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三代都是失败英雄。

南都周刊 2010-11-10 无论是家学的渊源，还是自我的修养，梁从诫的举止透着儒雅。可有时他也会对人们说：我也要说点难听的话。说起今人对于环境的破坏，他就气不打一处来；看到长江的污染，他直接质问县长：这条江是不是你们污染的？他还自嘲他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特约撰文 汪永晨 （“绿家园志愿者”创办人，梁从诫“自然之友”前理事） 梁从诫，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会长。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2010年10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最后一次和梁从诫先生出差是在2004年春天，我们一起去内蒙古的额尔古纳，那是一片保留着原始风貌的森林与湿地的地方。那次梁先生的话已经很少了，一路上我都在逗着他说话。我还说，你这样老不说话，容易老年痴呆的。我自己的父亲晚年就是从不说话，开始越来越老的。听我这么说，梁先生也只是笑笑，还是没有什么话，这和以往的梁先生不同了。 不过那次，当我们站在中俄边境一个哨卡看到一位正在站岗的小战士时，梁先生走过去亲切地对他说：你辛苦了，你这是在为祖国保护边疆，职责是神圣的。后来，梁先生还特意让我给他和那位小战士一起拍张照。那一刻梁先生脸上的笑容一扫他几天来的沉默。 上世纪90年代，我还和梁先生一起去过一个农村小学。那所小学的学生和老师们爱小鸟，爱到了痴的程度。在小学参加农村孩子的爱鸟活动，梁先生的欢实劲和孩子们不分高低。至今我的脑子里还有着返璞归真的梁先生，如同孩子般在农村小学的操场上和孩子们一起跑跑跳跳的情形。在大自然里，梁先生总是比在城里快乐很多。 “我也要说点难听的话” 说到自己是怎么认识梁先生的，还真有一段故事。1994年春天我在美国旧金山采访时，一位朋友托我打听一个叫“梁孔捷”的人。我朋友当时在美国一家NGO工作。她说在《世界日报》上看到“梁孔捷”等四人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环保组织叫“自然之友”，他们希望和这个组织建立联系。 回到北京后我四处打听，1994年中国的环保民间组织不像现在这么家喻户晓。直到1994年秋天在一次中华环保基金会的采访活动中我才知道“梁孔捷”应该是梁从诫。因为《世界日报》上那条消息是从英文翻译过去的，“梁孔捷”是梁从诫的译音。 中国的民间环保，不知是不是就是从《世界日报》上的“梁孔捷”开始走向世界的。 认识梁先生后，我很快就被他拉入“自然之友”，并成为理事。1996年我在美国访问了一个月，在我所到之处都讲着“自然之友”，讲着梁先生。梁先生一家人对中国的贡献，使海外华人发自内心地崇拜。 无论是家学的渊源，还是自我的修养，梁先生的举止透着儒雅。可梁先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脾气。有时他也会对人们说：我也要说点难听的话。虽然他曾多次深有感触地和我说过：“搞环保这么多年最大的改变是学会了不生气。”可说是这么说，我还是不止一次听到他老人家十分激动地对人们说：“我们全体中国人现在都希望、追求尽快地把自己的物质生活丰富起来，这是很文雅的表述方式。要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发财的愿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不是一个两个人有发财愿望，是13亿人发财的愿望。13亿人的国家各个都想发财，各个都想当大款，那么其结果会是怎么样？就这点资源，各个都想成大款，款得起来吗？” 每当说到这些时，梁先生真的就是气不打一处来。 2001年的春天，我、梁先生，还有北京地球村的廖晓义共同发起并组织了一次有关北京昆玉河河底硬衬的对话会。那次会上，梁先生发了脾气。当时他的生气倒不是因为一定要给民间组织的会议正名，而是到会的北京市领导不承认当时正在拆北京一个名人家的四合院。 那次会后，我和当时环保局的一位官员回到办公室都被领导叫去谈话，因为这事已经通报组织系统，我们被人家告了状。 还好我们的头儿和我说：知道你汪永晨是在干什么，以后和领导打交道客气点。后来我把这次谈话告诉了梁先生。我说，你在会上发火，我替你受过呢。梁先生很严肃地问我：你觉得我不该发火吗？ 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是怎么回应梁先生的，但是对一些不敬畏大自然的官员发火的事情，后来我在梁先生身上还看到很多次。 2005年印度洋海啸后，我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有关敬畏自然的文章。后来有位院士反驳我的文章，说“敬畏自然是反科学”、“敬畏自然是反人类”。 梁先生看到这位院士的文章后，非常快速地写了回应文章《敬畏自然是真正理性的态度》。梁先生在文中说：我的理解，“人要敬畏大自然”这个提法有两层含意：一、人类应当尊重大自然；二、人类应当畏惧大自然。我想，人类的聪明才智发展到今天，没有人会把这个命题理解为既然“敬畏”，人类就只能匍匐在大自然脚下而无所作为。事实上，自猿猴从树上下来变成人类，回顾历史，特别是近几十年的中国当代史，我们所做的违反自然规律，从而遭到大自然“报复”的事还少吗？“大跃进”时代的“豪言壮语”，比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之类的话及其后果，想来何院士也还不致忘记。谁能保证，我们今后就不会再干这种蠢事呢？所以，我个人认为，让人类敬畏大自然，在大自然面前谦卑一点、谨慎一点，不要那么自信乃至狂妄，不要认为整个大自然都天然地以人为“中心”，只要我们“一声吼”，地球就得“抖三抖”，这并没有什么坏处，上不到“反科学”的纲上去的。 如果说，2001年我们那次有关昆玉河河底硬衬的对话会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4年以后，2005年4月，在北京圆明园湖底硬衬时召开的听证会上，NGO代表则被请到了会上并作了专题发言。4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瞬间，但在中国NGO发展史上，却走得一步一个脚印十会艰难。 “历史的冷眼在注视着我们” 作为国家环保局的“环境使者”，我和梁先生曾一起去过三峡，当时长江汛期已过，可是黄褐色的江水在舷外波涛不兴。梁先生回忆着抗战时期在扬子江畔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时每当秋季来临，江水已是青绿色了。 那天在长江上，梁先生还无法从刚刚路过的一个县看到长江边上一条像酱油一样的黑汤沿着江水往下流、黑水足足有半里路宽的情景中恢复过来。在那个县里，梁先生亮出了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为的是要问问县长，这条江是不是他们污染的？县长说是一个造纸厂的问题。“为什么不装处理污水的装置？”梁先生接着发问。县长说这个造纸厂是1958年“大跃进”时靠两口大锅起家的，当时叫“因陋就简，白手起家”，现在要装一台废水处理装置，投资要超过那个厂的全部固定资产，再说三峡水库修好后，这个厂子在淹没线以下，就几年了，污水处理装置就是装好了，也又要被水淹了，就没去治理。“那为什么不停产，你看看把长江污染成这个样子。”梁先生不依不挠。厂长说2000名工人，如果算上三口之家就是6000人，一个小县城只有几万人，这6000人谁给我养活啊？ 事后，梁先生和我们几个同行的“环境使者”说：当时他确实是被问得哑口无言。这种事情光高唱“还我蓝天、还我青山、还我绿水”是唱不出来的。 在那次我们的采访中，梁先生一直在说“一个县对长江的污染”，在问“6000人谁给养活”，应该怎么办。 三峡工程总指挥贺恭先生听梁先生诚恳地说着这些时，建议我们去一下宜昌市夷陵区（原宜昌县）考察黄柏河口污染治理的状况。 黄柏河是宜昌以上长江左岸的一条小支流，注入电站以上的葛洲坝库区，是一条发源于湖北北部山区的小河，也是夷陵区居民的唯一水源。 黄柏河原本很清澈。那天，当我们站在黄柏河边时，当地人认为治理得不错的河水虽不像前面那个县边的长江都成了酱油色，但作家徐刚蹲在江边捞起一把水草，再站起来时，眉头皱起来，鼻子和嘴也都挤在了一起。 那一刻，梁先生又没有客气地对陪着我们的环保局干部说：人的认识当然是要有一个过程的。20年前，在黄柏河还清可见底的那个时代，要人们认识到水库将对邻近水域带来多么严重的负面后果，也许不够现实。然而到了80年代末，在黄柏河已经开始由绿变黑的时候，在论证中还把“对水污染的影响”列为“影响较小，采取有效措施后可减小危害”一类，甚至时至今日，还在说三峡水库污染“问题不大”，就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了。 记得那次三峡归来，梁先生把登有他长篇文章的一本杂志送给我。文中表述了他对长江污染应如何面对的见解。动情之处他是这样写的：“江水轻拍船舷，船在微微晃动。舟上有人难眠。遥想当年，李白遇赦，从奉节东下，一路神采飞扬，留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朽名句。寥寥数字，向我们透露了一千多年前三峡森林茂密、野生动物出没的环境、生态消息。今人面对两岸濯濯童山，峡中滔滔黄水，李白诗中景色，已无法想象；森林与猴子什么年代起从这里消失，也不可考。若诗仙再世，与我辈同行，又会写下怎样的诗句留给后人？历史的冷眼将始终注视着三峡，注视着长江，注视着我们！” 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 我曾亲耳听梁从诫自嘲说，他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还说：自己如果说从祖父和父母身上继承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信念：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 我几次听到过梁先生对中国字“豪”的解释：新中国成立初期，“豪”字是个贬义词。因为，“土豪劣绅”、“巧取豪夺”等，使“豪”字成了坏字眼。今天倒过来了：豪宅、豪车、豪饮、豪宴、豪华装修，什么都是“豪”，好像一用那个“豪”字，你就真“豪”了。梁先生很着急地说，这种追求、这种心态对我们的威胁是非常之大的。我国人均资源本来就处在世界排名100多位以后，比如水、耕地、森林、草原、矿产和日用能源等排名非常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13亿人都要过豪华生活，真的“豪”得起来吗？ 每一次我们谈过这样的话后，接下来这位老人还会和我们一起分析这一切问题出在哪儿，是怎么造成的。梁先生会说，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造成的。并不只是现在的政府没搞好，环保局不像话。作为消费者，对于环境的改善，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和梁先生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当然知道他的这些忠告不仅仅是挂在嘴上。他从没有把自己放在“救世主”的位置上。 从2003年春天，中国民间环保与媒体共同关注中国江河开始，梁先生是我们这支队伍中的老将，一个顶俩。 2004年的“两会”，梁先生带到政协会上的四份提案中有两份与环境保护有关。一份是关于停止对怒江梯级开发的提案；另一份是关于对河流应分类规划治理的提案。在那次的政协会上，他指着地图让会议代表们看：中国的河流也就只有雅鲁藏布江和怒江是自由的了，其他的河流哪一条上不是修满了堤坝和水电站，尤其东南部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不被污染。我们能不能让中华大地上留一条自由的河流？ 梁先生说，在西北地区，水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修水库、打深井，包括设想中的雪水截流等，都不是造水，而是挪用。历史上许多绿洲因过度地开垦，已经变为沙漠。目前中国每年荒漠化的总净扩增面积已经超过一千万亩。 后来，在很多场合，梁先生也都会对一些人不能全面领会中央开发西部的精神表示深深的担忧。 梁先生说，西部的生态环境与深圳、海南和浦东等东部鱼米之乡不同。作为农业、能源和工业原材料的基地，西部已经为东部付出了很多，包括相当的环境代价，开发建设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历史告诉我们：生态脆弱、干旱而贫困的地方，大自然和人一样，最需要的首先是休养生息，最怕的是一哄而上、‘人定胜天’的‘壮举’。那种趁开发西部肥水快流，或去马上大捞一把的心态是很危险的。” 我在很多场合，包括在和一些外国高层领导的会谈中，见过梁先生常常这样算账：众所周知，我国现在人均资源量非常紧张。我们不妨回过头看看，300年前中国的人口刚刚超过1亿人；100年前，中国人口约为4.5亿；50年前，大概是5亿多一点；到了1956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诗《重上井冈山》，诗里有两句话，“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大家算算，从1956年到现在还不到50年，我们的人口从6亿，一下子蹿到了13亿。13亿人要吃、要穿、要住，国家支撑得起吗？在人均资源空前低少的情况下，我们的市场经济却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着，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这些年，因和梁先生同在一个“战壕”里，梁先生和所有献身于中国环保事业的人遇到过多少困难，我心里是有数的。可每当遇到困难，我也会时不时地想起梁先生说过的话：困难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困难，就是非政府组织这种形式、民间组织这个形式，50年来在我们国家里太稀少了。我们国家这50年来习惯于政府什么事情都包了，所以给非政府组织社会活动的空间非常有限。很多事情民间推不动，一方面是政府不给民间留出足够的活动余地，好像这种事情不归你们管，你们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个事儿我们都管不了，你们还管得了吗？另外，就是来自民间的不理解。什么民间组织，你们是干什么的？可别上我们这儿来推销产品啊！ 不过，从2003年中国民间开始关注怒江到今天，整整7年了，这条大江因我们民间的关注与努力，继续在自然地流淌着，这是中国民间环保值得自豪的一个案例。而和我们在一个“战壕”里肩并肩、手挽手的梁先生却再也不能出现在我们的行列中。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还想再写一段可能只有我听到的梁先生说过的话。那时我和梁先生一起得了“地球奖”，当我把2万元奖金作为绿家园教育基金捐给中华环保基金会时，梁先生说他的奖金要用来看病。因为前不久，他和“自然之友”的几位会员一起到可可西里索南达杰站开展保护藏羚羊的活动时遭遇车祸。他右肩脱臼、胸部挫伤。同行的其他几个人也都轻重不一地伤着了。其中他和另一位没有公费医疗。 我是记者，有公费医疗。梁先生原来所在的中国文化书院属于民间机构，没有退休这么一说。那些年我常听他老人家说的一句话是：我是靠老伴的退休金养活的。 这就是我认识的梁先生，这就是我们中国民间环保人士的生活细节。