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曼塔·施维伯林《储存》

出自短篇集《吃鸟的女孩》 姚云青/译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我们依然觉得特雷西塔的到来早于我们的计划。我不得不放弃了一个奖学金项目，因为几个月之内我就会不便旅行了。也许这不关特雷西塔的事儿，也许仅仅只是因为焦虑。我开始不停地吃东西，很快就胖了很多。曼努埃尔帮我把食物拿到扶手椅旁，拿到床上，拿到花园里。所有的菜都堆在托盘里，厨房打扫得整整齐齐，碗柜里塞满了吃的。仿佛是负罪感，或者谁知道该叫它什么，逼迫他不能辜负我对他的期待。但他看起来没精打采的，很不高兴。有几天他回家很晚。他不愿陪陪我，连聊聊这个话题都不愿意。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妈妈也知道了，她给我们买了好些礼物带过来。我了解她，看得出她有些伤感。她说： “这是可洗的封闭式尿裤，这是纯棉的套袜……这是连帽子的浴巾。”爸爸一边看着她一边点头。 “啊，我不知道……”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指的是礼物还是小特雷西塔。“我真的不知道。”之后我婆婆送我一套彩色床单组合时，我也这么说。“我不知道。”我说话间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我抱着那套床单，哭了好久。 到了第三个月，我感到抑郁更加严重了。我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照照镜子，愣上好一会儿。我的脸，我的胳膊，我的整个身体，尤其是肚子，都像吹气球似的鼓了起来。有几次我会叫曼努埃尔过来，站在我的身边。他看起来反倒是越来越瘦了。而且，他对我说的话也越来越少。他下班回家就坐在那儿看电视，两手抓着自己的头发。这不是说他不爱我了或者不像以前那样爱我了。我知道曼努埃尔是喜欢我的，我也知道他和我一样，对即将到来的特雷西塔没有任何排斥情绪。只是在她的到来之前，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有几次，妈妈要求摸摸我的肚子。我坐在椅子上，她柔声细气地对着小特雷西塔说话。而曼努埃尔的妈妈则每隔一阵子就要打个电话来，问我现在怎么样，我在哪儿，吃了什么，感觉如何，她会把她能想到的每个问题都问上一遍。 我得了失眠症。我整晚整晚地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我躺着仰望天花板，双手放在特雷西塔所在之处。我什么别的事情都想不了。我不能理解世界上怎么会发生那么多我至今还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儿，比如在这个国家借车到那个国家归还，比如解冻一条死了三十天的鱼，或者是不出门就能还账单，但我们竟不能接受既定结构中出现的一个小小变化。我就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于是我们决定，把社会公益手册上的指示抛到脑后，寻找替代的解决方案。我咨询了产科医生、江湖医生，甚至请教了一位巫师。有人给我一个助产士的电话，我也做了电话咨询。但他们所提供的各自的解决方案中，没有一个是我们在找的。我就是很难接受特雷西塔那么早就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事实。但与此同时，我又不想失去她。最后，我找了威斯曼医生。 威斯曼医生的诊所位于市中心的一栋旧建筑内。他不配秘书，也没有候诊室。他的诊所就只有一个入口处的前厅和里面的两间房间而已。威斯曼医生很和善地邀我们进屋，给我们端来了咖啡。谈话间他对我们的家庭构成特别感兴趣。他详细询问了我们各自的父母的情况，我们的婚姻状况，尤其关注我们每个人跟整个家庭之间的具体联系。我们回答了他的所有问题。之后他交叉手指，将胳膊肘搁在写字台上。威斯曼看起来对我们的背景很满意。他给我们介绍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他的研究成就，并解释他能为我们提供什么。但他似乎凭直觉就能判定，他不需要费力来说服我们，于是我们直接跳到了讲解处方的环节。我每隔一阵子看曼努埃尔一眼，他正专心听着威斯曼讲话，并时不时点点头，看起来十分兴奋。治疗方案包括一系列的饮食、睡眠习惯、呼吸方法的调整，并佐以药物配合。他还得跟我的父母和曼努埃尔的妈妈谈谈；他们的角色也是至关重要的。我把他说的要点一条一条地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 “这疗程有多保险？”我问。 “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治疗会顺利进行的。”威斯曼说。 第二天，曼努埃尔没去上班。我们坐在起居室的桌边，身边堆满一张张的纸，开始干活。我们逐条记下，自从我们发现特雷西塔会提前来临之后，情况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给各自的父母做了预约，并给他们解释清楚情况：我们已经下定决心，疗程开始了，如今没什么可讨论的了。爸爸还想问几句，但曼努埃尔打断了他： “你们得照我们说的做，”他边说边眼巴巴地望着他们，恳求他的同意，“得准时完成所有任务。” 他们看起来都很担心，我想他们大概还没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们同意遵照指示办事，并各自拿着清单回家了。 头十天的疗程结束时，情况似乎有所好转。我每天准时服用三次药，并按照疗程规定的日程表练习“自主呼吸”。“自主呼吸”是这个疗程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一种放松和专注于自我的方式，由威斯曼医生发明并传授于我。我躺在花园的草坪上，专注地感受自己与“大地母亲湿润的子宫”之间的联系。开始的时候，我吸气一秒，吐气两秒。随着时间流逝，我开始可以吸气五秒，吐气八秒。练习了几天之后，我的吸气长达十秒，吐气达到二十秒。之后我就开始“自主呼吸”第二阶段的练习，并开始感受体内能量的流动。威斯曼说这个练习花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但他同时强调这是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的，因此我必须坚持不懈地练习。到了某一时刻，我应该能够看到能量如何在我体内流动。感觉会有一点轻微的瘙痒，一般会从双唇和手脚的部位开始有感觉。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控制能量循环了：先慢慢降低循环频率，而最终的目标是能够逐渐停止能量的流动，令其反向循环流通。 曼努埃尔对我好得不能再好了。他得照我们列出的清单行事，因此，在一个半月之内，他都得离我远远的，只在必要的时候和我说话，有几个晚上还得晚点回家。他严格遵医嘱行事，但是我了解他，我知道他也感觉好一点儿了，更乐观积极了。我知道他有多么想抱住我，告诉我他有多想念我。但我们现在必须严格遵守指令行动：我们不敢冒一丁点儿违背指示的风险。 到了第二个月，我的“自主呼吸”练习大有进步。现在我几乎能感觉到自己可以控制住能量了。威斯曼医生说胜利在望，只需要再稍微努力一把即可。他给我加了药量。我开始注意到，我的焦虑减轻了，吃得也比原来少一些。曼努埃尔的母亲尽全力遵守自己清单上的第一条指示，逐步地——循序渐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逐步地”三个字下面画了好几道横线以示强调——逐步地开始减少给我们家打电话的次数，并控制住自己每时每刻都想谈谈特雷西塔的欲望，减少了提起她的次数。 第二个月的变化最为显著。我的身体不再那么胖了，我们又惊又喜地看到我的肚子开始缩小。如此显著的变化令双方父母都有些紧张。可能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或者说是凭直觉猜到，这个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尤其是曼努埃尔的妈妈，她似乎最为紧张，尽管她好歹付出很大努力控制住自己遵守清单上的指示，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焦虑，且有点担心这会不会影响疗效。 如今我每天晚上睡得好多了，也不再像之前那般忧郁沮丧。我把“自主呼吸”的进展情况告诉威斯曼，他很激动，说我已经快要能够逆转能量的流动了，如今我们离成功只差一步之遥。 到了第三个月，也是疗程中的倒数第二个月，这个月的主要任务将由我们的父母承担。我们焦虑地关注着他们如何实践承诺，还好最后万事顺利，他们都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令我十分感动。曼努埃尔的妈妈有一天下午来我们家，说要把她给特雷西塔准备的各色床单带走。她可能对这个小细节考虑已久，还特地问我要了个袋子装行李。“我这样拿，”她说，“用袋子拎。”她说完就拎着袋子走了，临走前还朝我们挤挤眼。接下来轮到我的父母，他们也来把礼物拿回去了。他们一件件列数：首先是连帽浴衣，然后是纯棉套袜，最后是封闭式可洗尿裤。我把东西全部包好。妈妈要求最后再摸一次我的肚子。我坐在椅子上，她坐在我的身边，声音轻柔地对着肚子说话。她抚摸着我的肚子，说了句：“这是我的特雷西塔。我会多想我的特雷西塔啊！”而我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要不是她的清单上明文禁止，她肯定会哭的。 最后一个月的日子过得飞快。曼努埃尔现在可以跟我亲近一点儿了，他的陪伴使我感觉良好。我们站在镜子前，笑着。现在的感觉和这段经历刚开始时简直是天差地别。不是启程的喜悦，而是停驻此刻的幸福。这仿佛是在我最美好的一年时光里再加上同样的一年时间。这给了我们继续前进的机会。 我现在瘦很多了。这使我行动更为轻便，精神也更加振作。我最后一次去拜访威斯曼医生。 “时机快到了。”他说着，从桌子那边推给我一瓶储存液。瓶子是冰冷的，而且必须保持这个温度，所以我遵守威斯曼之前的指示，带了个保温壶。我必须把这瓶东西放在冰箱里，直到那个时刻到来。我拿起瓶子：里面的液体黏稠而透明，像是一瓶无色的糖浆。 一天早上，在“自主呼吸”的练习过程中，我终于进行到了最后这一步：我正在缓缓地呼吸，用身体感受湿润的大地，感受包裹在其中的能量。我呼吸了一次，一次，又一次。就在这时，一切忽然停止了。我周围的能量似乎可以变成具体的东西，我能够感觉到，在某一时刻，它开始一点一点地朝着相反的方向流动。这是一种纯净的感觉，令我活力焕发，仿佛曾经一度被阻碍的水或空气终于流回到原处。 之后就到了那个日子。我们从威斯曼的诊所回来的那天，曼努埃尔就已经用红笔在冰箱的日历上画了个红圈标出了那个日期。我不知道那一刻具体会在几点发生，所以有些紧张。曼努埃尔留在家里。我斜躺在床上，听到他焦虑不安地来回踱步。我把手放在肚子上。我的腹部如今平平的，就像任何一个女人，我是说，没有怀孕的女人的肚子。相反，威斯曼说过治疗的手段有点激烈。我如今有点贫血，而且反而比怀上特雷西塔之前瘦许多。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等了整整一个上午，又等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不想吃饭，不想出门，不想说话。曼努埃尔时不时会探头进来问我感觉怎么样。我想象着妈妈可能已经急坏了，但是他们知道现在不能打电话给我，也不可以过来看我。 这时，我忽然感到一阵恶心。我的胃像在燃烧，同时又在一阵阵地抽搐，像是要爆炸了似的。我得通知曼努埃尔，但我挣扎了半天也起不了身；我刚才没注意到自己晕得有多厉害。我必须通知曼努埃尔，叫他打电话给威斯曼。我好不容易抬起身，但一下子就滚到了地上，令我跪倒在地。我想着要“自主呼吸”，但我的脑子全被别的事情占据了。我害怕事情不会那么顺利，我害怕我们会失去特雷西塔。可能她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可能整件事情已经失控。曼努埃尔走进房间，朝我冲过来。 “我只是想把这事情放一放，以后再说……”我对他说，“我不是想……” 我想告诉他就让我在那儿躺着，别管我，赶快先去通知威斯曼，告诉他出岔子了。但我说不出话来。我的身体控制不住地抽搐。曼努埃尔跪在我身边，拉住我的手，对我说着什么，但我听不见他的话。我感觉我要吐了。我捂住嘴巴。曼努埃尔立即有所反应，他留下我跑进厨房，不到几秒钟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只消过毒的杯子，和一个上面标记着“威斯曼”的塑料瓶。他扯下绑在瓶子上的封带，把其中的半透明状液体倒进杯子里。我又一次感到呕吐感袭来，但我还不能，还不想吐，还没到时候。又是一阵痉挛恶心，然后又一阵，又一阵，越来越猛烈，令我开始感到呼吸困难。我第一次想到了死。我刚想到这儿，就不能呼吸了。曼努埃尔盯着我不知所措。痉挛忽然停止了，有什么东西塞住了我的喉咙。我一把掩住嘴，拉住曼努埃尔的手。我感到喉咙里堵着什么小东西，只有杏仁般大小。我缓缓地用舌头把它顶出来。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我做不到。这种清晰的感受我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都不会忘记。我看着曼努埃尔：他耐心地等着我，直到我靠近那只杯子。最后，终于，我轻柔地把她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