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杜金：尤利乌斯·埃佛拉与俄罗斯传统主义

一．俄罗斯发现埃佛拉

20世纪60年代，一群隐秘的，反GC主义的知识分子思想家，也就是所谓的“不同政见右派”发现了埃佛拉的著作，这些人是一个小群体，拒绝参与苏联的“文化生活”因此选择转为地下活动。苏维埃文化和苏维埃实际的现实几乎彻底令他们寻求可以解释恶，以及专制主义的起源的基本原则。通过拒绝GC主义，他们发现了反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者的作品：首先，这些作品出自雷内·格农（Rene Guenon）和尤利乌斯·埃佛拉。这一群体被赋予了两种特征——伊斯兰哲学家盖达·杰玛尔（Geidar Djemal）以及不循规蹈矩的新教徒诗人尤金·格洛文（Eugene Golovine）。多亏他们，这些“不同政见右派”认识了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两位传统主义者。20世纪70年代，埃佛拉著作的第一个译本（《密教传统》）问世，通过地下出版物（Samizdat）的方式地下流传（注：地下出版物也被称为萨米亚特，在苏联时期，官方“禁止”阅读的书籍会通过萨米亚特系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一般来说，这类书是对拷贝的拷贝，制作并不精良，却往往能表达自身观点）。然而原译本质量较差，因为它们来自半吊子业余人员，与真正的传统主义知识分子相差甚远。

1981年，《异教帝国主义》（Heidnische Imperialismus）译本问世，但只有在莫斯科的列宁图书馆存有唯一一本。这一时期通过地下出版物的发行著作规模更大，翻译质量更为精良，他们逐渐将本身的传统主义反GC主义转变为了传统主义反现代主义，将拒绝苏联延伸到了根据传统主义视角，拒绝现代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传统主义者的思想和其他“不同政见右派”相去甚远，后者通常是东正教基督徒，君主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然而埃佛拉则更关注于广义的精神主义：瑜伽，神智学（注：俄国神秘主义者海伦娜·布拉瓦茨基创立的信仰/哲学学派），心灵主义（注：和所有精神现象相关的神智学概念，卡尔·荣格同样对其进行探讨），等等。

80年代苏联社会改革（Perestroika）后，所有形式的反G不同政见者都开始出现，从“不同政见右派”到现代的右派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者，怀旧派，反自由主义，反西方。在公开性（Glasnost）原则语境之后，严格的传统主义者开始发展，格农和埃佛拉被引入俄罗斯的文化整合之中。90年代，第一批埃佛拉的作品大量问世，被“爱国主义”与“保守主义”媒体广泛阅读，在俄罗斯右翼内部，传统主义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论战主题。Elementy, Nach Sovremennik, Mily Anguel, Den等报刊开始出版埃佛拉或者受埃佛拉影响，引用埃佛拉的文章。“保守主义”阵营逐渐开始拥有了一个不同于老式怀旧论右派的意识形态结构，而是更为开放，不循规蹈矩，不东正教的右派群体——有的时候俄语会称之为“novye pravye”，或许和“新右派”（nouvelle droite）异曲同工，但是不同于欧洲的新右，没有人会将这批“爱国者”群体归于“第三条道路”或“民族革命者”等等。突破点恰恰出现在对于埃佛拉思想的接受或拒绝，或许更为恰当的是，埃佛拉的“保守主义革命”（Conservative Revolution）以及“反叛现代世界”（Revolt Against the Modern World）本质上并不是“保守主义”或“反动”的。

近来，埃佛拉的第一本书《异教帝国主义》出版了50000份。关于埃佛拉的介绍在流行的电视频道上播出。由此可见，俄罗斯正在大规模发现埃佛拉。在社会改革之前，他被视为超级边缘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核心，如今却成为了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现象。但是很明显，埃佛拉是在一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时间，文化，历史和民族背景之下书写自身的思想的。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埃佛拉思想的哪些内容和现代俄罗斯有关，需要提及哪些，发扬哪些，甚至拒绝哪些？这需要对埃佛拉神性传统主义和严格意义上的俄罗斯政治现象进行简要的分析和对比。

二．反对现代西方

很明显，埃佛拉和所有亲斯拉夫俄罗斯思想家知识传统的共同点都表现为自始至终对西方文明中世俗腐化的现代世界的拒绝。哲学家形如霍米亚科夫（Homyakov），基里耶夫斯基（Kirievsky），阿萨科夫（Asakov），列昂季耶夫（Leontiev），邓尼罗夫斯基（Danilevsky），以及小说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以及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jkovsky）都如同埃佛拉一样，对西方社会有所批判。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憎恨同一种暴民原则——也就是现代民主系统——他们认为现代民主令精神堕落至彻底的世俗。同理，我们可以视埃佛拉以及“保守主义”的俄罗斯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对于现代社会的诊断——世俗的共济会主义，离经叛道的犹太主义，平民的进步，“理性”的神化。很明显，它们拥有着共同的反动倾向，因此埃佛拉对于西方的批评与俄罗斯保守主义党派路线一致，并为其所接受。

我们可以发现埃佛拉对于西方的批评较之更为广泛的西方传统，和俄罗斯的精神性有着更多关联——同一个时代，经常提及的神话以及神秘的目标，内在精神世界和直接的现代现实之间的分隔。总的来说，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传统必须通过神话意识解读历史事件。超自然/非理性程度的启发与俄罗斯思想完全一致，理性的解释是一种例外，而非原则。

我们也会注意到俄罗斯保守主义对于埃佛拉的影响：埃佛拉经常在著作中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他的相识）以及其他俄罗斯作者。另外，他经常引用部分继承了欧洲典型的反革命传统的马林斯基（Malynsky）和里昂·德·庞辛斯（Leon de Poncins），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于塞尔日·尼鲁斯（Serge Nilus）的引用，他是著名的《锡安长老会议订书》的编纂者，在意大利时，埃佛拉重新编辑了这本书。

埃佛拉对于俄罗斯保守主义圈子了解不多，由于他反基督的立场，他丝毫对此不感兴趣。关于东正教传统，他仅有少数浅层次的评论。然而他对现代世界危机的立场与俄罗斯作者的反现代性之间的相似性，更多的出于有机反动这个共同体的因素——埃佛拉意义上的伟大人物和“个体”以及俄罗斯意义上的英雄。但由于埃佛拉整合了反现代性，因此他的偏离变得更为有趣，更为关键。

由此看来，对埃佛拉的解读完美符合现代“novye pravye”意识形态框架，甚至有时后者更全面，更彻底，更深入地应用了他的思想。由于反西方具有一种极度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因素，因此埃佛拉的理论更全面，更彻底地被现代俄罗斯接受。

三．罗马与第三罗马

对于俄罗斯思想家而言，埃佛拉思想的其中一个层面尤为重要：他对于帝国主义理想的赞同。罗马是埃佛拉世界观的中心观点。埃佛拉认为呈现在帝国之中神圣的生命意志是西方传统遗产的本质。对他而言，尼禄宫殿的遗迹以及罗马时期的建筑直接证明了一种物理的，有机的神圣性，其完整与连续性却被梵蒂冈天主教会卡夫卡般的“城堡”打破。（注：这里是指卡夫卡的作品《城堡》，该书讲述了一个人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接受了一份相对简单的工作，为当地的贵族测量土地。但由于雇佣他的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位雇主，而是通过代理人或代理人的代理人]官僚主义的反对，他甚至无法开始自己的工作，虽然从城镇任何一处都能看到高耸的城堡，但他无法真正进入。很显然，这是对于犹太—基督教体系的隐喻性控诉，并呈现了它与遥不可及的救赎之间的关系。后面所提到的圭尔夫是指中世纪的一个德国/意大利同盟，支持圭尔夫王室对抗反对教皇的吉伯林派）他很明显有着吉伯林派的思想立场：帝国反对教廷，罗马反对梵蒂冈，内在，有机的神圣性反对虔诚，感性的信仰抽象，隐含着二元论以及法利赛主义的信仰。

俄罗斯也会有类似的思想，因为俄罗斯的历史使命与帝国息息相关，教条般地植根于东正教长老（staret）的哲学概念之中（注：长老并不是牧师，而是灵魂导师：拉斯普金可以视为长老之一）——“莫斯科：第三罗马。”值得注意的是严格意义上的东正教读解的第一罗马并非基督教罗马，而是罗马帝国，但是第二罗马（或者“新罗马”）则是作为基督教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因此东正教俄罗斯的“罗马”概念也对应于对神圣性的理解，也就是神圣之物的必要性，例如精神权威与世俗领域不可分割的“交响”。对于传统东正教而言，天主教的政教分离是无法想象的，接近于亵渎，而实际上这一概念被称为“拉丁异端”。

因此我们可以再次发现埃佛拉的教条与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的完美对应。而且埃佛拉著作中明确赞美了帝国的精神性，对俄罗斯人而言，在他们认为的真正的和传统的身份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由于“帝国主义和声”（symphonic imperialism），俄罗斯人们很快理解了尤利乌斯·埃佛拉的“异教帝国主义”，或者“吉伯林帝国主义”。

值得提及的一点是。“第三帝国的作者”阿瑟·穆勒·范登布鲁克（Artur Müller van den Bruck）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影响，对他而言“第三罗马”的观念十分明显。我们可以发现范登布鲁克的末世论“终末帝国”来自于对蒙塔努（montanists）思想（注：蒙塔努是当代五旬节教派的古代先驱，相信个人启示和说方言）以及约阿希姆·德·弗洛拉（Joachim de Flora）预言的隐喻汇合（注：弗洛拉是科拉索男修道院的院长，他于1200年左右先见性地撰写了一篇关于“理性时代”的文章，其中他写道，“在新的一天，人类将不必依靠信仰，因为一切都将建立在知识和理性之上。”）。埃佛拉经常引用的范登布鲁克采用了俄罗斯东正教的传统并应用于德国，随后，国社主义者在精神和社会层面上对其进行了阐述。有趣的是尼基什的门徒埃里希·穆勒（Erich Mueller）（注：厄内斯特·尼基什是同时期的德国唯心主义者）——同样受到了范登布鲁克影响——曾经提到如果第一帝国（注：神圣罗马帝国）是天主教徒，第二帝国（注：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普鲁士）是新教徒，那么第三帝国则是彻底的东正教！但是埃佛拉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德国保守派-革命派圈子里的思想论辩（他是范·格雷辛绅士俱乐部[Herrenklub]的一员，绅士俱乐部本身是范登布鲁克建立的“六月俱乐部”[Juniklub]的延续），类似的问题也曾在那里讨论。现在很容易发现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与埃佛拉理论的一种联系。很显然，不可能说他们在这些特定问题上的想法是相同的，但是与此同时，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有助于思考埃佛拉的思想如何被俄罗斯所同化，相比于传统的欧洲保守主义观点，俄罗斯并没有那么“奢侈”，后者基本上是世俗的天主教和民族主义，且一般不会是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