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陈英 | 工作的女人：意大利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与工作

原刊于《书城》2022年8月号 撰文/陈英

埃莱娜·费兰特 《碎片》

费兰特的访谈录《碎片》中，收录了她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写给编辑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一本拟定标题为“工作的女人”的小说，故事讲述了女性工作的痛苦，还有需要挣钱吃饭的恐惧。她说，这部小说的创作基于她深入了解、体验过的工作，也运用到了她熟悉的人的体验和经历。虽然小说写完了，但费兰特最终没交给编辑，只是把这本小说放到抽屉里，成了她从未发表的习作。

费兰特在这封信中，谈到了创作这部小说时感到的那种费劲、不安以及曲折的心路历程，她试图寻求编辑的帮助，获取相关建议。她问：“关于那些工作的女人，你知道有哪些代表性的小说？”“我对描写忙于工作的女性身体的作品很感兴趣。假如你知道有这一类的书——我不在意是高水平的文学作品，还是一些流俗的书，请你告诉我。”在这封信中，她说明了她对那些投身职场的女人的看法：“工作会让男人变得高贵，但我怀疑，工作并不会让女人变得高贵。”

目前女性依然是参与家庭生活、照顾儿童的主体。女性如何看待工作，女性生活和工作的矛盾，是现实中女性比较容易陷入的困境。费兰特抛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工作的女人。但纵观她的写作，她塑造得最好最深刻的还是“写作的女人”，她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用一种克制的语言呈现自己的经历，展示自己的处境。事实上，文学史上充斥着各种女性：让灵魂得到提升的圣女、狂热的情人、充满奉献精神的母亲、追梦的女人、放浪形骸的风尘女子，但我们其实很难一下想到一部让人信服的作品，呈现 “工作的女人”。

玛提尔德·色拉奥（Matilde Serao，1856-1927）

阅读意大利文学，就会发现工作的女性一直存在，只是她们不被认可。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她们工作的身影——尤其是作为公司职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变得稠密。意大利二十世纪中期重要作家帕韦塞（Cesare Pavese，1908-1950）的中篇小说《在孤单的女人中》（Tra donne sole, 1949年）借助男性人物莫雷利之口，表达了人们对于当时工作的女人的看法：“克莱丽雅，我看到您穿着工作服，监督工人刷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呢。”经历了父亲的死，二战的创伤，曾经居住的城区被炸毁，克莱丽雅是一个决心放弃家庭生活，成为自己的主人，要在社会上做出成就的女性。她成了一家时装店的负责人，进入上流社会，但现实却常常让她很恼火：装修店铺的工人很轻视她，权贵都觉得她是个小裁缝，就连喜爱她的男人也时时提醒她：女人的工作没那么重要。工作的女人一直要与反对的声音做抗争，那些基于当时社会习俗，对于女性工作提出的质疑和否定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在这些文学作品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时代对于女性的态度，社会习俗总是试图把女性排除在职场之外，而实际上女性一直在“工作”，只是这些工作通常被家庭成员无视，甚至是被女性自己无视。这些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延伸到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讨论意大利当代文学中“工作的女性”，我们得先从那不勒斯真实主义作家玛提尔德·色拉奥（Matilde Serao,1856-1927）说起。

补贴家用的女性

玛提尔德·色拉奥和早期那些出身贵族的女性作家不同，她不仅是作家，还是一位记者和出版人。她是第一位创建日报的意大利女性，她是《罗马邮报》(Il Corriere di Roma)、《晨报》（Il Mattino）和《日报》(Il Giorno)的创建者。对于后来涌现出来的很多意大利女记者，她是一个参照，一个标杆性人物。玛提尔德·色拉奥精明强干，根据她的自述，别人去当时权贵常去的度假村休闲，她却是去工作的，给自己的报纸拉赞助，趁机打听一些时事动态和要闻。色拉奥创作颇丰，当时影响很大，是长达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陪跑者，晚于她十几年出生的意大利撒丁岛作家格拉齐亚·黛莱达（Grazia Deledda，1871-1936）却得到了这一殊荣。这两位女作家同属真实主义，但是色拉奥的写作更偏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非虚构，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的作品中清晰看到当时平民女性工作的处境。

玛提尔德·色拉奥除了小说创作，对于那不勒斯地方史、社会状况也有详尽的描绘和展现。在费兰特《失踪的孩子》中，莉拉在老年时探索那不勒斯历史，她了解到的一些关于那不勒斯的过去和传说，其实有很多信息来自色拉奥的《那不勒斯传说》。在色拉奥的《那不勒斯腹部》(Il ventre di Napoli)这本著作中，作家以清晰明确的笔触，记录了那不勒斯人的住房、饮食、谋生手段等，还重点谈到了那不勒斯的高利贷、赌博等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不勒斯下层女性的处境。

那不勒斯的富家子弟当时在意大利是穿戴最好的，那里制作的鞋子和手套是意大利最好、最时尚的。服装、鞋子、手套的制作是那不勒斯的特色，这无疑是意大利后来时尚业兴起的历史根源。当时主要的女性工作是裁缝、女帽制作、卖花、做胸衣。费兰特小说中的一些女性人物，也是靠做手套和帽子补贴家用，这也印证了这一点。那些裁剪布料做手套的人每天可以挣到九十分（100分为1里拉），而当时“工人之家”的房租是三十四里拉，她们就是工作一月，也付不起一个月的房租（《那不勒斯腹部》）。在色拉奥笔下，生育过很多孩子的母亲也要找工作，幸运的话，她们可以在烟草厂找到工作。她们大部分都是做女佣，要汲水，打扫卫生，有时要给两三家人提供服务。通常她们毫无怨言，在四十岁左右，生命就会终结。还有一些临时职业，例如洗衣女，还有给人梳头、熨衣服的女性。

北方的职业女性

切萨雷·帕韦塞是意大利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重要文人，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写小说、诗歌，也翻译英美文学作品，对于意大利文学影响深远。与他来往的是意大利著名文学出版社——都灵艾诺迪（Einuadi）的文人圈子。他曾经对生了两三个孩子的娜塔莉亚·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1916-2016）说：不要再生小孩了，开始写作吧。娜塔莉亚·金兹伯格养育出了卡罗·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著名历史学家、《奶酪与蛆虫》的作者——也没耽搁她自己的创作。娜塔莉亚·金兹伯格在回忆帕韦塞的文章中，也无比感激地提到了帕韦塞对她的鼓励。这里就以他们的作品为例，看一看北方都市里女性的工作状况。

切萨雷·帕韦塞（Cesare Pavese，1908-1950）

帕韦塞的作品里其实有一些个性鲜明、主体性很强的女性，即使放在当代的作品中，也丝毫不过时。帕韦塞凭借《美丽的夏天》，一九五○年获得了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学奖，这本选集里有三篇中篇小说，是作家创作的都市生活系列。同名小说《美丽的夏天》中有一个缺乏生活经验，但个性独立、勇于探索的十六岁女孩吉尼雅。她是孤儿，和哥哥塞维利诺相依为命，生活在都灵。哥哥是电工，经常上夜班，吉尼雅要负责做家务、做饭。小说中有特别具体的“工作的女性”的处境描写，虽然卑微，但是却充满生机。平民女孩吉尼雅在一家裁缝店里工作，她每天跑前跑后给客户送货，帮助裁缝干活，在工作场所也看到了别人的生活状态。这让人有时很享受：“有时她会觉得，在裁缝店待着很有意思，尤其是老板娘叫她用别针别住客人的衣服，听一些顾客讲故事，特别有趣。”

娜塔莉亚·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1916-2016）

但凡是工作，都有烦恼的一面。在她抱怨工作很烦之后，哥哥并没有开导她，而是拿出了他们的母亲生前的观点，劝她待在家里，这样就可以更准时为自己做饭：

塞维利诺回家时，她说裁缝店里的工作让她很厌烦（其实是因为她爱上了一个军人画家，希望和他多待一会儿）。

“那就换个工作吧。”他心平气和地说，“但别再让我饿肚子了，选个上班时间规律的工作。”

“店里有很多活儿要干。”

“妈妈一直说，你待在家里就好了，也赚不了几个钱。”

但吉妮雅也是说说而已。如果不赚那些钱，她就没有新衣服穿，也没钱买洗碗用的手套。香水、帽子、雪花膏，给圭多的礼物，这些她都不会有了。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灵已经是一座工业城市了。吉尼雅的这种处境在现代社会很常见，工作很容易受到家庭义务、恋爱的冲击。吉尼雅是个清醒的女孩，她深知那份卑微的工作对她的生活很重要，所以决定坚持下去。事后证明：那场恋爱也是转瞬即逝的一段关系，一场漫不经心的玩弄，她一厢情愿、充满幻想的未来婚姻生活，也随着恋情的结束烟消云散。

《在孤单的女人中》（Tra donne sole）

帕韦塞在另一部作品《在孤单的女人中》里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女时装设计师的形象。她从都灵出发，去了罗马发展事业，后来回到故乡都灵，筹备开一家新时装店，中间有几段很有意思的描写。故事以第一人称讲出：

电话响了。但我躺在浴缸里，一动不动，我很享受我的香烟。我想着，可能是在那个遥远的夜晚，我第一次告诉自己，如果我想做成什么事，如果我想从生活中获得一些什么东西，我不应该依赖于任何人，也不应该和任何人产生感情。我做到了。

女主人公去参加一个沙龙活动，她通过职业身份进入到上流社会，然而并没有受赏识。

我认识一些面孔和名字：他们是从罗马来我们工作室的人。我认识几件礼服：伯爵夫人的长蓝裙；一位穿着百叶裙的矮小女士，竟然对我微笑示意；一名骑士转过身，我也认出他来了，他去年在罗马结婚，他向我低头致意——那是一位金发的高个子外交官，他被扯了一下，他妻子提醒了他的职责，提醒他我是个裁缝。这让我怒火中烧。

克莱丽雅——故事的女主人公——无疑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工作中的，而且她也成功了。但是她的态度和成就依然会遭到质疑，追求她的都灵权贵莫雷利也从根本上否认她的工作态度：“您存在一个很大的偏见，您觉得工作，闯一番事业，或者是为了谋生工作，要比那些出身好的人值得称道。”

我们也可以看看和帕韦塞同时代的女作家娜塔莉亚·金兹伯格的态度，还有她笔下女性的工作处境。金兹伯格是意大利二十世纪中期重要的女作家，她的《家庭絮语》获得“斯特雷加”奖，作品影响深远。写作并没有影响她承担家庭职责，因为她总是在凌晨、在家人睡觉时进行创作，而且数十年如一日，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工作和生活的矛盾。

《家庭絮语》 [意大利]娜塔莉亚·金兹伯格著 黄文捷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她的一则短篇小说《母亲》，里面有个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女人，一个年轻的寡妇（可以说和作者的遭遇有类似之处，因为娜塔莉亚·金兹伯格的第一任丈夫由于犹太人身份被害）。但很显然，这个女主人公并不热爱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小说是通过两个儿子的口吻讲述的，这是一个在家里漫不经心的女人：

她们和外婆和迪奥米拉是一类人：守规矩，做事麻利，从未犯错，从不丢东西，从不把抽屉弄得一团糟，从不深夜归家。但母亲买完菜便拍拍屁股走人，买菜也不用心，被卖肉的骗了，甚至有时找的钱也不对。她就那样走了，追不上她，找不到她。其实他们很羡慕她走得那么干脆，没人知道她办公室在哪儿，她很少提及。只知道她的工作是在机器上打字，用法语和英文写信，说不准她在工作上很出色，很可靠。

这个年轻的寡妇虽然工作独立，但她经常遭到父亲的痛斥和羞辱，原因不过是晚上和朋友看电影。后来她因为感情上的挫败，选择在旅馆自杀。金兹伯格凸显了那个时代工作的女性的艰难处境，首先是最亲密的家人都不能容忍她们拥有这种自我空间：两个孩子看到在外面和别人喝咖啡的母亲——一个快乐、散发着魅力的女人，他们感到陌生和屈辱。

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甚至是六七十年代，女性的工作，无论是高级时装设计师，还是像小吉尼雅一样是普通店铺的小帮工，她们的工作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肯定。这是意大利发达的北方地区的情况，南方地区的情况只会更糟糕。费兰特在她的处女作《烦人的爱》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她母亲阿玛利亚在家里加工手套挣钱，后来靠给富人区的太太小姐加工成衣补贴家用，这在那不勒斯很常见，她对家庭的贡献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承认。她的女儿黛莉娅在回忆过去时，也承认自己亦在无意识中抹杀过母亲工作的价值：

我想到了那些钱，也想着我母亲，想到她在影集中的样子：她当时十八岁，肚子已经因怀了我而隆起，她站在外面的阳台上，在背景上可以看到“胜家”缝纫机的一部分。在拍照之前，她一定是在踩缝纫机，在拍完照之后，我很确信她会回到缝纫机前埋头干活。她没有任何照片可以展示她平日的辛劳，遭受的苦难，照片里她没有笑容，没有明亮的眼睛，也没有为了看起来更好看而整理头发。我认为，菲利波舅舅从来没想过阿玛利娅的工作和她对家庭的奉献，我也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中产女性的工作

出身优渥、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进入职场，会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也可以在中部罗马作家阿尔巴·德塞斯佩德斯（Alba De Cespedes，1911-1997）的《秘密笔记》中看到中产阶级对待女性工作的态度。《秘密笔记》是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日记，女主人公叫瓦莱丽娅，是个受过良好教育，会说法语，四十多岁的已婚女人。因为要补贴家用，她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这让她和那些做专职太太的朋友越来越疏远，最后无法交流。

在我开始工作之前，我们时不时会在下午见面，一起打牌。我和路易莎、嘉琴塔的经济状况差不多，因为她们丈夫挣的钱并不比我和米凯莱挣的多。总之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每年我都觉得这种差别越来越明显。

那些没有工作的女性显然是主流，她们带有一种优越感，对工作的瓦莱丽娅表示同情。她们无法理解工作的女性是什么状态，她们就像和她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她们开始问我做的是什么工作，尽管她们去年就已经问过了。我再次回答说，那是一份令人愉快的工作，需要责任心，薪水相当不错，我干得很开心。但我觉得，她们并不相信我。路易莎说：“真可怜。”她一边说，一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好像我失去了亲人似的。卡米拉建议说：“你就不能找个借口吗？”我回答说可以，我当然可以找个借口，但一想到那些还没完成的要紧工作，我不会玩得开心，另外，偶尔给自己找点空闲，这没什么用。玛格丽特强调说：“来吧来吧，别管工作了。”还没等我回答，她突然发觉自己迟到了，“噢，天啊，路易斯！”她惊叫了一声，亲了亲几个朋友的面颊，匆匆离开了。

小说也以一种直接、犀利的语言，概括了这些家庭主妇的生存状态，她们用各种手段，从自己的丈夫手上获取礼物和钱：

卡米拉兴致勃勃地说起了圣诞节时，她丈夫送给她的礼物，这些礼物很昂贵，都是费尽心机通过狡猾的手段得到的，她头上那顶装饰着灰色风鸟羽毛的帽子很吸引我。朱莉安娜也讲了她如何诱使丈夫给她买珠宝。她们都很有趣，让人觉得像是在看变戏法。她和卡米拉谈论各自丈夫时的样子，就像读书时谈论教育我们的修女一样，她们讲自己怎么通过狡猾的手段欺骗他们，尽管动机都很单纯，比如买一件新衣服或选度假的地方。嘉琴塔自信地说，她可以让丈夫每月都支付电费，但实际上电费是两月一付。路易莎认为，要抬高在孩子身上的花费：“这是唯一保险的方式。”她笑着说。她的笑声使别在帽子白色缎带下的一小束紫罗兰微微颤动，她说：“每次度假，只要我输了钱，孩子就会扁桃体发炎或感冒。”

瓦莱丽娅的母亲作为旧时代旧观念的代表，也特别反对女儿承担家里的经济责任。

我母亲经常对我说：“你不让丈夫承担家里的所有经济责任，还有孩子的必要开支。你这样做不对，他有义务养你们。至于你赚的钱，你应该存起来。”

瓦莱丽娅的女儿米雷拉对于独立的问题特别敏感，她已经确立了不同的人生目标。米雷拉属于后来的六七十年代，是积极参与妇女运动的一代女性。在母亲要求检查她的抽屉时，她展示了自己的立场：

米雷拉马上较起劲来，她说，她那么用功学习，那是因为她想开始工作，想变得独立，一成年就离开家：这样她就可以不看任何人脸色，把所有抽屉都锁起来。

达契亚·玛拉依妮（Dacia Maraini）的创作也不容忽视，首先是她的创作年限很长，创作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声音》是一本以罗马为背景的侦探小说，里面有形形色色的女性，也是批判性别暴力的著作。小说里有一位职业女性米凯拉，也有一位出身良好，但没有稳定职业的女孩安杰拉。两个女人住在同一栋楼里，故事是以米凯拉的口吻讲的：

对于这栋楼里的人来说，我们俩都是“保护对象”，因为我们独自生活，工作很辛苦，而且常常要出差。我在电台工作，而她……我没再往下想，因为我并不知道其他事。

保护其实是与加害密切相关，安杰拉在被人杀害之后，她的生活浮出水面：

那桩谋杀案发生后一星期，记者就已经深入调查了她的生活，肆无忌惮地践踏了她的隐私：在没有一份固定工作情况下，她是怎么生活下去的？为什么她的作息如此奇怪？她是不是真的参演过色情电影？事实上，没人能说出是哪部电影，但有人说看到过她，是不是一个和她同名同姓的人？有人暗示她可能卖身。

安杰拉从小被继父性侵，在社会边缘徘徊，利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筹码，换取想要的东西，但她也曾经梦想过有一份工作，比如在电台的工作：

我从没想过她会收听我的节目，她会想做我的工作，尤其是，我没有想到，她觉得我的声音“清脆悦耳”，但为什么她从来都没有和我说？为什么每次我们碰见时，她总是狠狠地关上家门，把我一个人留在楼梯间，好像如临大敌呢？

在大都市独自生活的女性，即使是有一技傍身，或者出身优渥，也时时会感到一种威胁，这不仅是一种显性的、人身安全上的威胁，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这是一种即使是在当代社会也能感受到的胁迫，就像原罪一样。安杰拉遭遇的悲剧，也让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一点上，在她自己身上找原因。

结语

费兰特在“那不勒斯四部曲”里，其实塑造了大量的“工作的女性”，她们通常独当一面、具有非凡的能力，这也是这个系列能让女性获得力量的原因。小说中有一系列上一代女性的生活，莉拉的母亲、埃莱娜的母亲都是家庭主妇。她们的遭遇和生活状态引起了年轻一代，尤其是埃莱娜的强烈排斥，这也激发了她扬帆远行的决心。埃莱娜通过学习，成为一个作家、记者，写了不少书，晚年在都灵一个安静、高雅的社区生活。莉拉也有过很多的工作体验，她做过鞋匠、肉肠厂女工、IT、项目经理，等等。费兰特笔下的新一代女性社会生活日益明确，也更加明确，埃莱娜的两个女儿在美国谋得了大学的教职，小女儿也在留学，正在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这都是让埃莱娜引以为傲的事。

阿尔巴·德塞斯佩德斯（Alba De Cespedes，1911-1997）

从色拉奥笔下那不勒斯受苦受难的女性，帕韦塞描摹的都灵职场女性，德塞斯佩德斯的罗马知识女性，玛拉依妮笔下的女记者，一直到费兰特笔下的莉拉和埃莱娜，女性工作的态度越来越坚定。莉拉和埃莱娜都发现：通过婚姻，完全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获得满足感，她们毅然告别了之前的生活方式，各自在工作领域进行了探索。虽然工作不能解决她们所有的问题，但她们提供了在这个社会上，女性通过工作生存下去的范本。她们经历的历程、获得的成就，与近一百年来女性在工作领域的不断开创和尝试密不可分。

达契亚·玛拉依妮（Dacia Maraini）

费兰特怀疑，工作会给男人带来尊严，但不一定会给女人带来尊严。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原因。女性身体的生产性，使社会观念把女性的价值与生育以及家庭职责置于女性存在的首位，工作的女性处于夹缝之中，在工作场所，她们的身体会受到多重目光的审视。即使是在当下，通过这些文学形象讨论女性工作的演变，也能让人更清楚地看到一种矛盾和撕裂，同时看到一种抗争和探索，为新一代的女性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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