯体性和哥特生态打破了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可以说是生态层面上的越界；而跨躯体性一旦披上了哥特的外衣，其形成的非人类哥特生态虽然仍具有生态中心主义性质，但已“不再是积极的”，而是“令人惶恐不安的”了（Parker 33）。

在哥特生态中，跨躯体性以自然灾难、“藤精”（tentacular wood spirits）和怪物等恐怖他者的形象分别打破了人与无机物、人与植物和人与动物的界限。哥特生态中的无机物不再是沉默的无生命物体，而是以地震、火山爆发、海啸、飓风、雪崩等自然灾难的形式吞噬人类，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突破了人类与无机物的界限。植物也不再是被动的、无知觉的，而是能够伸出触手，追赶并缠绕人类的恐怖存在。为了强调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紧密联系，哈拉维（Donna Haraway）提出了“触手恐怖”（tentacular horror）的概念，即人类害怕被“不断凸起的树根、一直攀爬蔓延的藤蔓”等触手般植物包围、缠绕（32-33）。同理，怪物，作为哥特故事中恐怖的化身，正是哥特躯体的一种。怪物虽然出于想象，但往往是人类与非人类的结合。《奥德赛》中的塞壬和《哈利·波特》中的狼人等半人半兽的存在便是跨躯体的具象化，是人类对其非人类祖先的恐惧与认同。

二、种族哥特生态

种族哥特生态认为，哥特文学以及奴隶叙事（slave narrative）中的哥特自然和哥特躯体是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speciesism）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以恐怖他者的身份反抗奴隶制和殖民扩张的残暴行径，斥责西方国家对本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环境造成的不可逆的伤害。

西方的殖民史就是一部血腥、暴力、恐怖的哥特文学史。帕-格伯特（Lizabeth Paravisini-Gebert）指出，殖民地、殖民遭遇和殖民体裁为宗主国和哥特英雄提供了可供征服的恐怖对象。她发现，到 18 世纪 90 年代，哥特作家们逐渐意识到，殖民领土不断扩张的大英帝国“可以为他们提供大量的恐怖‘他者’”（229）。而美国哥特文学不仅关注海外殖民扩张，更着重于本国具有漫长历史的奴隶制的探讨。不论是殖民还是奴隶制都离不开对自然的破坏和对有色人种的压迫，这与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关联密切，都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之上。欧洲中心主义将东方视为西方的他者，种族主义将黄种人与黑人视为白种人的他者，物种主义将动植物视为人类的他者。自我的建构不仅“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差异”，还“依赖于对他者的否定”（张剑 118）。因此，为了祛除恐惧与不安，西方白人试图用科技征服自然，在破坏自然的同时要么将有色人种当成野兽进行屠戮，要么将其视作牲畜加以奴役。

种族哥特生态的立论基础，是西方白人将人类对自然的恐惧延伸至对有色人种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是双向的。一方面，奴隶主和殖民者的残酷暴行给奴隶和被殖民者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他们被迫劳作的种植园、逃跑途中遇到的沼泽地、藏身的森林都成了哥特自然，也即恐惧的聚集地。因此，在以黑人叙述者为主的奴隶叙事中，哥特生态探讨的主要是容易勾起创伤记忆、引起生态恐惧症的哥特自然。另一方面，有色人种对殖民者和奴隶主不择手段的报复，加深了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恐惧与憎恨，有色人种成了哥特躯体的象征，即野蛮与凶残的载体。所以，在以白人作者为主导的哥特文学中，哥特生态主要探讨的是象征有色人种的哥特躯体。《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有黄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洁白的牙齿、黑色的嘴巴（Shelley 39），显然，它是由黄种人与黑人的不同身体部位拼接而成的。这个被西方人妖魔化的东方怪物，不仅被视为西方人的对立面，更以其超越人类控制的力量对西方殖民者进行报复。

三、女性哥特生态

女性哥特生态的提出是哥特生态发展的大势所趋。虽说基特利与希维尔在对哥特生态进行分类时并未提及其性别维度，但将哥特与生态女权主义结合的呼声由来已久。生态女权主义者卡尔（Emily Carr）早在《哥特生态》一书中就提出了“生态女权主义哥特”（ecofeminist Gothic; 160）一词，呼吁人们用生态女权主义思想分析美国哥特文学。在卡尔的号召下，帕克（Elizabeth Parker）将被妖魔化的女性与哥特自然联系起来，完成了生态女权主义与哥特的理论对接，但并没有直接提出“女性哥特生态”这一概念。然而作为一种学术与社会共识，女性、有色人种和非人类都是西方男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三者在哥特文学中都被塑造成恐怖的他者，因此性别维度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环境正义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我们可以沿用基特利与希维尔对哥特生态的分类方法，将帕克有关女性与哥特生态之间的关系的论证称为“女性哥特生态”，以此补充哥特生态在环境非正义呼声中的性别维度。

女性哥特生态的建构基于生态女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对女性的压迫是紧密相连的”（Clark 111）。长久以来，人们将孕育万物的自然与同样具有生殖能力的女性联系起来，自然被女性化。但是，在崇尚理性、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男权社会里，男性被认为理性的、阳刚的、主动的，而女性则是感性的、阴柔的、被动的。在这种逻辑之下，自然和女性都成了被征服的对象，沦为男权社会的他者。因此克拉克（Timothy Clark）认为，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割裂女性与田园式被动‘自然’的古老联系”（111）。为此，帕克借用了麦芡特（Carolyn Merchant）对夏娃的分类，将“堕落的夏娃”（fallen Eve）视为女性与哥特自然相互联系的原型，并将其称为“荒野中的女恶魔”（Parker 117），以此对抗象征田园自然的“处女的夏娃”（virgin Eve）。所以，不同于父权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温顺的、被动的、田园般的自然，女性哥特生态中的自然是“凶猛的”“活动的”“令人惶恐不安的”（116）。

女性哥特生态是对传统性别观和自然观的颠覆，这里的自然不再是慈祥的母亲，而是邪恶的妖妇。在文学作品中，人们往往将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女性妖魔化，将她们描述为出没于森林里的女巫或游离于荒野中的妖妇，《红字》中的安妮（Anne Hibbins）就是典型的例子。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哥特生态虽然以其能动性、侵略性与威胁性的描述解构了建立在父权社会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表达了女性与自然对男权社会共同的愤怒，但将人类的善恶标准投射于自然，并将其与女性联系起来，难免有丑化女性、将自然妖魔化之嫌。

【结语】

哥特生态虽然目前仍处于发展与建构阶段，但对生态批评的贡献已日益凸显。其一，哥特生态纠正了绿色生态批评的表征偏差。绿色生态批评因过于强调自然美好的一面，忽略了其恐怖的一面，故而出现了对真实自然的表征偏差。哥特生态将火山爆发、地震、海啸等自然灾难视作自然能动性的体现，这种能动性连同其破坏性则表现为哥特生态的恐怖叙事；它倡导的“哥特自然”不仅赋予自然以主体性，打破了物化自然的思维定式，也响应了非人类转向的号召，完成了对社会建构主义和人类特殊主义的解构。其二，哥特生态将心理学概念引入生态批评话语，将弗洛伊德的“暗恐”与“生态恐惧症”嫁接起来，所形成的“生态暗恐”揭露了人类在自然中的焦虑与恐慌，迫使人类重新思索其与自然的关联，承认其动物本能与自然属性，告诫其试图割裂人与自然联系的灾难性后果。其三，哥特生态为环境非正义运动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非人类哥特生态、种族哥特生态和女性哥特生态中的“哥特躯体”就是环境非正义运动中的恐怖他者：它分别从非人类、种族和性别三个维度揭露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对自然、有色人种和女性造成的多重伤害。

然而，哥特生态因缺乏独立而系统的理论建构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哥特生态作为一种文学模式，其产生与发展有赖于哥特和生态批评的理论嫁接，因此比较拘泥于已有批评理论，有时甚至亦步亦趋。这与其说是哥特生态的独有弊病，不如说是生态批评的通病。菲利普（Dana Phillips）曾敏锐地指出，生态批评因缺乏原创性的批评理论而难以自我界定（70）。虽说几乎所有生态批评的核心理论都来源于其他学术领域，但它不断刷新着人类对非人类世界的认知，在环境保护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成为当代西方批评理论中最有活力、最具现实影响力和行动力的理论之一。诚如库普（Laurence Coupe）所言，生态批评的意义不在于界定人们对自然的认知，而在于将这些认知进行“重组”和“说明”（xi）。作为绿色生态批评的反话语，哥特生态的意义正是在于从哥特视角出发，对生态批评理论进行“重组”和“说明”，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从正面转向负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哥特生态极大拓宽了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围，为分析与绿色生态批评格格不入的哥特文学或文学中的哥特元素提供了新的批评方法和理论依据。可见，哥特生态的缺点一定程度上也是其优点，它因缺乏独立的理论体系而造成的难以自我界定的处境，反而促成了其赖以发展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预示了其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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