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姜礼福「作为人类世生态批评新趋势的植物生态批评——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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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第33卷第2期，2025年6月

【作者简介】姜礼福，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类世、生态批评、气候小说、环境人文等。

【摘要】近年来，植物生态批评成为国内外文学批评的热点话题。本文是对生态批评国际知名学者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的一次访谈。访谈聚焦植物生态批评兴起的背景、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阐释，梳理了中西学界在植物生态批评领域的重要成果等，并基于“中医生态批评”提出“中草药生态批评”概念，探讨建构具有中国特质的植物生态批评的可能性路径，以期为国内植物生态批评的深入开展和中国话语建构提供借鉴。

【关键词】斯科特·斯洛维克; 植物生态批评; 中草药生态批评

姜礼福（以下简称“姜”）：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以下简称“斯洛维克”）教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这次访谈。在过去的十年间，“植物批评研究”（critical plant studies）开始逐渐流行，并成为“人类世觉醒”时代人文社科领域重要的热点话题。您如何界定这一研究领域？

斯洛维克：“植物批评研究”旨在探讨人类及其文化与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对人类与植物世界之间多种关系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涉及历史、哲学、经济学、文学、心理、植物学等学科或领域。植物批评兴起于21世纪以来人类世危机的不断加剧以及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持续降低。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植物批评是环境人文研究的重要分支，兼具理论和现实价值，对于重新理解、形塑人类物种与植物，以及植物与地球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姜：您常常使用“植物生态批评研究”（ecocritical plant studies）这一术语。在您看来, “植物批评研究”（critical plant studies）和“植物生态批评研究”两个术语的区别是什么?

斯洛维克：我使用“植物生态批评研究”这一术语，旨在强调其作为植物批评研究下的子领域，该领域立足和透过文化文本，尤其是文学作品，同时也包括电影、摄影等文本形式，考察和探讨人类与植物之间的关系。植物生态批评是生态研究与批评的分支，也就是运用生态批评的视角、概念和方法考察文学文化文本中人类与植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者对经典作品，比如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花草树木等植物意象开展探讨，考察植物意象在呈现人物身份、烘托氛围、隐喻人物命运等方面的作用，或者探讨浪漫主义诗作中的植物书写，抑或对21世纪最新的气候小说中的植物进行研究，揭示其在呈现人类世气候灾难、气候非正义等议题中的作用，这些都属于植物生态批评的范畴。

姜：感谢您的解释,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植物生态批评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在过去一二十年，动物批评研究在学界就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如今植物批评研究正在崛起。您认为这一领域兴起的原因是什么? 它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人文社科领域“植物转向” （vegetal turn）的重要内容?

斯洛维克：我们很难对“植物转向”出现的时间进行准确的界定，但是通过对植物批评研究领域相关成果的梳理可知，关于人类与植物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同各种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从宏观方面来看，植物批评研究的兴起源于人类世背景下的全球气候危机与物种灭绝问题，同时也与其相应的环境人文研究密切相关，是日益逼近的“暗黑人类世”的产物（姜礼福2023：177）。植物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动物批评研究的延伸。动物批评研究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并且在学界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动物批评研究的成熟或许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契机，也促使学者们将研究视野从动物领域向植物领域拓展延伸。随着新物质主义的兴起，人们重新思考物质的能动性，植物对于人类的生存极为重要，同时很多植物物种具有较显著的“脆弱性”，这种双重性必然引发人们对植物更多的关注。当下人文社科领域勃兴的植物批评正在触发环境人文研究的新动向，即“植物转向”，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对文学文化中的植物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 这是我对植物批评研究兴起的一个认识。

姜：我认同您的观点，尤其新物质主义思想运动的兴起应当是植物批评出现的重要动因。您之前和另外一位生态批评学者周序桦（Serena Chou）提出了“树木生态批评”（arboreal ecocriticism）这一术语。您能简要阐释一下这个概念的内涵吗? 它与植物生态批评之间有什么关系?

斯洛维克：如果说植物生态批评是植物批评研究的子领域，那么树木（或与树相关的）生态批评可以说是植物生态批评之下的分支领域，专门透过文化文本探讨人类与树木之间的各种关系。树木作为植物中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存在,不仅在实际物质层面对人类有意义，其对于人类想象和心理的影响也非同小可。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化文本中关于树木的描绘在全球诸多文化中都十分丰富,因此有大量的文本资源可以供研究者发掘，考察树木（或树木与人类之间关系）书写深刻的启迪性内涵。

周序桦和我将以树木为关注中心和研究对象的批评模式称为“树木生态批评”（arboreal ecocriticism），但其他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称谓。比如，约翰·瑞安（John C. Ryan）就更喜欢使用 “树木学批评”（dendrocriticism）。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一术语过于科学化，难以准确体现人文学者在研究树木相关文本时所采用的文化研究方法。

姜：在题为《大猴面包树：树木生态批评与澳大利亚猴面包树》（“Gija Jumulu: Arboreal Ecocriticism and the Australian Boab”）的文章中，瑞安还交替使用“树木生态批评”和“树木学批评”这两个术语。 他指出：“树木生态批评——或称之为树木学批评——反映了环境人文学科中对植物生命日益浓厚的兴趣。”（Ryan2022：189）在他看来，“树木批评关注各种形式的树木文本，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树木为中心的环境、文学与文化分析模式”（Ryan2022：189）。 在您看来，树木生态批评的本质是什么?

斯洛维克：首先，我想重申我更倾向于使用“树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而非“树木学批评”。对我而言，“arborea”简单来说意味着与树木相关，而“dendro”则带有更强的树木生物学科学性内涵。尽管人文学科对树木和植物的研究或许受到了植物科学新进展的启发，但它本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作为人文学者，我更关心植物如何影响人类的情感和伦理行为，而非植物内部或植物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具体生理和生态过程。

树木生态批评的本质就在于关注文化文本中的树木以及现实世界中的树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诺曼·麦克林（Norman Maclean）将他如今有名的中篇小说《河流穿越而过》（A River Runs Through It，1976）提交给纽约的一家出版社后，稿件被退回。编辑的评价非常简短：“这些故事里有树”。在那个时代，文学叙事中非人类元素的突出呈现被主流文学出版商视为一个根本缺陷，是对应当以人类经验和欲望为核心的文学文本的背离。虽然麦克林在故事开头更侧重聚焦于“描绘场景”，再现当时尚欠发达的美国西部风貌——这与纽约出版商的习惯不同，但作品中也同样包含了大量关于人类戏剧性情节和心理描写的精彩内容。在当下生态批评已经成熟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敏锐的读者都会意识到，人类与超人类世界（即“自然”）之间的互动是人类生活最深刻且最有意义的方面之一。因此，作家和其他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探索和质疑这些关系是完全合理的，并且学者对文化文本中这些关系呈现的研究也同样值得鼓励。

我并不主张将植物生态批评或树木生态批评固化为某一特定的研究内容或方法。在这些领域保持一定的灵活度和多样性是有好处的,但存在的不足可能就是研究方法的不确定性。这些以植物为导向的文学研究主要是培养一种意识:植物本身就是有趣的，也是有意义的，它们对人类影响深远，因此作家和其他艺术家试图以多种方式传达植物的重要性，这值得引起学者们的批判性关注。

姜：您为《潟湖景观；威尼斯环境人文》（Lagoonscapes: Veni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2022年第2期的“树木生态批评”专刊撰写的“导论”，展示了树木意识在各种文化、语言和民族传统中的呈现。您能否再对这个专刊做一些点评?

斯洛维克：你说的完全正确。这期《潟湖景观》的专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涉及的文本实例具有很强的国际性，涵盖摩洛哥、土耳其和法国的小说，印度的回忆录，澳大利亚的诗歌等。2023年凯蒂·霍尔滕（Katie Holten）主编的《 树木的语言：文学与景观的再野化》（The Language of Trees: A Rewilding of Literature and Landscape）选集则囊括了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植物书写传统。《潟湖景观》研究专刊强调文本选择的世界性，旨在向全球各地的读者和学者强调树木生态批评的意义。

专刊中并没有展示任何具体、统一或单一的学术方法论。约翰·瑞安在对澳大利亚土著诗歌的植物研究中采用了高度理论化的阅读策略，而玛丽安娜·马鲁姆（Marianne Marroum）在对穆罕默德·扎夫扎夫（Muhammad al-Zafzāf）短篇小说中的植物进行阐释时则采取了文本细读的方法。 生态批评研究中并不存在主导性的批评方法,树木相关文学与文化研究亦是如此。学者可以根据研究对象选择最适合的研究方法，关键在于关注树木在人类文化中的重要性。这种广泛性与灵活性也体现在卡门·科西利奥（Carmen Consilio）和丹妮拉·法尔焦内（Daniela Fargione）2021年编辑的文集《文学与艺术中的树木：人类世时代的人与树》（Trees in Literatures and the Arts: Humanarboreal Perspectives in the Anthropocene），涵盖了更丰富的文本和批评策略。

姜：《潟湖景观：威尼斯环境人文》的“树木生态批评”专刊中收录了澳大利亚学者约翰·瑞安的研究。可以说，瑞安是植物生态批评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您对他的研究有何评论?

斯洛维克：是的，约翰·瑞安的确是植物生态批评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这个专刊中的论文特别有趣，他的研究聚焦的是比尔·尼杰（Bill Neidjie）和维罗妮卡·莱克（Veronica Lake）等作家在澳大利亚原住民诗歌中的植物书写策略，探讨诗人运用的微妙的植物表现手法，比如使用人称代词“他”（he）来描述树木，并赋予树木类似人类的主观性和行为能力。

专刊中瑞安的论文重点探讨了2008年一个特殊性事件：一棵原本生长在澳大利亚西部金伯利地区的巨型猴面包树被移植到了珀斯市的一座公园，两地相距约3000公里。瑞安从整体上探讨了原住民关于猴面包树的写作，聚焦原住民作家莱克在诗歌中从树的视角讲述的这段故事。诗歌中使用了诸如“我的土地，我的梦境”（my country, my dreaming）以及“从我的心间撕裂”（ripped from my heart-place）这样的表达。这些诗句不仅呈现出一棵与故土深深相连、具备感知能力的树，也自然地映射了在殖民地流离失所的原住民的苦楚（Ryan2022：192）。人类对树木的这种认同感，正是科西利奥和法尔焦内在《文学与艺术中的树木》（Trees in Literatures and the Arts）序言中试图传达的观点：“树木与人类息息相关，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视作互为亲属”（Concilio & Fargione2021：2）。这种通过与树木相关的生态阐释打破了人与树的隔离，正是树木生态批评关注的焦点之一——正如两位编辑所说的，“我们人类物种可被视为树种亲属关系中的一员”（Concilio & Fargione2021：2）。

姜：在传统的自然写作中，植物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您认为植物生态批评研究是否能够更新或深化我们对自然写作的理解?

斯洛维克：是的，毫无疑问。生态批评植物研究与植物科学的技术性著作，以及一些最新科学成果的通俗化作品如彼得·沃勒本（Peter Wohlleben）和苏珊妮·西马德（Suzanne Simard）的书籍相结合，有可能彻底革新人们对植物在文化文本中地位的认知。未来，人文学科的学者关注文化文本中植物的存在将不再让我们感到惊讶。我使用“文化文本”这个术语，而不是“文学文本”，是因为我想强调电影、音乐、视觉艺术等形式同样经常涉及植物——这并不仅仅聚集于文学领域。我们如今在文学批评中讨论“植物转向”，仅仅是因为这种批评视角的强调相对较为新颖。大多数读者在阅读了本次访谈中提到的一些生态批评植物研究的例子后可能会恍然大悟并感叹：原来如此！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和思维，忽视了文本中显而易见且珍贵的内容。

姜：据我所知，中国很多学者对植物生态批评这一领域很感兴趣，并希望了解更多。 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两本关于植物生态批评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著作?

斯洛维克：对我来说，除了上面提到的科西利奥和法尔焦内合编的《文学与艺术中的树木：人类世时代的人与树》之外，另一本我非常欣赏的树木生态批评研究的成果是安迪·布朗（Andy Brown）2023 年的专著《攀树疗法：欧洲与北美文学与艺术中树木蕴含的福祉》（The Tree Climbing Cure: Finding Wellbeing in Trees i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rt）。在该书中，布朗（Brown2023：3）指出：“人们在艰难抉择、心理压力、冲突、抗议、家庭破裂和反叛等关键时刻往往会爬树，就像他们在寻求快乐、自由、精神探索、童心返璞或冒险运动时攀爬树木一样。”这些时刻贯穿于人类生活中的各种境遇之中，也印证了我们人类物种对与树木互动体验的依赖。因此，很难想象还会有其他非人类物种能如此深刻地影响人类对生命意义的感知。通过分析各种文学和艺术文本，布朗认为攀树行为在欧洲和北美文化中具有普遍性。

姜：您提到的两个学术成果的确很有启发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植物生态批评研究这一领域。如果我们从植物生态批评研究的角度来分析一部文学作品，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或内容应该是什么呢？

斯洛维克：要为生态批评植物研究提供一个精确的公式或策略是很困难的。与生态批评总体类似,除了在文本分析中突出植物的主体性以及人类与植物之间的互动以外，这一领域没有单一主导的方法论。大多数研究聚焦特定文本对植物能动性的呈现，考察作家赋予植物的各种准人类情感、智能和沟通能力，或者突出人类与植物之间从破坏性、剥削性到良性、尊重式的互动。研究者也会探讨作家在故事世界中创造的独特人物与植物的互动；除了对文本自身的关注，研究者还会透视文学或艺术作品的历史背景,并考察这些文本造成的文化影响，例如在提高公众对某些物种重要性认识方面的作用。

姜：从传统意义上讲，学者可能更倾向于强调植物在文学作品中的象征意义，而忽略了植物的主体性。植物的主体性是否应该成为植物批评研究的重点？

斯洛维克：如果研究的文本明显运用了植物象征意义，那么强调这些象征意义仍然是有价值的。我始终主张采用与研究文本相契合的分析方法。然而，在当代的批评和生态批评植物研究中，人们往往特别强调植物的能动性和智性，这反映了植物科学的发展进步，揭示了一些我们过去并不了解的植物行为和生理机能。彼得·沃勒本的畅销书《树木的隐秘生活：他们能感受什么，他们如何交流：来自秘密世界的发现》（The Hidden Life of Trees: What They Feel, How They Communicate: Discoveries from a Secret World, 2015）堪称关于植物智能最新科学观点的最佳通俗讨论之一。苏珊妮·西马德的《寻找母树：探索森林的智慧》（Finding the Mother Tree: Discovering the Wisdom of the Forest, 2021）也是类似的著作。这些书籍都基于广泛的科学研究，为当代人文学中关于植物主体性和智力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尤其从哲学和文本分析的研究视角来看更是如此。

姜：我们都知道，核心概念是开展文学批评与研究的重要支撑。您能否列举几个在植物批评研究中可以用于文学分析的关键术语或概念？

斯洛维克：植物生态批评研究与生态批评在术语上具有共通性。然而，一些对于以植物为中心的生态批评尤为重要的术语包括：亲属关系（kinship）、主体性（subjectivity）、他者性（otherness）、生态系统（ecosystems）、栖息地（habitat）、认知（cognition）和时间性（temporality）。

这些术语关注的是人类与植物特质及经验的相似性，以及物种之间的根本差异。显然，人类不是植物，但我们有着相似的栖息地需求（居住地），同时植物也表现出一定的智力迹象。约翰·瑞安特别提到了迈克尔·马德尔（Michael Marder）2013年的著作《植物思维：植物生命哲学》（Plant-Thinking: A Philosophy of Vegetal Life），其中探讨了植物在相互沟通和适应环境变化时所表现出的认知过程,此研究对于理解植物的智性有奠基性的意义。

人类与植物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可能在于我们对时间性的不同体验，这是因为一年生植物的寿命相对较短，而树木的寿命却异常漫长，有时长达数千年。各种植物在提供其他物种生存所需的生态系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事实表明植物对于地球的健康有多么不可或缺，以及为什么我们不仅仅是通过科学研究，还需要通过文学和艺术媒体来关注它们。

姜：概念和术语是人文社科领域开展研究的重要基石，我相信您所提到的这些重要术语将助推植物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入开展。近几年，我一直倡导建构“中医生态批评”（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cocriticism/TCM ecocriticism）（Jiang & Slovic 2023: 89）这一具有中国特质的生态批评话语，并在研究实践中尝试将阴阳、气、五行、天人合一等理念同当代生态批评话语实现融合。在中医秉持的理念和具体实践中，中草药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据此，我们不妨思考建构“中草药生态批评”（Chinese Herbal Medicine ecocriticism/CHM ecocriticism）这一话语分支的可能性。对此您持怎样的观点?

斯洛维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尽管我对中医了解不多，但我在中国尝试过中医针灸，印象非常深刻，我对中医中的中草药也略知一二。就我个人理解，中医中的中草药运用体现了你所提到的“天人合一”观念，也就是通过调整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据我所知,传播至全球的中国茶原本就是作为中草药，具有一定的排毒功能，适量饮茶不仅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强身健体，而且饮茶的氛围有助于我们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健康。你提到的“中草药生态批评”这一概念非常有趣,当然可以作为中医生态批评的一个分支进行进一步探讨,对赏析呈现人与中草药关系的文学、艺术作品将会有很好的启发价值。这也非常契合你所提到的建构具有中国特质的生态批评学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继续开展合作。

姜：谢谢！我一直觉得建构中国气质或特质的生态批评要根植于中国的土壤,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体现其独特性，但同时又要同西方的生态批评话语进行接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出中国生态批评学派之声，才能体现出中国生态批评理论话语的“世界性”。我相信同您开展持续性合作对于中国生态批评话语的建构和传播都大有裨益。刚才您提到的中国茶让我想到芬兰作家艾米·依达兰塔（Emmi Itäranta）的气候小说《水的记忆》（Memory of Water, 2013）中关于茶文化的书写。整个故事紧紧围绕水以及茶文化，呈现人类世气候战争灾难背景下北欧居民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故事中的茶成为呈现情感、伦理、身份以及人类世危机的重要载体，可以作为“中草药生态批评”开展实践的典型文本。另外，据我所知，您对约翰·杰克斯（John W. Jakes）发表于《 奇幻历险》（Fantastic Adventures）的短篇小说《梦之树》（The Dreaming Trees）很熟悉,，您曾在中国做过以此为主题的讲座。从植物生态批评研究的角度分析这部小说会非常有趣。您能否对这部作品做一个简短的评论,或者告诉我们如何从生态批评植物研究的视角分析这部作品？

斯洛维克：首先，我想说的是,我非常认同你关于中国生态批评话语建构的观点，我也非常乐意一起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这也就是我们持续合作的原因，我相信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建构大有可为，可以为世界生态批评理论建构做出独特的贡献。你提到的《梦之树》这个短篇小说是杰克斯的早期作品，杰克斯在1950年仅18岁时就发表了这篇科幻小说《梦之树》,我认为它代表了“树木感知”（arboreal sentience）（或“树木意识”tree-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的一种早期应用。小说通过这一修辞策略来倡导森林保护。小说中的一位主要人物本·桑顿（Ben Thornton）反复提到，故事发生的无名星球上的特殊树木是“有意识的”——他实际上使用了“有感知能力”（sentient）这个词———砍伐它们就如同谋杀。

杰克斯笔下角色提出的这种“感知力主张 ”（sentience argument）类似于多年来动物权利活动家和学者们关于具有符号语言能力的智能动物的论述，认为这些动物与人类类似。近年来，科学家开始观察到植物智能，甚至是植物语言的一些令人惊讶的迹象。而杰克斯早在近75年前就已经在小说中构想出了植物意识和语言能力的概念,远远领先于科学对于植物智能的认知。

目前，我正在撰写一篇从生态批评角度分析杰克斯这部小说的文章,但我也在思考是否还有其他20世纪中期（或其他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提出了类似的关于植物智能的想法。这或许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向。

姜：谢谢您。我期待着在您的文章发表后能拜读到它。我认为植物生态批评研究非常有前景，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植物在叙事中的角色。您认为生态批评植物研究的趋势和发展前景如何?

斯洛维克：我认为会有更多类似研究出现——不仅会进一步关注植物在文化文本中的表现形式，还会挖掘出更多的艺术家和文本，而不局限于那些已经被关注的作品。

此外，我也能想象研究方向会更加聚焦于特定的植物种类。例如，与草有关的文本研究，比如你刚才所提到的中草药，也可能会出现聚焦于草坪、竹子、玉米等（它们都是“草”）例子的文本；或者关注其他特定的不同物种，比如红杉树、海藻、仙人掌，以及生存在干旱地区稳定土壤中的抗蚀植物等。研究者可以深化涉及具体树种的相关文本的研究,诸如专门聚焦文本中某些特定树种的书写，如红树林或常青树，又或者落叶树。这些树木秋季变色、落叶，春季又重新长出绿叶，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意蕴丰富且启迪心智。也许未来还会出现对动态的树木（flowing trees）及其文化意涵的研究，比如樱花在不同文化中所象征的细腻而脆弱的美等。我之前在学术报告中，曾讨论过学科领域发展的两大基本趋势：“分化”（splitting）与“结合”（binding）。因此，这种在文本研究中对植物类别的细分正是“分化”的典型例子。同时，也有可能出现某种形式的“结合”，例如更广泛地结合生态批评的植物与动物研究，这些研究可能会展示人类生活与植物及动物如何紧密联系。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学者对文学文化作品中的植物开展深入研究，这将开辟生态批评与环境人文的新天地，我也期待你在“中草药生态批评”领域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

姜：非常感谢您回答我的所有问题，让我们对植物生态批评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对于建构中国特质的植物生态批评路径有了更好地把握。

斯洛维克: 不客气，我非常乐意，也期待和你开展更多研究合作与交流。

【参考文献】

[1 ] Brown, A. Tree Climbing Cure: Finding Wellbeing in Trees i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rt [ M ].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3.

[2] Concilio, C. & D. Fargione. Introduction[A]. In C. Concilio & D. Fargione( eds. ). Trees in Literatures and the Arts: Human Arboreal Perspectives in the Anthropocene [ C].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21:1-18.

[ 3 ] Jiang, L. F. & S. Slovic. Practicing ecocritic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during the age of COVID and beyond: An interview with Scott Slovic[J].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2023(1): 81-98.

[4] Ryan, J. Gija Jumulu: Arboreal ecocriticism and the Australian Boab[J]. Lagoonscapes: The Veni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2022(2): 189-206.

[5] 姜礼福. 人类世、气候小说及环境人文新趋势——斯洛维克教授访谈录[J]. 外国文学,2023(2): 172-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