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的身体研究

西方学者的身体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作者:侯杰,姜海龙 社会性别史是近年来兴起的新的研究领域，而且社会性别史与身体史之间甚有渊源。“身体”研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力于女权主义者的推动。身体史研究的领域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领域存在着相当大的交叉，诸如性史、生育史等等。 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身体”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发现的“新大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精神分析学以及女性主义等诸多学科的学者，竞相登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有关“身体”的研究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身体”进入西方思想与学术界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思想界对自身学术传统和日益膨胀的“现代性”进行深入反思的结果，因而“身体”研究出现的本身深具后现代主义色彩。《身体与社会》一书的作者特纳认为，“身体”在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的缺席，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科学普遍地接受了笛卡尔的遗产———身心二元对立论，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没有互动，至少没有重要的互动。这种身体的屈从性成为西方认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因而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心灵”抑或“灵魂”才是研究所需要关注的，而“身体”则被纳入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自然科学领域内。 但是，西方思想界历来也存在着另一种哲学传统，即对理性主义的质疑。在这种传统下，“身体”得到了为数不多的研究关注。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历史设想为代表性力、迷狂、激情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和代表秩序、形式、理性的日神阿波罗之间的竞争，他认为只有两者结合起来，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出现。尼采对酒神所代表的无秩序性的推崇，所隐含的就是关注与“心灵”相对立的“身体”。此外，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哲学、现象学等哲学宏观探讨都给予论述“身体”以一席之地。不过，发现“身体”这一“新大陆”的则非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莫属。福柯以新的视角深入地阐释了围绕在身体和生命周围的政治权力，他通过《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系列著作把医学、精神病学、犯罪的惩罚等与身体有关的权力运作机制揭示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正是从福柯开始，“身体”才得以进行研究。福柯之后或与福柯同时代的学者对于身体的形态、意向、属性以及身体与社会、身体与情感、身体与思想、男性身体、女性身体等都展开了有益的探索，出版了大量论及身体与社会的关系、身体与女性主义理论、消费文化中的身体等问题的论著，“身体”开始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 在各学科竞相以“身体”为研究对象的浪潮中，历史学也被席卷进来。英国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彼得·伯克将新兴的身体史归纳在“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之内，并称：“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福柯之后，身体史继续扩大其研究领域并呈多样化趋势，现在其研究包括姿态史、性史（目前更多是男性史）以及情感史特别是恐惧史和幽默史。关于身体史方面的著作，欧美以及日本在近二十年的研究中层出不穷，譬如芭芭拉·杜登的《肤下的女人：十八世纪德国一位医生的病患》、栗山茂久的《身体的表现性与希腊和中国医学的分歧》、费侠莉的《藩息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别，960~1665》，以及彼得·伯克本人出版于1992年的《塑造路易十四》和高彦颐关于缠足的研究，都是身体史研究中的上乘之作。此外，美国南加州大学费侠莉在题为《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的文章中还提出身体史两种诠释类型：再现的历史和经验或感知的历史。澳大利亚学者黎志刚教授在香港教育图书公司于2003年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中国近代的国家与市场》中，就发表了《想象与营造国族：近代中国的发型问题》等身体史论文，引起学界的关注。 社会性别史是近年来兴起的新的研究领域，而且社会性别史与身体史之间甚有渊源。“身体”研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力于女权主义者的推动。身体史研究的领域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领域存在着相当大的交叉，诸如性史、生育史等等。女性身体史也是目前美国身体史研究较为充分的一个领域。 中国出版界非常重视西方身体研究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春风文艺出版社在2000年推出了14种在西方产生一定影响的身体研究的译作，诸如《身体与社会》《身体意向》《身体与性属》《身体史话》《身体思想》《身体与情感》等。2002年6月，华龄出版社又推出“生理人文系列图书”，其中包括《接吻的历史》《乳房的历史》等西方身体研究译作。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沐浴的历史》等。 苏格拉底留给后世最为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认识你自己。现代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的开篇写道：认识自我乃是哲学研究的最高目标。历史学的最高目的也无非是落实到对人的认识上，与哲学相比只不过是通往罗马的道路不同罢了。身体史的出现，除了研究领域与研究视角的创新之外，笔者以为，其对于历史哲学的发展也有相应的作用，即将对人的关怀和理解又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