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唳萧萧舞华亭——《鹤唳华亭》剧评（12）：相濡以沫（40—43集，抢先版，20200706更新）
来自: 菜鸟飞飞
册立新后的大典已经曲终人散，可宗正寺与晏安宫的暗战却还在持续，太子与阿昔又一次迎来了各自人生中的至暗时刻。这4集的内容看似平静而压抑，其实暗流汹涌，惊心动魄。需要说明的是，其实第40集开场的第一个镜头并不是太子而是在长州征战沙场的逢恩，这4集中也有大量关于逢恩的戏份，构成与太子的主线交织并行、推动剧情发展的副线。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打算将逢恩的部分暂时先放一放，留待于本章的篇末与许昌平一起讨论。
当太子从对疼痛的麻木中苏醒过来（他此时对于渣爹真可谓哀莫大于心死，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些在一旁手忙脚乱的太医们比受伤的太子本人还疼似的），意识到殿帅李重夔留给阿昔的一天时间的大限终于还是将至时，便下意识的想到要找根绳子把阿昔和自己的手捆绑在一起。
比较有意思的是，不知大家是否曾注意到，每当太子想要保护身边亲近或信赖的人（也就是他口中所说的“我的人”）的时候，他下意识的举动，都是把想要保护的人拉在身边、挡在身后，这几乎已经成了他的一种本能行为，他想要凭一己之力来为他们张开保护的羽翼，而全不考虑自己是否有足够于保护他人的胆气与实力。当雪夜探监的第二天张竹子孟浪的想要调戏戴着冪离的文昔时，已经从张口中得知阿昔有可能成为太子妃且经过一夜相处本就已对阿昔有强烈好感的太子便一把将阿昔拉到身后保护，霸气的对张宣示“她，是我的人。”；当他自作聪明偷换考题被李柏舟反杀，给老师惹祸上身时，走投无路的他只能选择放弃对齐王的杀伐逼迫来为卢世瑜换一个体面离开的结局；当他被渣爹逼着给死谏的老师选谥，保得了老师的清誉就保不了陆氏父子的人头时，他被迫用自己的终身幸福来为陆家父子换一次大赦的机会；当童谣案发，他隐隐自觉此事牵扯到舅舅时，想也不想就把散布童谣的罪名揽到自己身上，换来被触痛逆鳞的渣爹赏的那一顿差点儿要了他命的毒打……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次不是将他身心割得血肉模糊、痛彻心肺？太子固然如陆文昔初见时所说的那样“既有理由，又有力量”，但在更为强横的渣爹面前，他从来都是孱弱得没有丝毫招架之力的那个。
人类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此摊上自己摆不平的事儿，一般人的正常反应都是能躲尽量躲，有多远躲多远，以免惹祸上身，何以萧太子不规不避，反而不避嫌、不惧祸的逆风执炬，以至屡遭烧手之患？是他愚蠢么？显然不是，卷轴案里他的表现明明大写着“聪明”两个字；是他莽撞么？显然也不是，虽然他也有颟顸莽撞的时候，但大多数时候他的心思都如绵里藏针，谋定而后动，绝非逞一时血气之勇的无谋匹夫。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让太子每每遇到自己极力想要保护的人，就乱了方寸呢？就不能跟渣爹和衷共济，开诚布公的交流沟通，把事情圆满解决掉吗？——可事实的诡异之处就在于，我们旁人看来稀松平常的理解、沟通、协商、和气这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在萧定权看来却绝无可行之理，以至于他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当成鱼肉献祭给渣爹那块大写着“集权”二字的砧板。这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残忍的事实：定权对父亲的信任度几乎为零，所以他几乎绝不相信他能在渣爹那里讨来自己满意的结果（实际上剧里的情形也的确如此）。父子俩的信任度低到这个让人绝望的程度，说明定权在渣爹那里感受到绝望的气息绝不止一次两次了，过于频繁而长久的失落换来的结果就是对渣爹不再抱以任何希望（虽然他有时候也会怀着自嘲的感受幻想：“也许爹爹哪天就怜悯臣了呢？”）。所以定权处理麻烦的手段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他不用去求渣爹自己就能解决的麻烦，他就自己解决；另一类是因为冒犯了渣爹而他自己处理不了的麻烦（不管是他自己惹的祸，还是身边亲近人惹的祸）——他不会去跟渣爹讲什么主客观原因的大道理，不会在御前陈述自己惹麻烦的理由，而是——直接请罪，把罪名扛下来，接受惩罚，以平息渣爹的天子之怒，尽力保下自己想保的人。在宗正寺里，当阿昔（顾内人）心疼关切的问他受鞭笞之后“疼吗”的时候，他还能轻描淡写的调侃这点儿皮肉伤跟小时候触了鳞逆所挨的打哪次更重一些，说明请罪——受罚——求情的套路于他而言，早就是家常便饭了。看似寻常的话语，听起来却让人揪心不已：每次遇到类似的情形，定权几乎没有向阿昔那样去追问过谁对谁错、对在哪儿，错又在何处？而是“稀里糊涂”的就把罪名大包大揽的扛下来了。所以，在开头第一集里，萧定权出现在晏安宫的第一个长镜头就是来“草藁请罪”的，而剧中的最后一案“童谣案”（虽然我们都知道原著后面并不止这一案）中，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自作主张替舅舅扛下散布童谣的罪名，又一次入宫请罪，这两案之间他请罪的次数也不少，竟仿佛他生来就是为了请罪和代人受过似的。每次惹毛了渣爹，叩头请罪几乎已经变成了他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这种别扭的反应映照出两个令人遗憾的现实：第一，在定权从小被渣爹一贯的冷落、厌恶而形成的潜意识里，他或许已经形成了自己是“有罪的”的原罪意识——自己本身就是招惹父亲厌恶的原因，在父亲面前，从未得到过正面认可的定权有着深深的自卑（所以因为李柏舟案结案时的处置不当被父亲置疑能力时，他非常恐惧于父亲会再次亲口说出否定他的那个词汇），因此每当和父亲的矛盾爆发，他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认错和请罪。第二，之所以他和阿昔在负罪感方面的认知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氛围的原生家庭里。象阿昔那样和谐亲睦的家庭，自然养出那种不卑不亢，傲骨强项的好女儿，亲密而相对平等的关系能够使阿昔与家人有效顺畅的沟通；而在皇室这个被权力所扭曲、异化了亲情关系的氛围中长大，一直被打压、被摧残身心的定权，与父亲的沟通常常是无效的——在已经被权力异化了人格的渣爹眼里，恩是赏，威也是赏，只要有需求，都可以拿来交易，绝不白白浪费兑换资源的一丁点儿机会，跟这样一个把亲情做成了买卖的生意人，只能跟他讨价还价，哪里有半分道理可讲？所以这是定权无法摆脱的悲哀，这也是他无法企及于阿昔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出了事，他总是选择自己去摆平——如果摆不平，就搭上自己的尊严和血肉之躯，甚至是性命——你虐我的身，我就诛你的心，不知道这反而算不算是对一直以来并无意于放弃他的渣爹的一种威胁和报复（突然惊觉他和渣爹的这种相处模式，也很象后来顾阿宝与他的相处模式）？
所以他义无反顾的把自己和阿昔两个人的手腕捆系在一起。这种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意味着阿昔暂时成了他口中的“我的人”，被他拉入了共同对抗渣爹的阵营。这种相互捆绑无异是在暗示，面对共同的敌人渣爹，两人现在是拴在同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只能同荣辱，共进退。即使面对殿帅的逼迫，他也无意放弃阿昔，反而以挑衅的口吻宣示：“告诉他（渣爹），告诉全天下，她，是我的人。”不得不说，从小在孤苦中长大的定权是个戒心极强的人，因此能被他认定划进自己圈子的可信之人寥寥无几，因此即使阿昔对此了然于胸，且对于他其实对自己仍旧只保留着有限程度的信任的状况也心知肚明，还是会因此感激、感动而忍不住由此联想起两人初遇时的那次牵手，这或许是因为她心中还残存有未曾抛却的对太子的最后一缕情愫，也可能仅仅只是因为彼此之间此时此刻的患难与共。
另外，据梁园的小作文所说，“从小爱不足的太子，喜欢与人有肢体接触”，因为他很依赖于从与对方身体接触的亲密程度来确定和调整彼此的关系和相处模式：亲近的人，他会忍不住想要身体上的零距离接触；厌恶的人，则刻意的忌讳疏远，避之不及——最典型的对比，就是初遇时他在天牢里无意识的牵到了阿昔的手，而在第一集跪雪请罪时接过大哥齐王递过来的御赐袍子，他却刻意的避免了在肢体上与定棠有任何的直接触碰，从衣角的另一端接过了袍子；对于他将信将疑的顾内人，他递了东西给她却又嫌脏，会直接在她的衣服上把手掌揩干净——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他从亲密的程度上判断和收获缺失的安全感，才能让他切切实实的感受到那些他心爱的人、想要保护的人在他的身边，毕竟身体的接触是可以直接且真实的感知到的。其实这种心理体验在许多人身上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只是在程度的深浅、多寡和需求的内容上各不相同而已，比如有人喜欢在美食上寻找幸福感，有人则依赖于从对方愿意帮助自己的程度上来判断自己被对方接纳的程度等等，但它大体对应着每个人不同的最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因此这一次将手捆绑在一起，与上次在天牢里紧紧拉着阿昔的手一样，代表着顾内人此时已经被太子划定为身边最亲信的、值得信赖和想要保护的人之一，尽管这种定性的关系只是暂时的，也只仅仅存在于宗正寺这个特定的环境之下。
然而高悬在两人头顶的泰阿之剑仍然随时都有可能临空斩下，劈得两人粉身碎骨，毕竟新皇后赵氏道德上的污点仍然需要用阿昔的鲜血和性命去洗白。当阿昔从登华宫的宫人里找出了毒害太子妃的行凶者孙内人，太子领着她，捧着监国的印信去逼迫皇帝将涉嫌的赵贵妃交给大宗正处置时，感动于太子在皇帝面前仍然尽力保护了自己的阿昔一时感动，伸手握住了太子的手，却被太子排斥的轻轻将手抽离拒绝；这一次，当听到太子说出“有我在，谁都别想伤害她”的阿昔心中勇气陡增，又一次情不自禁的握住了太子的手掌时，太子没有再排斥和拒绝，反而坚定地反握住了阿昔的手。这两处行为的对仗，所反映的太子对阿昔由抗拒到接受的不同心境，其实正是他自己也遭受了跟阿昔一样的冤屈、悲愤和侮辱后，感同身受，进而与阿昔同病相怜的自然结果。
当殿帅捧着血衣无功而返，待罪宫门的时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太子和阿昔，这一对昔日名义身份上的主子和奴婢，并排坐在宗正寺的廊庑下，看着满天绽放的喜庆烟花，在月光下互诉衷肠，各自咀嚼人生的失意与恨事，彼此舔舐身心的累累伤痕，也相互倚偎，抱团取暖。就在今晚的月亮升起来以前，这还是多么让人无法想象的情形啊！
从心理学上来讲，相对平等的身份地位，最容易让相处在同一社会空间里的人消除互相戒备的紧张心理，从而在相对放松的情绪支配下彼此接近，从而消弥掉一部分社交的距离感。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共浴室和公共厕所里容易诞生所谓的“澡堂歌手”、“公厕歌手”的原因。因为在这样的空间环境下，大家要么都是裸裎相见、赤条条来去无遮无挂，要么都是宽衣解带、折节屈膝，任你是什么身份，莫不得如此，不再有什么老板和民工、贵妇和贫女的阶级差别、身份差异，大家都做着同样的事，在这种环境下没有谁比谁显得更高贵矜持，因此心理上带来的相对平等的社交感触会使一些平时比较羞怯于表达的人更有渲泄心理愉悦感的强烈欲望，因此便借由歌声来发泄和消解心理压力。
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些能为社会成员提供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心理假象（因为它毕竟不是真实的代表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地位和身份，而是一种临时性的、虚假的、终究是会消失和转换的“身份地位”）的如公共浴室、公共厕所等这类特殊的空间环境，其实都是带有一定的保护隐私性质的私密场所，可以称之为公共私密空间，它与对外界完全开放的公共开放空间其实仍是对立相悖的。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尽管公共浴室里面大家都彼此平等，裸裎相见，但这也仅仅是对身在浴室之内的人而言的情形，而对于浴室以外的世界，这座浴室仍然是保持着相对封闭、相对隔离的状态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保护浴室之内洗浴者的身体隐私的目的，因此它本质上仍然是属于私密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同时满足那些社交羞怯者对于社交平等和社交安全这两方面同时的需求，从而催化他们变身为放胆发声的“澡堂歌手”、“公厕歌手”。据说有一副关于厕所的对联，大意是这么写的：“由你贞节烈妇，入彼也要宽衣解带；任尔忠臣义士，到此只得折节屈膝。”虽然词意之倨傲，写得难免令英雄气短、列女辞噎，但还是要强调“入斯”、“到此”这个特定的环境，出了更衣室，这等委屈可就做不得数了。这副对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恰恰是在这狭仄荒僻的宗正寺里，催化了太子与顾内人（是顾内人，不是陆文昔）之间的感情。因为只有在这里，为幽闭罪人而构筑的高墙壁垒、为看管罪人而设置的重重周卫、为避免涉祸而导致的乏人问津、门可罗雀的景况，才为同病相怜的两人织就了这么一个相对隐密的平行世界，使他们有机会在这个几乎被他人所遗忘的独立空间里抛掉各自的面具和伪装，安全而自由的展露各自人性中最真实、最真挚、最人性的一面，而不必担心受到过多的外界干扰和伤害。在这里，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和颐指气使的主子，她也不再是供他驱使喝唤的女使和奴婢，两人在这里有着相同的身份：罪人（在皇帝的官方评价系统中，太子所犯的是忤逆抗旨之罪，而阿昔则有谋害太子妃、构陷皇后、触犯圣讳等多项罪名加持在身）。这使得原本身份悬殊、没有太多交集的两人，暂时的有了相对平等的地位，也有了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的理由，两人分别成了对方珍之宝之的“阿宝”。其实在处理安平侯盗卖军马案时，太子已经对阿昔有了一边防猜，一边又忍不住引为知己（有些他不便对妻子张念之说的心里话，却可以在情不自禁中向顾内人吐露出来）、被阿昔处事的干练才能所吸引的矛盾心理，这种先前就已存在的好感构成了两人在宗正寺这个特殊的环境和氛围里，因为一同身陷囹圄的特殊经历而最终感情萌发的基础。所以在宗正寺里的烟花月夜下，太子和阿昔卸下心防，两个心事重重却又各自戒备的人，才有机会肩并肩坐在一起促膝而谈，既依偎着相濡以沫，也咀嚼着各自的慰籍。
看着一言不发、精神委顿又枯槁的他，她忍不住心疼的问：“还是……很疼吗？……他们说得不对。很疼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不用忍耐的。”
她这么说，针对的是清创伤口时太医宽慰太子的那句“请殿下忍一忍，会有些疼痛”，而她用来宽慰太子的话，其实既是在安慰太子，也是在安慰她自己。没有人再比她更清楚即使剧痛噬心也只得咬牙强忍的那种锥心刺骨的滋味：当父兄入狱，纵然忍辱哀泣也求告无门时，她忍过；当惊闻父兄噩耗，即使悲愤欲绝也无法表露身份时，她忍过；当遭人构陷，遭受酷刑，在囚房里摸到兄长亲手折的草螽斯时，为了不让仇人发现她的真实身份，即使她哭成了泪人还是咬着手掌无声的强忍了下来。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委屈，只化成了风轻云淡的这么一句“很疼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不用忍耐的”。没有人比她更懂强忍伤痛的辛酸，没有人比她更懂他此时内心的凄凉，所以这平常的一句话便让一直在强忍伤痛的太子瞬间红了眼眶，只有感同身受的人才能用最贴切的说辞精准击中他心中的软肋。“怎么办呢？真可怜……”阿昔的喃喃自语彷佛又在被暴击后心理已脆弱到极点的太子心口上扎了一刀，让他不得不正视自己面对渣爹时的稚嫩、孱弱和无助。当渣爹冷酷的将太子的血衣抛向半空、在漫天璀璨烟花的映耀下走向宗庙去向列祖列宗告陈自己的平生大愿时，崩溃的太子终于无法再保持身为太子的尊严和矜持，象其他在外间受了委屈的普通小男生一样伏在阿昔膝上哭了起来。当阿昔小心翼翼的几番犹豫，终于还是鼓起勇气伸手轻抚着太子的头发给以安慰时，那种温柔又刚毅，似乎能抚平天下所有伤痕的样子，真是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啊。太子倚在这样一副温暖的怀里，怎能感受不到片刻的安心呢？
太子一言不发，阿昔抚头安慰他无须忍痛的这一幕是不是觉得很熟悉？第53集，当终于认出了阿昔的太子为她梳头时，一言不发被伤得体无完肤的那个人换了阿昔，软语宽慰的则是小心翼翼为她梳头的萧定权。这又是一处对仗。还有在大牢里受过刑的阿昔咬着手掌的虎口掩饰哭声，与童谣案中太子受脊杖时咬手掌忍痛也是一处对仗（第53集给阿昔梳头时给了一个虎口上的牙印的特写镜头）。
当堵在心里的郁结得到稍许渲泄后，缓过来的太子想起了他身遭此难的“祸由”正是身边这个本来要与他“相忘于江湖”，却偏偏留下来并惹出了无数事端的“小人”顾内人，所以他唏嘘于“（相忘于江湖，才是幸事），那时候你说，我不懂，也不信。”——如果那时不为张陆正所乘，陆氏父子被救出了生天，和阿昔、阿晋一家团圆，远走他乡隐姓埋名，逃离朝堂的是非恩怨，种几亩薄田，养一群鸡鸭，去过他们所向往的那种闲云野鹤般的自由生活，或许才是最大的幸事吧？不甘心就这么稀里糊涂“着了她的道儿”的太子想探出个究竟，于是问道：“那个时候不是要走吗？怎么又留下来了？惹了这么多事。”满腹心酸的阿昔无法据实以告，不得不又祭出“因为小人曾经非常（爱慕殿下）”的托辞，太子依旧不相信，所以他追问：“今晚……跟我说实话吧。”
“是真的。”叹息了半晌，阿昔终于吐出了憋在心中已久的这句心里话，即使怀负着血海深仇令她欲言又止、言不由衷，她还是希望太子能将这句“假话”当做真话来听。
“真的期盼过，真的很想亲近，很想得到，可总也靠不近，总也够不着。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事情就这么发生了。等回过神来才发现，就算有过，也都磨灭了。”阿昔平静地说出这些话，每吐出一个字，都是往自己心口剜上一刀。那种交织着沉重、无力、绝望和辛酸的心境，令倚在她膝上倾听的太子感同身受，想到了他倾注在渣爹身上的情感寄托（再说一遍，渣爹你不配！）。虽然他不知道、也不明白阿昔真正所说的到底是什么，但他理解，他也相信。因为那也正是他最真实的感受，那种令他与阿昔同样锥心刺骨、绝望于明明就在眼前，想要触碰却永远遥不可及的伤痛。怀着同样伤痛的两个人，就这样因为相同的心境，而将彼此的命运和心灵粘合在了一起。
不管是作为萧定权的前女友、准太子妃的才女陆文昔，还是作为陪嫁女史、随侍东宫的奴婢顾瑟瑟，此刻被圈禁在一起的只是两个同病相怜、彼此慰籍的天涯沦落人，又何必介怀于相逢是否曾相识？既做不到萧定权与陆文昔的相忘于江湖，也做不到萧太子与顾内人的相忘于深宫，那便只有肩并肩坐在这宗正寺的廊庑下，看着满天的星光和烟火，怀着各自的凄凉，手拉着手，一起沉下去。
所以从第二天开始，太子便彻底的“沉沦”了自己，没有了晨省昏定的繁缛，没有了视膳问安的琐碎，他不再顾忌皇太子的身份和职责，安心当起了罪臣，和阿昔一起支起了笸箩，捕起雀儿来，还因这等玩物丧志、自甘堕落的败行引发了陈谨的强烈吐槽。
太子这是真的自甘堕落么？不但不是，这其实反而是一种无声的反抗。表面上是在“反省”、“认错”，其实是在以放诞狂狷的方式非暴力的表达着无声的抗议。在历史上，每当被高压政治压迫的时候，这是中国文人们最爱使用的表达不合作的方式，即所谓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当一个政权对正义进行肆意摧残压迫时，心怀天下的君子义士们便采用否定这个政权所认可的行为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着对它的否定。
东汉末年第二次“党锢之祸”时，天下的儒生们纷纷抛弃作为士大夫身份象征的“汉家衣冠”而改用巾帻，以表示对汉朝政府这种不得人心之举的反抗。过去，巾和帻是卑贱执事之人的装束（东汉人蔡邕《独断》卷下曰：“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服”），覆在头顶掩住头发的叫“巾”，围在额间防止鬓角的余发垂下掩面的叫“帻”，都是古代劳动人民从事生产时用于遮尘和方便劳作的首服。虽然据说汉元帝因为额角有壮发，不欲使群臣见而在额间加帻进行遮掩，从而上行下效使帻登上了大雅之堂，王莽更因为头秃无法承冕而不得不又将帻改作硬质崇起为山屋状的介帻用来承冠，但是在整个东汉，帻的地位一直都仍然尴尬，因为政府明确规定供官府驱使的走吏在帻之上不得戴冠，以示与官员之间的泾渭分明的区别，这种单着帻而不加冠的戴法就叫做“袒帻”，可以令人一眼就从穿着上标识和区别彼此身份的高低，所以剧中渣爹对太子说得比较多的一句话“君子死而冠不免”，就是在提醒他要时刻注意保持自己的身份，因为冠是区别贵族与平民的一道服饰上的鸿沟（按照礼法，上位者可以服用下位者的服饰，因此贵族的燕服中也可以服巾，但下位者是不能僭用上位者的法服的，所以庶人不得戴冠）。至于南朝梁武帝所作《河中之水歌》中的那句“平头奴子擎履箱”，为洛阳女儿莫愁提着装鞋的竹笥的“平头奴子”并不是什么剃着平头或者发少头秃的奴婢，而是戴着另一种叫做“平上帻”的平顶的帻的奴客，可见也是卑微的身份。在汉代以前，中国人戴在头部的首服，有冕、弁、冠、巾帻四等，前三者都是贵族（相当于后世的士大夫以上）的首服，唯独巾帻是庶人之服，且秦时规定庶人只能用青黑色的头巾包头，不许戴冠，因此呼为“黔首”；汉时豪强地主家的家奴，只能以青色头巾包头，因此唤作“苍头”。汉武帝临窦太主（汉景帝女馆陶长公主刘嫖，也是武帝的姑母）家，想见见她佞幸的“主人翁”董偃，因为董偃的身份只是窦太主的家奴，于是只得让“董君绿帻傅韝，随主前，伏殿下”。汉成帝时又因为老百姓所着的青巾、青衣与汉家五时色祭服中的春祭所服用的青服（春主生，五行属木，色属青，因此祭祀东方青帝时须着青色的祭服）同色，因此地方官府禁止老百姓服青，成帝为此特下诏许庶民服用青、绿，可见青巾在当时是卑服。
只有明确了这些“微言大义”，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党锢之祸以后，天下的士人会抛弃衣冠，而以幅巾为尚。汉末的大将军何进为了诂名吊誉，拜人强行征辟当时的大儒郑玄（没错，就是剧中那个家中的婢子们都会用《诗经》的金句互怼的郑康成）为官，何进为了显示自己的礼贤下士，特意为郑玄设置几、杖，优渥款待，而郑玄是怎么接招的呢？他为了守节不仕，不肯穿朝服，直接戴着幅巾去见了这位当时手握天下兵权、又是少帝刘辩（汉献帝的哥哥）之母何太后的亲哥哥的何大将军，只留宿了一宿就逃去了（《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不穿朝服，不戴冠，只着幅巾，就意味着郑玄即使被强行征辟入朝，也只以庶人平民自居，绝不认同自己这个官员的新身份，自然也就是明确表达不与当朝政府合作的态度。当时东汉的儒生们为抗议朝廷以党锢迫害士人而表达的不合作态度到了什么地步？另一位儒林领袖郭泰有一次在林中避雨，他所戴的幅巾被雨水打湿后垂下一角，这种新奇的幅巾戴法马上风传全国，被全天下的士人们所模仿，并给它起了一个很别致的名字叫做“林宗巾”，因为“林宗”是郭泰的字，全天下的儒生们就这样把郭泰送上了热搜，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象权力桓赫一时的大将军梁冀妻子孙寿发明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后汉书·梁冀传》：“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后汉书·五行志一》：“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要步、龋齿笑”）来搏人眼球、无病呻吟，而是为了表达一种态度和对天下清流领袖的精神支持。只要有正义在，纵然王朝灰飞烟灭，天下的道统也不会随之消亡，总有大道重行的一天。
又如明世宗嘉靖时，杨慎因为在大礼议中两次激烈反对世宗欲将亲爹兴献王朱祐杬升格为皇考的“非礼”行为（虽然他反对的理由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十日之内两受刑仗，险些死去，又作为“左顺门哭谏”的“首恶”受到严厉惩处，拖着刑余伤残之身被谪戍（流放）到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去。
由于杨慎本人对世宗的强硬顶撞（剧中嫉恶如仇的御史中丞何士钊，便有几分杨慎的影子），加上其父杨廷和更是带领文官集团与皇帝顶牛的核心人物，因此世宗恨极了他们父子，甚至于连杨慎回四川新都老家与父亲团聚也多不允许。嘉靖五年杨廷和患病，杨慎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得以短暂回家探视，父亲病愈后即返回永昌；嘉靖八年杨廷和在新都去世，杨慎收到讣告后恳求巡抚欧阳重替他上书朝廷请命，才获准回乡奔丧。
此后杨慎或在川，或在滇，往来奔走于两省之间，都在地方官员的默许和保护之下秘密进行，但在官方层面，杨慎始终受到来自世宗的不懈打压：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始终不在其列；按明律年满六十岁者可以赎身返家，但杨慎的赎身诉告无人胆敢受理；嘉靖三十二年，杨慎在黔国公沐朝弼的帮助下举家迁蜀，寓居于离云南本就不远的江阳（今四川泸州），不料五年后被人告发，还是在嘉靖三十七年十月被巡抚派四年指挥押回了永昌。从嘉靖三年被贬来云南，至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初六（公元1559年8月8日）以七十二岁寿终死在昆明，这位曾写出《三国演义》开篇那首著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词作、位列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文学家，在西南一隅已苦苦支撑了整整三十五年。杨慎死后才得以还葬故乡四川新都，又过了两年才附葬在父亲杨廷和墓旁，得以与父亲永久团聚。
世宗因为大礼议之故，恨透了杨廷和与杨慎父子，时常问及杨慎的近况，身边大臣只能以“老病”为托词，世宗才稍觉宽慰。据说杨慎听闻此事后，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乐府纪闻》称他“睱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
杨慎的“簪花携妓”其实是师法晋人谢安的风范。据《世说新语·识鉴》说：“谢公在东山蓄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梁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为此节作注说：“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纵心事外，疏略常节，每蓄女妓，携持游肆也。’”，又《晋书·谢安传》亦载：“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既累辞不就，简文帝时为相，曰：‘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东山携妓”本来是说的东晋简文帝识人之明，他能从谢安（“安石”是谢安的字，这个安石是真的高明，比宋代的王记仿品高明多了哈哈）异于常人的放诞举动中猜度出谢安既得与人同乐，则必然也能与人分忧，因此出山入仕必有指日可待之期。
然而架不住谢安自带光环的流量属性，对于这则典故，后世之人多已不记得简文帝一眼就看穿谢安这小子满肚子坏水的识人之明，只属意于追捧谢安石的风流潇洒了，所以久而久之，它便成为了为文人们所艳羡的那种寓居游赏、寄情山水的归隐风流之乐了。君不见李白《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宣城送刘副使入秦》：“君携东山妓，我咏北门诗”、《忆东山》：“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一首接一首的持续刷屏？李白是对当年谢公的东山携妓有多么深的执念、多么深的向往啊！这一题材也出现在不少名家的画作之中，比较著名的《东山携妓图》已知的就有戴进、郭诩、沈周、傅抱石、李可染等多个版本。
与谢安携妓流连于东山的风流潇洒不同，杨慎的簪花携妓却是表达的不屈和反抗。明世宗越是想要看到杨慎被生活逼迫得贫苦交加、狼狈不堪的样子，杨慎就越是用这种簪花扶妓招摇于闹事的骸行来打脸一直在羞辱、迫害他的明世宗，他这就是在向明世宗无声的宣战，明明白白告诉他：老子在云南过得好着呢！又有酒喝，又有女人，过得象当年的谢太傅一样潇洒快活！我就这个样子，活活气死你！他虽放浪形骸于外，但内心却始终保持着不屈的气节。放弃的只是士人的身份和形象，保持的却始终是士人的风骨和脊梁。
与历代文人们爱以“东山携妓”题材入画一样，明末也同样留下来一轴宝贵的《杨升庵簪花图》，画的正是在杨慎（“升庵”是他的号）云南簪花携妓招摇于闹市的情形。这幅画的作者是明末著名的画家陈洪绶（号“老莲”）。考虑到这个典故所表达的特殊寓意，这幅画可能绘制于1644年至1652年之间，也就是明亡之后陈洪绶生命中的最后八年之中，其所想要表达的内涵，因此也就不言而喻了。
所以，萧太子放诞于张罗捕鸟，他要学的人，可不是风流潇洒的谢太傅，而是那个一直被摧折着也不肯弯下脊梁、跪下膝盖向他的敌人屈服的升庵先生。
（未完待续，因为暂时只写了这么多，所以贴出来叫做抢先版，其余的等写完了再继续补上来。本周末还有更新，如果本章全部写完就出正式版，如果写不完继续抢先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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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2020年7月6日更新内容）
可放浪形骸的方式有很多种，或效嵇康傲散，超然于物外；或效刘伶糊涂，常宿醉不醒；或效阮籍猖狂，遇穷途而痛哭；或效王戎自污，日夜筹算不停，都无不可，为何偏偏选了支起笸箩来捕鸟呢？呵呵呵，各位i鹤请注意，这里我就要敲小黑板划重点了。这场戏嘛，其实是梁园在暗戮戮的内涵渣爹啊哈哈！这其中的关窍，就在《省示帖》里面的“彀中”这两个字——所以刚刚因为捕鸟气走了陈常侍，何尚书的经筵和窗课就如约而至，后面还跟着个被贬到漳州去，凄凄惨惨前来告别的前刑部侍郎杜蘅。你们以为这些都是巧合？偏就有那么巧？不不不，这都是戏！都是渣爹派给儿子特供指定观看的戏份啊！——其实这父子俩，都是各自在演戏给对方看，就看我们这些看客有没有看懂，有没有入了他们的戏：在这张权力织就的弥天大网里，谁是伸出利爪志在必得的苍鹰，谁又是被逐捕逼迫，渐渐被诱入彀中的狡兔，谁又是那刻意安排用来诱捕的香饵？
在这出一波三折的折子戏中，每一折的猎物和诱饵都各不相同，只有那个尽幸逐捕的猎手，始终是高坐在钓台之上的渣爹。
第一回合的猎物，是远在长州、手握重兵却不肯为朝廷进取的顾思林；用来诱他入彀的诱饵，就是此刻被圈禁在宗正寺的太子。所以当顾思林逗留不进、养寇自重的军报从长州传来的时候，皇帝苦于无策，恰好此时太子与赵贵妃之间的矛盾因为太子妃的暴毙而全面爆发，让皇帝看到了可以加以利用的绝好时机，于是他便借机生事，通过强行册立新后和圈禁太子这一升一降的两件带有明显偏向性的挑衅行为向顾思林发出了信号（上次卢尚书死谏的时候他就干着同样的勾当坑过太子一回了，用逼着太子给卢尚书选谥的手段强迫太子断了娶陆文昔为太子妃的念头，从而顺利的把他必须争取而绝不能倒向李柏舟的张陆正拉上了他的贼船）。因为他知道当年肯骑了一夜的马就只为了在九月初九的晚上赶回来给太子过个生日的舅舅，这一回还是一样会为了太子飞蛾扑火而来，所以他早就设计好了下一步的圈套等着顾思林自投罗网。
在剧中的设定里，皇帝的爱好除了书法和点茶，就是与人对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剧中表现的他对棋枰之乐的喜好，要远远超过其它两样。也许于皇帝而言，书法不过是附庸风雅的点缀，如果按照书法照见风骨的古代书家评价体系，渣爹的书法妥妥是与蔡京、秦桧等字美人丑、不配拥有书体名号的缪丑败类等量齐观的存在；至于茶道，也仅仅是紧张工作之余安享天伦的消遣，于胸有大志的他而言实在不值一哂（在剧中，茶道还有另一层隐喻，那就是亲情的象征。因为在茶道大兴的宋代，茶叶不仅仅只是个人用来解渴消乏的功能性饮料，而是通过一系列繁复而富有仪式感的韵律操作，逐渐变成了一种极具观赏性的全民娱乐活动——点茶和斗茶，因此也就具有了社交的功能，全国上至皇帝，下至贩夫走卒，人人莫不沉迷于茶道，甚至于象宋徽宗这样的超级大玩家也耐不住寂寞，不但在赐宴时亲手为诸臣点茶，还亲自下场撰写了一本关于茶的精品小论文《茶论》流传于世。从传世宋代画作中众多的以烹茶、斗茶为题材的作品来看，每次茶事兴起，都是围观者众，热闹纷纭。茶道活动的团体性，使得它具有了类似现代社交活动中的“圈子”的属性。由于它的“亲密性”的性质——除了公开表演、竞技性质的斗茶比赛以外，点茶、斗茶一般只是亲朋好友之间进行，比如文人之间的雅集，因此被排除在点茶、赏茶仪式之外，就意味着被认定为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剧中萧定权在皇帝悉心教导齐王点茶、赵贵妃侍坐观赏时，只能隔得远远的围观，这暗示着他只不过是个被排除在这其乐融融的一家子之外的旁观者、局外人而已）；只有下棋，才是皇帝真正用心下过苦功夫且日常沉溺其中无法自拔的最大爱好，皇帝出场在后宫的私人室内场景时，除了与妃子调情的片刻欢愉之外，十有八九是在摆弄棋子，琢磨人心。
皇帝的这个嗜好形成于何时，书中、剧中都没有交代，但其实极有可能养成于他受到先皇忽视而不得不韬光养晦、磨练个人能力的少年时期，因为习弈不但可以打发无聊的时光，还能磨练人的意志和耐心，更不用说在棋盘上的攻防厮杀还可以当作练习权谋杀伐的演习场。皇帝的工于心计、步步为营、杀伐决断说不定就是在无数次与顾思林的捉对厮杀中一步步培养起来的，顾思林作为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恐怕也从这小小的棋盘中受益了不少。作者为皇帝设计的这个非常符合其行为逻辑的业余爱好，看似高雅闲适，其实是在暗喻皇帝本人内心极盛的权力欲。因为弈棋者是与人争胜，因此有好胜心，有控制欲，这两样都是一个嗜喜权力者所不可或缺的素养，尤其是愈善弈而又愈执迷其中未达于通脱境界之人，往往好胜心越盛，控制欲也越强，便如渣爹这样，溺于其中而未察深陷，为了一味的追求胜果而蜕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所以渣爹重术甚于道，恃术而无道，目的先行，从不在乎程序是否正义、手段是否正确。在这样一个人眼里，只要有可资利用的价值，天下人都可以作为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棋子，想想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而且与人对弈，要工于布局，精通进退，懂得取舍，目光长远，还要“循循善诱”（抱歉这里没有使用这个成语的本意），一步步罗织陷阱逼迫对方就范直至投子认输，必要时还要甘于为了达成最终的目的而有所牺牲，最要紧的是要有从容不迫的强大到足以压制对手的心理素质以及足够的耐心，而这些恰恰都是渣爹所精通的。在剧里陈谨对他的弈艺有过这样一段评价：“我虽不懂棋道，但看陛下下了这么多年棋，也知道布局要先图平衡，然后是妥协、交换，然后是进退、攻守，然后才是决断、杀伐。你看殿下陪陛下博弈，哪一回赢过？”只要我们明白剧中的“棋”其实是“权术”的象征物，那么从旁观者陈谨的眼中看到的这幅场景就非常有意思了，作者借陈谨之口想要表达的不过是这层意思：论操弄权术的稔熟与狠辣，天真而又心存善念的萧定权远远不是老谋深算且又冷酷寡情的乃父的对手。
整部剧一路看下来，我们或许已经无数次目睹皇帝的双眼始终在全神贯注地死盯着眼前的棋盘：当一筹莫展，心情烦燥时，他也会推枰打翻了满盘棋子；当大功将成，他也会气闲神定的投下收官的最后一子。他眼里的、他跟前的，哪里是小小的棋盘啊？那分明是他运筹帷幄的战场，是他操持天下的演武堂啊！就象诸葛亮和周瑜作为儒将的化身，一定要随身摇一把鹅毛扇一样，棋盘在剧中也不过是皇帝要鞭扑、要操控的朝廷和天下的象征物罢了。
剧中第一集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卢尚书来上书请为太子加冠时，他一边自弈一边叫卢尚书出宫去，丝毫没有要与之对弈的意思；顾思林来了，却一开口就聊到了上次那盘没有下完的棋。其实这也是在暗喻卢世瑜是谦谦君子，不通权术（至少是入不了皇帝的法眼），所以皇帝并未视他为对手，而顾思林就不一样了：天下英雄，唯鉴与使君尔！顾思林与萧睿鉴一样，都是有着强烈权力欲、为达到目的可以不顾一切的人，所以他们才堪捉对厮杀，棋逢对手。剧里他两次入宫，都与萧皇在棋枰上过招，许昌平告诉从宗正寺回到报本宫的太子，顾思林正在宫中与皇帝“博弈”，二人明里在下棋，其实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所要“博弈”的猎物，功夫都在小小的棋盘之外。
所以理解了皇帝强烈的权势欲，也就不难理解剧中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出让太子和文昔“设彀”（用笸箩来捕鸟）的情节了。其实这里也用了一个典故，它的出处在五代时王定保所著的《唐摭言》卷一：“（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从这本书的书名“摭”（意思是“拾取”）可以知道，这是一本专门记录唐代取士制度及杂事的史志，上文所引的这一条，说的是唐太宗有一次私访视察御史府（当时是考试进士的地方），见到新科的进士们鱼贯而出，太宗喜形于色，不禁感慨道：“天下的英雄都进了我的网罗中来了啊！”意思是科举取士助大唐网罗尽天下英才。所谓“彀”，原意是个动词，《说文》解释是“张弩也”，也就是张弓开弩射击的动作，所以其字形中有个代表弓矢的“弓”的构形，后来进一步引申，词性和词义也发生了变化，由动词变成名词性的“箭靶”，再进一步引申，就有了要达成的目的、目标的（“的”的原意之一是箭靶的正中心）意思。因为与射箭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也有了“射程”的含义，那么再进一步延伸，又有了“在以射程为半径所划定的圈子”的意思（因为“射程”只是表示距离的长度概念，而射击却又有方向性，因此在从射击点为中心、以射程为半径而划定的一个圈子之内，都是射击者可以打击到的目标，都在“彀中”的范围之内），于是它就被引申出了一个更加新颖的含义：圈套，或者含义与之相近的“陷阱”——唐太宗所谓的“入吾彀中”所借用的正是这个含义，只不过作为箭靶的彀也好，作为圈套或陷阱的彀也罢，都是猎致禽兽用的捕猎工具，而唐太宗以科举设彀，他所要猎取的，却是天下的英雄贤才，这就不是以彀猎物，而是以彀猎人了。
所以剧中的“设彀”情节，所影射的，正是渣爹设彀猎人的阴险勾当。在这里，“彀”与前面讲过的茶道、博弈一样成为了作者隐喻的道具和象征物，它所象征的正是一件能吞噬人命或者人性的为权力（设彀者）所操控的工具。渣爹精于权术，善于设彀，自然能屡获不爽；而太子和阿昔屡彀不中，其实也就暗喻了他们的纯良和天真，不通权术或者虽精通但不屑于用术，持身守道，端正己行，因此在猎物面前无计可施、一无所获。剧中通过太子之口道出逢恩曾教他此法，且之前廷试案中逢恩被圈禁于宗正寺时，曾表现他设彀捕雀、险些一击而中的情形，这些其实是不好的预兆，暗示逢恩最终会变成象他父亲顾思林和姑父萧睿鉴那样的操纵权术、被权力腐蚀了良知之人，也就是经历梁园小作文里所说的“由明到暗”的剧变。而殿帅闯入宗正寺时那一声大门洞开的声响，惊走了即将入彀的雀儿，也暗示着逢恩在长州起兵反叛将要功败垂成的结局。
另外，这里的“设彀”还有另一层没有说出来的意思，那就是《省示帖》中的那句“然书足下所欲致身处，尚在彀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许卿，当如何？导亦天明往”。我们不妨代入到太子萧定权的内心，替他把这层意思翻译出来，那就是：
然书足下所欲致身处，尚在彀中——你的活路还捏在我老爹设下的圈套里呢！
王制正自欲不得许卿，当如何？——虽然你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饵，可为了诱我上钩，他还是不打算就这么轻易放过你的！该怎么办呢？
导亦天明往——为了救你的性命，我只能把自己搭进去了。明知是个套，明天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往里钻了。
笔者之前发的那篇关于本章中所引文献释读的番外篇中，曾有热心的鹤友主张按照宋代《淳化阁帖释文》中的意见，将原帖中的“彀中”释为宋人所考定的“殿中”，但从这里结合剧中所要表达的隐晦含意来看，还是释为“彀中”更好。
作为皇帝所设圈套的一部分，兼理吏部事务的礼部尚书何道然按照阿昔入宫指证毒杀太子妃嫌犯之前皇帝就已和太子约定好的计划，前来给太子作经筵日讲。就在同一天，正式下达了对杜蘅的处分，将他贬去福建漳州作正八品的通判。对于皇帝而言，前者是施给太子领受的恩，后者是立给太子儆看的威。我们暂且放下何尚书的段落，先来说一说杜蘅。
杜蘅的名字，来自于先秦时代的一种香草，又作“杜衡”（《玉篇》：“蘅，杜蘅，香草”），是一种马兜铃科细辛属的多年生草本，全株可以入药，也可以提取芳香油，因此自古就用作香料。据《唐本草注》说：“杜衡，叶似葵，形如马蹄，故俗云‘马蹄香’”，这个俗名也是很有诗意而令人闻之欲醉的，所以自先秦时起，它就是常被人们种植、装饰和佩戴的几种香草之一，经常出现在先秦诗人、特别是有用香、佩香习惯的楚人的诗歌里，比如屈原的《离骚》：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分垄培植了留夷和揭车，还把杜衡、芳芷套种其间）；《九歌·湘夫人》：“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在荷屋上覆盖芷草，用杜衡缠绕四方）；《九歌·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是我身披石兰腰束杜衡，折枝鲜花赠你聊表相思）。
值得注意的是，据学者们的研究，在屈原笔下的香草和美人，很多时候其实是指代洁身自好的君子的象征。所以杜蘅，也是香草中的君子，有着洁身自好、辟除臭恶的美德和洁行。但剧中的刑部侍郎杜蘅给自己下的评语却是“如臣者，非廉洁吏，亦非正直臣，无裨于家国，却有罪愆于尊者。如臣者，诚非君子，实乃小人。”他为什么给自己这么低的评价？非廉洁吏、非正直臣，这两处好理解，他既收了安平伯的鲥鱼，又曾在军马案中背叛过太子（这一处我还没想明白，因为这些集数为了要赶后面的情节而暂时搁置了，所以未及细想他对太子的“背叛”是真是假，是出自本意还是太子为了扳倒安平伯和李柏舟的授意？），品行操守上是有污点的。但后两句怎么解？无裨于国家，显然是指自己能力有限，虽拼尽了全力把自己弄得粉身碎骨也无法完全保全太子，还是于国家社稷无益；有罪愆于尊者，这里的尊者显然是指武德侯顾思林，剧中第8集曾经借卢尚书之口提到过杜蘅是顾思林的学生，他护不得太子周全，自然有过愆于武德侯了。其实象杜蘅这样的官员，平时谨小慎微，如履薄冰，良知未泯，却又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的清流耿介之徒，在官场众生相中应该算是泯然众人的大多数。正因为他心中还有读书人的耻感，因此在忍受不了诱惑，也承受不住威逼的情况下收了安平伯一封鲥鱼（在官场的逻辑下，别人都贪污，你却要自洁，就会被视为异类而遭到攻讦，因为贪官们觉得只有大家的手里都脏了，才能形成连坐效应，构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小团体，结党就这么形成了，所以杜蘅收受安平伯的鲥鱼，极有可能是在半受引诱，半受逼迫的情况下不得已为之的自保行为），才会痛恨自己的失节，而格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把自己划入小人的行列。杜蘅之恶，其情可悯；杜蘅之善，其哀可怜。
那么，杜蘅辞行时所说的那番话“可这个结果，臣却依然有所不甘。卢尚书曾经跟臣说过，君子不能以君子的方式死去，是君子之憾；臣现在才明白，小人未能以小人的罪名接受惩罚，同样也是小人之憾。臣且如此，殿下心情，臣不忍一想。”又该怎么理解呢？他所说让他“依然有所不甘”的“这个结果”是指哪样结果？“小人未能以小人的罪名接受惩罚”又是指怎样的惩罚？这个还要从太子在宗正寺受刑那天说起。我们应该还记得，当皇帝惩戒鞭笞了太子，从宗正寺出来时，正好撞上赶来声援太子的群臣。面对赵贵妃有杀人嫌疑却仍被册立为后的亘古奇事，被激怒了的百官群情汹涌，何士钊等台谏官更怒不可遏扬言要上书死谏。而且结合剧情以及梁园的小作文可以知道，在立后大典上有臣工进行了罢参抵制，后来皇帝以将不到场者当场革职作威胁迫使群臣屈服。当天晚上，何士钊等人又聚集在宫门前准备进谏。这时，是杜蘅赶来劝阻了他们，因为他察觉到了皇帝执长策所要鞭扑的，不仅仅只是太子，也不仅仅只是顾思林，而是整个天下。所以他的意志是不可能改变的，百官的谏诤，只会激怒皇帝进一步采取更加极端激烈的反制，甚至为了顺利贯彻自己的雄图伟业而将事实上已经因为百官的力保而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阻碍的太子一脚踢开，转而立新后赵皇后的嫡子齐王为太子，于是百官力保太子的初衷反而会变成以废储告终的恶果，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正是杜蘅的话一语惊醒了梦中人，何士钊等人会过意来，这才悻悻散去，留下杜蘅跪在宫门前，递上了请罪疏。太子忤逆皇帝的罪，杜蘅替他扛了锅，被贬斥到福建漳州作通判，从正三品（此处依明代品秩）的朝廷大员直接降为正八品（本来太子还以为他是被降为从七品），一撸到底。自唐以来，历朝的官阶都是九品十八阶，从九品以下的只是不入流的流外官。本来以杜蘅现在的资历，再升四阶就可到达位极人臣的正一品，经此处分，再降四阶就变成流外官了。跌得这么惨，要想再重新爬回侍郎的位子几乎终生无望，他在仕途上奋斗一生，数十年的努力这算是白流了。这个处分，对他来说可谓是毁灭性的打击。
杜蘅的被贬，是因为他做了卢尚书几个月以前做过的事情，用自己的前途保下了太子的前途，保住了天下清流的希望，这与冲撞廷试案时卢世瑜以死谏保太子的做法如出一辙，所不同的只是卢世瑜牺牲的是自己的肉体生命和一生的清誉，而杜蘅牺牲的是自己的政治生命，赔上了自己下半生的前途。所以卢尚书带着冲撞亵渎国家大典的罪名死去，清誉受损，不能以清白之身离去，这是他的君子之憾；杜蘅自愧于操守有亏，可他背负的罪名却是鼓动太子忤逆君父（以监国之权柄要胁君上的“专擅僭权”之罪），这是他的小人之憾。他们两人的获罪，都是非得其所，而是沦为了皇帝为集权所挥之刀俎下的鱼肉，皇帝为揽权所行之交易的筹码，所以都是不获其罪而受其咎，所以才会心里不服，各自有憾。
皇帝为什么一定要贬斥杜蘅？是由于杜蘅在李柏舟逆案中因为替太子出过死力而有了“前科”，所以作为皇帝认定的与太子关系走得太近的成员，他必须被铲除。而太子惹毛皇帝的原因，是他在处理李柏舟逆案时“逾矩”了，手伸得太长，触了皇帝的逆鳞。皇帝只让他处置奸臣，绝不允许他拿捏着官员们的黑账本来市恩收买人心，可年轻缺乏政治经验的太子却自作主张烧掉了账本。这种危险的做法使得皇帝失去了可以拿捏群臣的把柄，太子反而因为烧掉账本赢得了那些自危于政治污点的官员的好感甚至是潜在的输诚效忠，因此父子二人对于朝臣的掌控力便在这一把火之间有了微妙的一上一下的变动，使得皇帝的权势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不一定很大）由处于绝对控制优势向着更加均势的方向——也就是太子的方向发生了位移。这对于一个本来就不够强势的皇帝来说是很难容忍的，因为他杀李柏舟的目的本来就是为集权，但是好不容易收上来的权力到头来却因为一本账簿的烧掉而转头落入了儿子的口袋，自己辛辛苦苦让度权力、苦心谋划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白忙乎一场反倒为儿子作了嫁衣，让他逮着了机会收买人心，这是皇帝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那些向太子表示了忠心的官员，他都要清洗，杜蘅在之前的军马案中表现突出，对太子的言听计从几乎已经摆到明面儿上了，所以他必须要用杀鸡儆猴的方式来警告那些还在观望之中犹疑不定的官僚们：你们都要看清楚谁才是这个朝廷真正的老大，你们只能听谁的话、站谁的队。于是杜蘅就成了那只必须要狠狠敲打的“出头鸟”、那只要被清理出文官队伍的“害群之马”、那只要杀给沐冠尸位的众猴儿们看的“鸡”。
杜蘅走了，去了瘴疠丛生、生死难料的南方，留给我们一个“咸阳古道烟尘希”的悲怆的背影。他在马上含泪回望的那个镜头，格外令人难忘，只有剧终时太子对王翁的那含泪的笑容才可与之比拟，因为他的背影让我们见到了想象中的文人的样子，这是《鹤唳华亭》最让人动情的地方。我曾无数次想象过那些被谪贬到远方的历代文人们走上漫漫未知的前路时是怎样一副模样？是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踟躅？是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惆怅？是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愤懑？还是苏轼《惠州一绝/食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豪迈？但当屏幕上出现杜蘅驻马回望帝京，饱含热泪，欲言又止的身影时，那种壮志未酬、满怀愤懑又落魄无奈的心境，我一下子就懂了。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文人啊！杜侍郎或许不是一个好官儿（事实上跟无耻之尤的李柏舟、张陆正之流比起来，他也算是一个好官儿了），但他却是一个有良知的文人，所以他留给我们的背影，格外的动人。
杜蘅临走前为什么会到宗正寺来辞行？他的目的应该是来向太子示警的，他说的让太子振奋精神，就是在告诉太子眼前的消极抵抗对于渣爹的钢铁意志而言完全没有作用。所以之前每天撒泼耍赖混日子的太子，在送走杜蘅之后心情格外沉重，以至于精神恍惚。杜蘅的被贬，使太子一下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渣爹就是想用严厉惩处杜蘅的方式让太子知道：你不肯面对现实，躲是没有用的，躲也躲不过去，别以为你缩在宗正寺里装疯卖傻，板子打不到你身上你就能这样混一辈子。你若不能满足我的要求，那么你身边的人一个都逃不掉受惩处、受你牵连的下场，我都要一一搞掉，让你眼睁睁的看着你想保护的人一个个离开你的身边。我看你能硬撑到几时。现在裁撤坊府、贬斥杜蘅还只是开胃的头盘菜，你不服软，我后边儿还会接着加码，到时候你想要维护的人，一个人都保护不了。
这些没有说出来的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太子终于意识到，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抵抗再起不了作用了，他必须开始严肃的考虑他和阿昔今后的前途。烦懑的太子提笔写下了“代云陇雁浙江潮，人有迷魂犹待招”的诗句，也许此时此刻，他由杜蘅的离去想去了数月之前同样以悲怆的方式为了保护他而离开的恩师卢尚书，又或者他仅仅只是厌恶了宫中的相杀缠斗，起了激流勇退的莼鲈之思，又或者两种心思兼而有之。几乎是无意识的，他突然决定教阿昔学习他的书法，并让她捉刀代写何尚书布置的窗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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