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施嬅车崇健｜从麦琳身上看到社会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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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1: 计划生育年代的女弃婴 《再见爱人》上一集揭露了麦琳的弃婴身世。与朋友聊到这个话题时，她提到那个年代湖北、湖南、贵州有许多女弃婴，街上常有人捡到女婴后在亲戚之间询问有没有家庭愿意收养。对于许多80后来说，女孩被收养的经历并不陌生。然而，这种重大的创伤却被当作稀松平常的社会现象，没有人对此感到震惊或愤怒，这个事实仿佛那个年代吹过来的风，女弃婴就是被随意洒落在地里的种子，随风发芽，无人照料。 计划生育的政策，重男轻女的文化，这些女孩一出生就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不值得的。而那些被收养的女婴，甚至以为得到了某种“幸运”，因为存活本身就已经是恩赐。小红书上的评论充斥着对她的道德绑架，认为她应该感恩养父母给予她的生活，罔顾她养父母在她叛逆期告诉她“你是捡来的”这一残酷的事实。他们好像在说，只要你不是最不幸运的，那么你就应该感恩戴德。 这些现象直指制度与文化对女性生命权的双重剥夺。女性的存在不仅在诞生时遭遇否定，即便勉强存活，也要承受持续的压迫与歧视。麦琳的故事正是这一时代背景的真实写照，提醒我们直面这个社会对性别平等的沉重债务。 身份2: 被榨干生育价值的妻子和“李家功臣” 从麦麦和她朋友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已经经历了重大生育损伤的她本身并不愿意生二胎，她也知道家里的条件也不适合二胎（除了她没有人带）。一胎是个女儿，很难不联想到“李家功臣”锦旗是给她辛苦追到男宝的“奖励”。 生育不仅是个体的生理过程，更常被家庭和社会当作实现家族目标的工具。女性的身体与意愿被家庭绑架，那面锦旗像是一种对机器完成了运转任务的认可。 身份3: 情绪失控的女人 社会在责备女人的时候，经常被提到的一点是“情绪失控”，仿佛这个问题和女性身份是如影随形的。但实际情绪失控的是谁？砸吉他扔衣服的是谁？ “情绪失控”作为一个性别化标签，往往用来压制女性的正当情绪表达，而男性的情绪失控则被草草带过。社会以双标的方式规范情绪，掩盖了许多男性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实际伤害：暴力案件大多数施暴者都是男性；而对女性的指责则往往聚焦在她们的情感反应本身：她在节目中多次情绪崩溃大哭或者大笑的时刻都遭到了指责甚至谩骂，尽管这个过程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身份4: 被网络诊断成NPD的女人 麦琳因为节目中只言片语的片段被网友随意贴上NPD（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标签。这种草率的诊断并不是基于专业判断，而是出于网络上的主观偏见和厌恶。NPD作为一种严重人格障碍，如今在网络暴力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针对女性。只要某些人对一个女人不满，她就很容易被贴上这个标签，以此来否定她的行为、情感诉求，甚至人格。 这种现象的背后不仅是对心理学知识的误用(Pop psychology is not psychology!)，更反映了一种隐蔽的厌女机制：将女性的正常表达和情绪解读为病态，用疾病化的语言贬低她们的价值，将心理疾病娱乐化和工具化。而这种泛化趋势，进一步推动了厌女情绪的扩散。 麦琳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类似的案例还包括周雨彤、晚晚等公众女性。她们被网络暴力指责为NPD，任何自我中心或不合观众心意的行为都可以被方便地归因为人格缺陷，尽管人们没有任何临床证明或资质。观众的在线诊断和几百年前人们把女性的一切情绪问题审判为歇斯底里症（hysteria）多么相似。 身份5: 要得太多的女人 麦琳正常的情感需求，被认为要得太多，大家都愿意相信李行亮自称机器人的借口，不认为情感淡漠是问题，实际上中国有多少对这样的夫妻？男人沉默，女人因为得不到回应而苦苦索求，在外人看来疯癫。 在传统家庭模式中，女性被要求既是付出者又是感情需求的压抑者。当她们提出正常的情感需求时，会被视为贪婪或不满现状。这样的关系模式不仅是夫妻间的悲剧，也体现了整个社会对情感劳动的性别化分配。男性的情感冷漠和逃避被正当化，反而让女性显得疯狂。女性的“要”，就是一种不体面，只有她什么都不要，但什么都要做，才会得到赞许。 身份6: 被全网骂的女人 同样的问题，女性身份会让人收到更多的指责，她需要让每一个人满意，男人骂她不体面，女人骂她不女权；当李行亮对她做出同样的事时，收到的是共情、赞美、支持。另外，很多人骂麦琳的原因是“她背刺女性”，且不说这个观察是否真实（我不同意，她花钱更多是对留几手的报复，很多时候她为其他女生说话，这些都被恨麦琳的观众选择性忽视了。称赞黄圣依“爷们儿”只是她话术的落后，不知道什么是当今“正确”的词语），现在对于女性的评判还多加了一层“她是不是个好女权”，如果她显示出任何厌女倾向，那她就是个叛徒，不值得理解和同情。然而对节目里另外两个实际侵犯了女性实在的权益的男人，却没有人审判他们明晃晃的厌女。女性作为结构性的受害者，自身有厌女倾向也是系统自带的，不应该把它归因于个人。此处再次cue一下晚晚和自诩正义的晚学家。 公众舆论从不偏爱女性，她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任何出格的行为都会被观众在高清显微镜下逐帧分析。这种针对性的苛责背后是深刻的性别不平等：她不仅要体面，还要无私，还要独立。简而言之，她需要是完美的。 身份7: 被谣言围攻的女人 在麦琳遭受网络暴力最激烈的时期，关于她的谣言铺天盖地，其荒谬程度和传播范围远超节目中的其他嘉宾。这些谣言包括她有个炒股亏了几百万的弟弟需要李行亮填补窟窿，她的父母和他们一家同住，甚至指控她虐待女儿。每一个谣言都精准地利用了社会对女性的固有偏见，将她塑造成不合格的妻子、母亲和女儿。 这些谣言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对女性方方面面极为严苛的标准，这个体系本身并不是为了接纳或支持她们存在的，她们只是这个体系下的奴隶。她们需要完美地履行每一个角色的要求，同时还要上镜。 身份8: 掌握财政大权的女人 通过李行亮之口，我们了解到麦琳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是家里管钱的那个人。然而，谁拥有换房的最终决定权？谁开着大G，享受着昂贵的兴趣爱好？衣柜里放满了谁的衣服，而谁的穿着却一贯朴素平价？所有剧外的照片中，我们从未见到麦琳拥有任何奢侈的物质。这一切都让人不禁质疑：所谓的财政大权，是否不过是一场表面分工的伪装？ 在许多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将管钱的职能安放在女性身上，乍看是信任与平等，实际上却将财政控制的重心牢牢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被赋予了“管钱”的虚名，但实际支配权往往极其有限。麦琳也不例外，她或许勤勤恳恳记录着每一笔支出，省吃俭用为孩子积攒教育基金，辛辛苦苦卖二手物品节省开支，但这些琐碎而具体的工作仅仅是家庭财务的执行层面，而非决策权的象征。 有人问：“李行亮都说让她买贵重东西了，她自己不买能怪谁？”这种质疑忽视了李行亮的冷漠与沉默本身形成的巨大心理压力（他曾亲口说过嫌弃麦琳对家里没有贡献）。麦琳是一个通过不断奉献来寻求认可的人，她在家庭财务中表现出的克己奉公，显然与她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和心理状态密不可分。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下，她怎么可能真正将家庭的财务资源花在自己身上？ 麦琳的所谓财政大权，不过是社会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规训，既要她承担起家中经济运转的繁琐事务，但又不分配给她实质控制权。她更像是一位无偿的出纳员和会计，真正拍板的人是李行亮。这个分工模式背后隐藏的是对女性经济地位的压制和剥夺，同时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女人却被美其名曰“掌权”，实则用自我牺牲和隐忍来维系家庭的表面平衡。女性的劳动被廉价化，而男人拥有支配的权力。 身份9: 被规训成功的女人 麦琳的经历展现了一个女人被社会和舆论成功规训的全过程。《再见爱人》的剪辑一手把她塑造成“疯女人”，而观察团的偏向、杨子和留几手的男男互助（李行亮已经很好了你就知足吧）、张泉灵倪萍的“好女人经验传授“、以及观众的集体围剿，都是规训的工具。他们为这个本来就是80-20的天平更向男性偏斜。这些外部力量迫使麦琳逐渐接受自己的情感需求是不合理的，反思自己并试图变得更体贴，迎合丈夫李行亮和社会对她的期待。 这不仅是个人层面的失败，也是不公平的社会性别权力结构的又一次胜利：通过节目叙事的操控和舆论的暴力，强化了“男性情感淡漠可以被理解，女性正常需求是无理取闹”的规则。最终，男性在这个本就偏爱他们的社会中再次赢得这场战役，而女性被迫放弃对情感和尊重的追求，回归既要合理、又要得体的传统角色。 麦琳并不是个例，而是无数女性的缩影。她的经历证明了规训的有效性——通过社会的多重话语，让女性相信：忍耐和妥协是婚姻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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