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冬梅｜庚子国变的诗歌叙事

汪辟疆曾言：“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1]（P1）晚清道咸之后，世风时运的变改使近代诗歌呈现出独有的面目。这不仅表现为诗人极多、诗风极繁、流派极杂、地域极广，更反映在近同的诗歌品质和艺术追求。面对持续动荡的政治局面，不同派别、地域、阶层的文人同时拿起诗笔，记录时事，传达心史。对此，钱仲联概称：“以诗歌叙说时政、反映现实成为有清诗坛总的风气。十朝大事往往在诗中得到表现，长篇大作动辄百韵以上。作品之多，题材之广，篇制之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2]（P3）此类长篇巨制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叙事性空前增强。叙事性增强不仅代表了近代诗歌的主要成就，更是中国诗歌叙事传统发弘壮大的重要环节。本文以庚子国变的诗歌创作为例，具体描述其空前宏大的叙事规模和创变追新的叙事艺术，并探讨其诗性叙事之于近代诗歌的意义。

一 空前广泛的创作人群

庚子年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这一年八国联军派兵侵华，由天津进逼北京。七月二十日，北京失陷，慈禧携光绪帝仓皇西逃；都城由联军占领，分区管制，直至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此即史称“庚子国变”。这是近代中国遭遘的一次大劫难，它给国人带来极大的创伤，同时，也刺激文人词客的心灵，催生了空前的诗歌创作高潮。

在中国诗歌史上，围绕某个重大事件来开展成规模的诗歌创作，早有其例，并自成格套。早在安史之乱时，李白、杜甫、刘长卿等诗人就有大量诗歌反映史事。如李白《北上行》《猛虎行》《扶风豪士歌》《豫章行》，杜甫《哀王孙》《哀江头》《北征》“三吏”“三别”等。安史之乱时期是李白诗歌创作高产期，从公元755年战乱爆发到762年李白逝世，八年间共作诗227首，占其可编年诗歌总量的1/3；杜甫安史之乱期间的诗作达到319首，全面、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这场空前的浩劫。

此处诗歌数量统计皆出自吕蔚《安史之乱与盛唐诗人》，中华书局2010年8月第1版，第199、213页。此后，北宋末年遭遇靖康之变，这再次激发了以诗纪变的创作热潮，产生了张元干《丙午春京城围解口号》《感事四首丙午冬淮上作》《建炎感事》，吕本中《丁未二月上旬四首》，邓肃《靖康迎驾行》《贺梁溪李先生除右府》，李纲《建炎行》《胡笳十八拍》，刘子翚《汴京纪事》，李处权《送荣茂世》等一大批诗歌。

与早前此类创作活动相比，参与庚子国变诗歌创作的人群达到了空前之多。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归于不同的诗歌派别，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尽相同的诗学观念和诗艺追求。然而，在国难家仇的刺激之下，他们的诗歌品质竟趋近同。众多诗人纷纷自觉地以诗纪事，用沉雄刚健、哀婉悱恻的风调，传达了这个时代共通的悲痛呼声。

城陷后两宫西狩，其时未能随扈的京官贵族，有的以身殉国，有的避难南还，有的坐困危城。而坐困京城者，是庚子国变诗歌创作的主体，他们创作了大量诗歌。如吴鲁（1845—1912），福建晋江人，庚子年困处都城，“闻见之间，有足哀者，愤时感事”[3]（P25)，成《百哀诗》一卷；于齐庆（1856—1919），江苏江都人，“庚子之乱，君居京师，与同辈以忠节相砥励，寄乱讽谕，惓惓君国”[4]（P1164），作《纪事诗一百六十韵》《后纪事诗一百韵》；何藻翔（1865—1930），广东顺德人，庚子年在京任职，城陷后与妻留京不出，作《庚子围城中杂感》十六首；胡思敬（1870—1922），江西新昌人，因随扈不及，挈室避昌平，每日孤身跨蹇驴，微服入都，探问兵间消息，返则用笔记之，又系以小诗，成《驴背集》四卷；延清（生卒年不详），蒙古镶白旗人，两宫西狩时未能追赴，悲愤交并，有《庚子都门纪事诗》六卷；富察敦崇（1855—1926），满洲镶黄旗人，庚子年身居北京，每有所见闻，皆以诗言记录，有《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恽毓鼎（1863—1918），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有《落叶词》一首。是可以说，庚子年朝官留京者，几乎人人有诗，少则一首，多则数卷。

在朝京官之外，因故滞留京城的各阶层文士，亦多有诗作。如郭则澐（1882—1947），福建侯官人，庚子年尚为诸生，因义和团入京而辍学。乱作时，郭氏未及南归而滞留京师，有《庚子诗鉴》四卷；疁西复侬氏、青村杞庐氏，名姓籍贯不详，庚子三月同游宣南，继而坐困危城，遂就以所闻，作《都门纪变百咏》。总之，庚子年坐困京师者，无论身份、阶层，都是庚子国变的躬遘者，是庚子国变诗歌创作的主体。

京城之外，多方文士贤达亦参与到国变诗歌的创作中。当国变发生时，由于东南互保条约的签订，南方各省并未受到大的冲击。但南方文士的纪咏风势，却并未因远离京城而减弱。今见文廷式、缪荃孙、王闿运、易顺鼎、樊增祥、范当世、皮锡瑞、陈宝琛、叶昌炽等文人别集中，均有缘于庚子国变的诗作。在两广地区，如黄遵宪，自戊戌归居后，本一心闭门著书，然亦未能远身事外，“八国联军入京，先生纪变之作甚多。又欲为一空前之长诗，名《拳团篇》，未成”。[5]（P1238）其诗见录于《人境庐诗草》卷十、卷十一。甚至远在边疆、海外的诗人，也有不少纪咏之作。如志锐（1852—1912），满洲正红旗人，珍、瑾两妃之兄，甲午年因两妃之故，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十五年（1899）调任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守边庭踰十稔”。[6]（P12797-12798）惊闻庚子国变，他奋笔作诗《闻武卫军败绩》《读史》二首。又如康有为，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庚子年避地新加坡，虽羁留海外，而心系国变，有《自星坡移居槟榔屿京师大乱乘舆出狩起师勤王北望感怀十三首》《阅报闻禁中皆成茂草矣》《庚子八月五日阅报录京变事》《闻祭酒王懿荣熙元吉甫编修寿富殉节皆故人也感而赋之》等诗。

此外，从身份与派别来看，多种身份与不同派别的人士同时参与了庚子国变诗歌的创作。如维新派诗人，曾广钧作七律《落叶词》十二首、七言歌行《落叶词》一首；王照（字小航）作《方家园杂咏纪事》，其中有记珍妃诗一首；狄葆贤作《燕京庚子俚词七首》。又如南社诗人陈去病，作《咏怀》三首、《故宫杂咏》一首。此外，僧人诗家乌目山僧作《庚子纪念图题词》七首、释敬安作《赠吴渔川太守六首并序》。还有女性诗人，也加入到创作中来，如杨蕴辉作《庚子闻警感事》六首、吕湘作《庚子书愤》四首。

二 空前繁荣的创作成果

空前广泛的创作人群，产出了空前繁荣的创作成果。这不仅表现为作品数量的巨大、所用体裁的繁多，还体现为分布空间的广阔和创作持续时间的延长。

纪咏庚子国变的诗作数量之多，有文献可征。北京失陷后，仅纪咏京城之围的诗歌，专集就有多种：吴鲁《百哀诗》一卷，胡思敬《驴背集》四卷，延清《庚子都门纪事诗》六卷、补编一卷，郭则澐《庚子诗鉴》四卷、补一卷，富察敦崇《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一卷，高树《金銮琐记》一卷，疁西复侬氏、青村杞庐氏合著《都门纪变百咏》一卷，无名氏《庚子时事杂咏》一卷，乌目山僧等《庚子纪念图题词》一卷，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合著《庚子秋词》二卷、《春蛰吟》一卷。而文人别集中的纪咏篇什，更是不可胜数。如周绍昌《霖叔诗文稿》中有《庚子都门纪事》一百首，于齐庆《小寻畅楼诗钞》中有《纪事诗一百六十韵》《后纪事诗一百韵》，李宝琛《味古斋诗钞》中有《纪事诗四十首》（自庚子五月至辛丑正月）、《后纪事诗十首》，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有《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三首、《述闻》八首、《再述》五首、《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驻跸太原》、《闻车驾又幸西安》、《天津纪乱十二首》、《京乱补述六首》、《京师》、《聂将军歌》、《奉谕改于八月廿四日回銮感赋》、《和议成志感》、《启銮喜赋》、《车驾驻开封府》等，倪在田《枯生松斋集》中有《北直隶》十四首、《巨鱼篇》、《独漉篇》、《津沽》、《大沽行》三首、《帝京篇》等，蒋楷《那处诗钞》中有《书愤四首》《哀天津》《悲杨村》《乌夜啼》《固关》《悲秋八首》等。至于与国变相关的“秋兴”“书愤”“杂感”“咏史”之作，更是无从计数。

如此巨量的诗作所用体裁亦很繁多，且某些体式还有所发展。最引人注意的是七绝，是创作数量最多的诗歌体裁。《驴背集》四卷、《庚子诗鉴》四卷补一卷、《金銮琐记》一卷、《都门纪变百咏》一卷、《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一卷，此类纪咏专集全书均采七绝为体。其他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乐府体诗，亦多有创作，且艺术上有较大发展。如延清《庚子都门纪事诗》中，《纪事杂诗三十首》均属五古，《危城五首》《都门杂咏二十七首》皆为七律；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天津纪乱十二首》《京乱补述六首》属于五律，《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三首、《述闻》八首、《再述》五首皆为七律。至于乐府诗歌，如吴鲁《百哀诗》中有《红灯照》，邵孟《宝天彝斋清史乐府》中有《义和拳》《西幸陕》《辛丑约》《銮舆返》，倪在田《枯生松斋集》中有《巨鱼篇》《独漉篇》《太原吟》《帝京篇》，蒋楷《那处诗钞》中有《哀天津》《悲杨村》，朱滋泽《晦子诗钞》中有《悲募兵》《悲散兵》《哀哉行》，公之瘿有《燕市吟》一首。五七言古诗多为因物即事，反映现实更加全面深刻，叙述完整，情感充沛。五七言律诗的艺术性更为突出，用典贴切，往往糅合古今，发人深思。乐府诗歌也有所创新，紧切社会生活，自制新题，因事名篇，现实性更为增强。从艺术成就而言，七言歌行最为出色，如金兆蕃《宫井篇》、迈园老人《宫井词》、曾广钧《落叶词》、樊增祥《彩云曲》、《后彩云曲》、王甲荣《彩云曲》等，篇幅体制更加宏大，叙事完整详尽，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是继“梅村体”之后七言歌行叙事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还采用了宫词、竹枝词、杨柳枝词等通俗歌谣体裁。

数量巨大和体裁众多，是创作人群极为广泛的结果；或者说庚子国变诗歌创作是全民参与的活动，具有全民性。这种全民性不仅表现在地域空间的广度上，还表现在持续时间的长度上。在空间上，除了事变发生地京津冀鲁，其余各地均有诗作产生，几乎可以说，凡有文人的地方即有庚子国变纪咏。京津地区有《驴背集》《百哀诗》《庚子都门纪事诗》《庚子诗鉴》《金銮琐记》等一批纪咏专集。在东南各省，如文廷式《自七月至十月有感而作四首》《幽人》《偶成》《月》，郑文焯《杨柳枝词》，樊增祥《闻都门消息》《都下伶人小叫天或言兵解或言在汴感赋一首》等。两广地区有黄遵宪的庚子诗作，西安行在有胡延《长安宫词》一百首，开封行在有颜缉祜《汴京宫词》一百首，甚至远在新加坡也有康有为的诗作。

在时间上，作诗纪咏的时长远远超出事变的时长，也就是国变之后诗歌创作仍持续很久。如高树《金銮琐记》，以纪事诗加释文的形式记录庚子国变的京中情实。关于《金銮琐记》的成书，高氏《金銮琐记叙》云：“癸亥（1923）冬，病中无聊。信手作俚句，记录往事，加以小注。至乙丑（1925）三月，命内侄与钟儿写出，又删汰之。合计有绝句百三十余首，或劝排印，以就正四方朋友，名之曰《金銮琐记》云。”[7]（P125）癸亥年距事变发生，已过去二十余年，而关于庚子国变的叙述还在继续。又如郭则澐，先作《庚子诗鉴》，后又作《庚子诗鉴补》，并自序云：“客岁之秋，都人有征庚子故事者。是役，余躬遘而目击之……感于应求，牵触余痛，爰有《诗鉴》之作。”序下落款为“辛巳初春龙顾山人”。辛巳为1941年，“客岁”即1940年，也即直到1940年，京城中人还在热情征集、追述庚子故实。因之，尽管《诗鉴》“既成，颇悔其赘；然索观者趾接，乃姑录副墨存之”。[8]（P124-125）至于其他形式的单篇诗歌，后出者则更多。

由上可知，从创作人群、作品数量、所用体裁、空间分布和时间延续诸层面看，庚子国变的诗歌创作实达到了空前宏大的叙事规模。

三 空前广阔的社会图景

庚子国变是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遭遇的一场大劫难。别有用心的朝廷顽固派载漪、刚毅等人，凭借慈禧为后盾，利用义和团，挑起衅端，终致引狼入室，酿成巨大的民族惨剧。它引起一个感时愤世、悲怆激昂的诗歌创作高潮，产生了数量巨大的诗作，众声混响，万籁齐鸣，共同描绘了全息的国变图景。除了义和团、清廷、八国联军、各营官兵等当事主体，甚至梨园优伶、草野细民等下层人事也囊括在了诗歌叙述之中。可以说，庚子国变纪咏叙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诸如：

（一）叙义和团之乱

国变始酿于义和团的发展壮大。义和团起于淳朴乡民练拳自保，后因民教矛盾激发而始仇教。而后列强侵压、天灾频发、伪团增多，加上顽固派利用等因素，使义和团失控，势焰膨胀开来。团民拆铁路、毁电线、烧洋货，进京之后尤为疯狂。庚子国变之纪咏即始事于此。写义和团发迹之初，有诗云：“初起山东号义民，忽延保定忽天津。俄惊辇下纷纷遍，真似神仙会驾云。”（《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初起山东”）又诗云：“黄巾遗孽起山东，膝上横刀顾盼雄。谁识先皇忧寇难，周堪一疏尚留中。”（《驴背集》卷一“黄巾遗孽”）写义和团在京师遍设神坛，有诗云：“万戟森严拥百神，神言箕尾是前身。谁知篝火狐鸣事，夥涉沉沉诳楚人。”（《驴背集》卷一“万戟森严”）又诗云：“是时京辇尚粗安，但惴宫廷有变端。一夕妖氛盈九陌，纷纷朱邸设神坛。”（《庚子诗鉴》卷一“是时京辇”）

义和团所造成的破坏，也在诗中有沉痛的描述。义和团拆铁路、焚电线，有诗云：“洋气须教一例除，先烧电线火轮车。琉璃河接长辛店，此是鹏程发轫初。”（《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洋气须教”）随后杀洋人、烧洋货，纵火烧市，几近于疯狂。有诗云：“拔帜登坛气便骄，春灯谜语杂歌谣。可怜一炬成焦土，使相登楼拜火妖。”（《驴背集》卷一“拔帜登坛”）“药店朝来起火鸦，飞烟突卷箭楼斜。银房宝市繁华界，焦土凄凉剩几家。”（《庚子诗鉴》卷一“药店朝来”）“大栅栏前热闹场，无端一炬烬咸阳。问渠闭火多奇术，为底神灵误主张。”（《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大栅栏前”）

（二）叙慈禧之昏聩

庚子国变中，清廷最高权力为慈禧一手所握。慈禧作为此次事变的主要角色，是庚子国变纪咏的重要对象，其所作所为及老悖形象是纪咏的一大主题。四月拳民大队逼近京畿，慈禧其时主意未定，派刚毅、赵舒翘前往晓瑜，名为安抚解散，实为查验义和团是否可靠。有诗云：“枢使联翩出国门，怀中密诏语微温。吞胡自是平生志，老悖须知念子孙。”（《驴背集》卷一“枢使联翩”）“使相巡行历保阳，空名墨敕散千张。城厢一夕标黄纛，奉旨团民字几行。”（《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使相巡行”）因赵舒翘覆奏含混其辞，慈禧遂以为拳民可信，便有对外宣战、一决雌雄之意，导致主战派仗势，杀害袁昶、许景澄。有诗云：“吏部清臞对奉常，九原携手见先皇。衔冤更比金陀惨，合葬西湖配岳王。”（《驴背集》卷二“吏部清臞”）随后围攻使馆，正式下宣战诏，有诗云：“不堪忍辱再图存，天语咨嗟国体尊。率土人民齐下泪，几行明诏此兴元。”（《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不堪忍辱”）酿成北都沦陷，帝后仓皇西狩，有诗云：“鸜鹆来巢帝出奔，啼鸟飞集延秋门。宫车夜逐萤光走，五百射生无一存。”（《驴背集》卷三“鸜鹆来巢”）

在西行途中，又下令剿团。有诗云：“一局苍黄棋劫死，官家养贼成骄子。琅珰驿上闻铃声，射杀妖狐血痕紫。”（《驴背集》卷三“一局苍黄”）后来事态严重，无法收拾控制，乃痛下罪己诏。有诗云：“轮台遗恨古今同，六事何曾肯责躬。读到奉天哀痛诏，令人翘望陆宣公。”（《驴背集》卷四“轮台遗恨”）最后，诏许便宜行事，命李鸿章议和。有诗云：“尽卷阴霾见日星，九天霹雳下雷霆。金缯未暇酬邻国，斧钺由来懍阙廷。不为懿亲援议贵，非因媚敌始明刑。请盟何事多要索，又遣藩王赴柏灵。”（《庚子时事杂咏》不分卷《下诏定罪》）

（三）叙八国联军之劫

联军以报复之名入京，京师遭遇了洗劫。有诗云：“痛煞诸王弄太阿，嚣然八国擅称戈。心惊君子为猨鹤，眼看雄心尽鹳鹅。叱咤风云驰铁马，凄凉荆棘泣铜驼。不堪城上悲笳起，四面军声唱楚歌。”（《庚子时事杂咏》不分卷《联军入京》）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后，抢劫、烧杀、奸淫，寻衅复仇，无恶不作。有诗云：“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琳琅百宝都输尽，不抵澄怀一炬灾。”（《驴背集》卷三“曲槛临湖”）联军占据颐和园后，园内所贮宝物，皆由骆驼运走，累月连日不绝于道。有诗云：“书币西通大国俄，合肥奉使主联和。如何捆载宫廷物，城内朝朝走骆驼。”（《金銮琐记》不分卷“书币西通”）除了抢劫宫物，民间亦遭厄难。诗叙抢官宅云：“巍巍肃邸富收藏，劫火销为瓦砾场。骨董图书尽抛却，窖金千万剩空坑。”（《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巍巍肃邸”）诗叙抢民宅云：“斗酒输将敢告疲，闭门翻惹海鸥疑。避兵漫倚平安帖，笞凤鞭鸾又一时。”（《庚子诗鉴》卷四“斗酒输将”）

至于烧杀奸淫，无日无之。有诗云：“祖龙销尽咸阳铁，大索还因博浪椎。父老苦秦苛法久，收京日夜盼王师。”（《驴背集》卷三“祖龙销尽”）联军入保定，廷劭民率诸官出迎，以礼款接，寻竟被杀。诗叙其事云：“骑兵四出恣虔刘，雪愤谁能问主谋。甲仗道迎前日事，宁知廷尉望山头。”（《庚子诗鉴》卷四“骑兵四出”）敌兵每入室，女眷皆蓬头垢面，自毁其形，以防不测。有诗云：“美人深坐郁金堂，瘦尽蘼芜草不香。生怕妒花风信紧，容光消减带啼妆。”（《驴背集》卷三“美人深坐”）

（四）叙官军之勇痞

京津一带参战的清朝官兵各营，也被纳入庚子国变纪咏的叙事序列。如叙天津初战，拳民获胜，内廷颁帑嘉奖：“捷书夜半到甘泉，百万优颁内府钱。前敌军民齐感奋，温纶贲自九重天。”（《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捷书夜半”）叙聂士成悍勇，聂家军力战：“细柳军成建节旄，软裘快马人之豪。岳飞有恨戈空枕，李广无功剑怒号。壮士突围犹裹血，男儿报国只横刀。诛奸独惜奇谋少，顿失戎机愧六韬。”（《庚子时事杂咏》不分卷《聂军死绥》）叙聂士成奉旨剿团，继而为团民所痛恨，终于八里台与联军鏖战阵亡：“沙场裹革此身轻，枉练前军三十营。死敌死民同一死，可怜可诋未分明。”（《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沙场裹革”）又诗云：“胡骑纵横陷八沟，羽书入告至尊忧。危星竟中飞枪陨，警电遥传急火流。独旅无援空感喟，前愆追咎太苛求。昭昭功罪非难定，究与偷生胜一筹。”（《百哀诗》卷上《统带武卫前军提督聂士成在天津八沟殉难》）叙聂士成战殁后调马玉昆所部驰援津沽：“靴刀首帕出京门，健将如飞马玉昆。行近大沽三百里，可能夺得旧营屯。”（《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靴刀首帕”）此外，叙军事形势日益紧张，各地征调纷如，官兵四出征捉：“征调纷纷乱若麻，军符四出捉官车。行人嗟叹穷官乐，十日关门不上衙。”（《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征调纷纷”）叙武卫军抢掠，被查处正法：“中堂令箭满街飞，武卫军中脱号衣。只要钱财不要命，马驮车载几群归。”（《都门纪变百咏》不分卷“中堂令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 创变追新的叙事艺术

庚子国变诗歌创作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叙事规模和内涵上，还体现在叙事艺术的创变追新。其突出的表征有近体组诗之联章叙事、长篇歌行之本末叙事等特点。

（一）近体组诗之联章叙事

庚子国变纪咏摹绘了广阔的社会图景。由于描述对象和表现内容的扩展，相应地，诗歌叙事就需要能够容纳繁复情事的体式；于是，适于长篇叙事的诗体便得到较大发展，而联章叠咏的近体组诗就是其中一种。

近体诗由于篇幅短小、音律谨严等特点，通常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联章组诗的出现，就冲破这种限制，以精心布局、意脉连贯的一组诗来承载一个主题，以大大增强近体诗的叙事功能。庚子国变纪咏助推了组诗联章叙事的高潮。如黄遵宪《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三首、《述闻》八首、《再述》五首、《天津纪乱十二首》、《京乱补述六首》，延清《危城五首》《纪事杂咏二十首》，文廷式《自七月至十月有感而作四首》，樊增祥《闻都门消息》五首，曾广钧《落叶词》十二首，曹润堂《仿杜工部秋兴八首》，何藻翔《庚子围城中杂感》十六首，富察敦崇《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无名氏《庚子时事杂咏二十二首》，均是由五七言律绝联叠起来的叙事组诗。

这种联叠成组，不是一首首律绝的简单相加，而有自身的组合规则与方式，其具体情形大概分四种。1.顺次为序。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选取若干重要的节点，按事变进程顺序逐一作诗，最终呈现出事件的循序发展。这是联章组诗最基本的组合方式，最为常见；而大型组诗的联结，则可能综合多种方式。如无名氏《庚子时事杂咏二十二首》，从《拳匪发难》到《东南立约》，顺次为序，联结成章。2.场景叠合。繁复事件的发生，往往包含诸多场景，场景叠合即依循于此。其法有二：或选择事件中典型的场景，依次为诗，并列组合；或同时呈现多个瞬时场景，造成读者视觉印象的叠合。如延清《纪事杂咏二十首》，以并列的二十首五言绝句，依次描绘联军进京后入住禁城、长驱宫禁、偷运宫物以及天坛永定门遭到毁坏等场景。3.一题多咏。指在同一主题的纲领下，从不同侧面、角度反复吟咏，起到营造氛围、强化情绪的作用。如曾广钧《落叶词》十二首，咏珍妃之事；郑文焯《杨柳枝词》，咏乘舆播迁之事，均是一题多篇而主旨一贯。4.基调绾合。即具有同一情感基调的数首诗绾合在一起。也就是，众多诗人因某件事引发一种强烈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作了数首吟咏对象不同、情感基调近同的诗歌，并冠以“闻”“述闻”“感赋”“有感而作”“秋兴”等题名。如黄遵宪《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三首、文廷式《自七月至十月有感而作四首》、樊增祥《闻都门消息》五首、曹润堂《仿杜工部秋兴八首》等。

（二）长篇歌行之本末叙事

自元稹、白居易创立“长庆体”歌行之后，中国诗歌又多了一种适宜于长篇叙事的体式。到明清易代之际，以吴伟业为代表的诗人吸取元白歌行的精髓，继承其长篇叙事体制，进而精严音律、隶事用典，使“长庆体”变为“梅村体”。此风远播，遭逢庚子国变，相似的社会人生境遇诱使诗人大量创作长篇歌行，并使之篇幅更加巨大，题材更加深广，手法更加多样，产生了《宫井篇》《彩云曲》《后彩云曲》《圆明园词》《颐和园词》《檀青引》《天山曲》等一批长篇歌行。

通常说，歌行篇章体制宏大，适于铺叙事件本末，表达深广宏大的主题。特别是“梅村体”以来的歌行，在详尽叙事、层递复沓的同时，又灌注家国之痛、兴亡之悲，呈现出酣畅淋漓的情感气势。庚子国变纪咏中的歌行在继承这个叙事传统的前提下，又有平面铺排和纵横交错相结合等新的艺术探索。长篇歌行的一个重要章法是分节转韵；就四句一韵而言，因韵脚不同而切分的节，均拥有相对独立的节段意；歌行叙事就是在对节段意的铺排与交错中进行的，或顺叙，或倒叙，或追叙，或插叙，或预叙，或补叙。这是歌行独特的时间调节手法，体现着叙事的节奏。

以迈园老人《宫井词》[9](P181)为例，开篇第一节叙述珍妃坠井处的凄凉，接着韵脚一转，以一个“当年”来调节，追叙珍妃的成长、订婚、初嫁。又以两个“当时”“初闻”调节，插叙光绪亲政之初的危急、戊戌变法的失败、太后对珍妃的迁怒。之后再以“先是”调节，插叙大婚册封时帝属意珍妃，而太后强立其姪孝定为中宫。接着依次顺叙光绪被囚瀛台，珍妃不得相见；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进京；两宫西狩，赐死珍妃。之后植入补叙，或从珍妃的视角，反讽“赐死尤怀母后恩”；或从光绪的视角，写生离死别的凄寒无助。接着回到顺叙，写次年銮舆回京，赐葬珍妃。之后从全知视角展开议论，写对真伪难辨、世事易变之感叹；继而哀婉光绪和珍妃凄惨的爱情悲剧，并插叙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以资参照，增强历史厚度。最后把个体的悲剧和时代的悲剧连在一起，发一通“儿女江山、兴亡遗恨”的浩叹，并以“剩有御沟呜咽水，年年遗恨哭沧桑”结尾，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定格在“御沟呜咽”中。由此可见，故事演叙并不是单一的直线顺序，而是把不同的节段意按照一定叙述逻辑，或对称罗列，或纵横交错，而编织成立体多维的叙事结构，从而铺衍为宏大的歌行叙事体制。这正是通过平面铺排和纵横交错相结合的叙事结构，来完美地实现了歌行体的本末叙事。

综上所述，庚子国变时期，诗歌创作形成了空前的叙事规模。创作人群空前广泛，诗作数量空前繁荣，所描绘的社会图景空前广阔。同时，叙事内涵更加宽广深厚，它扩展了诗歌表现时事的界域，增强了诗歌叙事的技艺与功能。近代诗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于此展露其峥嵘一角。近代诗歌的叙事实践，不仅代表了近代诗歌的主要成就，更是因承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钱仲联.清诗纪事[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3]吴鲁，胡思敬.百哀诗驴背集[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

[4]钱仲联.广清碑传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5]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M].钱仲联，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岑春煊，恽毓鼎.乐斋漫笔崇陵传信录：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郭则澐.庚子诗鉴[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义和团史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9]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吕蔚.安史之乱与盛唐诗人[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戴玄之.义和团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